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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复仇
1945年夏，捷克斯洛伐克国内以出产优质啤酒闻名的百威小镇（捷克语里叫布杰约维采）附近有一座集中营，大门上钉着块牌子，上面写着：“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集中营现在落入了捷克人之手，里面挤满了德国俘虏，多数是平民。捷克指挥官年纪很轻，但却是出了名的心狠手辣，他逼迫德国人每天工作12个小时，而且只提供极少量的食物；夜半时分，他叫醒德国人，把他们赶到每天例行点名的地方，勒令他们唱歌、爬行、互殴、跳舞，或接受任何其他形式的折磨，给看守找乐子。[1]
人类复仇的欲望就跟“食色性也”一样自然。对这点的表述，很少有人比波兰作家塔德乌什·博罗夫斯基（Tadeusz Borowski）做得更为细腻也更让人不寒而栗了。战时的华沙，地下文化活动庞杂且活跃，形式包括办学、办报、排演戏剧和出版诗歌杂志，所有这一切都让参与者面临被关进集中营甚至立即处决的危险。因为在秘密刊物上发表自己的诗歌，博罗夫斯基于1943年被捕，先后被关进盖世太保的监狱、奥斯维辛和达豪集中营，但每次他都能大难不死。达豪解放后，他作为流离人员在慕尼黑附近一座原党卫队军营里被关了一段时间。他对当年置身肮脏环境、前途未卜的这段经历的回忆，被收录进《去毒气室请这边走，女士们先生们》这部以白描手法记述集中营生生死死的经典作品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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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则故事名叫《寂静》。一名纳粹狗腿子试图越窗逃跑时恰好被一伙难民发现，他们协力把他逮住，然后开始“用贪婪的手撕扯他”。这时人群听到有人走近，来者是管理难民营的美国军人，便立马把德国人推到一床草甸子上，还在他身上盖了几层厚厚的被子。难民营的最高长官是一名年轻的美军军官，为人很和善，制服烫得笔挺。他通过翻译告诉众人，自己十分理解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有多么痛恨德国人，但眼下最重要的是务必坚持依法办事。即使被判有罪，犯人也必须在经过合理的程序后才能接受处罚，美国人会确保这点的实现。难民纷纷点头示意，给这个美国老好人送上欢呼。祝他们晚安后，军官伴随着“一片友好的声音”出门去巡视别的营房了。他刚走，德国人就被拖下床，在一顿踢打之后，死在了混凝土地板上。
解放后不多久出现这种事不足为奇，对于处于半解放状态的难民而言亦是如此。据另一则资料显示，盟军解放者震惊于德国人的卑劣行径，并不太坚持程序正义的原则。在达豪，党卫队看守被幸存者处以私刑，不是被淹死，就是被肢解、掐死或用铲子砸死。与此同时，美国兵则站在一旁袖手旁观。起码有一次，某个囚徒在表明用意后，还从美国大兵那儿借来了刺刀，割掉了一个看守的头颅。有时，美国兵会亲自枪毙德国看守。还是在达豪，一名美国中尉用机枪处决了300多名守卫。他的愤怒可以理解；他方才在集中营焚尸炉前看到了堆积如山的囚犯尸体。[3]
1945年4月，一群德国护士首次进入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有名英国护士目睹了接下来发生的事。在受命照顾病情危重的幸存者后，她们走进一间医院病房。一瞬间，“一群囚徒厉声尖叫着向她们扑来，当中还不乏奄奄一息的病人，他们手拿刀叉，或从敷料车上一把抓起某样工具，对着护士就是一通乱划乱刺”。[4]
出了这样的事，英国人就得出面保护这些德国平民，因为她们的存在对囚犯能否活下来至关重要。但要平息受害者正常的复仇欲望，抑制这种以牙还牙的野蛮正义，无论是盟军军人、流亡归来的政府官员、福利组织成员，还是任何想要在这片备受摧残的大陆上恢复些许秩序和常态的人，都感到十分棘手。然而，正如博罗夫斯基笔下那个无奈的美国大兵一样，人们常常无力制止进一步的暴力行为，尤其是在那些因内战四分五裂的国家。许多时候，他们决定放手不管，还有时候，他们甚至积极地协助复仇，而且助纣为虐的程度要远远超过达豪集中营里借给囚犯刺刀的那个美国兵。不过分地说，大部分有组织报复事件如果不是因为官方怂恿，根本不会发生。就好比性欲本身很少会直接导致淫乱，大规模的暴力事件也很少是个体单枪匹马的行为；相反，这需要有人领导和组织。
此外还需要恰到好处的时机。战后比较让人意外的一件事是，大部分德国人并没有攻击自己的同胞。柏林有个女记者曾是少数几个积极抵抗纳粹的德国人之一，战后她在日记里写道，人们已经“为报复准备就绪”。战争结束前最后几个月里，许多德国人绝望无助，“即使是最蠢的蠢货也明白自己被纳粹骗得有多惨……”于是，她接着写道：“如果在溃败和盟军攻占德国之间有三天时间的空隙，成千上万对纳粹失望透顶或被纳粹欺侮过的人，一定会对他们的敌人展开报复，绝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施暴者。‘以眼还眼’，人们那时信誓旦旦。‘溃败后第一个小时要长刀见血！’[1]但命运最后却发生了转折。”[5]
她说得没错，在外国占领下，德国人都过着苦日子，是这点阻止了他们自相残杀。报复德国人的是其他人。
汉斯·格拉夫·冯·伦多夫（Hans Graf von Lehndorff）曾经是位于东普鲁士城市柯尼斯堡、也就是如今俄罗斯加里宁格勒一所医院的院长，这座城市于1945年4月被苏联军队攻占。他在日记里用既十分清醒又带着浓重宗教色彩的笔触写道：苏联军人突袭了医院附近一家酒厂，喝得烂醉如泥后，摇摇晃晃地闯进医院病房，见到女人就强奸，而且不分老幼，不管是护士还是病人，致使一些受害者身受重伤，几乎丧失知觉。一些女人不堪其辱，央求当兵的开枪打死她们，但一般只有在遭到屡次强奸后，苏联人才会成全她们，而多数时候这么做已经纯属多余了。
伦多夫不是纳粹。事实上，他出身贵族世家，同许多亲属一样，他对纳粹也恨之入骨。他母亲就被盖世太保抓走了，有个堂兄因为参与1944年7月20日刺杀希特勒的行动而被处决。看着自己生活的城市陷入一片火海，女人被强暴，男人被杀戮，弹痕累累的房屋被洗劫一空，伦多夫博士不禁思忖着这一切的意义：“这更多的是源自人类原始的野蛮本性，还是报复心理？大概是报复心吧……他们四处搞破坏给人看，真是煞费苦心啊！……看看这些发了疯似的孩子，也就十五六岁出头，却像饿狼一样扑在我们的妇女身上，他们都不知道这么做究竟是为了什么。这跟俄国无关，跟任何国籍和种族无关——这是人类目无神明的结果，是对人性令人发指的展现。要不是这样的话，这一切就不会如此刺痛人心——好比某人自己的罪孽。”[6]
这里流露出的情感十分虔诚，伦多夫说得一点也不错，无论是哪里的人，一旦授权他们对别人恣意妄为，很容易甚至也很乐意做出丧尽天良的事来。但那些犯下伤天害理罪行的人，通常还自以为上帝或什么世俗圣人跟他们是一条战线的。报复心很少是没来由的，背后通常深藏着一段历史渊源、个人恩怨或者集体仇恨。除了犹太人外，苏联人是德国野蛮暴行下最苦难深重的民族。死难人数之多难以想象——800多万苏联军人战死，其中330万是被故意饿死的。在炎炎夏日或冰雪寒冬，他们的尸首被扔在露天战俘营里，任其腐烂发臭。另有1600万苏联平民死亡。唯一接近这一数字的是，1000多万中国平民在日军占领下丧生。但这些只是统计数据，并未反映出历史的全貌。跟谋杀和饥荒相伴相随的是从不间断的道德沦丧和羞辱。同其他斯拉夫人一样，俄国人在纳粹德国眼里属于不完整的人，是德语里所说的劣等人（Untermenschen），他们唯一的使命就是像奴隶一样给德国主子干活。而那些身子骨太弱、无法当奴隶使用的人则不值得给他们饭吃。纳粹德国奉行一项名为“饥饿计划”的政策，意在饿死苏联人，为德国人腾出更多的“生存空间”和粮食。如果这项恐怖的经济计划得到充分实施的话，将会造成几千万人死亡。
但复仇并不仅仅是因为愤怒或军纪败坏。被上峰粗暴对待的下级时而会拿平民撒气。这从一个角度解释了日军在中国为何极其凶残，当然还有其他原因，比如他们认为中国人是劣等民族。众所周知，苏联军人要忍受长官、政委和秘密警察的百般虐待。但这种情形后来大为不同了。德军被迫从苏联境内撤出后，苏联红军一踏上德国领土，就被明确告知要无恶不作。苏德边境上的路牌用俄语写道：“士兵，你现在到德国了：狠狠报复希特勒的那群狗崽子们。”[7]诸如伊利亚·爱伦堡（Ilya Ehrenburg）这样的宣传家，天天在他们耳边鼓吹：“如果你一天下来连一个德国人都没杀，你这天就算白过了……如果你杀了一个德国人，那就再杀一个——因为没有什么比德国人的尸体堆积如山更让我们开心的事了。”格奥尔吉·朱可夫元帅在1945年1月公然下令称：“杀人犯的国家要倒霉了。我们要为自己经历的一切狠狠地还以颜色。”[8]
苏联兵多年来顶着“劣等人”这一帽子，可谓受尽了侮辱。况且他们多数都在可怕的战争环境下失去了亲友，因此做坏事根本不需要有人鼓励。此外还有另一层因素。苏联人早先接受了资本主义吃人本性的宣传，现在有机会诉诸暴力，革资本家的命了。让苏联兵讶异的是，即便在遭受轰炸的城市和战时缺衣少食的艰难局面下，德国百姓的生活相对也要富足多了；相形之下，他们有人甚至还没见过电是个什么玩意，怎么用的，更别提诸如手表这样的奢侈品了。贪婪、民族仇恨、阶级嫉妒、政治宣传、历历在目的德国暴行，所有这些都加剧了对复仇的渴望。正如某位苏联军官所言：“我军越是深入德国境内，就越是对随处可见的富足景象感到愤慨……我真想一记老拳狠狠砸烂那一排排整齐的瓶瓶罐罐。”[9]
即使这种情绪并非源自复仇的欲望，也可能诱发强烈的攻击性。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一周，苏联红军挥师南下，入侵中国东北，之后苏联军人便在诸如哈尔滨、奉天（沈阳）、新京（长春）等东北的主要城市大肆烧杀抢掠。本来，苏军没有理由对这些城市里的大量日侨展开报复，更别说针对中国人了。日本从未入侵苏联一寸领土。尽管在1905——1906年的日俄战争中日本曾让俄国人耻辱性地吃了败仗，但当时的战场正是日后的伪满洲国领土。日本仅有一次犯浑，愚蠢地主动进攻苏联，那是在1939年，但在苏蒙边境上被打得溃不成军。[2]然而，苏联军队在中国东北的行径，却如同15世纪的西班牙征服者。
和东欧的日耳曼族一样，日本平民完全无依无靠，原因也一样：如同大部分逃往西方的德国党卫队军人、国防军军官和高级纳粹官员，日军将领和政府官员霸占了最后几班开往码头的列车，然后乘上船逃回日本了，弃大批平民于不顾。这意味着大约200万日本人被困在东北，无人保护。许多人是1932年东北建立了伪满政权后陆续移民到这片新大陆来的；日本政府积极地鼓励国人外迁，为国内农村人口谋求“生存空间”。在奉天、新京、吉林和哈尔滨这些城市，出现了成片的日本社区，银行、铁路、百货商店、学校、美院、电影院、餐馆等设施，全部由日本人经营，也只服务日本人。在农村，为了给日本定居者腾地方，中国人被赶出家园。所有这一切在日本官方的宣传中都得到了美化，这是大东亚共荣的需要，为的是建立一个美丽的新东方，它更加现代，更加高效，而且在日本主子的统治下，比西方帝国主义旧秩序更加公平。
有些中国人眼看日本战败了，趁火打劫去抢日本平民。他们有理由感到愤愤不平。因为在日本关东军扶植和控制的伪满洲国，中国人被当做三等公民，地位比朝鲜人还低，几乎只要是个日本人就可以随意摆布他们。然而在许多日本人的记忆里，苏联人远比中国人要坏。比如有人回忆：“他们开着枪，闯进日本人家中，看到什么新奇玩意就抢，见到瞧得上眼的女人就强奸。”[10]
南下逃难、躲避苏军的日本人通常只能徒步，他们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食物很快吃光了，长满虱子的躯体爆发了斑疹伤寒。婴儿被活活闷死，以防哭声引来一心寻仇的中国人、朝鲜人和苏联兵。父母把年幼的孩子出让给中国农民，希望这样他们至少能活下来。总的算来，11000多名日本殖民者在这段苦难岁月中丢掉了性命，其中差不多1/3的人选择了自杀。
有关苏联人残暴成性的小道消息不胫而走，逼着日本人祭出老法子来巴结苏联红军。在毗邻中国东北和朝鲜边境的安东市[3]，日本侨民决定成立欢迎委员会，迎接苏军的到来。日本孩子发到了小红旗，火车站竖起一座拱门，上面挂满了红旗和表达与苏联诚挚友谊的标语。当地的日本名流还准备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致辞。他们等啊等，等啊等。孩子们等得都睡着了，手里还捏着红旗。直到夜深了，日本人才得知，红军决定改道，所以暂时还不会来安东。
