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结局

苏军最后的进攻——通往皮托姆尼克的道路——南部包围圈的结局——保卢斯被俘——施特雷克尔继续战斗——最后一次飞过城市——为斯大林格勒运来的最后的面包

正如罗科索夫斯基在他的传单中宣布的那样，德国人拒绝投降的二十四小时后，苏军对包围圈的全面攻击于1月10日打响了。此刻所发生的情形在军事史上只目睹过两次，一次发生在苏军方面，这次则轮到了德国人：饥饿、装备欠缺的士兵们已被切断了所有的交通线，他们以无以伦比的顽强和勇气抵御着占尽优势的敌人。这种情形过去曾发生过，那是在沃尔霍夫包围圈，苏军突击第2集团军一直战斗到全军覆没。正如沿沃尔霍夫河冰冷的森林中所展开的战斗那样，斯大林格勒最后的战斗同样是冷酷无情。双方的角色发生了变化，但彼此的苦难、困苦、英勇和不幸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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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军对包围圈发起的进攻庞大而又猛烈。防线最前方，德国空军的高射炮部队试图用88毫米高射炮打破敌坦克部队的猛攻。他们射光了最后一发炮弹，击毁了数量惊人的坦克。但德军步兵的阵地被粉碎，许多地段都已遭到苏军突破。虚弱不堪的德军部队中，伤亡数字急剧飙升。被冻伤的人数亦是如此。此刻的温度是零下35度，一股暴风雪正横扫过草原。

沿着西面的防线，德军几个师的部队像大海中的孤岛那样实施着抵抗。这些部队中包括奥地利的第44步兵师，他们据守着重要的皮托姆尼克机场的接近地。任何一个只从人类苦难、悲惨、错误、骄傲自大以及愚蠢这些方面看待斯大林格勒的人，都该看看这些部队。第134步兵团第1营就是其中的一个。

该营辖下几个实力大大削弱的连队，据守在巴布尔津（Baburkin）镇外。营长波尔少校在12月中旬刚刚获得了骑士铁十字勋章。随着这枚勋章，保卢斯将军还给了他一个小包裹，包裹上有保卢斯亲笔写的“最美好的祝愿”。包裹里是一条军用面包和一听茄汁鲱鱼——在当时的斯大林格勒，这就是一份珍贵的奖品，是对英勇行为的最高奖励。

波尔和他的部下们一样，端着卡宾枪守在掩体中。北面，他们的最后一挺重机枪一条弹链接着一条弹链地射击着。“没人能让我从这里离开，少校先生！”几天前，机枪班中士这样对波尔说道。又是一个点射，然后，重机枪沉默下来。德军士兵看见俄国人跳进了机枪组的阵地。随即，一场短暂的近战爆发开来，枪托和工兵铲飞舞着，很快，一切都结束了。这一夜，全营坚守着他们的阵地，第46反坦克营用几门20毫米高射炮和三门缴获的苏制76.2毫米火炮为他们提供支援。

第二天早上，他们被迫后撤时，不得不丢下了这些火炮：缴获来的吉普车已没有燃料，无法将这些大炮拖走。因此，对炮手们来说，这一后撤变成了一场“滑铁卢”：他们不得不一门接一门地炸毁这些大炮。但就算他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将这些大炮拖走也无济于事，因为他们再也没有炮弹了。

第二天晚上，波尔少校驱车赶往皮托姆尼克机场，想从他的朋友，包围圈内的空军通讯主管弗罗伊登费尔德少校那里了解些情况。这是一段可怕的旅程。为了在白雪皑皑的荒野上标出道路，冻得硬邦邦的马腿（这些马腿是从死去的马匹身上砍下来的）被插在雪地里，蹄子向上，在这片可怕的战场上构成了令人震惊不已的路标。

机场的情况看上去同样糟糕之极。第6集团军这个重要的补给中心一片狼藉。机场上堆放着被击毁或损坏的飞机。急救站的两个帐篷里挤满了伤员。在这片混乱中，新的飞机仍在飞来，着陆、卸载、装机、再次起飞。

两天后的1月14日，皮托姆尼克机场陷落。空运补给和伤员疏散的工作就此结束。从这一刻起，所有的形势急剧恶化。包围圈内各条防线上最后的战斗群向着斯大林格勒城内后撤。波尔少校也带着他的部下经历了这段地狱之旅。路上躺着一群被炮弹击中的德军士兵。那些被炸断了手脚的士兵还活着。他们的鲜血已冻成红色的冰块；没人替他们包扎伤口，也没人把他们从道路上移开。所有的队伍沉闷、冷漠地向前跋涉，自顾自地从这些伤员身边走过。波尔为他们进行了包扎，把他们移至路边，并留下一名医护兵陪伴他们，等待路过的卡车捎上这些不幸的可怜人。但没有卡车驶来。

