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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西伯利亚人来了
1941年12月5日——没有冬装——克林之战——第3装甲集群夺路而逃——第2装甲集团军不得不退却——鲁扎河冰面上的惨剧——勃劳希契离职——元首大本营中历史性的谈话——不惜一切代价守住——第9集团军防区被突破——第23军的悲剧——“吉森”时刻表——古德里安被解职
第87摩步团的前沿哨所刚刚换岗。此刻是清晨5点，天寒地冻。温度计停留在摄氏零下25度。士兵们艰难地穿过积雪，朝小小的亚赫罗马河而去。山谷中，农舍的烟囱冒出的烟雾直直地升入清晨灰暗的空中，四下里一片寂静。第87摩步团隶属于第36摩托化步兵师。来自莱茵兰—黑森州的该团据守着加里宁南面，伏尔加水库与罗加切沃之间的防线，这座水库也被称作“莫斯科海”。这片漫长的地带只能以独立支撑点的形式予以守卫，其他任何形式，对第87摩步团来说，都因为实力过于虚弱而无力承担。该团已被严重耗损——更严重的减员是因为冻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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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下降到摄氏零下30至40度时，没人能在前沿的雪坑里待上一个小时。当然，除非他穿上羊皮大衣和毡靴，戴上毛皮帽子和加厚的手套。但第36摩步师的士兵们根本没有这些东西。
他们离村子已不到30码，马拉大车停在结了冰的小河旁。村里抽水泵的摇把高悬在低矮的屋顶上，水泵旁站着一些俄国妇女，正在打水。突然，这些妇女和刚刚换岗下来的德军巡逻队都奔跑起来。他们本能地躲避着，朝着离自己最近的村舍跑去。随之而来的是“嚎叫的野兽”，伴随着一声巨响，积雪喷泉般地洒入空中，炽热的弹片撞在被冻得像石头般坚硬的地面上四散飞溅。弹片钻入浴室和农舍中。各就各位！
时间是1941年12月5日，星期五。战争史上的一页被翻开了。苏军在莫斯科门前庞大的反击战就此开始。这里，第36摩步师的防区，第56摩托化军的战区，一场野蛮历史剧的帷幕拉开了。24小时后，“中央”集团军群的其他防区内也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从奥斯塔什科夫（Ostashkov）到叶列茨，战线长达600英里。
12月5日，莫斯科门前的态势究竟如何？苏联首都的北面和西面，德军先头部队已到达距离城郊只有几英里的地方。“中央”集团军群的北翼，第9集团军守卫着一条105英里长的弧形战线，穿过加里宁，直达莫斯科海。
将从北面对莫斯科实施侧翼包抄的第3装甲集群麾下的各师，已推进到莫斯科—伏尔加河运河上的德米特罗夫。再往南是第41摩托化军的先头部队，准备在洛布尼亚北面渡过运河。第1装甲师的“韦斯特霍芬”战斗群，夺取了尼科利斯科耶和别雷拉斯特，已到达库萨耶沃的西部边缘。右侧相邻的第4装甲集群据守着以莫斯科为中心的圆圈的四分之一前线，从红波利亚纳到兹韦尼哥罗德；这段防线上的任何一处，距离克里姆林宫都不超过25英里。第2装甲师的作战前哨位于莫斯科有轨电车的第一站。来自维滕贝格第62工兵营的一支突击队，摸进了希姆基郊区，从而最大程度地逼近了斯大林的巢穴，他们距离莫斯科城郊只有5英里，离克里姆林宫也只有10英里。
霍普纳第4装甲集群的南翼，从左至右依次排列着第106和第35步兵师，第11和第5装甲师以及党卫军“帝国”摩托化步兵师，另外还包括第252、第87、第78、第267、第197和第7步兵师。接下来就是克鲁格第4集团军的部队。他们距离莫斯科30英里，由北向南排列，位于莫斯科公路与奥卡河之间。
接下来，沿前线布防的就是古德里安的第2装甲集团军。该集团军绕过顽强防御的图拉，据守着以斯大林诺戈尔斯克（Stalinogorsk）为中心的一大块东向突出部；作为其先头部队的第17装甲师，停在卡希拉前，向北指向奥卡河。
第2集团军的最右翼掩护着南翼，并与“南方”集团军群相连接。
这就是12月初，使德军攻势陷入停顿的600英里长的战线，毫不夸张地说，他们已前进不得。人员、牲畜、引擎和武器，被摄氏零下45度甚至50度的酷寒所困。在第10装甲师第69摩步团一名士兵的日记中，我们发现了这样一句话：“我们正进行的冬季作战，就像一场在故乡黑森林的冬季所进行的战斗。”
这句话说得没错。官兵们缺乏能让他们冒着零下50度的严寒，在露天宿营和战斗的适当的冬装。结果，他们只得把他们现有的一切，或者是从俄国人的纺织厂、车间或仓库中搞到的任何衣物一层层地穿在身上。但这妨碍了士兵们的动作，而不是带给他们温暖。而且，这些污秽不堪的衣物从未被脱下来过，是个虱子滋生的好场所，虱子们会立即依附到他们的皮肤上。德军士兵不仅在挨冻，还在挨饿。送来的黄油硬得像石头，只能当做“黄油冰块”一点点吞食下去。面包，要用斧子劈开，然后放在火上加热。结果，这导致了腹泻，各个连队持续减员。每天，由于四肢冻伤和严重的肠胃问题造成的减员，远高于敌人行动所带来的损失人数。
与人员一样，马匹也遭受着严寒和饥饿。作为饲料的燕麦并未运到。屋顶上取下的冰冷的稻草已无法解决它们的饥饿，只会使它们病倒。兽疥癣和急腹痛的发病率相当高，许多马匹病倒或被冻死。
发动机同样遇到了问题。它们没有足够的防冻措施：散热器里的水被冻结，发动机体爆裂。坦克、卡车以及无线电通讯车由于动弹不得而变得毫无用处。许多武器也无法使用，因为活动部件中的润滑油被冻住。谁也没想过应该带上冬用润滑油。望远镜、战壕镜以及火炮瞄准镜同样缺乏冬季使用的润滑脂。这些光学器件被冻住，成了“睁眼瞎”，已派不上用场。
在这该死的俄罗斯的冬季，德军几乎没有任何作战和生存所必需的东西。元首大本营曾认为，霜冻到来前，德军士兵已经在莫斯科城内了。作战时间表的计算严重失误，这导致了补给物资的缺乏，现在，战场上的士兵不得不为此而买单。
处于困境的前线，他们的需求为何不能从欧洲运送补给物资来解决呢？这是因为许多火车也被冻结了，能用的车辆寥寥无几。“中央”集团军群每天需要26列火车为其运送给养，而实际上，他们只得到8列，最多10列。另外，由于严寒和缺乏机库，德国空军大部分Ju-52运输机无法从波兰和白俄罗斯的跑道起飞。
这里有一段描述，来自第208炮兵团第2连的下士维尔纳·布尔迈斯特的一封信件，他所在的团刚刚从法国调至东线：
这是个令人绝望的活儿——六匹马拖曳着一门大炮。前面的四匹可以用手牵引，但对车轴旁的两匹马来说，必须有人骑上去，坐在马鞍上，用他的脚抵住车轴，否则，每走一步，车轴都会碰撞上马匹的侧身。在零下30度的严寒中，穿着那些紧紧的、装有铁钉的靴子，甚至还未发觉，你的脚趾便被冻僵了。我所在的连队，没有一个人未被冻伤脚趾或脚跟。
这就是俄国的冬天——平淡、琐碎，但却严酷无比。苏军士兵配发的靴子总是大上一两个尺码，这使他们能在靴子里塞上稻草或报纸，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防冻措施。东线德军中的老兵也很清楚这种办法，可不幸的是，他们的靴子太合脚了，以至于无法塞入任何东西。
在这种情况下，部队停步不前还会令人感到惊讶吗？各个团的战斗力下降到不及原来的一半。最糟糕的是，部队里的军官和士官，以及大批经验丰富的老兵，已被战斗伤亡、冻伤和疾病消耗殆尽。于是出现了中尉指挥一个营，中士率领一个排的普遍现象。所有地方都没有预备队。在这种条件下，“中央”集团军群却被指望能守住600多英里长的战线。必须先了解这一点，才能明白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
