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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明媚、自信的早晨
1945年4月8日，后来报道纽伦堡审判的记者恩斯特·米歇尔被迫离开布痕瓦尔德，踏上一段寒冷且往往致命的行程，同行的还有几千人。没走的人由剩下的党卫队守卫看管，囚犯们明白，如果美国人不尽早赶到，等待他们的肯定是被迫走上同一条不归路，或者被就地处决。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建在风景秀丽的埃特斯贝格山（Ettersberg）山顶上，这是最恐怖的德国集中营之一。党卫队想出了不少酷刑，其中一种是把人反剪双手吊在树上，囚犯会因为疼痛难忍惊声尖叫。从此，这个阴森的地方就多了个绰号：“会唱歌的森林”。历史上，歌德曾在这里感叹大自然的美妙，并和一位年轻的诗人朋友交谈，后者记录下了大作家的见解。
集中营里有一个小规模地下组织，领头人是共产党，他们在营房里藏匿了一些枪支，还有一位波兰工程师制造的短波无线电台。4月8日，营地里发出一份言辞急切的电报：“致盟军，致巴顿将军的部队。这里是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救命。我们请求帮助。德国人想转移我们。党卫队想杀了我们。”三分钟后，囚犯们收到了回电：“致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坚持住。正火速前来支援。第三军官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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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犯里没多少人还有力气攻击党卫队看守，甚至连美国人最终赶到时，也没力气庆祝了。但是，集中营抵抗组织里体格更健壮的一些人决定不再坐等第三军的到来。知道马上有人来救，光这点已经足够鼓舞人心了。于是，囚犯们冲击瞭望塔，用为了这一刻而藏匿的枪支干掉了剩下的守卫。
美国大兵在给病入膏肓、奄奄一息的囚犯找水喝找东西吃时，抵抗组织里的共产党领袖已经开始展望未来。几乎就在布痕瓦尔德被解放的同时，刻有“各得其所”（Jedem das Seine）字样的集中营铸铁大门就被涂上了一行大字：“绝不让历史重演！”
但凡在人类史上最惨烈冲突中受过罪的人，都抱有“决不让历史重演”这种情绪。但这对许多人来讲不只是一种情绪；这是一种理想，也许是乌托邦，但这代表了一种信仰：在战争的灰烬中，人类可以建立一个崭新而美好的世界。虽然包括我父亲在内的很多人都希望生活回归常态，但是其他人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世界不会退回到战前的样子。战争摧毁了大半个欧洲和亚洲，旧政权——不光是殖民主义政权——陷入道德破产的境地，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寿终正寝，所有这些变化都鼓励人们相信一切都将彻底推倒重来。1945年是白纸一张；不愉快的历史将被忘却，这点让人欣慰；一些皆有可能。于是，诸如“德意志零年”（Deutschland, Stunde Null）这样的说法就大行其道起来。罗伯托·罗塞里尼（Roberto Rossellini）还将其作为自己一部电影的名字，影片描述了柏林废墟间的生活。同样流行的还有“新开始团体”（Gruppe Neubeginnen），一个由流亡伦敦的德国社民党人建立的组织。
当然了，并非一切皆有可能。人类社会没有所谓的白纸一张之说，历史更不是想忘就忘得了的。另外，尽管几乎所有人都同意过去的惨剧不能重演，但是对于如何确保这点则形成不了多少共识。不单是乌托邦理想，哪怕退而求其次，只是希冀政治变革的企求，也都呈现出各种面貌。
我们如今都知道苏共和中共那时想要发动怎样的革命，也清楚欧洲殖民地的亚洲民族主义者想要什么。西欧国家共产党的目标更加复杂，斯大林出于自己地缘政治方面的考虑，对他们加以钳制。总而言之，就算法国或意大利游击队再英勇善战，他们离掌握实质权力依旧相去甚远。话虽如此，一种深刻的变革还是在西欧生根发芽，催生这一变革的是社民党人，他们早在战争结束前很久就已经在为和平做打算了。出现最激烈变化的不是过去沦陷的国家，恰恰是一个传统的堡垒。在最黑暗的战争岁月里，在纳粹似乎战无不胜的时候，正是这个堡垒可歌可泣的抗争，让欧洲人保存了希望：这就是英国。
* * * * *
我外婆是英国人，作为典型移民家庭的女儿，她身上流淌着昂扬的爱国热情。因此，1945年7月，在看到英国同胞竟然投票把温斯顿·丘吉尔的保守党赶下台后，她胸中愤愤不平。这次选举后，丘吉尔下野，绰号“小克莱米”的工党党魁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Little Clemmie” Attlee）以巨大的优势赢得了执政权。我外公那时还在印度服役，正等着退伍复员。在写给他的信中，我外婆对英国人“白眼狼”一样的做法痛心疾首，他们是如此不懂得对“赐予我们一切的那位伟人”知恩图报。同样出身犹太移民家庭的外公则没那么激动，那时他还在部队服役，听到的是不同的看法。
