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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天主敎改革運動中的意大利
（1527-1870）
十六世紀西班牙的鐵鉗伸向意大利，把米蘭、拿坡里都包括在其中。通過耶穌會士、反宗教改革運動、異端審判法庭、巴洛克藝術和國家權勢，西班牙鐵鉗把意大利置予特倫特會議後公教會的絕對統治之下。西班牙的伊拉斯謨派繼續逃亡到意大利，儘管意大利早已在驅逐持獨立思想的宗教人士，那裏的氣氛毫不見好。一五二七年羅馬城遭到帝國軍隊的洗劫，由那時到一六二三年，意大利的精神財富被耗竭了，以至在十七、十八世紀裏，意大利在很多方面與西班牙十分相像。古典主義、形式主義、講究辭藻、博學、和學院式文化在古制的宫廷，在佔領軍一統天下的局勢的修會和學校裏十分流行。至於意大利下層民眾則通過民間喜劇、諷刺故事來表達自己的思想情緒。從十七世紀後期起，意大利知識分子的特點一面是自己内心生活的信念，存在於頭腦世界之中，一面又生活在現實政治、文化世界之中，構成一種兩重性格。[1]一方面是善於偽裝、彬彬有禮、講求外交手腕（這是相聯的三種現象），另一方面是憂鬱的懷疑主義和對現實關係的苛刻現實主義，兩者同時並存。
但意大利和西班牙有一點不同，即思想界的活躍和多樣性並未因此遜色。在意大利各公國和城邦中，政治人文主義、阿維洛斯的内在論的理性主義和新興的對自然現象採取觀察實驗方法長期爭論，在整個十六世紀都留下了它們的痕跡。[2]威尼斯和它們支持的帕都阿大學繼續反對西班牙人和教皇；而在西班牙影響下的拿坡里，則新的帶宗教改革色彩或自然哲學色彩的小組在不斷生長。甚至在十六世紀羅馬，處於反宗教改革運動氣氛下，在那些反西班牙的教皇的宫廷裏，在敵對的樞機主教官邸中，大膽的思想依然能找到庇護。十五世紀時具開明思想的泛神人文主義者在羅馬的學院裏曾得到保護，到十六世紀反宗教改革時期依然如此。他們那種閃閃發光的學問和模糊的知識在整個十六世紀都繼續存在，只是一五二七年的震動（指帝國的軍隊於是年洗劫羅馬城）和特倫特宗教會議的影響迫使他們要退卻並改變自己的思想。他們還是設法保留並接受了許多異教和不從官方的反基督教思想，只是改頭換面，用藝術形式出現罷了。自從四世紀君士坦丁大帝改信基督教，把宫廷和神廟用基督教形式改装以來，十六世紀這一次用基督教形式改裝要算是規模最大的了。耶穌會士征服了意大利，並於一五六八到一五七五的七年間，在羅馬建立了第一座巴洛克式教堂——耶穌堂（Al Gesu）。他們的口號是「一切為神得到更大的榮耀」。這句話的含義是：一切異教的、人文主義的、理性主義的、非理性主義的、泛神的以至古代的東西都可以拿來用，通過藝術和美，可以使它們都為宣傳公教信仰和羅馬教會服務。這樣做是一場很大的賭博。如果它們妄想達到的目的稍微出現一點偏向，這個藝術形式十分完美的建築架構就成為掩蓋後面空虛的面具了。對不被外表誘惑的眼睛來說，很容易透過那層幕布，看到後面的巴洛克式虛無主義。這種恐懼成為牛頓的巨大推動力之一：假設是不可捉摸的（hypotheses non fingo）。對萊布尼茨來說也是如此。
十六世紀和十前期的羅馬，不僅僅是一個藝術結構。它是對馬丁路德和熱派、對加爾文、對意大利阿維洛斯主義者、原子論者
、泛神論者、索赛奈斯派和不從官方思想派的反應。一種多重的震動造成了這個局勢：羅馬想向不再相信任何有形的、地上的神事、神聖建築的新教徒證明，人的肉眼能夠看見神，羅馬城便是在天上的、而耶路撒冷則是在地上的預表。神存在於那成千座大小教堂、盛聖體的金杯、聖徒像、聖徒遺物、聖畫之中。這種對宗教改革的反應在一五二〇年時還不明顯。那時路德寫信給教皇利奥十世，斥責羅馬是各種罪和死亡的元兇與王國，對羅馬人來說，這種謹責並不希奇，他們從認罪神師的講道中早已聽了幾個世紀了。但一五二七年不同了，羅馬人站在一邊，眼看那些信奉路德派教義的帝國僱傭兵把聖體、聖徒遺物、婦女、聖徒畫像和教堂都「視如糞土」，肆意「遭蹋、褻瀆、謀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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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改革的深淵就在眼前，正是對它的恐懼激起了羅馬的反宗教改革運動和十六、十七世紀羅馬的重建。一五四二年五月十二日教皇保羅三世邀請所有基督教國家參加特倫特宗教會議的通諭，反映了他的焦慮和失望情緒，其中說：「匈牙利遭到土耳其人的壓迫，德國在危險之中，世界充滿恐懼和悲傷」。[3]對土耳其人的懼怕由來已久，它引起了新的末世來臨思想和改進教會的工作。與此同時，對異端分子的爭取遭到斷然的拒絕，這也造成失望。一五三五年，路德向教皇使節孚杰里歐（Vergerio）明確宣告：「我們不需要宗教會議，聖靈直接向我們啟示一切，還需要宗教會議做甚麼？……」新教徒主張的是舉行普通信徒的會議，來指控教皇黨。在雷根斯堡的宗教辯論會上，巴特勒（Butler）宣稱，和教皇討論改革就如同和強盜討論保障行旅的安全，和海盗討論保障航船的安全一樣。[4]歷來的公式是：「在誰統治下，就遵行誰的宗教」（cuius regio, eius religio）成為劃分兩個基督教世界的分界線。
起初，只剩下羅馬城區緊跟羅馬教會、亦步亦趨。直到特倫特宗教會議進行已久，到會議發佈「稱義」教令（一五四七年）、「聖餐」教令（一五五一年）時，還忠於羅馬公教會的歐洲各地區才逐漸再次匯合起來。從教義上說，神和人、恩典與自由、聖事的能力、教會是人得以成聖的唯一途徑等神學思想都逐漸形成；萬物、地上地下一切良善的力量，一切活着的和死去的信徒，都要把地上的生活看作是神彰顯權能的大節期，為此獻上感謝。這一切都通過反宗教改革運動、通過巴洛克式的羅馬，放在廣大民眾面前。路德派和加爾文派只聽說救恩，不從國教的人只是想到救恩，阿維洛斯者知道救恩在自然；泛神論者感覺到救恩在宇宙之中，神秘主義者在萬物中嚐到救恩；但是羅馬巴洛克式公教徒又聽到、又想到、又知道、又感覺到、又嚐到、而且又看到了救恩。這是因為羅馬巴洛克思想把各種敵人所關切的事情都包内了，而巴洛克式公教徒又在羅馬這個世界大劇場中親身演出了。因此，耶穌會對新教學校文化的影響才那樣引人注視。拉蒙·魯爾和庫薩的尼古拉都相信對立面的統一，現在在巴洛克氣氛下的世界城市羅馬，這種思想果真體現了出來，它應當符合於萊奥納多、米凯朗琪羅和康帕奈拉的烏托邦憧憬。[5]
羅馬便是那個烏托邦。它被看作「天上的耶路撒冷」，用「活石」建造起來的「惟一之城」，「完全體現了統一」。[6]在十二、十三世紀，當一個新時期在胎裏躁動時，巴黎的大教堂也曾被看作這樣一個中心。建造大教堂的人們所關切的是：一面要控制下層階級，一面要壓倒三個文化圈籠罩的那個世界的知識分子。他們正如克呂尼派修道院的創立者們，在赴西班牙朝聖旅途上的莫阿薩克（Moissac）和土魯斯（Toulouse）建造修道院時，不惜運用外國的、伊斯蘭的、民間的裝飾圖案花紋。十六世紀的羅馬也處於同樣的焦慮躁動之中，正是這種焦慮躁動創造了巴洛克式的羅馬，目的是壓倒一切敵人。為此，要用形象表現一切，讓人人都能看見，甚至聖女德肋撒與神靈交的刹那，也以她的被神愛的箭射中來表達。這種巴洛克式羅馬烏托邦力求完美，因此只得處於經常的焦慮之中，指望把一切種族、各個大陸上所有的人們、一切顏色、聲音的主題都統一在普世教會之中。遊戲、工作、祈禱、主持聖餐、講學、慈善事業都成為宗教事業的一部分。這種排斥其它教派又自居完美的活動，只有靠無情鎮壓持不同意見的人，才能維持。那些持不同意見的人，有些是不相信神的一切都可看見，有些是想探究這圓形穹蒼之上或者之外還有甚麼的人。伽利略、哥白尼拒絕接受柏拉圖哲學統治下，把地球看作宇宙中心的想法，為此便受到了譴責。
這種巴洛克式烏托邦的雄心壯志，想把各種不同的因素都連接起來的構想，首先在羅馬聖彼得大教堂的建築師，米凱朗琪羅的設計中表現出來。羅馬人惯把米凱朗琪羅和教皇裘理阿斯二世稱作「那了不起的人」（Il Terribile）。伐薩里稱他是「有神力的人」（il divino）。米凱朗琪羅已經企圖按康帕奈拉在《太陽城》中描繪的，以六個球體構成的神廟來表現巴洛克式的烏托邦。在他為教皇保羅三世而畫的《最後審判》巨畫中，全人類（通過所畫的《舊約》與《新約》時代，從古代異教徒直到當代教皇）都圍繞着彌撒聖事的景象，站在周圍。神在世上表現為聖體（聖餐禮中經祝聖後的餅）以及神的代表，教皇和教廷。但誰也不可能把它僅僅看作是一幅藝術作品。誰也未曾真正去注意那些自古以來世間眾生相的象徵意義，也不會注意到米凱朗琪羅委託學生畫上的教皇紋章，畫法熟練卻毫無生氣。它們都被投入歷史的角落中去，因為在這裏，人們所見到的首先是畫家的輝煌天才，它的光芒甚至籠罩在神的救世歷史的大能之上了，每一個人來到這裏都是通過圖像而驚奇於畫家的天才光輝。在西斯廷小教堂天花板上《創世》那幅畫中，神像一個藝術家，用他的手指把亞當從泥土中呼喚出來。這裏，神的畫像儼然就是「新人」的一幅畫像——也就是米凱朗琪羅自己的精神畫像。