对于中国人在苏联人手里遭的罪，日本人的回忆录倾向于避而不谈，不过事实上的确是日本平民的下场更惨一些。他们有钱，或被认为有钱，这点显然成了怂恿别人对他们下手的理由。之前引述过的目击者回忆道：“苏联兵在城里耀武扬威，好像地方是他们的一样，他们两条手臂上都戴着手表，肩上挎着照相机，军装口袋里还插着一排自来水笔。”[11]跟在德国的苏联人一样，许多来到东北的苏联兵对现代社会的标志物十分陌生。手表不走了，是因为新主人没有上发条，但苏联兵会愤愤地把表扔了——结果被中国顽童捡到，拿到黑市上去卖。一些当兵的看到天花板上吊着的电风扇害怕得不得了，端起枪就打。
退一万步说，如果不是受到官方鼓励，或当官的率先带头，苏联军人抢劫平民的行为还不至于到达这种空前的规模。跟大肆洗劫日本工厂、矿场、铁路和银行相比，偷几块手表又算得了什么呢？苏联人唯一能为他们强盗行径正名的说辞——他们倒并不十分致力于为自己开脱——是将其定义为反法西斯人民战争的固有权利。而在共产主义宣传里，法西斯就是资本主义的延伸。盗窃是革命计划的一部分。总而言之，除非是穷当兵的一下子掉到富人堆里后油然而生的耻辱感，否则羞耻心并不太能解释苏军在中国东北的所作所为。德国的情况不太一样，在那里，苏联人的暴力恶行更加肆无忌惮。
对于德国人的侮辱，最好的回击方式就是还以颜色，强奸女人，而且还得是在公开场合强奸，当着束手无策的男人的面强奸。这是人类冲突史上最原始的一种恐怖手段，而且不是俄国人特有的做派。在这点上，汉斯·格拉夫·冯·伦多夫医生说得没错。但作恶的人为他们行为的辩护总是不尽相同的。两国人民的贫富差距，以及纳粹的种族主义，导致了一种互相敌视的恶性循环，这才使得苏军在德国尤其残暴。德国人被号召宁可战死，也不能让他们的女人落到“亚洲”或“蒙古”蛮夷的手里受辱。德国人越是顽强抵抗，“蛮夷们”就越是想要把他们遭受的暴行加倍奉还，这种暴行的恶劣性要远胜于他们对德国人所做的任何事。但在这里，报复依然同对抗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德国女人在苏联宣传里不仅被描绘成跟男人一样坏的纳粹，而且还都是脑满肠肥、养尊处优、富得流油的纳粹。在一部俄国漫画里，一个有钱的德国女人同她的女儿和佣人一起被包围在一堆从俄国抢来的战利品中间，慌忙之中，她们四下寻找能用作投降白旗的东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军杂志里出现的脸谱化的德国女人（维罗妮卡·唐克肖恩[4]小姐），则清一色体态丰腴，金发碧眼，裙子上绣着纳粹党徽。唯一的区别在于美国大兵受过警告，要他们离维罗妮卡小姐远点，免得患上性病。反观苏联人，则是受到怂恿，把德国女人当成他们的自用品，想用就用。正如一幅苏联漫画描绘的那样，一位俄国奴仆告诉她曾经的女主人：“等着瞧啊，太太，轮到我来收拾你了。”[12]
他们的确收拾了。《柏林女人》一书的佚名作者用具体到让人头皮发麻的笔触，叙述了女人们所遭受的侮辱。施暴者对她们的厌恶之情，在先前那个想要一拳砸烂德国小资产阶级家庭里摆放整齐的便宜货的苏联兵身上也流露过。作者曾屡次遭到强奸，有一次，一个苏联兵正对她施暴，其余的则在一旁等着轮到他们。她注意到这个施暴者瞧都不瞧她一眼,不仅如此，她还成了他的泄愤对象，“他把我突然扔到床上时，特别吓人……我感到有手指在扯我的嘴角，这时我闻到了一股马匹和烟草的臭气。我睁开眼。那人的手指老练地掰开我的下巴。我们目光交汇，接着这个压在我身上的男人吐下一口唾沫，吐进我嘴里……”[13]
强奸德国女人，特别是那些看似腰缠万贯的富户，让饱受歧视的“劣等人”觉得自己又像男人了，而且最好还要当着雄风不再的昔日“主宰者民族”斗士的面这么干。拿柏林一名苏军高级军官的话来讲：“在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最初时刻，我军的小伙子们毫无疑问从凌辱主宰者民族（Herrenvolk）的女人当中获得了些许满足。”[14]然而，在胜利之初的喜悦退去后，奸淫之风依旧在延续。发展到最肆无忌惮的时候，官方对此根本不加约束，针对德国妇女的奸淫一直持续到1945年夏天。在这之后，苏联的军职和文职干部尝试过进行打击，多少算是有一搭没一搭地管过。强奸犯有时面临包括死刑在内的严厉惩处。事实上，被苏联兵强奸的风险只有等到1947年苏联军人被关进军营后才真正宣告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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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洗刷屈辱、恢复男性骄傲的想法，是驱使苏联军人在德国四处施暴的一种说得通的解释，那么这一说法或许同样能够解释，为什么那些远没有苏联人苦大仇深的人也图谋报复。1944年，战争尚未结束，法国就爆发了所谓的“狂野清洗”（l’épuration sauvage）运动。在此期间，多达6000人因为在德占期通敌卖国被杀，处决他们的武装力量形形色色，都和抵抗组织有联系，而且常常能看到共产党的身影。另外，还有两倍于这一人数的女人被扒光衣服游街示众，她们的头发被剃得精光，身上涂满了纳粹标志。人们讥笑她们，朝她们吐口水，有的还横加折磨。有些女人被关在临时设立的监狱里，结果遭到狱头强暴。共有2000多名女性被害。类似的情景还发生在比利时、荷兰、挪威等从德国占领下获得解放的国家，虽然规模完全不可相提并论。有时，一心复仇的暴民会用老法子，在这些赤条条的女人身上浇上沥青，插上羽毛。
女性通敌的形式大多涉及出卖肉体。跟叛国罪不同，这种罪行之前在任何法典里都不存在。人们可以斥责其有失体统、自私自利、伤风败俗，但充其量就是行为不检点，构不成犯罪。所以，1944年法国订立了一部新法，专门用于处置这类情况。那些有不爱国行为——譬如和占领军上床——有辱国威的人，被判犯有“丧失国格罪”（indignité nationale），并剥夺其公民权。
1945年5月后，法国国内形形色色的人，不分男女，均遭到秋后算账，而且手段通常极端暴力。许多人被判卖国罪；其他的除了因个人恩怨挨整外，也有政治原因，比如当事人曾跟共产党作对的话，也会遭到整肃。但公众的一腔怒火却主要撒在了被控犯有“横向通敌”罪的女人身上，这不仅有失偏颇，而且经常发生在众目睽睽之下。同样，这点也可以通过普遍的耻辱感得到部分解释。对于法国臣服于强大德军这一事实，人们的描绘常常具有性意味。不可一世的德军象征着一个强大、阳刚的民族，把孱弱、堕落和阴柔的法国打得甘拜下风，俯首称臣。笑嘻嘻的法国女郎（française）坐在德国鬼子（Boche）的膝盖上，呷着上好的法国香槟，这一画面就是横向通敌的写照，是最刺痛人心的屈服外敌的象征。所以女人就成了极尽羞辱和惩罚的对象。
确切来讲，早在1944年4月，也就是光复和“狂野清洗”前夕，法国女人就已破天荒地被赋予了投票权。下面几句话，摘自抵抗组织报纸《厄尔河爱国者》（Le Patriote de l’Eure）发表于1945年2月的一篇文章，其内容很能反映当时的人们对向敌人投怀送抱的女人的态度：
不久之后，我们就会看到这些女人跟我们勇敢的法国女同胞、忠诚的母亲和战俘的妻子肩并肩，一起投票了。但对于那些曾经嘲笑过我们、威胁过我们、在德国鬼子的怀抱里神魂颠倒的人，我们绝不容许她们来决定涅槃重生的法国的命运。[15]
将纵声浪笑、神魂颠倒的荡妇和深明大义的母亲和战俘的妻子一对比，人们不仅感到了耻辱，强烈的清教徒倾向也被唤醒了。“横向通敌者”不仅不爱国，而且还威胁到资产阶级家庭的传统道德观。再加上红眼病这层素来加剧怨气的因素，义愤填膺就真的变得一触即发了。从这些恶女人受到的控告来看，有一点总是不甚清楚，到底哪项罪状更重？是性生活不检点，还是跟德国人睡觉换来物质好处？上错床已经够可耻的了，但过着比所有人都好的日子，更加重了这一罪名。波尔热夫人（Madame Polge）是尼姆（Nimes）当地一个著名足球运动员的太太，从她的凄惨下场中就可见一斑。
占领期间，波尔热夫人成了当地一位德军指挥官的情妇，他有一个典型的法国姓氏，叫圣·保罗（Saint Paul）。她用身体换取各种各样的物质好处。据当时一份报纸《大众报》（Le Populaire）报道，波尔热夫人“承认每天都让人送来两到三升牛奶，另外，每周还能吃到两三次新鲜野味。她把家打理得漂亮而温暖，还有条件做头发，却从来不必付一分钱……与此同时，工薪阶层的居民和他们的孩子却都快要饿死了……”[16]波尔热夫人后来被判死刑。她被剃光了头，扒光衣服绑在车上游街，车子开往刑场。行刑后，她的尸体被公开示众，尼姆的正义之士朝她吐口水，用扫帚柄戳她。死后还被人这般侮辱简直如同现代女巫。
那些最热衷于迫害“德国鬼子的娘们”（filles de Boches）的人在战时一般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英勇之举。曾经沦陷的国家一旦光复，所有人都试图标榜自己是抵抗组织成员，戴着新弄到的臂章，端着斯登式冲锋枪，一副趾高气扬的派头。他们四处追捕叛徒和站错队的女人，在扮演英雄的戏码中乐此不疲。过去，因为慑于危险，没有挺身而出，如今报复便成了掩饰良心不安的一种做法。这种现象具有普遍性，而且穿越时空。正如具有真正英雄气概的波兰异见分子亚当·米奇尼克（Adam Michnik）在1989年后抗议迫害前共产党员时所写的那样，他过去没做过什么亏心事，所以现在也没必要靠手指别人来证明自己是个英雄。这种人性化的立场一直都很少见，1945年时就更少了。
贪婪、偏见和良心不安也许能为我们解释1945年最丧心病狂的一种报复——针对波兰犹太人的迫害。在波兰，历史悠久的犹太社区几乎被赶尽杀绝。300万波兰犹太人在纳粹占领期间遇害，不是被枪决就是被送进毒气室，而且这些罪行大都发生在波兰领土上。只有十分之一的人靠着波兰义士的藏匿，或流亡到苏联的边远地区，才幸免于难。这些身心受到双重伤害的幸存者在失去了大部分或全部亲友后，步履蹒跚地回到老家，回到他们生活过的村庄，却常常发现他们成了不受待见的人。更糟的是，他们常遭人威胁，被轰出家乡。他们的房子被人鸠占鹊巢。犹太教堂被毁。很久以前留下的财产业已遭窃，多半是昔日邻居所为。很少有人愿意退回赃物。
这些事也发生在欧洲其他地区。相当一部分犹太人在返回阿姆斯特丹、布鲁塞尔和巴黎后发现他们已经无以为家。但在波兰，尤其是大城市以外，犹太人还面临着人身威胁。曾经发生过犹太家庭被人拽下火车，财物被一抢而光，然后人被当场杀害的事件。在1945年夏到1946年之间，1000多名犹太人在波兰遇害。即使在城市，他们也并不总是安全的。
1945年8月11日，一则犹太人在犹太教堂里杀害基督徒儿童的谣言开始在克拉科夫传播开来。这是由来已久的反犹主义流言的升级版本。人们阴恻恻地说犹太幸存者在用基督徒的血来让他们元气大伤的身体恢复健康。很快，一群暴民便聚集起来，在警察和民兵的带领下，袭击犹太教堂，洗劫犹太人的家。男男女女和孩子在街上遭到殴打。一些人（具体人数不详）还丢了性命。对于刚从种族灭绝中捡回条命的人来讲，这不啻一次血腥的排犹暴动（pogrom）。受了重伤的犹太人被送进医院，有些在等着动手术的时候又遭到暴打。一位女性生还者回忆道：“有两个负责护送我们的士兵和护士说我们是犹太人渣，说我们是杀害孩子的刽子手，要不是迫不得已，他们才不会救我们，相反，我们都应该被枪毙。”另一个护士发誓手术一做完就要把犹太人都碎尸万段。医院里还有个铁道工人扬言：“作为一个波兰公民，如果连揍一个毫无还手之力的人的勇气都没有，那可真是太可耻了。”[17]此君说到做到，后来真的痛揍了一个受伤的犹太人。
波兰人同样在德国占领下饱受煎熬。他们跟俄国人一样被视为“劣等民族”，因而遭到了奴役，首都被夷为平地，另外还有一百多万非犹太裔的波兰人被杀。决定在波兰领土上建造灭绝营的是德国人，为此我们不应谴责波兰人。然而，波兰人的所作所为似乎是在拿一个更加多灾多难的民族开刀，发泄自己所受的冤屈。
一种普遍的说法是，波兰人的报复源于犹太人要为共产主义压迫负责这一看法。当苏军占领波兰各地的时候，一些犹太人希望他们可以保护自己免受波兰反犹分子或者杀心更重的德国人的伤害。对于一个弱小的少数民族来讲，作为民族主义对立面的共产主义，长久以来有一种天然的吸引力。所以，因所谓的“犹太共产主义”而报复犹太人，客气地来讲，也是不分是非。事实上，政治分歧可能根本不是报复的主要根源。因为大多数犹太人战后遭到袭击并不因为他们是共产党，而仅仅因为他们是犹太人。何况，在盛行的反犹主义传说里，犹太人不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有关系，和资本主义也有牵连。人们认为他们很有钱，比别人富有，甚至握有特权。共产党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也排犹，这就是为什么多数波兰犹太生还者最后都离开了这个他们出生的国家。
