刺杀肯尼迪

JFK,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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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点儿也不清楚奥利弗·斯通（Oliver Stone）究竟知不知道是谁杀了约翰·F. 肯尼迪总统，也无法评价他1991年的电影《刺杀肯尼迪》究竟有多少事实上的准确性。我认为关键并不在这里。这不是一部关于刺杀事实的影片，而关系到情感。《刺杀肯尼迪》准确地反映出1963年11月22日以来整个国家的精神状态。我们感到真相并没有完全公之于众，感到有不止一位杀手牵涉进来，也感到中情局、联邦调查局、卡斯特罗、反卡斯特罗的古巴人、黑手党或者俄国人——要么就是以上所有人一起——都和这起事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不知道联系是怎样发生的，只是有这种感觉。

电影上映后不久，我碰见了沃特·克隆凯特[1]，结果他谴责了我一通，同时也谴责了我那些赞扬《刺杀肯尼迪》的同事们。他说这电影里一丁点儿真相都没有，只是一摊大杂烩，充满捏造的事实和疑神疑鬼的幻想，缺乏好的新闻报道最基本的原则。我们都应该为自己而感到羞愧。我毫不怀疑克隆凯特在他的立场上是对的。但我是个影评人，我的任务与他不同。他要的是事实，我要的是情绪、气氛、恐惧、想象、突发奇想、推测和噩梦。若说一般性的原则，我相信电影不是传播事实的媒介。事实属于印刷出版物，而电影关乎情感。我的看法是，《刺杀肯尼迪》并不比以下任何电影具有更多或更少的真实性：斯通的《尼克松》（Nixon，1995）、《甘地传》（Gandhi，1982）、《阿拉伯的劳伦斯》、《角斗士》（Gladiator，2000）、《勇者无惧》（Amistad，1998）、《走出非洲》（Out of Africa，1985）、《我的小狗斯其普》（My Dog Skip，2000）或其他以真人真事为基础的电影。我们可以合理要求的只是电影拍得好看，并接近某种情感上的真相。

以此为标准来判断，《刺杀肯尼迪》就是一部杰作。它就像是1963年来所有那些书本、文章、纪录片、电视节目、学术争论和阴谋论的大拼贴。我们对冗长的事件经过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青草覆盖的小山丘、穿着体面鞋子的流浪汉、巡游队伍的路线、猪湾事件、在俄罗斯待过的李·哈维·奥斯瓦尔德[2]、两个奥斯瓦尔德、克雷·肖[3]、艾伦·杜勒斯[4]、2.6秒内的三次枪击、目击证人的证词、带着雨伞的女人、火药检测、掌纹、杰克·鲁比[5]、军事与工业结合体（Military Industrial Complex）[6]、扎浦路德影片[7]，等等。

奥利弗·斯通生来就是为了拍这部电影的。他是一个有着狂热精力和无限专业技巧的电影人，面对一堆混杂着事实和想象的杂烩不会停滞不前，而能把它们组织成一部电影。秘诀在于，他没有试图让我们记住所有那些碎片，再把碎片拼凑起来得出逻辑的结果。他的电影并非关于新奥尔良的公诉律师吉姆·加里森（凯文·科斯特纳[Kevin Costner]饰）组织起来的案件，而是关于他对这个案件的痴迷。电影的主旨不在真相，而在愤怒和挫折感。已经有太多的谎言和受到污染的证据，真相也许永远也不会到来。加里森所能期望的全部只是证明官方的解释要么靠不住，要么不可能，而各种诱人的线索和关联表明事实在另一个层面上别有隐情。

斯通因为选了加里森做主角而饱受批评。那他应该选谁？厄尔·沃伦[8]？艾伦·杜勒斯？沃特·克隆凯特？作为一个电影人，他的任务是选择一个最能反映他的感受的主角。吉姆·加里森的调查也许没有走在正确的方向上，但他完美地代表了笼罩着全国上下的疑云。他问出的问题从来没有得到满意的回答——也不可能得到回答，如果《沃伦报告》[9]的官方说辞是正确的话，那它们甚至算不得问题。对于任何一部以暗杀肯尼迪的阴谋为主题的电影来说，吉姆·加里森都是显而易见的主人公。

斯通也找到了恰到好处的视觉风格。我们被不断涌入的信息轮番轰炸。这些信息几十年来一直出现在电影、文字出版物、电视新闻、纪录片和几乎被分析到分子成分的照片中。但它们无法组成一个整体。因此一部视觉风格平稳，前后一致的影片反而会让人觉得不真实。斯通和他的专业摄影师罗伯特·理查德森（Robert Richardson，得了奥斯卡奖）用尽了所有相关的视觉媒介：35毫米、16毫米、超8毫米、8毫米、录像、静态照片、彩色和黑白。他的剪辑师乔·哈辛（Joe Hutshing）和皮埃特罗·斯卡利亚（Pietro Scalia，两人也得了奥斯卡奖）像玩拼图游戏那样把素材连接起来。电影不是线性的，我们会感到在同一时间有若干个平行事件在不止一个层面上发展。想一想加里森和他的调查员在一个餐厅的那场戏，镜头在他们的讨论和（据称是）奥斯瓦尔德来复枪照片的伪造过程之间交叉剪辑。就在讨论以挫败收场时，伪造的段落把照片最终印在《生活》杂志的封面上。照片是伪造的吗？谁知道呢？阴影部分看起来确实不太匹配。