俄国人一方的情况又如何呢？就在德军继续步步紧逼之际，苏军最高统帅部却在莫斯科的南面和北面各集结了一支打击力量。这个庞大的国家中，所有可用的预备队都被调至莫斯科。东部和南部边界遭到无情的削弱。西伯利亚部队早已习惯冬季气温，并配备了冬季装备，他们构成了这些新锐部队的核心。苏军最高统帅部抽调了34个西伯利亚师赶往西部战线，其中的21个师用于对付“中央”集团军群。10月份时，“中央”集团军群辖有78个师，但到12月初，该集团军群的作战实力只剩下35个师。因此，德军被严重削弱的有效战斗力，刚好与新抵达的西伯利亚师相抵消。这些西伯利亚部队的投入，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苏军部队在莫斯科门前大批量的集结，可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大的背叛行为的结果。斯大林知道，日本打算攻击美国，而不是苏联。他是从他在东京的间谍，理查德·佐尔格那里获知这一点的。作为德国大使深受信任的同僚和日本高级别政治家的朋友，佐尔格了解到德国和日本领导人的意图。他向斯大林报告说，日本拒绝了德国政府提出的“日本应该进攻苏联”的建议。他还报告说，日本军方正准备在太平洋上对美国发动战争。由于佐尔格关于1941年春季德军进攻意图的报告与事实完全吻合，斯大林这次相信了来自东京的情报，并将远东的部队调至莫斯科，尽管位于满洲的日本关东军一直对苏联虎视眈眈。
如果没有这些情报，莫斯科不可能安然无恙。最终证实佐尔格的情报与苏军军事行动之间的联系的是这样一个事实：斯大林展开莫斯科攻势的当天，日本军舰正赶往珍珠港，开始了对美国的袭击。尽管日本袭击美国的日期属于绝密，但这个日期还是被佐尔格传递给斯大林。等苏军侦察机证实了日本海军的行动后，对此并不太相信的斯大林终于觉得，佐尔格的情报是可靠的。现在，他可以放心地将西伯利亚的部队投入到莫斯科地区了。
1941年12月初，苏军最高统帅部集中了17个集团军来对付德国“中央”集团军群。其中的三个——第1、第10和第20集团军——由刚刚赶到的西伯利亚和亚洲师组成。其他集团军，据可靠的军事历史学家萨姆索诺夫的说法，实力已被“预备队扩充至三倍或四倍”。苏联的军事作家总喜欢压低他们自己的兵力，并夸大德军的实力，他们提出的苏德之间的兵力对比，在反击发起时为1.5比1，苏军占优。随着每个星期的过去，苏军的这一优势将变得更加明显。
整个12月间，德国“中央”集团军群没有得到一个师的补充。而苏军的“西线”在这一时期却获得了33个师和39个旅的增援。这些数字说明了一切。德国的资源不够，它所发动的战争超出了自身的能力。
苏军最高统帅部实施反击的计划是什么？尽管没有获得苏联方面的官方资料，但答案很容易从当时的情况中获得。苏军的第一项任务是，粉碎从北面和南面威胁莫斯科的两股强有力的德军装甲楔形。
苏军最高统帅部是否像今天的苏联军事作家声称的那样，从一开始就策划并坚持这第一个目标，以包围整个“中央”集团军群，这很值得怀疑。这一切似乎并不太合理。但如果苏军的计划确实从一开始就是这样，那么，它就是个糟糕的构思。
现在，我们来看看其原因所在。
苏军的反击开始于莫斯科北部的克林突出部之战。第3装甲集群前线上这一突出的弧形，是对苏联首都最严重的威胁。
身处这场战斗中心地带的是德国第41和第56摩托化军的第36和第14摩步师，第6和第7装甲师，以及——自12月7日以来——第1装甲师。久经考验的第10装甲师前任师长沙尔将军，现在已担任第56摩托化军军长［1］。这里有一份他的报告，再加上其他各个师的作战报告，为这一戏剧性事件勾勒出一幅饶有趣味、令人印象深刻的历史性画面。克林突出部这一事例表明，1941年12月初，“中央”集团军群北翼是如何频繁处于命悬一线的危急状态。这些报告还展示出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加之严重不足的兵力，德军士兵和军官是如何以英勇的努力来应对这些危机的。
12月5日灰暗的晨光下，就在苏军最初的炮击使得第87摩步团刚刚换岗下来的巡逻队在亚赫罗马河旁寻找隐蔽之际，苏军的步兵团已朝第36摩步师及其旁边的第14摩步师的防线冲来，这段防线位于罗加切沃与伏尔加水库南端之间。苏军的一个滑雪营突入了第36摩步师的防区，并向西推进。俄国人在模仿德军的“闪电战”战术。
48小时后的12月7日中午，苏军出现在沙尔将军的军部前，第56摩托化军军部设在克林东北方四英里处的大夏波沃（Bolshoye Shchapovo）。军部的参谋人员、传令兵和文员都端起了各自的武器。军部卫队的三辆装甲车，几门20毫米自行高射炮和两门反坦克炮不停地开火射击。军长本人也端起步枪隐蔽在一辆卡车后，瞄准目标开枪射击。第56摩托化军作训处长带着一个高射炮战斗群投入战斗，并派两个机枪分排封锁了村子北端的入口。到了晚上，第14摩步师一个垮掉的连队从被突破的前线撤了下来，到达村子后，他们立即占据阵地，阻击敌人的进攻。没过多久，第1摩步团团长韦斯特霍芬上校赶到了现场，带着他的战斗分排匆匆投入战斗；午夜过后不久，在他身后的第1摩步团第2营的主力从别雷拉斯特赶到了。
第二天早上8点30分，俄国人的坦克发起了进攻。第56军军部还能挺得住吗？第一辆坦克在北部边缘突破了德军的防线，从谢利奇诺（Selchino）而来。两个苏军步兵团，在强大的炮兵部队的支援下，朝西南方而来，绕过了夏波沃。就在这时，左侧传来了激烈的交火声：韦斯特霍芬上校带着第1装甲师的部队发起了进攻。最重要的是，第7装甲师第25装甲团的坦克也在关键时刻赶到了。奥尔洛夫中尉率领着这些坦克，对敌人的侧翼展开了打击。俄国人慌了手脚，他们的步兵仓促后撤，伤亡惨重。第56摩托化军军部随后迁往克林。
在克林，沙尔将军获悉了更多的坏消息。敌人成功地在第36与第14摩步师的结合部实现了纵深突破。强大的苏军部队涌过突破口，从北面绕过克林；他们切断了第56摩托化军的补给路线，随即转身，经亚穆加（Yamuga）向克林扑来。第3装甲集群只剩下了一条道路——这是个严重的威胁。如果敌人成功地堵住这条道路，整个装甲集群将遭遇一场灾难。如果这条道路被切断，德军士兵将不得不靠步行突围，所有的车辆和重武器将被遗弃。12月8日中午，这一危险变得严重起来。苏军夺取了斯帕斯-扎乌洛克（Spas-Zaulok），随后又拿下了亚穆加，他们距离克林北部仅有5英里了。
来自图林根的第1装甲师和来自维也纳的第2装甲师——这是德国装甲部队最早组建的三个装甲师中的两个，第三个师是来自柏林的第3装甲师，目前在古德里安的防区内——是沙尔将军最后的希望。他们将挽救这一危急的形势，并确保重要道路的畅通，以便让第3装甲集群撤往新的拦阻线——拉马河（Lama）阵地。12月7日上午，第1装甲师的主力仍在罗加切沃—莫斯科公路上，据守着尼科利斯科耶附近的一道斜向防线［2］。莱因哈特将军将该师调出，派往克林。
这一交通枢纽的危机正在加剧，它对摩托化部队的后撤来说至关重要。很可能第1装甲师还没赶到，它已失陷，但在12月8日，科普上校率领一支仓促拼凑起来的救援部队发起进攻，避免了这种危险的可能性。第37装甲工兵营夺取并守住了克林北郊的迈丹诺沃（Maydanovo）。这样一来，严重的危险暂时得以缓解。德军立即在克林北郊组织防御，并不断予以加强，以确保守住克林，直到第1装甲师的先头部队赶来。这些防御工作由希里少将负责。
这是一项艰难的任务，因为俄国人非常清楚发生了什么状况。沙尔将军报告说：“受德军后撤的鼓舞，俄国人沿着德军后撤路线紧追不舍，他们对此兴奋不已。在苏军最高统帅部命令的督促下，俄国人打得非常顽强。另外，在他们的推进过程中——有些人踩着滑雪板，但大多数是靠步行或搭乘轻型车辆，并得到了T-34坦克的支援——俄国人占尽了几乎所有的地形优势。在这片茂密的林区和艰难的路面上，德军沉重而又笨拙的摩托化部队几乎完全被地形所困。越来越多的战斗演变为一系列近距离作战，在这样的战斗中，德军不同部队之间通常都很成功的协调作战变得不复可能。其结果是，俄国人经常能战胜我们。”
克林防御战。
尽管面临着这些困难，但第1装甲师得到加强的战斗群，与第5和第2装甲师的战斗群一起，成功地掩护了从克林撤向西面的道路，并保持其畅通，以便逐出已达成突破的敌军，并确保——尽管必须付出最大的努力和沉重的代价——四个机械化师和数个步兵师的后撤。此时，沙尔将军决定，必须结束这种剜肉疗疮的做法。为此，他构思了一个大胆的计划，旨在为摩托化军和装甲集群争取到一些喘息空间，从而使他们能够重新夺回主动权。
他的构思是通过几场快速反击，挫败敌军的意图。第25装甲团团长豪泽上校，以其魄力和主动性在第7装甲师内闻名，摩托化军作战区域内每一辆可用的坦克都将交给他，另外还包括集团军群答应调拨的50多辆坦克，他的任务是突破克林东面的斜向防线，在亚穆加、斯帕斯-扎乌洛克和比列沃（Birevo）之间肃清被无线电侦察识别并定位的敌师级指挥部，从后方攻击苏军的炮兵部队，并将敌人的大炮摧毁，然后，制造混乱，返回德军的防御圈。