虽然大部分波兰犹太人实际上生活得清贫，但他们财富过人这一印象依旧挥之不去。这和良心不安有一定关联，奇怪的是，抹黑犹太资本家的共产主义宣传有时却能缓解良心上的不安。波兰人自然无须对德国的屠犹计划承担罪责，但他们当中的确有不少人驾着马车候在犹太隔离区边上，就等犹太人被屠戮殆尽后，瞅准机会进去捞上一笔。另一些波兰人和许多欧洲人一样，在房子和公寓的合法主人被带走并杀害后，兴高采烈地搬了进去。
在一些地方，特别是波兰东北比亚韦斯托克（Białystok）周围的村落，波兰人自己也参与了屠犹。1941年7月，拉齐罗夫村（Radzilow）的犹太人被关在一间大谷仓里活活烧死，他们的波兰同胞却在外四处奔忙，在包里塞满抢来的赃物。一名目击者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这样说道：“当波兰人开始围捕和追赶犹太人时，洗劫犹太家庭的行动也同时开始了……人们疯了，他们破门而入，撕碎被褥；空气里尽是羽毛，他们只顾装满麻袋跑回家，再返回时袋子又空了。”芬基尔施泰因（Finkielstejn）一家设法逃脱了。重返家园后，他们请求牧师为他们改宗，也许这样活命几率更高。这家的女儿哈亚（Chaja）回忆起村民的谈话：“他们总会谈论一件事：谁抢了多少东西，还有就是犹太人如何如何有钱。”[18]
我们也不能忘记，一些波兰义士有着截然不同的壮举。藏匿或协助犹太人活命要冒巨大风险，不光会威胁施救者自己，而且还会连累家人。如果一个人在西欧国家因为帮助犹太人被捕，等待他的将是被送往集中营。在波兰，被捕意味着绞刑。然而，仍然有犹太人得益于波兰义士的非凡勇气而保住了性命。犹太孩子被人收养，多户人家被藏匿起来。在一起著名的事例中，有个名叫利奥波德·索哈（Leopold Socha）的蟊贼带领几户犹太家庭在利沃夫市（Lvov）的下水道里躲藏了一年之多。20多个人在暗无天日的地下，靠吃索哈提供的面包皮活了下来。在一片漆黑中，他们驱赶老鼠，且不止一次因为暴风雨倒灌下水道差点被淹死。当他们最终从窨井盖下钻出来时，脸色苍白，形同枯槁，身上沾满了粪便和虱子。地上的人们惊讶地发现居然有犹太人还活着。几个月后，索哈死于一起事故。一个喝醉酒的苏军卡车司机轧死了他。邻居们窃窃私语，说这是因为他帮助犹太人，遭了天谴。[19]
这也许是战后波兰社会最让人震惊的一点。救过犹太人的人被苦口婆心地劝告不要谈论索哈的义举。这不光是因为上帝会惩罚那些帮助“杀害基督的凶手”的人，而且也是出于会遭人算计的担心。鉴于犹太人在公众眼里都是阔佬，人们想当然地认为他们的救命恩人定会得到大笔酬谢。所以任何承认窝藏过犹太人的人都极易遭到抢劫。
就算他们早已长眠地下，还是有人惦记犹太人身上可能还藏着什么值钱的东西。1945年秋天，当年夺去80多万犹太人生命的特雷布林卡（Treblinka）灭绝营成了一片泥泞的万人坑。当地的农民开始挖掘死人头骨，盘算着还能从上面拔下几颗被纳粹忽略的金牙。数以千计的人或是拿着铁锨刨土挖坑，或是在成堆骨灰间翻来找去，愣是把乱葬岗变成了一片满是深坑和碎骨头的巨大泥淖。
需要强调的是，波兰人并不是唯一这么做的。贪欲是野蛮占领的普遍结果，不计其数的欧洲人都染上了这种毛病。历史学家托尼·朱特（Tony Judt）就曾写道：“纳粹对于生命和躯体的漠视臭名昭著，无可辩驳；但他们处置财产的做法倒可能算得上是对重塑战后世界最重要的遗产。”[20]谁都可以抢犹太人的财产，这点是引发暴行的重要推手。波兰的特殊之处在于掠夺的规模之大。战争中涌现出一批全新的阶级，他们发迹靠的完全是侵占那些被杀害或被赶出家园的业主的财产。持久的负罪感可能导致他们变本加厉。
当时一份波兰周刊《复兴报》（Odrodzenie）在1945年9月就一针见血地表示：“我们知道，在这个国家，一个全新的社会阶层——新生的波兰资产阶级——业已形成，不夸张地说，其往往占据了被害犹太人的位置。而且大概因为手上能闻到一股血腥味，这个阶层的仇犹情绪比以往更为强烈。”[21]
这一观点比任何其他说法都更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希特勒帝国的主要受害者有时还会遭到血腥报复。抢劫犹太人从某种方面来看是宏大社会革命的一部分。而且同苏联人一样，如果不是因为波兰官僚和警察队伍里位高权重的机会主义者时而心照不宣的纵容——更多时候是积极的怂恿——这类报复就不会发生。共产党主导的波兰政府在1945年并未出台把犹太人赶尽杀绝的官方政策，但只要有中间派的鼓励通常就够了。
* * * * *
渴望复仇的波兰人如果希望把矛头对准德国人就更容易理解了。但这么做部分也是缘于阶级斗争的需要。几个世纪以来，德国人在西里西亚（Silesia）和东普鲁士这些如今已被划为波兰国土的地区扎下了根。像布雷斯劳（Breslau，今天的弗罗茨瓦夫，Wrocaw）和但泽（Danzig，今天的格但斯克，Gdansk）等大城市的居民主要是德国人。城市精英阶层，比如医生、银行家、教授和商人等都讲德语。1945年，在苏军入侵的原德国领土上依旧住着400多万德国人。另外有差不多400万人在听闻俄国人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后，已经逃往西方。早在1945年5月之前，驱逐剩余德国人的方案就已成型。1941年，身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总理西科尔斯基（Sikorski）将军就曾宣称：“德国人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往东部迁徙和渗透。他们理应被摧毁，并且被迫远远后撤（至西方）。”[22]
这一政策得到了盟军首脑们的许可。更恶劣的还在后头，斯大林建议波兰共产党“创造一些条件，让德国人自己想要逃命”。丘吉尔也在1944年12月告诉英国下院：“驱逐这一办法在我们现在看来，最令人满意，也最一劳永逸。”[23]
只要苏联红军能控制局面，波兰人多少还不会急着冲锋陷阵。丽布萨·弗里茨——克罗科（Libussa Fritz-Krockow）是波美拉尼亚地区（Pomerania）一户显赫的地主人家的小姐。据她回忆，有时在俄国人手下，全家人反而感觉受到了保护，即便还是同一伙俄国人，“要为大部分强奸和抢劫行为负责”。但是，她认为：“他们对我们施暴，无论将其解释为以眼还眼的法则，得意忘形，还是征服者的权利，多少还能让人理解。相反，波兰人纯粹就是群跟风之徒。他们夺权后是另一幅嘴脸，行事阴沉，偷偷摸摸的，甚至还有点见不得人，比赤裸裸的武力坏得多了。”[24]
克罗科一家不是纳粹。作为他姐姐丽布萨回忆录的作者，克里斯蒂安·冯·克罗科（Christian von Krockow）属于自由派人士，他很清楚地认识到他们家的苦难是“我们德国人自己疯狂的结果”。[25]但丽布萨的话里也许还带有一丝瞧不起波兰的偏见或挖苦之意，甚至还可能读出一种遭人背叛的感觉。她的这种情绪并不罕见。一位德裔新教牧师赫尔穆特·里希特（Helmut Richter）也曾表达过同样的看法。他一直认为波兰人老实巴交，本性纯良。毕竟，德国人过去对他们难道不好么？但事到如今他总算认出了“这些东欧人的顽劣本质”。长久以来，波兰人只要“头顶上有只拳头”，就会表现得规规矩矩，但“有朝一日他们有机会爬到别人头上作威作福了”，就变得“野蛮了”。[25]这是殖民者谈论原住民的一贯口吻。然而，与大部分欧洲列强在亚洲和非洲的殖民地不同的是，这一事例中，许多曾经的殖民者本身就是土生土长的原住民，只是他们属于特权阶层。
总之，波兰人可不希望苏联军队在征服地区多待哪怕一会儿，这些地方如今已经是波兰国土了。大举驱逐德国人和由此而来的人口迁徙固然残酷，但这是几个大国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的决定，所以不能统统归结为波兰人的报复。有200多万属于“议会波兰”的波兰人（Congress Poles）[5]从波苏边界以东——也就是今天的乌克兰——迁移到西里西亚等地，那里的德国人基本上已经被清除殆尽了。于是他们就占据了德国人的房子，顶替了德国人的工作，接收了德国人的资产，这一过程很少是和风细雨的。
当然了，种族清洗并不是1945年才出现的，希特勒为了给德国移民腾地方，在西里西亚等边陲地区驱逐并屠戮犹太人。但围绕争议领土的矛盾其实要久远得多。与多数血腥的族群报复相似，在希特勒排波排犹之前，当地历史上还爆发过内战。1918年，德国和奥匈帝国战败后，两国在西里西亚的领土面临着重新划定的命运。其中一部分后来被判给奥地利，一部分划给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德国也各分到了一部分。然而，上西里西亚（Upper Silesia）到底归谁依旧悬而未决。当时上西里西亚存在着一股强大的独立运动浪潮，获得了当地波兰人和德国人的支持。但协约国在1919年决定，有必要进行全民表决，裁定这片领土到底归波兰还是归德国。这一决定导致了严重的流血冲突。全副武装的波兰民族主义者到处攻击德国人，在离奥斯维辛（波兰语里叫Oswiecim）不远的卡托维茨（波兰语里叫Katowice）周围的工业区，这一现象尤为严重。这些袭击招致了凶残的德国冒险分子更为血腥的报复，他们隶属于自由军团（Freikorps）这一极端民族主义的准军事组织，其成立于德国战败后的1918年末，是酝酿日后纳粹运动的温床。他们的口号蛊惑人心，其中有一句叫“黑红金飘扬！粉碎波兰帮！”[6]上西里西亚的大多数人投票支持德国管辖，这一决定引发了更多的流血事件。最后，上西里西亚的一部分终究还是划归给了波兰。但即使时过境迁，世界已经来到了1945年，波兰人对当初依旧记忆犹新，而且在经历了纳粹占领期的种种对待后，记忆只会更加刻骨铭心。
约瑟夫·赫尼施（Josef Hoenisch）一家世世代代生活在上西里西亚。由于他从未加入过纳粹党，他满以为1945年留下来应该很安全。他错了，苏联人走后，波兰民兵取而代之，逮捕了他。民兵审讯赫尼施时，问他是不是纳粹，他回答不是，结果被人踢脸。他被踢打了好一会儿，浑身是血，然后被拖进一个宽6英尺、长9英尺的牢房，牢里还有其他九个德国囚犯，挤得都快没地儿站了，更别说找地方坐了。据赫尼施回忆，波兰民兵威逼被俘的男男女女脱光衣服，看他们互殴，以此为乐。过了八天，赫尼施竟在狱中见到了昔日同窗、波兰人格奥尔格·皮萨切克（Georg Pissarczik）。他是个轮毂匠，1919年参加过争夺上西里西亚的内战，和德国人打过仗。现在皮萨切克终于有机会报复了。现在这个德国佬可总算要遭报应了。但是，这一故事后来的转折颇具西里西亚的意味。两人重逢后，老同学告诉皮萨切克，1920年代早期赫尼施的父亲曾帮助他父亲谋得了一份工作，那时没有一个德国人愿意雇佣波兰人。都这么说了，皮萨切克难道还能不知恩图报么？四周后，赫尼施获释了。
不幸的是，赫尼施的故事跟不少德国受害者的回忆一样，都对别人的苦难表现出一种让人费解的麻木不仁。他感叹自己真是幸运，没在获释后被送去奥斯维辛、这个“出了名的波兰死亡营（战后归波兰人管辖）”，“没有德国人能从那儿活着出来”。[27]同样的措辞在德国保守主义者的文字里也不难见到。1945年，军人作家恩斯特·荣格（Ernst Jünger）在日记里就提到了俄国的“灭绝营”，并将“反日耳曼主义”和反犹主义相提并论。他写道，报纸正在“纵容”反德情绪，“像淫乱一样亢奋”。[28]
但是，即使是在最顾影自怜的德国人的陈述里，也鲜有波兰人沉湎于自发性集体报复的证据。但很显然，许多无辜的德国平民被莫须有地定性为纳粹，或因曾加入过党卫军，遭受了非人的对待。通常，设在原纳粹集中营拘禁所里的景象最为惨烈。西里西亚的德国人，如果拒绝成为波兰公民，将会失去公民权。但他们又不会讲波兰语，所以本来就无从选择。失去权利的人在任何民兵或低级官员面前都只能任人宰割。在集中营里，只要听不懂波兰语，或者点名时跟不上就可能招致一顿暴风骤雨般的拳头和乱棍，或者更糟。
丽布萨·弗里茨——克罗科把家里的地毯拿出来卖，买家是波兰市长的太太，这个女人过去好几次从她手里买过东西，都是贵重物品，但只给一丁点儿钱。这次，丽布萨被民兵逮了个正着。法律禁止德国人出售财产。犯了法的丽布萨被上了枷锁，这样人们就可以朝她脸上吐唾沫。但是，据她回忆，“德国人过马路的时候，波兰人基本上只是清清嗓子，或朝地上吐口水”。[29]