当然，同样是《时代》周刊和《生活》杂志的联合帝国为阴谋论者提供了最有价值的武器：扎浦路德影片。电影称，无论阴谋的策划者是些什么人，扎浦路德的出现都在他们意料之外。如果没有他那部粗颗粒的家庭电影，我们就无法获悉几次枪响的间隔是如此之紧，以至于不太可能都由奥斯瓦尔德一人射出。的确，我知道杰拉德·波斯内（Gerald Posner）的《结案》（Case Closed）这本书，也知道他的观点是所发生的一切很可能或多或少跟《沃伦报告》的结论一致。而《刺杀肯尼迪》的看法和我们大部分人相同，奥斯瓦尔德快速而精确地瞄准是难以置信的。它反映出我们发自肺腑的感受，替我们表达了心头晦暗的疑影。

斯通的演员阵容庞大。在一片灌木丛般的证据、场景重建、闪回、假设中的会面和转瞬即逝的一瞥中，斯通起用明星面孔和长得像原始人物的演员来帮助我们在混乱中跟上所有的角色。之所以选择像加里·奥德曼（Gary Oldman）这样的一批人，不仅因为他们演技出众，还因为他们跟所扮演的角色长相相似（奥德曼像奥斯瓦尔德）。像杰克·莱蒙（Jack Lemmon）、艾德·埃斯纳（Ed Asner）、沃特·马扫（Walter Matthau）、凯文·贝肯（Kevin Bacon）、唐纳德·萨瑟兰（Donald Sutherland）和茜茜·斯派西克这样的明星，用他们是为了在其角色周围迅速创造出一片情绪氛围。另外一些不那么面熟的演员扮演一些绕着主人公转的角色，比如迈克·鲁克（Michael Rooker）饰演加里森一个主要的调查员，每次一出场我们就能认出来，但却不会抢他老板的戏。还有核心角色凯文·科斯特纳，把他可爱又可靠的品质以及顽强的决心全部带给了加里森：他算不上律师界的大腕或天才，但却有股子倔脾气，对别人的谎言深恶痛绝。

电影中有许多说明。有时候斯通根本是在要求我们倾听角色对事件的解释。诸如此类的场景本来很可能会显得死气沉沉。但斯通运用各种方法把它们拍得令人兴奋，比如用有说服力的演员，在不同的视角之间来回切换，以及用镜头重建那些描述提及的事情。关键的叙述者是“X先生”，一个由萨瑟兰扮演的五角大楼高层官员。真有这样一位X先生吗？我很怀疑。他告诉加里森的事情能反映出军方内部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早期的想法吗？当然它听起来比官方说法那种虚伪的陈词滥调更加像样。

约翰·F. 肯尼迪的遇刺事件会困扰整个历史，就像它困扰了那些生活受到直接影响的人一样。其真相会一如既往地难以捉摸，有待争议。任何一部事实性的影片很快就会过时。但《刺杀肯尼迪》将会无限期地作为我们感受的一份忠实记录而存在。它展现了美国人民是怎样怀疑实际情况比公布的要多，怎样怀疑奥斯瓦尔德并非单独行动，怎样怀疑背后隐藏着某种阴谋。《刺杀肯尼迪》精彩地反思了我们的焦虑、偏执和烦躁的不满足感。在这个层面上，它完全是事实性的。

（周博群  译）

[1]  Walter Cronkite，1916—2009: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著名新闻类节目主持人，是第一个把肯尼迪遇刺的消息通过电视报道给全国群众的人。

[2]  Lee Harvey Oswald，1939—1963: 美籍古巴人，被怀疑为刺杀肯尼迪的凶手，案发后两日受杰克·鲁比枪杀身亡。

[3]  Clay Shaw，1913—1974: 路易安那州新奥尔良商人，1969年受吉姆·加里森起诉，认为他与刺杀案有关，后宣判无罪。

[4]  Allen Dulles，1893—1969: 肯尼迪时期中情局局长，因猪湾事件而备受指责，遇刺案发生后被选为沃伦委员会成员之一。

[5]  Jack Ruby，1911—1967: 美国达拉斯一家夜总会老板，遇刺案发生后在众目睽睽之下枪杀奥斯瓦尔德，后在狱中死于肺癌。

[6] 艾森豪威尔退职演说中提出的概念，指美国的军事国防和军火工业在利益上的紧密结合关系，特别是五角大楼、国会和军火工业的“铁三角”。

[7] 扎浦路德影片（Zapruder film）是亚伯拉罕·扎浦路德在案发现场个人拍摄的8毫米影片，也是关于肯尼迪遇刺案最完整的影像纪录。

[8]  Earl Warren，1891—1974: 当时的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也是沃伦委员会的主席。

[9] 《沃伦报告》是刺杀案发生后官方组织的沃伦委员会后来发布的关于此案的调查结果，但颇受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