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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回家
1945年5月，逾800万“战争流离人员”被困在德国，等待被遣返回国，我父亲就是其中之一。在欧洲其他地方，这样的人还有差不多300多万，他们中一些人思乡心切，有些除了不想回家，去哪儿都成。其余的人则再也回不去了，因为他们无家可归：比如流落乌克兰的波兰人、奥地利的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藏身南斯拉夫的白俄人、逃难到哈萨克斯坦的犹太人等等。在亚洲，流离人员的数量同样庞大：650万日本人被困在亚太各地，其中一半是平民。100多万客居日本的朝鲜劳工依然寄人篱下。成千上万的澳洲、欧洲和美国战俘则散落在日本、中国大陆、台湾和东南亚等地，印尼人和其他亚洲人则被迫为日本在该地区的军事工程卖命。多达18万亚洲人参与修建了泰缅铁路，其中只有约一半人活了下来。
但凡是战争都会导致流离失所。2003年由美国主导的伊拉克战争致使500万人背井离乡。二战所引发的人员流散规模空前巨大，究其原因，可以发现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人为造成的：既出于冷酷的现实考虑，也有意识形态的驱动。比方说：奴隶工程、人口流动、“种族清洗”、国家边界变更、德国和日本两个“主宰者民族”外迁以寻求生存空间、内战爆发，以及整个民族被流放，不是死在屠刀下，就是在流放中忍受煎熬。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在欧洲，这些灾难背后的主要元凶是德国人，但斯大林在苏联国内及其边疆地区所施行的政策往往和希特勒一样导致生灵涂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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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父亲而言，回家的想法并不复杂。1944年，盟军解放荷兰部分国土、并切断他老家和德国之间的联系后，他和家里人的通信就中断了。即便如此，他至少还有家可回。1945年夏天，他从马格德堡（Magdeburg）一座英国收容站出发，先后乘坐英军卡车，而后转火车，再换公共汽车，被送至荷德边境。边境小镇恩斯赫德（Enschede）的接收委员会对他和其他返乡的荷兰人进行了盘问，调查他们在德国做工是出于自愿还是被逼无奈。那些被怀疑自愿效劳的人不光失去了领取食品配给的权利，而且还面临着麻烦。从这种麻烦上，可以管窥未来几十年一直困扰荷兰人的一大问题。这个问题就像覆盖在民族伤口上的旧疮疤，一遍遍地被人揭开：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谁是勇士，谁又是懦夫；谁卖国求荣，谁抗击外敌；谁是英雄，谁又是恶棍。（当然，实际上很少有非此即彼的那类人。）想要在欢迎声中回家，之前的路途可谓颇费周折。话说回来，盘问我父亲的人倒是彬彬有礼，他对此印象深刻：在习惯了当官的朝他大吼大叫后，他对这种礼貌已经有些不适应了。
到达家乡奈梅亨后，父亲的心情变得更加复杂。他离开柏林时，这个城市已经满目疮痍，可以说他见惯了破坏。但即便如此，走过奈梅亨古老的市中心时，他一定没有了方向感。原先许多气派的建筑都不见了，有些可追溯至中世纪。1944年，美国人的一场空袭搞错了目标，结果这些古迹遭了殃。父亲多年来一直渴望回家，但突然间他却心生怯意，以至于离家不远了，他却难以迈开步子。个中原因他已记不太清了，也许是因为无法确定双亲是否还健在，或者老房子还在不在。抑或者，他也许担心魂牵梦萦的团聚会让人尴尬；他不在的时候，可是发生了很多事情。
最后他还是回了家。全家人都安然无恙，团聚充满了欢声笑语，他也很快找回了属于自己的地位，并重新融入社会。父亲是幸运的。
反观其他人，流离失所的状态持续了更长一段时间，而且回家也只会收获失望，甚至还有更糟的下场。曾经遭遇的极端经历在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一道理解上的鸿沟。所有人都觉得自己是有故事的人。一个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活下来的人，怎么可能让家乡人理解他或她曾经历过的事呢，更何况这些人甚至连灭绝营都没听说过？
匈牙利作家伊姆雷·凯尔泰斯（Imre Kertész）在1992年的小说《无命运的人生》（Fateless）一书中就谈到了这种理解鸿沟。[2]作者本人是归化了的布达佩斯犹太人，曾被囚禁在奥斯维辛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他被遣送时年仅14岁，所以是在集中营里长大成人的。作家在小说里塑造了捷尔吉（György）这个有他自己影子的人物。捷尔吉回到布达佩斯，身上还穿着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配发的破破烂烂的条纹囚服，他脸庞消瘦，满是斑痕，像个老头。老家的房子里住着一群陌生人，他们充满敌意，形迹可疑，见到捷尔吉后便狠狠关上了门。对于集中营的生还者，特别是犹太人而言，这种经历并不鲜见。因为人们不指望犹太人还会回来，如果真回来了，只会对他们冷眼相待。然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同设法滞留在布达佩斯的昔日犹太邻居重逢只会让捷尔吉更加痛苦。他们告诉他：“国内日子也不好过。”得知他曾被关在哪里后，邻居给了捷尔吉一条善意的忠告：他应该“忘了恐怖的经历”，一心只想未来。这样的话捷尔吉之前也听到过。他在电车上遇到一位热心人，一名“民主派”记者，后者告诉他：最重要的是“纳粹的地狱火坑”总算完蛋了，一切都结束了。
捷尔吉没法让人们明白他并未去过什么地狱，他的经历不存在什么超自然的成分，他待的地方是集中营。他怎么可能忘记过去，只想着未来呢，难道过去只是做了个噩梦？或看了部恐怖电影？集中营的生活既非出于自愿，也谈不上舒适，但这终究是生活，是他的生活。你无法忽视这一延续性。问题在于，没有经历过相似情景的人，难以想象当时的情况，他们也不愿去想象，于是就遁入了抽象的话语，一会儿“地狱”，一会儿“恐怖”，而这些东西应该尽快被抛之脑后。
凯尔泰斯在小说结尾描写的那些人物——记者、捷尔吉的邻居施泰纳先生、弗莱施曼夫妇——都对捷尔吉抱有善意。但战时留在国内的人，后来在面对集中营幸存者或其余归国人员，譬如战俘或第三帝国客籍工人时，并非都表现得如此友好和温情。吃苦受难本来是件很个人化的事，但我们许多人都希望自己的悲惨经历得到别人的承认。如果别人也吃过苦，而且吃的苦明显多过我们，就有可能惹人恼火，也许还能勾起罪恶感，因此才有了“国内日子也好不到哪里去”这样的话。
犹太幸存者重返故乡，不管是回到波兰等经历血雨腥风的中欧国家，还是回到荷兰这样的西欧国家，他们有时遇到了冷若冰霜的对待。这种情况同一种模糊的、未完全泯灭的良心负罪感有一定关联，此外也源于反犹主义偏见。在经过了若干年德国占领军宣传大棒的教化后，这种偏见其实更可能是不减反增了。
这一点不止在通敌者和纳粹同情者身上得到了印证。1944年，荷兰南部光复后，一个名叫内蒂·罗森菲尔德（Netty Rosenfeld）的女青年终于可以告别躲躲藏藏的日子了。她来到一家荷兰抵抗运动管理的广播电台求职，却被告知罗森菲尔德这个姓氏不适合干广播这行。毕竟，她要理解，已经有足够多的犹太人为“重生荷兰”广播公司（Radio Herrijzend Nederland）工作了，这家电台甚至被起了个绰号，叫“重生耶路撒冷”。犹太人经历的遭遇固然不幸，但他们肯定吸取了一个教训：就是别想再排到队伍的最前面，期待还能主宰社会——这可是好言相劝。
1945年9月，一个名叫齐格弗里德·古德斯密特（Siegfried Goudsmit）的人在《准备报》（Paraat）这份荷兰抵抗运动创办的左翼报纸上讲述了下面这则故事：
一个公交车站。乘客们正在等候开往阿姆斯特丹的公交车。人群中有两个犹太人。其中一个坐在凳子上……某位非犹太“女士”对此不能接受，她告诉犹太人他应该站着。“其他人才有权坐这个位子”。您说得对，太太，要是我身体健康的话一定站着，但我从德国集中营逃出来后，十分虚弱，最近刚出院。您也看得出来，我身子骨依然很弱。“他们真该把你留在集中营，你这样的人我们这儿已经够多的了……”[3]
纳粹集中营的其他生还者被告知，不是只有他们才吃过苦；荷兰人也在挨饿，或丢了自行车[1]，或如何如何不幸云云。犹太人被奉劝不要老是提要求，也不要太得理不饶人。他们应该认清自己的地位，最重要的是要懂得感恩。
曾经隶属于抵抗运动的报纸《爱国者》（De Patriot）发表过一封讨论战后荷兰反犹主义问题的读者来信。这封信刊登于1945年7月2日：