针对德国人的暴力事件中最恶劣的一些毫无疑问都是民兵干的。他们掌管着集中营，对囚犯用刑，想杀就杀，还给人上枷锁，有时这么做毫无理由。民兵组建得很仓促，成员中不乏恶贯满盈的波兰人，常常有一些年纪很小的罪犯。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一个刽子手当属切萨罗·金博尔斯基（Cesaro Gimborski），他是兰姆斯多夫（Lamsdorf）集中营的司令官，年仅18岁。他曾下令处死过6000人，包括800名儿童。金博尔斯基就像一个撕掉苍蝇翅膀并乐在其中的小毛孩，从各种记载来看，他十分享受大权在握的感觉。
一些最心狠手辣的民兵过去是德国集中营的幸存者，报复心必然会驱使他们痛下杀手。但需要重申的是，嗜血心理其实受到了物质和阶级嫉妒的激化。教师、教授、商人和其他上流社会的成员成为众矢之的。波兰看守在得到德国叛徒的大力协助后，特别热衷于拷打有地位有身份的囚犯。一位关押在兰姆斯多夫的教授就这样被活活打死，原因仅仅是他戴了副“知识分子的眼镜”。这些年轻守卫和他们偏爱的施暴对象，让人不禁联想起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或者中国的红卫兵。让小青年把老师和其他权威人物树为标靶、加以围攻从来就不是一件难事。在这一事例中，族群冲突的历史加剧了人们施暴的欲望。
在旧奥匈帝国的其他地区，也发生过差不多一样的事情。1919年，德语区的居民先是被置于非日耳曼人主导的政府掌控下，而后成为了希特勒帝国里的特权公民，最后又被昔日的邻居、员工，有时甚至是朋友赶出了家园。在捷克斯洛伐克受够了各种报复的德国人一致认为，对他们最凶的莫过于尚未成年的小孩，他们受了成年人的蛊惑，其中一些的确是苦大仇深。不少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在希特勒1938年吞并苏台德地区（Sudetenland）后吃了不少苦头；有些在经历了达豪、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等德国集中营后大难不死。同上西里西亚的情况相似，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的仇恨是其来有自的，最早可以追溯至17世纪，当时笃信新教的波希米亚贵族曾被天主教神圣罗马帝国一网打尽。自此，德国人就爬到了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的头上。非德国人则只能做奴仆，或者农民。所以，在捷克斯洛伐克，1945年的夏天同样也是追求阶级和族群报复的好时候，而且上层也鼓励下面这么做。
战时的捷克流亡总统、民族主义者爱德华·贝奈斯（Edvard Beneš）曾想建立一个各民族和谐相处的捷克斯洛伐克，但如今他认定必须一劳永逸地解决德国问题。1945年，他在电台广播里宣布：“灾难，灾难，灾难，德国人要领受三倍的灾难！我们要让你们完蛋！”[30]自4月起，政府在之后的三个月里接连颁布了数条法令，剥夺德国人的财产权，还建立了“特别人民法庭”，用以审判纳粹战犯、叛徒和为虎作伥的人。到了10月，所有行为有损“国家荣誉”的人——这也包括所有德国人——都将接受处罚。
如果官员授意让捷克人对手无寸铁的人下手，他们也会和别人一样无恶不作。在布拉格等城市，人们设立审讯室，对犯人大刑伺候。有党卫军嫌疑的人被吊在路灯灯柱上。1万多名德国平民被塞进斯特拉霍夫足球场，接着机枪对准他们扫射，为的只是寻开心。捷克也组建了同波兰民兵相同性质的革命卫队，年轻的流氓阿飞在得到官方许可后，尽情地将他们的暴力幻想付诸实践。他们带领暴民，不是在街上用石头砸德国人，就是骚扰曾经属于特权阶级、戴着“知识分子眼镜”的德国公民。他们有军方撑腰，而且刚获释的国家最高领导人也站在他们这边。
那年夏天，暴力浪潮如同欧洲各地的性放纵一样如火如荼，后来才渐渐退去，新秩序得以建立。在这之前，要想知道那狂野的几个月里都发生了些什么，光从一个故事中就可见一斑，而且这还算不上是最可怕的故事。这是发生在德国女演员玛格丽特·舍尔（Margarete Schell）身上的真人真事。舍尔出生在布拉格，战前在剧院和电台的表演让她出了名。5月9日，4名革命卫队士兵逮捕了她，其中一人是她家附近的肉铺老板。她同别的德国女人一道被带到火车站，负责清扫空袭后留下的碎砖瓦砾。看守逼着她搬沉重的铺路石，拿枪托砸她，还用厚底军靴踹她。暴民们高呼：“你们这些德国猪猡！这些年养肥了自己！好吧，落到现在这步田地，应该好好谢谢你们的元首！”
接着，局面迅速升级：“我没什么东西可以用来遮头，而我的头发似乎惹怒了人群……一些人认出了我，厉声尖叫：‘她是个戏子！’不幸的是，我的指甲修过，还涂了指甲油，我戴的银手镯则让人们更加疯狂。”[31]
人们逼着德国女人吃下希特勒的照片，还把从她们头上剪下来的头发塞进她们嘴里。舍尔被送进一个劳工营，那里的革命卫队动辄拿鞭子抽她，她都想不通是为了什么。然而，她不像中东欧一些德国人那般麻木不仁。并非所有捷克看守都是恶人，有个守卫看到她穿着破烂的鞋子，几乎没法走路，更别说干活了，就主动给她找了双拖鞋。舍尔回忆道：“当我听到这个革命卫队士兵说他在德国集中营里待了七个月后，我们会受到粗暴对待就真的不足为奇了。”[32]
此外，舍尔也理解捷克人恨意的真正来源。尽管还是弄不明白为什么某一天唯独她被选中，结结实实挨了一顿毒打，但她回想起来，有人告诉过自己，劳工营的司令官觉得她“太过高雅”。在8月8日这天写下的日记里，她提到了劳工营厨房里的一个女看守，人特别凶。“女的，”她写道，“不管在哪儿都是最坏的。很显然，这和她们心存怒气有关。因为她们看得很清楚，就算我们现在的身份是干苦力的奴仆，但并没有丢掉过去的气质。”[33]
爱德华·贝奈斯不是共产党。但他试图向斯大林示好，况且，祖国过去被西方民主国家出卖的事实还历历在目，于是他很不明智地选择和苏联结盟。这份魔鬼盟约后来导致捷克斯洛伐克于1948年落入共产党之手。但是，革命的种子已经播下，其形态就是玛格丽特·舍尔在劳工营厨房里深刻体会到的那种愤怒。1945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尤其是那些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为德国人主导的地区，仿佛处于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时期。其区别在于，两个世纪前的法国是先革命后恐怖，但在1945年，是先有恐怖，再有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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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尔的日记里还有件事值得一提。她讲到自己被人带进一间屋子，过去这里是盖世太保的老巢。她和同组的囚犯被勒令在房子油漆完毕后，进去打扫干净，然后把新家具搬进场。她们的监工碰巧是个犹太人，但他对舍尔和其他德国犯人却很客气。“他说自己在集中营里待了5年，失去了双亲和姐妹，他无意欺负任何人，因为他知道当囚犯是什么滋味。虽然他完全有理由仇视所有德国人，却没有拿我们当出气筒。”[34]
这则故事也许不太具有典型性，毕竟在人类被授权昧着良心胡作非为时，这种同情心十分罕见。但事实上，尽管全欧洲的人都在忙于报复，报复德国人、叛徒、辱没国家荣誉的女人、阶级敌人和法西斯分子，那些苦难最深重的人却展现出了惊人的克制。这不是因为别人身上有驱使他们报仇雪恨的卑鄙本能而犹太人没有，更不可能是因为1945年时犹太人对一个曾妄图致他们于死地的民族还怀有好感。当然，集中营的大多数生还者体弱多病，反应迟钝，根本无力做出任何报复行为。但部分集中营里还是出现了原始正义的案例。在调查有纳粹嫌疑的人员时，某些犹太裔美国审讯者展现出了超出职业热情的积极性。斯图加特附近的一所监狱里关押着部分德国党卫队军官，他们遭到了极其粗暴的对待，事后的调查报告显示，其中137人的“睾丸被美国战争罪调查团队的办案人员踢坏，永久丧失功能”。[35]大部分审讯者都有犹太名字。
但这些只是个案。犹太人并未有组织地实施以眼还眼、血债血偿的报复。同之前提到的一样，这不是因为他们不想，而是因为政治因素的掣肘。报复的欲念在1945年曾十分高涨。1944年，英国陆军成立了一支犹太旅。德国战败后，该旅驻扎在意大利和奥地利边境上的塔尔维西奥（Tarvisio），后来被编入驻德占领军。对在大屠杀中家破人亡的犹太人来讲，报仇雪恨有着天然的吸引力，但为了防止出现报复德国人的个体行为，该旅发布了一条诫令：“记住，我们每个人都背负深仇大恨，任何不负责任的行为将使所有人都受损……”另一条诫令提醒官兵，在德国打出犹太复国主义旗帜就算得上是一种很过瘾的复仇了。[36]
虽然该旅不准官兵自己主持公道，快意恩仇，但其组织了复仇队，起名叫“亲我的屁股”，希伯来语发音是Tilhaz Tizi Gesheften（TTG）。领头的叫伊斯雷尔·卡尔米（Israel Carmi）。靠着从囚犯和军中熟人那里搞来的情报，TTG的成员在夜幕下离开塔尔维西奥，前去执行暗杀任务，暗杀对象是恶贯满盈的党卫队军官等被认为应对屠犹负责的人。这些行动一经英国军方察觉，犹太旅就被调离德国，派往比利时和荷兰的非热点地区。我们不知道这支部队到底杀了多少纳粹，但具体数字恐怕也就几百人。
有个人拒绝放弃报仇的念头，他叫阿巴·科夫纳（Abba Kovner），是立陶宛犹太人。科夫纳有一双忧郁的眼睛，留着卷曲的长发，这些特征让他看起来不像杀手，倒更像浪漫派诗人。此言不虚，他还真就是个诗人。时至今日，让他在以色列大名远扬的主要原因仍然是他的诗作。科夫纳出生在塞瓦斯托波尔（Sebastopol）[7]，在维尔纳（Vilna，今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Vilnius）长大。战前他加入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社会主义派别。1941年，他设法逃出维尔纳的犹太隔离区，藏身于一所女修道院，后来跑进森林，加入了游击队。德国投降后，科夫纳和一些幸存者——主要是波兰和立陶宛犹太人——认为战争其实并未结束，而且也不应该结束。他们成立了一个组织，名叫Dam Yehudi Nakam，意为“犹太人的血不会白流”，简称Nakam。组织的章程是由科夫纳订立的，其中一条这样写道：“犹太人的血可以白流、不必担心报复这一想法必须从人类记忆中清除出去。”科夫纳坚信，如果不进行适当的报复，还会有人企图灭亡犹太人。“这不仅仅是报复，”他写道，“而务必成为屡遭残害的犹太民族的律法！名字就叫DIN（希伯来语“以色列流淌着复仇之血”的首字母缩写）。只有这样，后人才会知道，就算在这个惨无人道、毫无怜悯的世界上，也还是会有法官和审判。”[37]
1945年的科夫纳，看问题的角度有如《圣经·旧约》，很是阴暗，他的想法远不止搞些秘密暗杀，除掉几个党卫队军人。相反，这是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清算，只有杀死600万德国人[8]，才能完全抵消德国人对犹太人犯下的滔天罪行。若干年后，家住基布兹[9]的科夫纳坦言，自己当时的方案有丧失理智之嫌。他说：“任何理智的人都能看出，这种想法太过疯狂，但在当时，人们真的就快疯了……也许比发疯还要糟糕。这种一命抵一命的观点很可怕，既源于内心的绝望，还带有杀身成仁的味道……”[38]科夫纳“有组织、独一无二的报复计划”最终搁浅，其经过和原因颇为耐人寻味。
他的计划是往几座德国大城市的水源里投放致命化学药品。为了搞到毒药，科夫纳去了趟巴勒斯坦。人们对他的想法表示同情，但没多少人支持大规模屠杀，就算杀的是纳粹余孽。本——古里安（Ben-Gurion）[10]等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的首要任务是建立一个崭新的犹太国家，为此他们需要博取盟国的好感。拯救欧洲剩余的犹太人，把他们变成自豪的以色列公民，这才是目标所在。在欧洲，再也不可能回归正常生活了。欧洲代表过去。纠缠于屠杀德国人的计划，说得好听点，也是浪费时间。正因如此，尽管科夫纳从未将他的计划和盘托出，犹太复国运动的军事组织哈加纳（Haganah）也无意出手相助。
故事讲到这儿，接下来的发展就近乎搞笑了。尽管得不到官方协助，科夫纳还是想方设法从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化学实验室里买到了毒药。实验室的助手是一对叫卡齐尔（Katzir）的兄弟，其中，哥哥伊弗雷姆（Ephraim）[11]后来成为以色列第四任总统。兄弟俩以为科夫纳拿毒药只是为了毒杀党卫队军官——没人会反驳说这些人不该杀——于是就给了他一种毒性极强的药物；仅一毫克的剂量就能致大量人员死亡。