这场反击的准备工作都已就绪。
在此期间，第1装甲师的两个战斗群向北面发起了一次救援攻击。“韦斯特霍芬”战斗群首先击溃了基列沃（Kirevo）南面相当强大的一股敌军。接着，12月9日上午10点30分，“维特斯海姆”战斗群，与第1摩托车营以及施托夫少尉率领的六辆三号坦克，在“博恩”炮兵营的支援下，沿加里宁公路向亚穆加推进。起初，他们的行动取得了不错的进展。尽管在兵力上占有优势，但苏军却未能顶住，他们仓皇后退，在亚穆加周围的战场上遗留下180具尸体、790名俘虏以及大批重型武器，其中包括三辆T-34。但德军未能重新夺回亚穆加镇。
到了夜里，第1装甲师将战斗群回撤至克林的北部边缘，就地组织起防御。尾随而来的敌军被白刃战所击退。12月9日夜间，第1装甲师师部接到了全权负责克林防御任务的命令。克鲁格将军坚守该城一直到12月14日，随即，“豪泽”行动开始了。
一切都已准备就绪——第1和第7装甲师最后的坦克，第2装甲师的一个坦克连，第5装甲师的25辆坦克。就在这时，右翼发来了一份报告，大意是敌人在第4装甲集群的防区，第23步兵师的作战区域上达成了突破。库兹涅佐夫将军的突击第1集团军对克林发起进攻，形成了钳形攻势的南部夹钳。很明显，苏军第1和第30集团军意图在克林西侧会合，困住第3装甲集群，再由其他部队插入克林突出部。
准备战斗！只有以装甲部队发起积极和及时的反击才能挽救形势。尽管作出这个决定是痛苦的，但沙尔将军不得不将“豪泽”战斗群撤至东南方，以避开迫在眉睫的危险。
12月12日清晨，德军坦克出发，赶往东南方。突然转晴的天气使温度暴升至零度上下。冬季的阳光洒落在道路上，再加上履带早已磨损得破旧不堪，这趟旅程相当艰难。不过，德军成功地拦截住苏军，解救了七零八落的德军部队，并把仍坚守在破裂的前线的各种德军战斗群安全带回到第3装甲集群设在克林附近的斜向防线上。
坚守克林城是必须的，尽管疏散行动一直在进行，但城内仍滞留了数千名伤员，防御任务被交给了三支临时组建的队伍。起初，科普上校和克诺普夫中校率领着以工兵、道路修建队、少量反坦克炮和高射炮分排、三辆自行火炮、空军地勤人员、机械师和几辆修理好的坦克仓促组成的应急部队，为后撤中的德军师保持着克林城的畅通。但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所有可用的士兵都被投入到克林城的积极防御中——其中甚至包括第25装甲团军乐队里的25名鼓手，在乐队队长的带领下，他们作为步兵被部署在城市的北郊。目前，“韦斯特霍芬”、“维特斯海姆”和“卡斯帕”混编战斗群被安排在城市的东北和西北部边缘。此时的克林城处在苏军的炮火轰击下，城内到处是燃烧的火焰。
12月13日，经希特勒首肯，装甲集群下令放弃克林城东面的阵地。沿着穿过克林城唯一的道路，所有部队都在转身后撤。
自13日夜间起，城市东部边缘的防卫交给了第14摩步师，该师获得了第2装甲师战斗群以及毛瑟上校战斗群的加强。克林的北部郊区和西部，第1装甲师抵御着苏军由北而来的猛攻，掩护着部队的后撤路线。他们一次次地肃清公路，以确保最后千余名伤员和大批物资的转移。在这些行动的掩护下，克林突出部于12月14日中午被疏散完毕。尽管作战部队在防线上付出了非同一般的努力，但补给单位和零散部队的后撤却成了一场名副其实的悲剧。
沙尔将军对此的个人回忆记录如下：
军纪开始崩溃。越来越多的士兵设法向西逃窜，他们没有任何武器，用绳子牵着一头牛犊，或是在身后拖着一具装有土豆的雪橇，就这样在无人带领的情况下向西跋涉而去。现在，已没人去埋葬被空袭炸死的士兵。补给单位，经常在没有军官带领的情况下霸占公路，而所有部门的作战部队，包括高炮部队，正拼命地守住防线。整个补给车队——除了那些获得坚定领导的单位外——疯狂地向后逃窜。这些补给单位惊慌失措——可能是因为他们习惯了过去的高歌猛进。士兵们没有食物，被冻得瑟瑟发抖，在一片混乱中，他们向西奔逃。他们中的伤员已无法被及时送回基地。汽车驾驶员们不愿意等待堵塞的交通获得畅通，干脆把车开到了最近的村落里。这是装甲集群有史以来最艰难的时刻。
怎么会这样？纪律严明、英勇奋战在前线的士兵们身后，怎么会出现如此混乱的局面？
答案很简单。德国国防军从未学过后撤的原则和方法。德军士兵从来不把后撤视为一种特殊类型的行动——这将破坏他的意志——而是将此视为敌人施加给他的一场灾难。
即便在魏玛国防军时期，演练后撤也普遍遭到轻视。经常有人轻蔑地说：不该练习后撤，这只是教士兵们逃跑罢了。
1936年后，就连“弹性防御”也从训练大纲中删除了。“进攻”和“坚守”是传授给德军士兵仅有的两种技能。投入战争时，德军对“边打边撤”毫无准备。对这一技术的忽略必将付出沉重的代价。克林，是他们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12月14日下午13点，一名苏军少尉打着白旗出现在兴斯特上尉面前，作为“豪泽”战斗群的一部，兴斯特带领着第3装甲团第8连，和第2摩步团的部队被部署在克林城的东南部边缘。苏军少尉呈交了一封署名为“尤赫温上校”的信件，要求克林城的德军投降。这位上校在信中写道：“守军的形势已毫无希望”。这是苏军在东线第一次打着白旗要求德军投降。
兴斯特上尉很有礼貌地接待了苏军使者，随即向豪泽上校报告并请求指示。下午14点，苏军少尉被打发回去，并带给他的上级一个回答：尤赫温上校说得不对，守军的形势绝非毫无希望。
兴斯特说得没错。此刻，第56摩托化军已按照计划与敌脱离接触。下午16点30分，道路被肃清后，第1装甲师带着摩托车营出发，向西而去。12月15日前，该师所有的单位都已到达第2装甲师设在涅克拉济诺（Nekrasino）的拦截线。克林城的南部边缘，豪泽上校撤出了他的部队，越过谢斯特拉河（Sestra）进入城市的西部。德军的最后一辆坦克刚刚过河，桥梁便被炸毁了。第53摩步团团部和所属战斗群，以及第2装甲师的一个坦克连守卫着已陷入火海的克林城，直到当晚21点。然后，这支后卫部队也出发向西而去。苏军这才进入到城内。
克林丢失了。第3装甲集群的防线也被穿透。德军从北面对准莫斯科的装甲楔形已被粉碎。苏军的两个集团军——第1和第30集团军——成功地消灭了对莫斯科构成的威胁。但从另一方面看，苏军并未能顺利歼灭第3装甲集群。多亏德军作战部队的英勇，以及第1装甲师的熟练应对，两个摩托化军辖内的各师以及第5军所属的部队才得以从被包围的危险中脱困，这些士兵，带上大部分武器和物资，后撤到56英里外的拉马河阵地。
但在其他地区，莫斯科西面的第4装甲集群，以及南面的古德里安第2装甲集团军，他们的形势又是怎样的呢？
莫斯科位于东经37度。12月5日，古德里安装甲集团军的两翼，从南面包围着莫斯科，第17装甲师停在图拉北部37英里处的卡希拉，第10摩步师在米哈伊洛夫（Mikhaylov），第29摩步师则在米哈伊洛夫的西北处。可是，米哈伊洛夫位于东经39度。换句话说，古德里安已位于苏联首都的后方。从某种意义上说，克里姆林宫已被超越。其结果是，尽管古德里安在南面的推进距离莫斯科仍有75英里之遥，但与距离克里姆林宫仅有20英里的德军北部装甲楔形同样危险。出于这个原因，古德里安的防线——这片区域从奥卡河南岸起，经图拉直达斯大林诺戈尔斯克——成为了苏军反击战的第二个重点目标。
苏军最高统帅部投入了三个集团军和一个近卫骑兵军，双管齐下，意图包围古德里安令人胆战心惊的快速打击力量，并将其歼灭。苏军第50集团军构成了钳形攻势的右颚，第10集团军则为左颚。朱可夫将军——苏军最高统帅部的重要人物，亲自负责苏军在莫斯科地区的反击行动——试图在莫斯科的南面采用德国人的战术，就像他安排库兹涅佐夫将军的部队在北面，在克林所做的那样。他打算切断第2装甲集团军前伸的战线，行动必须迅速，以便让德军根本来不及后撤。
这是个很好的计划。但古德里安的战略意识更为出色。12月5日，古德里安想在图拉北部将第4装甲师与第31步兵师连接起来，以便包围图拉这座城市，但他的行动失败了。其结果是，第2装甲集团军被牵制在激烈的防御战中。12月5/6日的夜间，苏军发起进攻的前夜，古德里安下令将疲惫不堪的前方部队后撤至顿河—沙特河—乌帕河一线。12月6日和7日，德军的这一后撤正在进行，俄国人向位于米哈伊洛夫的第53军和第47摩托化军冲去。但苏军只遇上了德军的后卫部队，他们进行了迟滞性抵抗，掩护已全面展开的后撤行动。