就连7月大选的胜利者也对他们以如此悬殊的优势胜出感到惊讶，以至庆功会之前一切都静悄悄的。行业工会的代表们挤在英国北部漏风的旅馆中，鸦雀无声地盯着大屏幕上不断上升的数字。最终结果：工党赢得393席，保守党拿下213席。《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刊登的一篇报道写道：“左派的雷鸣化成了闪电，大选结果照亮了工党的胜利。今天唯一称得上是慢动作的是，人们刚开始对这一结果还有些回不过神来……自始至终，艾德礼先生都保持着镇定和谨慎，他看起来有些疲倦。”[2]
工党表面上故作谦虚，但是随之而来的计划相当激进。直到一年后，才出现一段抒发胜利情绪的最有名的文字。哈特利·肖克罗斯（Hartley Shawcross）是参与纽伦堡审判的首席检察官之一，他远比自己党派的党魁富有人格魅力。他曾告诉国会：“我们现在是主宰者，将来很长一段时间也将是主宰者。”[3]直到肖克罗斯亡故，他一直都因为这段吹嘘之词遭到非议，可见新主人行事有多小心，生怕给人留下骄傲自满的印象。
选举结束后，《卫报》刊载了一篇美国人写的评论：“美国摆脱新政派，回归正道的时候，英国却在转向社会主义，这可真叫人不可思议。”[4]
国外对英国大选也有些耐人寻味的反应。巴勒斯坦犹太人欢欣鼓舞，因为他们觉得工党会比保守党更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希腊保皇党大为震动，反观四面楚歌的左派却很兴奋，徒劳地期盼命运将因此扭转。苏联的新闻只是宣布工党胜利，未作评论。佛朗哥将军领导的西班牙法西斯政府预计这将导致两国断绝外交关系。在印度，孟加拉地区的前总理、穆斯林大公卡瓦贾·纳兹穆丁爵士（Khwaja Nazimuddin）说道：“看样子，英国选民把将他们从灭顶之灾中拯救出来的人给抛弃了，而且这还是战争结束前发生的事。”[5]
一位法国政客当时说过，不懂知恩图报是一个强大民族的特点，也许这话说得没错。实际上，丘吉尔依旧深受人们爱戴。但对多数选民来说，期待看到一个由丘吉尔担任首相的工党政府是不可能的。正如《卫报》的政治记者所言：“这个国家宁愿让丘吉尔先生走人，也不愿为了让他留任而付出让保守党也当政的代价。”保守党“不光因为其过去遭到谴责；还因为对这个时代没有憧憬而被人们抛弃了。同欧洲大陆一样，英国在新秩序建立后明显面临巨大的压力”。
丘吉尔自己对发生的一切也有些不知所措，但还是能比较坦然地接受失利。也许是希望丈夫多待在家里陪她，太太克莱蒙蒂娜（Clementine）告诉他，没准这是祸兮福之所倚呢。丘吉尔对此答道：“现在看来，是福是祸还真是看不清楚。”他本希望战时全国联合政府能够维系下去，至少也要延续到打败日本后吧。实际上，由于他从来就不热衷政党政治（他两次更换党籍），丘吉尔大概觉得全国联合政府比单一政党执政的政府更自在吧。日记作者、外交官哈罗德·尼克尔森（Harold Nicolson）在大选中也失去了议员席位，然而，在他看来，丘吉尔并未怨天尤人。他表现出一种“沉静、坚毅和超脱——还掺杂一丝自嘲，命运居然这般捉弄他；但他同时却又对选民颇有主见的立场表达了些许敬意”。[6]
丘吉尔在保守党内的一些同僚要比我外婆更了解他们的对手。哈罗德·麦克米伦一定感受到了英军中的普遍情绪，他在回忆录里写道：考虑到重建国家的巨大困难，“英国人很可能是出于清醒的直觉，认为还是让左派政府执政比较好”。[7]不过，他继而补充道：许多人在战争期间就被灌输了这样的观点，即“冲突一结束，随之而来的将是某种自动出现的乌托邦”。麦克米伦对此的解读是，人们认为英国人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将会为一片太平的世界带来史无前例的繁华盛世”。[8]也许弥漫在当时空气中的正是这样一种天真的理想主义。然而，对于丘吉尔治下的英国已成历史，是时候迎接更平等社会的看法，也不能说就是白日做梦。有一点麦克米伦也许不愿承认，那些干了大部分粗活重活的人们，对麦克米伦这个阶层的人存在一种仇视心理。
这点没能逃过哈罗德·尼克尔森的眼睛。5月27日，他怀着一种截然不同的阶级愤慨，以明白无误的笔调在日记里写道：人们“朦朦胧胧地感到，他们所经历的一切牺牲……都是‘他们’的错……尽管思路完全不合逻辑，但却坚信‘他们’代表上层阶级，或者说保守党。阶级情绪和阶级仇视异常强烈”。[9]
但如果感到事情再也无法回到过去，回到阶级尊卑有别的“正常”状态；再也无法对有无特权平静接受；或再也无法忍受因为出身贫寒而无法享受良好教育、坚固住房或正当医疗的话，这又有多“不合逻辑”呢？战后，描写人们在共赴国难时万众一心的作品已经汗牛充栋，这是一种乐观开朗、“伦敦挺得住”的英国斗牛犬精神，激励所有人齐心协力，拧成一股绳。但是这些铲平阶级划分的经历同时也营造出一种崭新的权利意识，使得过去的不平等再也无法维持下去。这是英国人认识到的“绝不让历史重演”。
美国批评家埃德蒙·威尔逊曾亲临工党的一次会议。开会地点设在某个工业小镇内，镇上是一排排狭长的煤黑色平房。一个灰蒙蒙的下午，他旁听了工党主席、马克思主义学者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的讲话。在场的男男女女无不神情肃穆，专心致志，他们有的穿着生产过剩的破旧军装，有的穿着不太合身的“复员军人”常服。拉斯基提醒听众，温斯顿·丘吉尔“青睐传统英国，是出台了一部分实质性建设举措”，但是他要让听众明白，在“传统英国”，1%的人拥有50%的财富；此外，只有1%的军官来自工薪阶层家庭。
就在威尔逊听拉斯基大谈社会主义政府如何好的时候，他留意到一名老太（老太也许看着比实际年龄显老）正用如饥似渴的目光盯着发言人。这种眼神，让他联想起自己见过的其他欧洲人：他们肤色苍白，瘦骨嶙峋，但与和平时期的穷人不同，他们似乎属于一种奇特的“物种，长着跟动物一样贪婪的眼睛”，“只有在胃口大开时”才会放光。拉斯基就站在“这名老妪和她沉默不语的同伴们面前”，“他身材干瘦，戴着眼镜，额头很高，向人们做着也许无法完全兑现的承诺”，“从某种程度上只是在讲政治圈里的黑话”。然而，“他用力扶住讲台的神情很迷人，引得鸡皮鹤发的老妪伸长了脖子，眯缝着眼盯着他看”。[10]
