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第6集团军被包围

“赶紧离开这里！”——“我的元首，我要求获得自由行动权！”——戈林和空运补给——陆军总司令部派一名代表飞入包围圈内——冯·赛德利茨将军要求抗命——曼施泰因接手——温克挽救了奇尔河的局势

空中覆盖着昏暗的云层，一股暴风雪从草原而来，遮蔽了地面上的视线和空中侦察，这使得轰炸机和斯图卡都无法投入战斗。天气再一次站到了斯大林那一边。德国空军绝望的行动中，甚至每次出动两架战机扑向突破地带敌军的先头部队都很困难。第6集团军的补给单位、后方机构、陆军铁路连、高炮单位和空军地勤人员被仓促召集起来，沿着奇尔河费力地构建起一道防线，以阻止俄国人的突破向西南方空白地带的罗斯托夫方向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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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为严峻的消息是，苏军占领了位于卡拉奇的前哨机场，第8航空军的近距离侦察机已被摧毁。卡拉奇北面，德军第44步兵师仍坚守在顿河西岸构建良好的阵地上。诚然，该师与后方补给单位的联系已被切断，现在只能依靠自己，但他们在顿河西岸担当着一个重要的“结晶点”。这本身充满了希望，但这并未能持续太久。

在斯大林格勒，保卢斯将军根据集团军群的命令，于11月19日夜间暂停了一切进攻行动。他们不得不在距离目标只有几百码的地方停顿下来。三个装甲师（第14、第16和第24装甲师）的部队组成了相应的战斗群，被派往顿河，抵御敌军从西北方而来的推进。

但鉴于突破地带态势的迅猛发展，这些微薄的力量根本无法起到任何决定性作用。

11月22日下午14点，保卢斯和施密特飞过敌军防线，进入包围圈内的古姆拉克。第6集团军的新司令部位于小火车站西面一英里处。

11月22日夜幕降临时，苏军的北部楔子已到达顿河旁的高地，并通过一次突袭夺取了卡拉奇大桥。苏军的南部攻击群也已到达镇外。11月23日，卡拉奇陷落。包围圈在第6集团军身后合拢了。

现在该怎么办？

这个问题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后出现的大批著作中被一次次问及，而作出回答的则是许多互相矛盾的推测。一旦某场战役打输，每个年轻的中尉都知道它是如何获胜的，这是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但军事历史学家们感兴趣的是：是什么导致了错误和判断的失误。毕竟，大多数输掉战役是因为错误和判断失误。致使第6集团军陷入斯大林格勒包围圈的错误和失误并不仅仅始于11月初，不能简单地将其归咎于保卢斯，而要源于德军最高统帅部在夏末签发的指令。

11月19至22日这段时间是纠正那些错误和失误的最后机会，这一点可能是正确的。德军最高统帅部也许在11月19日就应该意识到威胁着第6集团军的危险。如果当时命令该集团军离开伏尔加河，放弃斯大林格勒，也许还可以挽救形势。但第6集团军自身的权力无法承担这一决定。保卢斯将军对整体局势并没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认识，无法凭自身的权力作出这样一个影响深远的决定，这个决定可能会威胁到整个南部战线，例如将第6集团军从其阵地上撤出，并开始一场突如其来的后撤。另外，对形势冷静的评估会使人们不得不承认，19日、20日，甚至到11月22日，并未出现不可避免的灾难。仔细观察事态便能证明这一点。

在东普鲁士柯尼斯堡，第1军区的总参学院中，阿图尔·施密特和沃尔夫冈·皮克特都是已故的奥斯瓦尔德将军的学生。奥斯瓦尔德是一位战术专家，学生们给他起的绰号是“南十字星”。他很独特的授课技巧是，向学生们介绍一个大致的态势，然后告诉大家：“先生们，你们有十分钟时间．我希望你们作出决定，并简述原因。”奥斯瓦尔德的那些学生，没有一个忘记他的这句话。

指挥第9高射炮师的皮克特将军于11月22日抵达下奇尔斯卡亚时，他的老朋友阿图尔·施密特用奥斯瓦尔德将军的老话迎接了他：“皮克特请作出决定并简述理由。”

皮克特立刻做出了回答：“赶紧离开这里！”

施密特点了点头：“这也是我们打算做的，不过……”随后，保卢斯的这位参谋长向自己的老朋友介绍了集团军的正式意见：现在还没有必要采取惊慌的措施；尚未出现必须不顾整体形势而单独作出局部决定的战术情况。最重要的是掩护集团军的后方。任何从斯大林格勒的安全位置所采取的仓促后撤都有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这些考虑其实是合理的，几天后便证实了这一点。

但11月22日，就在他说这番话的时候，施密特不可能知道，希特勒已决定让第6集团军留在斯大林格勒。因此，施密特与皮克特在下奇尔斯卡亚交谈之际，只有两件事可做：确保集团军受到威胁的后方——西面和南面，建立一道稳固的防线，然后做好向西南方突围的准备。为此需要些什么呢？最重要的是燃料，这也许可以由空军运入。坦克和火炮牵引车所需要的燃料。

