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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莫德尔接手
瑟乔夫卡的补给仓库——“将军先生，您带来了什么？”——一个团守住了伏尔加河河弯——“我是我们连仅剩的一个”——斯大林的攻势受阻——苏希尼奇，大象鼻子里的老鼠——牧师与骑兵中士——聚焦另一方：俄国人的两本日记和一封告别信
可是，在勒热夫和苏希尼奇，灾难依然威胁着公路的南北两侧。苏军攻势的内环铁钳对德国第9和第4集团军的前线部队构成了直接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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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勒热夫，这是苏军进攻的目标。俄国人希望不惜一切代价夺下德军中央防线上的这块基石。如果他们得手，就将意味着第9集团军遭到包抄和合围。
当敌人的坦克突然间隆隆地从一个集团军司令部门前驶过，而前线只有半英里之遥时，这就是初期灾难确定无疑的迹象。1942年1月12日，下午晚些时候，德国第9集团军就面临着这样的灾难。
时间是16市。瑟乔夫卡的集团军司令部战情室中，集团军作训处长布劳罗克中校和第1装甲师师长克鲁格少将站在作战态势图前。在场聆听前线情况的还有第1装甲师参谋长温克中校，第113摩步团团长冯·维特斯海姆中校和第73炮兵团团长霍尔斯特中校。第1装甲师最前方的战斗群刚刚到达瑟乔夫卡。一周前，这个小镇及其庞大的铁路货运场还是位于前线后方的一个安静所在，这里是集团军司令部的驻地，也是一个后方补给基地，对后勤人员和军需官来说，这里无疑是个天堂。此刻，这里变成了前线，这种情况已持续了两天。
屋内可以听见外面传来的机枪声和沉闷的迫击炮射击声。“长官，请允许我向您介绍这一血腥混乱的态势。”集团军作训处长对克鲁格说道，“自1月9日来，从奥斯塔什科夫地区而来的俄国人，一直保持着对我们左翼遭切断的第23军的全面进攻，并已将该军逼退至南面。与此同时，第6军的左翼也遭到相当猛烈的进攻——这里，”布劳罗克用手指指着地图说：“我们要求上级批准将前线收缩至格扎茨克—伏尔加河一线，但被拒绝了。自1月11日来，这里一直遭到敌人的猛烈攻击，他们从西北方而来，正向瑟乔夫卡的南面和西面攻击前进，敌人的前哨部队已到达镇子的西郊。”布劳罗克将手按在瑟乔夫卡上，恳切地说道：“将军先生，为我们守住瑟乔夫卡，它决不能丢失！”
第1装甲师的师长和军官们都点了点头。他们明白摆在自己面前的严重局势。令他们感到吃惊的是，集团军司令施特劳斯大将没有亲自出席这次会议。作训处长解释道：“施特劳斯大将的健康出了问题，参谋长也是一样，他们不得不休病假了。我们正在等新任集团军司令［10］莫德尔将军赶来。”在场的军官都露出了惊讶的神情。
第9集团军新任司令官居然是莫德尔。他一直在平步青云。三个月前，他只指挥着一个师——著名的第3装甲师。
身材矮小、瘦弱的莫德尔来自根廷，出生于1891年，在整个“中央”集团军群的各指挥部中大名鼎鼎。第1装甲师的伙计们对他更为熟悉，自加里宁战役起，该师一直归他指挥的第41摩托化军统辖。莫德尔深受部下们的拥戴，尽管他与他的前任莱因哈特大将不太一样。每个人都知道，莫德尔出现在哪里，好运气就在哪里出现：最大胆的计划成功了，最危险的情况被挽救了。此刻，没有任何地方比第9集团军更迫切地需要他这种类型的将领了。
布劳罗克再次走到大幅地图前，“在过去的48小时里，形势已变得极其危险，”他以总参军官特有的冷漠说道。
他指着巨大的红色箭头，“这里，勒热夫以西，俄国人在我们的防线上冲出了一个9英里的缺口。苏军的两个集团军，第29和第39集团军，在过去两天里，以坦克、步兵和雪橇部队涌过了这个缺口，向南而去。大约有9个师已经通过。我们的第23军已被切断，并遭到包围，只能通过空投提供补给。第6军，谢天谢地，在勒热夫西面和西南面成功地建立并控制住一道新的防线。”
布劳罗克的手指追随着红色的箭头。“苏军的先头部队——注意，是骑兵——已经到达维亚济马西面的公路，那里是整个中央集团军群的生命线。但到目前为止，出现的这些敌军并不很强大，不构成太大的威胁。目前，这里的状况要困难得多。”说着，布劳罗克指了指勒热夫西南方30英里处纠结在一起的红色圆环和箭头。
1942年1月初，苏军突破了第9集团军的防线，深入到中央集团军群的后方。一场最危急的形势出现了。
他继续说道，“正如你们所看见的，强大的苏军部队跟在第29和第39集团军先头部队的身后，转身向瑟乔夫卡而来。很明显，俄国人意图夺取该镇，以便挥师北上，包围本集团军。目前，他们正在争夺通往勒热夫的铁路线。如果他们成功的话，本集团军的补给线将被切断。我们所有的补给和援兵都靠这条补给线。如果瑟乔夫卡失陷，我们就完了。先生们，俄国人已到了我们门前。他们的先头部队已杀入铁路货场，幸运的是，他们正忙着抢东西。我说的幸运，是因为由传令兵和补给队司机们临时拼凑起来的一支应急部队正守卫着镇子的边缘，率领他们的是炮兵司令部的克鲁泽上校。位于货场边缘的是你们师第1摩步团第6连，午夜前刚刚抵达。”
克鲁格少将是个随和的萨克森人，不太容易动怒，此刻却吐出了一个骑兵们常用的字眼。维特斯海姆点了点头，喃喃地说道：“这句话还算轻的。”
集团军司令部这场会议结束后半个小时，“冯·维特斯海姆”战斗群的先头部队投入了阻击敌人的战斗，他们已在铁路货场和大批补给物资仓库的房屋间站稳了脚跟。这支队伍由几辆装甲车和第1装甲师侦察营的一个加强连组成，士兵们多来自朗根萨尔察和松德斯豪森，率领他们的是佩措尔德中尉。
佩措尔德带着他的传令兵设法赶到了前面的一座棚屋，透过望远镜查看着瑟乔夫卡北面的货场。“那里忙得就像米迦勒节集市！”他惊叹道。
摩托车手们用双手环抱着身子，以此来让自己获得些温暖。佩措尔德中尉回到摩托车上，“前进！”
木屋与货场仓库之间的场面，看上去确实像个集市。俄国人从仓库里拖出一箱箱食物，并为自己所找到的东西喜悦不已。供应空军人员和装甲兵的特殊食物尤其受到他们的欢迎：巧克力、饼干和果脯。但猪肉冻、肝肉香肠和鱼肉酱也会得到充满惊喜的认可。他们用刺刀打开罐头，一听接一听不停地品尝着不同的滋味。“帕普什卡，看看这个，来尝尝。”