毫无疑问，犹太人正是由于遭受过德国迫害，博得了荷兰人民的巨大同情。现在犹太人有必要见好就收，别太过分；他们应该时时刻刻牢记感恩的义务，而表达这种感激之情最重要的方式，就是尽他们所能，为那些代犹太人受苦受难的荷兰人提供补偿。犹太人应该感谢上苍，他们从集中营里活着走了出来。这份（来自荷兰人的）同情也可能被人弃如敝屣……他们（犹太人）真的不是唯一吃过苦的人……[4]
如此看来，多数犹太幸存者选择保持缄默就不足为奇了。对于1940年大约15万荷兰犹太人有四分之三未能活下来，他们保持缄默；对于只有区区5000人从集中营返回家乡，他们保持缄默；对于荷兰官僚、警察和法官积极协助纳粹刽子手屠犹，他们保持缄默；对于犹太人被一火车皮一火车皮往外遣送时荷兰人的噤若寒蝉，他们一样保持缄默。
战后最初几年里，荷兰一口气兴建了大批战争纪念碑，有为抵抗运动战士立的，有为阵亡军人立的，有为民族苦难立的，也有为英雄烈士立的。第一块犹太大屠杀纪念碑立于1950年，位于阿姆斯特丹，靠近昔日犹太市场、17世纪葡萄牙犹太教堂和犹太人住宅区的交界处。这些宅子的主人曾经被人拖出家门，房子自此空置，里面的东西继而被瓜分，什么也没剩下。纪念碑由白色石料雕琢而成，顶端有一颗大卫星，表面刻着五幅浮雕，分别描绘爱、抵抗、坚韧，以及荷兰人的悲恸这几个主题。这座纪念碑名叫“犹太感恩纪念碑”。
事实上，犹太生还者的存在让人尴尬。因为在战后废墟上匆匆构建起来的英雄事迹根本和他们无关。不管在荷兰、法国或任何其他国家，人们都想忘记一些不太光彩和叫人难过的往事。经历了战时国土沦陷的男男女女，看到别人大难临头时，选择低下头，当做什么也没看见，他们靠这种明哲保身之举，竭尽所能地在国耻中委曲求全。完了却跳出来冒充自己一直是英雄。1950年代，那时我还在读小学，从小到大，老师自豪地给我们讲荷兰人民抵抗外敌的故事——大多是些小题大做的段子，比如德国兵跟人问路时，故意给他们指错方向，等等。
我年幼时最喜欢的儿童作家是诺雷尔（K. Norel），他的书讲的都是抵抗运动小战士的英勇行为，标题个个起得慷慨激昂，譬如《赶走暴政》，《待命，儿童团》，《抵抗和胜利》。然而，不管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英雄名单里都没有犹太人的位置。陈旧的偏见并未消逝。这里有一段文字，摘自诺雷尔的《赶走暴政》：“犹太人也许不是英雄，但他们真的很精明。只有在纳粹开始搜刮犹太人的财富和资产时，他们方才觉醒并发动报复。他们精到骨子里了，所以才没让敌人卷走上百万的钱财。”
* * * * *
在法国，经过一段时期的狂野报复后，戴高乐政府决意弥合法国社会的深刻裂痕，做法是营造一种多数公民都曾英勇抗击德国人的假象。然而，尽管这一功利性的自我麻醉也许有其必要性，但回乡的战俘却同犹太人一样，与其基调格格不入。这些邋里邋遢的男人，穿着磨破了的老式军装。作为1940年耻辱战败的责任人，法国自然不会轰轰烈烈庆祝他们回国。在“战斗的法国，唯一的法国，真正的法国，永恒的法国”中（这是巴黎解放后第二天戴高乐的原话），没有这些人的位置。他们唯一的希望是还能领到食品配给券，拿到一些现金，让医生给他们做一次体检，最后还能光临几个放《马赛曲》的酒吧（前提是他们人数够多，值得奏乐欢迎）。
维希政府曾把战俘描绘为一群勇士，他们忍受牢狱之灾，为的是保全法国的荣耀，这些宣传在战后给回乡的战俘帮了倒忙。日后成为著名作家的罗杰·伊科尔（Roger Ikor）于1940年5月被俘，虽然他有犹太血统，但还是和其他法国战俘一样被关押在波美拉尼亚（Pomerania）的大牢里。他在回忆录里写道：“我们被人噤声，无法抗议，成了贝当和他党羽最好的支持者。他把我们比作法兰西最纯净的血液，难道不是再正常不过了？出于恰恰相反的理由，戴高乐主义者鄙视我们。两百万战俘，两百万沾上贝当主义污点的战俘，让那些不可一世的大佬和他们对法兰西的看法蒙羞了。我们没像他们那样顽强抵抗，而是甘愿束手就擒了吧？所以我们必须得是懦夫，流的不是最纯净的而是最肮脏的血。”[5]
于是，战俘回国后，人们对他们常常摆出一副公事公办的冷脸，嘴上虽然不说，但举止悄无声息地透射出蔑视。战俘们能够得到的最好待遇也就是被人俯视。在遣返中心，接待他们的都是穿制服的官员，态度蛮横，而且常常是女人。她们的官衔有时高过这些在铁丝网后度过战争的男人，而且并不羞于拿官阶压人。
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曾参加抵抗运动，她在《战争》这部回忆录里描写了这种官大一级压死人的做派：
不断有人抵达。一卡车接着一卡车……战俘被分成五十人一组，扔在遣返中心……这些可怜的小伙子看着大厅，脸上都挂着笑容。他们周围站着遣返中心的军官。“来，小伙子们，排好队！”他们于是排好队，依旧面带笑容……最近这几天我一直在火车东站，有个女人对着外籍兵团一名士兵一通臭骂，然后指了指她的肩章。“不知道要敬礼么，小子？你没看到我是上尉？”[6]
杜拉斯本人很左，而且对她描述的这些爱摆官架子的官员甚为鄙夷。拿她的情人和左派抵抗运动同志迪奥尼·马斯科洛（Dionys Mascolo）的话来讲（马斯科洛在回忆录里简称“D”）：这些人是反动派，他们“反对任何不直接归属戴高乐派的抵抗运动，他们会占领法国，他们自以为代表了有思想的法国、有权威的法国”。[7]他们口中“永恒法兰西”的英勇事迹一定是对自己的讴歌。
杜拉斯的回忆录里还有一段让人为之心碎的文字。她的丈夫罗贝尔·安泰尔姆（Robert Antelme）也是左翼抵抗运动战士，他被德国人逮捕后送往布痕瓦尔德。尽管在战时已经和“D”好上了，但杜拉斯依旧渴望见到丈夫活着回来。这也是她为什么来来回回往返于遣返中心和火车东站之间的原因。她迫切想要得到他还活着的消息。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日后的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在德国人的集中营里巧遇了安泰尔姆，后者已经无力说话，更别说走路了。但是，日思夜想的团圆最后还是在巴黎上演了：
博尚（Beauchamp）和“D”用肩膀架着他。他们在一层楼停了下来，他抬头往上看。
后来的事我记不太清了。但他肯定是在看我，然后绽放出笑容。我尖叫着说，不，我不想看到你这样。我又开始狂奔，这次沿着台阶飞驰而上。我记得自己在撕心裂肺地尖叫。我的尖叫引发了战争，六年了，我从未哭过一次鼻子。我躲进了某个邻居家里。他们逼我喝下一些朗姆酒，往我嘴里灌酒，对着尖叫的嗓门灌酒。
接着，过了一小会儿，她又见到了他，安泰尔姆的脸上依然挂着笑容：
正是这个微笑，才让我认出了他，但我们之间隔着好长一段距离，就好像我是在隧道的另一头与他相见。这是一丝带着尴尬的笑。他在为自己以这种颓废的状态出现在我面前表示歉意。然后，笑容渐渐隐去，他再度成为一个陌生人。[8]
我父亲没去过布痕瓦尔德，他老婆也不是某个投身荷兰抵抗运动、找了情人并很快同他离婚的女人。他的回家之路远没有安泰尔姆那样富有戏剧性。但在杜拉斯回忆录的这段文字之中，有些地方也暗示着我父亲害怕回家的原因——担心自己变成陌生人。
* * * * *
如果说法国战俘的回乡之路已经够艰辛了的话，那么对德国和日本战俘就更是如此。他们肩上不仅承担着吃败仗的负担——这已经够沉重的了——还要面对来自同胞的鄙夷，甚至是仇视。在国人眼里，他们要为一场灾难性的战争负责，他们还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曾几何时，这群不可一世的战士骑在整个民族头上作威作福，但最后却输得一败涂地，灰溜溜地回来了。这种说法当然有失公允。也有人，包括几百万女性，曾经夹道欢送他们奔赴战场，手里挥舞旗帜，嘴上唱着爱国主义歌曲，还庆祝他们打了胜仗——有些是真打赢了，有些则是政府的虚假宣传。在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里，官方歇斯底里的蛊惑导致全民血脉贲张，对于其后果，普通士兵所承担的责任，并不比那些曾高声祝愿他武运长久的普通百姓要多。起码在德国，什么样的罪名都可以往纳粹头上扣。日本人没有纳粹党，所以就把他们的军事灾难归咎于“军国主义者”，或者往大了说，归咎于任何同军队有关联的人。这同样也是战后美国宣传机器所传播的观点，日本媒体对此也是亦步亦趋。
正如日本散文家坂口安吾所写的那样，神风特攻队的飞行员（Tokkotai）“今天已经摇身一变成了黑市上的混混了”。[9]人们把这种云泥之别的落差，把这一挣脱国家妄想的全民觉醒，完全归咎于那些被派去为天皇玉碎、最后却不幸苟且偷生的人。战后没多久，日本曾流行过这样一个词，Tokkotai kuzure，即“堕落的神风队员”，用来形容那些曾经满怀病态理想主义、后来却堕落到整天嫖妓买醉的年轻男子。
1945年日本战败前夕，人们就已经对日军的耀武扬威颇有微词，虽然公开抱怨要冒极高的风险。战时军人滥用暴力，到了和平时期又从事犯罪勾当。当人们见识了其转变之快后，帝国军人的高大形象就变得更为不堪了。战争末期，军队仓库依旧塞满了商品，要什么有什么，除了武器外，还有毛毯和衣服，这些对穷困潦倒的国民而言都是必需品。经过高级军官和他们的平民亲信——多为战时劣迹斑斑的帮派成员——大规模且有组织的掠夺后，仓库空空如也。渐渐地，这些商品流进了黑市，售价之高，使多数人无力消受。
让几百万接受训练、成为国家杀戮机器的年轻人重新做回老百姓，从来都不是一个顺利的过程。吃了败仗的耻辱感让这一转型更难实现。1946年夏天，一档电台节目开播，其在提供失踪人员信息之余，还推出了一个特别板块，目标听众是彷徨无措的老兵，每周播放两次，栏目名字叫“我是谁？”。此举显得再合适不过了。[10]