人，即「地上的神」，使本來混沌的大地具有了秩序和意義。米凯朗琪羅把十五、十六世紀的藝術神學和宗教上的民族主義結合起來了。就他的目標來說，他和聖女貞德、馬丁路德並無二致。這個「了不起的那位」以他的雄渾的氣魄、剛毅自信地用全力表達一點，使人看到那唯一意大利式的藝術（即繪畫）在其成就的頂峰上多麼接近上帝，而且將垂諸後世，直到天地末日。米凱朗琪羅在思想歷程上走過了天主教早期改革者維托里亞·科隆納（Vittoria Cokmna）、胡安·德·瓦迪斯（Juan de Valdes）、奥慶諾（Occhino）、波爾（Pole）、卡塔林那·西博（Caterina Cybò）的道路，一直來到十六世紀的天主教改革運動，並與它的領導人物都是朋友。他自青年時期便完全接受薩伏那若拉的宗教和政治改革思想。當他表示願意自己解囊，為耶穌會在羅馬修建教堂時，他完全是按照薩伏那若拉的精神行事。他嚴肅的生活態度，孤獨和巨人般的毅力驅使他不斷以藝術去進行鬥爭，以求挽救這個混亂的、充滿衝突的世界。
從康帕奈拉的思想中也可以看到同樣追求烏托邦的思想推動力。他的理想社會包括了法拉蒂契利的主張和再洗禮派的原始共產主義思想。他曾受托馬斯·摩爾《烏托邦》一書的深刻影響，但恐怕關於印加人及其太陽神的故事給他的影響更深。[7]這位多米尼克會修士的傑作對十八世紀法國的孔多塞、狄德羅、羅伯斯庇爾以及聖西蒙、傅立葉都有巨大影響。康帕奈拉的烏托邦比在他之後許多社會理想家的設想要高明得多，但哈林頓除外。康帕奈拉的著作直到一九四九年還在蘇聯科學院出版。他是一種新型的政治鬥士，主張思想科學化，行動政治化，以改變世界和人的面貌。[8]他出身於卡拉勃利亞（Calabria，意大利南端地區）農村家庭，因此從年青時就痛恨西班牙霸權主義。一五九九年八月，他曾在拿坡里組織推翻西班牙統治和打擊耶稣會的起義，爭取到多米尼克會修士、方濟各會修士、奧古斯丁會修士三百餘人，站在他的一邊；但事終未成，在地牢中被囚二十七年，曾七次被送上刑架，最後教皇烏爾班八世予以寬免。他旋即走遍全歐，尋求志同道合的仁人志士。他曾向伽利略求援，與英王詹姆士一世打交道，與伽桑迪接觸，到荷蘭尋找笛卡爾下落；他還向黎歇留獻策，推行極權宣傳運動。最後在他自己預言的一天死去，當時他正在為一個死者主持星象學上的儀式。[9]
康帕奈拉厭惡經院哲學，特別反對托馬斯哲學，認為它敵視科學。與此針鋒相對，他構築自己的全體國家，作為既有科學秩序又有政治領導的地上樂園。在這個新國家的中心是一座巨大的科學藝術神廟，其中敬拜新的世界之神和人，以及百科全書派和孔逮（Conte）的普世教會即共濟會（Masonic Lodge），一切都合在一起了。統治這個國家的是一位君主兼祭司，在他旁邊站着三位大臣：權勢、智慧和仁愛（阿伯拉心目中的三位一體）。在他們後面站着所有法律和宗教的創立者：摩西、奧西理斯（Osiris，古埃及陰間王國之神）、丘庇特（Jupiter，古羅馬大神）、諸神使者墨丘利（Mercury）、基督、凱撒、亞力山大以及所有的羅馬人。這個國家的最高委員會向全世界派出使者和密探，把新發明、新事件都收集匯報。這個國家惟一關切的問題是對新人的約束制裁。康帕奈拉以一種屬靈熱情派的出神的清醒（ecstatic sobriety），在純科學的面具下問道：人們訓練犬馬，為甚麼對訓練出一種新人類卻漠不關心？掌管仁愛的大臣便負責培訓新人類。從嬰兒在胎中剛一成形，便有宗教和星象科學的儀式，以確保生出高質量的人類新材料。婦女是社會的共同財產。男女都實行軍事化，隨身捆帶武器；並以科學和各種技術把自己裝備起來。
最關鍵一點是要隨時準備為公共利益服務。國家向男女勞動英雄，戰爭英雄發獎授勛。為向全球推廣這種極權制度，對外戰爭是必要的，而且是神聖的舉動，一切祭司官員都要參加。不僅如此，國内也有戰爭。康帕奈拉描繪的人民法庭有點類似柯斯勒（Arthur Koestler，1905-1983，當代英國作家）的小說：《正午的黑暗》中描繪的景象，人們與罪犯辯論，直到罪犯認罪，接受刑罰為止。任何人若是反對自由、上帝、或國家主要官員，便被無情處死。康帕奈拉曾被囚禁在西班牙異端法庭的地牢裏，他為自己的新國家構想的異端法庭卻更嚴酷，良心的罪與行為犯罪沒有區別。至高君王和祭司官員們的職責便是對良心的清洗。民眾要向官員們坦白供認良心中的罪惡，官員們掌握國内犯罪的情況，然後由至高君王——太陽神——通過可怕的贖罪儀式（仿效天主教彌撒獻祭儀式），最後清洗全國。
這個烏托邦的基本思想是一種屬靈的世界人。在康帕奈拉的思想中已包含了哲學唯物主義的最初形式：要用純粹的精神改變純粹的物質。康帕奈拉和弗拉蒂契利、羅杰·培根、魯爾一樣確信：世界的更新即將到來。他把自己的新國家理論看作是為更新世界預備道路。因此，《太陽城》既是康帕奈拉的理想國，又是他的國家理論。
康帕奈拉從一個屬靈主義者的立場主張財產和婦女應屬全社會。在他的思想裏，最粗俗的生物主義和屬靈主義，跟宗教狂熱的教派社團可以並行不悖（西西里王國的腓特力二世也持這種觀點。我們還將看見，普魯士國王腓特力二世和尼采也是這種革命化的虔誡主義的後嗣）。康帕奈拉想把他的新國家的所有國民都變成國僧，他們完全赤貧、完全順服，去執行基督和自然的律法。基督已經樹立了一個完美的國度，康帕奈拉想以他心目中這個由純思維和純理性產生的國家來證明基督的福音與自然是一致的。性的共產主義與基督教福音也不矛盾，因為它並未違反自然。康帕奈拉經常把牛、馬、雞的交配與人作比較，認為唯有母畜與它的親子不交配，這是他觀察的結果。說起來，《舊約》中的所羅門王有七百名妻妾，康帕尼拉並未主張回到《舊約》時代的婚配制度。他的《太陽城》是一個使徒社團，是新人的兄弟圑契，這些新人要靠教皇君主用恐怖、禁慾、科學和理性來教育培養。康帕奈拉既是一個屬靈派又是一個實證主義者，真正反映了我們剛說的巴洛克式羅馬。
羅馬並不是意大利精神文化和宗教活動的唯一中心。帕都阿歷來是亞里士多德哲學的一大中心，而拿坡里和法勒拉則是宗教動盪的中心。法勒拉的一些著名學校，使這座城市成為伊拉斯謨派和改革派主教的大本營。樞機主教如比埃·保羅·維杰里歐（Pier Paolo Vergerio）、孔塔里尼（Contarini）、波爾（Pole）；學者如馬克·安托尼歐·弗拉米尼歐（Marc Antonio Flaminio）和阿歐尼奥·帕里阿瑞歐（Aonio Paleario）；講道家如奧齊諾（Occhino）和維米格里（Vermigli）；宫廷大臣如卡耐賽契（Camesecchi）和卡拉契歐洛（Caracciolo）；詩人如維托里亞·科隆納（Vittoria Colonna）和卡塔里那·賽博（Catarina Cybò）都經常往返於拿坡里和法勒拉之間。一五三七年，屬於這個圈子的九位樞機主教和主教聯名向教皇保羅三世上書，要求全面改革羅馬教會。這份十分重要的文件用基督徒良心的語言來說話，它向正直善良人們的良心呼籲，而且是秉承意大利政治，宗教人文主義最優秀的傳統，發揮了和解、克制、實際智慧精神。孔塔里尼樞機主教向教皇呼籲說：「一切規章都是主張講理性。……一位教皇應該懂得用理性來對待在他屬下的自由人。」但在羅馬也和在西班牙一樣，處於反新教的焦慮不安中，得勝的是好戰的一派。在公教會内主張改革的人被斥為新教的朋黨、半異端分子。一五四〇年的大迫害對這些天主教内的改革派或者加以消滅，或是迫使他們參加聲勢日大的華爾多派，再洗禮派異端和具有自由精神的宗教人文主義者，跨越阿爾卑斯山，逃往北方。萊内·德·瓦羅阿（Renée de Valois）曾從事數學、天文學研究，是一位極富於思想的法國婦女。她曾庇護過加爾文；一五四。年後，她宣佈轉信加爾文宗，並以挑戰精神說：「公教已墮落為偶像崇拜。」因她是國王的女兒，因此意大利當權派不敢對她輕舉妄動。但最後到一五六〇年，她也被迫回到法國去了。自十六世紀四十年代，天主教改革派中大部分都已逃往德國、英國、法國、瑞士。隨他們之後，一些新教徒地區的人們也全家出走。
繼迫害新教徒之後，對學者、詩人和歷史家的迫害也開始了。他們由於使用拉丁文寫作，能閲讀的只是一個知識界的小圈子，因此他們起初被允許有極大的創作的自由。但好景不長。自然哲學家如帕林杰尼歐·司台拉托（Palingenio Stellato）、阿歐尼奧·帕里阿瑞歐（Aonio Paleario）和司契皮昂·卡佩斯（Scipione Capece）都被定罪在火刑堆上燒死。意大利最後的一個獨立城邦也無力再保護自由思想家。歷史學家保羅·薩庇（Paolo Sarpi）曾無情批判特倫特宗教會議是教會全面腐化的故事，結果被一個受僱的刺客暗殺。此後地下印刷業、地下書店的時期開始了，使意大利早已蒙羞的良心和意大利人歷來豪爽的性格又多受一層腐蝕。[10]當意大利社會由内部的無政府狀態轉向虚偽兩面時，一種迷信的假科學又乘虛而入，成為社會的一種風氣。