他们还发现了香烟！“抽抽这个，跟咱们的马合烟完全不同，没有油墨和‘真理报’报纸的味道。”
但到目前为止，法国白兰地产生的吸引力最大。俄国士兵敲掉酒瓶的瓶颈豪饮起来，这种白兰地与他们的烈性伏特加相比，温和得就像加了糖的茶水。
这些俄国人快活无比，他们不再感觉到零下40度的严寒，也忘记了这场令人憎恶的战争。他们欢呼着，放声高歌着。他们相互拥抱，相互亲吻。没有任何哨兵发出任何警告。单发的步枪并未响起，但佩措尔德中尉带领的那些摩托车却突然从木屋间喷吐出猛烈的机枪火力。手榴弹爆炸了，装甲车上的步兵也射出了冲锋枪子弹。苏军士兵惊慌失措，四散奔逃。但他们并未能逃远。他们倒在机枪火力下，死在那些罐头和香烟，轩尼诗白兰地和饼干罐之间。
如果谁想开开玩笑，他完全可以说德军在瑟乔夫卡所取得的第一场胜利是靠巧克力和白兰地打赢的。俄国人忙着抢夺宝贵的战利品，这才使第1装甲师虚弱的前卫部队从强大的敌军手上夺取了重要的铁路货场。但这种情况却不是唯一的一次。
例如，西班牙“蓝色”师师长因方特斯将军，对西班牙志愿者在俄国前线的战斗进行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研究，他提出如下观点：“局部进攻获得胜利后，苏军士兵便忘了自己的任务，浪费了宝贵的时间，我们发现这种情况并不罕见。我们经常趁他们搜寻我们的掩体以寻找食物，或是倒空果酱罐或白兰地酒瓶之际，立即发起反击。他们的这一弱点往往是致命的，因为他们很少能活着离开。有时候，我们在反击中打垮敌人是因为他们在我们迷宫般的战壕中迷了路。红军士兵会英勇无谓地朝任何他们被赋予的目标前进，这是事实。使他们变得危险无比的并不仅仅是他们的新式武器，也包括配发给他们的伏特加，它使他们变成了野蛮的战士。他们精心准备的大规模攻势无疑非常危险，因为‘俄国压路机’将碾碎阻挡其前进的一切。然后，面对进攻者，一个人所能做的只是白刃战。但精心组织的反击总会把俄国人打个措手不及。”
接下来的两天里，第1装甲师更多的部队赶到了。他们与第337步兵团一起，从法国空运至俄国前线，肃清了瑟乔夫卡周围的敌人，并恢复了与镇南面新杜吉诺（Novo Dugino）简易机场的联系，实施全方位防御的德国空军部队已在这里坚守了好些天。遭到包围的面包连，在他们巨大的烤炉旁挖掘阵地坚守，一支陆军通讯连也饱受重压，现在，他们都获救了。获得解救的还包括来自陆军马匹医院的一些人员。苏军随即发起反击，但却被德军成功击退。
第9集团军司令部那场会议结束的几天后，第1装甲师师长和参谋长再次被第9集团军作训处长召集到司令部，以便让他们了解集团军关于勒热夫和瑟乔夫卡战事的下一步意图。他们刚刚问候完毕，便听见屋外传来了吉普车车门关闭的撞击声。下达命令的声音响起。一名勤务兵走进来宣布：“莫德尔将军到！”
莫德尔穿着一件短大衣，耳朵上套着老式但却实用的耳罩，脚上穿着一双柔软的高筒皮靴，右眼戴着不可或缺的单片眼镜。这位新任司令官走进了房间，身上散发出活力和无畏。他与在场的军官握手并脱下大衣、帽子和耳罩放在椅子上。他擦拭着因屋内的温暖而起雾的单片眼镜，然后迈步走到态势图前。“简直是一团糟！”他冷冷地说道，随即简短地探讨起最新的态势来。
“我已将主要问题的大致情形介绍给诸位先生。”布劳罗克汇报道，“第9集团军首先要做的是，稳定瑟乔夫卡周围的态势，并确保勒热夫—瑟乔夫卡—维亚济马铁路线。随着第1装甲师稳定了瑟乔夫卡的形势，党卫军‘帝国’摩步师的先头部队目前正在到达。”
装甲兵上将莫德尔是个干劲十足的战地指挥官，也是个善于冷静思索的参谋人员，他点了点头说：“接下来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封闭这里的缺口。”他的手放在粗大的红色箭头上，这些箭头表示苏军在尼科利斯科耶与索洛米诺（Solomino）之间，突破了勒热夫的西部。“我们得把这些突入进来的苏军部队的补给切断，然后从这里，”他的手放在了瑟乔夫卡上，“我们对俄国人的侧翼发起反击，把他们逮住！”
克鲁格和温克被他的乐观惊呆了。布劳罗克以谨慎的提问概括了他们俩的惊异：“那么，将军先生，您给我们带来了什么以执行这次任务呢？”
莫德尔平静地注视着他的作训处长，说道：“我本人！”然后，他放声大笑起来。其他军官如释重负，也跟着笑了起来。这是这些日子以来，第9集团军司令部战情室中第一次传出如此响亮，如此欢快的笑声。一种新的精神气洋溢开来。
听起来很奇怪，但莫德尔受命掌管第9集团军，麾下的各部队似乎由此获得了新的力量。这不仅仅是因为新任司令官的命令准确明了，还因为他会亲自出现在各个地方。他的参谋长克雷布斯上校在瑟乔夫卡处理司令部的事物，而莫德尔则赶赴前线。他会在一个营部外突然跳下他的指挥车，或是骑着马穿过厚厚的积雪出现在最前沿，鼓励、表扬、批评，甚至握着手枪率领一个营对渗透进来的敌人发起冲锋。这位生龙活虎的将军无处不在。部队上下，无处不感觉到他的存在。
这种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场即将到来的战斗。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知道是什么导致了这一切。
早在1月8日，施特劳斯大将就曾试着封闭北部的缺口。实力获得补充的党卫军“菲格莱因”骑兵旅的一部，在一级突击队大队长策恩德尔的带领下，从涅利多沃（Nelidovo）地区调出，经奥列尼诺（Olenino）发起进攻。第6军的部队从勒热夫向西推进，以便与他们会合。但在这片被突破地区，苏军的力量太过强大，德军的实力却极为虚弱。一场可怕的暴风雪将“策恩德尔”战斗群的反击彻底瘫痪了几个小时，接下来，面对苏军的几个旅，他们徒劳无获。奥列尼诺东面的进攻也陷入停顿。德军封闭缺口的尝试失败了。
为了以更强的部队再度进行尝试，“中央”集团军群将第1装甲师从鲁扎防线上撤下，派至勒热夫。这是个幸运之举，其结果是，该师迅速转向，赶至勒热夫，以挽救这里危急的形势。