尽管如此，情况也够糟糕的。冒着刺骨的寒风，穿过齐腰深的积雪，沿镜子般光滑的路面后撤，不啻是一场灾难。部队沿着道路痛苦地挣扎着，频繁与行动迅速的西伯利亚滑雪营发生小规模冲突。穿着白色伪装服的西伯利亚人犹如鬼魂般地出现，穿过深深的积雪，悄无声息地逼近公路。他们用步枪射击，投掷手榴弹，随即又迅速消失。他们炸毁桥梁，封锁重要的路口，袭击德军的补给队，杀死人员和马匹。
但古德里安久经沙场的部队绝非毫无经验的兔子。例如第3装甲师，带着他们的车辆从图拉北部撤离，穿过冰冷的暴风雪，从一个地区赶至下一个地区。他们迅速将步兵连与他们的装甲运兵车、反坦克炮、自行高炮混合起来，组成后卫部队，甚至担任第3和第394摩步团的突击预备队。师主力与敌人脱离接触后，这些混编连迅速发起了反击，或者说，通过不断变换阵地并用他们所有的自动武器猛烈开火，制造出兵力强大的假象和声效。机会适当的时候，他们甚至会发起闪电般的反击，追杀距离超过3至6英里。
12月14日，在帕尼诺（Panino）附近就出现了这样的机会。德军必须从桥上渡过沙特河。苏军坦克和滑雪营紧追不舍。桥梁前方的村落已被焚毁，目的是为了获得清晰的射界，同时也为了不让苏军获得隐蔽处。
埃卡特少尉带领着第3摩步团第2连，守卫着重要的岔路口。俄国人以营级规模的兵力向前涌来，他们是第50集团军一个步兵团里的乌兹别克人。最前方的俄国人携带着反坦克炮和重型迫击炮。埃卡特给第1连连长洛泽少尉发了个信号，洛泽的连里配备着全团所有的装甲战车：“我需要支援！”洛泽迅速调集了四辆坦克，再加上他连里的六辆装甲车，悄然驶离。在一座村落阴燃的废墟后，他悄无声息地逼近了苏军的侧翼。
行动！他们杀将出来。苏军的三门反坦克炮已经冲过了头。俄国人撞上了第2连的火力网。侥幸未被击毙的敌人躺在地上装死——这是苏军士兵最喜欢的把戏。
洛泽的指挥车最后一个驶过桥梁。一辆T-34低矮的剪影出现在地平线处。它开炮了，但这种射击非常盲目。德军士兵成功地炸毁了桥梁。
洛泽的装甲车连损失了一辆拖曳着反坦克炮的车辆，霍夫曼中士负伤，另有一名士兵失踪。但苏军的一整个营被报销了。
正是像洛泽和埃卡特这样的人——这些中士、中尉和上尉，与机枪手、坦克驾驶员或是装甲车、火炮牵引车、卡车以及马拉大车的驾驶员一样——缓解了危急的形势，这些形势对战斗群或全师来说，通常至关重要。穿越暴风雪和火海的悲惨后撤，使德军前线士兵经历了千辛万苦，并由此产生了坚韧、忍耐、自我依赖和积极进取的独立斗士，没有他们，东线的德国陆军不可能在莫斯科门前的冬季中生还下来。
严酷的冬季，其野蛮性对德国人和俄国人来说完全一样，第3摩步团后卫部队的一名成员在1941年降临节第四个星期日的所见，对此作出了可怕的说明。事情发生在奥扎罗瓦（Ozarovo）。少尉通过望远镜发现一群马匹和人员站立在一处缓坡深深的积雪中。德军士兵小心翼翼地靠近过去。四下里一片奇特的沉寂。积雪覆盖的荒原，闪烁的光线下，这群俄国人一动不动，显得很可怕。突然，少尉被惊呆了——那些马匹和人员紧紧地靠在一起，站在齐腰深的雪地里，已经死去多时。他们站在那里，就像得到了停下休息的命令似的，已被冻僵，这是战争中一幅令人震惊的场景。
一名苏军士兵站在一侧，斜靠着他的马匹。在他旁边，一名伤员坐在马鞍上，一条腿打着夹板，他的眼睛大睁着，眉毛上结了冰，右手仍攥着坐骑蓬乱的鬃毛。一名少尉和一个中士坐在马鞍上，身子向前倾去，紧握的拳头仍紧紧地抓着缰绳。两匹马之间挤着三名士兵：显然，他们想通过紧贴马腹来获得一丝温暖。而那些马儿就像是骑马塑像底座上的马匹——高昂着头，双眼紧闭，它们的皮肤上覆盖着一层冰，马尾被狂风刮得飘扬起来，但已被冻得一动不动。一切结冻的那一瞬得到了永恒。
下士特雷泽想把这幅令人震惊的场景拍摄下来时，取景器被他的泪水冻住了，快门无法动作。快门按钮也被冻结了。战争之神捂住了这幅地狱般的画面：它不会成为其他人的纪念品。
与第3装甲师一样，古德里安两个摩托化军辖内的其他师也从图拉东北方的正面弧形防线上撤了下来，并一直与苏军进攻中的第50、第49和第10集团军激战，从而避免了朱可夫希望围歼第2装甲集团军的钳形攻势。
12月8日，朱可夫的突击集团军在米哈伊洛夫发起了突袭，进行迟滞防御作战的第10摩步师遭受了巨大的损失。第24摩托化军辖下的第17装甲师遏制了苏军从卡希拉而来的第一次突击。图拉东南方，“大德意志”步兵团顽强地阻击着苏军从城内而来的凶猛进攻，从而守住全军左侧的斜向防线，掩护着通向顿河—沙特河—乌帕河防线的后撤。在这些作战行动的掩护下，集团军主力向后撤去。斯大林诺戈尔斯克被疏散了。叶皮凡（Yepifan）经过激烈的防御战后，被第10摩步师按照命令放弃，该师退入城内，随即向后撤去。12月11日，他们到达了顿河—沙特河—乌帕河防线。
可是，古德里安守住这道防线的想法被证明是无法实现的。苏军第13集团军的部队在古德里安装甲集团军的南部，叶列茨的两侧突破了施密特将军第2集团军［3］的防线。12月13日，叶夫列莫夫（Yefremov）被第2集团军放弃。第134和第45步兵师——其中的一些部队在利夫内（Livny）被包围了几天——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最终被迫放弃阵地，为保住自己的性命而向后撤离。第134步兵师第446团的瓦尔特·科恩下士报告说：“每当我们在夜间进入一个村子时，先要把俄国人赶出去。第二天早上准备再次出发时，敌人的机枪已在我们身后响起。我们无法带上那些阵亡的战友，只能把他们和被打死的马匹一同放在路边，或是留在我们停下实施抵抗的沟渠里，但这往往最终会成为危险的死亡陷阱。”
第45步兵师（前奥地利第4师）防区内的情况也很类似，该师在第134师的南面作战。他们先是遭到切断，敌人随即杀出，他们的补给车队被摧毁，作战和撤退指令要靠空投传达，这个英勇的师辖内的各战斗群杀开血路，突出利夫内包围圈，赶往西南方。
随着右翼友军的防线从叶列茨—利夫内地区撤往西南方，古德里安“顿河—沙特河—乌帕河”防线的右翼已是岌岌可危。因此，古德里安不得不再次后撤，将他的防线向西推移50英里，直到普拉瓦河（Plava）。
目前，苏军的22个步兵师已在叶列茨与利夫内之间达成了突破，古德里安不得不把他的防线进一步后撤。这一过程中，第2装甲集团军与第4集团军之间失去了联系，于是，卡卢加与别廖夫（Belev）之间的战线出现了一个20至25英里的缺口。
苏军最高统帅部抓住这一机会，向德军防线上这一巨大的缺口投入了近卫骑兵第1军。别洛夫将军麾下的骑兵团，在踩着滑雪板或搭乘机动雪橇的作战部队的支援下，向西扑向苏希尼奇（Sukhinichi），向西北直冲尤赫诺夫。事态的发展达到了高潮。
前线的缺口成了德军最高统帅部的噩梦。现在存在着一种危险：第4集团军的南翼有可能遭到合围。实际上，如果俄国人成功地实现突破，经卡卢加直抵莫斯科公路上的维亚济马，他们甚至可以打击第4集团军的后方，并将其切断。苏军从北面而来的一个突击便可以封闭这个巨大的包围圈。
显然，苏军指挥部的目标正是如此。他们正积极寻求实施这个大胆的战略行动。尽管离失败尚远，但其阴影却开始困扰“中央”集团军群麾下遭受严重打击的部队。
苏军最高统帅部开始正确地着手实施其计划。克鲁格的第4集团军位于“中央”集团军群的中心，起初只遭到牵制性攻击。通过这种方式，苏军试图阻止克鲁格将他的部分部队调至集团军群的两翼，或是甚至将集团军后撤，从而将腾出的大股部队投入到北部和南部，以抵御苏军的进攻。克鲁格的部队将被牵制在中心地区的中央，直到苏军南部和北部的方面军粉碎德军防线两翼后形成两股铁钳为止。
这种打法正是陆军元帅冯·博克在比亚韦斯托克和明斯克，霍特在斯摩棱斯克，伦德施泰德在基辅，古德里安在布良斯克，克鲁格在维亚济马对付苏军的方式，是军事史上合围战的经典战例。这次，朱可夫打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苏军会在维亚济马获胜吗？
如果苏军成功地突破至第4集团军的西面和北面，然后转身向南，直扑莫斯科—斯摩棱斯克公路的话，这种情况就很有可能发生。
莫斯科门前的转折点。苏军最高统帅部希望通过一次大规模攻势，在莫斯科接近地包围并歼灭疲惫不堪的德国中央集团军群。
在此期间，第4装甲集群防区的情形如何呢？11月初，第7和第9军沿莫斯科—伏尔加河运河陷入停顿。第9军进行了最后一次努力，试图改善其所处的位置。德军沿公路对莫斯科实施正面攻击的这番最后努力由霍普纳的第4装甲集群执行，这场行动的参与者之一是率领第267步兵师第487团第14连的汉斯·布拉默中尉。时间是1941年12月2日。