这个观点符合魏克斯集团军群的看法，集团军群司令部曾在11月21日夜里下达过命令，“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守住斯大林格勒和伏尔加河防线，并做好突围的准备。但皮克特怀疑空军能否为集团军提供补给，哪怕是短期，于是他再次敦促尽早突围。但施密特指出，不能丢下仍守在顿河西岸的第14装甲军和第11军以及10000名伤员。“这将是一场拿破仑式的撤退。”他这样说道。

其实，保卢斯和施密特也下定了决心，经过适当的准备工作，最终将实施突围，接下来几个小时里所发生的事情证明了这一点。11月22日下午，保卢斯通过电台接到了陆军总司令部经集团军群司令部发来的命令：“坚守，等待进一步的命令。”很明显，这道命令的目的是为了阻止一切过于草率的突围行动。在此期间，保卢斯已对自己西南侧翼的情况有了清晰的认识，配备着100来辆坦克的苏军部队正在那里行动，于是，19点时，保卢斯给B集团军群发去一封电报，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顿河东面的南部防线依然畅通。顿河已全面结冻，可以渡过。燃料几乎已耗尽。坦克和重型武器很快将动弹不得。弹药短缺。食物尚够支撑六天。集团军打算守住斯大林格勒通往顿河两侧的残余地带，并采取适当的措施。为此，封闭南部防线以及继续通过空运提供补给是绝对必要的。要求自由行动权，以免南面的刺猬阵地发生崩溃。随后的形势可能会导致被迫放弃斯大林格勒和北部防线，以便集中全部力量，在顿河与伏尔加河之间的南部防线击败敌军，重新恢复与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的联系……

这封电报清楚地表明了保卢斯的想法。他已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制定了周密的计划。他打算构建起刺猬阵地，但他也要求自由行动权。也就是说，如果形势需要，他就可以自由行事，迅速突围。

当晚22点，希特勒亲自发来一封电报。他拒绝了保卢斯要求的“自由行动权”，并命令该集团军留在原地。电报中这样说道：“第6集团军必须知道，我将尽一切努力来帮助和拯救你们。我将在适当的时候下达相应的命令。”

就这样，从包围圈内突围而出的做法被明确而又坚决地禁止了。保卢斯立即对此作出了反应。11月23日上午11点45分，他用无线电联络了集团军群：“我认为向西南方实施突围，第11军和第14装甲军向东渡过顿河，目前依然是可行的，尽管装备不得不被牺牲掉。”

魏克斯支持保卢斯的这一要求，在发给陆军总司令部的一份电报中，他强调：“通过空运来保证足够的补给是无法做到的。”

11月23日23点45分，经过仔细考虑，并与集团军的各级将领进一步商讨后，保卢斯又给希特勒发去了一封电报，迫切要求获得突围的许可。他指出，所有的军长都支持他的观点。保卢斯在电报中写道：

“我的元首，自11月22日夜您的电报到达后，这里的形势已急剧恶化。在西南和西面封闭包围圈已不复可能。显然，敌人即将在那里达成突破。弹药和燃料即将耗尽。许多大炮和反坦克武器已没有弹药。及时和充足的补给亦无法做到。集团军面临着即将覆灭的危险，除非能集中起所有可用的兵力，果断击败从南面和西面发起攻击的敌军。这就要求立即从斯大林格勒撤出所有的师，以及北部防线上强大的兵力。然后，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是向西南方突围，因为东面和北面的防线由于严重消耗而无法继续坚守。诚然，将损失大量装备，但大批宝贵的作战人员和至少一部分装备能得以挽救。对这一影响深远的态势评估，我将承担全部责任，尽管我希望记录下海茨、冯·赛德利茨、施特雷克尔、胡贝和耶内克将军对这一态势判断的赞同。鉴于目前的形势，我再次要求自由行动权。”

11月24日上午8点38分，希特勒发来了回复，电文的标题是“元首命令”——这是级别最高、最严厉的一种。希特勒下达了严格的命令：建立起包围圈防线，集团军仍在顿河西岸的所有部队，立即撤过顿河进入包围圈内。该命令最后指出：“目前的伏尔加河防线以及目前的北部防线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守住。补给将由空运提供。”

现在，第6集团军被最高指令明确无误地钉在了斯大林格勒，尽管集团军群、集团军和空军指挥官都对空运补给的可行性提出了质疑。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的呢？

被普遍接受的看法是，戈林亲自保证用空运为第6集团军提供补给，因而造成了希特勒灾难性的决定。但历史事实并不能完全证实这种说法。

与所有传闻截然相反的是，在贝希特斯加登“伯格霍夫”与希特勒进行这番决定性商谈的并非戈林，而是他的参谋长耶顺内克，一个可靠而又理智的人。对能否通过空运为第6集团军提供补给这一问题，他向戈林做出了肯定的回答，但附加了一些条件，例如必须守住前线附近的机场，以及可供飞行的气候等。