但在这一地区实施纯粹的防御无疑死路一条。“进攻！化被动为主动，将你的意愿强加给敌人！”这就是莫德尔的秘诀。图林根州的第1装甲师来自德国古老的中部城市，魏玛、爱尔福特、爱森纳赫、耶拿、松德斯豪森和卡塞尔，他们不得不做出了无奈之举：由于缺乏坦克，坦克组员们成为了滑雪步兵。
我们在前面的杜德尔霍夫高地之战中提到过的达留斯少尉，现在带领一支“滑雪连”进行悄无声息的行动。通过大胆推进和巡逻行动，他的部下为一支铁路修建队提供了掩护，后者正忙着修复勒热夫与瑟乔夫卡之间的铁轨，这是苏军破坏单位最为热衷的目标。
但这条铁路线相当长。因此，第4高射炮团第2营营长李希特少校想出了一个别出心裁的办法，以保护通往勒热夫的这条重要铁路线。他让部下在勒热夫建造一种“机动高射炮连”：在几节平板车厢上装上两门88毫米高射炮、四挺机枪和两门20毫米轻型高射炮，这些车厢由一部火车头拖曳，这种土制“装甲列车”上搭载40名士兵，由朗哈默尔中尉指挥。
这辆“装甲列车”在勒热夫与瑟乔夫卡之间往来穿梭。根据运输人员的迫切要求，它首先隆隆地驶向南面，挂上一辆满载着弹药的列车。接受这项任务时，朗哈默尔中尉不无疑惑地问道：“您不觉得派一艘U艇更加适合吗？”但“装甲列车”上的高射炮手们很快就成了这一地区的著名人物，他们出色地执行着自己的任务。
从身体上说，在这辆“装甲列车”上执勤是个苦差事。逆风而行使得武器表面和敞篷车厢的温度下降至摄氏零下50甚至58度。车头处的观察哨，士兵们的脸上戴上了皮质面具，否则，他们的鼻子和面颊会在几分钟内被冻结。在前方，火车头推着几节货车车厢，发挥“探雷器”的作用。
“装甲列车”一次次地驱散了赶至铁路路基处实施破坏的强大的敌军部队。另外，这支“机动高射炮连”还护送着跟在身后的补给列车进入勒热夫，从而在这段最艰难的日子里确保了补给物资的运送。
对那些突入德军防线的苏军部队来说，态势并不乐观。看看前线另一端的情形便能证明这一点。
苏军步兵第381师一个冲锋枪连的连长，26岁的谢尔盖·坎布林少尉，催促着他的部下继续前进。“快点！”他叫喊着，“抓紧时间，别磨蹭！”
士兵们满腹牢骚地用肩膀抵住了车轮，将两门缴获来的德制步兵炮向前推去。他们的马匹已死于饥饿和严寒。而连里的士兵，每天都会有两至三个，有时候是四个或更多的减员。
他们沿着被坦克宽大的雪地履带压紧的路面向前推进。坦克履带将松软的雪地压得像混凝土般坚硬，但它们也把雪地变得像列宁格勒公园里的溜冰场那样光滑。苏军士兵们艰难地向前挣扎着。一名士兵问道：“少尉同志，前面那座村子叫什么名字？”
坎布林看了看他的地图。“索洛米诺。”他回答，随即用大拇指和食指量了量地图上的距离，继续说道：“我们已在勒热夫西面20英里处，正向南前进。您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就是说，我们将打击法西斯分子的后方！”
索洛米诺是缺口最西端的突破点，坎布林的连队穿过缺口，向南而去。突破点已被德军的反坦克炮和152毫米重型榴弹炮守护起来。坎布林连队右侧100码外，一支马拉补给队正沿着道路前行，战地厨房冒出了热腾腾的蒸气。坎布林的部下们渴望地看着。从前一天夜里起，他们就没吃到过热饭菜。此刻的时间是11点。
1月21日，也就是一天前，坎布林少尉终于得到了一双毡靴。此前，他一直不肯接受发给他的毡靴，除非连里的每个士兵都穿上为止。此刻的温度计显示为：摄氏零下45度。
“他们说，德国佬还穿着紧绷绷的皮靴，有些人甚至穿着布靴。”连里的一名士兵说道，他是一名年轻的乡村教师。“我真希望这些王八蛋被冻死！”坎布林嘟囔着。
“敌机！”一名士兵叫道。所有人立即散开，趴在了雪地上。一架德军的战斗轰炸机已用机载火炮朝着他们开火了。远处，德军飞机正在打击苏军的补给队伍。
很快，苏军战斗机出现了，但德国空军的战斗机几乎同时也赶到了，他们赶走了苏军的飞机。
西面传来了德国人隆隆的炮声。炮弹的落点离坎布林的连队不远，而且越来越近，已经将他的几个排分隔开。他们继续向东匍匐前进，终于熬过了这一段艰难的路程。
坎布林站起身。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补给队伍正在仓促后撤，机枪咯咯作响。西面出现了步兵，排成一行，穿着雪地伪装服。在他们之间，隆隆地行进着庞大的坦克，但这种坦克却没有指挥塔。
“那是德国人的突击炮，也就是自行火炮。”坎布林反应过来，对身旁的士兵说道。这时，那位乡村教师也叫了起来：“少尉同志，他们是德国人！”
坎布林少尉冷静地做出了部署。队伍散开，第一轮冲锋枪的齐射朝着敌人扑去，两门从德国人那里缴获来的轻型火炮也怒吼起来。
对面的德军士兵立即趴伏在雪地上，他们向后方挥手示意，招呼将步兵炮拖上来。针对苏军在勒热夫西面的突破，莫德尔的反击战已经打响。
这位第9集团军新任司令官，对突破德军防线的苏联集团军展开了第二阶段的行动。此刻的温度为零下45度，足以将一个人的呼吸冻住。
由于温度过低，莫德尔麾下的师长和团长们纷纷要求推迟进攻日期。莫德尔的回答是：“先生们，为什么呢？明天或后天的温度没有任何回暖，俄国人可不会停止他们的行动。”
进攻——这就是莫德尔的诀窍。他在1942年1月的杰出成就就是率领第9集团军走出了沿战线实施全方位防御的绝境，以明确定义的重心发起了反击。
莫德尔的计划很简单。他派出获得加强的第1装甲师以及新调来的党卫军“帝国”师一部，冲向西北方的奥苏伊斯科耶（Osuyskoye），对苏军最前方部队的侧翼实施打击。
24小时后（1月22日），莫德尔命令第6军从勒热夫西面发起进攻，向西打击苏军的突破地带，这一行动的主攻由第256步兵师承担，另外四个师为其提供了几个营的加强兵力，其中包括炮兵、反坦克部队和高射炮单位。
与此同时，被切断在奥列尼诺地带的第23军，以其辖内的第206步兵师、党卫军“菲格莱因”骑兵旅和第189突击炮营从西面发起进攻，以达成突破并与第6军从东面而来的部队会合。所以，坎布林少尉意外遭遇到的德军属于党卫军“策恩德尔”战斗群：实际上，他们是作为步兵投入战斗的骑兵，另外还有第189突击炮营的几辆突击炮。坎布林徒劳地试图挡住他们。两天后，一支德军巡逻队发现他死在雪地里，四周倒毙着他连里阵亡的同志。
坎布林是身负重伤后被冻死的。牺牲前不久，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下了最后一句话：“德国人的突击炮是一种致命的武器，我们无法挡住它们！”