来自汉诺威的第267步兵师将进行最后一次尝试，越过结冻的莫斯科河，以一场合围攻势突破苏军在库宾卡西侧的防御。在摄氏零下34度的严寒中，该师花了几个小时启动所有的车辆，以便将人员和重武器带入部署区域。另外，与以往那些美好的日子一样，炮兵进行了猛烈的轰击。尽管如此，德军的行动却未能成功。树林中，不仅有伪装良好、精心构建的阵地，苏军还安排了新锐的西伯利亚部队。结果，布拉默第14反坦克连通常都很管用的37毫米反坦克炮没能派上太大的用处，尽管携带六门火炮的两个排被配属给迈尔中校战斗群的突击营。炮组人员阵亡，火炮也被遗弃，这就是结局。德军士兵不得不再次后撤，他们根本无法取得任何进展。
于是，第267步兵师在北面数英里的莫斯科河西岸占据了准备好的冬季阵地，充当第7军的左翼师。从这里再向北，驻守着辖第78、第87和第252步兵师的第9军。这样，直达伊斯特拉河的防线得到了妥善的防护。
但在右侧，沿莫斯科河，第267步兵师只能以疲惫不堪的第497团残部据守一片大约4英里宽的区域，除设立几个据点，再派上几支加强巡逻队外，基本上做不了其他更多的安排。这就是在自找麻烦。
接下来的几天里，苏军不断渡过莫斯科河发起攻击——有时候是以小股兵力，有时候又颇具规模。显然，他们正试图在霍普纳第4装甲集群与克鲁格第4集团军的结合部寻找到薄弱点。如果被他们沿莫斯科河，在第267步兵师的右翼发现几乎不设防的缺口怎么办？守军一直在向上级说明自己的薄弱处，但却无济于事，因为不管是军还是集团军，都没有可抽调出来用于加强防线的预备队。
12月11日，快到上午10点时，传令兵多伦多夫下士激动地冲进了布拉默的掩体：“中尉先生，右侧几支滑雪队向西去了，我觉得他们是俄国人！”
“妈的！”布拉默跳起身，拿着望远镜冲了出去。他克制着自己的咒骂，匆匆打电话给团部：“苏军，几股营级规模的部队，正踏着滑雪板越过防线向西。”准备战斗。
多伦多夫下士和布拉默中尉观察到的完全正确。苏军的哥萨克营和滑雪战斗群沿着防御薄弱的莫斯科河地带消灭了德军巡逻队，现在，他们直接绕过第467和第487步兵团经过强化的据点，师属炮兵的主力也布设在那里。
第267步兵师师长马丁内克将军徒劳地试图以第497团残缺不全的连队堵上缺口，但他没能做到这一点。苏军扩大了他们的突破。第267师师部与北侧两个团失去了联系。
防线上，第267师旁边的是第78步兵师，现在，该师的侧翼与后方遭到苏军突破的威胁，敌人正向第215步兵团扑去。第215团团长默克上校奉命接管了被突破地区的指挥权，第467、第487步兵团以及第267炮兵团的部队在集团军属炮兵营和炮兵连的支援下，建立起一道新的防线。
但俄国人在树林地带的行动非常熟练、狡猾和大胆。这一点不足为奇：这些部队是苏军骑兵第20师的一部，他们是多瓦托尔将军著名的哥萨克骑兵军中的精锐部队，1941年12月2日，该军被斯大林授予近卫军的称谓，现在，他们自豪地打着“近卫骑兵第2军”的番号。
达成突破后，哥萨克骑兵团在各重要地点进行重整，随即组成一个个战斗群，对德军腹地的指挥部及补给站发起袭击。他们封锁道路、破坏交通、炸毁桥梁和高架铁路，一次次地袭击并歼灭德军的补给车队。
12月13日，哥萨克骑兵第22团的几个中队，在前线后方12英里处打垮了第78步兵师的一个炮群。他们威胁到了洛科季亚，这是个补给基地，也是个交通枢纽。另外几个骑兵中队，在第78和第87步兵师的后方向北推进。
多瓦托尔将军的哥萨克骑兵军对德国第9军的后方发起了进攻。
第9军的整个前线岌岌可危。几个师的前沿阵地完好无损，但通向后方的交通线却已被切断。弹药和食物补给无法运抵前线。数千名伤员滞留在前线作战地区内。
12月14日下午16点35分，一支哥萨克骑兵中队在前线后方16英里处袭击了第78步兵师的第10炮兵连，当时，该连正向后方的新阵地转移。哥萨克们挥舞着马刀，对那些大吃一惊的炮兵们发起了攻击，炮兵连的人员和马匹惨遭屠戮。
俄国人同样试图沿莫斯科公路和老驿路达成突破，德军第197步兵师在这里守卫着补给路线。这个师早已处于戒备状态。只要苏军以坦克实施渗透，德军便会集中火力予以压制，并立即发起反击将对方驱离。这种状况就这样持续了一天又一天。每天凌晨3点，苏军会从村内冲出——他们待在村子里取暖——到了夜里，他们再退回去。他们撤退时会带上负伤的战友，但阵亡者则被丢在身后。
12月13/14日的夜间，一支哥萨克补给队，约有40辆货车，试图经过第197步兵师第229炮兵团的阵地。
此时的温度是摄氏零下36度。许多大炮的后坐装置被冻结。火炮瞄准镜的镜头也结了霜，什么也看不见。尽管如此，德军炮手们靠眼睛瞄准，准确地开炮射击。哥萨克补给队被近距离内的炮火彻底摧毁。
但无论是沿公路防线进行的坚决抵抗，或是第197步兵师步兵和炮兵部队的英勇，或是第7步兵师进行的顽强而又成功的防御战——法国志愿者就在该师辖内作战——都无法让第7和第9军避免陷入因哥萨克军在公路北部实施渗透所造成的灾难中。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沿第4装甲集群的整个右翼，将前线后撤。防御作战新的主防线将设在鲁扎河一线，位于现有前线的后方25英里处。第197步兵师与迅速前调的第3摩步师的部队一起，通过极其艰难的苦战，在著名的（也可以说是臭名昭著的）舍尔科夫卡—多罗霍沃路口保持着公路的畅通，以便让第4装甲集群的重型装备和各个师顺利后撤。
第78师发给辖内各团的撤退命令很好地说明了当时的形势：“最重要的是突破敌人在我们防线后方所设的障碍。必要时，车辆可以丢弃，只保留部队。”
就这样，他们向后杀去：第78步兵师里的斯瓦比亚人（他们的战术徽标是乌尔姆的大教堂以及格茨·冯·伯利欣根的铁手），第87步兵师里的图林根人，第252师里的西里西亚人，第197和第255步兵师里的莱茵兰和黑森人。法国志愿者拖着沉重的步伐跟随在第7步兵师的巴伐利亚人身边，他们用拿破仑的语言所下达的命令，诡异地回荡在寒冷的夜晚和冰冷的暴风雪中，一如129年前。
第267步兵师的布拉默中尉和他的部下，在12月间，沿着他们秋季时曾走过的道路向后撤去。他们带着负伤的战友：两名士兵牵着一匹从哥萨克骑兵那里缴获来的马，马上坐着一名下士，他的腿被弹片撕开个大口子，长达膝盖。伤口被冻结，通过这种方式，出血才被止住。让这位下士牢坐在马鞍上的唯有坚强的意志力。他想活下去。为了活下去，就必须设法向西撤离。
在兹韦尼哥罗德与伊斯特拉之间赢得了这些胜利的人是谁？指挥着哥萨克骑兵，沿第7军侧翼突破，逼退第9军，并迫使这些德军后撤的人又是谁？他就是多瓦托尔少将。这位哥萨克将领是个优秀的骑兵指挥官。在苏军第5集团军辖内，他的骑兵军大胆、勇猛、身手不凡。他以坦克指挥官的方式指挥他的快速骑兵部队——毕竟，坦克只不过是传统骑兵的继承者而已。
“指挥官必须身先士卒！”这是多瓦托尔的座右铭。他在前方指挥他的部队，他和他的军部直属骑兵中队总是身处最前沿。苏军最高统帅部的公报中，不止一次地对多瓦托尔少将的英勇提出表彰。
苏联的军事资料里从未提及过他的出身，这就表明，他们大概是资产阶级，而不是无产阶级。多瓦托尔可能来自旧沙皇军队的军官团——这样一个出身中产阶级家庭的人，选择了从军作为自己的职业，并毫无保留地支持布尔什维克政权。
来自西里西亚的德军第252步兵师，绰号“橡叶”师，该师跟随在其他师当中，杀开血路撤往鲁扎河防线。这个师对多瓦托尔的哥萨克骑兵展开了报复，这位将军为他的胜利付出了最高的代价——他的生命。
关于这起事件的报告既反映出德军士兵的英勇，也体现出一名杰出的苏军将领的无畏，他知道该如何作战，也知道该如何阵亡。
1941年12月17日，得到加强的第461步兵团投入到对付多瓦托尔前哨部队的战斗中，苏军骑兵试图在特罗斯坚斯科耶湖（Trostenskoye）附近堵住第252师的撤退道路。这一危险被避免了。该师所有的部队都到达了鲁扎防线，尽管他们一直在跟多瓦托尔的骑兵部队进行着比赛。
12月19日，第252师在鲁扎镇北部渡过了鲁扎河。但多瓦托尔也赶到了。他不想让德军就此逃脱。这时鲁扎河面已被冻结。多瓦托尔将军准备发起一次侧翼攻击。他打算越过冰面，从右侧攻击那些西里西亚人。这场碰撞在佳科沃（Dyakovo）和波拉什基诺（Polashkino）这两个小村落附近爆发开来。