垂头丧气的士兵因为军事失利已经毫无血性。返乡后，看到家园破败，或者婚姻告急，他们面临更为沉重的打击。描写战后初期的德日两国的电影和书籍都有一个相同的主题，即返乡士兵和妻子之间的鸿沟。妻子因为寂寞难耐，或只是为了糊口活命而与人偷情。这一主题和战争本身一样古老：从特洛伊征战归来后，阿伽门农被他的妻子，或是她妻子的情人杀死在自己家里，也有说法是两个人协力谋害了他，这取决于读者读到的是哪个版本的故事。赖纳·维尔纳·法斯宾德（Rainer Werner Fassbinder）拍摄于1979年的电影《玛丽娅·布劳恩的婚姻》是将这一主题刻画得最入木三分的德国电影之一：玛丽娅的丈夫刚从惨烈的东线战场退下来，发现自己的老婆几乎赤身裸体躺在一个黑人美国兵的怀里。这一故事中，最后命丧黄泉的是奸夫。日本也拍过一部类似的影片：由小津安二郎执导的《风中的母鸡》（1948年），虽然知名度较前者要低不少。跟小津一贯平如止水的风格不同，影片最后高潮迭起，丈夫因为妻子在他离家期间和其他男人上床，醋意大发，愤而将她推下楼梯。妻子受了伤，一瘸一拐却仍央求他的原谅。最后，随着两人的泪水纵情流淌，影片在皆大欢喜中结束。
在跌宕起伏的大结局到来之前，影片的故事情节很能反映当时的时代背景。片中的妻子时子不知道丈夫是死是活，努力用她做针线活赚来的微薄收入维持自己和年幼儿子的生计。儿子后来身患重病，时子无力支付医药费，于是只好在一天夜晚下决心向一个陌生人出卖自己的肉体。当丈夫修一最终从战场上归来后，时子向丈夫坦白自己曾卖淫失身。修一对妻子的不忠怒不可遏，狂性大发。但忠不忠其实不是重点：真正激起战败士兵怒火的是他为了重获自尊所作的挣扎。影片高度现实主义，尽管在真实的生活中，婚姻也许不会因为催人泪下的和解而得到挽救。
报纸收到的读者来信显示出士兵返乡的问题十分严重。1945年12月16日的《朝日新闻》曾刊登过知名的小说家志贺直哉的一封信。信中，他提出政府有义务改造昔日的神风队员。年轻人曾被教唆要为国家荣誉舍生取义，这叫他们在1945年后人吃人、冷漠的世界里有何资本重建生活呢？唯一能防止他们坠入绝望、被人唤作堕落者的办法就是国家要启动一项特殊教育计划。在给志贺直哉的回信中，一位作者对他的建议表示赞同，但同时指出日本社会本身也亟须再教育。某封信的作者本人就是受训进行自杀式袭击的神风队员，他表示Tokkotai在战时的训练和精神正是战后日本堕落文化中所需要的元素。
《朝日新闻》收到的所有来信中，有一封言辞最为激烈，作者同样也是退伍军人。这封信刊登于12月13日：
同袍们！我们现在自由了。我们从暗无天日、惨无人道的军旅生涯中解脱出来，从血淋淋的战场上活着回来了。但在国内，等待我们的却是老百姓犀利的眼神，他们怀着对好战派的满腔怒火。我们的家园在战火中毁于一旦……血腥的战斗是结束了，但是生活真正的战斗才刚刚打响……[11]
事实上，他写道，年轻时的一些幻想已经被军旅生涯扼杀了。自私自利、欺软怕硬的军官们平日里总是惺惺作态，表现出一副效忠国家、或忠于其他浮夸理想的姿态，后来被证明完全就是矫揉造作，毫无真情。普通一兵被当成一台机器。事到如今，他写道：“老兵已经成了坏人的同义词……”
“人们到底是如何看待我们这些老兵的？”同一天的报纸上，另一位作者这样问道。“人们认为当兵的和好战分子是一回事。当然，好战派应当为我们战败承担责任。但是普通士兵并不是这样的人。他只是一个为自己国家而战的爱国者。你们真的以为我们放弃自己的大好青春，在陆地战场或太平洋上厮杀，为的只是满足我们自己的利益和欲望么？我真心希望人们能对我们老兵多一些温情。”[12]
类似的情绪一定能得到越战美国老兵的共鸣。但即使是打赢了一场几乎全世界人都认为师出有名的战争，胜利者回国后过回老百姓的生活时也会遇到问题。小名“比尔”的威廉·莫尔丁（William“Bill” Mauldin）是美军里最有声誉的漫画家。他在《星条旗报》里用调侃的笔法塑造了威利和乔这两个努力适应欧洲战场军旅生涯的美国大兵。他的作品让他成为了美国大兵——亦称“大头兵”（dogfaces）——心目中的英雄。威利和乔说话风格及思维方式跟一般士兵没什么两样。他们的想法常常都不讨长官喜欢，这一点使莫尔丁招徕了巴顿将军的抨击，后者还威胁要让这“兔崽子蹲班房”。1945年6月，威利的形象出现在《时代》杂志的封面上，他的模样看起来很疲惫，胡子拉碴，蓬头垢面，邋遢得很，左侧嘴角叼着根香烟，这跟勇士的威猛形象相差十万八千里。
在发表于1947年的作品《回家》中，莫尔丁图文并茂，描绘了威利和乔的返乡之路。从莫尔丁的画来看，两人面临的麻烦，以及他们展现出的态度，很接近日本报纸编辑收到的老兵来信中流露出的情绪，只是立场更为温和。比如拿反感上级这点来看：威利和乔两人穿着宽松的平民服装，站在酒店前台前，等待登记入住。身旁，一个穿着条纹裤子、头戴帽子、上衣缝有肩章和金黄色纽扣的搬运工正提着他俩的行李。这人脸色阴沉。乔搭话道：“是威尔逊少校啊，哦哟，你又穿上制服啦。”
比起日本兵对他们长官的仇恨，威利和乔的坏脾气还没有那么烈。要知道，日军长官曾派手下几万人执行自杀式任务，在新几内亚或菲律宾遭遇敌军火力、食物短缺之际，还杀掉下属，靠吃他们的肉果腹。但莫尔丁要表达的主旨，即一个不合格的士兵最多也就让自己倒霉，而若“将帅无能”，则会“累死三军”，说的同样是这个道理。[13]
要跨越军旅生涯和凡人生活之间的鸿沟，不管是对战斗英雄，还是对没立过什么重大战功的人来讲，都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前者的适应过程甚至可能更为艰难。对于军嫂和女朋友来讲，返乡的军人并不总是英雄气概十足。一幅漫画里，威利就穿着一套脏兮兮的西装，格外别扭地抱着自己战时出生、从未见过的孩子。他那戴着考究的帽子和手套的太太如此评价：“我本来希望你能穿上军装，这样我就能以你为荣。”莫尔丁介绍道：“威利太太认识威利时还在读大学，那时处于战争初期，战事还较为顺利，和班上的女同学一样，她崇拜穿漂亮军装的男人。她一直对威利有些失望，因为他没有当上手握马鞭、穿粉红色马裤的军官”，甚至连勋章都没得过。因此，莫尔丁接着说：“她不仅被剥夺了佩戴他的勋章、昂首阔步的乐趣，而且她突然意识到，自己之前从未见过他穿便装的姿态，而且他看着真有些皮肉松弛，其貌不扬。”[14]
因此，一些老兵在理想幻灭后，由于无法适应平头百姓的生活，或者受战争创伤太深，从而出手伤人，就不足为奇了。所有战争过后都有这种情况。但是在二战结束后的第一年，媒体对这些案件给予了过高的关注。一则漫画里，威利的太太在读报，标题写着“老兵脚踹婶婶”，她身旁的威利满脸沮丧，坐在扶手椅里，喝着一杯威士忌。漫画的文字介绍是这样的：“第17版上有条凶杀案的短讯，凶手用斧子连杀三人，没有老兵牵涉此案。”[15]莫尔丁一语道破了悲哀的事实，诸如此类耸人听闻的标题“为战后每个国家都存在的流言蜚语火上浇油——返乡军人所受的训练就是杀戮和斗殴，他们将是社会潜在的威胁”。
跟德日两国老兵相比，返乡美国兵造成的问题尽管在某些方面有些近似，但可能没那么严重。他们毕竟是战斗英雄，回到了地球上最富裕的国家，沐浴在胜利的光环之下，而且不久之后还将获益于伟大的美国兵法案，由政府出资，接受教育。但即便在美国，身着戎装的男人常常和英雄事迹对不上号。不过，战胜国和战败国之间有一点重要区别，这种区别造成的影响比任何惨绝人寰的战争过后的苦日子都要长久得多。一方面，德国人和日本人对英雄理想丧失了兴趣。他们再也不想和战争扯上关系。另一方面，英国人和美国人却一直未能摆脱对以前峥嵘岁月的怀念，这就导致了一种很要命的倾向，诱使他们未经深思熟虑便贸然发动军事冒险，如此一来他们和他们的国家就能重温一回当英雄的旧梦了。
* * * * *
那么，那些不愿回家的人后来下场如何呢？
克恩滕州（Carinthia）是奥地利的农业区，那里的德拉瓦河谷（Drau Valley）因壮观的阿尔卑斯山风光闻名于世，山涧湖水冰凉澄澈，牧场绿草茵茵，松林覆盖，鲜花烂漫。这番美景，对于从南斯拉夫逃难至此的斯洛文尼亚难民而言，就像来到了人间仙境。他们之前藏身于深山中，躲在一条劳工为德军所挖的隧道里，里面伸手不见五指，被水浸泡。此刻，他们终于走出隧道，重见天日。后来，也有别的人顶着严寒，走过崎岖艰险的山路，来到这里。其中一个人回忆起当时情景时说道：“在这片风光旖旎的大地，在这方奇妙多姿的世界，四周各个角落似乎都闪着生命的光芒，发出生命的回响。”[16]
1945年的春天很美。然而，如果走近了看，除了能见到星罗棋布点缀其间、美不胜收的村落和乡村教堂外，还能在这片神赐之地上看到一些奇怪且不太和谐的迹象。德拉瓦河谷遍布着难民营和棚户区，这些临时搭建的房子里住着上万人，有退役军人、妇孺，还有他们的马匹、牛车，甚至还有骆驼。村子里能看见哥萨克人，他们戴着高高的羊皮帽子，神气活现；除了斯洛文尼亚农民外，还有塞族的切特尼克党人，部分是保皇党，部分是法西斯，有些则兼具双重身份。此外，这里还有克罗地亚法西斯，他们曾隶属于令人谈之色变的“乌斯塔沙”；剩下的人里有乌克兰人、俄国人和诸多欧洲国家的战俘。甚至有些纳粹杀人狂也藏身在山间棚舍中，比如在同党口中叫做“格洛博斯”（Globus）的奥迪路·格洛博奇尼克（Odilo Globocnik）。他是斯洛文尼亚籍德国人，曾下令在波兰建造了几座灭绝营，除此之外还犯下过其他罪行。这群难民大多是为了躲避铁托的共产党游击队或是苏联红军，才逃到这里，他们身心俱疲。伦敦《泰晤士报》的一名记者把这群人和“1500年前的东歌特人大迁移”相提并论。[17]奈格尔·尼克尔森（Nigel Nicolson）时任英军情报官，日后成为著名的伦敦出版商，用他的话来讲，克恩滕是“欧洲的污水池”。[18]