针对尼科利斯科耶与索洛米诺之间的苏军突破区，德军双管齐下，对向推进，他们的行动用尽了最后一盎司的力量，终于获得了成功。航空兵上将沃尔弗拉姆·冯·里希特霍芬的第8航空军粉碎了苏军设在突破区的高射炮和炮兵阵地。重型迫击炮打垮了俄国人的反坦克炮。1月23日12点45分，第23军的先头部队与第6军的“雷克”战斗群胜利会合。
第23军恢复了与第9集团军的联系，尽管暂时还隔着一条狭窄的地段。苏军为渡过伏尔加河而铺设的两条“雪道”已被切断，苏军隶属第29和第39集团军的几个军与后方的交通线被截断，也失去了所有的补给供应。
对莫德尔来说，这是个伟大的时刻。他重新夺回了瑟乔夫卡与伏尔加河之间的战场主动权，并无意将之再度交出。这位新任司令官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加强第6和第23军之间新获得的陆地联系。苏军当然会再次尝试全力突破德军的防线，以恢复与先前达成突破的九个师的联系。这一点不得不防。
为了执行这一任务，莫德尔选择了最佳人选。与往常一样，每当有极其困难的任务需要完成时，莫德尔总会挑选最出色的人来执行，这次是党卫军“帝国”师“元首”团团长，一级突击队大队长奥托·库姆。库姆和他的团被派至伏尔加河上，苏军第29集团军渡过冰封的河面的确切地点。
“不惜一切代价守住！”莫德尔这样命令库姆。“不惜一切代价！”他反复强调着。
库姆立正敬礼，答道：“是，将军先生！”只靠一个团，库姆能守住吗？
1月28日，正当库姆在北面加强其防御时，莫德尔在南面发起了歼灭战，消灭被围的苏军突入部队。这场歼灭战发生在瑟乔夫卡地区的奥苏加（Osuga）。莫德尔动用了一切可用的部队：第1装甲师，第86步兵师，党卫军“帝国”师和第5装甲师的主力，另外还有第309步兵团和第2装甲师的“德克尔”战斗群。这些部队统统被纳入冯·菲廷霍夫将军的第46摩托化军辖内，向西北部逼去。被围的俄国人知道自己已处在危急关头，进行着拼死抵抗。
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积雪遍地的森林中，每一所木屋都成为了堡垒，村子里，每一座被毁坏的房屋都是个地狱。
1月26日，苏军发起了预期中的大规模进攻，他们针对的是第256步兵师的北部防线以及第23军的右翼，部署在那里的是第206步兵师。德军防线上出现了许多危急的状况，筋疲力尽的德军士兵拼尽全力才挽救了形势。
白天，莫德尔会在地图前花上一个小时，其他的十个小时则跟他的部队待在一起。无论他出现在哪里，都会让疲惫不堪的指挥官们重新鼓足精神。
令人难以习惯的温度波动给德军造成了极大的困难。温和的天气会出现暴风雪，然后，温度突然再次降至零下52度。士兵们大声咒骂着俄国的冬季。
尽管如此，但沿着勒热夫—奥列尼诺铁路线，苏军部队被逼退，被压缩，被击溃。在毫无意义的反击中，苏军指挥员牺牲了整营整营的部队。
2月4日，来自威斯特法伦的第86步兵师夺取了关键的奥苏伊斯科耶。48小时后，第1装甲师那些来自图林根的掷弹兵，搭乘着装甲车，在切尔托利诺（Chertolino）突破至铁路线。冲在最前面的“维特斯海姆”战斗群与“策恩德尔”战斗群的先头部队胜利会合。兜住苏军九个师的包围圈合拢了，这九个师代表着苏军两个集团军的主力。
与此同时，库姆带着他650来人的“元首”团，沿冰冻的伏尔加河构建起简易但却可资源利用的阵地。他们用炸药和地雷在地面上炸出散兵坑。机枪阵地和步兵掩体的设置相隔100至200码。这是一道薄弱的防线，而且，库姆没有预备队。
俄国人不停地发起进攻。日复一日，他们投入的兵力越来越多。他们决心达成突破，以便与被切断的部队恢复联系。就在这时，勒热夫之战的结局已被决定。
库姆的团部就设在第3营战线后方半英里处。莫德尔每天都会搭乘“鹳”式轻型飞机，降落在伏尔加河的冰面上，或者，他会坐吉普车赶来。还有一次，由于汽车被困，他干脆骑马赶到了这里。
1月28日，正当莫德尔在库姆的团部时，第1营的伙计押来了一名苏军俘虏。这名俘虏是苏军第39集团军司令部的通信兵。这种身份的俘虏很有价值，他们知道的情况往往比战地指挥员还要多。
这名喋喋不休的俘虏交待说，一场大规模进攻计划在第二天进行。他声称，几个步兵和坦克旅已为此做好了准备。他们将不惜一切代价达成突破，以解救被围的部队。
莫德尔忧心冲冲地离开了团部。“一级突击队大队长，我就靠你了！”临别时，他对库姆说道。随即，他又笑着补充了一句：“但也可能是那个俄国佬在骗我们。”
苏军俘虏没有欺骗他们。第二天早上，苏军的大规模进攻开始了。他们准确地朝苏军第29集团军先前的突破点冲来，那里，宽宽的坦克履带印标识出越过冰面的道路。
库姆的“元首”团，尽管兵力不多，但却装备精良。最前沿部署着一门88毫米高射炮，反坦克连则配备着50毫米口径的反坦克炮。重装连的组成包括一个重型和一个轻型排，配备着步兵炮，还有两个配备着37毫米反坦克炮的排。另外，在战斗过程中，“帝国”师的侦察营也被拨给了“元首”团，同时还包括第189突击炮营的一个连。尽管如此，与进攻方的兵力相比，这仍是一支微薄的力量。
俄国人不停地发起冲锋，没日没夜，一直持续了三个星期。但他们犯了个战术错误，一个典型的俄国式错误：他们没有集中起力量，在某个地点实施重点突破。他们未能形成进攻重点。他们一个营接一个营地投入战斗，然后是一个团接一个团，最后发展到一个旅接一个旅。
第561反坦克营的两个排为守卫克列佩尼诺（Klepenino）的德军提供掩护。13门50毫米口径的反坦克炮在彼得曼少尉的指挥下，到2月3日前已击毁了20辆T-34坦克。2月5日，彼得曼负伤，霍费尔少尉接替指挥这些反坦克炮。从这样一个事实可以看出战斗的激烈程度：五个小时内，克列佩尼诺村外的炮手更换了三次。德军阵地前排列着二十多辆被击毁的敌坦克。一辆T-34碾碎了毗邻的一门反坦克炮，德军步兵不得不用炸药和地雷把这个庞然大物干掉。
