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蕃汉联合统治，独具一格

蕃汉联合统治是西夏的重要历史特点之一，所谓的蕃汉联合统治，指的是以皇族鲜卑拓跋氏为核心，以党项羌为上层主体，同时联合吐蕃、回鹘上层以及汉族地主阶级，共同治理西夏国家，剥削奴役各族广大劳动人民。

西夏的这种蕃汉联合统治方式，并非自元昊立国开始，早在他的祖父李继迁重建夏州政权之时，就已经初步建立了这种统治方式。李继迁在叛宋之后，自立后即仿照宋朝的官制建立州县，设置汉官，如设指挥使，团练使、刺史、行军司马、兵马使等。此外，还大量吸收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如张浦、刘仁谦等参加联合统治。这一统治措施有利于团结各族人民，大大加强了李继迁的实力，对李继迁统一党项诸部，迫使宋朝交还银、夏、绥、宥、静五州，重建夏氏地方政权，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从李继迁的统治机构中的人员构成来看，十一人当中，其中汉姓占了三人，党项姓战四人，属于鲜卑拓跋氏者二人，说明在当时的联合统治中，以蕃为主、以汉为辅。而且汉族人担任的都是些文职，军权则掌握在蕃族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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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李德明时期，蕃汉联合统治明显有所发展。他以左都押牙张浦行军左司马、绥州刺史，赵保宁兼右司马指挥使，贺承珍兼左都押牙，刘仁昂为右都押牙，破丑重遇贵为者知落蕃使，自文寿、贺守文为都知兵马使，何宪、白文赞为孔目官，郝贵、王曼为牙校，复以李继瑗为夏州防御使，李延信为银州防御使，其余升赏有差。以上表明李德明对李继迁时期的蕃汉联合统治，做了进一步的完善和补充。但是从人员构成上看，这次的名单上十一个人，其中蕃姓仅占三人，汉姓却占了八人，说明德明时期的统治机构是以汉人为主的，而且取消了李继迁时的预设，均为实授，并新增了孔目官。

经过李继迁、德明两代统治者的发展，西夏的蕃汉联合统治虽然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相对来说官制还是很简单。到了元昊时，由于统一了河西流域，扩大了疆域，境内民族增多，除党项和汉族外，还有回鹘、吐蕃等族，原来较为简单的官制设置已经不能满足新的统治要求，元昊针对这一情况，决定设立汉官和蕃官两套制度。

汉官：据《宋史•夏国传》记载，汉官分文武两班，中书、枢密、三司、御史台、开封府等。到公元1039年，元昊又进一步改革官制，设尚书令总理庶务，又改宋朝的二十四司为十六司，分理六曹。

蕃官：据《西夏书事》记载，地方官的设置为州县两级，州设刺史、通判，县设县令等官。中央机构中，元昊任命十二人，汉人占其七，蕃人占其五。但是，从中央到地方掌控兵马者均为党项人，说明西夏统治者认识到军权的重要性，只有将军权牢固地掌控在党项人手里，才能有效地行使西夏国家的统治权。

元昊以后的蕃汉联合统治从性质上看变化不大，大体上承袭了元昊所确立的制度。在个别之处做了一些补充和完善。毅宗时期，增设了各部尚书、侍郎、南北宣徽使等职，其蕃号官名也新增了昂摄、昂星、阿尼、芭良等。乾顺亲政以后，仅使用汉官名称，不再使用蕃号官名。仁孝时期，进一步将政府机构分为五品：上品、中品、下品、末品、不入品。西夏的蕃汉联合统治经过多代统治者的补充和完善，日渐成熟和定型。

西夏的官制虽然参考宋朝官制而设，其官制多与宋同，但又非完全照搬。与宋朝相比，主要有以下几点不同：一、西夏两种官制并行，但并不等同。二、宋朝官职除边疆少数民族外，自中央到地方均为汉人担任，而西夏担任汉官者中，既有汉人，也有蕃人，大体上自中书令、宰相、枢密使、御史大夫、侍中、太尉及以下皆命蕃汉人担任。三、一些官职名称与宋名大同小异。四、宋朝的地方官制为州县两级，西夏虽然也实行州县两级制，但在一些州还设有专门管理当地少数民族的郡和府。如元昊以肃州为蕃和郡，以甘州为镇夷郡，置宣化府，以便对当地的回鹘和吐蕃等少数民族进行管理。