这就是成千上万名德军士兵体验到的斯大林格勒包围圈最后的日子。强烈的饥饿感和面对苏军全面攻势彻底的无助感，导致德军士兵的战斗力和士气迅速衰落。精神萎靡，伤亡数字急剧上升。急救站和包扎所的人群极其庞大。医疗用品和绷带已经用完。觅食的动物在荒野中逡巡。

1月24日16点45分，第6集团军的作训处长给曼施泰因发去一封电报，电报中毫无感情色彩的文字令人震惊：

敌人对整个西面防线势不可挡的进攻已迫使该防线在24日早上向东退至戈罗季谢地区，以便在拖拉机厂构成刺猬阵地。斯大林格勒南部，沿城郊坚守的西部防线直到16点时仍控制着米尼纳的西部和南部边缘。这一地区有些局部渗透。伏尔加河和西北部防线没有变化。城市里的条件非常可怕，约两万名无人照料的伤员在废墟中寻找着栖身之地。挨饿、冻伤和掉队者的数目与伤员差不多，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在战斗中遗失了武器。敌人的重型火炮轰击着市区。英勇的将领和军官们在前线实施积极有力的领导，但他们身边仍具作战能力的士兵已寥寥无几，沿斯大林格勒南部城郊的最后抵抗将坚持到1月25日。拖拉机厂也许能坚持得更久些。

第6集团军司令部　作战参谋长［10］

英勇的将领和军官，仍具作战能力的士兵寥寥无几。这就是当时的情形。

察里察河谷南面的铁路路基处，第71步兵师师长冯·哈特曼中将，站直身子，端着卡宾枪朝进攻中的俄国人开枪射击，直到自己被一串机枪子弹扫倒［11］。

读到第6集团军作战参谋长的电文时，冯·曼施泰因元帅意识到，毫无疑问，第6集团军再也无法执行任何军事行动了。”曼施泰因写道：“鉴于该集团军已不再能牵制任何数量可观的敌军部队，我在1月24日通过电话与希特勒进行了一番长谈，试图让他批准该集团军投降，不幸的是，这完全是徒劳。这一刻，直到这一刻，第6集团军牵制敌军的任务结束了。这一行动挽救了德国的五个集团军。”

曼施泰因试图用电话所做的事情，冯·齐策维茨少校则想通过与希特勒的当面会晤来完成。

按照陆军总司令部的命令，齐策维茨于1月20日飞出了包围圈。1月23日，蔡茨勒将军带他去见希特勒。这次会晤非常重要。以下是齐策维茨本人对此的记述：

“我们到达元首大本营后，蔡茨勒将军立即被叫了进去，我则在接待室里等待。过了一会，门开了，我被叫了进去。我报到后，希特勒走过来迎接我，并用双手紧紧握住我的右手，说道：‘您来自一个悲惨的环境。’宽敞的房间里灯光昏暗。壁炉前是一张大大的圆桌，桌子周围摆放着靠背椅，右侧还有一张长桌子，上方点着灯，桌上摊放着一张巨大的东线态势图。后面坐着两名速记员，以便将会议上的每一句话记录下来。除了蔡茨勒将军，在场的只有施蒙特将军和空军及陆军的联络官。希特勒示意我坐在态势图旁的一张凳子上，自己也在我对面坐了下来。其他人则在屋内的黑暗处落座。只有陆军联络官站在地图桌的另一端。希特勒开始说话了，一次次地指着地图。他谈起了一个设想，派一个配备着新式坦克（豹式坦克）的装甲营直接发起进攻，冲向斯大林格勒，用这种方式运送补给，并为第6集团军提供坦克增援。我听得目瞪口呆。一个装甲营将发起一次成功的进攻，跨越数百英里强敌据守的土地，完成一整个装甲集团军都未能完成的壮举。希特勒的话头中断时，我趁机描述起第6集团军的艰苦状况。我列举了事例，读了事先准备好的一张纸条上记录的数字。我谈到了饥饿、冻伤、不充足的补给以及被抛弃感；还谈到了伤员和缺乏医疗用品。最后，我这样说道：‘我的元首，请允许我指出，斯大林格勒的士兵们已无法奉命战斗到最后一颗子弹了，因为他们既没有进行战斗的体力，也没有最后一颗子弹了。’希特勒惊讶地注视着我，但我感觉到他已明白了我的意思。然后他说道：‘一个人恢复起来非常快。’这番话说完，我就被请了出去。”

但希特勒发给斯大林格勒的电文是：“投降不予考虑。部队将抵抗到底。”