第六天，苏军的30辆轻型坦克出现在第10连的阵地前。他们逼近到距离德军阵地不到50码的地方停顿下来。随即，所有坦克向德军掩体和机枪阵地猛烈开火。这场凶猛的打击持续了整整三十分钟。然后，这些坦克退回到森林中。寂静和严寒笼罩着这片战场。两个小时后，一名士兵从第10连被炸毁的阵地中爬了出来，赶回到营部。他被扶了进去。这位幸存者是分队长瓦格纳，身负重伤，双手也被冻伤，他试图起身，站在营长伯勒特面前汇报情况。但他瘫倒在地，只能躺在地上报告：“一级突击队中队长，我是我们连仅剩的一个。其他人都死了！”说着，他全身一阵颤动。过了一会儿，第10连唯一的幸存者也死去了。
此刻，前线出现了一个三分之二英里宽的缺口。第6军紧急调派了120人投入防线——由司机、厨师、靴匠和裁缝组成，担任各排排长的是军需人员。这些人都很不错，但对这种战斗毫无经验。他们进入了第10连的阵地。一阵密集的迫击炮轰击后，苏军士兵高呼着“乌拉”冲了上来。对这些后勤人员的神经来说，这种压力太大了。他们撒腿就跑，结果像兔子一样被一个接一个地射倒。
黄昏来临时，苏军距离库姆设在克列佩尼诺的团部已不到50码。这个小村落原先有三十座房屋，现在只剩下八座。
团部副官，一级突击队中队长霍尔策，在地上挖了个深坑，又在构成墙壁的木梁上锯开个射击孔。从团长到司机，每个人都端起了步枪、冲锋枪和机枪，站立到射击坑中，在一门反坦克炮和第561反坦克营士兵的支援下，他们作为步兵投入了战斗。
无论进攻发起得多么频繁，俄国人始终未能逼近至15码内。在“元首”团作战报告中发现的字句并非比喻性说法，而是令人震惊的事实：“克列佩尼诺村外，死尸堆积如山。”
军里派出了一个名义上的步兵团提供援助。但他们却在一场反击中被苏军打垮，其残部被分配到库姆的各个营中，或被安排担任侧翼掩护。2月7到8日的夜间，俄国人终于以营级规模的兵力突入了第2连的阵地。激烈的白刃战持续了四个小时。“元首”团第2连一直战斗到最后一兵一卒。
就在这时，“帝国”师摩托车营赶到了克列佩尼诺。另外，第189突击炮营的部队和第14摩步师的侦察营，在穆默特少校的带领下，朝库姆的防线冲去。
一门210毫米口径的迫击炮被带入一片树林中的阵地，冲入“俄国树林”的敌人遭到这门重型迫击炮的猛轰。这片树林易手达十次之多。第11次冲锋后，它依然牢牢地控制在穆默特少校第14侦察营的手中。
包围圈北部，库姆牢牢地守卫着自己的防线。苏军第39集团军的救援旅未能成功地跨越伏尔加河。他们折损了大批兵力。伏尔加河河曲部的德军防线前，堆积着大批俄国人的尸体。
在此期间，勒热夫南部和西部，歼灭被围苏军部队的战斗仍在继续。2月17日，“冯·维特斯海姆”战斗群带着第1装甲师的坦克、装甲工兵和装甲车，杀入了最后一个兜住苏军部队的包围圈，该包围圈位于蒙恰洛沃（Monchalovo）附近的森林地带。500名苏军士兵在一名将军的率领下，进行了绝望的突围尝试，但却倒在德军战斗群凶猛的火力下。
这场战斗即将告一段落。苏军第29集团军和第39集团军的主力已被歼灭。2月1日已被擢升为大将的莫德尔，扭转了冬季战役中德军中央战线的不利局面。战斗的激烈程度可由下面两个数字来说明：5000名苏军士兵被俘，27000具尸体倒在战场上。苏军的六个步兵师被消耗殆尽，四个师被歼灭，另有九个步兵师和五个坦克旅遭到重创。
德军的伤亡同样惨重。2月18日，一级突击队大队长奥托·库姆回到师部汇报时，莫德尔将军刚好也在场。他对库姆说道：“我知道您的团经历了什么，但我还离不开它。现在，你们还有多少实力？”
库姆指了指窗外说：“大将先生，我的团就排列在外面。”莫德尔朝窗外望去，“元首”团只剩下35人。
为了粉碎从瑟乔夫卡与伏尔加河河曲部之间突入的苏军集团军，第9集团军确实付出了沉重得令人震惊的代价，但如果考虑到整个“中央”集团军群危在旦夕的命运，这种代价又是值得的。现在，从北面而来的苏军对德军实施合围的致命威胁已被消除。但“中央”集团军群南翼的情况如何呢？苏军第10集团军的部队已在别廖夫与卡卢加之间突破了德军防线，并已绕过苏希尼奇，试图到达斯摩棱斯克东面的公路，深入第4集团军的后方，从而切断“中央”集团军群的生命线。
沃因（Voin）集体农场的马厩和牛舍伫立在奥廖尔与姆岑斯克之间广阔的平原上。德军第18装甲师师长内林少将把他的师部设在这里，负责师部事物的温特中尉，将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老旧的苏式卡车和德制装甲车安排在岗哨与这座农场的办公楼之间，这样便建立起一座名副其实的堡垒，师部成了个“刺猬”。
这个措施是必要的，因为冬季战事中，苏军快速而又危险的渗透以及游击队的袭击，常常使高级指挥部也变成前线阵地。因此，这些部署在薄弱的德军主战线与后方区域之间构成了强化的支撑点体系。
内林少将刚刚视察完前线回来。参谋长埃斯托少校向他汇报：“集团军司令官急着找您。出事了。他请您立即打电话给他。”
内林亲自接通了施密特大将的电话，这位大将已接替古德里安出任第2装甲集团军司令。这是一番简短的谈话。
施密特说道：“我们需要您。请您明天早上过来一趟，事情很重要。”
埃斯托少校的作战日志中记录下这通电话的时间：1942年1月6日，星期二。
第二天早上，内林驱车赶往奥廖尔，熙熙攘攘的基地身处后方，但一夜之间，这里也成为了前线。施密特大将不在司令部，他赶到屈布勒将军那里去了，圣诞节过后，屈布勒便担任了第4集团军司令，此刻，他发现自己正处在敌军的重压下。
接待内林的是集团军参谋长冯·利本施泰因上校。利本施泰因先给内林端来了一碗滚热的鸡汤，直到今天，内林将军仍牢记着这一细节。在冰冷的雪地里奔波了一番后，这无疑是最受欢迎的款待。
没有任何客套，利本施泰因直奔主题：“别廖夫与卡卢加之间的缺口，形势变得越来越危急。必须采取某些措施，否则，第4集团军就危险了。”他指着地图说道：“这些强大的苏军部队已深入到屈布勒的后方。位于尤赫诺夫的第4集团军司令部已成为前线。我们没有预备队。确实，冯·吉尔萨将军的第216步兵师已于12月底时被最高统帅部从法国调至苏希尼奇，当时，苏军的第一次攻击已被我们仓促拼凑的部队挡住。但现在，吉尔萨将军的部队已被苏军第10集团军包围。吉尔萨正在拼死抵抗。他的部下装备精良，也很勇敢，但他们还不习惯在这种冬季气候下作战，补给只能由空投提供。吉尔萨报告说，他师里的伤亡人数已上千。如果这道最后的防波堤被冲垮，将意味着一场灾难。”
内林站在态势图前，研究着卡卢加与别廖夫之间缺口处的红色箭头和圆圈，过去的两周里，这一缺口已成为集团军司令部人员挥之不去的噩梦。
