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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效法统治，重用人才
元昊建国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巩固其统治。首先，进一步调整中央官制。元昊建国前曾仿照宋朝官制建立了一套适合西夏国情的官制。建国后，元昊增设尚书省，设尚书令，尚书省下设十六司；其次，确立朝贺仪式，制定符合本国实际的朝廷礼仪。如朝贺，规定群臣“常参”为六日，入见起居为“九日”。朝贺时，宰相（必须由党项人担任此职）领班，文武百官依次排列朝谒、舞蹈、行三拜礼。行为不符合规矩的，要受到处罚。
元昊精通宋朝的典章制度，深知“以夷制夷”的重要性。西夏立国之初，很重视人才的培养和收罗。元昊除了十分重视在其统治境内招揽人才之外，还特别注意招揽重用宋朝投奔过来的失意知识分子、文臣武将。对于这些投奔西夏的宋人，或授以将帅，或任之公卿，对他们很是推崇。对于在战争中被俘的宋朝降官降将，不但不杀，相反，加以礼遇和重用。同时，在使用人才时，注意赏罚分明，量才录用，将被用者放在恰当的位置。《宋史•夏国传》记载元昊的“智囊团”有嵬名守全、张陟、张绛、扬廊、徐敏宗、张文显，除了嵬名守全是党项人，其余皆汉人。尤其是张元、吴昊两个人，元昊的治国方略、入侵宋朝的策略很多出自二人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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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吴二人皆为宋华州华阴县（今陕西华县）人，才华横溢，胸怀坦荡，颇有侠士风度。他们常常夜游山林，一边散步一边吹着铁笛，凄厉尖锐的笛声连强盗听见都怕。年少气盛的他们和当时的许多读书人一样，要想飞黄腾达，经过十年面壁寒窗，一步步地通过秀才、举人、进士等科举考试，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以此来实现自己的抱负，光耀门庭。但张、吴二人却是累举进士而不第。
由于二人在科举上一再碰壁，时值宋夏边境战乱不断，二人决定投笔从戎。他们雇了几个人拖着一块大石板朝着边关赶去，石板上刻着二人怀才不遇的诗句，二人跟在后面，吟诗大哭，希望以此引起边关统帅的重视。那位边关统帅还真接见了他们，但是接见之后并没对二人重用，而是把他们送了回去。
回到家乡后，不知为什么事，张元被当地的县令打过一顿板子，这次侮辱让他下决心投靠西夏。抑郁不得志的他以诗明志：“好著金笼收拾取，莫教飞去别人家。”这诗明确地表示宋朝廷弃人才而不用、他们将为异国效力的心情。在宋朝未获重视，张、吴二人发现西夏帝王李元昊有胆有识，能文善武，有韬略，有气魄，虽是党项羌人，却不拒汉人，对番汉官员一视同仁，爱才若渴，于是二人决定结伴去投奔他。
二人历尽艰辛来到西夏首都兴庆府，为了引起西夏王国统治者的注意，决定将元昊的名字拆开作为自己的名字，分别取名张元、吴昊，再加上两人穿戴着中原书生的服饰，十分惹眼。他们整天在西夏都城的一些酒馆里狂喝豪饮，然后故意在墙壁上书写“张元、吴昊饮此”。巡逻的蕃兵一看“元”“昊”二字，不禁吓了一跳，便秘密将他们拘捕，直接带到了元昊那里。
元昊听说原委后，大怒道：“胆大狂徒，你们从大宋过来，难道不知道在入国前要问一下避讳吗？”
张、吴二人豪无惧色，反唇相讥道：“您连自己的姓氏尚且都不理会，还理会名字做什么？”