在十六世紀四十年代向外移民的洪流中，除華爾多派、路德派之外還有一位神論者、自由思想家、宗教人文主義者，他們不僅遭到羅馬公教會迫害，還遭到新教路德派、加爾文派、慈溫利派的迫害，後來分散在巴塞爾、蘇黎世、阿姆斯特丹、倫敦、克拉考（Cracow，波蘭南部商業大城市，十四到十七世紀間為大教堂、大學所在地）和外西凡尼亞（Transylvania，現羅馬尼亞西北地區）各地。在這些人中間發展出西歐啟蒙運動的一些基本思想。[11]意大利的再洗禮派多半來自下層階級（織工、裁縫、製鞋匠和各種手工業工人）。在向外移民的一五五〇年期間，他們的代表還在威尼斯舉行了會議。他們認為基督只是一個被神的靈充滿的人、羅馬公教會是屬魔鬼的、邪惡的，地方教會之上沒有合法的更高權威。和他們在一起的還有一些勇敢的知識分子，也一同向國外逃亡移居。在他們之間互相影響，下層階級把他們的宗教狂熱傳播到知識分子中間，引起一種神秘主義思潮；而這些下層信徒又從知識分子那裏接受了日益強烈的理性主義影響。
他們初到瑞士時深受歡迎，知識分子們喜歡在蘇黎世和巴塞爾定居下來。雅各布·布克哈特的先祖西里歐·賽孔多·庫里翁（Celio Secundo Curione）也是其中的一個。他本來在意大利法勒拉和威尼斯擔任教授，指望靠開明貴族的庇護可以堅持下去，結果也只好逃亡到以人文主義氣氛著稱的巴塞爾。在那裏他和一批再洗禮派以及光照派的國外移民相聚。他們發現加爾文宗統治下的瑞士城市和小國同樣沒有良心自由，加爾文進行異端審判，尤其是處死塞爾維多更使他們大失所望。他們組成一個反加爾文的小團體，進行宣傳，很快便引起人們注意。小團體的成員李里歐·索齊尼（Lelio Sozzini）大概是塞爾維多的《辯護辭》（Apologia）的真正作者；庫里翁也在此時寫了他的著名的小書《論神國的範圍》（On the Extent of God's Kingdom）。
怎麼竟把耶稣救世的福音和火刑柱以及世俗的權勢聯到一起呢？索西努（Socinus）深信，只有把聖靈和三位一體教義分開，才能摧毀基督教會和國家政權的千年結合。（的確，自九世紀到十九世紀，歐洲的國家條約，也如同神聖帝國皇帝的文書一樣，在簽署之前都有一句：「奉不可分割的、獨一無二的三位一體之名」。神國的領域就此落入皇帝和教皇手中了。索齊尼發現新教也持同樣的看法）。宗教改革既然使人的心靈從世間權勢統治下得到自由，就自然要把神的靈與三位一體教義分開。索齊努認為：信仰、良心、神的靈和人的靈都是同一回事，三位一體中的聖靈和神秘主義者，哲學家們所講的靈也並無不同。索西努認為，靈既已成為自由的，就要隨時聽從神的呼召去啟示真理，並在生活中體現神的真理，而不能再受地上統治者的管轄。
庫里翁的小書是獻給波蘭西吉斯孟·奧古斯都的。這本小書很像是對索西努的思想從歷史上加以論證。庫里翁認為，中世紀這時期（請參照德圖良對中世紀的觀念）的一千年裏，魔鬼憑它的狡猾欺騙人們，把魔鬼的統治當作神國的統治。人們往往把這一千年看作「神聖的傳統」，其實這是根本錯誤的，因為一千年來人們對信仰和靈性的公認看法既違反《聖經》，又違反了理性。[12]魔鬼設定的一套關於神國的中世紀觀念是對神的公義、良善、仁慈的束縛。「要限制神的國就是限制神的仁慈和神的本性。」真正的神國不是在施行暴力的教會權貴那邊，無論是羅馬公教會，加爾文宗或路德宗；真正的神國是在被迫害的秘密教會之中。庫里翁竭力想掩蓋他的主張的激烈性質，但無論是他或他的朋友，在這方面都沒有成功。庫里翁最後以巴塞爾公民教授終其一生。
加爾文對意大利移民中的這一派人進行攻擊，指斥他們是一種宗教色彩的理性主義，是一種人文主義的自然神論，而不是以基督教信仰為中心的。這便否定了它的正統性，使它難以在教會内生存。加爾文還在英國、波蘭、外西凡尼亞，跟蹤這批意大利移民，進行思想圍剿。在這批移民中的一位醫生比安德拉塔（Biandrata）在波蘭成為宫廷醫生。加爾文無力干預，但在瑞士境内，加爾文有足夠的力量把他們統統驅入地下。到一五六〇年左右，這批移民的第一代已經多半去世（這時西班牙的伊拉斯謨派也已過世二十年）。除巴塞爾一地外，這些意大利異端分子在瑞士己經消逝了。但在波蘭的克拉考，既有著名的克拉考大學，又是四方雜處的貿易城市，便成為他們的新的活動中心。
在波蘭，這批意大利移民，有的成為宫廷醫生，有的成為波蘭官員，他們中間的領袖是索西努。與他們同時在克拉考的還有一批意大利手工業工人。索西努的追隨者進入這批意大利手工業工人中間去活動，有一位天主教人文主義者為此抱怨說：遇到了至少「六百種異端」。索西努經過艱苦的工作，推動了一個反三位一體教義的教派運動，後來就以他的名字命名，稱為「索西尼主義」。從索西努的歷史可以看出，他早年曾在西埃納的學院就讀，自但丁的時代起，那裏就對各種宗教政治問題進行嚴肅的討論。在一五四〇年代，君主和異端審判法官解散了各種討論組織，或把它們改變成討論審美問題的無害俱樂部。對索西努來說，把學院解散就標誌着意大利的野蠻化。[13]此後他在意大利北部再洗禮派的地區漫遊，到過里昂、巴塞爾，然後又回意大利，在梅迪奇家族庇護下活動，直到一五七四年，終於不得不出走。在這段時期裏，索西努逐步發展了他的宗教理性主義。一六八五年，他的追隨者威索瓦蒂（B. Wiszowaty）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了一本書，論述索西尼主義的基本觀點，認為在各教派之間的神學爭論，從理性來審視，就看出都是各教派當權派的意識形態。
索西努本人只發展了這一教派的基本理論。基督是教育世人的一個典範，救贖是基督在人身上的道德影響。他強調亞當未曾犯罪墮落之前的原始自然狀態（這樣便勾銷了原罪，人的罪是在他的歷史中犯下的罪），宗教被解釋為一種得救的方法（在意大利移民中間，這種觀點很快與歷史研究結合起來，成為一種獨具特色的觀點。庫里翁、布魯托和貝納迪諾·博尼法奇歐[Bernardino Bonifacio]都曾論述過怎樣研究歷史；這些論述被許多屬靈派人士引述過，甚至遲至哈納克[Harnack]的時代，還用以論證官方教會的腐敗）。索西努把理性看作一條道路、一種教義、一種通向上帝的方法，其影響一直繼續到十七、十八世紀（請參考笛卡爾關於正確思維的方法、祈禱的方法、正確工作的方法等等，那已是巴洛克和早期啟蒙運動的時候）。在現代崇拜派裏有一個左翼，索西尼派和他們正相契合。現代崇拜派有一個基本主張，就是信徒直接效法基督。索西尼派接過這個主張，把它解釋為在世俗生活中運用理性遵行《舊約聖經》中的摩西十誡和《新約聖經》中的耶稣教導。
索西努本人的性格可以認為是很善與人同的，但在一件事上，他對自己的觀點十分堅持，那就是主張和平。在他之前，帕拉赛爾蘇、再洗禮派，伊拉斯謨都曾思索過這個問題。索西努則把這問題與官方教會對不從國教者進行鎮壓的一千年歷史聯繫起來看，這樣做和他自己在一五三〇到一五八〇年的生活經歷是相關的。神不願有任何戰爭，耶稣的《登山寶訓》（見《新約聖經、馬太福音》第5-7章）反對任何戰爭；不能用《舊約聖經》取代《新約聖經》的地位。索西努從根本上不信任任何世俗的權勢。在他看來，一個真正的基督徒只有兩條路可以選擇：或是殉道、或是流亡。在這種激烈的思想下，他只能孤獨地流亡，最後於一六〇四年，在一個波蘭的小村莊裏孤獨地死去。和他志同道合的比安德拉塔也於一五八八年在外西凡尼亞同樣孤獨地死去；另一位奥欽諾於一五六五年在奥斯特立茨（Austerlitz）附近的斯拉夫柯夫（Slavkov）死去。但索西努釋放出一種潛伏在地下的力量，對此後幾個世紀的西歐和東歐歷史都起了不可抹煞的作用。
在東歐，比安德拉塔起了不容忽視的作用。他是一個醫生、神學家、又是個民眾鼓動家。[14]他所宣傳的基督——這個純粹的人——是貧苦受壓迫大眾的解放救主。這些貧苦被壓迫的大眾，多少世紀以來，一直被富人、掌權者利用上帝形象去奴役他們。在他與官方對立的思想裏，他認為真正的救世主基督不是三位一體中的第二位，而是唯一上帝的獨生子，又是一個普通人，他承擔了一切被侮辱和被迫害的人們的苦難。至於教皇、富人、豪強們（後面還有無數涇院學者、哲學家追隨着）所信的基督則是給他們城市、莊園、什一税的救主，和窮人們的救主是全不相干的。比安德拉塔的宣傳在有神秘主義傳統的東歐激起了巨大的反應。從波蘭直到黑海這一帶本來是歐洲的邊陲，現在被意大利屬靈派人文主義者的思想攪動起來了。（繼此之後的第二次思想浪潮是十八和十九世紀初期由博姆和巴德[Baader]掀起的。到了第三次浪潮則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引起的世界革命的巨大爆炸）十六世紀東歐的屬靈主義還未曾充分發展。希臘人馬克西莫斯的形象是一個悔罪聖徒而不是一個政治革新家。十九世紀的俄羅斯作家、思想家如陀思妥也夫斯基（Dostoievsky）的晦澀思想正是來自這個中間階段。在馬克西莫斯和列寧之間，東歐的屬靈派不得不以文學家身份發揮作用，因為他與民眾的接觸只能通過地下的小圈子。這種情況與黑格爾時代的德國也有相似之處，黑格爾可以說是普魯士的一個受挫的政客。