在希腊，威尔逊得到了走近英国军人的机会。让他有些惊讶的是，普通士兵不仅对他们的长官存在敌意，对丘吉尔也是如此。其中一个人“就丘吉尔抽雪茄这点表达了格外强烈的情绪”。英国军人每每碰到美国盟友，都没法不留意到美国大兵的上级对手下多么和颜悦色。威尔逊察觉到，在所有去过的地方中，“德尔菲（Delphi）的英军官兵在看待丘吉尔政府这一问题上，有着几乎泾渭分明的阶级分野”。他发现，“没有一名英国兵不把票投给工党，但只有一名军官投了工党一票”。[11]
我们没法不赞同这一见解，但其中也许夹杂了那么点个人好恶；对于英国人在美国人和“低他们一等”的人面前经意或不经意流露出来的傲气，埃德蒙·威尔逊本人相当敏感。事实上，英国社会的变迁不是用阶级斗争一句话就能解释清楚的。威尔逊看到的只是局部。诺埃尔·安南（Noel Annan）除了强烈的知识分子情结外，方方面面几乎都很符合英国大资产阶级（haute bourgeoisie）的气质。他在1945年曾担任军事情报官，后来又升任其他显赫的要职，包括剑桥大学国王学院院长。1945年的大选中，他和一些年轻军官一样把票投给了工党。安南在回忆录里解释了个中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不崇拜丘吉尔；他只是“怀疑（丘吉尔）是不是明白这个国家在战后到底需要什么”。[12]
除开阶级情绪，另一个解释战争为什么改变了人们社会政治态度的原因是人们的受教育程度提高了。战时的英国政府大力推进文化事业。“音乐和艺术促进理事会”在工厂、教堂和防空洞里举办古典音乐会和戏剧演出。此外，为了提高境外部队的文化水平，还开办了辩论和教育活动。在大批官兵驻守的开罗，左翼军人于1943年设立了模拟国会，方便军人议政，用一名空军飞行员的话来讲，“好像我们已经活在期待已久的和平中……”[13]
这一发展势头让部分保守党人极度不安。代表彭里恩（Penryn）和法尔茅斯（Falmouth）选区的议员给丘吉尔的国会秘书写了封信，信里这样说道：“我对这种给部队授课、普及教育的混账做法越来越感到怀疑……谢天谢地，做点什么吧，除非您希望这些人回来都变得娘里娘气的。”[14]
西里尔·康纳利（Cyril Connolly）是一位上了年纪的美学家，在伊顿公学任教。热爱法国文化的他于1940年创办了自己的文学刊物《地平线》（Horizon），立志要让艺术和文化之火生生不息，就算他觉得“欧洲大陆上空的火光已经开始暗淡”。康纳利鼓励士兵和水兵给他投稿，稿费标准较一般刊物低很多。他也相信是时候走下阳春白雪的高台，放下身段为人民送文化了。《地平线》就这样进入了许多士兵的卡其布背囊，读者数量之大，让人啧啧称奇。1945年6月，康纳利在一篇文章里解释了他投票支持工党的理由。并不是说工党的政客比保守党更积极地支持文艺推广，事实往往相反。但是他还是把票投给了工党，因为每个人都有权过上文明的生活：“要让英格兰变成一片乐土，就必须铲平阶级秩序，只要有社会主义，这点就能实现。”[15]
战时的英国拍过一些有趣的电影，其中一部《夜夜春宵》（A Canterbury Tale，直译为《坎特伯雷的故事》）放在任何时代下来看都是部怪片。执导该片的迈克·鲍威尔（Michael Powell）和艾默里克·普雷斯伯格（Emeric Pressburger），一个是保守派英国电影鬼才，另一个是崇尚英国文化的匈牙利犹太人。1944年该片刚刚上映时，因为风格过于古怪，票房口碑并不好。《夜夜春宵》反映了当时社会人们的热切期待，既包含精神追求，也有政治诉求。故事大致是讲一个英国兵和美国兵因为机缘巧合认识了对方，连接他们的纽带是生活在肯特郡乡下的一个年轻英国姑娘。她来自伦敦，在商店当售货员，夜幕降临后，她被一个陌生人约出来，这个名为“胶水男”的神秘男子最喜欢做的事是偷偷往女人头发上倒胶水。没过多久，两个阿兵哥就查出“胶水男”是当地一名十分有教养的乡绅和父母官。原来，他这么做是为了不让年轻姑娘外出跟当兵的厮混浪费时间，有这闲工夫还不如全身心去领略灿烂的英国历史和英国乡村。影片的四个主角最后都来到了坎特伯雷，这是一次当代的朝圣之旅，所有人都从中收获了某种人生感悟。
“胶水男”或许很容易被看成变态神经病。然而，虽然他毫无疑问是个怪人，但他同时是个充满理想主义、近乎圣人的角色。他企图以自己古怪的方式表明为什么英国值得人们为之而战。该片镜头下的英国，特别是英国乡村，是一片高度爱国、洋溢浪漫情怀的热土，是保守党人眼中的“鲜血和祖国”（Blood and Soil，纳粹口号）。当然，也许有一点要除外——这部电影消解了传统的阶级藩篱。年轻姑娘告诉“胶水男”，她的未婚夫家境良好，而她只是个售货员，门不当户不对，因此对方父母并不接纳她。“胶水男”回答，这些等级划分、尊卑秩序在“全新的英格兰”再也没有任何意义。影片里的“新英格兰”是一个哲学思辨的国度，她的自然风光是孕育灵性的沃土。姑娘说，那可真是场地震了。“胶水男”答曰，我们正在经历一场地震。对于“胶水男”而言，这场地震不只发生在社会和政治层面；更是发生在英国碧绿旷野上的一种宗教顿悟。
克莱门特·艾德礼主张的社会主义，同鲍威尔和普雷斯伯格镜头下的保守党浪漫主义似乎相去甚远。艾德礼的父亲是个小律师，为人安静，喜欢抽烟斗，他的儿子没有一点和浪漫扯得上边的。但是，他的政治主张同《夜夜春宵》的主题并非真的相隔十万八千里。英国的社会主义有着强大的基督教根源，并且浸淫于维多利亚时期的改良主义传统中，强调通过文化熏陶和艺术技艺打造一个纯净如画、田园牧歌般的英格兰。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的诗作《耶路撒冷》（Jerusalem），就是对掩映在“黑暗撒旦作坊”之间的“英格兰绿色乐土”的礼赞。该诗表达了一种宗教式的爱国热忱，似乎基督妙手一挥，就把英格兰变成了一个人间天堂。布莱克是个文学异见者，对于工人阶级不畏强暴，反抗压迫者的行为，他总是不吝献上自己的溢美之词。在他的笔下，社会主义英国时而被唤作新耶路撒冷（New Jerusalem）。鲍威尔和普雷斯伯格的电影取景地选在肯特郡阳光斑驳的田野中，最后在坎特伯雷大教堂走向尾声，影片弘扬的精神和布莱克的愿景有着惊人的相似。