这个为第6集团军提供空运补给的有条件的承诺，成为了希特勒错误决定的唯一理由，它把希特勒应负的责任不合理地转移到戈林头上——也就是德国空军头上。希特勒也准备抓住戈林这根救命稻草，因为他不想放弃斯大林格勒。他仍希望通过征服领土给苏联以致命的打击。

决不允许后撤！他提醒他的将领们记住，1941年冬季，在莫斯科门前，正是他下达的坚守令将“中央”集团军群从崩溃中挽救出来。他忽视了一点，1941年冬季在莫斯科门前的正确决定并不一定适用于1942年冬季的伏尔加河。坚守不退并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

另外，冒着整个集团军被歼灭的风险坚守斯大林格勒，毫无战略必要性可言。当然，第6集团军真正的任务是掩护高加索战线的侧翼和后方。至少，这一点被清楚地写在“蓝色行动”的计划安排中。即便不夺取斯大林格勒，这个任务也能完成——例如，沿着顿河展开。

战后，在对德国联邦国防军军官的一次演讲中，霍特大将以如下方式阐述了斯大林格勒问题的这一重要方面：

“根据第41号指令，1942年夏季战役的主要目标并不是夺取斯大林格勒，而是拿下高加索及其油田。对苏联所进行的这场战争来说，这片地区确实至关重要，对德军统帅部而言，其经济和政治重要性也很明显。1942年7月底，就在德国两个集团军群的先头部队提前逼近顿河下游之际，也即就在苏军西南方面军的部队仓促后撤，渡过顿河中游之时，希特勒于7月23日下达了让A集团军群继续前进，进入高加索地区的命令，为此，该集团军群配属了四个集团军。只有第6集团军被用于继续进攻斯大林格勒。陆军总参谋长从一开始就反对进入高加索这一目标深远的行动，他认为在穿越高加索地区前，有必要在斯大林格勒寻找敌人的重兵集团，并将其歼灭。因此，他呼吁第6集团军应该获得两个装甲师的加强，就这样，从第4装甲集团军中调出了两个师。不久后，尽管夏季战役的重点在A集团军群的作战区域内，但该集团军群还是抽出了第4装甲集团军和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这两个集团军都被派至顿河，加入到B集团军群中。夏季战役的重点就这样被转移到夺取斯大林格勒上。A集团军群因而被削弱，在高加索北部陷入了停顿。”

此时，第6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的行动失去了其战略意义。根据战略规则，该集团军现在应该退出其向东面延伸的阵地，以避开预料中敌军的反击，并获得所需的预备队。9月12日，保卢斯亲自飞赴元首大本营，试图劝说希特勒同意这一决定。但他徒劳无获。希特勒依然固执己见。不幸的是，总参谋部东线外军处的灾难性报告坚定了他的决定，这份报告的大意是，东线的苏军已经没有什么像样的预备力量了。

希特勒坚持自己的命令，斯大林格勒必须夺取，实力已被削弱的第6集团军就这样进入了城内。战斗持续的时间越长，对希特勒来说，拿下最后几座工厂和最后几百码河岸就越是成了关乎他声誉的问题，尤其是他认为，在非洲和高加索地区遭逆转后，绝不能在斯大林格勒再翻船。出于声誉而不是战略上的考虑，他要求部队付出最后的努力。

保卢斯的观点也得到了魏克斯集团军群的赞同，该集团军群精明的参谋长冯·佐登施泰因将军曾说：“斯大林格勒已被夺取，作为一个军备中心，它已被消灭；伏尔加河上的航运也已被切断。苏军在城内控制的几个战术桥头堡并非我们的目标，尽管它们牵制并消耗了德军可用力量的主力。实际上，集团军群更加关心的是尽快将部队带入合适的冬季阵地，对快速部队加以补充，使他们能在冬季实施机动；另外，集团军群急于在防御作战几个关键地点的后方组成急需的战术预备队，尤其是顿河上德国盟友的三个集团军的后方。这种预备队只能从第6集团军里抽调。这就是在9月底至10月初，发现初次攻击无法夺取斯大林格勒后，B集团军群司令官就提议应彻底停止进攻斯大林格勒的原因所在。他还提出，撤出斯大林格勒前线的突出部，守住弧线，沿一条掩护着伏尔加河与顿河之间地带的弓弦占据阵地；第4装甲集团军的左翼将向斯大林格勒西南方弯曲，一条新的防线将从西北方朝顿河延伸。陆军总参谋长同意这个建议，但他未能成功说服希特勒予以批准。”

这就是希特勒于11月24日给保卢斯下达灾难性指令的背景，他的命令中有两个关键性要求：坚守并等待空运补给。戈林的保证仅仅是对希特勒反对陆军将领意见的一种支持，绝非希特勒下达命令的决定性因素。这道命令不是源自希特勒“圣骑士”之一的豪言壮语，而是来自他自己的意图。斯大林格勒是他战略头脑的产物，他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是场巨大的赌博，建立在不是胜利就是毁灭的基础上。

