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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魔鬼天书——西夏文
党项族在内迁之前仍处于“逐水草而居，不知庄稼五谷”的较原始社会状态。内迁后，由于长期受到中原先进文明的影响，社会经济和文化都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在西夏立国前相当长的时间里就形成了较独立的地方政权，随着对外交流的频繁，它们迫切需要记录本民族语言的文字以便交际。另外，西夏统治者创制文字，也是为了与其他国家平起平坐，在交往过程中不显得低人一等。再次，为了稳固统治和提高党项人的民族意识，西夏文字应运而生。
但神秘的西夏文字究竟创于何时、为谁所创，在汉文史书记载中相互抵牾。一类认为是李德明时期创制。《辽史》记李德明“制蕃书十二卷，又制字若符篆。”这里所谓的“蕃书”，即指西夏文。另一类认为是元昊时期所创。《宋史•夏国传》记载：“元昊自制蕃书，命野利仁荣演绎之，成书十二卷，字形体方整类八分，而画颇重复。”此外，还有北宋著名政治家沈括所著的《梦溪笔谈》，北宋曾巩所著《隆平集》，南宋李焘所撰北宋九朝编年史《续资治通鉴长编》，都记载是元昊时期所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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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在西夏文创制的时间上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创制于元昊时期。原因是元昊十分重视党项人的本民族特点，为此进行了大量的改革，并把创造文字当作西夏立国的前提条件。元昊称帝后，给宋朝的表章中有“臣偶以狂斐，制小蕃文字，改大汉衣冠”，是西夏文为元昊时期所创的又一有力证明。也就是说，西夏人自己的记载也证明了西夏文字创制于元昊时代。
而关于西夏文字为谁所创这个问题，一种观点认为是元昊，另一种观点认为是野利仁荣。忙于征战和立国的元昊不太可能有时间创制繁难的西夏文字，所以应该是在元昊的指示和大力支持下，野利仁荣主持创制的可能性更大。
西夏文字创制后，被元昊尊为“国字”，上至官方下至民间都要用西夏文字。为了推广和应用西夏文字，元昊还设立“蕃学”，由创制西夏文字的野利仁荣主持，教授西夏文。又组织人员把汉族的儒家典籍和大量的佛教经典翻译成西夏文。在元昊的强力推动下，西夏文字在西夏境内迅速流传开来。
在西夏帝国存续期间，西夏文字一直得到广泛的应用。西夏灭亡后，西夏文字的使用并没随帝国的消亡而立即停止。在西北党项故地和党项人流散聚居的地区仍在流行、使用。随着党项人民逐渐与其他民族融合，西夏文字的使用和流传越来越少，直至彻底消亡，成为死书。从西夏文字创制到停止使用，前后大约经历了500年。
然而让这部死书复活的是，有西夏文明标本之称的黑水城的发现。黑水城遗址在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是西夏人所筑。黑水城党项语称“额济纳”。传说西夏著名的黑将军在此英勇守城，在蒙古军队破城前，将数十车金银珠宝连同自己的家眷一同埋藏在城中的一座枯井里，以免落入敌手。之后率众破墙打洞突围，在城外的树林里，与敌军相遇，经过英勇搏杀，最终全军覆没。黑将军的藏宝故事在民间流传开来，神秘的传说也吸引了大批西方探险者前来寻宝。
1908年，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受沙皇指派，率领全副武装人员来到中国北部，以考察动植物为名，实为探寻黑水城。他们从甘肃张掖出发，到达了黑水城遗址。在城里的街道、庙宇等地进行了挖掘，很轻松地就挖掘到了大量的文书、经卷、钱币、绘画等文物。他们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发现的就是传说中的藏宝之城黑水城，只是把发掘的文物寄回了俄国，然后就离开了那里。