克恩滕被英军所攻占。从某种方面来讲，说克恩滕是民族迁移的痛苦渊薮，实在是恰如其分，因为该地区所见证的政治变迁很能够代表以族群划界的民族主义思潮。这股思潮曾在欧洲造成生灵涂炭和文化浩劫。克恩滕南部的人口中绝大多数都是斯洛文尼亚族。战时，管辖该地的区长（Gauleiter，即纳粹政权的地区总督）是克恩滕人弗里德里希·莱纳（Friedrich Rainer），母语是德语的他试图在南部地区推行“日耳曼化”，手段要么是逼迫人们讲德语，要么一不做二不休，直接驱逐斯洛文尼亚人，让有日耳曼血统的人取而代之。战争末期，铁托的游击队曾入侵该地，并宣布克恩滕归南斯拉夫所有，但后来被英军打了回去。
但这仅仅只是“欧洲污水池”问题的冰山一角。那里人满为患，既有平民，也有要么不想回国、要么已无家可归的军人。奈格尔·尼克尔森写道：
似乎有源源不断的各民族的人来向我们求助，希望我们能提供保护。德国人担心铁托加害他们，哥萨克人害怕保加利亚人，切特尼克党人畏惧克族人，白俄人又忌惮俄国赤匪，奥地利人担心斯洛文尼亚人来寻仇，而匈牙利人则人人都怕，反之，其他人也怕他们……（克恩滕）不仅是纳粹战犯最后的藏身之地，也是躲避俄国人和铁托追杀的一些民族的栖身之所，他们相对来讲与世无争，却没人愿意收留他们，而且不论去哪儿，都会遭人迫害。[19]
很多时候，迫害还算是轻的。那些和铁托的共产党较量过的斯洛文尼亚人、克族人、塞族人，有时是帮着德国人一块打铁托，有时是孤军奋战。他们知道，自己如果落到南斯拉夫的死对头手里，等待他们的将是酷刑和死亡。1917年后爆发的俄国内战中，不少哥萨克人和共产党打过仗，之后的岁月里，他们当起了服务生，开起了出租车，有些还成了作家，靠向散落在欧洲各国首都、没什么名气的流亡人士杂志卖文为生。哥萨克人知道，如果回到苏联，等待他们的要么是被处决，要么是在古拉格（gulag）里慢慢死亡。同样担心的还有乌克兰人，他们愚蠢地——但不是毫无理由地——拉希特勒做靠山，希望借此摆脱斯大林。这些想想就让人胆寒的揣测后来都成了现实。他们没有预料到的是，本以为欧洲最侠肝义胆、最光明磊落、最慷慨大方的英国人，居然会逼他们走上绝路。
奥地利小镇布莱堡（Bleiburg）位于克恩滕州南部，靠近南斯拉夫边界。驻扎此地的英军爱尔兰38旅的指挥官斯科特（T. P. Scott）准将于5月14日收到一份报告，称有20万克罗地亚军人和50万平民正在靠近英国人的防线。斯科特前去会见了他们的代表。虽然他富有同情心这点人尽皆知，但斯科特还是硬着心肠告诉克罗地亚人，他们恐怕不太可能获准进入奥地利境内，因为已经没地方了。他们只能饿肚子了。好吧，一些克罗地亚人回答，饿就饿吧。其余的人则想知道能不能去非洲，或者美国。不行，这同样也行不通。既然这样，那他们“宁愿死在这里，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也不会向布尔什维克投降”。[20]
英国人费了不少口舌，最终，克罗地亚人被说服了，他们又渴又饿，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同意向铁托主义者投降（英国人管他们叫“铁头帮”）。克罗地亚人得到承诺，男人会被当作战俘好好对待，而女人则会被送回克罗地亚的老家。斯科特旅长大可放心。
也许永远不会有人知道后来到底发生了什么。活下来的克罗地亚人寥寥无几，他们的回忆充满了恨意，也许带有添油加醋的成分。但从中我们还是能窥见他们所遭受的非人待遇。根据部分生还者的口述，5月15日和16日两天，有两千名士兵和军官在南斯拉夫境内被枪毙，尸体被扔进事先挖好的壕沟。5月17日，一场沿着德拉瓦河、目的地为斯洛文尼亚马里博尔（Maribor）的“死亡行军”开始了。据一种说法来看：“几万名克罗地亚人被分为几列，他们手上绑着绳索……然后，在又渴又饿、虚弱无力、缺胳膊少腿、痛苦不堪的情况下，被逼着和骑着马或坐着马车的‘解放者’一齐长途奔袭。受不了这种奔跑‘行军’的人不是被捅死、打死，就是被枪毙，尸体被留在路边，或被扔进土坑。”[21]另有资料估计“约12 000名克罗地亚人”葬身壕沟。“由于血水渐渐渗出地面，肿胀的死尸使地表上浮，游击队在地上浇了某种碱性溶液，再盖上一层土，最后开着坦克把地面轧平。”[22]
就算这些故事因为愤怒而失真，无可置疑的是铁托的游击队的确杀害了一大批人，受害者不仅有死在“死亡行军”过程中的克族人，也有塞族人和斯洛文尼亚人。他们被人用机枪处决在科切夫耶（Kocevje）茂密而美丽的森林里，那里至今还有野猪、猞猁和马鹿出没。他们之所以会作为共产党的俘虏出现在当地，是因为英国人把他们送上了开往南斯拉夫的火车，但骗说目的地是意大利。如果说出真正的目的地，会造成极大的恐慌，英军可是不惜一切代价要防止其发生。
英国人把俄国人和其他共产党的反对派交给他们的死对头，必要时靠的是花言巧语、虚与委蛇，有时则是强制执行。对这种政策，英国人为自己开脱的说辞不外乎是这些克族人、塞族人、斯洛文尼亚人、白俄人和乌克兰人反正都是叛国者，他们曾经和德国人并肩作战。简言之，他们不仅是苏联的敌人，也是英国的敌人。但妇女和孩子很难被归为敌方战斗人员，况且，实际情况远没有那么简单。
的确，诺曼底登陆后，盟军在法国境内俘虏的德军士兵中有十分之一其实是穿德国军装的俄国人。这些俄国人大多一句德语都讲不来，他们很乐意向英军投降，甚至如释重负。他们从来就对希特勒的计划不抱任何热情。其中不少人过去是东线战场上被俘虏的战俘。1943年，那些在德国蓄意饿死苏联囚犯政策下侥幸生还的俄国人面临着一个残酷的抉择：当时德军兵员严重不足，他们要么就加入德军特别成立的外籍兵团，要么就坐等饿死。
哥萨克人的情况更为复杂。他们的高级军官都是参加过俄国内战的老兵，如今已经年逾花甲。他们将纳粹入侵苏联看成是夺回哥萨克人传统领地的最后机会，回到故土，他们就能像祖辈那样生活，延续类似18世纪时的武士等级制。德国人承诺，如果他们愿意和德国人并肩作战，就会帮助他们实现这一夙愿。哥萨克人同意了，他们作战异常骁勇，佩戴着镶嵌珠宝的祖传短剑和弯刀。要恢复一种恐怕早已一去不复返的生活方式是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追求，但是并不明智，而且过程常常十分血腥。哥萨克人在苏联打仗，后来被迫撤退至南斯拉夫，身后还跟着数以千计的难民。这些人再也无法忍受在斯大林统治下的生活。战争末期，德国人效仿日本人在东南亚的做法，把侵占的领土分给同他们合作的政权，算是最后时刻买通对方接着打下去的筹码。哥萨克人被告知可以在意大利的阿尔卑斯山区建立“哥萨克国”。可等英国人一到，哥萨克人便宣称英国人不是他们的敌人，苏共才是，并决定放弃建立哥萨克国，穿越国境，进入克恩滕世外桃源般的山谷中。
据传说，克罗地亚法西斯在不苟言笑的首领安特·帕维里奇（Ante Pavelić）的带领下，所作所为甚是骇人，就连德国人闻后都不寒而栗。意大利记者库尔乔·马拉帕尔泰的文笔常常充满了生动的想象力，他写到自己曾采访过帕维里奇。采访间隙，他看到这个独裁者的写字台上有一只柳条篮，里面装满了又小又圆、滑腻腻的东西，看样子像是鲜嫩多汁的牡蛎，或者生蚝一类的东西。马拉帕尔泰就问帕维里奇，这些是不是大名鼎鼎的达尔马提亚（Dalmatian）牡蛎，帕维里奇淡淡一笑，说这些重达四磅的小圆球其实是游击队员的眼睛，是忠诚的乌斯塔沙部下送给他的礼物。
乌斯塔沙跟铁托的游击队、斯洛文尼亚的“家园卫队”和塞族切特尼克党一样都是杀人不眨眼的主。然而，我们很难一分为二地将他们之间的混战清楚界定为盟军对阵德军，民主派对阵法西斯，甚至是共产党对阵反共分子的战争。这些派别被卷入同时发生的几场内战之中，围绕着不同的族群、政治和宗教路线展开厮杀：克罗地亚天主教徒、塞尔维亚东正教徒、波斯尼亚穆斯林、塞尔维亚保皇党、共产党游击队、斯洛文尼亚“家园卫队”、斯洛文尼亚共产党，所有阵营都在互相打来打去。无论是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还是纳粹主义，意识形态之争只解释了一部分原因。只要能满足各自的国内目标，所有派别都会与外来势力结盟，纵使是德国入侵者也不例外。昔日的切特尼克党徒和游击队都在某一特定时期对抗过德国人，算是盟友。当他们同时站在面前时，叫一个英国兵如何区分谁是敌，谁是友呢？
到了最后，判断敌友同样只能借助武力了。英国的地中海事务全权大使哈罗德·麦克米伦这样写道：“到了1943年12月，对时局看得最清楚的英国人明白，南斯拉夫最终会是游击队的天下，王权没有任何出路，而且再也无法起到团结各民族的作用了。与此同时，该地区有着举足轻重的军事价值；因为铁托的部队在得到充分援助后，有能力拖住好几个师的德军，这对意大利的战事，乃至今后开辟法国战场十分有利”。[23]切特尼克保皇党很不幸，他们在内战中属于必然会输的一方。