这正戳到元昊的痛处，他们本来没姓，自己造了个北魏鲜卑的姓——拓跋；后来归依李唐王朝，皇帝赐姓李；入宋之后，又由赵家皇帝赐姓“赵”，实际上等于无“姓”之人。元昊听出了话外之音，不以为忤，反引将二人引入内室深谈，甚为投机。元昊决定授予他们官职，并加以重用。
张元、吴昊投奔元昊后，屡献攻宋之策，但此时的北宋皇帝宋仁宗并没有缉拿他们的家属，反而赐其钱米，希望他们二人能被感动，回头是岸。但宋朝的这些措施没有收到任何效果，后来就把他们的家人秘密看管了起来。元昊得知后，特派专人乔装打扮，潜入宋境，冒险将他们解救出来，安全护送到兴庆府，使其全家团圆。当二人家属到达时，元昊还派出骏马轻车和官员乐队去迎接。元昊此举不仅令张、吴二人感动万分，解除了后顾之忧，更是吸引到更多的人才来投奔西夏。
西夏侍从像：供养人身后是三身少年侍从像，一位头上挽发髻，两位侍从髡发，这是党项族的传统发型。
张元后来做了西夏的太师、尚书令、国相。和元昊一起指挥了著名的好水川战役。张元曾有一首《咏雪》诗流传后世：“五丁仗剑决云霓，直取银河下帝畿。战退玉龙三百万，败鳞残甲满天飞。”此诗极具想象力，气象万千。毛泽东在《念奴娇•昆仑》时有一句“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就是从“战退玉龙三百万，败鳞残甲满天飞”而得。
清人吴广成的《西夏书事》记载：张元屡次建议元昊，联合契丹，攻击宋朝，先取关中之地，然后直挥师南下。《宋史》中只模糊言及，“华阴人张元走夏州，为元昊谋臣”。
在尊重知识、重视引进外来人才的同时，元昊大力兴办“蕃学”，培养了大批人才。缩小了党项与汉族之间的文化差距，提高了党项族的文化水平。
这些措施对完善西夏的蕃汉联合统治政权和加速西夏政权的封建化过程具有重大的促进作用。历代西夏统治者对人才的高度重视，也是其立国长久的重要原因之一。
除了大力引进汉族知识分子和设立蕃学培养党项人自己的人才之外，元昊和中原历代统治者一样，也把佛教作为自己政治统治的重要补充手段。据有关史料记载，元昊本人就通晓佛学。西夏建国前夕，元昊就派人向宋朝乞请佛教大藏经，西夏文字创制后，又组织人员将汉文佛经翻译成西夏文，这样就方便了佛教在西夏境内的流传和发展。
在元昊立国称帝初年，就曾令人广搜佛舍利，造龛立塔，以示供养。当时所建的连云舍利塔，是西夏帝国最早建造的佛舍利塔。元昊的汉族谋臣张涉曾为该塔撰写了一篇铭文，内容大多是称赞元昊的。除了翻译佛经、修建佛舍利塔外，元昊还特别注意招揽重用僧人为其服务，特别是对回鹘高僧尤其重视，组织翻译佛经的人员中大多是回鹘僧人，这些回鹘僧人对西夏佛教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
西夏陵区出土的观音菩萨像
元昊在对宋发动大规模作战前，曾借用五台山敬佛的名义以探得攻宋路线，使得佛教掺杂了部分政治和斗争。元昊还下令每年四季之孟朔日为圣节，令西夏官民于该日礼佛，这种强制性的命令手段参佛，使得西夏的佛教信仰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个高潮。
西夏佛教的盛行，首先与统治者的重视和带头信仰是分不开的；其次也受到周边信佛的邻国的影响，如当时的回鹘、吐蕃政权和宋朝佛教都很兴盛。此外，由于西夏存续期间，对外战争频繁，西夏人民饱受战争灾难，为了寻求精神上的寄托，比较容易接受佛教。
西夏在注重自己民族传统文化的同时，积极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特别是对汉族和藏族文化的吸收。西夏境内汉文、藏文、西夏文并行。西夏统治者既提倡儒学，又大力弘扬佛教，这使得独具民族特色的西夏文化成为中国中古时期历史文化灿烂辉煌的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