這番波濤也同樣滾向西歐。在反宗教改革運動的壓力下，波蘭、摩拉維亞、外西凡尼亞的一位神論信徒流亡到荷蘭、英國和北美。這派靈性運動在英國有一個得力的橘頭堡，就是雅可布·阿孔修斯（Jacobus Acontius）。他是樞機主教的秘書，又是有社會地位的公證人，由於厭倦於特倫特宗教會議的鬥爭加劇而轉向宗教改革運動；起初住在蘇黎世的斯特拉斯堡，後來到了英國。一五六〇年，他成為伊利莎白女皇的碉堡建築工程師，幾年以後又成為土壤改良專員，他的著述在英國、荷蘭、瑞士、波蘭廣泛流傳。由於他宣傅自然神論，對基督教信經只接受其中一小部分，因此被英國的「歐洲新教難民協會」開除了會籍。阿孔修斯代表一種沒有信條的實踐基督教，主張宗教寬容（甚至對天主教徒），認為這是基督教的本性，並相信這種宗教寬容使它比其它各種互相排斥的教派優越。這種理論和實踐，適應了苦於加爾文宗清教獨裁統治的西歐廣大社會階層的要求；但意大利是例外，那是它無法進入的地區。
喬達諾·布魯諾（Giordano Bruno）從内心傾向說與這些移民很接近。他原是拿坡里多米尼克修會的一名修士。正如康帕奈拉在政治領域反映了羅馬巴洛克時期的藝術與靈性，布魯諾則是在他的詩意的一生中反映了羅馬巴洛克時期的靈性。他把傳統的宇宙觀顛倒過來。丘庇特（Jupiter）不再是大神，而是有無限能力、創造了天地的人。他筆下的天才宛如《舊約聖經·創世紀》中與天使角力的雅各布，讀起來像是讀米凯朗琪羅生平的評註。布魯諾是歐洲、尤其是德國浪漫主義的祖父，這並非由於他推崇英雄式的狂熱，以此作為知識的一種形式；而是由於他否定任何以理性概念構築起來的思想體系。他對天文學和數學的概念與問題雖然僅僅一知半解，卻敢於對宇宙作出終極的論斷。布魯諾「感覺自己得到了啟示，因此行事為人都儼然像是一位先知。」[15]他嘲笑柏拉圖裝腔作勢、說謊捏造，亞里士多德的「可笑」幻想，阿基米得的「愚蠢」，對各神學家、神職人員和數學家（包括哥白尼），他也毫不客氣地加以譏諷。
這種對文化、理性、科學、信仰的浪漫主義的否定後來引起了足足一打輕佻的天才，從尼采起，到克拉格斯（Wages）和羅森堡（Rosenberg）的作品《二十世紀的神話》。就布魯諾來說，這是由他在巴黎的學術辯論中敗北而引起的。在倫敎和牛津，那些平凡、無聊的英國貴族和學者從這位擅長文字遊戲的人的話語中，弄不清楚究竟他是在說甚麼，於是反應十分冷淡。布魯諾從「僵硬」的英國所得到的只是孤獨和憤恨。由此他決定以自己的意大利母語來寫作。布魯諾要「為母親歌唱」，這包括了他的祖國，那瑰放蕩原始的土地，及上面的人民，直到在混沌轉動中自然產生的宇宙。在他看來，自古以降的古典思想都是倚仗男性的理智戰勝女性的物質世界，並且用塑造的理性語言戰勝下層階級（他們也被認為是女性氣質的）。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普洛蒂諾把物質如同婦女那樣，予以征服了。[16]布魯諾代表了一種社會底層的精神革命。[17]被看作母親的物質開始壓倒佔统始地位的、男性的理智，並迫使理智為它服務。在這種較量的背後有一種想法，就是要回到最初，靈性與物質、男性和女性、上與下還未分離的狀態。使布魯諾名聲掃地的是他企圖過一種社會底層的、地下的生活，重新得到能燃起一切的生命之火。他用哲學思想解釋所寫的情詩，希望把神秘主義的靈性狂歡與性的狂歡，把屬靈人的靈性與情愁摻合在一起。
一六〇〇年二月十七日，布魯諾在羅馬被處火刑。這對科學的進展並無影響，因為他在科學上並無建樹，甚至對歐洲的哲學思潮也沒有影響，因為自十二世紀起，和他的主張相近的種種思想，從三個文化圈籠罩下的世界到處湧現出來。但這一事件對歐洲思想界，特別對意大利思想界，終究是一個可怕的打擊。布魯諾曾周遊歐洲，宣傳他對宇宙和世界的見解，並甘願為此在羅馬被投入地牢、囚禁了七年。他的世界觀和十六世紀到二十世紀大多數人的世界觀一樣，其中包含着不成熟的思想、深刻的不滿和扭曲的心態都混雜在一起。布魯諾認為，一個人應當和自己思想中的真理同生共死。在一五四〇到一六〇〇年加深了對哲學家們的鎮壓，也加深了被判火刑的詩人包括布魯諾對純潔的真理、神的能力的宗教追求。這種回到使徒時代去的要求，不能用直接的方式表達出來，便只有在美的領域中尋求表現。
在反宗教改革運動中，對純潔的追求從宗教領域轉移到藝術領域。就這層意義說，喬吉歐·伐薩里（Giorgio Vasari）可以被認為是近代藝術史的父輩[18]。在他的名作《著名畫家、雕刻家、建築家傳略》中，他把方濟各會屬靈派和新一代不從國教者的歷史觀應用於藝術史，在藝術評論領域裏，屬靈主義變成了純潔主義（purism）和古典主義。[19]方濟各會屬靈派歷來把歷史分作三個時代，在伐薩里的書中稍稍改頭換面，成為藝術風格史的三個時期。最先是古代世界的純潔偉大。自君士坦丁大帝之後，古代的風範（maniera antica）衰敗，被悲慘的中世紀（infelice secolo）的黑暗所取代。它的粗野和笨拙把古典福音的純潔性破壞無遺。從喬托（Giotto）和高舉真正藝術之旗的其它個別藝術家起，對純潔性的追求又再生了，由於對古典風範中的純真自然和自由逐漸掌握，到教皇利歐十世時，臻於完美，由達芬奇（Leonardo）、拉斐爾（Raphael）、米凱朗琪羅這屬地又屬天的三位一體而達到黄金時代（這裏暗含着對馬丁·路德的反對）。
在藝術史上，伐薩里的作用如同賽巴斯蒂安·弗朗克和哥特費爾德·阿諾德（Gottfried Arnold）。由於擔憂時代將再次墮入野蠻主義，他寫作《著名畫家、雕刻家、建築家傅略》，希望為未來世代的少數有心人留下一點指引。從喬托起，像是個奇跡，上帝又把藝術振興起來，使美的信息又重返生活之中。由於這些藝術的革新者是神所召唤的，伐薩里高興地指出其中一些修道僧畫家如喬凡尼·達·費埃索（Giovanni da Fiesole）、唐·洛倫佐.德格里·安杰里（Don Lorenzo degli Angeli）和喬凡尼·阿諾羅·蒙托索里（Giovanni Agnolo Montorsoli）把忠於藝術和服事基督統一起來。另一方面，他也憤怒指出，有些藝術家沉淪到「罪的陰影」之下。在《傳略》前言中，他看到許多藝術家正由於貧窮而促使他們努力追求最高的藝術成就。第三王國（terza maniera），近代時期始於達芬奇，它的神聖標記是有規則的美（buona regola）、有秩序（miglior ordine）有分寸（retta misura）完美的素描（disegno perfetto）和表達對上帝的感謝（egrazia divina）。
所有這些觀點都可以很容易地轉譯成加爾文派、笛卡爾派、詹森派所主張的秩序、規則、方法、恩惠和度量分寸。這種内在精神的一致，正好幫助我們理解在十七到十九世紀歐洲宗教界、思想界的理論威信。繼達芬奇之後，神又把各種自然的恩典賜給拉斐爾。伐薩里把拉斐爾描繪成一個新的方濟各，他的溫柔的性格，充滿仁愛，不僅使人們敬慕，連動物也願與他親近。任何人在他手下工作都引起盛羡，能做他的門徒更為有福，甚至將來在天上都會得到酬報。伐薩里看拉斐爾，就像屬靈派看方濟各和奧列維一樣，認為他使羅馬得到了新生。在這個時間圓滿成就的時候，神終於向人類施行憐憫，驅除黑暗，差遣一位屬天的靈來到地上，引領純藝術到達完美的頂峰，他就是米凱朗琪羅。伐薩里為藝術享受和藝術批評創造了一種宗教式的意識形態，其内容和老式的屬靈主義十分相近。因此，藝術得以免遭譴責，在反宗教改革和加爾文宗統治之下，它還被容許來滿足歐洲人心靈的需要。
一五六四年，米凯朗琪羅和加爾文相繼去世，也就是在這一年伽利略（Galileo）出生了。他的一生彷彿是有意識地把學者的質難和異端審判法官的憤怒都集中在自己身上，自己擔當起來。如果他肯抛棄人民的語言，這一切本是可以避免的。人民大眾不曾受過多少教育，天生來就和亞里士多德、托馬斯的權威觀念格格不入，他們的語言是異端的語言。但在普通人、手工勞動者們耳中，卻顯得那樣親切。譴責伽利略的人最憤怒的一點就是他竟然使用異端分子和「民眾啟蒙者」的語言，使古老的、貴族式的宇宙喪失了威嚴。代之而起的是大眾中間的新觀念、從各種小的地方探索世界的現實，經過耐心試驗得到證實的假設，推翻了古老的理性的狂妄。
新的自然科學是在民眾的孕育下出生的。探索金屬冶煉技術的大師范諾術·比林古求（Vannoccio Biringucio）所用的語言是銅匠、金匠、礦工的語言以及普通百姓那種幽默、質疑、冷靜的語言。這些工匠歷來被大學、神學家鄙視，甚至數學也受輕視。十六世紀偉大數學家尼柯洛·塔他格利亞（Nicolo Tartaglia）是伯萊霞（Brescia，意大利北部倫巴底地區的中世紀城市）驛站馬夫的兒子。一五一二年法國軍隊侵入伯萊霞城，在大教堂裏肆虐，把幼小的尼柯洛打成終身殘廢。尼柯洛成年後，在維洛那城（Vemna，意大利北部中世紀城市）靠向商人、兵器技師、工程技師講授數學知識糊口。在貧苦下層社會裏他從事各種卑微的工作，在他的著作《各種問題和發明》（Queski et Inventioni Diverse）中還保留了威尼霞（威尼斯城及其週圍）地區手工作坊、商人庫房裏人們所用的語言。