如果说1945年西方人还把铁托看成是重要盟友的话，那么斯大林也一样。那时许多英国人和美国人还亲昵地管他叫“乔叔叔”[2]。因此，1944年9月，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在莫斯科会晤苏联外交部长时，居然承诺会遣返所有苏联公民，“不管他们愿不愿意”，也就不那么令人意外了。[24]这么做，不光是因为人们觉得有必要同战时盟友保持友好关系，而且因为英国不想贸然行事，危及苏占区几千名英国战俘的命运。
英国政府的其他成员，包括温斯顿·丘吉尔，对这项绥靖政策都有着良心上的顾虑，因为他们很清楚其后果如何。经济作战大臣赛尔伯恩伯爵（Lord Selbourne）在给丘吉尔的信里写道：把这些俄国难民送回俄国，“意味着他们只有死路一条”。然而，艾登却写信给首相，告诉他“我们不能太感情用事了”。毕竟，他说，这些人被俘的时候，“是在德军阵中服役，他们在法国的所作所为常常叫人恶心”。他又列举了一些原因，进一步切中问题要害：“我们当然不希望永远被这些人拖累”。[25]就这样，在1945年2月举行的雅尔塔会议上，所有苏联人都会被遣返归国这点得到了正式确定。
许多俄国人是被逼无奈才穿上德军军装的；而在德国从事苦力、地位卑贱的苏联妇孺也从未穿过这身皮；另外，大部分哥萨克人从来就不是苏联公民，因此也不存在遣返他们的法律依据。然而，尽管如此，这些事实却未能左右艾登和苏联领导层。对于后者，遣返这批人牵涉到要歌颂的英雄事迹，尽管这同法国和荷兰的情况不太一样。想想看，曾经有如此之多的俄国人和其他苏联公民跟苏联作对，而且还是心甘情愿的，其余的人选择在德国干活，仅仅是为了能苟且偷生，这简直是一种耻辱。在官方正史里，所有生活在苏维埃工人乐园里的公民都抗击过法西斯敌人。投降是一种罪行，那些落入德国人之手的苏联人只能是叛徒，并被当成叛徒处置。
还有另一种复杂的后果。铁托的游击队也许是共同抵抗纳粹的盟友，在英国人的想象中，他们是一群被高度浪漫化、神圣的农民英雄。但他们对于意大利和奥地利南部的部分领土主张愈发让人生厌。西方盟友无意同昔日战友动武。但为了确保挫败铁托的非分要求，已经因为手下100万战俘而烦恼的哈罗德·亚历山大（Harold Alexander）元帅要求上级授权他先在奥地利“清场”。这就意味着要将南斯拉夫人送回南斯拉夫，俄国人送回苏联，而且是尽快。
这种“清场”的直接后果是惨烈的场面。如果单靠花言巧语还不能让人乖乖听话，久经沙场的英军士兵有时不得不流着泪，把这些战俘赶上牛车和卡车，其间连哄带骗，拳打脚踢，有时还用上了刺刀。女人扑倒在他们脚边号啕大哭，孩子被恐慌的人群踩踏，混乱之中，一些人中枪，另一些人与其坐等被遣返，宁可拿刀捅自己的脖子，或跳进德拉瓦河自尽。
哥萨克人也许是最悲惨的。他们幻想着被大英帝国纳入帐下，送到非洲当兵，或者派到亚洲和日本人作战。英国人有意识地鼓励他们做梦。在不可避免的命运到来之前，只要能让他们保持平静，随便怎样都行。哥萨克人表演精湛的马术，既自娱自乐，也给看守他们的英国人助兴。甚至连解除他们武装靠的都是阴谋诡计；英国人向哥萨克军人承诺，如果他们缴械，就能拿到性能更好的新式武器。英国人意识到，如果没了带头的军官，哥萨克人就不太会违抗命令。5月底，1 500名军官被英国人叫去“开会”，说是要商讨他们的未来，晚上就能回家。但事实上，后来就再没人见过他们。被移送给苏军后，那些没有被当即处决的军官被送往古拉格，活下来的寥寥无几。
剩下的哥萨克人看到长官迟迟没有返回，心急如焚，对英国人的疑心越来越重。是时候采取更为强硬的手段了。威逼手无寸铁的人把自己交给不共戴天的仇敌并不好办，这一差事落到了皇家爱尔兰明火枪团肩上。原因是罗伯特·阿布斯诺特（Robert Arbuthnot）少将认为该军抗命的可能性比英军要低。但实际上，士兵们良心上很不安，甚至差点因此哗变。该团指挥官大卫·肖（David Shaw）回忆道：“士兵们一个劲地唉声叹气，但最终还是执行了命令。那场面太可怕了。我记得有些女人躺在地上打滚，大声尖叫，有些还是孕妇。我的手下把枪放在地上，把这些女的抱上车，然后锁上门，站着目送火车离开，车窗里还传来女人们凄厉的哭喊。”[26]
6月1日，德拉瓦河畔另一个哥萨克难民营里的几千人在得到登车命令后，被他们的牧师召集到一起，彼此紧紧相依。牧师们一身东正教装束，嘴里一边祈祷，一边唱着赞美诗。一大群人跪着，手挽着手，最里面是妇女和孩子，外面围着青壮年男子。他们四周是宗教偶像的画像，黑旗，还有一个带着巨大十字架的祭坛。这么做的原因是相信军人不会对祷告者动粗。这样一来，就有必要采取行动了。人称“拉斯蒂”的戴维斯少校（“Rusty” Davies）和许多哥萨克人私交甚笃，他回忆道：“随着外围的人被拉开，剩下的人挤得更紧了，因为害怕，他们开始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拼命想离士兵远点。结果人群像叠罗汉一样，尖叫不断，歇斯底里，有些人被压在这座人肉金字塔下，动弹不得。”[27]
因为拥挤，一扇车窗被挤破了，一位年轻姑娘整个人被挤了进去，她的腿在此过程中被碎玻璃严重划伤。她这样描述人墙一面坍塌后的景象：
人们奔来跑去……吓得六神无主。眼前的一切乱作一团：歌声、祈祷声、咆哮、尖叫、这些可怜人被当兵的逮住时的哭喊声、孩子们的啜泣声、当兵的嘴里的骂娘声。所有人都挨了打，甚至连牧师也概莫能外，他们把十字架举过头顶，依旧在祈祷。[28]
最终，任务完成了。一些哥萨克人带着孩子投河自尽，一些人在营地外的松树上上吊自杀。其余的哥萨克人里大部分被装进运牲口的车，车身密不透风，只有一扇很小的窗户，里面放着一个木桶，供所有人如厕用。旅长斯科特向上峰报告，整件事“就是一出该死的丑剧”。“拉斯蒂”戴维斯少校说道：“回想当时，我至今仍然心存恐惧。”[29]
哥萨克人只是许多孤苦伶仃、备受打击、最后被历史灭亡的群体之一。实际上，说“历史”太过抽象了。他们是被活生生的人推向毁灭的，背后既有革命思想助推，也缘于清除异己、建立单一种族国家的想法。除了哥萨克人，还有其他人也成了这一思想的牺牲品，有些没准还曾是其信徒。
* * * * *
1945年的夏天，酷暑难耐，英、美、苏三个战胜国的领导人在波茨坦会晤，会上宣布的决定听起来就像是正确的大白话，甚至有些索然无味。在驱逐中、东欧的德裔居民一事上，盟国首脑达成以下共识：“三国政府在全方位考虑了这个问题后，确信把留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德裔人群以及相关人员迁至德国一事势在必行。各方同意，届时出现的任何人口流动都应以有序而人道的方式进行。”
听上去很公道。两年前的德黑兰会议上，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已经同意把波兰东部大片领土割让给苏联。这项遣返德国人的协议，倒是和领导人之间令人意外的友好氛围颇为协调。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和斯大林显得尤为投缘。（杜鲁门不太喜欢丘吉尔；英国首相曾试图拍杜鲁门马屁，结果热脸贴了冷屁股。）在位于波茨坦的总统官邸“小白宫”内，杜鲁门为斯大林和丘吉尔弹奏了帕德雷夫斯基（Paderewski）[3]的G大调小步舞曲。斯大林叫道：“啊，真好，音乐真是个好东西，它驱走了人类内心的兽性。”[30]
杜鲁门对斯大林的热乎劲儿似乎为当时许多美国军人所共享。美军军报《扬基人》在有关波茨坦会议的报道中，写到斯大林“很轻松地成为这场高朋满座的盛会吸引士兵关注的一块最佳招牌。而且这还是在流言四起、说他事先已得知日本人会投降之前的事。来自纽约州长岛市的约翰·图沃希（John Tuohy）下士在参军前是派拉蒙电影公司的订票员，如今在大腕云集的小白宫前站岗放哨。他形容斯大林‘比预想中的要矮小些，但身上一尘不染，穿着漂亮的军装’”。[31]《纽约时报》把三个战胜国首脑在废墟中磋商的画面形容为“三个走进墓地的人；他们手上握有全世界大部分权力”。[32]这其中自然就包含了决定1 100多万德裔移民命运的生杀大权。他们中不少人在后来属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地区拥有很深的根基。
波茨坦会议上的言论苍白乏味，但潜藏在背后的思潮则显得冷酷无情得多。苏台德区、西里西亚和东普鲁士的几百万德国人已经被赶出家园。就在波茨坦会议召开前，斯大林还让捷克斯洛伐克总理兹德涅克·费林格（Zdeněk Fierlinger）放宽心：“我们不会妨碍你们。把他们都赶出去”。[33]
在雅尔塔，丘吉尔告诉斯大林，他“对用武力驱逐几百万人的想法并不感到惊讶”。斯大林也向英国首相拍胸脯保证：“（波兰）再也不会有德国人，因为我们大军杀到的时候，德国人将闻风而逃，一个都不剩。”丘吉尔接着他的话说道：“那么就有一个问题，如何在德国安顿这批人。我们杀了六七百万德国人，战争结束前估计还得再杀个100万。”斯大林喜欢精确的数字，他想问个清楚：“究竟是100万还是200万？”丘吉尔答：“哦，我可没打算设什么上限。这样的话，就能在德国腾出空间，那些有用的人就能填补这一空间。”[34]
一些遭到驱逐的德国人曾是纳粹的热情拥护者，甚至还是战犯。生活在德意志帝国边陲的德国平民中，有不少——甚至可能是绝大多数——都对纳粹党和其当地部属怀有好感，特别是在苏台德区。虽然富甲一方，但那里的日耳曼人早在1938年之前就深感捷克人把他们当成二等公民。即使这样，许多人还是跟纳粹撇清关系，有些还积极反抗过纳粹。但无论是丘吉尔，还是斯大林，都无意作这种细化区分。所有德国人都得卷铺盖走人：罪犯、纳粹、纳粹反对者、男人、女人和儿童，无一例外。