可是，夸夸其谈的话语再也起不到任何效果了。即便是最勇敢的军官也丧失了战斗意志和所有的希望。各个团长、连长和参谋军官躺在OGPU（格伯乌，苏联秘密警察）监狱的地下室里，浑身污秽，负了伤，因溃疡和疟疾而发着烧，完全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他们的团或营已不复存在，也没有武器；他们没有面包，手枪里往往只剩下一发子弹——这是用于应急的最后一颗子弹。

他们中的一些人将这颗子弹射进了自己的脑袋。一些指挥部和较小的单位，在他们最后阵地的废墟中，用炸药把自己炸上了天。几名参谋军官、飞行员、通讯兵，还有些意志顽强的军士，抓住机会突围，投入到一场极不确定的冒险中。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是等待着最后时刻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来临。一个著名且被多次提名表彰的步兵团，屡获勋章的团长博耶上校，于1月27日走进了OGPU的这间地下室，说道：“我们已没有面包，也没有武器了。我建议投降。”其他人都点头同意，于是，这个负了伤还发着烧的上校带着他们走出了OGPU监狱的废墟。

距离沿铁路路基构成的最前线50码，察里察河谷的路口处，站立着埃德勒·冯·丹尼尔斯中将［12］的残部。他们的师长跟他们在一起。他们当中，没一个还有武器。他们已做好了投降的准备。这是一支悲伤的队列。道路两侧站立着紧握着冲锋枪的红军士兵。德国士兵投降的场面被拍摄进胶片和照片，他们被装上卡车，随即驶离，消失在茫茫的草原上。

与此同时，施特雷克尔将军第11军的部队在被切断的北部包围圈继续坚守着他们最后的阵地。

来自斯大林格勒最糟糕的电文被发送出去：“致顿河集团军群。食物状况迫使我们已不再给伤员和病患者配发口粮，以保持作战人员的活力。第6集团军司令部，作战参谋长。”

尽管如此，希特勒还是在1月31日凌晨1点30分命令他的总参谋长又给斯大林格勒发去一份电报：“元首要求我指出，斯大林格勒要塞每坚守一天都是至关重要的。”

五个小时后，斯大林格勒红场的百货商店地下室里，第6集团军司令部卫队的一名中尉冲进司令官的小房间，报告说：俄国人就在门外。

前一天晚上，希特勒用无线电传达了晋升保卢斯为陆军元帅的命令。早上6点，保卢斯翻身起床，与他的作训处长冯·贝洛交谈。疲惫的保卢斯已不抱任何希望，他决心结束这一切。但他希望能像自己所说的那样，“毫不张扬”地将之结束，也就是说，不需要投降文件，也不需要正式仪式。

这大概就是保卢斯被俘方式引起激烈讨论和频繁误解的原因。他坚持认为自己的投降并不代表他的整个集团军。他只是和自己的司令部人员一同被俘了。各作战区域的各位指挥官自行安排与俄国人实现停火的事宜。1月31日，斯大林格勒的市中心，一切都结束了。

包围圈北部，臭名昭著的拖拉机厂和“红色街垒”兵工厂内——这里正是夏季期间，斯大林格勒战役打响第一枪的地方——第11军的据点直到2月1日仍在抵抗。这场战役将结束于它开始的地方。

尽管这场废墟间的战斗已没有任何战略意义，但希特勒仍在电报里以一个陈腐的理由要求继续坚守。他发电报给施特雷克尔将军：“我希望斯大林格勒的北部包围圈能坚持到最后一刻。每一天，每一个小时，从而使防线的其他地段获得重要的利益。”

但第11军正在慢慢地覆灭。2月1到2日的夜间，施特雷克尔坐在尤里乌斯·米勒中校所指挥的战斗群的指挥部里。拂晓时，施特雷克尔说道：“我得走了。”米勒明白，“我将尽我的职责。”他说道。这里没有豪言壮语。天亮后，北部包围圈的战斗也结束了。

8点40分，施特雷克尔［13］发电报给元首大本营，称：“第11军及其六个师已尽到其职责。”

在这里，那些同样来自著名且被多次提名表彰的师的士兵们从他们的战壕和废墟中爬出，这些饥饿不堪、眼窝深陷的德军士兵排成灰色的队列。他们朝着草原走去，这是一支无尽的队列。他们有多少人？

具体数字直到今天仍有争议，对这个数字经常发生奇怪的歪曲，好像这个数字会使所有的痛苦、死亡和英勇有所不同似的。无论怎样，请看在档案记录的份上，这些都是事实。根据保存在美国的第6集团军作战日志，以及各个军的每日报告，自1942年12月18日至12月22日，包围圈内的德国和盟国士兵总数为230000人，包括13000名罗马尼亚士兵。另外，报告中说，还有19300名苏军俘虏和辅助人员。

截止到1943年1月24日，这230000名军官和士兵中，有42000名伤员、病患者和专家被空运出包围圈。据苏联方面的报告声称，1月10日至29日之间，苏军抓获了16800名俘虏。1月31日至2月3日之间，91000名士兵投降。