伽利略為廓清考察自然的道路，不得不打破羅馬巴洛克的桎梏。在他眼中，羅馬已不再是宇宙天地的中心。先前人們認為教皇在羅馬這座天城裏規定太陽運行的軌道、升降的時刻。由此形成一種觀念和權威，一切子民以及他們的代表人物都必須順服與天上眾星結為一體的教皇神聖律法。舉例來說，重建羅馬異端審判法庭的教皇保羅四世，每次召開樞機主教會議之前都要先和星相學家商量一番。[20]最重要的是一體遵從由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傳下來的屬天的哲學。教廷的追隨者在譴責伽利略時使用的論據是《舊約聖經》中所說的，神的大祭司曾舉手祈禱，讓太陽停住，這使以色列人得以在戰場上打敗那些不信真神的人（見《舊約聖經·約書亞記》第十章五至十四節）。把舊約時代約書亞和摩西的權威重新舉起，是為了重申由加洛林王朝時代起古代魔法還盛行時教廷所建立的世界秩序。直到一八三二年，伽利略已經去世二百年之後，教皇格列哥利十六世的通諭還最後一次重申教廷維護的古老世界秩序。在這座古老的羅馬大城裏，祭司和君主是一切救贖的真正守護者。[21]除非出現一個巨人，否則休想摧毀這個涵蓋天地的神聖體制，而羅馬則是該體制的中心伽利略正是在這樣的神聖體制培育下，在帕都阿和威尼斯成長起來的。由於生活在手工勞動者、普通民眾中間，使他感染到方濟各會屬靈派的虔誠情緒，以後他又回到開明的比薩城——那是伽利略的出生地——去學習醫學和數學。伽利略的家庭背景是佛羅倫斯的一個古老家族，從十四世紀起便是當地的望族，父親文森佐（Vincenzo）經營商業，還是一個著名的音樂學家。伽利略曾在天主教改革派修道僧所辦的學院裏受到人文主義的教育薰陶，這對他的性格形成有決定性的作用。伽利略後來曾對朋友說：如果讓他自由選擇的話，他願做一個畫家，他也像阿爾布萊希特·杜勒，曾經說：「我不知道美是甚麼，但我知道要從真和善和有用之中去尋找。」他還像達芬奇一樣對有關戰爭的技術感興趣。在帕都阿時，他從事過工具製作、翻砂鑄造、車工、細木工人，講授過碉堡建築原理。當時歐洲宗教改革派的貴族子弟，有不少都是他的門生。他自己並不曾在大學裏系統讀過書，因此，思想上沒有甚麼束縛。他畢生重視的是具體、確切，但求簡單、自然。從一五九二年到一六一〇年，伽利略在帕都阿當教師，當時帕都阿的思想氛圍還是反對教會權勢、反對托馬斯主義的；講解亞里士多德的著作時，側重其中科學的方面；而且早自十四、十五世紀，便對物體運動的原理進行了研究。[22]
經院式的人文主義還謹守多勒密的天文學理論，認為只有靜止不動的、圓平面的才是完美的；那種把地球設想為在旋轉着的假說，雖在理論上有不少有利之處，卻始終被認為是荒謬的。在帕都阿，從十四世紀起，經過十代人對自然的觀察，終於為歐洲的科學觀帶來了根本的變化。[23]過去那種純邏輯推理，從中引伸出虛構的因果關係，等級關係的論證方法開始讓位於觀察試驗的方法。伽利略在帕都阿講學後，又到威尼斯，一五八八年到佛羅倫薩，在佛羅倫薩學院作了兩次演講，論述但丁的煉獄是甚麼形狀大小，在甚麼地方。但和他交往最多的還是那些手工勞動者，普通百姓，在那些人中間使他感到安全。他一直生活在焦慮之中，深怕被那古老的世界和陳舊的思想吞噬了。在他内心，他長期與亞里士多德以及柏拉圖在鬥爭。他著名的《對話錄》以及有關信件，並不是虛構的談話，而是忠實反映了他在内心與自己的長期對話。很自然地，他要跑到那些憑常識、經驗，甚至出於命運和幽默感，能夠支捋他的見解的民眾中去。他和一位純樸的威尼斯婦女瑪麗娜·甘芭（MarinaGamba）生了四個孩子，其中之一是蘇沃·瑪麗亞·西萊斯特（Suor Maria Celeste）。她成為修女，但對伽利略來說，仍然是女兒，而且還是學生、朋友和顧問。當伽利略被囚入獄時，蘇沃寫給父親的信流露出對父親的愛和尊敬。她知道父親不僅是一個可敬的人，而且以自己的頭腦深入到諸天之中，由此引起的對立，並不僅僅是父親與教會之間的對立，而是與腐敗、虛浮、渴求權勢的羅馬巴洛克世界的對立；這個舊世界已經支撑不住卻還企圖保持它的權威。
伽利略從民眾中間的詩人、從帕都阿的幽默作家廑桑泰（Ruzzante）、佛羅倫薩的諷刺作家弗朗切斯柯·伯爾尼（Francesco Berni）和阿里奥斯托（Ariosto，1474-1533，意大利詩人）的史詩中，得到對他的新思想的支持。但是對塔索在其作品《得救的耶路撒冷》中表現的巴洛克式烏托邦卻感到僧惡。中世紀的人文主義者和神學家們把詩歌和真理看為神聖的一體，伽利略卻把詩歌和真理明確地分開。自古以來，詩歌被看成和神學、哲學、科學一樣，是宇宙自我表現的一種偉大形式，自哲羅姆和希臘教父起，一千年來的人文主義著述都援引古代詩人、哲學家、和基督教神學家來論證宇宙的邏輯等級結構。
伽利略宣告了一切人文主義的破產，它的神學、哲學和詩歌都不再能宣稱自己代表一種正確的世界觀。伽利略通過自己的觀測證明：對世界的古老的解釋是出於膚淺的觀測、欺騙性的比擬、感官的幻覺和綜合時的誤導。舊的世界觀是靠一種外在的邏辑形式主義維繫的，它的膚淺、武斷性質表明入的頭腦多麼容易受感官印象、習慣、情緒和權勢利益所左右。[24]伽利略渴望從「詩歌和真理」的混合體中把自己解放出來。這便是新的自然科學，也依舊滲透着法術和浮誇的概念。和伽利略同時代的凯卜勒便仍然生活在這種法術——人文主義宇宙觀之中，[25]舉例來說：伽利略避免涉及物體引力觀念或稱它作吸引力，是為了避免舊的法術觀念（causae occultae）的糾纏。[26]他深怕被捲進法術的玄想中去；他所尋求的是從自然中找到解釋。因此，他覺得吉爾伯特的磁理論很有說服力。吉爾伯特從自然本身尋求對自然現象的解釋，正擊中巴洛克時期自然哲學的要害，因為當時的自然哲學把物體之間的關係解釋為一種共鳴（sympathy）的關係。與此同時，他又攻擊用擬人的方法來解釋自然現象。對伽利略來說，潮汐所受到的引力作用並不是思辨、想像和自然科學的混合物——凯卜勒的許多觀念還未脱出這個窠臼——而是從現實中發現了一種新的秩序，由此引起的思考。
一六〇九年，伽利略將荷蘭人的儀器加以改進，製造出他的望遠鏡，從望遠鏡中發現了水星。即便巴洛克式的人文主義學者和神學家們都拒絕從他的望遠鏡中去觀測，證實木星的存在，那又有甚麼關係呢!？一六一四年降臨節，多米尼克會修道僧湯瑪索·卡契尼（Tommaso Caccini）在羅馬講道攻擊伽利略，他宣稱數學是惡鬼的手法，是一切異端的發源地，因此應當把數學家從所有的國家裏統統趕出去。一六一五年，伽利略的名字首次被提上了異端審判法庭。一六一六年，哥白尼的著作被列為禁書。伽利略對此十分憤慨，在給庇埃若·狄尼（Piero Dini）的信中寫道：「哥白尼七十年來從未受過騷擾，現在突然之間成了異端分子。」羅馬教廷對伽利略的鬥爭是為挽救作為法律制訂者和宇宙代表的羅馬，伽利略為哥白尼的正統公教信仰作辯護，結果毫無用處。他動人地祈求教會的領導和教師，不要誤會他企圖否定神學高於一切的地位。他援引聖徒奥古斯丁怎樣斥責「那些人堵塞考察自然世界萬物的道路，彷彿一切都已經發現，一切知識都已確鏊無疑。」伽利略深信《聖經》不會錯，而是那些註釋《聖經》的人咬文嚼字，造成的錯誤；於是把神也擬人化，神有手有腳，還有眼睛，會發怒、會後悔、會恨、會忘、會有不知道的事。伽利略爭辯說，對《聖經》要理解它的精義。《聖經》和自然都出自神的話，源自創世；《聖經》是聖靈所默示的，自然則是神的旨意的執行者。在歷史過程中，為適應野蠻無知的民眾的理解力，《聖經》不得不採取某種表達方式。
一六三二年，伽利略出版了他的《至大體系對話錄》（Dialogs di Massimi Sistemi），其中通過他的兩個學生和朋友薩格雷多（Sagredo）和薩維阿蒂（Salviati）的話，伽利略維護了自一六一六年已遭禁止的哥白尼世界觀。在書中，薩格雷多是從威尼斯那個「奇妙的城市」來的一位貴族，薩維阿蒂則來自佛羅倫薩。他們兩人與一個信奉亞里士多德主義，堅持多勒密天文學觀點的傻瓜辛普列契歐（Simplicio，字意為頭腦簡單）辯論。教皇烏爾班八世（Urban Ⅷ）認定傻瓜辛普列契歐所影射的就是他。辯論的焦點問題是：太陽或地球，究竟哪個是宇宙的中心？而伽利略提出的真正問題是：巴洛克模式的羅馬能不能自命為太陽之城？羅馬要不要服從宇宙的自然律？神創造世界的工作是否限定只能由祭司一君主掌管？人能不能運用數學的確切性來計算宇宙的行為？（異端審判法庭認為最足以證明《對話錄》犯下罪行的是其中竟然宣稱：在某些事上，人的科學知識就如同神的知識一樣）。
《對話錄》中幾個主角當然都同意宇宙是神所創造的，是神的最尊貴的傑作。在確立這個前提後，薩維阿蒂宣佈：我們（哥白尼派）所要做的是使地球更加高貴，可以與天上的星體並列。而辛普列契歐則堅持說：太陽和月亮之所以被創造出來，是為了讓它們為大地服務。辛普列契歐所說的「大地」（teira）總是指「市區」（Urb），也就是羅馬。他還認為太陽與月亮在宇宙中的尊貴、權威地位就由於它們不動、不變，是完美寧靜的存在。薩格雷多則回答說：「聽到您說，天體之所以尊貴就在於它們不變，而且不能變；至於在變化運動的就只能是不完美的，這一點實在不敢領教。……在我看來，大地之尊貴可羡就在於其中無窮的變化。大地如果不能變、不能動、不能被破壞，即使它是最美的水晶石，最宏偉的建築物，也將變得沒有價值。那些盼望事物不變也永不朽壞的人，他們這樣想只因為他們留戀現世，他們害怕死亡。」[27]