佳科沃村外，普里甘中尉率领着第472步兵团第2营的残部，与第252炮兵团第9连，据守在鲁扎河高高的西岸上。在其右侧的波拉什基诺，霍费尔少校带着来自希维德尼察的第7步兵团第3营占据了阵地。他们所处的地形很有利，普里甘和霍费尔决心对此好好地加以利用。
当天，阴暗而又寒冷。上午晚些时候，天空下起雪来，十二月的雪花光洁、干燥，被风吹过田野和冰冻的鲁扎河。马匹的尸体、毁坏的车辆和阵亡的士兵被纷飞的雪花所覆盖。
森林边缘处，多瓦托尔将军看着他的先头部队跃马奔向河边。他听见远处传来的交火声。哥萨克骑兵们下了马。
多瓦托尔转身对主力团团长林尼卡少校说道：“对先头部队的右侧发起进攻！”
少校敬了个礼，拔出自己的佩刀，随即下达了命令。第1中队冲出树林。他们像幽灵般地向前飞奔。越过托尔布济诺村（Tolbuzino），朝河边冲去。就在这时，德军的机枪开火了。
骑兵中队立即散开，士兵们纷纷下马，扑倒在雪地上。他们的冲锋未获成功。
多瓦托尔将军生气了。他和团长林尼卡少校策马冲向通往北面的道路，一直赶到从鲁扎通向沃洛科拉姆斯克的公路处。骑兵第20师的先头部队就停在这里，骑兵炮兵第14营刚刚穿过森林。此刻已是中午。
从森林的边缘处可以清楚地看见波拉什基诺村的情形。第252步兵师的行李车正行驶在向西的道路上。
“塔夫利耶夫上校。”多瓦托尔将军叫道。骑兵第20师师长凑了过来。“我们将渡河，从右侧绕过波拉什基诺村，然后对这支车队的后方和侧翼发起进攻。我跟你们一同行动。”
几个骑兵中队风驰电掣地冲了出去。但他们刚一冲出树林，便遭到德军机枪火力猛烈的射击。
“散开部队，上校！”将军叫道，“把法西斯赶出村子！”
带着自己的参谋人员，多瓦托尔冲向河边的一座小木屋。他翻身下马，拍了拍坐骑的脖子。他这匹栗色的马驹名叫“卡兹别克”，看上去它有些紧张。“沉住气，卡兹别克。”他安慰着它，然后，他把缰绳递给自己的马夫阿科皮扬，“带着它来回遛遛，否则它会着凉的。”
多瓦托尔用望远镜查看着战斗的情形。佳科沃右侧正遭到苏军炮火的轰击，已是一片火海。但骑兵第22团的士兵们下马后却遭到了压制。
随即，骑兵第103团勇猛地冲出树林，投入了战斗，但很快，他们也被迫下了马。骑兵们步行着向前推进。他们到达了河上的冰面。但随即被德军的机枪火力拦住。
“我们得把冰面上的那些伙计弄走。”将军叫道。他从皮套里拔出手枪，扳开机头，迈开大步朝河边冲去。他的副官、师部直属中队的政委、执勤官和师部卫队跟着他冲了上去。
多瓦托尔将军与那些被压制在河中央冰面上的士兵已不到20码。就在这时，德军的一串机枪子弹从村子右侧窜过冰面。多瓦托尔突然停了下来，仿佛有什么东西吓住了他似的。然后，他重重地摔倒在冰面上被风吹集成的一个雪堆上。
他的副官朝他冲去。但机枪仍在咆哮，德军射手的手指并未松开扳机。喷溅的积雪清楚地告诉他子弹的准确落点。他们同样射中了多瓦托尔将军的副官，这位副官有一个德国人的名字：泰希曼。塔夫利耶夫上校也被机枪子弹击中，摔倒在将军的身旁。
“流氓！”政委卡拉索夫尖叫着，“这些流氓！”他朝冰面冲去，大衣在他身后飘摆着。他跑到多瓦托尔身边，把他抱了起来。可就在这时，一串机枪子弹飞舞着掠过雪地，把他射倒在地。卡拉索夫倒在冰面上，当场阵亡。
最后，库利科夫中尉和索基尔科夫少尉成功地爬到多瓦托尔将军身边。冒着猛烈的机枪火力，他们把他们的将军拖过冰面，带回到小木屋后。
看见自己阵亡的主人被带了回来，多瓦托尔的“卡兹别克”跳立起来。而波拉什基诺村，机枪火力仍在咆哮。来自希维德尼察的这些德军步兵抵御着沙米亚金骑兵团的猛烈攻击，这些骑兵赶来为多瓦托尔将军报仇。
失败总是需要替罪羊。就在多瓦托尔将军阵亡于鲁扎河冰面上的当天，第一场政治风暴席卷了整个德国将领团。阿道夫·希特勒解除了陆军总司令冯·勃劳希契元帅的职务，并亲自担任武装部队总司令。饱受重压的“中央”集团军群司令冯·博克元帅，奉命“休病假”去了，他的职务由冯·克鲁格元帅接替。而克鲁格所遗的第4集团军司令一职则由海因里希将军接任。［4］
1941年12月20日，忧心忡忡的古德里安飞往东普鲁士的元首大本营，去谒见希特勒。古德里安想说服他批准将德军防线后撤至更为有利的位置，如果必要的话，就大幅度后撤。
这一具有历史重要性的会谈历时五个小时。这场会晤展示出元首急躁的一面，他饱受焦虑的折磨，但却决心奋战到底；同时，最高统帅部毫无权力及唯唯诺诺的一面也暴露无遗，他们只是一群穿着军装的谄媚者。尽管古德里安孤身一人，但却勇敢而又激昂地为自己的观点辩解，并毫无畏惧地就前线态势向希特勒表达了自己坦率的意见。
“后撤”这个字眼刚被提及，希特勒就爆发了。这个词像毒蛇叮咬那样刺痛了他。对他来说，这唤起了1812年拿破仑大军遭遇灾难的幽灵。决不能后撤！
希特勒激情四溢地试图说服古德里安：“就算我批准撤退，部队也无险可据。他们会一路奔逃。霜冻、厚厚的积雪以及结了冰的道路意味着重武器先被抛弃，接下来，他们连步枪也会丢掉，最后，他们什么也不会剩下。不，必须守住阵地。交通要道和补给中心必须像要塞那样被守住。部队必须原地据守，他们应该挖掘阵地，不得后撤一步。”
古德里安回答道：“我的元首，俄国的地面现在已冻结到四英尺深，没人能在那里挖掘战壕。”
“那您就应该用迫击炮在地面上炸出弹坑．”希特勒反驳道，“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们在佛兰德斯所做的那样。”
古德里安再次试图纠正希特勒：“佛兰德斯的地面比较软，可在俄国，地面硬得像石头，炮弹造成的弹坑不超过四英寸深，大小像个洗脸盆。另外，各部队既没有足够的迫击炮，更重要的是，也没有多余的炮弹供他们进行这样的尝试。我的部队里，每个师只剩下四门重榴弹炮，每门炮不到50发炮弹，而要守卫的前线却宽达20英里。”
没等希特勒插话，古德里安继续说道：“在这种不适宜的地形上进行阵地战，将会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那种消耗战。我们将损失大批的军官和士官，我们会遭受巨大的损失而得不到任何好处。这些损失将是无可弥补的。”
“狼穴”的希特勒掩体内，一阵死一般的沉寂。希特勒也沉默了。随即，他凑近古德里安，用恳求的语气说道：“难道您认为弗雷德里克大帝的掷弹兵自己愿意阵亡吗？但国王有正当的理由要求他们付出牺牲。我认为我也有正当的理由要求每一个德国士兵牺牲自己的生命。”
古德里安立即意识到，希特勒抛出这个夸张的对比，只是为了回避问题。古德里安所谈的不是牺牲，而是无畏的牺牲。因此，他平静地说道：“我们的士兵已经证明，他们愿意付出牺牲。但这种牺牲的要求应该在最终证明是合理的情况下才能被提出。我看不出其合理性，我的元首。”
从在场人员脸上惊恐的表情不难看出，他们认为希特勒就要发作了。但他没有。他反而以近乎轻柔的声音说道：“我知道您个人所付出的努力，以及您是如何身先士卒率领部队的。但正因如此，您所看见的东西都受到距离太过靠近的影响。您对部下太过同情，以至于丧失了判断能力。在较远的距离上，看问题会更加清晰。为了守住前线，任何牺牲都不值一提。因为，如果我们守不住防线，中央集团军群的各部就将丧失。”
争论持续了几个小时。夜深后，就在古德里安离开元首掩体的会议室时，他听见希特勒对凯特尔说道：“我还没能说服这个人！”
这句话说得没错。希特勒未能说服的这个人缔造了德国的装甲部队。对古德里安来说，希特勒哪怕是在最糟糕的情况下也要不惜一切代价坚守的作战原则，不啻为对久经考验的普鲁士总参谋部战略思想的一种侮辱。在毫无希望的情况下，部队后撤是为了避免无畏的伤亡，并为新的战斗获得行动自由。部队不能仅仅为了牺牲而坚守。
但与此同时，也不能完全排除这样一个论据：在俄国冬季的荒原上，面对受到胜利鼓舞而狂热无比的苏联红军的压力，批准后撤，很可能会使遭受重创的德军将后撤变成一场溃逃。
一旦士兵们开始溃逃将会发生些什么？后撤的恐慌迅速蔓延，撤退行动将变成混乱无序的逃生。没有什么比阻止一支仓皇逃窜的部队更为困难的事情了。
这些考虑使得希特勒以毫不妥协的态度拒绝了古德里安的建议。他甚至取消了苏军发起攻势的最初几天里他所批准的缩短防线、撤至后方防线的命令，相反，他下达了后来引起军事历史学家激烈争论的坚守令：“指挥官和军官必须以亲自投身战斗的方式，迫使士兵们在各自的阵地上实施顽强的抵抗，而无论敌人是否从侧翼或后方达成突破。只有当精心准备并已缩短的后方阵地已由预备队据守后，才能考虑将前线部队撤至这些阵地。”