“会发生些什么呢？”内林问道。
利本施泰因回答道：“我们别无选择，尽管我们自身的压力也很重，但只能从奥廖尔前线抽调部队，以便稳定住缺口处的态势。我们必须与吉尔萨的部队再度会合，加强他的防线。那里就是您和您久经考验的第18装甲师要去的地方。不必说，您的部队将获得加强，我们构想的是，第4装甲师的第12摩步团，还有冯·舍勒少将的第208步兵师，这个师刚刚从法国调来，目前被部署在别廖夫南面担任侧翼掩护，这些部队都置于您的指挥下。当然，第208师的第309和第337团已被抽离，因为瑟乔夫卡地区的第9集团军急需他们的支援。”
内林是个经验丰富的指挥官，经历过许多危急的状况，对这一安排并不感到高兴。但他意识到，必须采取行动。
大约125英里的旅程，内林的部队花了十天。他们从自己的防区出发，经过奥廖尔、布良斯克、奥尔忠尼启则格勒（Ordzhonikidzegrad），到达了日兹德拉（Zhizdra）附近的集结地。他们的这番跋涉，冒着摄氏零下40度的严寒，穿过三英尺深的积雪和巨大的雪堆，完全是一场地狱之旅。
来自维也纳的奥斯卡·绍布上尉是第12摩步团的一名营长，他描述了部队挣扎着穿过旷野的情形。他回忆道，大炮和补给车辆窄窄的车轮陷入雪地，深至车轴，卡车不断地被困在。总的说来，使用马拉大车的单位管理得最好。那些矮小但却坚韧的农场马拖着大车或雪橇，平均每小时能前进三英里。摩托化部队的履带和轮式车辆，每小时的前进速度差不多为一英里半，这跟正常情况下的步行速度一样。实际上，在这种条件下，马匹要大大优于机动车辆和坦克。因此，所有的装甲师在冬季都配备了大量的马匹。
1月16和17日，得到加强的第18装甲师准备从日兹德拉出发。该师的左翼由冯·吕特维茨上校指挥的第12摩步团掩护，而右翼则由第208步兵师的一部提供保护，以防敌人的突然袭击。强有力的滑雪巡逻队掩护着前方区域。临时代用的推雪机为行进中的队伍清理出道路。“苏希尼奇”行动开始了，这是冬季战役中最非凡、最轻率、最危险的行动之一。
内林将军现在对此的评价是：“这个做法毫无战略合理性！”
他说得没错。在苏希尼奇地区行动的苏军部队不少于30个步兵师，另外还有6个步兵旅，4个坦克旅，2个空降旅和4个骑兵师。这是一股极其庞大的力量，这头大象即将遭到一只老鼠的攻击。
可是，德国人靠巧妙、熟练和大胆战胜了苏军。老鼠溜进了大象的鼻子里。
第338步兵团团长库茨马尼上校是一名独臂的奥地利军官，此刻正站在他那具小小的农用雪橇上，行进在他这个战斗群的最前方。他的麾下有三个步兵营，得到了坦克和大炮的加强。他的推进位于进攻的中央位置，经布坎（Bukan）和斯洛博德卡（Slobodka）扑向苏希尼奇。约拉瑟上校指挥着第52摩步团，为其左翼及后方的库茨马尼清理出一些回旋空间，并率部攻击了顽强防御的柳季诺沃镇（Lyudinovo）。他的部队包括两个步兵营，“冯·施廷茨纳”装甲连，第88反坦克连第2营和第208炮兵团的一个连。俄国人完全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他们没想到德国人会像幽灵那样从白雪皑皑的旷野上突然发起进攻。
1942年1月，苏军在第4集团军和第2装甲集团军之间达成突破，苏希尼奇在被突破的防线后充当起“防波堤”的角色。
“约拉瑟”战斗群的各个连队将敌人逐出了柳季诺沃镇，并一直追赶至森林和冰雪覆盖的湖泊区。激烈的巷战中，面对苏军的守卫部队，“沃尔特”营和“阿申”营清理出一条穿过镇子的道路。德军在这场战斗中缴获了大批武器装备，抓获150名俘虏，还击毙了500余名敌人。
与此同时，库茨马尼上校的部队也杀开血路，从一股惊慌失措的敌军中穿过。只要俄国人试图抵抗，他们便会被德军凶猛的火力彻底粉碎。
第208炮兵团第2连连长克劳克中尉，站在一具雪橇上，指引着榴弹炮的射击。敌人的进攻被打垮了，他们的机枪和迫击炮阵地也被近距离的炮火射击所摧毁。
对炮手们来说，现在没时间通过仔细计算来瞄准他们的大炮。“用炮管进行速瞄，知道正确的方向就行！”谈起当时的情形，第2连的瞄准手维尔纳·布尔迈斯特这样回忆道。与此同时，冯·吕特维茨上校带着他获得加强的第12摩步团，在内林将军的西翼向前推进。绍布上尉在他的作战报告中写道：“车轮不时地卡在齐胸深的积雪中。一直忙碌到深夜，第2连才铲出一条道路，赶到了奥尔忠尼启则格勒—苏希尼奇路线上的一座信号塔。此时的温度为摄氏零下40度。步枪和机枪必须像士兵们的鼻子和双手那样，用布包裹起来，否则，枪膛内的润滑油会被冻住，这可能会造成致命的后果。”
每前进一码，他们都必须用工兵铲铲出道路。同时，敌人可能会从他们的左侧、右侧、后方或是前面突然出现。为了避免这种突发情况，吕特维茨制订出一种新的战术，绍布对此描述如下：“沿道路两侧，前卫连穿过厚厚的积雪向前跋涉，赶至最靠近的村落，像突击队那样，以狭长的纵深编队对敌发起进攻。进攻开始时配以集中的迫击炮火，随后，手榴弹将成为主要的武器，在近距离内，也会使用工兵铲。与此同时，其他连队继续铲雪，为机动车辆清理出道路。这样一来，我们的战斗群就像一只缓慢前进的刺猬。”
此刻，到处都是前线，甚至连师部人员也要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而战。1月20日的深夜，苏军的一个营借着雪地的反光，冲入了斯洛博德卡。师部卫队的一门20毫米高射炮保护着这些师部人员，直到工兵营匆匆赶到后才挽救了形势。
多亏了德军大胆的即兴手法，再加上进攻与防御、前进、侧翼掩护、后卫掩护的交替进行，“苏希尼奇”行动获得了成功。两个虚弱的师杀开一条40英里长的通道，穿过苏军的一个集团军，到达了被围困的德军据点。
1月24日12点30分，库茨马尼上校与吉尔萨将军的一个前哨战斗群会合了。一座“桥梁”已被建成，直通被切断的第216步兵师及其所属部队。这座“桥梁”很窄，但却被牢牢地守卫着。
第二天早上，内林将军驱车驶入镇内，与吉尔萨将军商谈相关形势。上千名伤员躺在被毁房屋的地窖里，目前最紧要的任务之一是把他们运走。这个任务跟此次行动一样，必须采取非常规做法。柳季诺沃镇内有500具可用的雪橇，由当地的农民和俘虏来担任“驾驶员”。每具雪橇只能搭载一名伤员，因此，每个“驾驶员”必须在40英里的中间地带来回四次。但没有一个人退却，所以人都挺身迎接这一巨大的挑战：在夜间驾驶着雪橇，穿越严寒、暴风雪和敌人的巡逻队。