薩格雷多在這裏一語道破，自古以來異教徒最害怕死亡，而巴洛克時代羅馬教會所做的一切，其真正的動機也就是害怕自己死亡。薩格雷多又進一步指出，有些人以為他們所不理解的事，在宇宙中就不能存在，這完全是狂妄自大！辛普列契歐再狡辯也無用。薩維阿蒂和薩格雷多這一對朋友其實是把自然、宇宙和神從亞里士多德演繹邏輯的掌心裏解放出來。他們向讀者展示了大地作為一個天體的觀念，並且聯繫麥哲倫環繞地球航行的事例。然後他們把在波斯、美洲、莫斯科、西班牙所見到太陽的位置拿來比較。他們所用來類比的，不是援引古人的詩句，而是商品的運輸，複雜的海外貿易结構。在結束辯論時，他們還熱情稱讚望遠鏡的發明是神所悅納的，因此才能製作成功，並使人能看到憑肉眼看不到的遠距離。當辛普列契歐被這番話弄得驚惶萬狀，便反問道：「如果抛棄了亞里士多德，還有誰在哲學方面引導我們呢？」薩维阿蒂回答說：「只有瞎子走路才要別人引領。世界已經可以計算、可以認知，成為有用的了。人就像走在開闊的田野裏，沒有甚麼景色還被遮蔽而看不到（在此，我們會聯想到，但丁所見的世界是像叢林一般的罪惡世界）。人在征服控制世界時，靠的是自己的力量，不再需要別人的搭救，或像救贖那樣的安排。」
伽利略原來希望《對話錄》能邀得教皇烏爾班八世的歡心，因為這位教皇做學生時對科學技術頗感興趣，甚至可能於一五八六到一五八八年間在比薩城聽過伽利略關於數學的演講。但教皇對伽利略《對話錄》的不滿反應竟如此強烈，這不是僅僅針對伽利略個人的慍怒，而是由於巴洛克運動在羅馬的失敗而引起的。在三十年戰爭中，烏爾班認為自己是世界的统治者，一切事件的發展都掌握在他手心裏，沒有料到失敗得那樣悲慘。[28]他和皇帝、西班牙和威尼斯城邦都經常齟齬。法國由於國務大臣、樞機主教李歇留在外交上的謹慎，也不願支持教皇。教皇與瑞典秘密結盟，在瑞典國王逝世後又被洩露出來。總之，在反宗教改革運動最重要的時刻，羅馬教會的威信權勢卻跌到了最低點。對外政治的失敗正需要一個教會内部的勝利來挽回頹勢。於是教皇決心按歐洲古代領主懲治叛逆的僕人那樣來懲治伽利略。烏爾班八世親自宣佈：伽利略所講的科學極其荒唐（una fantasia particulare），一個凡人竟膽敢在神的全能智慧掌管的領域裏說三道四；神的全能智慧都已包括在《聖經》之中，並且體現在大城羅馬之中了。從羅杰·培根起的一切自然科學都同樣「極其荒唐」。教皇的確抓到了這些屬靈派、煉金學家、星相學家、泛智學者的要害，就是離經叛道；但他完全忽略了當時社會上自由探討已經蔚然成風。甚至直到今天，世俗世界和教會的統治者之中，大部分人依然沒有看到這一點。在他們眼裏，知識只有一種，就是為權勢等級集團服務的經院式知識。伽利略打破了這個觀念，他尊崇科學，認為這是對神的最高順服，是對神在自然中啟示的最深刻默想。「所有的智慧都出自一源，那就是神。」為了打破經院哲學的僵化權威，伽利略重新提出「有學問的無知」這個觀念。就他來說，也正如對庫薩的尼古拉以及弗朗克說一樣，強調神的全智和人的無知是為了藉此否定經院哲學和經院式知識分子那種狂妄的自以為是。近代自然界的探索者所追求的是完整的真理。他知道探索自然就是探索神的國度，這是永無窮盡的；但他仍然願意把畢生用於探求自然之中的真理，實驗則是這種探求的途徑。伽利略為表明人類已有的知識都只不過是暫時的，而探索的使命卻是無限的，援引了蓋利烏的銘言：真理是時間的兒女（Veritas temporis filia）。
伽利略被投入獄，很可能遭受了酷刑，關於這一點，紀錄並沒有說清楚。一六三三年六月二十二日，他被判決。七位樞機主教莊重宣判：伽利略傳播異端，稱太陽為宇宙中心，地球能動，而且每天在運動。異端審判法庭法官和神學家已經證明··這種看法是違反《聖經》的異端等等。伽利略被迫在一個不尋常的儀式中悔罪說：「我、伽利略……現年七十歲，親身被帶來受審，現跪在各位最尊貴的樞機主教、在全體基督教共和國反對邪惡異端的法官面前，……」在這些以羅馬為宇宙中心、救恩中心的守護者面前，伽利略奉《福音書》的聖名起誓，懺悔收回「以太陽為世界中心，地球不是世界中心，而且在移動」的謬誤見解。這樣就科學見解悔罪，就如同一個人信了異教神祗而悔罪一樣，是一種宗教政治儀式。在八到十三世紀時，斯拉夫各族君主皈依基督教時，要在帝國主教面前莊嚴宣誓，在宗教信仰上和政治上順服基督的統治。伽利略還被迫宣佈：「我以真誠的心靈和信仰，公開放棄，並且詛咒、痛恨上述各種謬誤。……」這樣發誓與異端思想一刀兩斷之後，還要譴責未來可能信奉這種異端的人。……伽利略的一切著作、各種版本統統予以取缔。對伽利略的審訊判罪被羅馬教廷看成像是對土耳其人作戰取得了勝利那樣，通過教皇使節、各種文告，向所有天主教國家、所有天主教大學、修道院和私人學者鄭重宣佈，宣佈時教堂還要鳴鐘。它不僅是宣佈一個消息，也是一種瞀告。繼此之後，在天主教的學術界、思想界，所造成的是一片死寂。在全歐洲，伽利略的朋友和學生們都知道伽利略被迫作了偽證（perjury）。[29]現代的人們在極權國家裏己經慣於被導演悔罪，對此已習以為常，但在伽利略的時代，這件事使人們驚呆了，因為它是歷史上第一次。它引起的第一個反應是笛卡兒慌忙把所著包含哥白尼思想的《世界論稿》（Traits du monde）銷毀。從此以後，本來在天主教世界中見長的學術研究，便轉移到新教國家中去了。
伽利略被判罪以後，意大利的自然科學家大都移到國外去。留下來的只能鑽進一些細小的專題研究或從事精神遊戲。迫於宗教政治局勢，自然科學家對一切有關哲學或宗教的題目都不再關心。他們不再把科學研究及其對人們的思想影饗聯繫起來考慮，這種科學與社會的脱節，對國家的精神發展造成災難性的後果。物貿世界與精神世界怎樣結合，不再受到關注。物質世界成為專家們的事情，而精神世界則成為宗教政治統治集圑的專擅範圍了。甚至詩人們如麥塔斯他西奥（Metastasio，1698-1782，意大利詩人及歌詞作者）、高爾多尼、阿爾費耶瑞；還有如著名的文藝評論家朱塞佩·巴勒蒂（Giuseppe Baretti）和意大利公社的法學理論創新者白卡利阿（Beccaria），都離開了意大利。
意大利科學在歷史中有它的特殊地位。它成為抵制政治和宗教權勢的有力思想武器，正如十一世紀的格列哥利派、十三世紀到十四世紀期間的弗拉蒂契利和屬靈派一樣。這個傳統在十六世紀又通過麥基維利、古契阿迪尼和伽利略的朋友、猛烈抨擊特倫特宗教會議的卡庇（Carpi）而重新興起（卡庇在一六一一年被暗殺）。一七二三年，姜農（P. Giannone）發表《拿坡里王國民俗史》這部勇敢的著作，成為維護真理、反抗權勢的最後一次努力。為他的魯莽的勇敢，他被革出教會，關進地牢，並隨後流亡，在失望中去世。「在意大利，思想家和探索者所遭受的恐怖待遇，這部歷史還沒人寫過。」[30]卡庇曾就意大利知識界的處境寫道：「在意大利不乏真誠、博學、堅持真理、為宣揚真理獻身的人，但他們既不能寫作，又不能出版。」「每個人都被迫戴上一個面具，因為在意大利，若不戴面具便不能生存。」[31]
G.B.維柯在這個時期的發展中佔有特殊的地位。他曾被文藝復興時期的新柏拉圖主義所激動，布魯諾和康帕奈拉也影響了他；最後，還有弗拉蒂契利關於第三王國的思想這個拿坡里式思想堡壘（自一三〇〇年來，經受住了各式各樣的攻擊），把他武裝起來。維柯激烈反對考察自然，反對笛卡爾的思想（指笛卡爾反對經院哲學的理性主義思想體系，通過直覺和邏輯推論肯定自我存在）。他不接受托馬斯主義和亞里士多德主義，卻代之以自己的、三位一體的形而上學。神是無限的，人的能力、認識、意志力都有限制的。維柯可能是泛約阿金思想到德國唯心主義之間最重要的中介，至於思想的傳播則是通過他的歷史神學。維柯的精神是一股秘密的火焰。他的激情在當時那陰暗的、受限制的環境中更加熾熱發光。就某些方面說，他走在時代的前面，但他的思想卻牢牢植根於西班牙—意大利宫廷式巴洛克人文主義和屬靈主義之中。康帕奈拉的總體國家觀含有人類的秩序和實現秩序的決心；維柯則把這種思想搬入歷史中去。在他看來，歷史是神意的展現。神意是地上列國的首要原則。神意就是永恆的歷史，其中包含了列國的歷史、文化、宗教、詩歌、法律形式和思想人格的精神。每一種文化都必須經過三個發展階段：「諸神」階段，「英雄」階段和「凡人」階段。他雖接受柏拉圖式和屬靈派的歷史衰退觀念，卻把它限制在每一個歷史階段之中來理解。這是因為他期待着列國和文化的再生。
只有重新抓住中世紀的全部創造力才能進行這種革新。在意大利文藝復興運動之後的思想中，這是第一次把中世紀看作有其積極的意義，是一個英雄和蠻族的時代。維柯的歷史思想標誌着浪漫主義的誕生。這是對啟蒙運動、自然科學、實驗觀察和無神論的反動。在維柯看來，歷史的内含已經給人啟示，塑造歷史的人無非是把神意體現出來。當時任威尼斯一座修道院院長的安東尼奧·孔蒂（Antonio Conti）立刻從維柯的思想中看出它的重要意義。一七二八年一月三日，孔蒂寫信給維柯，[32]其中說，《原理》（Principi）再版時應當增添一篇序論，開宗明義地點明，按照永恆歷史的已知規律，已經有可能預見將來的歷史事件。維柯要想知道世界的全部歷史，然後他可據以教育青年和地上列國，塑造他們的未來。