7月大选前的一个月，丘吉尔和艾德礼各自抛出了他们对英格兰的爱国主义构想，内容大相径庭。丘吉尔试图先下手为强，指责工党痴迷于舶来概念，“同英国人的自由观势如水火”。他咆哮道，这种“来自欧洲大陆、名叫社会主义的人类社会构成观，有时以更暴力的面目示人，即共产主义”，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一个警察国家的出现；社会主义政府“必须依赖某种形式的盖世太保”。这种做法“在这儿，在传统的英格兰，在大不列颠，在这个光荣的岛屿上……在自由民主体制的摇篮和堡垒中”永远也行不通。因为英国人“不喜欢被人管头管脚，不喜欢被呼来喝去……”[16]丘吉尔以他战时精彩演讲的气势，铿锵有力地说出了这番话。
他接着说道：军事化管理在国难当头之际是很管用，“我们为了拯救自己的国家，都甘愿被呼来喝去”。但是一旦战争结束，骄傲的英国人就应该扔掉那些自愿承担的镣铐和包袱，“走出阴郁的战争黑洞，步入微风拂面、艳阳高照的田野。所有人都能快乐地沐浴在温暖和煦的金色阳光下”。
在秉持自由放任理念的丘吉尔看来，绿色的乐土就应该是这样。他的想法大错特错。如今和平近在咫尺，丘吉尔却第一次对人民的想法置若罔闻。据《卫报》称，海外的英军官兵对此存在“极大的困惑”：“丘吉尔先生从一个民族领袖，摇身一变成了另一个人，居然在演讲中说‘工党是盖世太保’。这种角色蜕变让世界各地的人们都看傻了。”[17]
作为回击，艾德礼也指责对手从并不可靠的外国人那里汲取思想。以丘吉尔为例，启发他的是维也纳学派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哈耶克在1930年代离开祖国奥地利，他把欧洲大陆出现的极权主义归咎于中央计划这一愚蠢之举。丘吉尔一直在阅读哈耶克的名作《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艾德礼对此嗤之以鼻，他在电台广播里说，“我可不会浪费时间去研究这么理论化的东西，这充其量不过是从一个奥地利教授那里批发来的二手学术观点罢了……”
丘吉尔认为取消战时计划和管制是通向阳光灿烂的英国旷野的最快捷径，艾德礼却坚信要建设“新耶路撒冷”，战时管制应得以延续。不能把公众福祉交到自私自利的个体手中，后者都是些无利不起早之辈。他表示，“这场战争是举全民之力才打赢的，除开极个别例外，人民都将国家放在第一位，把个人和团体利益远远放在次要位置……如果我们把私人利益放在首位，我们凭什么觉得自己能在和平年代实现目标，做到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屋住，有书读，有闲暇时间玩乐，有社会保险，还有活可干呢？”[18]
艾德礼和同时代的许多欧洲人一样，对政府计划很是信任。这绝非出于机会主义动机，想利用因战争导致的必要局面。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几十年来都不信任自由经济学，其被认为是导致周期性繁荣——萧条和高失业率的元凶，这些问题在1930年代曾引发广泛的政治动荡。希特勒的首任经济部长雅尔玛·沙赫特是个规划师，他和艾德礼一样相信国家应该引导经济发展。在东亚，日本“改革派官僚”也是这一原则的信徒。这些人与其说是社会民主主义者，不如说是国家社会主义者。他们联手军部一起消灭了西式资本主义。通过计划创建完美社会是20世纪最宏大的信仰之一。
在战争最初几年里，改造英国的计划其实已经酝酿好了。1942年发表的《贝弗里奇报告》（Beveridge Report）就触及了社会保险和相关服务等范畴，提出要建立英国国家医疗服务系统，并提供全民就业。1943年公布的一份文件勾勒出了全民中等教育制度的概貌。到了1944年，有了社会保险，翌年又出台了有关住房政策的文件。但是推动这些计划付诸实施的一个大快人心、势不可挡的契机直到1945年7月才出现。当时，不只是英国，大半个欧洲都已精疲力竭，断壁残垣，几乎处于崩溃边缘，这成了梦想推倒一切重来的完美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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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新耶路撒冷”对应的一个词是“进步主义”（progressisme）。糅合了强烈爱国主义的左倾理想曾激励过原抵抗主义成员，正如其当初激励英国社会党人一样。共产党人、社民党人、甚至许多戴高乐主义者之所以同维希政府和德国人对抗，不只是出于对传统、“优雅法兰西”（douce France）的爱，还因为政治理想的驱使。为追求理想，许多人不惜献出生命，期盼这些理想在战后能被付诸实践，而且最好由原抵抗者亲自操刀。左派主导的抵抗组织全国委员会在设计之初，就是作为某种候任政府而存在。
斯蒂法尼·艾赛尔（Stéphane Hessel）曾是一名年轻的犹太抵抗运动成员，在经历了盖世太保的酷刑和布痕瓦尔德的考验后捡回了一条命。回忆起六十年前的往事，他说道：“1945年，在恐怖的一幕过去后，抵抗组织全国委员会的成员开始致力于一项雄心勃勃的复兴计划。”这个委员会提议“理性发展经济，以确保私人利益服从于公众福祉”。这番话跟艾德礼的计划如出一辙。有必要制定新计划，保障普遍的社会保险。煤矿、燃气、大银行和电力这些部门将被国有化。艾赛尔回忆，这么做是为了“将公众福祉从如同法西斯主义国家式的独裁统治中解放出来”。[19]
