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立国新方针：尚文重法

西夏立国以来，一直实行“尚武重法”的立国方针，这也是由其当时的国情所决定的。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一立国方针越来越不适应西夏国家的现实国情。乾顺亲政后，西夏的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均出现了新的形势，决定了“尚武重法”的立国方针面临必然的转变。

第一，从西夏的经济上来看，当时其社会组织已初具规模，经济水平有了相当的提高，封建土地所有制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巩固，封建主和农奴主拥有大量的土地，残酷地剥削广大的农牧民。一些封建官僚和大的地主奴隶主更是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对农牧民进行残酷的暴力掠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日益发展的西夏封建制经济决定了那种以武立国的方针必然要向文治法治转变。

广告：个人专属 VPN，独立 IP，无限流量，多机房切换，还可以屏蔽广告和恶意软件，每月最低仅 5 美元

第二，从政治上来看，皇族与母党之争告一段落，代表了传统保守势力的母党势力的覆灭，使得皇族对封建中央集权得到进一步加强。梁氏集团的威胁解除后，乾顺又找借口解除了一些手握重兵又难以控制的党项豪酋的兵权。母党时期掌握西夏国军政大权的三大家族之一的仁多保忠，也被乾顺借机夺了兵权，对一些不服从的地方豪酋则坚决出兵镇压，这些措施使得地方豪酋拥兵自居的局面得到极大的改善，对维护西夏国家的统一和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

第三，从军事上来看，元昊之后西夏在对宋的战争中表现得一直不如人意，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西夏基本上一直在沿用元昊时期的老办法打仗，缺乏创新。与此相反的是，宋军在长年与西夏作战的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逐渐发现了“铁鹞子”和“步跋子”的弱点，找到了对付它们的方法，致使西夏在和宋的战争中越来越被动。另外，再加上宋朝自从连续几次大规模地主动征战遭到惨败后，决定在西北诸部实行“堡垒加浅攻”的步步推进战术，既巩固了宋军的前沿阵地，又通过不断的“浅攻”战术使得宋军的战斗力得到加强，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军事指挥人才。为了改变与宋作战越来越被动的局面，乾顺采纳晋王察哥的建议，决定学习宋军的长处，弥补夏军自身的不足。随着西夏对军队的不断改革，改变了对宋作战的不利处境，两国逐渐从以前的直接军事对抗转为军事对峙。

西夏自建国以来，一直存在着“蕃礼”与“汉礼”之争，元昊立国之时就特别重用汉族知识分子，谅祚亲政后进一步改“蕃礼”为“汉礼”，接下来的两后擅权时期又改“汉礼”为“蕃礼”，使得汉学在西夏越来越没落。乾顺执政后，由于他本人对高度发展的儒家文化和汉族文明十分倾慕，加上当时西夏封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皇权的巩固和统治不断加强，都需要大批能与之相适应的人才来为西夏的封建经济发展服务。乾顺决定提倡汉化，以改变西夏的落后风气。公元1101年，他借御使中丞薛元礼之口倡导儒学，在薛元礼的上疏中建议“以儒治国”，乾顺采纳了薛元礼的建议，下令在原有的“蕃学”之外，特建“国学”，教授汉学。挑选皇亲贵族子弟三百人，建立“养贤务”，由官府供给康食，设置教授，进行培养。此后，西夏儒学日盛，文教繁荣，“汉礼”逐渐取得了统治地位，彻底结束了西夏长达数十年的“蕃礼”与“汉礼”之争。

乾顺不但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而且对官吏的任用也格外重视。公元1112年（夏贞观十二年），乾顺正式公布按资格任用官吏的办法，除“宗族世家议功议亲俱加蕃、汉一等”外，对于擅长文学者更是给予特别优待。

乾顺本人也有很高的文学修养，大臣高守忠宅弟后院生长灵芝，乾顺以为祥瑞，百官朝贺之际，乾顺作《灵芝歌》与之唱和。近年在发掘西夏王陵时，发现了刻有灵芝歌的残碑，碑上刻有“俟时效祉，择地腾芳”、“德施率土，赍及多方”等诗句，其韵律优美、词语雅正，完全是中原古体诗的格式。

乾顺和他的母亲梁太后都笃信佛教，乾顺自母梁氏卒，辄供佛，为母祈福。公元1103年二月，甘州僧人法净于张掖县西南甘浚山下，夜望有光，前往挖掘，得三座古佛，皆卧像，献于乾顺，乾顺令于甘州建造宏伟壮丽的卧佛寺，后来又重修凉州护国寺感通塔。

乾顺尚文重法的立国方针，也遭到了一些守旧党项贵族的不满。其时正逢连年水旱灾荒，乾顺命诸大臣言得失，御使大夫谋克宁要求保留西夏的旧俗，继续凭借武力对外发动战争来满足党项贵族的利益，乾顺没有采纳。

乾顺推行“尚文重法”的立国方针，适应了西夏经济的客观发展规律，为西夏社会带来了一个相对和平的发展环境，进一步促进了西夏封建制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也给西夏带来严重的隐患，“尚文重法”的立国方针必然要提倡以儒治国，实行以仁孝治天下，但是一些党项豪酋历来“桀骜难训”、野心勃勃，皇帝的仁和忍让可能会换来这些豪酋的不安分守己，给帝国的统治带来不稳定因素。更严重的后果是，“尚文重法”的立国方针使夏国“军政日驰”，在全国推行儒教诗书礼仪的氛围下，必然会削弱一贯尚武、民风剽悍的党项人民的战斗精神，西夏汉化越来变得越儒雅文弱，为西夏最终被蒙古铁骑所灭埋下了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