1945年12月，科夫纳背着一个筒状旅行袋，登上一艘开往法国的轮船，袋里塞满了一罐罐贴着奶粉标签的毒药，跟他同行的是个叫罗森克兰茨（Rosenkranz）的同伙。他们俩拿着伪造的身份证件，佯装成英国军人，尽管科夫纳一句英语也不会讲。旅途中，科夫纳大半时间都在晕船。快到土伦的时候，船上的广播呼叫了科夫纳的名字。科夫纳以为自己的身份被戳穿、计划败露，把一半“奶粉”罐头全丢到了海里，并指示罗森克兰茨一旦发现苗头不对，就把剩下的一半也销毁掉。
实际上，科夫纳根本没有暴露，任务也没被人察觉。他遭到逮捕的原因是被人猜中了使用的是伪造证件。总之，毒药没运到欧洲。慌乱之中，罗森克兰茨把剩下的罐头也扔到了水里。纽伦堡等地的水源因此安然无恙，几十万德国人逃过一劫。科夫纳的朋友曾想在集中营里给纳粹吃的饭菜里下毒，但他们的态度不够坚决。所以就连这个计划最终也不了了之，除了一些人中毒生病外，并未有人死亡。
由于得不到政治支持，犹太人从未真正实施过复仇。犹太复国主义的领袖希望建立一种区别于既往的正常状态，这种状态下，英雄的以色列人将降服荒漠，耕种作物；骄傲的以色列公民兼士兵将与敌作战，保家卫国。欧洲那片土地浸透着战争鲜血，还是离得远些为妙。领袖很有觉悟，他们面向未来。未来一样会充斥流血、族群和宗教冲突，但要流的不是德国人的血。然而，阿巴·科夫纳无法适应这种面向未来的生活。过去的阴影一直萦绕在心头，挥之不去，催使他写下悲情的诗篇，而且经常在夜半惊醒，仰天长啸。
他写过一首给妹妹的诗：
我在应许之地呼唤你，
四处找寻你的踪迹，
翻遍了成堆的小鞋子。
每逢佳节临近，我都找寻你。
还有一首写给他父亲的：
上帝保佑，我们的父亲四十年里，
一直从同一个炉子取出烤好的面包。
他从未想象过，
整个民族能从焚尸炉里涅槃重生，
而全世界，在上帝的帮助下，却一切照旧。[39]
* * * * *
托尼·朱特谈到战时的法国，曾这样写道：不管对于积极的抵抗者还是通敌分子，“他们的主要敌人，通常情况下就是彼此：德国人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40]同样的话也适用于不少处于外国占领下的国家：南斯拉夫、希腊、比利时、中国、越南、印尼。占领军会效仿殖民当局，利用早已存在的敌我矛盾。没有德国人，维希政权的反动派独裁者也不可能走上权力前台，克罗地亚杀人如麻的安特·帕韦利奇（Ante Pavelic）和他手下的法西斯派别“乌斯塔沙”（Ustaša）也不会有机会问鼎权力宝座。在佛兰德斯，弗莱芒国民联盟（Flemish National Union）勾结纳粹占领军，希望借德国主导欧洲这一契机，摆脱讲法语的瓦隆人（Walloons）的压制。在意大利和希腊，法西斯分子和其他右派同德国人沆瀣一气，这么做既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也是为了打压左派的势力。
那么在中国情况如何呢？1972年，时任日本首相的田中角荣因为日本对中国人犯下的战争罪行向毛泽东主席道歉。毛这个人讲话很有黑色幽默。他让客人别背负心理包袱：说谢谢的应该是我们。他说道，没有你们日本人，我们中共不可能夺权。毛说的没错，当时的历史发展是无心插柳柳成荫这句话最具戏剧性的例证。日本人和蒋介石的国民党一样害怕共产主义，双方甚至还有过联手剿共的想法；国民党里汪精卫这一支也的确同日本人大搞绥靖。但是由于战争严重挫伤了国民党的元气，日本人实际上助了共产党一臂之力，帮着后者打赢了国共内战。1945年，内战的苗头就已初露端倪，之后很快全面爆发。
同希腊一样，中国在外敌入侵前就早已深陷内战。在法国和意大利，内战也已是箭在弦上。而欧洲人在亚洲殖民地“分而治之”的做法造成了很深的积怨，使得所有社会冲突呈现出一点即燃的状态。在被德国人和日本人操纵后，这层积怨变得更加致命。
共产党和左派在反纳粹、反法西斯斗争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德国和日本为了建立帝国，诱使许多知名右派人士“落水”，名誉扫地。法国共产党自豪于其抗争历史，管自己叫“血肉筑成的党”（le Parti des Fusillés）。即使是左翼同志，如果胆敢同共产党唱反调，对斯大林主义路线叫板，也会被共产党谴责不爱国，甚至惹来“希特勒——托洛茨基分子”这一针对通敌卖国者的骂名。鉴于左翼的武装抵抗史，他们要求发动革命、建立新秩序的呼声也情有可原。战后，苏联至少在其势力范围内的国家利用了这些呼声，反观西方盟国，却解除了一些与他们并肩作战、对抗德日法西斯的部队的武装，或者参与镇压了他们。不仅如此，某些原敌伪政权的统治精英在得到盟军的帮助后，重回权力舞台。这些事件为日后的冷战播下了种子。
然而，勾结外敌并不总是泾渭分明的。在1943年的南斯拉夫，铁托（Tito）的共产党游击队就同德国人进行过谈判，因为铁托希望可以“腾出一只手”，去攻打塞尔维亚保皇党的切特尼克部队（塞尔维亚语里叫Cetniks）。同年秋天，切特尼克部队又同德国人合作，一同打击铁托的游击队。而波斯尼亚穆斯林则愿意同任何能保护他们的一方合作：克罗地亚法西斯，塞族游击队，甚至是纳粹。所有这些暂时性的结盟针对的都是内部敌人，并非外敌。
在法国，多数通敌者并不是直接勾结德国占领军，而是通过为菲利普·贝当（Philippe Pétain）领衔的法国政府效劳。有了德国帮忙，维希派认为复国有望，他们将复原一个真正的法国，一个由教堂、家庭和爱国主义构成的法国，没有自由派，没有犹太佬，没有共济会，也没有其他玷污“地道法国”（La France profonde）的人或事。意大利法西斯真正意义上的通敌发生在1943年，当年，意大利被德军占领后，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的权力辐射范围仅限于加尔达湖上隶属纳粹伪政权的一片弹丸之地。然而，过去二十年的法西斯统治已经在左派心中埋下了巨大的仇恨，只等德国人一走，他们就准备展开疯狂的报复。
后来当选英国首相的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受丘吉尔委派，时任负责地中海国家事务的全权大使。1945年4月，他坐上一辆军用吉普车，前往博洛尼亚（Bologna）同盟军的军事主管会晤，后者刚刚在富丽堂皇、完好无损的市政厅里落脚。路上，他看到两具当地著名自由派人士的尸体，庄严肃穆地躺着，旁边不时有路人经过，眼含热泪地向遗体致以最后的敬意。黑衫党这个法西斯组织一天前仓皇出逃，临走之前枪杀了这两位自由派。“棺材盖开着，”麦克米伦在日记里写道，“这样，生前友人和仰慕者就能最后一次瞻仰领袖的遗容。两人被杀害于市政厅墙壁前——墙上血迹斑斑，很是显眼。他们曾经站立的位置已经摆满了鲜花，还有年龄不一的男男女女的照片，看着让人揪心。这些人是最近几个月里被法西斯黑衫党杀害的。”
在日记里援引了这段话后，麦克米伦接着写道：“地方行政长官是一名法西斯分子，他没能及时逃脱，被游击队员击毙，倒在了自己最后一个受害者身旁。你能看到他的脑浆溅到了砖块上，血流了一地。”[41]然后，麦克米伦就去吃午饭了。他注意到过去给德国军官烹制意式菜肴的意大利厨子，现在改为给盟军将领烧美国菜了。“这里面蕴含着一则道理。”他写道，却没有透露到底是什么道理。
1946年4月，死于寻仇的游击队之手的人还包括墨索里尼自己，以及他的情妇克拉拉·佩塔奇（Clara Petacci）。他们在试图逃往奥地利时被人逮住，同行的人里还有一些德军防空部队的士兵。游击队在一个路障前拦下了他们。德国人被放行了，游击队对他们不再感兴趣。但意大利人不准走。尽管在红裤缝的意大利将官马裤外套了件绿色的德国军大衣，但墨索里尼还是被人认出来了。4月28日，他、克拉拉，还有15名随机挑选的法西斯分子，在加尔达湖上的一间乡间别墅前，被人用机枪处决。翌日，他们的尸首出现在米兰一座破破烂烂的广场上，像猎物一样被倒吊在埃索（Esso）加油站的悬梁下，供暴民发泄怨气。很快，尸体的脸就变得血肉模糊，难以辨认。
一个月后，埃德蒙·威尔逊被带到事发地参观。埃索加油站现已废弃，但悬梁上用黑字写下的死刑犯名字依旧清晰可见。威尔逊写道：“墨索里尼和他的追随者被虐杀，死后暴尸街头，被人辱尸泄愤，这件事的臭气依然飘散在整个城市上空。意大利人会在酒吧里拦住你，给你看他们拍的照片。”[42]
事实上，在4月至7月期间，意大利北方可能发生过不下2万起处决法西斯和他们狗腿子的事件，这只是其中一起罢了。在这当中，有8000起发生在皮埃蒙特，4000起发生在伦巴第，3000起发生在艾米利亚，另有3000起发生在米兰省。[43]许多人是被共产党主导的游击队草草处决。其余的在临时设立的人民法院——即所谓的广场（Piazza）正义——里接受了简单审判。处决来得很快，有时还存在滥杀无辜的现象。验明身份的法西斯分子连同老婆孩子一起被枪毙。死于这种粗暴正义屠刀之下的既有警官，也有法西斯政府官员。就算有些人已经身陷囹圄，也并非绝对安全。7月17日，维琴察附近的斯基奥监狱遭到了蒙面游击队的袭击，牢里关着的55名法西斯被杀。有些复仇者是久经战阵的抵抗组织战士，有些则是待到真正的战斗一结束，最后时刻才摇身一变成了英雄，这类人壮大了各地的抵抗组织。还有些则是身背前科的罪犯，利用他们新晋的“爱国者”身份，敲诈富商、地主，或盘剥他们的财产。
话说回来，在意大利，报复的背后时常也有政治目的；这是一种反攻倒算的革命行为。共产党游击队将清洗看成是和资本主义的必要斗争。由于大企业，譬如都灵的菲亚特公司，都与墨索里尼政权合作过，它们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目标。尽管都灵和米兰城里最有钱有势的生意人往往都能设法跨越瑞士边境，或者用黑市商品买通前来索命的人，以此保全性命，但对于地位较低的人，他们被害后常被人抛尸当地公墓门口。
由于对意大利可能爆发共产主义革命忧心忡忡，盟军军事当局罔顾许多游击队员曾英勇抗击德军这一事实，急不可耐地想解除他们的武装。保守派意大利政客对这项举措表示支持，这点并不让人奇怪，因为他们中间一些人曾经同法西斯蛇鼠一窝。的确，正是因为罗马的意大利过渡政府在惩办法西斯分子一事上磨磨蹭蹭，才有了后来的“广场正义”。
为了讨好和安抚原游击队员的自尊心，意大利多个城市举行了游行。盟军指挥官在左右两侧意大利达官显贵的陪同下，接受了游击队的致敬。队员分别戴着不同颜色的围巾，象征着他们各自效忠的对象：红色代表左派，蓝色代表基督徒，绿色代表多由意军逃兵组成的独立派（autonomi）。不少人放下了武器，但也有人拒绝缴械。激进的左翼依旧势力强大，有时还掌握武装力量。不过，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保守派是多虑了。意大利不会出现革命。斯大林被允许将他的帝国扩展至中欧，作为回报，他同意把地中海留给西方盟友。但是杀气腾腾的报复行动依旧在上演，意大利被赤化的担忧也依然挥之不去，左派仍旧痛感遭人背叛，这种感觉有时甚至绵延至21世纪。
埃德蒙·威尔逊素来同情左翼，他对这些事态表达了不齿。他提到，美国对战后意大利民主体制建设的主要贡献是，“管我们的一条电话线路叫自由线；另外，当初游击队为我所用时，我们提供武器，鼓舞他们，但现在却在没收他们的武器，禁止他们发表政治演说，如果他们制造事端，还会被扔进监狱”。尽管知道左派手上也沾满了鲜血，但他认为，“全新的意大利革命不只是一场野蛮仇杀，我相信，这一运动的势头此刻很难被扼杀”。[44]
然而，左派的势头的确被扼杀了，一如南朝鲜、法国、南越、日本和1945年夏威尔逊造访的希腊。他下榻在雅典宪法广场上的大不列颠酒店，酒店服务很差，甚至有几分敌意，威尔逊留意到他的房间墙壁上还有弹痕。他受到怠慢是有原因的，因为雅典也像意大利一样被笼罩在一团臭气之中——一团因同样背叛而生的臭气。
这里有必要对墙上的弹孔作出解释。一年前的12月，国民解放阵线（希腊语里简称EAM）的支持者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EAM是受共产党控制的游击队组织。英军正式接管了光复后的希腊。那时，控制雅典的是一个由民族团结党主导的希腊过渡政府，政府成员多为保守派和保皇党，此外也有一些左翼人士。但大半个希腊依旧在EAM及其下属武装力量ELAS手里。赶走了德国人后，EAM和ELAS本以为可以接管政府，在希腊上下推动革命。但是有英国人撑腰的保守派不惜一切代价想要加以制止，于是就有了1944年12月3日的示威抗议。在哈罗德·麦克米伦看来，这一天“拉开了内战的序幕”。[45]