在斯大林和希特勒的政策里，人口迁移、大规模驱逐和边界变动都是司空见惯的事。但丘吉尔脑子里想的是另一起先例：根据1923年的《洛桑条约》，希腊同意让国内的穆斯林移民土耳其，土耳其则让信奉希腊东正教的土耳其人迁往希腊。实际上，由于希腊和土耳其之间的战争，早在1923年前就已经有很多这样的人口流动，而且都是自发形成的。官方主导下的人员交换相对而言较少出现流血。但在1945和1946两年里，中、东欧出现的人口流动在规模上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当然了，人员交换多少还是有的：波兰东部并入乌克兰，那里的波兰人就搬到了西里西亚。这片曾经的德国领土，现在已经一个德国人也不剩了。说是交换，但真实情况是，差不多1100万人被迫背井离乡，而且其过程很少是有序而人道的。
柯尼斯堡的汉斯·格拉夫·冯·伦多夫医生相信人类之所以表现得像野蛮人，是因为他们背离了上帝。他曾一度试图徒步离开被炸弹和大火毁坏殆尽且被劫掠一空的故乡。他估摸着，如果挤上一班开往西方的火车——通常是煤车或牛车——实在太过危险，于是，他就在凄风冷雨中走过一片“荒无人烟的大地”：
（经过）一片片无人收割的农田……弹坑、被连根拔起的树木、翻进壕沟的军车，以及被烧毁的村庄。我在一间破败的屋子里躲避风雨，突然感到有什么东西在动。砖头地面传来一阵响声。一些衣衫褴褛的人这儿那儿地站着，凝望天空。他们中间有三个孩子瞪着我，眼神中带有敌意。很明显，他们也想逃离柯尼斯堡，但是被困在了这里。被俄国人抓住后，他们被命令哪也不准去，因此进退维谷。他们的最后一顿饭，是从稍作停留的俄国卡车上拿来的几个土豆。我没问这是以什么代价换来的。但从他们说话的口气来看，很明显，姑娘们为此又吃了一次苦头。老天爷，谁还能从这些可怕的记忆里获得些许慰藉呢？[35]
还有比这糟得多的事情。但比起许多施虐狂滥用暴力、大开杀戒和饥荒的传言，这则故事更能反映出那些突然失去家园的人内心的无助和无奈。他们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在一片人口衰减、落入他人之手的土地上，被困在了僵局中。
伦多夫排斥坐火车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不仅会连着几天被困在超载货物的车厢里，紧挨着别人，不吃不喝，想解手也没地方，还要忍受日晒雨淋。另外，中途还很可能被人带走，送进强制劳工营，或者最起码也会遭遇拦路抢劫。保罗·罗贝（Paul Löbe）是一名记者，因为加入社民党曾被纳粹政权逮捕。他描述过乘火车横穿西里西亚的一次经历：
俄国人把火车头和车身分开后，扣留了我们22小时。类似的中途停车还发生过几次……列车共被人打劫了四次，两次是波兰人干的，两次是俄国人干的。过程很干脆。铁轨被人扒掉，列车一减速，劫匪们就爬上车厢，抢走我们的行李箱和背包，扔在路堤上。半小时后，他们跳下车，收集战利品。[36]
在这段无法无天的时期，警察等官员常常跟劫匪是一路货色，因此火车站就成了最危险的地方。那些不得不在车站过夜的倒霉蛋常被成群结队的劫匪盯上。妇女不分老幼，都有可能被喝醉后撒酒疯的士兵强暴。失去家园、孑然一身的一种可怕之处就在于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别人可以对你恣意妄为。
从某些方面来看，西里西亚、普鲁士和苏台德区的德国人所遭受的暴行，其实是德国人对其他人——特别是犹太人——所作所为的恐怖翻版。许多公共场所禁止德国人入内；他们必须戴上印有字母N的袖章（N代表Niemiec，即波兰语里的德国人）；德国人不准购买鸡蛋、水果、牛奶或奶酪；此外，德国人还被禁止同波兰人通婚。
当然，这种类比还是存在局限性。保守派日记作家恩斯特·荣格的朋友曾从捷克斯洛伐克的狱中给他写信：“就眼下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德语区和匈牙利语区的悲剧而言，唯一能与之相提并论的只有犹太人大屠杀”。[37]这纯属胡扯。对于遣返过程中到底有多少德国人丧生目前依旧存在巨大争议。一些德国历史学家称死了100多万，反对者则表示实际死亡人数只有差不多一半。[38]但就算50万也已经够惨的了。话虽如此，当时并不存在系统性灭绝所有德国人的计划。而且西里西亚和苏台德区土生土长的德国人有时得到过加入波兰或捷克国籍的选择权。纳粹魔爪下的犹太人可没有这样的权利。
德国女人时而会遭到苏军、波兰人或捷克人的性侵，她们管自己叫Freiwild，也就是平等猎物的意思。所有无家可归、丧失权利的人基本上都会沦为这种猎物。1945年之夏，西里西亚是人们口中的“狂野西部”。波兰人把过去的德国城市但泽更名为格但斯克，在那里建立了新政府，过渡政府领导人宣布一场“掘金潮”已拉开序幕：“条条马路上都能见到来自波兰各地的人，只要有交通工具，他们都在风风火火地赶往格但斯克这条‘克朗代克河’[4]，他们只有一个目标：不是劳动致富，而是强取豪夺。”[39]德国人的房子，德国人的公司，德国人的一切资产，包括德国人自己，都如囊中取物，唾手可得。
然而，1945年发生的种族清洗远不止是停留在遣返或奴役德国人的层面上。赫伯特·胡普卡（Herbert Hupka）具有一半犹太血统，家住上西里西亚的拉蒂博市（Ratibor，今波兰的拉齐布日，Racibórz）。他记得曾被人在雨中赶着走，途经自己就读过的学校。过去他的父亲在此任教，教授拉丁文和希腊文。胡普卡留意到地上有一堆破破烂烂、湿漉漉的书，有托马斯·曼（Thomas Mann）[5]的，有阿尔弗雷德·德布林的，有弗朗茨·韦尔弗（Franz Werfel）[6]的，还有其他被纳粹封杀的作家的作品。这些书在被纳粹政府没收后扔进犹太公墓，现在不知怎么的出现在大街上，拿胡普卡的话来讲，“无人认领，就这么堆在体育馆前”。[40]
1945年，德国文化遭遇灭顶之灾，连同其被一锅端的还有那些传承德国文化的人。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的一些地区历史悠久，其中部分名城——布雷斯劳（Breslau，今波兰的弗罗茨瓦夫）、但泽、柯尼斯堡、伦伯格（Lemberg，今乌克兰的利沃夫）、布鲁恩（Brünn，今捷克的布尔诺）、切尔诺维茨（Czernowitz，罗马尼亚城市）、布拉格——都是上流德国文化的中心，传承这一文化的常常是讲德语的犹太人。如今，这些城市必须经历“去德国化”。路名和商铺的标牌被重新粉刷，地址更改，德国人的图书馆被一抢而空，纪念碑被毁，刻在教堂等公共建筑上的铭文——有些历史十分久远——被一一抹去；德语本身必须取缔。《扬基人》刊载了一篇发自布拉格的报道，文章这样写道：
如果你用德语问路（除非你不会讲捷克语），别人只会对你投来异样的眼光……不是说捷克人听不懂德语。多年来，德语几乎算得上是他们的第二语言。一名被迫在布拉格一间工厂为德国人干活的捷克人……这样说道：“请别在这儿讲德语。这是畜生的语言。”[41]
中、东欧人从生活中剔除德国人和德国文化的做法有诸多动机。不仅如此，甚至连存在过的记忆也要一并抹去。对于共产党人来讲，这么做是革命需要，旨在摆脱一个令人憎恶的资产阶级。对于党外的民族主义者，比如捷克总统爱德华·贝奈斯而言，这么做是对叛国行为的报复：“我们国内的日耳曼人……背叛了国家，背叛了民主，背叛了同胞，背叛了人性，背叛了人类”。[42]一位在捷克斯洛伐克天主教会任职的位高权重的神甫大声呼吁：“千年等一回，跟德国人清算的时候到了，他们坏透了，所以‘爱吾邻居’的训诫对他们丝毫不起作用。”[43]所有人都有仇德情绪，但将这点表达得最铿锵有力的是波兰首任总统瓦迪斯拉夫·哥穆尔卡（Wladislaw Gomulka）。他在波兰工人党的党中央大会上表示：“我们必须驱逐所有德国人，因为国家是建立在单一民族的基础上，而不是多民族的基础上。”[44]
就这样，希特勒的“宏图伟业”最终却由那些仇恨德国的人代为完成了。他的计划建立在种族纯洁和单一民族国家的想法之上，这些想法可以追溯至20世纪第一个十年，甚至比这还要早得多的年代。就算我们充分考虑到战后发生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等国令人毛骨悚然的种族清洗，我们也不应忘记，摧毁中欧地区德国文化的罪魁祸首其实是德国人自己。中欧的犹太人中间有相当一批都是德国上流文化坚定不移的守护者，德国人将他们赶尽杀绝，等于是咎由自取地开启了埋葬德国文化的进程。而在战后，通过把德国人赶出去，波兰人和捷克人以最快的方式为这项工作收了尾。
* * * * *
1945年的夏秋之交，数量众多的犹太生还者置身德国的流离人员收容站，这不是因为他们爱德国。就在不久前，这个国家还竭尽全力想将他们灭族，但犹太人还是感到这里更安全——反正比某些人的出生地要安全，比如立陶宛和波兰。至少，在美英两国守卫把守的难民营里，他们不太可能遭受迫害。数以万计的犹太人在波兰集中营捡回一条命后要么加入了游击队，要么结束了在苏联的流亡，返回故土。他们一窝蜂地在夏天涌入德国。很显然，虽然德国难民营提供了暂时的庇护，但他们还是离家十万八千里。而过去的“家”如今安在？多数幸存者已经无家可归，家仅仅存在于想象中，且已毁于战火。正如一些难民所言：“我们不在巴伐利亚……我们哪也不在。”[45]