约80500人死在斯大林格勒战场上——阵亡，更多的是那些重伤者，他们被丢在露天，没有任何照料，最后几天里没有食物，投降后也没有人把他们带至安全处。

迄今为止，107800名战俘中，约有6000人已返回到自己的家乡。

1943年2月3日，第100轰炸机大队的赫伯特·孔茨少尉驾驶着他的He-111成为了最后一个飞越斯大林格勒上空的德国飞行员。

“仔细看看是否有什么地方仍在进行战斗，或者找找看是否有逃出来的部队。”贝切尔上尉曾这样告诉他们：“然后就把你们的负载丢下去。”他们的飞机上载的是面包、巧克力、绷带和一些弹药。

孔茨在这座城市上空6000英尺处盘旋，没有一门高射炮朝他开火。浓雾笼罩着草原。观测员汉斯·安嫩朝无线电通信员瓦尔特·克雷布斯看了一眼。克雷布斯摇着头说道：“什么都没有。”

孔茨下降到300英尺高度，接着又降至250英尺。机械师帕斯克用锐利的目光搜寻着地面。突然，雾气散开了：他们掠过布满了弹坑的战场，离地面几乎只有200英尺高。孔茨将飞机拉升至安全高度，继续着搜寻工作。在那里——那些薄雾后是不是有些人？“卸载！”他喊道。飞机上所载的货物投向地面。一条条面包落入斯大林格勒的积雪中，落在那些战死、冻死以及仍在等待死亡到来的少数幸存者中。

这些面包也许会被那些试图逃出重围的战斗群中的某一个人所发现。许多人已经出发——参谋军官带领着完整的战斗群，例如第4军军部和第71步兵师的那些人。许多少尉和军士，带着他们的排穿过黑暗和雾色。中士、下士、列兵和炮手们偷偷地溜出了城市的废墟，三人一组，四人一群，甚至是单人匹马。个别小组直到2月中旬才被飞行员在草原中发现。后来，他们失踪了。我们所知道的唯一一个逃脱者是尼韦格，他是一个高射炮连的中士。顺利逃生的24小时后，他在第11装甲师的包扎所里，不幸被一发迫击炮弹炸死。

注　释

［1］　本书写作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二十多年前则是指上世纪三四十年代。

［2］　这两支部队分别是步兵第92旅和坦克第137旅，前者由波罗的海和北海舰队的水兵组成。

［3］　这里的“旅”指的是第14装甲师辖内的第14装甲掷弹兵旅。

［4］　罗斯科少将当时为第71步兵师师长。

［5］　保卢斯已于11月20日晋升为大将。

［6］　温克在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参谋长任上只干了一个月，12月底便被调至霍利特集团军级支队，出任参谋长。而霍利特集团军级支队于43年3月被改编为新的第6集团军。

［7］　罗马尼亚部队过早溃败，导致第6集团军被围，由于加强罗马尼亚军队的行动不力，第48装甲军军长海姆中将成了替罪羊，他被撤职，并交由军事法庭审判，但最终被希特勒赦免。第48装甲军军长一职由第24装甲军军长克诺贝尔斯多夫接任。

［8］　作者并未在本章阐述“冬季风暴”和“霹雳”行动的详情，实际上，所谓的“冬季风暴”就是待包围圈外的霍特靠近包围圈时，包围圈内的保卢斯发起进攻，打开包围圈，与霍特会合，从而得到一条输送补给的陆上通道，但第6集团军主力仍将据守斯大林格勒，并不因这一行动而突出包围圈。而曼施泰因则认为，即便获得这样一条陆上通道，第6集团军也无法继续坚守下去，因此必须就势突围，这就是“霹雳”行动。霹雳行动的关键在于分阶段后撤，以免部队发生崩溃。

［9］　希特勒只批准了“冬季风暴”行动，禁止进行“霹雳”行动。而保卢斯又迟迟未下定执行“冬季风暴”的决心，因为他认为自己虚弱的部队无力冲出30英里的距离，而一旦突围失败，他的部队将进退不得，只能全军覆没，所以他希望霍特的部队能再靠近些。

［10］　第6集团军在最后时刻的参谋长是汉斯·京特·冯·贝洛中校，也就是上一章提到的第71步兵师参谋长贝洛少校。贝洛于1月31日被苏军俘虏，有意思的是，1944年8月，在被俘期间，他仍被晋升为上校。1955年，贝洛上校获释。

［11］　冯·哈特曼阵亡于1月26日，死后被追授步兵上将衔。

［12］　第376步兵师师长丹尼尔斯将军于1月28日被俘，1955年获释。

［13］　施特雷克尔于1月31日晋升为大将，被苏军俘虏后，1955年获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