維柯所講的神一靈創造歷史，正適應了德國和法國新諾斯替派（neo-gnostics）和觀念論者的需要。把聖靈從三位一體之中解放出來之後，現在又把這自由浮游的聖靈固定下來了。過去，聖靈從三位一體中解放出來，逃到人心和人的氣質中去，那是不穩定、難捉模的；現在可以把它放在一個客觀的框架之中。聖靈還不曾進入歷史之中，而是在歷史之上指引着。以意大利的歷來看法，靈是通過西班牙帝國和羅馬教廷的世界秩序而運行的。維柯在這一點上的主要思想是甚麼，不得而知。因此，他的影響只限於法學改革家的小圈子裏，其中包括日諾維斯（Genovese）費蘭吉埃（Filangieri）馬利奥·帕伽諾（Mario Pagano）等人。維柯的歷史理論；就其最深層的意義來說，是在文化、詩歌、藝術上反對教權主義、伸張信徒自由權利的神學。它所講的是神意在地上運行的歷史。這種思想在拿坡里的經院裏只能贏得少數支持者。拿坡里學派中的最後一位大師賓尼迪托·克羅齊（Benedetto Croce）就理所當然地把維柯和德國觀念論結合在一起。
逃避現實的道路並不僅限於遁入歷史之中，音樂從來是逃避現實的另一個方法。在中世紀早期，日耳曼歌手和教堂合唱團曾經風靡意大利；甚至遲到一五〇〇年，日耳曼、佛萊芒、法國等外國音樂家還統治着意大利樂壇。反宗教改革運動卻改變了音樂在意大利民眾生活中的作用——這成為意大利精神得以自由表達的唯一僅存的領域了。使特倫特宗教會議平添了光彩；一五六二年，教皇的太監聖詠團組織起來，這是教皇設立異端審判法庭二十年之後，它一直繼續到十九世紀末，即羅馬公教中世紀時期的結束。[33]自十六世紀起，意大利音樂成為一種病態的催眠的藝術，它給人一種神秘狂喜的幻覺。在音樂給人的感覺之中，人的靈魂、心靈和頭腦都寧靜下來了。音樂把一切都藝術化了。使人超越信仰和知識、社會責任和自由，在其中，連逃避現實主義也溶化了。威尼斯、羅馬和拿坡里的歌劇院成為文化活動的中心。歌劇以其如在夢中的感情和歌星的魅力，結合在一起，成為一種迷人的化學，使歌劇發展為一個龐大的行業，成為現代電影業的先驅。而現代電影則是當今封閉社會裏，人民大眾的鸦片。
十七世紀中葉的意大利是古典主義者、學究、尚武英俊的修道院長、冒險家、歌手、乞丐、戀人的希奇古怪的混合物。到處是警探，偏執頑固和輕薄無聊古怪地結合在一起。在政治和宗教的恐怖統治下，在西班牙、意大利、法國這個地區裏，性放縱和淫蕩成為這段歷史的合乎邏輯的後果。這種情況又自然地導致詹森主義者追求純潔，要求把神與世界、精神與物質分開，並贏得一批追隨者。在意大利，詹森主義是一種不尋常的、多層次的現象。[34]它曾一度把自十二世紀到十七世紀宗教迫害下殘存在宗教上、政治上的反對派幾乎都團結在一起。[35]意大利詹森主義的中心就在羅馬。正是在羅馬教廷裏的一些樞機主教庇護了西歐各地的詹森主義者，包括法國的巴斯噶，他們支持詹森主義所主張的純淨教會，反對耶穌會的政治方向。他們本人雖不是詹森主義者，卻結合成一個開明的團體，願意接受新思想、新事物，力求運用詹森主義思想調和信仰與理性的矛盾。
把皇家港徹底摧毀，對魁奈爾（Quesnel）施加迫害和在烏特勒希特譴責詹森主義教會，引起巨大的震動。在法國、意大利，天主教的學者、神甫和自然科學探索者們組成一個廣泛的國際組織，其中包括了巴黎附近聖茂爾（St. Maur）本尼狄克修道院的歷史學家奧拉托里修會的修士、多米尼克修會修士及帕都阿、比薩的教授們。[36]羅馬考西尼宫（Palazzo Corsini）成為詹森主義者和開明知識分子的中心。在開明的教皇本篤十四世（Benedict XIV，1740-1758任教皇，以學者著稱）保護下，形成一個抵抗暴力鎮壓的小組織，逐漸發展到意大利全國各地。反對耶穌會、反對托馬斯主義的天主教開明分子、奥古斯丁的追隨者和屬靈派知識分子，到處組織成小團體。在意大利南部，拿坡里又一次成為反耶穌會的中心。詹森主義者作為天主教的改革派，發展成為意大利啟蒙運動的先鋒，並往往和啟蒙運動者結成_盟，對抗政治絕對主義，審判異端、經院主義哲學和對人的良心加以審訊的制度（casuistry）。他們主張對教會和國家進行改革，對神職人員和人民大眾推廣教育。他們的信念是應把基督教福音傳播到人民大眾中間，為此應把《新約聖經》譯成通俗語言。本篤十四世對此已經通諭批准，而耶穌會士卻繼續反對。耶穌會開始成立時是天主教内主張個人自由權利的先鋒，現在卻成了它的敵人，這真是歷史的嘲弄。它由於充當了反宗教改革運動和君王絕對主義的工具，以致斷送了自己。十八世紀後期，它像用壞了的工具一樣，被主人拋棄了。
詹森主義者一心尋求意大利開明君主的庇護。在皮德蒙（Piedmont，意大利西北部），薩伏埃（Savoy，在皮德蒙西端）的查爾斯、伊曼紐三世和維克多·阿馬德烏斯三世都加以拒絕，於是他們又投向特斯坎尼（意大利中部）的大公爵，因為大公爵曾為伽利略申辯過。一七八七年四月至五月間，在佛羅倫薩和匹斯陶阿（pistoia，與佛羅倫薩同在特斯坎尼境内）召開的著名宗教會議是詹森主義者要求改革羅馬公教會的一次盛大集會，受到了哈普斯堡大公爵利奥波（Leopold）的保護。這次宗教會議很像法國大革命時的國民議會。改革派的尖銳語言十分鮮明。德·凡契（De Vecchi）宣告：奥古斯丁根本不需要托瑪斯那套臃腫多餘的註釋，奧古斯丁自己的思想本來就已純淨無誤地施教後代了。他這種奧古斯丁主義直接針對教皇格列哥利七世（教皇格列哥利七世主張教權至上），反對教廷統治世界的理論，認為正是這種理論把羅馬教皇變成了暴君。在辯論中把意大利的精神世界、宗教生活的悲慘狀況暴露無遺，坦率得令人震驚。但是由於哈普斯堡王朝的皇帝約瑟夫二世突然逝世，利奧波大公爵要回去繼位。他剛離去，正值法國大革命爆發，改革派便被認為是革命黨，對詹森主義者的搜捕迫害立即開始。這次特斯坎尼宗教會議的結果是宗教上、政治上和改革思想上的重大挫折。一七九七年，教皇庇護六世發佈通諭，譴責匹斯陶阿宗教會議和意大利詹森主義。
於是意大利知識分子又一次被驅入地下。直到十九世紀，意大利知識界還帶有詹森主義、加爾文主義的精神印記。「青年歐洲」的詩人瑪志尼提出的口號：「為了上帝和人民」，正是意大利屬靈主義的繼承。瑪志尼後來被迫流亡，他所代表的意大利本色思想也被翦除，於是又引進了德國理想主義來替代。而純粹意大利式的反應則當推曼佐尼的浪漫主義詩歌。它在許多方面都可以看作是與官方思想對抗的一種神學。這種新詩歌抛棄了舊世界那種矯揉做作的修辭，它嚴肅地探索存在的本質。人的命運和甚麼是神聖，賈科摩·利奥帕迪的無神論標誌着人民大眾的反抗精神，然而其中的宗教虔誠精神卻勝過許多所謂宗教作家的作品。曼佐尼從詹森主義者繼承了一種傳道的激烈思想以及尊重個人的良知。他和無神論者利奥帕迪的共同之點在於都認為，意大利的社會政治革新首先要有人們道德良心上的新覺醒。[37]
法國大革命最終勝利使巴洛克思想主宰下的教廷世界恐懼地意識到，各種異端都從灰燼中重新興起了。從中世紀早期以來，凡異端分子所持的屬靈和宗教教義，現在都以一種激烈的世俗政治形式再生。十九世紀羅馬的正統神學家清楚看到一千年來異端思想的傳承關係，但他們所能做的也只是再一次否定異端思想。他們不得不退卻到反動中去。教皇格列哥利十六世在他的《神奇誓約》（Mirari vos）通諭中再次號召羅馬教會與天主教君王繼承加洛林王朝的精神，共同消滅一切異端。[38]羅馬成為君士坦丁、査理曼大帝和反宗教改革運動的最後堡壘，四面被敵人包圍了。《神奇誓約》之值得我們重視，因為它從正統的角度反映出異端思想的内在延續性。它在開頭提到一八三一年羅馬的一次起義受到鎮壓，「對那些叛逆分子，我們長期採取容忍寬大的方針，但他們的氣焰不僅沒有消減，反倒更趨囂張；對這種頑梗不化分子，我們只好「舉起鐵杖，嚴加懲罰。」（用查理曼大帝和教皇的鐡杖管教神國的叛逆分子）「錯謬無恥的神學和不受約束的自由，現正慶祝造反的勝利」；「日益逼近我們的是公共秩序的鬆弛、權威思想的崩潰和一切合法權力被推翻。這股邪惡的洪水都是由於一些秘密組織的陰謀活動，在那裏就像在陰間裏一樣，一切褻濱聖靈的異端和有毒的教派都匯聚到一起去了。」
教皇告誡主教們採取步驟反對一切「革新」。「你們要認真考慮：正如神聖教皇阿格索（Agatho）所說，在一切都已正確決定、正確建立的教會中，不能增添、削減或修改任何一點。現在提出的革新，不論内容是甚麼都將影響全教會。格列哥利十六世的確看到「聖座」是「保壘的圍牆……牢固的避難所，平安的港口、和有無數珍寶的寶庫」。「因此，談論教會必須革新才能生存發展，彷彿教會現在面臨沒落的危險，不僅毫無意義，而且是大逆不道。」救恩的天城有一個危險的敵人就是「那種愚蠢、謬誤甚至瘋狂的主張，要求實現一切人的良心自由。這種像瘟疫一樣傅染的謬誤主張得以廣泛傳播。危害教會和社會，就因為不恰當地誇大了思想言論自由。」「經驗已經表明，自古以來眾所周知，繁榮富強的政府竟致可悲地瓦解，就是由於對思想言論自由和革新要求不加約束，還有對書籍的出版發行不進行管理。不少人抱着罪惡的動機，要求這些自由，對他們無論怎樣口誅筆伐，也不為過。」教皇援引前代聖徒、教皇利歐十世怎樣焚書，特倫特宗教會議怎樣重頒禁書目錄的做法，然後說：「若不把邪惡的毒素燒為灰燼，就無法杜絕這些毒素。」