残存的欧洲犹太人中不少受到严重创伤，生活无法自理，而且惶恐不安，心中又有怨气，不愿接受别人的帮助，如果伸出援手的不是犹太人则更是如此。难民营里，犹太人刚开始一般都和其他犹太人共处一室。有时候，由于官员马马虎虎，敷衍了事到了不像话的程度，他们甚至还会和昔日纳粹关在一起。难民营里环境之肮脏简直难以想象。所受待遇连最卑贱的畜生都不如的人何以突然恢复自尊呢？巴顿将军对犹太人的歧视是出了名的，他的一句犹太幸存者“比畜生都低贱”也许只是一面之词，但就连坚强的巴勒斯坦犹太人来到德国帮助同胞时，也难掩惊讶之情。在哈努赫·巴托夫（Hanoch Bartov）的自传体小说《特种部队》中，一名犹太旅团的士兵称：“我一遍遍告诉自己，眼前这些就是我们谈论多年的人——隔着通电铁丝网，我感到我们之间好遥远。”[46]一名美国兵寄了封信回家，信中写到他邂逅了一名波兰犹太人。这人“刚从达豪放出来”，“哭得像个孩子”，蜷缩在慕尼黑公共厕所一角。“我不用问他为什么哭，答案肯定都是一样的，大致有以下几种：双亲被折磨致死；老婆被送进毒气室；孩子饿死；或者以上各种情况兼而有之。”[47]
如果说有哪个民族迫切需要英雄事迹，那就是犹太人。他们是众多受害者中最不幸的——顺便提一句，这点当时尚未得到广泛承认。1945年12月，在就波兰犹太幸存者状况做汇报的时候，英国正统派犹太教首席拉比所罗门·舒恩菲尔德博士居然还能说出下面这句话：“波兰犹太人都同意，死在奥斯维辛（那儿有浴室、煤气和红十字会提供的部分服务）比死在其他地方要来得更人道”。[48]居然还谈什么人道！
战时，巴勒斯坦的犹太新闻媒体就曾尝试将1943年发生在华沙犹太区大暴动的壮举跟马萨达之战（Masada）等同起来。公元前73年，犹太信徒退守到这里，虽以卵击石，但和罗马人展开背水一战，马萨达因此成为圣地。1943年5月16日刊发的以色列《新消息报》（Yediot Ahronot）的头条是这样写的：“华沙的马萨达陷落了——纳粹放火烧毁了华沙犹太区的残留部分。”事实上，华沙暴动真正成为以色列建国神话并获得承认是在1970年代。然而，战后没多久，就有人尝试用英雄之举来提振犹太人的士气。而且这些举动同犹太复国主义紧密相连，倡导对家园的梦想，借此鼓舞一个受苦受难的民族。有人提到，犹太旅团乘着卡车，从意大利浩浩荡荡进入德国，嘴里喊着“注意，犹太人来了！”（Achtung! Die Juden kommen!）的口号。7月25日，西德所有难民营委员会的犹太代表发表了一篇宣言，要求允许他们进入巴勒斯坦。他们选在希特勒1923年发动未遂政变的同一家慕尼黑啤酒馆见证这一振奋人心的时刻。
身在圣地的犹太人同流散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之间的联系当时仍很脆弱，因此有必要把华沙起义和马萨达之战放在一起看，好像在犹太区起义的摩尔德察·阿涅莱维奇（Mordechai Anielewicz）[7]等人是为了以色列国（Eretz Yisrael）的福祉而献身的。但在战时，犹太复国主义青年团体积极地打造这层联系，战后也不例外。难民营里，犹太幸存者很快被按照基布兹（kibbutzim）的架构组织起来。掌管兰德斯堡难民营的美国军官欧文·海门特少校自己也是犹太人，即使如此，他也吃不准该拿难民营里的基布兹党徒怎么办：“我今天得知，营地内最出色的年轻人都加入了基布兹，这可真是给我添堵。基布兹看起来是一种联系紧密、奉行自律的团体，成员强烈渴望移民巴勒斯坦。到了那儿……他们计划按照理想化的集体主义原则来构建自己的生活。每个基布兹都很抱团，对难民营的日子毫无兴趣。”[49]
实际上，相当一部分幸存者还梦想过去美国建立新家园。在巴伐利亚州最大犹太难民营之一的弗伦瓦尔德（Föhrenwald），人们给那儿的街道起了很多令人向往的名字，比如“纽约”、“密歇根”、或“威斯康辛大街”。[50]但不管美国有多令人心驰神往，其并未对活下来的欧洲犹太人敞开怀抱。而且战争才刚结束，这断然不可能。来自中欧的年轻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幸存者中间拥有很好的口碑，因为他们身上洋溢着青春活力，体格较为健壮，而且十分自律，士气高昂，充满理想主义情怀，同时乐于锻炼，勤于农耕，精于自卫。德国战败后十天，英国随军牧师列维拉比（Rabbi Levy）给伦敦的《犹太纪事报》（Jewish Chronicle）寄去了一封信，信中他高度赞扬了贝尔森集中营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叫我怎能忘记……我们坐在木屋里、一起高唱希伯来语歌曲时的场景？世人会相信有这种坚忍不拔的精神存在么？两天前，我结识了一群来自波兰的年轻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住在一间最肮脏的营房里，但他们栖身的角落却一尘不染。”[51]
贝尔森集中营里最铁骨铮铮的硬汉是个矮小清瘦的人，名叫约瑟夫·罗森萨夫特，他很符合犹太英雄的形象。1911年，罗森萨夫特出生于波兰的一个哈西德（Hasidic）[8]犹太家庭，年轻时很叛逆，背离了家里信奉的宗教准则，成为一名左翼犹太复国运动人士。1943年7月，他同老婆和继子在贝津市（Bedzin）的犹太区被捕，然后被推上一辆开往奥斯维辛的火车。他不知哪来的本事，居然设法半途脱逃，在机枪火力下跳进维斯瓦河（Vistula）。后来，他在犹太区再次被捕，之后成功脱逃，结果又被人逮住，送往附属奥斯维辛的比克瑙（Birkenau）灭绝营。在一家采石场被强制劳役两个月后，他被送往另一座集中营，并于1944年3月逃脱，可只过了一个月又被人抓住了。在比克瑙，罗森萨夫特被严刑拷打了几个月，但始终没交代是谁帮助他逃跑的。因为在朵拉——米特堡（Dora-Mittelbau）集中营短暂待过——那儿的囚犯在阴冷潮湿的地道里为德军制造V-2火箭，直至精疲力竭而亡——他最后来到了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
罗森萨夫特算不上是受过教育的城市犹太精英。他只会讲意第绪语，但这点并非他同盟军谈判时坚持只讲意第绪语的唯一理由——这一决定让英国方面很是恼火。这么做更多是出于自豪感。作为贝尔森集中营获释犹太人成立的中央委员会的领袖，他希望犹太人被看成一个特殊的民族，拥有共同的家园。在他看来，这个家只能是巴勒斯坦。有必要把犹太人和其他民族的囚犯分隔开，犹太人应该被允许自治，并做好动身前往犹太人属地的准备。[52]
其他难民营也流露过类似情绪。欧文·海门特少校经常被兰德斯堡犹太委员会提出的要求所激怒。但在一封家书中，他援引了一位难民营代表、立陶宛农业经济学家J. 奥雷斯基博士（Dr. J. Oleiski）的演说词。海门特认为他的演讲“非常具有启发性”。奥雷斯基博士回顾了他在犹太区的那段日子，那时，犹太人“隔着维尔纳（Vilna）的围栏，望向科夫诺（Kovno）[9]等立陶宛城镇的方向”，嘴里唱着“我想再看一眼家乡”。然而，今时今日，奥雷斯基接着说道：
经历了这一切，从德国集中营死里逃生后，我们确信无疑地表示，昔日的家园已经变成了万人坑。我们只能用指尖摸索，抓住我们最深切也最痛苦的呼喊的影子：我再也无法见到自己的家乡了。20世纪在欧洲铲除黑死病的战胜国必须一劳永逸地理解犹太人问题。不，我们出生在波兰，但我们不是波兰人；我们曾在立陶宛落脚，但我们不是立陶宛人；虽然我们在罗马尼亚见到了生平第一缕曙光，但我们也不是罗马尼亚人。我们是犹太人！！！
海门特既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也不像是虔诚的教徒。事实上，他从未透露过自己的家庭背景，原因是担心这会让他在德国本来就难办的差事变得更加棘手。尽管心里有诸多不满，但他还是对奥雷斯基的抱负表示同情，包括“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联邦”的目标（演讲原文中“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联邦”均为大写）。的确，海门特写道：“我越是想到这点，就越是没法生委员会的气。作为一个团体，委员会无比关心对人权的保护，以及把人们送出德国。我所谓的人权，指的是他们作为一个自由民族应享有的待遇，而不是作为被监护人，或者施舍的对象。”[53]
作为寄人篱下的少数派，犹太人受尽了迫害，处境艰险，迫切想要巴结讨好多数派。他们满心期待能融入当地社会，却永远都提心吊胆。改造犹太人，把他们从“施舍对象”变成一个骁勇善战的自豪民族，在属于自己的神圣土地上耕作——这一理想早在纳粹实施种族灭绝之前就已存在。这种理想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既有社会主义思潮，也有宗教观点，甚至是种族主义。不同派系之间不断对抗，有时格外激烈。人们一恢复健康，有力气投票了，贝尔森等集中营就兴起了组建政党之风。和罗森萨夫特一样，巴勒斯坦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导人大卫·本——古里安也是位波兰硬汉，他很早就看出，犹太人所受的苦难能够协助他实现一直以来坚信不疑的计划。1942年10月，他告诉巴勒斯坦犹太复国主义执委会：“如果加以正面引导，我们能化灾难为动力；犹太复国主义的秘诀，说白了，就是它不像大流散那样，只会让我们的灾难催生绝望或堕落，而是一门从灾难中汲取创造力和利用价值的学问。”[54]