艾赛尔不是共产党。他在伦敦加入了戴高乐的部队，并于1944年3月跳伞进入仍处于德国占领下的法国。这么做很勇敢，况且他还是个犹太人，拿的又是伪造的证件。（艾赛尔遭人出卖，于7月被捕。）然而，艾赛尔的政治理念必然同戴高乐对法国的构想相左，两者之间的距离还不小。法国左派对戴高乐的看法和许多英国人对丘吉尔的看法相近。毫无疑问，他们都是各自时代的伟人，但也是阻碍进步的反动派。玛格丽特·杜拉斯曾是左翼抵抗组织的一分子，她描绘戴高乐是“骨子里的右派领袖”。在她笔下，戴高乐“想要抽干人们的生气。他希望人们既孱弱，又对他忠心耿耿；他希望人们跟资产阶级一样是戴高乐主义者；他希望人们成为资产阶级”。[20]
她写下这些话是在1945年4月。随着北非和印度支那的殖民战争战局愈加吃紧，这种情绪只会挥之不去，甚至越发强烈。尽管戴高乐毋庸置疑是个保守派，而且在阻碍原抵抗运动夺权一事上毫不迟疑，但他也明白自己不得不向进步主义力量做出妥协。在戴高乐治下，雷诺汽车厂和五家大银行在1945年实现国有化，其余被收归国有的行业还有煤矿、燃气和公交。还是在戴高乐当政的时候，1945年12月，来自干邑（Cognac）的技术官僚让·莫奈（Jean Monnet）向前者展示了推动法国经济现代化的计划，尽管战时大部分时间他都待在华盛顿。莫奈的方案是让国家管理工业、矿业和金融业，这是很典型的计划思想。一项接一项的计划是通往美好未来之路，这不仅因为其保证了更广泛的公平，而且还因为其可以防止欧洲再度陷入一场毁灭性战争。
就这样，计划之风吹遍了欧洲大陆。犹太人亚瑟·克斯特勒（Arthur Koestler）的逃生能力在欧洲人中堪称登峰造极。过去是共产党员的他曾经从西班牙一座法西斯监狱成功越狱。对计划主义蔚然成风抱有极大疑虑的他写道：“如果我们将步入一个超级国家管理一切的时代，知识分子必将成为公务员队伍里的一个特殊部门。”[21]尽管抵抗组织未能成为自己所希望成为的那股政治力量，但他们的不少左倾理想倒真的被付诸实践了。荷兰和比利时的社民党都从大选中脱颖而出，赢得了组阁权。西西里、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波兰推行了土改，让数百万农民拥有了自己的一亩三分田，当然改革的代价通常是由不受欢迎的少数民族承担的，比如东普鲁士和苏台德地区的德国人。在德国的苏占区，社民党人竭力想同共产党人一起共谋国事，但后来证明他们只会无功而返。
这些变化中实际上有一种强烈的泛欧主义元素；“新耶路撒冷”不只是单个国家的理想，而且是全欧洲的愿景。日后在数届工党政府内担任内阁大臣这一要职的英军少校丹尼斯·希利（Denis Healey）曾同部队一起降落在西西里和安奇奥（Anzio）。他对战友左倾主义倾向的解释是“他们和抵抗运动有联系，并且感到一场革命正在席卷欧洲”。[22]希利曾是共产党员，但在1939年时愤而退党，原因是苏德两国签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也叫《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但是他的一颗共产主义赤子之心并未彻底冷却。1945年，在工党的党代会上，他呼吁为欧洲社会主义革命提供帮助。他强调道：“虽然偶尔有事实显示我们在欧洲大陆的同志们做事有些走极端”，但工党不应该“太伪善和自以为是”。[23]
以西里尔·康纳利为例，他亲法，热爱欧洲文化，加上他的政治观点，这些都促使他认为只有一个团结的欧洲才能筑起一道屏障，阻挡另一场自杀式冲突。1944年12月，他在《地平线》杂志里写道：“所有欧洲人打过的战争都以欧洲人失败而告终”，“而欧洲打败仗，也就是英国打败仗；英国打败仗，全世界都会陷入贫困”。在他看来，“绝不让历史重演”意味着“一种欧洲联邦，其并非名义上的联邦，而是一个不需要护照的欧洲。是一个所有人想去哪儿就能去哪儿的文化实体……如果欧洲不能抛弃经济民族主义，并代之以英特纳雄耐尔的地区主义，那么其就会像希腊的城邦国家一样，因为纠缠于互相仇恨和不信任，在侵略者的铁蹄下一败涂地，最后走向衰亡”。
不少人，包括丘吉尔自己，都同意康纳利的看法，这证明了他并非只是一个亲欧洲的怪人，但我们不得而知的是英国前首相是不是真心希望英国成为新欧洲重建计划的一部分。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战后第一年，他曾在苏黎世发表演讲，表达了对“欧罗巴合众国”的热情支持。但这个团结的欧洲必须是由“英国、英联邦国家”和欧洲的“朋友和支持者”组成的。[24]然而，左派的角色依旧是争议的焦点。康纳利相信，只有左派才有能力建立欧洲联邦，这将是一个“欧洲的人民阵线，一心要变得强大，并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提出类似畅想的还有苏联，这点在涉及德国时体现得尤为明显。因为在莫斯科看来，德国的统一理应在共产主义统治下实现。在伦敦的法国大使馆用完午餐后，哈罗德·尼克尔森在日记里写到共产主义宣传的危险所在：“要对抗这种宣传，我们必须提供另一种理想；唯一的可行性是在欧洲联邦里成立一个联邦德国。”[25]