这道命令所引起的争议一直持续至今日。有人说，这道命令就是发疯，因为它在本质上导致东线德军做出了无谓的牺牲。他们认为，部队完全有能力进行有序的后撤。有利的防御阵地——例如斯摩棱斯克周围的高地——将迫使苏军最高统帅部发起代价高昂的进攻，并导致大批苏军部队，而不是德军被消耗殆尽。
无疑，这个观点适用于前线某些特定的防区。但也有许多战场指挥官、总参军官和集团军司令的观点认为，面对占尽冬季作战优势的西伯利亚生力军的重压，德军所进行的常规撤退，会在许多地段发生混乱，并造成大批前线部队的崩溃。所出现的缺口，没有任何指挥官能将其再次封闭。俄国人会在德军的防线上撞击出缺口，然后直接穿过这些缺口，追逐并赶上撤退中的德军。到达斯摩棱斯克后方，苏军便可以封闭陷阱，将整个“中央”集团军群兜入囊中。
这一理论也需要归因于苏联方面大量的部队和作战技能。但它不能否认的是——从纯粹的军事角度上看——希特勒简单而又严厉的坚守令也许为避免可怕的崩溃危险提供了唯一的机会。随后发生的事情证明了希特勒完全正确。只关注军事历史的史学家必须接受这一事实。至于政治、道德和哲理方面的考虑，不用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坚守令引起了战地指挥官内心的矛盾冲突，对这一命令的服从，既导致了悲剧，也由此产生了无与伦比的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中央”集团军群北翼的第9集团军的作战行动就充分说明了这一问题，该集团军在加里宁—：勒热夫地区行动，而与之相邻的第16集团军则在谢利格尔湖与伊尔门湖之间进行防御作战。
自10月底以来，斯特劳斯大将的第9集团军一直以三个军的兵力据守着莫斯科海与谢利格尔湖之间的防线。这条防线从加里宁直抵沃尔戈湖（Volgo）——这座湖泊是伏尔加河的源头——像一个巨大的障碍堵住了伏尔加河的河曲部，其南部的支柱便是勒热夫镇。
自1941年12月中旬以来，第9集团军便一直在后撤，一步一步，从加里宁向西南方退去。
苏军第31和第29集团军的初次攻击直接扑向加里宁东南方地区的瓦格尔将军的第27军。温度低至摄氏零下20度。厚厚的积雪覆盖着冰冻的地面。敌人的炮火准备较为温和，只有几辆坦克伴随着苏军步兵越过了伏尔加河的冰面。第27军右翼，驻守伏尔加水库的是维特赫夫特中将来自威斯特法伦的第86步兵师，在德军机枪火力的打击下，俄国人的进攻崩溃了。
据守在左侧毗邻地带的是来自波美拉尼亚的第162步兵师，苏军步兵在几辆T-34的支援下在这里取得了突破，随即扩大突破口，几个西伯利亚滑雪营涌了过去。尽管受到这一威胁，但位于第27军左侧，弗尔斯特将军的第6军仍坚守阵地，死死抵御着苏军凶猛的进攻。第26步兵师的防区内，维泽上校率领的久经沙场的第39步兵团只剩下两个营——第3营被撤销，兵力被分配到严重受损的各个连队中。实力同样被严重削弱的第6步兵师不得不坚守着长达16英里的防线。但苏军未能在此达成突破。
但在第27军的左翼，第110步兵师的防区内，苏军成功地渡过伏尔加河到达南岸。现在，他们对第6军唯一的补给路线形成了威胁。这条路线从斯塔里察直达加里宁。与此同时，加里宁城开始遭到侧翼包抄。
渗透进来的苏军已达200多人，充当军预备队的第6步兵师第18团第3营，接到了将俄国人赶过伏尔加河的命令。这些威斯特法伦人做好了战斗的准备。此时的温度为摄氏零下40度。他们的进攻线上，覆盖着没膝深的积雪。这些德军士兵尝试了三次。
但渡过河的苏军已达团级规模，要赶走他们是不可能的。确实，第3营抓获了100名俘虏，但他们自己也阵亡了22人，45人负伤，另有55人被严重冻伤。
但他们至少阻止了苏军进一步的推进。重要的补给道路再度畅通并得到了掩护，加里宁被包围的威胁也被清除。其结果是，德军获得了撤出加里宁守军的时间。12月15日，加里宁城被放弃。12月16日，尤什克维奇将军和什韦佐夫将军率领的部队进入了加里宁。
苏军突破伏尔加河上的防线并夺取加里宁，这对德军而言是个沉重的打击。第9集团军的东翼不得不向后收缩。苏军最高统帅部由此获得了深入打击德军侧翼的先决条件。
斯特劳斯大将意识到危险的逼近。他打算像古德里安在南面，随着朱可夫的突破直逼斯大林诺戈尔斯克后所做的那样，放弃加里宁前线的突出部，并把他的军撤回到以谢利格尔湖为中心的一条大为缩短的防线上。他打算据守的这道防线呈扁平的圆弧状，从沃尔戈湖一直延伸至莫斯科公路上的格扎茨克。勒热夫是这道圆弧的中心及核心。这个冬季阵地的代号是“柯尼斯堡”。
与敌脱离接触的行动将以小规模、迅速地移动来完成，并经过一系列准确定义的中间位置，这些中途经过的城镇都被冠以代号——奥格斯堡、不来梅、科堡、德累斯顿、埃森、法兰克福、吉森、哈瑙、伊尔默瑙和柯尼斯堡。但是，时刻表的运行只到“吉森”站，“列车”将在那里停下。
多亏了后卫部队的英勇奋战，德军的各个师才得以较为完整地到达了“吉森”。尽管路上的积雪很厚，但他们还是带走了大部分重型武器。在这两个星期里，他们成功地迟滞着强大的敌军，并保持了前线的连贯性。
士兵们完成了惊人的壮举。常见的情况是，必须经过12至15小时极其艰难地忙碌，车辆才能发动起来。汽车的下方需要放上一盆小火，以便让变速箱和齿轮箱化冻。即便是这样，几乎所有的车辆也不得不靠人力来拖行。
就在其他部队踏上后撤的道路时，作战单位组织起的后卫部队阻挡着紧追不舍的苏军。部分战士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在深深的雪堆中，他们趴在机枪阵地后，抵御着苏军猛烈的进攻。薄薄的手套无法保护他们的手指不被冻僵，于是，他们用破布和衣物碎片把手包上，当然，这使他们在扣动机枪或冲锋枪的扳机时极为笨拙。于是，他们往包裹着拳头的破布间塞上木棍、树枝以及从当地农民小木屋烧焦的梁木上取下的木片，以此来操作武器的扳机。
就这样，第9集团军右翼的部队经过“奥格斯堡”、“不来梅”、“科堡”、“德累斯顿”、“埃森”和“法兰克福”向后退去，直到希特勒的坚守令在“柯尼斯堡”前阻止了他们系统性的后撤。
第3和第4装甲集群辖内各师的后撤已停止在鲁扎河防线。出于这个原因，第9集团军现在下令守住这道延长线直达伏尔加河的防线。
“中央”集团军群新任司令官冯·克鲁格元帅，要求对这一命令的执行情况进行严格检查。他指示第9集团军：“每个人必须守住他现有的阵地。任何人不这样做的话，都将在防线上造成一个孔洞，一个无法被再次封闭的孔洞。”
命令中唯一的一道曙光是这样一段话：“与敌脱离接触，只有在能产生更有利的作战态势，并有可能形成预备队的情况下才是有用或有目的性的。”但陆军元帅又立即对这一让步做出了限制：“师以上部队与敌脱离接触的行动需要得到我的亲自批准。”
1941年12月19日，施特劳斯大将赶到舒伯特将军的第23军军部——该军辖251、第256、第206、第102和第253步兵师——并带来了一个新命令：“不许再后退一步！”
三天后，马斯连尼科夫将军第39集团军的突击部队，在T-34的支援下，对第23军的右翼发起打击，并试图突破德军第256步兵师的防线。马斯连尼科夫的意图是直抵勒热夫。
来自萨克森的第256步兵师进行了殊死的抵抗。他们让苏军的坦克从他们头上隆隆驶过，然后从雪地上的散兵坑里冒出来，狠狠打击坦克后方的苏军步兵。冲过防线的T-34则由炮兵的反坦克小组解决。
第256炮兵团第1营的法尔克少尉趴在一个雪堆后，穿着一件自制的雪地服作为伪装。一辆苏军坦克从他身边隆隆驶过，坦克上的机枪朝地面喷吐着火舌。
法尔克的机会来了。他朝坦克扑去，跃上了这头庞然大物的尾部。他的手指紧紧地抓住车身，慢慢地绕过炮塔。他掏出两枚拴在一起的卵形手雷，右手紧紧地握住炮管。然后，他俯身向前，左手用力将手榴弹塞入了坦克炮管。他迅速跳离坦克，落入两英尺深柔软的积雪中。第一声爆炸随即发出，接着便是一连串烟火表演般的爆炸。手榴弹完成了它们的任务。坦克内的弹药发生了殉爆。
12月22日和23日，第256步兵师一直坚守着防线。圣诞前夜、圣诞节和节礼日，这道防线一直被坚守着。此时的温度为摄氏零下25至30度。天色灰暗，多云，地面为纷飞的雪花所笼罩。能见度不到100码。
在“拿破仑的冬季”这样的背景下，苏军坦克不时会像幽灵般地出现。德军反坦克炮兵经常用他们的37毫米反坦克炮在不到6码的距离内轰击敌人的T-34，如果没能击毁坦克，这些反坦克炮手就完了。一般说来，德国空军的88毫米高射炮组或是像法尔克少尉这种勇敢的战士所使用的炸药，是对付T-34坦克的唯一办法。