这种说法听起来很冷血，算是“工具化利用”犹太人大屠杀的最早例证。当然，绝不容忍软弱是本——古里安的一贯作风，也许这么做对谱写犹太人的英雄史诗很有必要。本——古里安看问题很实际，他认为光表达情感一点用也没有。但在1942年，连他自己也对欧洲犹太人经历的劫难之深重没有充分认识。当时知情者很少。最早对情况似乎有所了解的人是阿波利那利·哈特格拉斯（Apolinari Hartglass），一位欧洲犹太人救援委员会的成员。早在1940年，他就发出过警告，称纳粹“正在灭绝波兰（犹太）人”。然而，在波兰难民1942年证实他的最坏猜测时，就连哈特格拉斯也是轻描淡写地回答道：“如果你们说什么我都信，那我不如自杀算了。”[55]本——古里安掌握了一些情况，但和大部分人一样，他也想象不出事情的真相。
即使如此，哈特格拉斯和本——古里安利用他人苦难以服务自己政治目的的做法还是情有可原。1943年，哈特格拉斯给救援委员会寄去了一份备忘录。他在里面写到，700万欧洲犹太人很可能将惨遭屠戮，而（被称为Yishuv的）巴勒斯坦犹太人对此无能为力。不过，他写道，如果一小撮犹太人幸而得救，“我们怎么的也得从他们身上捞些政治好处。从犹太复国主义的角度来看，在以下情况中能捞到这种好处——即全世界都认识到，唯一愿意接收幸存犹太人的国家是巴勒斯坦，而且也只有巴勒斯坦犹太人才愿意接纳他们”。[56]
1945年10月，本——古里安决心一睹昔日德国集中营究竟。他在日记里以干巴巴、叙述性的笔触简短记录了集中营之行。在达豪，“我参观了焚尸炉、毒气室、狗舍、绞架、囚犯营房和党卫军营房”。在贝尔森，他写道：“截至今年4月15日，这里尚有48000名犹太人……之后，31000人死亡……（死于伤寒和肺结核）。”[57]据为本——古里安作传的作者沙布泰·特维斯（Shabtai Teveth）表示，本——古里安此行目的更多是为了弘扬英雄主义。他曾设想过“从灭绝营死里逃生的人们突破英军设在滩头的障碍，奋力踏上巴勒斯坦土地”这幕景象。特维斯干巴巴地写道：“幸存者骨瘦如柴。他审视他们的姿态，就像是一个司令官在战前检阅自己的部队。”[58]
本——古里安来访的消息很快便传遍了，无论他去哪儿，身旁总有离散人员前呼后拥。只有在“注意到人们倾巢而出，列队恭候在通往慕尼黑城外的马路两旁时”，海门特才知道本——古里安来到了兰德斯堡。“人们手捧鲜花，举着匆忙写就的横幅和标语。难民营也装点得像模像样，花团锦簇。我们还从没见过营地里如此热情高涨。我觉得就算杜鲁门总统来了，也不至于造成这么大的轰动。”[59]海门特称，对于难民营里的人而言，本——古里安“就是上帝”。
本——古里安在德国之行中做过几次演讲，其中最有名的一场，是在慕尼黑附近圣奥迪林（St. Ottilien）市古老的本笃会修道院里面对集中营幸存者的讲话。该地离达豪不远。看着犹太孤儿们，本——古里安一度因为动情而眼眶湿润，但他很快便恢复了平静：“我不会试图表达内心的情绪……这样的事是不可能发生的。”听众中有些还穿着条纹囚服，本——古里安对他们说道：
我要告诉诸位，一个属于犹太人的巴勒斯坦不仅存在，而且欣欣向荣。就算大门紧锁，巴勒斯坦犹太人还是会用强壮有力的大手砸开大门……今天，我们是巴勒斯坦的决定性力量……我们有自己的商店、自己的工厂、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步枪……希特勒离巴勒斯坦不远，他本有机会在那里也大肆破坏，但发生在波兰的事绝不会在巴勒斯坦重演。德国人休想在犹太教堂里屠杀我们，因为每个犹太男孩和女孩都能射杀任何德国兵。[60]
强壮，力量，我们自己的步枪……从犹太复国主义领袖嘴里说出的这番英雄主义话语，恰恰是英国人最不想听到的，纵然英国外交大臣阿瑟·詹姆斯·贝尔福（Arthur James Balfour）在1917年曾承诺要将巴勒斯坦变成“犹太民族的家园”。英国人进退两难，因为在1917年的《贝尔福宣言》里，政府曾向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做过保证，“不会做任何有损巴勒斯坦现存非犹太群体公民权利和宗教权利的事情”。巴勒斯坦大约70万人口中有91%都是阿拉伯人，鉴于此，同意犹太人移民就会产生问题。于是在1939年，英国政府发布了一份白皮书，将1940至1944年之间移民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数量限制在每年1万人。如果出现紧急情况，可临时再增加25000人。紧急情况遂而出现了；由于人数上限设得太低，能去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只有那么一点。本——古里安现在坚持要把至少100万死里逃生的犹太人迁到巴勒斯坦，而且不惜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不管合不合法。杜鲁门总统在读到一篇关于德国犹太难民生存状态的报道后大为震惊[61]，他在给英国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的一封信中建议，英方应该允许至少10万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接着又补充说：“正如我在波茨坦跟您提到的，所有美国人民都坚定地认为，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的大门不应被关上，犹太人在欧洲各地遭受迫害，应该遵循他们自身的意愿，允许其中一定数量的人迁往那里”。[62]
杜鲁门在信里没说的，是他不希望这几十万犹太人赴美定居。英国人积极阻止犹太人迁往巴勒斯坦，时而还对刚从纳粹死亡营里侥幸逃生的人动粗，个中原因十分现实。巴勒斯坦依旧归英国人托管。即使在工党执政时期，英国也希望保留其在中东的影响力，作为连接印度的一块跳板。况且，阿拉伯人获得了英国外交部更多的同情，如果数量过多的犹太人被允许在阿拉伯人占多数的土地上定居，后者一定会拿起武器造反。从英国人的角度来看，这种情况自然是不合时宜的。因此，那些试图非法入境的犹太人很容易遭到英国士兵的一顿乱棍，完后再被扔回破破烂烂的筏子上。有时甚至还会挨枪子儿。
但英国人的看法并非一直很现实，相反，其经常是表面一套背后一套。如果说炮制犹太复国主义是为犹太人的身份认同而战，那么英国人又抛出了另一套身份认同的说法。美国驻政府间难民委员会特使厄尔·G. 哈里森（Earl G. Harrison）曾提交过一份关于德国流散人员的美方特别报告，英国外交部对此针锋相对，指出报告中将犹太人和其他难民分隔开的建议是错误的。另外，犹太人留在欧洲没有前途的说法也不正确。毕竟，“这么做等于间接承认纳粹认为欧洲没有犹太人的容身之处是正确的”。盟军有义务“创造条件，让犹太人自行选择要不要回家，而不是在现阶段就认定这些条件是无法创造的”。[63]
英国外交部在计划如何在波兰、立陶宛或乌克兰这些国家创造合适条件一点上闭口不谈。犹太人并非意见一致，都同意通往锡安之路才是康庄大道。当时，在囊括巴勒斯坦所有犹太复国组织的犹太事务局（Jewish Agency）和美国犹太人联合分配委员会（American Jewish Joint Distribution Committee，简称JDC，或者“联合会”）之间，爆发了激烈的路线之争。联合会的官员尽其所能地帮助犹太难民和流散人员，发放钱、食物和其他必需品。他们很反感犹太复国主义的方针和宗旨，认为其专制霸道，而且只会适得其反。有时，犹太事务局甚至还从中作梗，不让儿童在欧洲或美国安家，因为这样可能会抑制犹太人返回故土的“上升之旅”。
虽然轮到他们得势还要再过个几年，但最终犹太复国主义者还是得偿所愿了。以色列国于1948年成立，几百万犹太人在那里找到了庇护所。绝大部分欧洲国家，以及美苏两国，对此纷纷表示同情，这也许是出于愧疚，也许是缘自20世纪以降挥之不去的观念——即每个民族都应有自己的国家——也许还因为认识到以色列对多数犹太人来讲是唯一靠谱的去处。艾登关于哥萨克人的说法同样也适用于欧洲犹太人：“我们不想让他们留在这儿”。[64]
[1]二战时，很多德国人在荷兰偷自行车，因此荷兰人开玩笑常说德国人是“偷自行车的贼”。
[2]斯大林的全名叫Joseph Stalin，Joe是Joseph的昵称。
[3]帕德雷夫斯基（1860—1941），波兰作曲家，钢琴家，政治家。
[4]Klondike，加拿大西北部的一条河，因为勘探出金矿而引来人们挖金的热潮。
[5]托马斯·曼（1875—1955），在排犹狂潮中曾顶着压力，歌颂犹太人的善良性格，作品因此被列为禁书。
[6]弗朗茨·韦尔弗（1890—1945），奥地利著名作家，犹太人。
[7]摩尔德察·阿涅莱维奇（1919—1943）是华沙犹太人区起义事件中犹太战斗组织之司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