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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前言
歐洲重要思想的歷史不是像一條線那樣順序發展的。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一些思想在歐洲的精神地圖上像重叠的光環那樣鋪開。在這篇前言裏，我想挈要舉出一些題目，據我看來，這些題目在歐洲歷史中反覆出現，直到今天，還未失去它們的意義。如果哪位讀者首次看到它們是它們穿着現代服裝的時候，那末再在本書中看到它們時，或者不難辨認出來。這則前言只是為讀者閲讀本書時充當導遊，而不是為那些重要的思想主題作詮釋。在試圖對它們作較為系统的介紹時，我只想強調一下它們的重要性和在歐洲歷史中的延續性。
（一）在歐洲的精神歷史上，從來都存在着「上層」和「下層」的鬥爭。「上層」文化包括基督教、有教養的人文主義和理性主義，始終與人民大眾的「下層」文化進行着鬥爭。這個文化的「底層」包括人民大眾個人的深層人格和大眾的風尚、信仰、生活方式等。在十九世紀到一九四五年這個時代的結束為止，這種鬥爭又進入一個新時期。來自底層的運動第一次突破了上層文化的表層。這些運動，無論是理性或非理性的，靈性主義或自然主義的，都帶着巨大的熱情，甚至是狂熱。這些運動的領袖都決心從民眾中間或從人的自我深處開闢一條新的得救途徑。在十九世紀之前，這種努力都只限於某個地區、小團體或一些個人。自十九世紀開始的這個新時期，其重要特徵是群眾性的全體的新精神。在古代國王和家族英雄的時代，這種新精神只是像火山爆發那樣偶然迸發出來 [如聖方濟、聖女貞德、胡斯派、囉啦派（Lollards）、路德、閔釆爾之類]。在新時期裏，它成為宗教熱心派、民主運動、政治和民族解放運動的動力。無論這些運動的領袖是品德感人的偉人或靠花言巧語耍手腕蠱惑人心的惡魔。
（二）從法國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戰，許多歐洲國家在立法時仍寬容幫助這些民間運動的興起。巫士不再被官方處以火刑，宗教上不信國教也不再遭受迫害。當本來潛藏在民間的運動走上地面公開化時，歐洲思想史上最驚人的一點就展現出來：儘管過去一千年裏對各種「異端」迫害不遺餘力，結果沒有一種「異端」思想、異端哲學、異端觀念被消滅。十八世紀歐洲各國思想解禁後，當初在哪些國家、地區出現過的異端教派、異端思想又在原地出現了。無論是西班牙東北部的巴塞隆那，法國中部的里昂、南部土魯斯、東部的斯特拉斯堡，意大利南部拿坡里、北部佛羅倫薩、米蘭、威尼斯，瑞士的巴塞爾、日内瓦，中歐的布拉格、克拉考，西北歐的阿姆斯特丹、倫敦等等，到處都一樣。正統的世俗君王的迫害，只是把異端運動推到地下去，或採取一些偽裝。對宗教性質的運動來說，政治壓制只能把它們變成現實社會運動，特別是禁止教派進行宗教教育的那些地方。在有些情況下，本來是宗教性質的活動，最後變成狂熱的政治運動。無論是哪種情況，被官方取缔的異端都繼續存在。在西班牙和俄羅斯，自十五世紀到二十世紀實行的是最高壓的統治，還有德國對自由教會也長期加以迫害。這些國家的經驗特別引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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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由於統治者對下層民眾鎮壓，在歐洲各地都導致了上層文化與下層文化的破裂和戰爭。如果正統派與統治集團敢於和「敵人」對話，這種文化上的對抗本來可以溫和得多。結果是只有在長期流血之後，大家才認識，誰也不能壟斷真理，彷彿上帝是在某個人的掌心裏。在西方的君王、神甫、政客承認自己不一定就代表真理之前，許多老百姓只好受罪。
（四）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的焦慮對抗以及東西方之間日益增長的分裂狀態導致歐洲在全球戰爭中分裂。這種焦慮緊張的氣氛正助長了一種修道會式、進攻性質的政教合一教會組織的形成，就如公元四世紀，君士坦丁大帝死後歐洲的情況那樣。
（五）歐洲的正統組織只有不再怯懦地窺探對手的動向而認真面對自身的問題時，才能重新獲得真正的精神力量。對羅馬公教會來說，這意味着把自公元四世紀中斷的對話重新恢復。對新教來說，這意味着要勇敢面對現實，不怕別人提出關於基督的問題和教會傳統的問題、路德和早期宗教改革的理論，以至十九世紀以來對《聖經》進行歷史研究帶來的種種問題，不怕教條被動摇瓦解，安德烈·紀德
曾說：「天主教徒不喜歡真理。」對一切居於正統以至非正統的教派，都是有益的提醒。
（六）當代各種世俗性質的哲學和思想體系無非是普通一般人的「神學」。它既是非正統圈子的神學代用品，就注定要和正統的神學對話。我們時代的唯心論、無神論、諾斯替派（gnostic）、存在主義者、唯物論者、唯靈論者，每種思想的代表都在實際上把基督教思想傳統和非基督教從世界各地、各民族的思想傳統放在一起進行辯論，其中有過去歐洲内在的思想對話中未曾充分考慮過的許多問題。