到12月29日前，第256步兵师的士兵抵御十倍于己的敌军已达七天之久。此刻，控制在他们手上的只有一些次要的支撑点——位于岔路口、林间空地或是村子边缘。
友邻师的阵地也遭到敌人的攻击。科涅夫上将指挥着加里宁方面军的三个集团军沿伏尔加河河弯部攻击了德军的防线。形势越来越明显，科涅夫的进攻打算经过勒热夫，直抵莫斯科公路，以便与朱可夫在德国集团军群后方形成的南部铁钳会合。勒热夫成为了东线命运的关键。
12月31日，1941年的最后一天，尽管得到了第8航空军的支援，但第256步兵师的主防线已是千疮百孔。俄国人达成了突破。第206步兵师也被打垮，该师的第301团只剩下几百人。同一天，第9集团军的防线在斯塔里察西面失去了连贯性。斯塔里察这座燃烧着的城市，其西北方，第26步兵师的防区内，第18步兵团的两个营，第84步兵团的残部以及师属炮兵团第2营，抵御着从四面八方朝他们扑来的敌军。
旧诺沃耶（Staro-Novoye）火车站也遭到了猛烈的攻击。圣诞包裹，圣诞节特别口粮以及部队的冬装终于运到了，此刻却被付之一炬。士兵们所能抢救出的只是一大堆瑞士奶酪。四下里，防区周围的农民小屋里，放满了一堆堆大块的圆形奶酪。换岗下来的士兵们走进屋内，用刺刀剜下一块块奶酪吞食起来。
但24小时后，这些小木屋和奶酪不得不被放弃了。苏军在克利莫沃（Klimovo）向西南方突破了6英里，德军不得不建立起一道新的斜向防线。
德军的空中侦察报告说，一股强大的敌军正在第256步兵师右翼，莫洛吉诺（Mologino）城外。莫洛吉诺与勒热夫相距19英里。勒热夫城内还有3000名伤员。
第256师接到了第23军军部发来的命令，要求其加强右翼，并“不惜一切代价守住”。于是，第476和第481团的残部被填补到苏军的前进道路上。
希特勒“第9集团军不得后退一步”的命令，于1942年1月3日将第23军牢牢地钉在叶利奇（Yeltsy）东面的洛托希诺城外。
12月31日下午13点，施特劳斯大将出现在舒伯特将军设在勒热夫的军部，并带来了命令：“莫洛吉诺必须坚守到最后一兵一卒！”他还能下达其他什么命令吗？二十分钟后，准确地说是13点25分，第256步兵师师长考夫曼中将走进了房间。他是从莫洛吉诺直接赶来的。他面色苍白，冻得半僵，用颤抖的声音激动地向他的集团军司令报告道：“大将先生，我的师只剩下一个团的作战力量，并已被苏军滑雪部队包围。部下们都拼尽了全力，他们已疲惫不堪，许多人一头倒在雪地上，虚脱而死。派给他们的任务简直就是让他们去自杀！年轻的士兵们对着他们的军官大喊：‘你们干嘛不自己走呢，把我们杀了吧——有没有我们都没有什么胜算的。’莫洛吉诺已经丢了！”
施特劳斯大将惊讶地站在那里，然后他慢慢地说道：“这是元首下达的明确指令，我们必须守住。要么守住，要么战死，没有其他选择。”他转向考夫曼将军，补充道：“您最好到防线上去，跟您的部下待在一起，将军先生，那才是您应该在的地方。”考夫曼敬了个礼，转身离开。
实际上，莫洛吉诺的形势并不像考夫曼将军描述的那么令人绝望。12月31日下午，第476步兵团获得加强的第1营残部被匆匆投入城内，该城此时仍由穆默特少校（预备役）率领的第256侦察营顽强地守卫着。按照计划，第476团的残部被安排在城西的防御阵地上。可是，夜幕降临时，苏军的西伯利亚滑雪部队占据了莫洛吉诺与德军预期防线之间的森林。还剩下什么可以坚守的吗？现在的情况纯粹是尽可能长久地守卫莫洛吉诺，从而牵制苏军部队，以免他们干扰全军的后撤行动。通过激烈的战斗，侦察营和第1营的士兵们击退了西伯利亚人的进攻。他们经常会守在镇中心几座孤立的房屋内，然后，他们立即发起反击，从而再次获得一些喘息空间。
自1月2日起，与师里的通讯联络已被切断，与左翼友邻部队的联系靠双方的穿梭巡逻维持。尽管如此，穆默特少校仍下定决心要守住莫洛吉诺。
1月2/3日的夜间，通讯分排成功地恢复了与师部的联络。师部对莫洛吉诺仍在坚守感到极为惊异，随即命令他们立即弃守莫洛吉诺，回到师里归建。清晨6点，穆默特率部离开莫洛吉诺。重型装备被丢弃。穿过黑暗的夜色和西伯利亚人的防线，德军士兵排成单路纵队，沿着日常巡逻的路径，朝友邻部队的防区走去。
第206步兵师再次成功地封闭了第9集团军前线被撕开的缺口，但在1942年1月4日，德军的防线永久性地破裂了。第6和第23军之间出现了一个豁开的缺口，约有9至12英里宽。穿过这个缺口，强大的苏军部队现在渡过了伏尔加河。苏军第29集团军朝勒热夫扑去，试图从西南面夺取该镇。第6步兵师后勤主管迪塞尔坎普少校，是个充满干劲的军官，他带着一支仓促拼凑起来的应急部队赶去拦阻敌人的推进。这支队伍里包括司机和其他一些后勤人员，几辆自行火炮和几门反坦克炮，一个维修连的单位，另外还有第6步兵师兽医连里的兽医和传令兵。迪塞尔坎普就带着这些人阻止了苏军的推进。通过这种方式，第6军辖内的第26和第6步兵师得以建立起一道新的防线。德军将勒热夫作为将来发起反击的基石予以守卫。可是，苏军第39集团军和格林将军的骑兵军从西面绕过勒热夫，向南，经过瑟乔夫卡，直扑维亚济马。
尽管整条战线上都在激战，但俄国人的重点对象和长远目标已开始清晰地显现出来。科涅夫上将在“中央”集团军群北翼第23军的防线上撕开了一个缺口，意图包围并歼灭第9集团军。“中央”集团军群的南翼，朱可夫正飞快地穿过第2装甲集团军与第4集团军之间的缺口，他的目标是维亚济马，同时希望对第2装甲集团军的侧翼实施打击。
戈利科夫将军的第10集团军已经包围了苏希尼奇，但吉尔萨［5］将军4000余人的战斗群却拒绝将镇子拱手相让，并把苏希尼奇变成了一道阻挡苏军大潮的防波堤。吉尔萨的战斗群坚守了四个星期，详情我们将在后面提及。
1941年，开始时满怀胜利的信心，临近结束时却充满了抑郁和焦虑的气氛。节礼日时，希特勒抓住“中央”集团军群新任司令官作出投诉的机会，让自己摆脱了古德里安，这位将军不断提出的警告已让他感到心烦。陆军元帅冯·克鲁格指责古德里安大将抗命：12月早些时候，他们之间有过一些较大的分歧。于是，希特勒罢免了古德里安。前线士兵对此目瞪口呆。如果失去这位最具军事头脑的将领，他们会怎样？
满怀不祥的预感，古德里安结束了发给第2装甲集团军的告别书：“当你们进行着艰苦的奋战时，我的心与你们同在！”
对德军指挥部来说，一个艰难的任务是，他们无法筹集到足够的后备力量来阻止苏军的突破。红军的骑兵部队已对尤赫诺夫北面德军薄弱的防线施压，并威胁到通往斯摩棱斯克重要的补给路线。苏军伞兵被空投至德军防线后方。游击队成了一个主要威胁。
希特勒抱怨着糟糕的运气，咒骂着俄国的冬季，责怪着上帝和自己的将领。他的怒火还落在第4装甲集群久经沙场的司令官头上。1月初，霍普纳大将后撤了他的第4装甲集群——新的一年，该集群已更名为第4装甲集团军——而没有（就像元首大本营所认为的那样）要求获得批准，希特勒抓住这个“抗命”的事例大做文章，以此来警告其他将领。霍普纳被撤职，剥夺军衔，并被耻辱地开除出军队。继古德里安之后，前线士兵又失去了第二位出色的装甲部队指挥官。
内根丹克少将证实，这一处罚毫无事实依据，他当时是装甲集团军的通讯处长，是这起事件的直接目击者。以下是他对笔者所做的说明：“我们几个跟霍普纳大将一起吃午饭，他刚刚从前线回来。饭桌上，他对参谋长夏乐斯·博略上校阐述了自己的观点：第4装甲集团军的右翼应该回缩，因为其侧翼已无法挡住苏军突入那里已经出现的缺口。他的这个观点很快便用电话传达给‘中央’集团军群的参谋长。克鲁格元帅打来电话与霍普纳大将商讨此事时，我们还在餐桌上，我记得很清楚，霍普纳大将在交谈结束时是如何重复的：‘很好，那么，元帅先生，我们一开始将只撤出重型火炮和行李车，以确保我们不会失去它们。请您向元首解释这一措施的必要性，并要求他的批准。’通话结束后，大将回到我们身边，说道：‘好了，博略，您得做好一切必要的准备。’午夜时刻，突然传来了令人震惊的消息，霍普纳大将被撤职了！不久后，我从‘中央’集团军群的一名总参军官那里获知，克鲁格元帅向希特勒汇报此事时，并未提及自己在电话中同意霍普纳的做法，而是指出，撤离前线已是既成事实。希特勒勃然大怒，立即下令将我们这位杰出而又备受尊重的集团军司令解职。”
这就是内根丹克少将的报告。对于引起广泛争论的霍普纳被解职事件以及冯·克鲁格元帅在霍普纳和古德里安被解除指挥权这两起事件上所扮演得模棱两可的角色，这份报告提供了非常有趣的说明，而且在军事历史上极具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