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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党项羌族的历史大变迁
西夏是党项羌族建立的封建王朝,它曾先后与宋、辽、金鼎足而立,历时190年。如果按《宋史》所载“虽未立国而王其土”的夏州政权算起,党项西夏政权历时长达347年(881~1227年)。其最盛时,疆域包括今宁夏大部和甘肃、陕西、青海、新疆和内蒙古的部分共两万多平方公里的广阔地区。
党项羌是我国古代广泛分布于西部地区的诸多羌族部落之一,汉人通常称其为党项。历史记载羌族发源于“赐支”或者“析支”,即今青海省东南部黄河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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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时羌族大量内迁至河陇及关中一带,但直到南北朝末期(公元六世纪后期)才开始初露头脚。到唐朝时期,其活动范围逐渐扩展到“东至松州(今四川省松潘县北),西接叶护(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境内),南杂春桑,迷桑(今青海省北部),处山谷间,亘三千里”的广阔区域。
党项地图
党项羌按不同的姓氏组合成大小不同数目众多的部落,各部无君长,无法令,不相统一,尚处于原始社会阶段。著名的部落有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利氏、房当氏、米擒氏、拓跋氏等八大部落。其中拓跋氏势力最为强大,在党项诸部中起领导作用。
《旧唐书•党项羌传》关于党项社会有这样的记述:“居有栋宇,其屋织牦牛尾及羊毛覆之,每年一易……男女并衣裘褐,仍披大毡。畜牦牛、马、驴,羊,以供其食。不知稼穑,土无五谷,求大麦于它界,酝以为酒。”以上文字记载了党项羌人早期的生活情况。屋子上方还是动物皮毛包裹着的,每年都需要更换一次,不认得庄稼五谷,连酿酒的大麦都需要在别处“进口”。这说明了当时的党项是以游牧为主不事农业的马背上的民族,生活水平处于比较落后的以氏族为基础的原始社会末期父权制阶段。
公元六世纪中叶,正是魏周时期,那时候的史料有记载,说党项经常骚扰边境,或是叛乱或是归降。公元六世纪末期,隋文帝(杨坚)统一中国,结束数百年的战乱,人民生活得到暂时安定,边境上的党项羌部落开始了内迁的生活。
隋开皇四年(公元584年),有千余家党项“归化”也就是说,党项人在内迁后,逐渐融入了当地居民的生活。于是第二年,党项拓跋部的大首领拓跋宁丛等率部落到旭州(今甘肃省庆阳市境内)向皇帝提出定居的请求,隋文帝得知来意后很高兴,他当时就授予党项首领拓跋宁丛为“大将军”称号。
这是党项部落首领第一次被授予大将军称号。
但是,平静的生活掩埋不住党项人野性的天性,党项人并没有安心归附,而是时叛时附。在隋开皇十六年(596年)时,党项进攻会州,也就是如今甘肃靖远县东北地区,失败后纷纷降附。隋王朝对周边少数民族的态度是恩威并施,剿抚并用,在党项等少数民族部落居住地区设置州郡,加强管理。
唐朝建立后,在唐太宗李世民统治时期,出现了有名的“贞观之治”,人民生活安居乐业,对周边各民族采取“招抚政策”,这一政策为党项众部和汉族人民的相处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太宗贞观三年(629年),唐朝南会州都督郑元招谕党项归附后,党项首领之一细封步赖率部落归附唐朝,唐朝在其住地设轨州(今四川省松潘县境内),授细封布赖作刺史。其他党项部落亦纷纷响应归附唐朝。唐朝当时设立崌、奉、岩、远四州,仍各以其首领为刺史。贞观五年(631年),在唐王朝不断施加的政治诱逼与军事压力下,党项部落大批内附,唐朝派太仆寺丞李世南开河曲地为六十州,内附者多达三十万人口。