今天，经常能听到这样一种观点，因为希特勒关于空运补给的坚守令，对第6集团军来说就是一道明确无误的死刑判决令，所以，保卢斯不应遵从这一命令。

可是，身处古姆拉克的保卢斯和他最亲密的同僚又如何能判断最高统帅部这一决定背后的战略动机呢？另外，去年冬季，近十万名德国士兵被困于杰米扬斯克包围圈约两个半月，只靠空运提供补给，难道他们最终没有脱困吗？难道莫德尔的第9集团军没有根据命令坚守勒热夫包围圈吗？霍尔姆又怎么样？还有苏希尼奇呢？

被包围的第6集团军的作战指挥中心里，自11月25日以来就有一名见证者，他对斯大林格勒的观察报告直到今天都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他的名字叫克勒斯汀·冯·齐策维茨，现在是汉诺威的一名商人，但当时他是陆军总司令部的一名少校参谋。11月23日，他和一个通讯分排被陆军总参谋长蔡茨勒将军派入斯大林格勒，作为蔡茨勒的私人观察员，他得到的命令是每天将第6集团军的情况向陆军总司令部做汇报。11月23日上午8点30分，齐策维茨被蔡茨勒将军叫去，获知了自己的这一任务。

齐策维茨从陆军总参谋长那里接受命令的方式揭示出一个有趣的问题：陆军总司令部是如何对形势作出评估的。以下是齐策维茨的记述：

“没有任何开场白，蔡茨勒将军走到摊放着地图的桌子前：‘今天早上，第6集团军已被包围。今天，您将跟随作战通讯团的一个通讯分排飞赴斯大林格勒。我希望您直接向我汇报，尽可能全面，也要尽可能快速。您不承担任何作战任务。我们并不担心，因为保卢斯将军统率得非常好。有问题吗？’‘没有问题，长官！’‘请转告保卢斯将军，我们正在尽全力恢复联系。谢谢您。’说完，我被允许离开了。”

11月24日，冯·齐策维茨少校和他的通讯分排（一名军士和六名士兵）从勒岑起飞，经哈尔科夫和莫罗佐夫斯克进入包围圈。他在这里得到了怎样的看法呢？

齐策维茨汇报道：“当然，保卢斯将军的第一个问题是，陆军总司令部打算如何救援第6集团军。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他说自己最担心的是补给问题。为一个完整的集团军提供空运补给，这是个过去从未完成过的任务。他已告诉集团军群和陆军总司令部，要让集团军生存下去并保持作战能力，他需要每天300吨物资补给，这个数字后来又被他提高至500吨。上级已答应了这个数字。”

“这位集团军司令的观点在我看来完全合乎情理：如果在一段可预见的时间里无法期待获救的话，只有获得所需要的补给物资，集团军才能坚持下去，尤其是燃料、弹药和食物。这需要最高统帅部对补给工作和救援任务进行必要的研究和计划，然后再下达恰当的命令。”

“保卢斯将军本人的观点是，撤出第6集团军对整体形势将是有利的。他一直强调，将第6集团军沿沃罗涅日与罗斯托夫之间被突破的战线部署，比留在斯大林格勒地区更为有益。另外还可以腾出铁路、空军以及整个补给机构，服务于整体作战态势。”

“可是，这不是靠他的权力所能决定的。他也无法预见自己关于补给和救援的要求最终无法获得满足；对此，他缺乏必要的信息。这位集团军司令与他属下的将领们商讨这些问题（他们都和他一样，倾向于突围）然后给他们下达了实施防御的命令。”

保卢斯还能怎么做？他是德国总参谋部训练出来的典型产物。换做是赖歇瑙、古德里安或霍普纳，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做法。保卢斯没有反抗，他是个纯粹的战略家。

斯大林格勒包围圈内，有一位将领的观点与保卢斯完全不同，他不愿接受元首令所造成的状况，他就是第51军军长，炮兵上将瓦尔特·冯·赛德利茨-库尔茨巴赫。他敦促保卢斯不顾元首的命令，并要求发起一场突围，责任由自己来承担。

在11月25日的一份备忘录中，他向第6集团军司令官陈述了在11月23日一次全体将领会议上他已强烈表达过的观点，当时，他的观点未能获得贯彻。赛德利茨的建议是：立即突围！

备忘录的开头是这样几句话：“集团军面临着一个明确的选择：要么向西南方，朝科捷利尼科沃的大致方向突围，要么在几天内被歼灭。”

备忘录关于突围必要性的主要观点，与第6集团军里其他将领的看法没什么不同，甚至与保卢斯本人的想法也完全一致。第51军杰出的参谋长克劳修斯上校拟定的这份备忘录，对形势作出了准确的评估，说出了包围圈内所有指挥部里每一位参谋军官的意见。