事实上，麦克米伦一定清楚，内战很早以前就开始了。希腊在一战期间严重分裂，当时的总理埃莱夫塞里奥斯·韦尼泽洛斯（Eleftherios Venizelos）打算支持协约国，而国王康斯坦丁一世（Constantine I）和其军事统帅扬尼斯·梅塔克萨斯（Ioannis Metaxas）则支持同盟国。于是，后来一段时间里，保皇派和“韦尼泽洛斯派”一直严重对立。1936年，梅塔克萨斯独揽大权，表面上看他是个银行家，但心地却如同法西斯元首（caudillo）般歹毒。他崇拜希特勒的第三帝国，作为国父“统一”了希腊——取缔所有政党，把共产党和政权的其他反对者关进监狱。梅塔克萨斯死于1941年，他的死让多数希腊人松了一口气。
后来，德国人举兵来犯。过去梅塔克萨斯政权的支持者大都勾结入侵者，而从梅塔克萨斯的监狱里放出来的共产党人则带领人们抵御外敌。在德国人的鼓动下，希腊法西斯兵团和一开始得到盟军帮助的左翼游击队展开激战。双方都穷凶极恶，不少受害者都是不幸身处战火夹击之下的无辜民众。
但麦克米伦说得没错：在英国人看来，真正的战斗是1944年才正式打响的。英军在得到意军的增援后，把枪口对准了几个月前还在打德国人的左翼游击队。埃德蒙·威尔逊对这种背信弃义、过河拆桥做法的不齿得到了广泛响应，特别是在美国。英国出兵希腊被看成是又一次典型的英帝国主义干预战争。不过，在英国，许多人对此也抱有同感。丘吉尔因为对德作战的领导才能备受尊崇，却因为敌视共产党游击队收获了不信任。
哈罗德·麦克米伦写道，在希腊等地，“抵抗运动在我们的宣传里被描绘成一帮充满浪漫主义情怀的理想主义者，以拜伦式的热情献身战斗，为的是争取国家的自由”。[46]最有拜伦风范的一位英雄莫过于阿里斯·维卢奇奥蒂斯（Aris Velouchiotis）。阿里斯率领他的游击队，骑着战马翻越崇山峻岭，他们清一色的一袭黑衣——头戴黑色贝雷帽，身穿黑夹克，留着黑胡须。这位英雄人物在1945年和共产党一刀两断。他不仅散发着浪漫主义气息，同时还是个杀人如麻的刽子手。人们后来在他经常出没的地区挖出了万人坑，里面七零八落地埋葬着他政敌的骸骨。
希腊解放后的真正问题是，在动用武力这点上到底谁说了算。这在意大利、中国等地也是一样的。经过漫长的谈判后，希腊国民解放阵线（EAM/ELAS）同意放下武器，前提条件是右翼武装民兵，譬如纳粹占领下组建的臭名远扬的警备营，也放下武器。政府想的是把双方最出色的士兵吸纳进政府军。据EAM/ELAS称，政府方面没能遵守约定；即便左派遣散了部分部队，右派还是获准保留了武装力量。不难理解，不少原ELAS的战士将此视为恬不知耻的背叛。一名游击队员回忆道，1944年他们曾包围了一帮通敌者，但最后放了对方一条生路，把他们移交给了警方。游击队失策了，因为后来警方给这些人配枪后，放他们走了。1945年，战败的游击队员明白了一个道理：“那些说‘杀了他们’的同志现在可以理直气壮地指出，如果我们当时枪毙了所有的法西斯，就不会再起战火，打内战了。”[47]
1945年的雅典就被笼罩在这样一种躁动不安的气氛中，对此，埃德蒙·威尔逊在酒店房间里看出了端倪。1944年12月3日，宪法广场上人头攒动，人群由妇女和孩子带头，朝大不列颠酒店行进，那里是临时政府办公所在地。据传言，人们计划冲击酒店。而威尔逊从同情左派的人士那里听来的说法是——也是当时大部分希腊人的看法——这是一场和平示威。大部分群众在保皇党的警察朝他们开枪后依然毫不退却，镇压共导致100多人死伤。翌日，示威者再次途经酒店，这次是为死难者送葬，但就在这时，保皇党从酒店窗口向外射击，打死了将近200名手无寸铁的市民。
可以预料，麦克米伦的看法会有些不同。“这群所谓的平民，”他回忆道，“里面有许多全副武装的ELAS游击队员。”而且打出致命枪弹的恐怕是有心煽动暴乱的共产党特务。[48]
尽管这起惨案的真相依然扑朔迷离，有两件事当无争议。首先，1944年10月德国人被赶出希腊前，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行事冷酷无情，处决了大批名副其实和莫须有的通敌者，还有“阶级敌人”，而且在1944年之后一段时间里，清洗和杀戮依旧在上演。其次，希腊人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他们被人背叛了。
在许多国家，共产党和左派是反纳粹和反法西斯抵抗力量的中流砥柱。在希腊，他们通过残酷地清除异己，垄断了抵抗组织。在乡村，EAM/ELAS建立了某种游击政权，人民法院负责处置所有革命的敌人。1944年9月，一位被派驻到希腊的英国军官写道：共产党在阿提卡（Attica）和维奥蒂亚（Boeotia）施行“恐怖统治”。“过去几周内有500多人被处决。由于尸体腐烂，臭气熏天，我营地附近的一个地方根本没法走近。赤身裸体的尸体被人砍掉脑袋，就这么躺在地上，无人掩埋。这片地区有很多死硬的反动派，ELAS就来整肃了。”[49]
鉴于此，人们有理由担心希腊一旦爆发革命将会出现的后果。丘吉尔曾一心想把国王乔治二世送回希腊，复辟王权，但他的那套忠君尊王的训诫就连一些希腊保守派都十分反感；此路不通。1930年代末期，乔治二世曾短暂执政，碰巧赶上扬尼斯·梅塔克萨斯的右派暴政，因此公众可不会怀念那个时代。
但出于对共产主义的畏惧，英国人觉得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协助雅典政府同左翼游击队作战。1945年初爆发的内战持续了五个星期，多达2万名“阶级敌人”被ELAS驱逐，而且经常在被强行赶进深山后屠杀殆尽。另一方面，许多有左派嫌疑的人被英国人流放到非洲劳改营。交战各方无所不用其极，战争空前残酷，以至于2月份达成停火协议时，公众无不感到宽慰。当时，丘吉尔出现在大不列颠酒店的阳台上，在东正教大主教的陪同下，对着人山人海、欢呼雀跃的群众讲道：“希腊永世长存！希腊属于所有人民！”[50]
后来证明，这不过是战事重启前的短暂停歇。翌年，希腊再次陷入内战，一打就是三年。但其实早在这之前，丘吉尔振奋人心的演讲一结束，另一种形式的报复，或者说反报复就开始了，这回矛头指向的是左派。右翼军事组织和宪兵发了疯似的到处抓人。大批共产党或有左派嫌疑的人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被捕，遭到殴打，羁押或被杀害。国民解放阵线发出呼吁，号召全世界关注“一个甚至比梅塔克萨斯独裁专政还要骇人听闻的恐怖政权”。[51]1945年末，大约6000名EAM的支持者都被关进大牢，其中不乏妇孺之辈。由于人数众多，不得不专门兴建关押女囚的拘留所。犯人受到的普遍指控是他们在德占期间犯有战争罪行。然而，曾经勾结纳粹的人以及右翼保安团的罪行却大都逃脱了制裁。
哈罗德·麦克米伦和埃德蒙·威尔逊来到希腊的原因大相径庭，各自的看法也势如水火。前者是作为英国的常驻公使，后者是服务于美国的报告文学作家，但两人在一件事上意见一致：有必要加大努力，把民主左派从共产党革命分子中分裂出来。麦克米伦认为，“一种温和、合理、进步的政策”本来能撕下“共产主义冷酷本质外包裹的那层模糊、激进的外衣”。[52]在威尔逊看来，英国本应“协助EAM的领导人，帮他们摆脱苏联的束缚，另外，他们手下有些成员行事野蛮粗暴，抵抗时期，英国人对他们的骁勇善战求之不得，但如今有必要管教管教他们”。[53]遗憾的是，即使存在这样的愿望，相应的努力很快就被复仇的渴望所湮没。各路政治力量为了一己之私，激化矛盾，挑唆人们报仇雪恨。
* * * * *
用解放来形容殖民社会的战争结束也许并不合适。多数亚洲人对日本人被赶跑都打心底里感到高兴，因为日本所谓的“解放亚洲”后来证实残酷性比其短暂取代的西方帝国主义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在1945年，荷兰人可不想让荷属东印度获得解放。同样，法国人也不希望印度支那解放，英国人不希望马来亚解放。
相形之下，美国人对菲律宾的处置方案要迁就多了，东南亚盟军最高指挥官路易斯·蒙巴顿勋爵（Lord Louis Mountbatten）对渴望民族独立的志士抱有些许同情。荷兰人和法国人则不同，他们急于尽快恢复战前的殖民秩序。即使是对渴望独立的印尼人心存同情的荷兰社会主义者，也担心一旦失去亚洲殖民地，遭受德国占领重创的荷兰经济将走向崩溃。当时流行这么一句口号：“如果丢了东印度，我们就要完蛋了。”对于印尼民族主义者，较为进步的荷兰政府所能作出的最大让步，不过就是在归顺荷兰王室的前提下，赋予一定的自治权。另外，对那些和日本人合作过的印尼人，肯定要秋后算账，绝不姑息。
这让通敌和清算这一问题变得颇为复杂，因为至少在战争初期，东南亚人民十分支持日本人“亚洲是亚洲人的”宣传。对于苏加诺这样的印尼激进派，和日本人合作是摆脱荷兰殖民主子的最好办法。但在荷兰人眼里，苏加诺这就成了通敌分子。因此战后不可能跟他就印尼的独立问题进行谈判；相反，荷兰人认定，他因为卖国求荣理应受到惩处。
1945年，亚洲人胸中同样燃烧着一腔复仇的怒火，但矛头并不总是指向欧洲殖民主义者。复仇的形式通常比较间接，瞄准的是日本占领前的通敌行为。同欧洲一些地方的情况如出一辙，亚洲人复仇的受害者常常是不受待见的少数民族，尤其是那些享有特权、经济上更富裕、和西方殖民列强结盟的少数派。
华人常被叫做“亚洲的犹太人”，他们是日本人在东南亚野蛮行径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举例而言，在马来亚，日本人不信任华人，更看得起马来人。有种看法是，华商从西方殖民主义中获益，所以华人理应被打倒。与此同时，马来族精英却在公务员和警察队伍里得到了晋升。这倒不是说日本人对马来或印尼工人农民有多好；相反，许多印尼人因为被迫为日本军工项目干活而丧命，死时的状况比多数西方战俘还要凄惨。乡村常常受到战火蹂躏，上百万的农民生活困窘；城市遭打砸抢，丧失了最基本的公共服务，黑帮成了街头老大。
日本在南洋的统治尽管残暴，但却给过去倾向于对殖民之耻逆来顺受的人灌输了一套全新的叛逆思想。西方列强被日本羞辱得体无完肤，他们外强中干的特点暴露无遗。几十万马来族和印尼年轻人接受了日本人的训练，效力于“皇协军”、民兵和各个激进青年团体。这让他们感到了一种少有的自豪。日本人利用在被殖民人群当中十分普遍的羞耻感和低人一等的心理，有意煽动反西方和反华情绪。
战时，马来亚的抗日运动大都有华人背景。马来亚共产党是抵抗力量的领导者，他们一方面以中共为榜样，另一方面也许受到了国际主义的鼓舞，这种情怀让共产主义对世界各地的少数民族都很有吸引力。尽管马来亚共产党的纲领并不太反对马来族，但所有成员几乎清一色都是华人。其麾下有支军事力量，叫马来亚人民抗日军（MPAJA），到1945年8月时，抗日军已经有大约一万名武装人员，控制了大半个乡村，形成了国中国，有自己的法律和法规，并热衷于大面积整肃不同情他们的官员。这方面很像希腊的共产党游击队。
战后，抗日军的成员旋即对勾结日本人的当地人——多数是印度人和马来人——进行了报复；市长、警察、记者、告密者、日本官员的情妇，以及其他“卖国贼和走狗”被人在大街上拖着游街，关进牢笼，再由“人民法院”草草审判后公开处决。这让许多马来人心生恐惧。另外，同年10月，曾和马来亚抗日军有过密切合作的英国殖民政府宣布华人应被赋予同等公民权，于是，马来人自然而然担心会失去对自己国家的控制权。时至今日，马来亚的政客依旧在利用这种畏惧心理。
马来人决定对华人予以反击。领头的是个戴着头巾、凶神恶煞的原黑帮头子，叫基亚伊·萨雷（Kiyai Salleh），他在战后一跃成为“圣战红军”团体的头目。该团体的宗旨是防止华人异教徒威胁穆斯林的信仰，并为那些在日本战败后遭华人羞辱和处决的马来人报仇。尽管排华的圣战表面上符合伊斯兰教义——萨雷诵读古兰经文，引用苏菲派圣人的教诲——但他更多地借力马来神秘主义，对外宣称自己刀枪不入：“子弹打不死他；他能不湿脚穿越河流；能撑破任何绑在身上的绳索；他的嗓音能让攻击者瘫痪。”[54]萨雷的追随者相信，在用金针刺扎身体、并喝下神圣勇士头领“开光”的汤药后，他们也被赐予了类似的神力。
“圣战红军”最喜欢用大砍刀或马来族的“克里斯”（kris）短剑杀人。据传说，这种武器跟战士们一样被赋予了神奇的力量。在11月6日发生的一起典型的袭击事件中，一伙马来族圣战主义者袭击了巴当里峇（Padong Lebar）的一个华人村庄，用短剑和砍刀杀死了40人，其中男性5人，其余为女人和孩子，孩子的尸体被扔进一口水井。马来政客并不支持这种杀戮，但他们也未采取行动加以制止。据一份英国军事情报显示：“在受过教育的马来人中间，似乎能察觉到他们对马来人在未来马来亚的地位很是担忧。此外，人们普遍相信，华人正在掌控这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如果对这种势头不加遏制，他们终将获得政治主导权。”[55]
同样的担心还困扰着印尼人。正因如此，马来族头领萨雷手下三员大将都是来自荷属东印度的印尼民族主义者，就绝非偶然了。1945年秋的东印度，时局要比马来亚动荡得多。