公元634年(贞观八年),吐谷浑叛唐,唐朝派大将李靖前往讨伐,拓跋赤辞和吐谷浑王室有姻亲关系,派兵相助吐谷浑对抗唐军,拓跋赤辞带领所部屯兵狼道峡(又称狼道坡,今甘肃迭部县境),据险进行抵抗。唐廓州(今青海化隆县西)刺史久且洛生派人对他进行劝降。拓跋赤辞对使人说:“我受吐谷浑主亲戚之恩,腹心相寄,生死不二,不知其他。你速离去,免得玷污了我的刀!”表现出当时的立场。久且洛生听他这样说后十分生气,于是率精骑击破他的后方基地肃远山。但唐太宗并没下令乘胜前进,而是趁机令岷州(今甘肃岷县)都督李道彦对拓跋赤辞进行劝降。
赤辞的从子拓跋思头背着他答应归附,其部属拓跋细豆也率部归降。拓跋赤辞见众叛亲离,在唐的多次劝降之下,才与拓跋思头一起归附唐朝。后唐政府在其住地设懿、嵯、麟、可等32州,任命归附的部落首领任刺史,以拓跋赤辞为西戎州都督,赐姓李,受松州都督府节制。
拓跋赤辞是第一个被大唐皇帝赐国姓的党项人。拓跋赤辞归附后,一大片土地归入了唐王朝的版图,也就是如今青海省黄河河源积石山以东的地方都归了唐朝。党项羌成为唐朝的属民。
从唐王朝建立时起,西藏高原上的吐蕃势力逐渐崛起。唐太宗死后,空前膨胀的吐蕃势力日益向外扩张,向北吞并了吐谷浑部。党项各部受到吐蕃的严重威胁,受不了吐蕃侵扰和压迫的党项各部纷纷请求内徙。内徙的党项部落主要分布在唐朝陇右道北部诸州洮、秦、临等州。
公元721年(唐开元九年),唐玄宗李隆基下诏在庆州(今甘肃庆阳)置静边州,安置内徙的党项人,授予拓跋赤辞之孙拓跋守寂为右临门都督,并封西平公。拓跋守寂原所辖的二十五个州,也一并内迁。党项内迁后,那些没有内迁仍留居处的党项,被吐蕃称为“弭药”(黑色的党项)。党项建西夏后,吐蕃才改称其为西夏。
公元八世纪中叶“安史之乱”爆发,拓跋守寂带兵帮大唐平叛,被擢升为容州刺史,领天柱军使。唐朝为应付内乱撤回了沿边的军队,吐蕃乘机夺取河西陇右数十州及西域的领地。唐朝的东西交通大动脉被切断,大唐帝国从此渐渐走向衰败。
当时居住在灵、盐(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的灵武市及盐池县)和庆州一代的党项部落,由于和吐蕃相邻,不断联合起来骚扰唐朝。唐政府为了阻隔和拆散它们的联系,便把散居在此的党项部迁到银州(今陕西米脂县)以北、夏州(今陕西靖边县境)以东地区;静边州都督府也同时移置在银州境内。当时,还有大批党项部落迁至绥州(今陕西省绥德县)、延州(今陕西省延安县)一带。也有部分党项东渡黄河进入石州(今山西省离石区)。
当时居住在庆州一带的党项部落叫作东山部落;在绥、延二州地区的,叫作野利部落;以夏州为中心的称平夏部落,也就是今天的鄂尔多斯东南方向。这里曾是南北朝时期赫连勃勃大夏国的故都,紧靠腾格里大沙漠,所以号称平夏党夏部。后来作为西夏统治者的拓跋部就是平夏部落里面最显赫的大族。从青藏高原到黄土高原,一场改变了党项人命运的百年大迁徙终于画上了句号。
唐朝早期和中期对党项族采取的基本上是保护政策,因此党项族和唐朝的关系密切。但是到唐朝后期,随着唐帝国的日益衰败和腐朽,唐朝官吏对周边党项部落大肆剥削和压迫,通过各种方式对他们巧取豪夺,“或利其善马,或取其子女”,并且不给他们丝毫回报,尽情奴役,甚至动辄杀伤。这种做法激起了党项人的怨恨和反抗。
当时灵州(今宁夏灵武县西南)、盐州(今宁夏盐池县北)一带爆发了大规模的起义。唐武宗为了平息党项部落的反抗,多次下令安抚,并以侍御史崔君会、李鄂和郑贺分别为灵、延(今陕西延安市)、麟(今陕西神木县北)等地的安抚使。党项族的起义逐渐平息。伴随着唐王朝的逐渐衰落,偏居一隅的党项族的势力得到了比较快速的增长。
党项族经过两次世纪大迁徙,虽然仍以畜牧业为主,但是由于离中原农耕文明越来越近,曾经逐水草而居的生活逐渐发生改变,也慢慢定居下来。这样不仅增加了党项族和中原汉族文明接触的机会,还加速了党项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对党项族与汉族的融合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