赛德利茨提议，打击力量应由从北部和伏尔加河防线上调离的部队组建而成，这些部队应沿南部战线攻击前进，放弃斯大林格勒，朝抵抗最虚弱的方向发起突围——也就是科捷利尼科沃方向。

备忘录写道：

这一决定涉及到放弃相当数量的技术装备，但另一方面，它也提供了粉碎敌军包围圈南部铁钳，从灾难中挽救集团军主力及其装备，并使其能用于后续作战的前景。这样，部分敌军兵力仍将被牵制，反之，如果集团军在其刺猬阵地被歼灭，所有被牵制住的敌军将得以腾出。表面上，这一行动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避免士气严重受损：将斯大林格勒这一敌军备中心彻底摧毁后，集团军再度从伏尔加河全身而退，并以此粉碎一股敌军集群。突围行动的前景非常好，因为以往的战事表明，敌步兵在开阔地几乎没有什么抵抗力。

这说得都对，既有逻辑又有说服力，任何一名总参军官都会赞同。问题在于备忘录的最后一段。它这样写道：

除非陆军总司令部立即撤消其坚守刺猬阵地的命令——这已成为阻挡在我们对集团军和德国人民的良心和责任前不可避免的职责——抓住我们被现有命令所剥夺的行动自由，把握住此刻依然存在的机会，通过我们自己的进攻避免灾难，否则，身处危险中的二十万名作战人员和他们的装备将被彻底歼灭。没有其他选择。

这种高度情绪化的抗命呼吁并未能说服保卢斯这位冷静而又典型的总参军官，也没能说服其他军长。另外，一些争论色彩严重和事实上站不住脚的说法也使得保卢斯不为这份备忘录所动。“整个集团军将在几天内被歼灭”的说法太过夸大，令人遗憾的是，赛德利茨对补给问题的看法也不够正确。他曾说过：“即便每天有500架飞机降落，运来的补给物资也不会超过一千吨，这个数量无法满足一个集团军近二十万人的需要，集团军此刻正面临着大规模行动，手上却没有任何物资储备。”

如果第6集团军每天能获得一千吨补给，大概就能逃脱了。

尽管如此，保卢斯还是将这份备忘录上交给集团军群。他还在备忘录中添加了符合自己看法的对军事态势的评估，并再次要求获准，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自行突围。不过，他拒绝了违反集团军群和元首大本营命令的突围建议。集团军群司令冯·魏克斯大将把这份备忘录呈交给陆军总参谋长蔡茨勒将军。

保卢斯没有获得突围的许可。赛德利茨会因此而要求抗命吗？先不谈这件事的道德和哲理问题，关键在于这个抗命的建议是否切实可行。

10月初，苏军的洛帕京将军想把他的第62集团军撤离斯大林格勒，因为想到部队遭受的可怕的损失，他所能预见到的只是彻底的毁灭，对此，赫鲁晓夫采取了怎样的措施呢？洛帕京甚至还没部署后撤，已被赫鲁晓夫罢免了职务。

同样，保卢斯根本无法走到公然违抗希特勒命令的地步。在这个无线电和电传打字机，超短波发射机和信使飞机盛行的时代，指望一名将领能像腓特烈大帝麾下的要塞指挥官那样，在自己的权力无能为力之际，作出违反最高统帅意愿的决定，这实属荒谬之极。只要保卢斯敢这样做，不用一个小时，他就不再是集团军司令官。他会被解除职务，他所下达的命令也会被撤销。

实际上，一起影响到赛德利茨本人的事件，展示出斯大林格勒与远在千里之外的元首大本营之间的通讯是多么可靠，多么快捷。另外，这起事件也说明了从伏尔加河安全阵地实施仓促后撤所存在的危险。

11月23到24日的夜间，也就是呈交备忘录之前，赛德利茨将军违抗了明确的命令，把位于伏尔加河第51军的左翼撤回。赛德利茨的目的是将这一举措作为实施突围的一种信号，使之成为全面撤离斯大林格勒的一个导火索。用意是迫使保卢斯就范。

德军第94步兵师，本来已构建了精心打造的防御阵地，而且尚未与其补给单位失去联系，接到赛德利茨的命令后，立即离开了自己的防线。所有无法携带或是沉重的装备都被摧毁或付之一炬——文件、日记、夏季制服等，都被扔进了火堆里。该师的士兵随即放弃了暗堡和掩体，朝城市北郊撤退。雪地和冰冻峡谷中的散兵坑替代了被他们丢在身后的温暖的住所：他们这才发现，自己作为突围先头部队所面临的竟是这样的窘境。但随即，一场更大的灾难接踵而至，该师突然发现苏军在身后紧追不舍。他们被追上，并遭到了攻击，整个第94步兵师全军覆没。

这就是为了实施突围而随意后撤的结果。更要命的是，第6集团军司令部尚未获悉自己左翼所发生的这些情况，希特勒已经知道了。出事地区的一个空军通讯分排已将情况汇报给常驻元首大本营的空军联络官。几个小时后，希特勒发电报给集团军群：“立即汇报斯大林格勒北部防线为何后撤！”