带领这支救伤队的是一位下士，战前他是一名乡村牧师。他的副手是一名骑兵中士。而他们的助手则是500名俄国人。内林将军预留给他们的两枚铁十字勋未被颁发出去，两位好心人消失在混乱的战斗中。他们的名字一直不为人所知。
“苏希尼奇”行动其重要性的概况在一份特别公报中反映出来，希特勒对此大加赞扬。他通过这种方式表明，被包围的部队执行了他的命令，不顾已被敌人绕过的事实，继续坚守阵地，他们是不会被抛弃的。对被包围在前线其他地段的大型或较小型部队而言，这一范例是他们继续坚守的重要前提，例如霍尔姆和杰米扬斯克。
“他们会救我们出去的。”被围士兵和军官这一不可动摇的信念在1941至42年冬季期间屡次得到证实。今天，许多人大摇其头，对一年后被包围在列宁格勒的第6集团军所表现出的盲从深感不解，其实，这些人应该记住上述这一点。
“苏希尼奇”行动是个重要的战略胜利。可是，在对形势的一片赞誉声中，第24摩托化军军长冯·朗格曼·埃伦坎普中将却决定撤离暴露出的苏希尼奇镇。这一举措使德军可以建立起一道更为有利的防线，横跨那个恶名昭著的缺口，该缺口刚刚被再次封闭起来。德军最高统帅部的噩梦结束了。粉碎苏军攻势南部铁钳的条件已经成立。
激战持续了数周，一直延续至春季，突入德军防线的苏军第10和第33集团军主力，近卫骑兵第1军和伞兵第4突击队被歼灭于维亚济马东南方。这是乌格拉河（Ugra）河曲部的一场大战，其重点在尤赫诺夫、基洛夫和日兹德拉。在这场战役中，德军那些来自勃兰登堡和巴伐利亚，来自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和梅克伦堡，来自上普法尔茨和汉诺威，来自黑森和萨克森的部队彻底展现出超人般的壮举，当然，还包括党卫军第4“骷髅”团和“迈因德尔”伞兵突击团。
两份令人印象深刻的文件揭示出交战另一方是如何看待这场激烈的战事，这两份文件都是缴获的苏军军官的日记。通过这两本日记，苏希尼奇—尤赫诺夫—勒热夫地带苏军前线部队的士气可窥一斑。
第一本日记属于冈察洛夫中尉，他是一名连长，暂时代理步兵第616团的营长。1942年2月9日，他阵亡于尤赫诺夫西北方的战斗中。
第二本日记属于步兵第385师的一名少尉，他的名字出现在“苏联英雄”名录上。由于无法确定他现在是否还在世，所以我们在这里不会提及他的姓名。这两本日记的原件尚存，来自德国第40摩托化军情报官的档案。
冈察洛夫的日记表明他是个头脑简单的人，他相信斯大林的政治口号，对上级很不满意，还喜欢传播前线的各种八卦消息。他的日记揭示出许多方面的内容：
1942年1月2日。第4营撤离了叶尔杰诺沃（Yerdenovo），我们不得不丢下牺牲和负伤的战友。德国鬼子杀害了我们的伤员。
1942年1月5日。我跟老百姓谈起德国佬。一般说来，他们的说法一致——抢劫、杀人、强奸。但令我震惊的是，他们讲述起法西斯的暴行时并无反感之意。他们谈及这些事，就像是集体农庄的主席在作报告。可是，雅利安种族的一切是多么令人作呕啊！他们毫无礼仪。他们会当着妇女的面，光着身子捉虱子。我们一直认为雅利安人是文明人，现在清楚了，这些雅利安人就是迟钝、愚蠢、无耻的资产阶级。
1942年1月10日。今天我读到了莫洛托夫对德国人暴行的声明。声明中列举的几个事例让人毛骨悚然。在我看来，这个世界没有足够的空间来容纳惩罚，对日耳曼种族向我们施加的一切所作的惩罚。但我们会报仇的，我们将报复他们的整个种族，尽管我们的领袖斯大林非常讲人性，非常温和。让国际条例见鬼去吧！迟早我们还会跟英国开战的。
1942年1月14日。在尚斯基扎沃德（Shanskiy Zavod），我睡在一个女游击队员的家中。村子里有近一半的人跟德国佬合作。游击队不仅得不到支持，还遭到背叛和反对。我不得不在清晨三点起床，返回到前线。这确实有点困难。我睡在一具温暖的暖炉上。暖炉上铺着白色的瓷砖，这是我以前从未见过的。我必须承认，这看上去很棒。
1942年1月23日。德国佬进入了位于我们后方9英里的阿格罗舍沃村（Agroshevo）。此刻天寒地冻。我不得不多次用雪擦拭自己的鼻子，否则它会被冻坏的。我的部下，有一半人被冻坏了鼻子，还有些人出现了坏疽的症状。天黑时，已经很清楚，我们被包围了。没有补给物资运来。我们都饿了。
1月25日。昨天，一名部下对我说：“中尉同志，您知道，要是一个人被冻得要命，他就不会在乎自己是被冻死还是被打死。他只有一个愿望：尽快死去！”他说的没错。严寒削弱了战士们的战斗意志。
1942年1月26日。午夜时，我们发起了向鲁比霍诺沃（Rubikhonov）的突围。第4连试图以一挺机枪和三门迫击炮从左侧包抄敌人。一发迫击炮弹击中了第1排的机枪组。三个人负伤，三个人牺牲。一名伤员惨叫着，哭喊着，哀求把他带离火线。另一个伤员恳求我给他补上一枪。战场上天寒地冻，我无法为他包扎，因为我不能把他的衣服脱掉。我只能看着他被冻死或是血流不止而死。全营只剩下100人，包括营部和后勤人员。主战线上只剩下40至50人。我们的兵力渐渐消耗殆尽。这些该死的德国佬，打起仗来真不要命。
1942年2月1日。扎斯不再担任我们的团长。我对此感到高兴。这家伙永远都是醉醺醺的。只要一喝醉，他就会作出愚蠢的决定，其结果就是我们损失了许多战友。
1942年2月6日。今天，滑雪团的几名士兵被枪毙了，因为盗窃、擅离职守以及站岗时犯错。
1942年2月8日。德国佬发起了进攻。
日记就此结束。1942年2月9日，冈察洛夫阵亡于尤赫诺夫西北方6英里，帕帕耶沃（Papayevo）附近的战斗中，他们对付的是来自黑森州的第34步兵师。冈察洛夫所在的团被歼灭。
第二本日记的作者是少尉V，是个与冈察洛夫完全不同的人。他也在维亚济马东南方作战，面对的是德军第3摩步师和第19装甲师的部队。这位年轻的“苏联英雄”狂热、有事业心，同时具有令人惊讶的远见卓识．他的日记，对研究苏联红军下级指挥员的工作来说，是份很有价值的材料。显然，这名少尉多次使他所在的团避免了危险的状况。
1942年2月7日，他在日记中写道：“连队的士气是出色的——如果不受糟糕的食物补给影响的话。要是战士们获得足够的食物，他们就能打赢所有的战斗。”
2月10日的日记上写道：