另一种倡导欧洲联合的观点基于爱国主义，认为各国只有在欧洲联合的条件下才能重振国威。这一观点在法国叫得最响，倡导者不仅有维希政权的技术官僚，也包括他们的部分政敌。核心人物依然是让·莫奈，他的统一梦并不局限于法国。根据莫奈的回忆录，他终其一生都在尝试抓住“非比寻常的时刻”，克服分散，铸就统一。1940年5月，德国人的铁蹄踏遍法国之际，正是这样一个大好时机。再往前推一年，莫奈抛出英法联盟的构想，想借此勾起时任英国首相的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的兴趣。1940年，丘吉尔也准备支持这一倡议，但主要缘于法国人的疑心病，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国家计划是莫奈对法国的爱国主义贡献。他告诉戴高乐，这是法国唯一有可能再现辉煌的办法。要实现这点，有必要利用所有法国人的团结一致。1945年是作出类似“集体努力”的最佳时刻，“因为光复后人们的爱国主义精神还在，而且尚未通过一项宏大工程得到展现”。[26]第一项宏大工程是将经济国有化，把德国的煤矿交给法国工厂使用，从而实现法国的现代化。接下来一个项目事关整个欧洲，即煤钢联营，再接着是欧洲经济共同体。按照莫奈的梦想，最终这将发展为联合欧洲的宏图伟业（grandeur）。
戴高乐喜欢管这位欧洲梦想家叫“美国佬”（L’Americain），言语中不乏欣赏之意。莫奈是那种少有的不论在华盛顿、伦敦，还是在巴黎都能随遇而安的法国人。但是在莫奈统一欧洲的执著愿望中存在着某些元素，让人觉得其欧陆色彩过于浓厚，且有几分罗马天主教的味道，此外它们和自由民主体制并不完全合拍。他的欧洲梦想之上，缭绕着一股神圣罗马帝国的余烟。另外，他不适应竞争性的政党政治，对官僚们鞭长莫及的自由市场经济也不喜欢，这说明莫奈的技术官僚信仰从左派和右派思想中都汲取过养分。或者应该这么说，在技术官僚的乌托邦里，左右之分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其更多的还是一种信念，认为要实现社会正义，最有效的途径是得有个善意的威权主义政府。如此说来，1945年，在左派满怀期待地认为制定计划将惠及英国人这点上，丘吉尔持反对意见，他并没有全然说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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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第三帝国效力的德国技术官僚一样也是出色的规划师。有关二战的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是，德国规划者曾同纳粹占领国的欧洲同行开展过合作。建筑师、城市规划者、水坝工程师、公路设计师之间不是纳粹同僚的关系，而是志趣相投的同志，共同致力于缔造欧洲新秩序。对他们来讲，破坏往往也意味着“不同寻常的时刻”，将有大好契机出现。
鹿特丹于1939年9月遭到轰炸，这是西欧第一个被轰炸搞得支离破碎、伤及中枢的城市。虽然在破坏程度上没有华沙严重——后者早在八个月前就经历了一顿狂轰滥炸——但是鹿特丹的市中心几乎被从地图上抹掉了。重建鹿特丹的计划几乎马上出炉。在没有了民主程序或私人利益的羁绊后，一队荷兰城市规划者和工程师开始着手清理废墟，从私人手中征地，并根据合理的蓝图重建城市。他们不是纳粹；事实上，大多数人对德国占领者半点同情都没有。但是，这些实干家对自由民主体制的优柔寡断、扯皮推诿和混乱无序早已失去了耐心。一如让·莫奈，他们相信只有强力领导才能促成统一行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纳粹政府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放手去做自己一直想做的事。
对于德国人，这么做在泛欧主义层面也有重大意义，尽管荷兰技术官僚不一定这么觉得。鹿特丹将成为大日耳曼地区的重要枢纽之一。拿纳粹占领者的种族主义论调来说，“荷兰是欧洲生存空间的一部分。作为日耳曼族一分子，荷兰人将遵循这一天然纽带赋予的使命”。[27]在新秩序下，不会有“财阀主导”的战前自由市场经济的地位。所有经济体，包括荷兰，都必须进行自我改造，向欧洲大陆计划经济体制（Kontinentalwirtschaft）靠拢。集体利益应凌驾于任何私人利益之上，当然，如果是纳粹领导人利益的话就要除外。
关于日耳曼族的高谈阔论对像林格斯博士（J. A. Ringers）这样的人没什么蛊惑力。林格斯是负责1940年重建鹿特丹的工程师。实际上，他后来因为帮助荷兰抵抗力量而被捕过。但他发自内心地认为城市规划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在战争最初几年里，德国人也很大方地同林格斯等荷兰技术官僚分享了经验。这并不是说他们之间总是意见一致。在德国人的计划里，重建鹿特丹走的是一种宏大的法西斯主义路线，这和荷兰人想的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另外，德国人不允许鹿特丹的现代化方案抢了汉堡和不来梅这些德国港口城市的风头。于是，1943年，就在林格斯被捕后，重建计划戛然而止。虽然在德国集中营历经艰险，但林格斯活了下来。战争一结束，他就被任命为公共工程部长，主抓荷兰的重建工作。林格斯后来成为荷兰“新耶路撒冷”的几位主要工程师之一，他的设计蓝图既得到过卡尔·马克思的启发，也从战前社会主义规划那里吸收过一些东西，另外也许还从纳粹占领者那里借鉴过部分经验，但是人们对此并不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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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厉害的规划者还是日本人。