保卢斯进行了调查，这才知道了所发生的事情，对元首大本营的质疑，他未作答复。赛德利茨因而没有遭到希特勒的斥责。希特勒并未掌握整起事件的背景，也不知道该对这场灾难负责的是赛德利茨。保卢斯默默地承担了这一责任。有多少司令官会对这种明显违反军纪的行为做出这样的反应？可是，希特勒雷霆般的怒火扑向了保卢斯。自杰米扬斯克包围圈战役以来，希特勒对赛德利茨尊敬有加，并把他视作斯大林格勒包围圈里最顽强的人；他相信，这起缩短战线的行为应由保卢斯负责。于是，11月24日夜里21点24分，他通过电报宣布，斯大林格勒要塞区的北部应该“隶属于单独一位军事领导”，这位领导将亲自对自己负责，以便进行无条件的坚守。

希特勒任命的是谁呢？他选中了冯·赛德利茨-库尔茨巴赫将军。根据“分而治之”的原则，希特勒决定在保卢斯身边设立第二个权威人物，作为某种监视措施，以确保有力的行动。保卢斯亲自将元首的这份电文交给赛德利茨时问他：“现在，您打算怎么做？”赛德利茨回答：“我想，除了服从，我别无他途。”

被俘期间和获释后，保卢斯将军一次次提到他与赛德利茨的这番谈话。据守斯大林格勒市中心的罗斯科将军［4］回忆，保卢斯在被俘前告诉罗斯科，他曾对赛德利茨说：“如果我现在放弃第6集团军的指挥权，毫无疑问，作为受到元首喜爱的人，您将接替我的职务。我问您：您会违抗元首的命令实施突围吗？”沉思了片刻，赛德利茨回答道：“不，我会坚守。”

考虑到赛德利茨提交的备忘录，这听起来很奇怪，但他的回答就是证明。熟悉赛德利茨的军官们认为这并非不可能。

“我会坚守！”这正是保卢斯做的。

与防线另一端的崔可夫一样，保卢斯和他的参谋人员也居住在地下。斯大林格勒西面四英里的草原上，靠近古姆拉克火车站，集团军司令部修建了十二座地下掩体。保卢斯大将［5］所住的掩体12英尺见方。这些掩体的顶棚覆盖着厚达6英尺的冻土，所提供的保护足以抵御中型火炮的轰击。掩体内，他们用上了木板和手头现有的一切材料。自制的土灶为掩体内提供了温暖，只要有足够的燃料；这些燃料不得不从斯大林格勒市中心运来。掩体的入口处挂着毛毯，既为了防风，也可以防止屋内的热量过快消失。车辆停放在距离掩体一段距离外，这样，从空中观察，草原上的景观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所能看见的只是白雪覆盖的土堆上冒起的缕缕轻烟。

11月24日那天发生了许多事情，晚上19点刚过，通讯官舍茨少尉拿着一份来自集团军群的解码电文走进施密特将军的掩体。电文的标题是：“绝密——仅供司令官阅”，也就是说，这是一份最高等级的电报。电报上写道：“11月26日接掌顿河集团军群。我们将尽全力救你们出去。在此期间，集团军必须按照元首的命令坚守伏尔加河及北部防线，并以手头可用的强大部队尽快向西南方打开一条补给通道，至少能用于暂时性的补给。”电报的署名是“曼施泰因”。保卢斯和施密特长长地松了口气。

曼施泰因元帅所面临的不是个轻松的任务。他没有带来新锐部队，而是接管了被包围的第6集团军、支离破碎的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将奇尔河上的部队拼凑在一起所组成的“霍利特”集团军级支队以及新组建的“霍特”集团军级集群。

新组建的“顿河”集团军群，司令部设于新切尔卡斯克（Novocherkassk），保卢斯的集团军现在隶属于该集团军群。11月27日上午，曼施泰因到达了这里，立即接掌了指挥权。

尽管困难重重，但曼施泰因的计划看起来既大胆又很有希望。他打算从西面发起一次正面进攻，霍利特将军的战斗群从奇尔河防线直接攻向卡拉奇，而霍特将军的战斗群则从西南方的科捷利尼科沃地区发起进攻，打破苏军的包围圈。

要了解整体态势，我们必须回溯一下奇尔河以及科捷利尼科沃地区的情况，这是德军解围行动出发线上的两块基石。顿河与奇尔河之间的局面出人意料地稳定下来。在很大程度上，这要归功于我们前面提到过的一个人——温克上校，11月19日时，他仍是第57装甲军参谋长，该军正在高加索前线为争夺图阿普谢进行着激烈的战斗。11月21日，他奉陆军总司令部的命令，搭乘空军提供的一架专机，飞往莫罗佐夫斯克（Morozovskaya）接任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参谋长一职。