基督徒君王必須保衛建立在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和羅馬宗教基礎之上的大城。因此，一切基督的信徒的天職就是順服君主，忠誠事奉。格列哥利十六世還授引古代基督徒兵士忠誡效勞於異教徒皇帝的事跡說：「這些高貴的榜樣都是由於基督教信仰的指示。他們就是對現在那些信口開河、要求個人無限自由、反對當局的權力，以自由為名，驅使大眾充當奴隸的人的有力譴責。那些華爾多派、威克立夫的追隨者、和其它的「巴力之子」（巴力指假神，源自《舊約聖經》）都是人類中的敗類，因此聖座理所當然要懲罰他們，把他們革除出教會。要知道，這些罪惡分子一心想像路德那樣，以不受約束為得意，為此不惜使用任何罪惡的手段。」
教皇告誡主教們：「在委託給你們的地區裏，要把每一枝毒根都拔掉，每一個搗亂的萌芽都消滅掉，以求得靈性美德的豐收。」「還有君主們，朕在基督裏的親愛兒子們，要為教會和國家的共同福祉，積極運用他們統治的權力。要牢記，凡為教會的救恩所作的任何事情，也就是為了自己的權威與和平。」君主們是神所樹立的「民眾之父，又是民眾的保護者……」，有義務維護教會不受任何侵擾。
在歐洲思想史上，皮德蒙（Piedmomtese）的軍隊征服了教皇國，標誌着天主教開始從古代和中世紀羅馬中心的宇宙觀裏解放出來。[39]羅馬重新有了一個世俗統治者。個人的領域又復活了；基督教也有了獨立的個性，超脱了對羅馬大城必須在政治上順服的傳統。對十九世紀末葉和二十世紀的意大利來說，這意味着一百年來互相攻擊、互相抵消，都耗得筋疲力竭的不順從國教的思想運動和正統的思想運動之間第一次有了積極意義的思想交流。「新開明主義」、「改革的天主教」，政治人文主義、深沉的人道主義以至近代意大利詩歌，各自繼承了古老的傳統又在一八七。年以後並肩發展。教皇庇護十世（一九〇三至一九一四年任教皇）成長於華爾多派社會環境之中，他的關於領聖體問題的通諭和前任教皇利歐十三世（一八七八至一九〇三年任教皇）歡迎二十世紀帶來進步與自由，在精神上是一脈相承的。於是，唐·路易吉·斯多佐（Don Luigi Sturzo）、帕庇尼（Papini）的基督教民主運動興起了。政治上持極端主義思想的安東尼奧·格蘭西（Antonio Gramsci，意大利共產黨創始人），開明分子如克羅齊、天主教學者被迫走上不從國教者道路的如布沃奈尤蒂（Buonaiuti）都同樣關注倫理問題。便是這種有意義的思想交流的結果。
- [455] 原子論者（Atomists），古希臘哲學家留西帕斯、戴莫克利特斯主張：一切物體都包含一定數目、不可再分割的、眼不能見的微粒，稱為原子。持這種觀點的哲學家由此得名。
- [456] 索赛奈斯派（Socinians），追隨十六世紀意大利神學家索赛奈斯的思想流派，用理性反對三位一體論，頗類似現代一位神論者。其思想傳入波蘭、匈牙利及荷蘭。
- [457] 伐薩里（Giorgio Vasari，1511-1574），意大利藝術家、建築師，以所著《著名畫家雕刻家建築家傳略》聞名於世。
- [458] 此畫立於梵蒂岡西斯廷小教堂聖台之上，米凱朗琪羅自1534年着手，至1541年始畫成。
- [459] Incas，十三至十六世紀在南美厄瓜多爾到智利北部的印第安民族之一，所建立印加帝國在十五世紀達到全盛時期，在建築、採礦、冶煉、陶器、紡織、水利、道路修建上有巨大成就，十六世紀因西班牙人入侵遭到毀滅。
- [460] 孔多塞（Condorcet，1743-1794），法國數學家、經濟學家、哲學家，強調理性與博愛。法國大革命後起草國民教育方案及制訂憲法計劃，後被雅各賓黨剝奪公民權加以逮捕，服毒身死。
- [461] 狄德羅（Diderot，1713-1784），法國文學家、哲學家，以主編《百科全書》著名，並為浪漫主義先驅。
- [462] 羅伯斯庇爾（Robespierre，1758-1794），法國大革命中雅各賓黨領袖，實行無情鎮壓，個人獨裁，後被推翻處死。
- [463] 聖西蒙（Saint Simon，1760-1825），法國政治經濟學家、哲學家，反對政治集權，主張社會自治，按勞取酬。
- [464] 傅立葉（Fourier，1772-1837），法國經濟學家、哲學家，主張小社會，公民自願合作生產，共同生活。
- [465] 哈林頓（James Harrington，1611-1677），英國政治思想家，在其理想社會中有成文憲法、投票程序及賢人政府。
- [466] 伽桑迪（Gassendi，1592-1655），法國天文學家，哲學家，攻擊亞里士多德哲學，支持伊壁鳩魯派思想，為十七世紀著名自由思想家。
- [467] 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1818-1897），瑞士歷史學家，以所著《意大利文藝時期的文明》及對意大利藝術的批判研究著名。
- [468] 塞爾維多（Servetus，1511-1553），西班牙醫生兼神學家，因否認耶稣為神和三位一體教義，被加爾文在日内瓦判處火刑。
- [469] 西吉斯孟·奧古斯都（Sigismund August，1520-1572），波蘭國王，在其統治期間，宗教改革思想在波蘭廣泛傳播。
- [470] 西埃納（Siena），意大利中西部特斯坎尼省城市，自十二世紀起建立獨立城邦，十四世紀初成立大學。
- [471] 阿爾布萊希特·杜勒（Albrecht Durer，1471-1528），德國畫家，曾漫遊意大利，回國後推動文藝復興運動，除銅版畫、木刻畫、水彩畫馳名外，還就各種問題發表論述。
- [472] 塔索（Tasso，1544-1595），意大利史詩作家。於1581年作Jerusalem Delivered，歌頌第一次十字軍戰爭。
- [473] 凯卜勒（Kepler，1571-1630），德國天文學家、數學家。曾與另一名天文學家共同制訂星體運動三定律，為近代星體天文學奠定基礎，使牛頓得以進一步發現物體引力定律。
- [474] 吉爾伯特（Gilbert，1544-1603），英國物理學家，發現磁吸力。
- [475] Advent，基督教聖誕節前四周期間的節期
- [476] 指1618-1648年間，德國天主教與新教諸侯間的一系列政治、宗教戰爭。
- [477] 蓋利烏（Gellius，約130-約180年），拉丁作家，所編書中保存了不少希臘、羅馬作家已佚失作品中的片斷。
- [478] 高爾多尼（Goldoni，1707-1793，意大利劇作家，開創意大利現實喜劇，有約250部劇作，其中《一僕二主》經久不衰。
- [479] 阿爾費耶瑞（Alfieri，1749-1803），意大利詩人，並以古典悲劇、諷刺小品馳名於當時。
- [480] 古契阿迪尼（Guicciardini，1483-1540），意大利歷史學家、政治家，曾任佛羅倫薩駐西班牙大使、教皇國總督，所著《意大利史》被認為有關意大利十五世紀末、十六世紀上半葉歷史的巨作。
- [481] 維柯（Grambattista Vico，1668-1744），意大利哲學家、歷史家，首先運用神話、傳說、語言、詩歌作為歷史資料，論述各時代社會興衰；所著《新科學》具有廣泛影響。
- [482] 帕勒斯崔納（Palestrina，約1525-1594），意大利作曲家，以複調聖詠合唱作品著名。
- [483] 皇家港（Port Royal），其修道院為法國詹森主義中心，反對耶穌會；1643至1653年間被教會譴責。到了1712年，路易十四鎮壓詹森主義者，把皇家港修道院夷為平地。此後詹森主義流派仍繼續活動，直到法國大革命時期為止。
- [484] 烏特勒希特（Utrecht），荷蘭中部中世紀城市。1713年，西歐各國在此簽訂條約，結束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新教勢力得到承認。
- [485] 奧拉托里修會（Oratorians），1564年在羅馬成立的修會，其成員為教區神甫，不要求集中居住，入會不必發誓願，主要活動為宣講教理和《聖經》，引人悔罪。
- [486] 指十八世紀歐洲各國相繼驅逐耶穌會士，1773年教皇克雷門十四世取缔耶穌會。
- [487] 哈普斯堡王朝（Hapsburg），自1438年-1806年統治神聖羅馬帝國，領土包括奧地利、匈牙利、波希米亞、勃艮第、荷蘭、北部意大利、拿坡里、薩丁尼亞。
- [488] 瑪志尼（Mazzini，1805-1872），意大利愛國者、革命者；1831年創立「青年意大利」黨，謀求意大利統一、獨立，成為共和國；其秘密組織武裝起義，遭到多次失敗。
- [489] 曼佐尼（Manzoni，1785-1873），意大利詩人、小說家。
- [490] 賈科摩·利奥帕迪（Giacomo Leopardi，1798-1837），意大利抒情詩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