（七）不僅哲學家、神學家在進行這場思想競技比赛，詩人、藝術家的作品也投入了這場思想競技比賽，在不同的經驗、思想材料、内容、形式、理論體系之間，詩歌和藝術往往能起一種獨特的溝通、調和作用。
（八）現在剛開始的精神與物質的對話、空間與時間關係的對話，若沒有詩人和藝術家的幫助是無法進行的。
（九）在極權壓力下匆匆進行的綜合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神學與哲學，在某些圈子裏正風行一時，但未必有真正的生命力。最傑出的科學家們常常不自覺地回到古老的思想傳統去。海森堡的「不確定原理」反映了一種德國新教非理性主義思想。愛因斯坦關於時間、空間、能與物質之間關係的統一理論（一九五三年），淵源於三個文化圈籠罩下的世界和中世紀西班牙哲學家拉蒙·魯爾（Ramon Lull，約一二三五至一三一五）的著作《一般而又偉大的技藝》。愛因斯坦很可能成為一種新時代的综合理論的創始人。
（十）從每一種有重要意義的神學和哲學體系中都可以同時推論出基督教思想和反基督教思想。亞里士多德、阿奎那、笛卡兒、康德和馬克思都同時既是有神論者，又是無神論者。最正統的思想家’哲學、神學上的教父們其思想中都包含有自身的對立面。因此，他們在自覺維護正統思想的同時，又成為異端思想的有力推動者。在歐洲曾經流行過的不遵從國教的思想體系都可以上溯思想淵源直到保羅、奥古斯丁、鄧·司高特（Scotus）和艾克哈特（Eckhart）等大師。
（十一）歐洲的思想家們對他們的思想所產生的後果究竟要負多大責任？如果一個思想家的體系中有某些地方被別人拿去，造成破懷性的結果，人們於是便責備那個思想家，這似乎有欠公允。但另一方面，人們不能不對他們的思想和行動負責。而且若不承認思想家們互相影響、互相連結，就不可能寫出一部歐洲思想史。這意味着責任，所有的思想家都不免有罪（這是一種形而上學的罪，任何人間的法庭都無從對此起訴或判決）。所有存在的事物中，最危險的是精神，尼采自認是「炸藥」，實在不假。當舊式的正統監護人火焚一個異端分子時，他們知道所做的是甚麼，也明知自己為甚麼這樣做。他們深知，精神是有爆炸性的。和十九世紀那些半開明、高談闊論、主張寬容的人相比較，他們現實得多。我們無法譴責異端審判法官主張要有一種正確精神，否則許多運動都將造成嚴重惡果，但我們能譴責他們所採用的手段和方法以對付他們的對手。任何思想家都無法預知他的思想將產生甚麼後果。這個事實特別令人不安◦我們不能因為某種思想令我們不得安寧，就此不去想它。即使我們無力解決，也不能不想，不能不「上窮碧落下黄泉」去尋求解答，這在基督徒來說，就是對神的無限大愛的回應，別無選擇。
（十二）考慮到這個現實，勢必使人要考慮精神自律（spiritual discipline）的問題。進入修道院並不等於信仰虔誠（Monachatus non est pietas）是現代人的一個基本觀點。接受這個觀點就使人的心靈從一切束縛中解脱出來。歐洲思想界長期為武斷、缺乏自律精神和傲慢粗魯所束縛，這反而使思想界沒有力量。他們不能駕馭別人的思想，因為他們不能駕馭自己。人的心靈不能聽由興之所至而放縱它，必須有對自己心靈的嚴謹約束。這種自我約束的一個特性就是毫無成見地看待社會的一切經驗。自然科學要求人們頭腦開放，同樣的精神也適用於我們考察歐洲的一切思想傳統，傾聽每一個時代的聲音。說到底，這種開放精神要求自制、自我批評、自我監督和自律。一切知識分子和關心人的心靈的人，都必須如此去努力。他們若不用精神的律法約束自己，就會被新的、外來的權勢所制約。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三十年的經驗是令人難忘的。在歐洲極權國家裏，壓制知識分子就如同一場兒戲一樣。一夜之間，知識分子、大學教授、神學家、藝術家、詩人都被置於管制之下，受極權制度和壓力團體的這樣那樣的整肅。如果人的内心只有良心的壓力就好了。人們想發抒性靈從事創造應該懂得在天才與聖賢之間有根本的不同。人們應當學會辨認「天之所為」和「人之所為」。對一個知識分子來說，最有益心靈的莫過於學會對一個真誠的修道人表示敬意。這種敬意是承認人的心靈獨立，永遠不會被摧毀。任何心靈的活動，若沒有一種「面壁十年」的精神是難以開展的。這種棄絕慾念的精神是入世修道僧對人世敞開胸懷時必須具備的特性。這返照一種更高的境界，在其中個人的一切都可放棄，以求得到屬神的一切。這種神聖的「給」與「得」，並不像五百年來歐洲知識分子所以為的那樣「可笑」。它應當成為我們的榜樣。未來歐洲的精神，究竟有多少價值，會在於它的代表人願意付出、願意犧牲自己，願意為人服務的多少。他們應準備接受來自上面，來自下面，來自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東西，應能感覺到空氣中已經出現的新東西，如同《聖經》所說，聖靈像風那樣，隨自己的意思吹到四方。
下面的這本書是在昨天與明天、過去與未來之間的一篇論文。它試圖在歐洲的精神歷史中找到一些發展線索和一些可以作為里程碑的事件。它的短期目標是把古代歐洲的精神語言以及其中積貯的心靈經驗翻譯成現代語言，使科學家能夠運用而廣大讀者能夠理解。我有意對本書中涉及的各種思想避免發表個人的偏見，雖然我並非沒有自己的看法。無論就主題或内容來說，本書都只是一篇論文而已。
弗·希爾
1953年4月22日於維也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