在1930年代至1940年代早期，“满洲国”这一依附于日本的伪政权，是当时全世界规划最完美的殖民地，有点像日本泛亚主义的梦想宫殿。当然，满洲国在官方说法中可不是什么殖民地，毕竟从表面上来讲，日本是把亚洲从西方帝国主义手中拯救出来的解放者。而且由于日本帝国所对抗的也是“自私自利”的西式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满洲国就不仅是一个半独立的亚洲国家，还是社会集体正义和平均主义的典范。但真实情况根本不是这回事；日本人的矿井和工厂全赖中国劳工为其做牛做马，在日本关东军的高压统治下，中国人和朝鲜人过着水深火热的日子。和伪满的其他事务一样，军政府严格控制着经济的运行，在此过程中还得到了政府青睐的日本工商企业和银行的大力协助。
伪满洲国的首都在日语里叫新京（Shinkyo），即今天的长春。1932年日本建立伪满政权时，其还只是一个规模很小的铁路联轨站。伪满成立后，关东军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的日本规划者、工程师、建筑师和官僚几乎立刻着手打造全亚洲最现代、最高效、最干净、最有序、且具有“新亚洲”风范的城市。新京的设计蓝图带有西方影响的烙印——比如奥斯曼男爵（Haussmann）的巴黎[1]、19世纪英国人的花园城概念（Garden City）、德国的包豪斯主义（Bauhaus）[2]——不过，体积庞大且风格现代的政府大楼还是要配以三角形的东方式屋顶。其原型来自诸多日本寺庙和中国宫殿。
在伪满洲国国务院的主持下，一座崭新的城市在历经五年高速建设后拔地而起，矗立在地势平坦、冬天白雪皑皑的东北平原上。如果阿尔伯特·施佩尔（Albert Speer）[3]是日本人，新京也会是他为极权主义规划所立的一座丰碑：马路两旁的“新亚洲”风格官僚主义堡垒气势磅礡，夹在中间的林荫大道宽阔而笔直，通向巨大的圆形广场，就像巨型轮盘上的辐条。[4]这一切设计都力求在数学上做到精确无误。而且，无论是外观漂亮、从不晚点、有“亚洲快车”美誉的南满铁路高速列车，还是公共住房里的抽水马桶——这在日本都是许多家庭闻所未闻的创新之举——所有这一切都运转良好。
伪满洲国的对外代表是中国人，最高可至满清废帝、人称“末代皇帝”的溥仪（Henry Pu’yi）。在他的王座和每个中国官员背后都站着一个日本“副手”垂帘听政。管日本统治者叫法西斯并不准确。他们清一色都是民族主义者，不少是军国主义者，相当一部分人笃信官方宣传的那套泛亚主义理想——在日本带领下，将会诞生一个摆脱西式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崭新亚洲。
所有军政官员一心一意地扑在规划上，既不受民主程序的羁绊，也没有私人利益的约束，更不会对占伪满洲国多数的中国臣民的想法有所顾及。一群高度机敏的官僚、管理者和工程师仰仗着人面兽心的关东军、杀人如麻的宪兵队、三教九流的日本浪人和政治投机客的势力，将伪满看成一块画板，在上面可以绘制出完美规划的经济图景。他们的计划包裹在帝国主义崇拜论的外衣之下，围绕着神圣的天皇和他同是皇族、身居新京“盐宫”[5]的奴仆——稀里糊涂、可怜兮兮、颜面扫地的伪满皇帝溥仪。
在致力于维护保守军事秩序这点上，部分日本规划者的右倾倾向十分明显；其中一些人是社会主义者，同军国主义者一样很反感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但即便右翼官僚也是苏联五年计划的信徒。对典型的伪满洲国“改革派官僚”的最佳描述也许是这样的：他是一个右倾激进分子，但和共产党的共同点要比和自由派还多。岸信介正是这样一个人。长着一张兔子脸、性格温文尔雅的他是个精明圆滑的官僚，光从外表根本看不出是那种会铁腕管理大批劳工的强力人物。然而，还没满40岁的岸信介却是日本帝国最有权势的人之一。他的想法概括而言就是要把伪满洲国变成一个国家控制下的矿业、化工和重工业重镇。
就这样，伪满出台了产业政策，这么做不是为了给企业或公司创收——就算是也并非第一要义——更不是为了满足日本消费者的需求。他们在战时配给制下生活得越来越窘迫。产业政策的目标是扩大国家的权力。有些公司从中大捞一笔，比如日产。该公司于1937年把总部搬到伪满洲国。在和政府签订合作协议后，日产成立了一家全新的工商和金融业集团，亦称财阀，然后开始制定五年计划。其生产的产品从军车到鱼雷艇，不一而足；同是财阀的三菱株式会社负责生产战斗机；三井则垄断了在华鸦片贸易，从中渔利，同时也养肥了伪满洲国当局。参与这项肮脏交易的两位主要人物是日产株式会社的创始人鲇川义介和产业官僚岸信介，后者一直小心翼翼地经营着他同地下犯罪团伙间的联系。但是，大企业和军部的利益并不总是铁板一块的。就连鲇川也不赞成日本和纳粹德国结盟。和英美开战对做生意不见得有利，而且就算企业能从特别免税条款和补助中获益，他们对官僚的干预也并不总是持欢迎态度。
岸信介等人在伪满洲国开创先河的一些尝试日后在日本国内也被付诸实践。从1937年中日战争正式爆发，到太平洋战争结束时，日本经济在内阁企画部、大藏省、商工省等政府机关的分管下，得到了有效的管理。一批管理战时经济的人士都是从改革派官僚、战略规划者和反自由化思想家组成的网络里招募的，既有左派又有右派。他们凭着为了效率一切皆可无视的那股子专注劲儿，帮助伪满洲国实现了工业化。商工省大臣不是别人，正是岸信介。1943年，商工省改名为军需省，使其更符合日本战时经济的本质。岸信介表面上是军需省次官，但实际依然掌管着战时经济，前后长达一年。就在天皇下达终战诏书，宣布日本战败后不久的8月26日，军需省被废除，改头换面后又一次叫上了商工省的名字。