当这些珍贵的文物呈献在俄国科学院的专家们面前时，他们震惊了。虽然他们不认识文卷上的西夏文字，也无法确定这些发现属于中国的哪个朝代，但他们意识到这次发现的巨大意义。于是立即发出电报，指令科兹洛夫马上返回黑水城。
黑水城遗址
1909年6月，科兹洛夫再次率领考察队进入黑水城遗址，进行了时间更长、范围更广、更为细致的挖掘。在对城内进行地毯式的挖掘后，他们把目光瞄向城外的古塔。令人震撼的奇迹出现了，他们意外地发现了古城外的一座佛塔，整个塔内堆满了大量的文物、文献，俨然一座古代的博物馆或图书馆。科兹洛夫在日记中记录他当时的激动心情：“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刻欣喜若狂的心情”，忍不住惊呼“伟大的塔”。发现这座“伟大的塔”之后，科兹洛夫在城外见塔就挖，进行了一阵野蛮性的挖掘后，围绕黑水城近千年的佛塔80%被损毁。经过九天的疯狂盗掘后，科兹洛夫将这些数不清的、无法估量其价值的珍贵文物，分批运到了俄国的圣彼得堡。这些珍宝数量巨大，俄国学者花了数十年的时间，将这些浩繁的文献编了八千多个编号，数千卷册。
西夏供养菩萨像
科兹洛夫在圣彼得堡展出了他从中国黑水城带回的文物文献，引起巨大轰动。黑水城文物的发现，开启了西夏学研究的一扇大门。黑水城文献与甲骨文、敦煌文献、汉简并称为20世纪中国历史四大文献发现。
科兹洛夫的巨大发现，在奠定了西夏学研究的基础的同时，也刺激和鼓励了更多的西方冒险家前去探宝。1911年，著名的英国探险家斯坦因，也在黑水城掘走了大量的文物，现藏于大英博物馆，斯坦因写的《中国沙漠中的废墟》一书对此做了详细记载。1917年，在宁夏灵武县也发现了大量的西夏佛经，大部分留在了中国国内，有一小部分流入日本，其中有重要的《蕃汉合时掌中珠》和西夏文字典《音同》。
黑水城的发现和这些珍贵文物的重见天日，让曾经消亡的有死书之称的西夏文开始被艰难的破译，重又慢慢复活。俄国著名汉学家伊凤阁教授，在成堆的文献中发现了一册《蕃汉合时掌中珠》，这是西夏文、汉文的双解词典。通过这本西夏文词典，他们很快得出，这批珍贵的文献来自于一个古老的王朝——西夏。
西夏文字其实并不是在黑水城才首次重见天日，在北京郊外著名的居庸关下，有一座用汉白玉石砌成的精美云台。云台座的门洞完宽六米多，可通马车。门洞内壁由巨石砌成，上面刻有六种文字，其中有五种文字早已为人所知，分别是梵文、汉文、藏文、八思巴文、回鹘文，还有一种奇怪的文字却不为人知。1870年，英国人伟烈考定认为这种文字是“女真文字”。1882年，法国学者德维利亚判定这种文字不是女真文，并首次提出可能是西夏文，但他不敢确定。直到13年后，他再次撰文论述了这种文字是西夏文，但仍难决断。
当英、法学者还在争论不休时，近一个世纪前的清朝著名西北史地学者张澍就已经能识别出西夏文。1804年，张澍在家乡武威养病。在与友人共游清应寺时，见寺内有碑亭，前后砌砖，被严密地封闭了起来。张澍大奇，恳请寺内和尚拆封，但无论他怎样请求，和尚就是不答应。原来当地传闻，此碑不能拆封，否则会有风雹之灾。张澍求知心切，提出如有灾祸，愿意自己承担，和尚这才答应。拆开砌砖后，一个巨大的石碑显露出来，上面刻满了奇怪的文字，乍看之下，似乎都能认识，细看则无一字可识。碑的另一面则刻有汉文，建碑年款是：“天祐民安五年岁次甲戌十五年戊子建。”天祐民安是西夏崇宗乾顺的年号，张澍以此断定碑前所刻的奇怪文字就是西夏文字。这个石碑就是有名的“重修凉州护国寺感通塔碑”。
张澎的这一重大发现，使得已经死亡的西夏文字又重新为世人所知。张澍也因此成为第一个能明确识别出西夏文字的学者。但是，张澍的重要发现在当时并未引起学术界的注意。法国学者德维利亚直至1898年考证了《凉州碑》后，在《西夏国字研究》一文中才确认这种文字就是西夏文，距张澍发现《凉州碑》已近一个世纪。
随着越来越多的西夏文献被发现，特别是西夏时期编撰的各种字典，包括《文海》、《音同》、《蕃汉合时掌中珠》等公之于世，促进了对西夏文字的破译工作。现存的西夏文字有六千多，大多笔画繁杂，现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文字都被认识，西夏文献的解读也变得越来越容易。伴随着大量文献被解读，那个神秘的“大夏”王朝在世人面前变得渐渐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