当天晚上，温克到达了遭到重创的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司令部。他作了如下记述：

我向杜米特雷斯库上将报到。通过他的翻译伊万森中尉，我了解了情况。形势看起来极其令人绝望。第二天早上，我搭乘一架‘鹳’式轻型飞机飞往奇尔河河曲部的前线。这里的罗马尼亚部队已所剩无几。克列茨卡亚西面的某处，拉斯卡将军英勇的部队仍坚守在顿河上。我们盟军的其他部队都已不顾一切地逃窜了。我们想尽办法也无法阻止这种溃逃。因此，我不得不依靠第48装甲军的残部、依靠德国空军的特别部队、依靠被包围的第6集团军的后方人员由强有力的军官所组成的一个个战斗群，倚靠第6集团军和第4装甲集团军逐渐从休假中归队的人员。一开始，沿着顿河—奇尔河弧线，守卫着数百英里地段的只有施庞中将、施塔尔上校、绍尔布鲁赫上尉和亚当上校所率的各个战斗群，还有后方机构的临时编队第6集团军维修厂人员、坦克组员和没有了坦克的装甲连，另外还有几支工兵和高射炮部队。后来，第48装甲军的主力于11月26日杀向西南方，加入到这些部队中。但我一直无法与海姆将军的装甲军取得联系，直到海姆中将设法让麾下的第22装甲师赶至奇尔河南岸。起初，统帅我们的是冯·魏克斯大将的B集团军群，不过，我经常从陆军总参谋长蔡茨勒将军那里直接接受命令和指示，因为魏克斯的集团军群不仅自身事务繁忙，而且对我所在地区的情况不太了解。

我的主要任务首先是选派能干的军官组织起阻击部队，他们将沿着顿河和奇尔河，沿着已存在的“亚当”、“施塔尔”和“施庞”战斗群的两侧，与第8航空军的空军部队配合，至少在侦察行动方面，守住漫长的前线。至于我的工作人员，毫不夸张地说，是我在路上‘捡来’的。我们的摩托车、工作用车以及通讯设备也是这样搞来的。总之，所有这一切都是哪怕最小的指挥部正常运作所必需的。这其中，那些东线作战经验丰富的老资格军士最为宝贵．他们很快就适应了这一切，并能胜任任何任务。

我没有自己的通讯线路。幸运的是，我可以使用第6集团军补给区域内的通讯线，以及德国空军的通讯网。通过这些线路，进行了无数次的通话后，我才逐渐对防区内的情况有了清晰的认识：德军阻击部队在哪里激战，在哪里仍能找到一些罗马尼亚部队。每天，我都跟几个同事一同外出，既能加强自己对战区情况的了解，也可以做出需要当场拍板的决定，例如哪段防线可以实施弹性防御，哪段防线必须坚守等等。

在突破区，我们唯一可指望的预备队是那些休假回来的士兵。他们获得的装备来自集团军群仓库和维修厂，或者，干脆说是“搞来的”东西吧。

为了收集起那些在苏军达成突破后便与自己的部队和长官失去联系的散兵游勇，为了把这些来自三个不同集团军的士兵融入到一支新部队中，有时候，我们不得不采取某些最不符合常规、最严厉的措施。

我还记得，例如，我们说服了驻莫罗佐夫斯克一个国防军宣传连的连长，在交通路口放映电影。被电影画面吸引过来的士兵被我们组织起来，重新编组，重新分发装备。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后来的战斗中表现得很好。

还有一次，一名战地宪兵中士跑来向我报告，说他在一条主干道旁发现了一个几乎被遗弃的“不属于任何人的燃料仓库”。我们自己并不需要什么燃料，但我们急需车辆来运送新组建的部队。于是我下令在后方区域的各条路上竖起路标，上面写着‘通往燃料供应点’。这一招给我们送来了燃料匮乏的司机和他们的卡车、工作用车以及各种类型的车辆。在燃料仓库，由能干的军官所率领的几个特别小组等在那里。驶入这里的车辆得到了他们所需要的燃料，但也遭到了各项功能的彻底检查和筛选。筛选的结果是，我们获得了大批车辆，还包括驾驶员，这些司机只想着驾车开至荒郊野外，离开前线。就这样，我们严重的运输问题得到了解决。

通过这些权宜之计，新部队被组建起来。尽管他们的正式称谓是特别部队，但实际上，他们成为了后来新组建的第6集团军的核心力量。在经验丰富的军官和军士的带领下，这些部队在这关键的几个月中表现得非常出色。这些五花八门的队伍，凭着他们的勇气和坚定，挽救了奇尔河上的局势，阻止了苏军的突破，拦住了通往罗斯托夫的道路。

这就是温克上校的记述，后来他升至装甲兵上将。［6］沿顿河和奇尔河展开的战斗中，德军部队的中流砥柱是第22装甲师的装甲战斗群。在这无比艰难的几个星期里，该战斗群快似闪电的反击在步兵中赢得了近乎传奇的声誉。但无可否认的是，几天后，他们的实力只剩下6辆坦克、12辆装甲车和1门88毫米高射炮。指挥着战斗群的冯·奥珀伦-布罗尼科夫斯基上校，乘坐一辆捷克制造的斯柯达坦克，以骑兵的风格冲在队伍的最前方。这个装甲战斗群在奇尔河防线扮演了名副其实的救火队角色。哪里出现险情，温克便会派他们去哪里。