西夏之所以产生蕃汉联合统治是由西夏特定的客观历史条件决定的。一是在西夏统治区域内，居住着党项、汉族、吐蕃、回鹘、鞑、吐谷浑等民族。这些族的统治者都占有一定数量的土地，或者拥有一定数量的牧地和牲畜。这些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各自的经济利益，镇压农牧民的反抗，都需要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政治管理，加入到西夏的统治阶层中去，共同行使对压迫阶级的统治权。二是作为西夏国家的主要组织者和领者——鲜卑拓跋氏，无论其统治经验和文化水平都远不及汉族地主阶级，加上在立国前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缺乏各种人才，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有效地维护其统治，仅仅让党项、吐蕃、回鹘等族参与政权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让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为其效力。

蕃汉联合统治是西夏的一大历史特色；西夏境内经济基础薄弱，难以自给自足，对外依赖严重是其又一大历史特色。夏之境土，方两万里，河之内外，州郡凡二十有二，在这广阔的疆域里，各地经济发展差别较大。西夏经济主要以畜牧业为主，农业主要集中在宁夏平原、河套平原、河西走廊。总体上来看，西夏的农田总面积并不大，很多地区不适合耕种。西北少五谷，那时候军粮十分短缺。由此可见，农业生产在西夏社会中尚不能自给自足。农业又受自然环境影响巨大，西夏境内恶劣的气候条件也进一步制约了农业的发展。

西夏立国前，夏州地方政权对外依赖严重，如周世宗时期，府州防御使折德哀入朝，世宗置永安军于府州，折氏晚出，李彝殷恶其职与己埒，派兵阻挠其通过。世宗与宰议论时说：“夏州产羊马，日常用品要依仗我们，我们如果断了供给，他们能怎样！”于是遣使持招责问。彝殷听到后十分害怕，赶忙撤兵谢罪。这一事件充分说明夏州地方政权在经济上对中原地区的严重依赖。

西夏立国后，这种依赖有所减轻。但是西夏的经济基础依然十分薄弱，加上西夏立国后，对外战争不断，阻碍了本国的经济发展，其生产的物品根本满足不了国内人民的需要。突出表现在对宋朝的“互市”和“岁赐”上。由于宋朝因战争而停止双方互市，导致西夏境内物价飞涨，急需品匮乏，人民生活穷困。元昊多次对宋取得重大军事胜利后却主动向宋请和，这与其对宋的经济依赖有很大的关系。母党梁氏专政期间，宋朝废和市、岁赐，致使西夏财用困乏，秉常被迫臣服。乾顺初期，由于与宋军事冲突不断，宋朝又采取经济封锁的措施，后来乾顺被迫上表求和。由此可见，西夏经济对宋具有严重的依赖性。

在西夏政权存续期间，对外战争频繁是西夏的又一大历史特点。西夏的建立就是完全依仗武力不断向外扩张的结果，攻占了富饶的兴灵、河套、甘凉等地后，西夏才有立国的基础和与宋、辽对抗的资本。立国后，西夏屡次发动对宋的战争，就是以争夺土地、人口和财富为目的。西夏境内相对贫瘠，富饶的中原无疑对其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西夏后期与金关系破裂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其中的一条重要原因就是想乘蒙古进攻金之时，用武力攻取金国土地。

西夏经济薄弱，人口少，自然环境恶劣，这说明西夏的立国基础并不稳固，但西夏政权存续期间却很长，这也是其一大特点。西夏从元昊正式立国到灭亡，前后长达190年，如果从拓跋思恭被封为夏州节度使正式割据一方算起，西夏政权则有三个半世纪，比整个宋朝时间都长，也远超过金、辽、元的立国时间。

西夏统治时间长的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的一点是与西夏人的尚武精神和全民皆兵有关，西夏历代统治者对人才的重视也加强了其统治。另外，西夏立国长久也与其自身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有关，西夏四周多为山脉、荒漠，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构成了天然屏障。险恶的地理环境一方面制约了西夏经济的发展，另一面却又有利于西夏的防务，对延缓西夏的灭亡起到了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