过去一年颠沛流离的生活使我的身子变弱了。昨天，由于吃了坏面包和冻土豆，我的肠胃感到不适。但我必须照常工作。上次我离开连队12天，结果，连里的纪律乱了套。要是那些该死的补给物资能运来该多好！战士们会眼都不眨地冲向雨点般的子弹，可他们现在很饿，饿得已没有了力气。武器也生锈了，因为我们没有擦枪油。昨天，我和政治委员在谷仓里召集了一次会议，我向大家解释了为什么要留下法西斯俘虏的性命——这是我们的情报来源。
我打算提交自己的入党申请书，因为我相信我们今天将投入战斗。我只有在战斗前才会这样做，所以，没有人会怀疑我在追逐个人的利益。
1942年2月19日。昨天，我完成了入党仪式，成为了一名布尔什维克。晚上，我奉命带上连里的冲锋枪手们出发，去夺取第3连一直没能夺下的森林。这是个不切实际的计划。但命令就是命令。一个小时内我就将出发。
这场进攻过后，他在日记中写道：
战士们打得很好，这次进攻获得了胜利。十个德国鬼子被打死，还有五个当了俘虏。我们不得不枪毙了其中的四个，因为他们不肯跟我们回来。我的三十名部下从一名德军副官的个人物品中缴获了烈酒和一些罐装香烟、饼干、香肠和黄油。
1942年2月24日。从今天起，我就是一名预备党员了。我开始对战争热衷起来。我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共产党员。
1942年2月25日。工兵教员B来了。当获知自己将被派上前线时，他变得极为沮丧。他请格拉德夫用吉他为他演奏一段《葬礼进行曲》。格拉德夫同意了。十五分钟后，B阵亡了。这就是命？或者说，子弹只会寻找到懦夫？
我们的大多数现役指挥员去参加军官培训课了，只是为了获得笔挺的军装和金光闪闪的肩章。他们学到了更好地列队行军，而不是战术知识，更好地做汇报而不是如何执行命令。充其量，他们知道的只是如何冲锋，如何阵亡。
1942年2月26日。今天，我为自己的党员证拍摄了照片。我们被派去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我的连已做好行动的准备。我希望上级不要派我们在白天行动：那将是愚蠢和危险的。红军必须在夜间战斗。
1942年2月27日。我不得不执行一项军事法庭的判决：死刑。对我提出的要求，立即有三名志愿者站了出来。两名罪犯在执行巡逻任务时躲了起来，企图逃避行动。蠢货！他们以为自己可以逃避光荣的牺牲，现在却不得不可耻地死去。
1942年3月4日。终于收到了妻子的来信：我捧着它反复阅读着。家里的来信既带给我快乐，又令我痛苦。
这一歧义句是这本日记的最后一段。日记上记录的时间，恰好是苏军战胜“中央”集团军群的希望破灭之际。
另一名年轻的苏军士兵的信中也记录下这一时间。这封寄给朋友的信在他的口袋里被找到，信没写完，他已阵亡在多罗戈布日附近。为那些无论此刻在哪里的、在战争中失去了自己朋友的人，我们引用了这封信。甚至有可能的是，在这封未完成的信被写下的几十年后，最终能找到其收信人。这封信的内容如下：
你好，亲爱的朋友！问候你，也向你告别，因为我已不再活着。只有在我牺牲后，这封信才会被寄给你。但我能感觉到，这一天并不遥远。我不知道它在我的衣兜里还会放上多久，已经有点皱了，但迟早它会寄到你的手中，最后一次提醒你记住你的同学。
在这最后一封信件中，我有一种冲动，想跟你说上许多，许多许多。我想倾诉未尽希望的所有悲伤，向你传递我对这一未知死亡的恐惧。没错，亲爱的朋友，恐惧，我很害怕死后的情形。
我不知道自己会如何死去或死在何处，不知道自己是否会被德国人的机枪子弹击中，还是被一颗炸弹炸成碎片，或是被弹片打死，但每一种死法的可能性都令我惊恐不安。我已见过数以百计的人身亡。我也曾多次听见战友在临死前从喉咙里发出的惨呼，而就在不久前，我还兴高采烈地吃着跟他们从同一个桶里打出的饭菜。
我曾多次面对死亡。有一次，弹片把我头上的帽子击落。还有一次，子弹射穿了我的饭盒，汤漏了一地，结果让我饿了一顿。但过去我从未像现在这样害怕过。
看看你那里，春天来啦。这句话的九个字令我心神不宁。因为这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春季，这个春季我就二十岁了。二十岁，快是个成年人了。我死去时，大自然正向你展露笑颜，你的心跳伴随着满腔的喜悦，因为鸟儿的歌唱或潮湿的春风轻柔的爱抚……
这封信被写下时正逢春季。但此刻，就在德军炮手布尔迈斯特将他的轻型榴弹炮瞄准柳季诺沃时，就在长长的雪橇队将伤员撤离苏希尼奇之际，就在乌格拉河河曲部的冲锋枪咯咯作响时，就在整条战线响起“俄国人的坦克突破了”的叫声时，东线战场上依然覆盖着几英尺深的积雪。
但这场冬季战役的结局已定。当然，置身前线的士兵们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仍进行着极为激烈的防御战。但集团军司令部内的态势图已揭示出一个事实：“中央”集团军群所遭遇的重大危机已然结束。
接下来的几周里，苏军骑兵部队继续向前推进，直到斯摩棱斯克东面的多罗戈布日，但他们这一最后的前进已失去其势头。苏军已是强弩之末，他们未能实现其冬季战役的战略目标——歼灭“中央”集团军群，并由此造成整个德军中央战线的崩溃。
两个原因决定了这场战役的转折点。首先，苏军最高统帅部的胃口太大。他们的作战指挥、条件以及为进攻部队提供的补给，都不足以实现如此深远的目标。
其次，德国军队的出色发挥阻止了苏军的胜利，并防止了一场灾难的降临。在纪律、勇气、艰辛和自我牺牲方面，军官和士兵们做出的表现超过了过去已知的一切。尽管各部队过度延伸，尽管士兵们食不果腹衣不遮体，但他们的建制和作战能力完好无损。这就是1941至42年冬季，受到严重威胁的中央战线为何能挽救形势的原因所在。仅凭这一点就确保了希特勒的坚守令以及死守重要加强阵地这一战术的成功。
就这样，勒热夫得以挽救，苏希尼奇得以缓解。德军在最后时刻以最后的力量将苏军驱离斯摩棱斯克—莫斯科公路。敌人合围“中央”集团军的意图破灭了。总的说来，中央战线上的巨大危机已被克服。
但“北方”集团军群的战区内，此刻的情形如何？那些身处列宁格勒前线以及在苏军冬季攻势下沃尔霍夫河上的幸存者，他们的情况又是怎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