11月27日，冯·曼施泰因元帅接掌新成立的“顿河”集团军群时，温克赶到新切尔卡斯克向他汇报情况。曼施泰因了解这位上校，因此他直截了当地下达了命令：“温克，您必须用性命向我保证，敌人不会从您集团军所在的防区突破至罗斯托夫。顿河—奇尔河防线必须守住。否则，不光斯大林格勒的第6集团军，就连高加索地区的整个A集团军群也将覆灭。”A集团军群意味着100万士兵。在这样的情况下，战地指挥官们经常诉诸于非常手段也就不足为奇了。

最要命的是，装甲战术预备队严重短缺，以至于无法对付在各处突然出现、在集团军群后方地带散布恐怖的敌军坦克。因此，温克的工作人员用损坏的坦克、动弹不得的突击炮和装甲车组建了一支装甲部队，这支部队被有效地运用于顿河和奇尔河之间防御作战的重点地区。

当然，这支装甲部队必须得到补充。于是，温克他们想了个办法：“截留从自己防区经过，运往A集团军群或第4装甲集团军的少量坦克。经验丰富的坦克组员们驾驶着这些坦克，被编入我们的装甲连中。”就这样，温克渐渐地拼凑起“自己的装甲营”。但某天，温克的作战参谋赫斯特中校在夜里的态势汇报中，不小心提到了敌人在奇尔河上危险的渗透已被“我们的装甲营”肃清，这令陆军元帅和他的参谋长大为吃惊。于是，温克被叫到了集团军群司令部。

“您的集团军以哪支装甲营肃清了险情？”曼施泰因问道，“根据我们的记录，没有这样的一个营。”无奈之下，温克不得不做了交待。他如实汇报了情况，并说：“我们别无选择，因为我们要对付各种突发的险情。必要的话，我要求军事法庭调查我的行为。”

曼施泰因元帅惊讶地摇了摇头。然后，他的嘴角浮起了一丝笑容。他决定忽略这件事，但禁止温克他们继续从事“盗窃坦克”的勾当。“我们把部分坦克移交给第6和第23装甲师，从那以后，我们投入战斗的装甲力量从未超过连级规模，这样就不会引起上级的注意了。”

就这样，第6集团军后方，苏军攻势在德军防线上撕开的大缺口被再次封闭起来。这是个领导能力的巨大胜利。几个星期来，这条大约120英里长的防线主要由帝国铁路员工、帝国劳工团成员、托德组织的施工队以及来自高加索和乌克兰哥萨克部落的志愿者坚守着。

与集团军失去联系，被置于德国人指挥下的许多罗马尼亚部队也应被记录下来。在这里，在德国人的领导下，最重要的是，获得了德国的装备后，这些罗马尼亚人往往表现得非常出色。根据他们自己的要求，许多人后来在德国部队中待了很长一段时间。

步兵上将霍利特所率的第17集团军进入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的防区时，第一支较大的正规部队于11月底抵达了奇尔河防线。所有人都松了口气。

根据温克的建议，“顿河”集团军群将整个顿河—奇尔河防区以及所有奋战在这里的部队交由霍利特将军统辖；这些部队构成了“霍利特”集团军级支队。因此，组成“温克集团军”的那些五花八门的部队不复存在。他们完成了军事史上少见的一项任务。另外，这一任务的完成，为奇尔河行动的第二幕提供了基础——重新夺回奇尔河西南岸的高地，对任何一场反击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这个任务在12月初被完成，为了这个任务，德军第336步兵师被调了上来，第11装甲师则尾随在后。

经过激烈的战斗，德军夺取了奇尔河西南岸的高地，并击退了苏军所有的反击。奇尔河上的这些阵地，对曼施泰因解救斯大林格勒的计划至关重要，陆军元帅已安排“霍特”集团军级集群从顿河东面的科捷利尼科沃地区发起一次攻势。奇尔河防线为这次解救第6集团军的行动提供侧翼和后方掩护。更重要的是，一旦情况许可，第48装甲军（该军现在由装甲兵上将冯·克诺贝尔斯多夫指挥［7］）将以第11装甲师、第336步兵师和一个空军野战师向西北方发起进攻，以支持霍特的行动。这一辅助行动的跳板由第6集团军设立在上奇尔斯卡亚（Verkhne-Chirskaya）的最后一座顿河桥头堡提供，这里正是奇尔河汇入顿河的地点。保卢斯将军的副官亚当上校，带领第6集团军仓促拼凑起来的临时部队坚守在这里，进行着英勇的“刺猬”防御战。因此，在这危急时刻，凭借勇气和军事才能，纠正希特勒的大错并挽救第6集团军的一切措施和一切力所能及的努力都已被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