雅各布斯（G. F. Jacobs）是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的一名少校，南非人，是1945年8月第一批被空投到苏门答腊的盟军士兵之一。他的任务是同日本军方建立联系，准备接受他们投降，并为盟军登陆打前站。雅各布斯得以率先一睹日军战俘营究竟，他发现里面关押了数以千计疾病缠身、形销骨立、遍体鳞伤和饥肠辘辘的平民。荷兰囚犯不能理解雅各布斯为何不准他们血债血偿：“为什么制止我们……你难道看不出我们有多想收拾这群黄皮肤的矮个儿王八蛋么？”[56]
雅各布斯少校禁止战俘对看守动用私刑的原因是他担心一种更可怕的威胁。印尼人拿着枪、匕首和长矛在乡间游荡，叫嚣要“bunuh Belanda!”，即“杀死白种人！”。现在还需要日本人来保护昔日的囚犯。
8月17日早上，也就是日本投降后两天，苏加诺在巴达维亚（即雅加达）对着不大一群人宣读了一篇短小精悍、用打字机打出来的宣言：“我们印尼人民在此宣布印尼独立。诸如权力交接等工作将会正大光明地展开，而且会尽快落实。”
苏加诺任命自己为新成立的印尼共和国总统。这份独立宣言是他和副总统穆罕默德·哈塔（Mohammed Hatta）一同起草的。在这之前，他们和日本陆海军司令官就此事进行过密切的磋商。1945年夏，战败看来已经在所难免，日本人因此断定，缔造一个自由的、反西方的印尼将会是他们最好的一步棋。毕竟，多数日本人把“亚洲是亚洲人的”这句口号很当回事，尽管他们的真实想法是自己作为优等人种，应凌驾于其他亚洲人之上。不少印尼人都对暴力感到厌倦，他们受尽了日军的欺压，又吃不饱饭。那些被强行送去修建缅泰铁路等炼狱般日本工事、最后大难不死的人，把外来疾病带回了老家。当地人体质虚弱，完全无法抵御疾病。印尼人暂时还拿不定主意如何看待日本抛出的“自由印尼”设想。日本投降后最初的几周里，印尼人对荷兰平民还没什么敌意。苏加诺、哈塔和诸如苏丹·沙里尔（Sutan Syahrir）——一位在荷兰受过教育、从未同日本合作过的社会主义者——等领导人竭力遏制这个千岛之国上潜在的暴力事件，但他们对国家暂时还没有多少实际控制力。
大批年轻的强硬派受过日军训练，做过“皇协军”，思想激进。对于他们，新一代印尼领导人的影响力十分微弱。这些青年好勇斗狠，一心想着要打仗。他们从同情印尼的日本军官那里弄到了武器。有些是买来的，有些是从日本仓库里偷来的。据估计，战士们拿到了5万支步枪，3 000挺轻重机枪，外加1亿发子弹。[57]荷兰人此时应该做的，而且也是西方盟友建议他们做的，是同苏加诺等印尼领导人协商，因为后者无意诉诸革命暴力。蒙巴顿一厢情愿地说过：“我们唯一的想法是让荷兰人和印尼人相拥接吻，成为朋友，然后我们就好卷铺盖走人。”[58]然而，荷兰人并未照办。相反，在向英国外交部的请愿中，他们把“所谓的苏加诺政府”比喻成亲纳粹的吉斯林政权（Quisling regime）[12]，把追求国家独立的年轻印尼士兵比成是希特勒青年团和党卫队。苏加诺的独立宣言则被描绘为日本意图在荷属东印度维系法西斯政权的阴谋。[59]
关于苏加诺勾结日本人这点没什么疑问。193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他不是在荷兰殖民监狱里度过，就是被流放到某个偏远的岛屿上。日本人给了他荷兰人不曾给过的礼遇。所以不管怎样，苏加诺把投靠日本视为民族解放最快捷径的看法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1942年他曾说过：“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亚洲的镜子里看到了自己。”[60]
但苏加诺巴结日本人的行为，即便对不少印尼人来讲都太露骨了。他曾支持日本强迫印尼劳工为其战争事业卖命，这点玷污了他的名声。另外，激进的少壮派对他让日本人参与起草独立宣言十分愤怒。他们根本不想跟日本人有任何瓜葛。但是，没有人能够质疑苏加诺身为印尼民族主义者的气节。
然而，荷兰人没有直接和苏加诺打交道，而是作出十分模糊的承诺，许以印尼人在荷属联邦中的自治地位。与此同时，9月起，荷属东印度军队的老兵开始在印尼村庄和社区周边耀武扬威。他们肆意开枪，扯掉红白两色的印尼国旗，威胁恐吓人们，这么做完全就是为了显示这里还是他们说了算。最臭名昭著的治安部队是一个叫X兵团的组织，长官分别由荷兰人和欧亚混血儿担任，手底下的士兵多是皮肤黝黑、信仰基督教的安汶人（Ambonese）、棉兰人（Medanese）和其他少数民族，他们担心被其余印尼人摆布，要胜过担心被荷兰人欺压。况且他们也是殖民体系的忠实仆人。当消息传来，说已经靠岸的荷兰和英国战舰搭载着盟军部队——多为印度兵——以及一心想要恢复旧秩序的荷属东印度民事管委会（NICA）的特派员时，东南亚最血腥的暴力冲突就此拉开了序幕。这种暴力的本质，部分是革命，部分是复仇，部分是违法乱纪，几种因素结合在一起，足以致命。同年早些时候，中欧也爆发了背景相似的流血冲突。
1945年10—11月出现了一波暴力恐怖浪潮，俗称“bersiap”（意为“准备好！”）。发起这轮袭击的是成群结队的极端主义武装分子，成员多数在日本人领导的民团里服过役，或者是从雅加达、泗水（Surabaya）等城市的黑帮中招募的街头混混，说是混混，往往只是青少年。人称pemuda的青年暴力团体还囊括了学生、工厂工人和村民。他们的首领有些是黑帮老大，这些人抢劫和杀害权贵阶层的动机跟政治关系不大，更多是出于贪婪。有些头领很有魅力，比如人称“虎父”的土匪头子，他把护身符卖给手下，说是能保他们刀枪不入。爪哇神秘主义和日本人灌输的武士道精神两相结合，让年轻战士充满了大无畏的英雄主义精神：“Merdeka atan mati！”（“不自由，毋宁死！”）曾经出现过热血青年只拿砍刀和竹枪对抗坦克的事例。
革命复仇的主要受害者一是华人，他们大多从商，有通敌背叛的嫌疑；二是欧亚混血，亦称“Indos”；另外还有其他常跟荷兰人穿一条裤子的少数民族。除此之外，还要算上经常被凭空臆想出来的NICA间谍。对于NICA间谍的定性十分武断：一个人所穿的纱笼（sarong）[13]如果红、白、蓝三种颜色太多的话（荷兰国旗的颜色），就可能被当成荷兰当局的间谍揪出来。
雅加达的华人、混血儿和安汶人一旦听到街上有人像擂响战鼓一样用竹枪敲打空心金属路灯灯柱时，就知道麻烦来了。日本兵手里拿着枪，奉命在盟军不在时保护平民，但一听到敲击声响起后，经常会溜之大吉。暴徒袭击商店，将住宅付之一炬。狂性大发的青年把屋里的一家人乱刀砍死，他们嗜血成性，乐此不疲地挥刀砍杀，有时甚至会喝受害者的血。在雅加达附近的一个地方，干净的水源已无处可寻，因为水井被腐烂的华人尸体塞得严严实实。
在印尼式荷兰语里，最常见的一类杀戮叫getjintjangd。Tjintjang的意思是用克里斯短剑或大砍刀杀人。荷兰平民愚蠢地离开了尚有日本兵把守的集中营，结果往往是被人给tjintjanged。而日本兵如果拒绝帮助叛军，或交出手里的武器，一样也会被tjintjanged。尽管过去的集中营和充斥病怏怏的饥民的肮脏村落也是袭击目标，但只要日本看守还坚守岗位，它们依然是最安全的栖身之所。
跟许多荷兰平民一样，有个名叫彼得·范·贝尔库姆（Peter van Berkum）的年轻人生在印尼，长在印尼。一天晚上，他在泗水碰巧被一群少年暴徒盯上，他们手持削尖的竹枪。范·贝尔库姆被推上一辆卡车，送到当地一座牢房。据他回忆：“卡车减速的时候，一群厉声尖叫的人围了上来。我隐隐约约地看到一堆棕褐色、汗涔涔的脸，人们嘴部扭曲，张得很大。他们晃着攥紧的拳头，挥舞着各式各样的武器。”在一片“杀死白种人！”的呼号声中，囚犯们被推下卡车。“一瞬间，人群冲了上来，对他们拳打脚踢，用刀砍，用棍棒戳，用刺刀捅，还用上了斧头、枪托和长矛。”[61]
印尼领导人不希望出现Bersiap，但事到如今，他们对局面已经完全失控了。爪哇和苏门答腊岛上爆发了全面战斗。这不光是针对殖民者和他们所谓帮手的报复行动，而且还发生在叛军和日军之间，这样的报复和反报复导致了一种血腥的恶性循环。在三宝垄（Semarang），一支由木户新一郎（Kido Shinichiro）少佐率领的日军部队与pemuda发生了冲突，后者认为日本人蓄意破坏水源。为了以儆效尤，日军杀死了一部分印尼民兵。这之后，印尼人虐杀了关押在三宝垄市内监狱的两百多名日本平民。一份英国陆军报告如此描绘当时的情景：“有些尸体吊在屋顶上，有些吊在窗口，其余的被竹枪捅了一遍又一遍……有些人临死前试图在墙上写下血书，留下临终遗言。”[62]被激怒的日军继而还以颜色，屠杀了两千多名印尼人。
陷入最严重暴力的是泗水。这座工业城市到10月底已完全落入印尼人之手。监狱里都空了。一个留着满头长发、富有感召力、人称“托莫老哥”的人，通过“叛乱电台”散播古时爪哇人大无畏的传说。在受到他的蛊惑后，成群结队的pemuda自由战士、小流氓和浪漫主义青年纷纷走上街头兴风作浪，用短刀和长矛攻击华人、安汶人和被指控是NICA间谍的混血儿。日本人由于担心自己性命不保，很乐意向暴民提供更多致命武器。
彼得·范·贝尔库姆的姐姐卡拉（Carla）和附近某个集中营里的荷兰难民一起来到泗水，但迎接他们的是下面的遭遇：“我们被一群土著暴民围攻，他们气势汹汹地用竹枪刺我们。边刺还边叫：“merdeka! merdeka! merdeka!”（“自由”之意）他们衣衫褴褛，黑眼睛里透射出让人胆寒的凶光。我好害怕。”[63]
盟军决定采取行动。荷兰海军上尉胡耶（P.J.G.Huijer）奉命进入泗水，为盟军登陆做前期准备。他的到来自然被视为进一步的挑衅。日本军火库里的枪械源源不断地流入pemuda战士手中。10月25日，大约4 000名英军在泗水登陆，其中多半是印度兵和尼泊尔的廓尔喀兵（Gurkhas）。顿时谣言四起，说这些士兵其实是把脸涂黑的荷兰人。于是，他们遭到了一群印尼乌合之众的攻击。因为担心自己的军队遭到屠戮，英国人恳请苏加诺和哈塔出面干预，约束暴徒。他们照办了，也取得了些许成效。停火协议多少算是得到了遵守。直到10月31日英军指挥官马拉比（A. W. S. Mallaby）准将在试图干预一场争斗时被印尼人开枪打死，协议才又被撕毁。
这回轮到英国人报复了。自11月10日起，泗水市经历了为期三周的轰炸、炮击和扫射。一个目击者如此描述市中心的景象：
地沟里遍布人、马、猫、狗的尸体。路上横七竖八地掉着碎玻璃、家具和缠在一起的电话线。战斗的喧嚣声在办公楼之间回响……印尼抵抗运动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狂热的自我牺牲，标志是人们手持匕首攻击谢尔曼坦克，后一个阶段更有组织性，行事也更有效，一板一眼地遵照日军编写的战争手册。[64]
到了11月底，泗水之乱终于得以平定，但代价惨重：这座城市经过轰炸，成了一片破败的战场，到处弥漫着印尼人、印度人、英国人、荷兰人、混血儿和华人尸体的恶臭。在此之后，报复行动继续发酵，荷兰人在1946年派出由绰号“土耳其人”的雷蒙·韦斯特林（Raymond “Turk” Westerling）率领的敢死队，深入数以千计荷兰平民遇害的南苏拉威西岛（South Sulawesi）展开报复。当然，发动报复的不光有荷兰人。直到1949年，印尼才赢得完全独立。（因为在印尼的这段经历，二战期间曾在北非同德军打过仗的韦斯特林成了虔诚的穆斯林。）
然而，流血只会换来更多流血。除了扣在苏加诺头上的变节罪名外，荷兰人还将他看作共产党的头面人物。泗水之战过去整整20年后，印尼军队里的一些军官借口要杜绝共产党接管印尼的隐患，发动政变，推翻了苏加诺。这一政变标志着全国范围内清洗共产党的开始。穆斯林义警、武装青年、兵团军人、爪哇神秘论者和普通平民人人有份，总共屠杀了50万人，其中多数为华人。领导政变的是苏哈托少将，也就是日后的印尼总统。苏哈托受过日军训练，而且被彻底灌输了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思想。他在1945年曾同荷兰人作战。苏哈托在位时间长达32年，在此期间，作为坚定的反共主义者，他获得了所有西方大国热情而毫不动摇的支持，其中当然也包括荷兰。
* * * * *
1945年，法国人和荷兰人一样害怕失去他们的殖民地，如果说两者有区别的话，那就是他们的耻辱感更强，这不光是因为1940年的军事失利，还因为法国人有官方通敌的历史。在事实上的日本占领期间，法属印度支那依旧处于维希派主导的殖民政府管辖之下。日本人把这块殖民地当作军事基地，而法国人则继续在西贡的体育俱乐部（Cercle Sportif）里喝着他们的开胃酒，心无旁骛地过自己的日子。但在1945年3月，这种安逸的生活走到了尽头。法国一光复，人们对法国和日本曾经沆瀣一气这点无法再视若无睹了。于是乎，法国军队和官员随即被关进西贡和河内的大牢里。
8月的第一周，随着战败几成定局，日本人将政治权力移交给越南王室政府，共产主义越盟（Vietminh，即独立越南联盟运动）则控制着北越。几周后，中国军队浩浩荡荡从北方进入越南境内，而南越又即将迎来英军，越南皇帝保大（Bao Dai）和共产党领袖胡志明都明确表示，不论发生什么，法国恢复殖民统治都将是不可容忍的。在河内，法国殖民高官的雕像被人推倒。9月2日，30多万越南人聚集在毗邻昔日法国总督府的巴亭广场（BaDinh Square）上，听胡志明宣布国家独立。乐队奏响共产主义进行曲，其中不乏“豪饮法国佬的血”的刺耳歌词。站在红旗飘飘的讲台上，胡“大叔”头顶上遮着一柄王室御用的阳伞，周围有配备手枪的越盟士兵负责保卫工作。他细声细语地对着麦克风说道：“同胞们，你们听得到我说话么？”人群山呼海啸般地回答听得见。
一位目睹这一事件经过的美军情报官向他在中国南方城市昆明的上峰报告说：“就我所见，这些人是动真格的，恐怕法国人真得跟他们打交道。同理，我们也应该跟他们打交道。”44他当时还不知道自己的话多有先见之明。
许多法国人还被关在日军把守的监狱里，如果说越南人宣布独立一事吓到他们了的话，那么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殖民者则是惶惶不可终日了。1945年早期，阿尔及利亚和印度支那都经历了严重的灾荒，这既是旱灾的结果，也有将食品供给调拨给军队的原因。在印度支那，100多万人死于饥饿。在阿尔及利亚，饥荒导致民怨沸腾，心存畏惧的法国人将之视为暴力革命的肇始。
实际上，除了阿尔及利亚共产党和激进民族主义者刻意煽动叛乱外，大多数阿尔及利亚人只是想得到一视同仁的权利。但是每每有穆斯林朝法国殖民者扔石块，法国人就认为“阿拉伯革命”已经近在咫尺。1945年，新一届殖民当局上任，左派在其中占据领导地位，他们中不少人曾积极抗击过德军。许多殖民者都拥护维希政府，而且极端反犹。（通常，只有阿尔及利亚穆斯林才会站出来捍卫法国治下犹太人的权利。）然而，那些呼吁阿尔及利亚独立或争取平等权利的穆斯林很快被人贴上了“纳粹”的标签。这就好比把印尼和越南要求民族独立的呼声看成是日本法西斯的部分阴谋一样，从而为左派殖民当局和原维希分子打压阿尔及利亚人授以口实。
阿尔及利亚的暴力冲突不断升级，在该国西北城镇塞提夫（Sétif）的周边地区，由于饥荒肆虐，暴力事件尤为高发。法国殖民者同牧民发生冲突，飞扬跋扈的警官被人轰出村庄，右翼欧洲青年高喊“贝当万岁”甚至是“希特勒万岁”的口号挑衅阿尔及尔的穆斯林。法国警察还朝打算参加5月1日游行的一群穆斯林开了枪。
作为煽动穆斯林造反和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的策源地，塞提夫理所当然成了严重暴力冲突的重灾区。尽管过去曾同德国人狼狈为奸，但法国人决定在5月8日当天庆祝盟军战胜德国，好好地弘扬下爱国热情。当天清早，穆斯林聚集在主要清真寺前，他们多数是乡下来的，有男人，也有妇孺。一些人在耶拉巴斗篷（jellabas）[14]下藏着传统式样的短刀，有些怀揣手枪。AML的领导人（AML的全称是Amis du Manifeste et de la Liberté，即宣言和自由之友，是穆斯林要求平等权利的一个组织）向官方保证这不是一场政治示威，不会有人打出民族主义的标语。
到了8点，人群壮大至300来号人，沿着乔治·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15]大街向战争纪念碑行进，目的是去那儿敬献花圈。AML没有兑现承诺，人群里的民族主义者摊开标语，上面写着：“我们想要和你们一样的权利”。一个路障旁，警察看见有人高举“阿尔及利亚独立万岁”的标语，一把抢了过来，然后当场打死了这个可怜的阿尔及利亚人。接着，似乎是蓄谋已久的法国平民端着机关枪，从阳台上和法兰西咖啡馆里向外头的人群扫射，导致20至40人死亡。被枪击吓坏了的穆斯林逃进小巷里，用手枪和匕首攻击欧洲人。法国共产党领袖阿尔贝·德尼耶（Albert Denier）被严重砍伤，以至于双手必须截肢。
一名法国教师当时正在学校对面的咖啡馆里喝东西，她回忆道：“四面八方涌来一群高声尖叫的当地人，他们手持匕首，冲向阿拉伯市场，犯下了许多骇人听闻的暴行。我看到大约15个人拿棍棒围殴瓦扬（Vaillant）先生，他可是阿拉伯人的老朋友了……回想起当时的情景，真是太可怕了。奇怪的是，大多数袭击受害者都是亲阿拉伯的人士。”[66]
法国人大开杀戒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村庄。虽然报复行动呈现出零星的状态，但是手段十分残忍：“我们带着刀子和步枪，我父亲杀了个面包师，只因为他是法国人。我们把门撞翻，用找到的汽油一把火把房子给烧了。”[67]法国殖民者只得逃到当地警察局避难。有些人被抓，然后被剁掉手足，女的被割掉乳房，男的生殖器被割掉塞进嘴里。三天里，共有大约100名欧洲人遇害。
社会党总督伊夫·沙泰尼奥（Yves Chataigneau）没有呼吁各方冷静，而是向军队搬来了一万人的救兵：其中有摩洛哥人、西非人和外籍兵团士兵。这次行动的目的不止是恢复秩序，还有必要教训一下阿尔及利亚人。杀害法国人的凶手必须血债血偿。
法国殖民者组建了民兵联队，并开始攻击当地人。其中的一支虎狼之师——阿尔及利亚兵团——被一纸调令从德国调回北非，这支部队曾为击败希特勒殊死战斗。回到故乡，他们却被派往内陆，追杀阿尔及利亚同胞。到6月底，整个乡村已经陷入一片死寂。村庄和城镇连续几个礼拜被飞机轰炸，又被停在海上的战舰炮击；数以千计的人遭到逮捕，并常在领受酷刑后被处决。阿尔及利亚人的具体死亡数字一直是个谜，有种说法是死者高达3万人。与屠杀相伴而来的还有刻意的羞辱。法国人重新祭出了19世纪让原住民毕恭毕敬臣服于外来征服者的做法。成千上万的农民满脸菜色，再也无法忍受无休无止的轰炸。法国人逼着他们跪在法国国旗前，恳求宽恕。其他人被推翻在地，在威逼之下高喊：“我们是犹太人，我们是狗，法国万岁！”
在一部分法国人看来，似乎阿尔及利亚总算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但更有远见的人，包括戴高乐将军，清楚地认识到屠杀当地人是一个让“永恒法国”（La France éternelle）蒙羞的污点。在官方吹嘘的事迹里，法国可是大义凛然地抵御了纳粹的威胁。因此，发生在塞提夫和周边地区的事情许多年来一直被官方掩盖。
然而，西贡的法国人将塞提夫事件视作一则警告：如果不尽快扼杀越南人渴望独立的念头，同样的事就会轮到他们头上。到了8月，时局看似对法国人不利。他们中不少人仍被关押在日本人的监牢里。越盟从日军那里接收了越来越多的武器弹药，有时甚至想拿就拿。部分日本军官还加入了越盟，不管是出于信念驱使（“亚洲是亚洲人的”），还是因为他们需要一个藏身之所，避免被追究罄竹难书的战争罪行。虽然当时仍处于蒋介石国民党治下的中国并不反对法国统治印度支那，但是法国的帝国主义计划并不讨美国人的喜欢。全心全意站在法国人这边的只有英国人，这点倒不足为奇。
暴民的暴力活动往往因谣言而起。比如9月20日，河内民众相传法国人正在密谋，计划通过殖民警察里越南人的协助，重新获得对局面的控制。据说，有人发现了大量藏匿的武器，还有人说法国人要动用毒气。法国兵不仅被日本人从牢里放了出来，甚至手上又有了枪。为了挫败法国佬的阴谋，成千上万的越南人拿着刀子、长矛和砍刀，冲进法国人家里打家劫舍，在街上见到法国人就寻衅滋扰。日本兵多数时候只是袖手旁观。
河内最好的酒店大都会饭店（Metropole）里的招待也闯进客房，殴打客人，把他们堵在餐厅里。一个设法逃脱的法国人请求日本人释放法国俘虏，以维持秩序。
弗朗索瓦丝·马丁（Françoise Martin）是个法国女青年，她来河内“不是为了赚这个国家的钱，恰恰相反，自己浑身上下流淌着人道主义的理想”。她满脑子只有“对中国——安南文化的崇敬”。然而，她对在街上抗议、要求独立的越南人的看法恐怕颇能代表多数法国殖民者的心声：“他们中间可能有真正的爱国者……但是，就这帮举着旗子、满大街乱窜的乌合之众而言，里面尽是些罪犯和低能儿，只要一看到五六条枪，他们立马就会龟缩进鼠洞里。不幸的是，我们连这么几杆枪也没有，而且一时半会也不会有。”[68]
8月，关于一栋法国人的别墅里藏有大量武器的流言更加甚嚣尘上。示威人群谴责法国帝国主义。但是，除开乡下出了些杀人案外，越南人针对法国人的暴力行动并未形成多大规模。但法国人还是怕，就算国内大放厥词——戴高乐将军宣称要把印度支那当成“法国凤凰涅槃、重振国威的几大主要目标之一”[69]——法国人因为孤立无助，恐惧感反而加深了。
“每个人都武装到了牙齿。”弗朗索瓦丝·马丁回忆起河内的局势时说道，“美国人、华人、安南人都是如此；只有法国人手里除了棍棒和空瓶子外，就没有其他可以用来自卫的武器了……”[70]她对越南人争取独立的分析同她所处的大环境和时代背景十分吻合，也和她认为抗议者都是“低能儿”的看法一脉相承。这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阴谋：“表面上，日本人是放下了武器，但他们还在以另一种方式延续着战争，阻碍印尼和马来亚重新落入欧洲人之手；无论在哪儿，他们的伎俩都别无二致：制定背信弃义的计划，处心积虑地准备，一丝不苟地实施……这可真是亚洲人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的又一个令人叹服的例证啊，而白种人就是会不断上当。”[71]
然而，流血事件最终却并非发生在河内，而是在西贡。重大麻烦来临前的最初迹象跟阿尔及利亚的情况有着惊人的相似。9月2日，几十万被西方媒体惯称为“安南人”的越南人聚集到西贡，通过无线电收听河内的胡志明发表独立宣言，他们当中多数是乡下赶来的农民。一大早，全副武装的越南青年在一座军营大门前举行抗议，里面依旧关押着法国军人。对于越南人的冷嘲热讽，法国人用辱骂回敬，并高唱《马赛曲》。由于技术故障，人群没能听到胡志明的广播演讲，他们怀疑是法国人从中作梗，更加群情激奋。游行的人刚抿达大教堂，就听到了枪声。人群顿时乱作一团，暴民怀疑是法国人开的枪，于是见到法国人就打。华人和欧洲人的店铺遭到打砸抢，神甫遇害，一些女人被踢掉了牙。
法国人指责是挑事的越南人开的枪，导致了暴乱。两周后，他们做通了英国将军道格拉斯·格雷西（Douglas Gracey）的思想工作，说是时候把越南人从警察局和公职队伍里开除出去了，是时候重新武装法国人了。出于殖民主义者之间的同仇敌忾，英国人同意了。9月23日，西贡看似恢复了往日的秩序；法国人再度大权在握。几个礼拜、几个月乃至几年来忍受的屈辱和无助，让法国人的欢庆胜利演变为一场“武斗大会”：如今轮到越南人被法国暴徒处以私刑了。一位英国军官在报告中描述：“枪声大作，安南人在街上被人拖行，然后扔进监狱。”[72]
报复来得很快。第二天，越南人就闯进法国人家里，殴打住户。法国人在河岸边遭受严刑拷打。嫁给法国人的越南女人被捅伤致残。据史料记载，一名怀有八个月身孕的孕妇还被人开膛破肚。西贡的战斗持续了大约两个月，英国人、法国人和日本人都同越南人展开激战。有些日本人后来倒戈，投靠了越南人。法国的外籍兵团里也是鱼龙混杂，不乏曾在北非和盟军打过仗的德国人，甚至还可能有党卫队军官。数以千计的越南人在监狱里受尽了酷刑，只经过5分钟的“审判”，就被处以重刑，甚至是死刑。
到了11月中旬，法国人又能在体育俱乐部里享用他们的开胃酒了，并确信生活将一切照旧。这种假象维持了一段时间，直至1949年南越独立、定都西贡时才宣告破灭；而在北越，随着1954年胡志明的共产党被承认为北越民主共和国的统治者，并且定都河内，这一幻想也化为了泡影。然而，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比这个狭长的东南亚国家更能印证莎翁的话了。麦克白对他夫人说过，冤冤相报，血债血偿。此言不虚，越南在历史上曾分为法属东京、安南和交趾支那三部分，后来呈现南、北越分庭抗礼的格局，最后才实现国家统一。
[4]Veronika Dankeschön，Dankeschön为德语里的“非常感谢”之意，这里是双关。
[6]黑、红、金三色是德国国旗的颜色，也是传统的日耳曼民族图腾的颜色。
[7]乌克兰港口城市，位于黑海旁边的克里米亚地区，2014年俄乌危机后，克里米亚公投并入俄罗斯。
[8]二战中德国屠杀了600万犹太人，约为全球犹太人总数的1/3。
[10]本——古里安（1886—1973），以色列首位总理。
[11]伊弗雷姆·卡齐尔（1916—2009），从政前是以色列著名物理生物学家，以色列国防军首席科学家。他的弟弟拉沙米也是享誉世界的化学家，后来死于1972年巴解组织策划的卢德机场大屠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