美国占领日本的一大谜团是美国人何以能够容许日本人玩弄这些障眼法。毕竟，胜利者对日本的构想同样也是“决不让历史重演”。在日本，1945年也是“零年”，是在废墟上建设新社会的完美时机。很显然，一些人必须被扫地出门。岸信介作为甲级战犯被捕，同样落网的还有鲇川义介。但是他们在日本建立的机构基本上都完好无损地保留了下来，反观在伪满洲国，工业设备则遭到了苏联红军的全面洗劫。
关于日本如何重建这点，各方存在极大的争议。在华盛顿有一股很强的舆论导向，认为日本再也不能染指重工业，而是应该专注于生产更符合东方民族古朴气质的产品：玩具、陶瓷人像、丝绸、纸质品、瓷碗等等。有人给出个不错的建议，让日本生产出口美国的鸡尾酒餐巾。[28]但日本人的想法不同。就在美军到来之前，三菱财阀的掌门人给他手下一名高管写了封信，信中谈到一项“伟大的百年计划。”[29]尽管这一源自中国古典文献的表述不能从字面上加以理解，但是日本人脑子里盘算的就是怎么规划的问题。一年后，日本外务省草拟了一份报告，解释称自由放任的时代已经结束，全世界“终于进入了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的时代，或者说一种受控制、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时代”。[30]
这一想法和某些颇具影响力的美国新政派人士很接近，他们被派到日本，协助麦克阿瑟将军对日本进行和平民主改造。这批人早期拟定的一些计划草案，换成列宁主义者一样能行。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任教的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是个研究中国问题的左派英国学者，他一度具有呼风唤雨的能力。拉铁摩尔相信，比起“裹挟着无情帝国主义”的西方民主理论，亚洲人对“真正的民主举措”更有兴趣，“比如俄国那边发生的事情，他们就能看得清清楚楚，真真切切”。他煞有介事地表示，中国国内真正的民主体制只有在“共产党的地盘上”才有可能成立。[31]其他在美国国务院任职的“中国通”仔细地审视了日共领导人野坂参三关于如何建设战后日本的倡议，野坂在战时曾在中国从事教化日本战俘的工作。按照他的思路，工厂委员会和工人组织要从“法西斯”官僚手里夺权，代为管理食品分配等重要工作。尽管这个点子后来夭折了，但新政派官员对土改和建立独立工会这两条还是很重视，并且也确信美国占领当局理应“赞同在经济体系里推行所有权、经营权和控制权的更广泛分配”。[32]
日本的“新政”和艾德礼对英国的改造计划十分相似。当然，话说回来，艾德礼和新政派都不是共产党。恰恰相反，他们和多数社民党人一样，都很反对共产主义。包括新政派在内的美国官员有一块很大的心病，担心日本人为极端经济窘境所迫，难以招架共产主义的诱惑。应对办法是通过重建日本的工业能力，确保日本人能够尽快养活自己，防止让军事利益或大企业的贪婪扰乱这一进程。而要做到这点，最好的办法就是把经济政策交给经验最丰富的日本人，交到能为未来做打算、把公共利益置于私人利益之上，并且具有爱国情怀和均贫富抱负的公务员手里；也就是说，要交到基本未被整肃的大藏省和商工省官僚手里。
1948年，有案底在身的岸信介未经审判就从巢鸭监狱获释。服刑期间，他同右翼政界和有组织犯罪团伙的老朋友一直保持着联络，有些人还和他关在一间牢房里。1949年，商工省寿终正寝，取而代之的是通商和产业省，简称通产省（MITI），这个部门是1960—1970年代日本经济奇迹背后最重要的政府推手。1957年，岸信介当选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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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5日，在收音机里听到日本投降后，许多朝鲜人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扔掉战时日本发配的制服——妇女配的是十分难看的农民裤子，男人则是羊毛卡其马裤。成千上万的人穿着白色的朝鲜传统服饰，涌向大街小巷，手里挥动朝鲜旗帜，嘴里唱着爱国歌曲，喊着“朝鲜自由万岁！”的口号。汉城的大街上一片狼藉，电力供应被切断了，食物不够吃，但是人们依然喜极而泣。这么多年来，他们第一次能够公开地表现得像个朝鲜人，不会因为没有向日本天皇照片鞠躬或拒绝使用日本名字而受到惩罚。
刚开始闹过些误会。朝鲜人以为苏联人要来了，因此派了一支欢迎队伍到汉城的火车站迎接苏联解放者，可是迟迟没有等到。南朝鲜的其他城市，比如大邱、光州和釜山也都派出了欢迎队伍，在火车站徒劳地等待苏联人的到来。人们手里挥动着苏联和朝鲜旗帜，表达对苏联帮助朝鲜恢复独立的感激之情。
另一些人来到离他们最近的日本神道教寺庙，拿着榔头、棍棒，甚至挥舞着拳头，试图砸烂这一殖民压迫的主要象征物，随后一把火烧掉了寺庙。纵火事件起初发生在北方城市平壤，继而有蔓延至全国之势。这些备受憎恶的庙宇整夜烧啊烧，冲天的火光让视神庙为圣地的日本人大惊失色。
不过，日本人总体上还是摆脱了朝鲜人的骚扰，但是在北方，无论老幼，妇女均被苏军当成战利品加以凌辱。8月16日早晨，一位名叫吕运亨的朝鲜抗日义士在汉城和其他爱国志士一同成立了朝鲜建国筹备委员会，他们中间还有刚从日本监狱里释放出来的共产党员。吕运亨是虔诚的基督教徒，立场左倾，很喜欢穿剪裁精美的英式粗花呢西装。他在一所高中的操场上对着几千人发表演讲，演讲十分轰动，原因有二。一是其体现了宽宏大量的精神：“既然日本人就要和朝鲜人分道扬镳了，我们就不要再计较过去的得失了，友好地说再见吧。”另外一点就是强烈的乌托邦情怀：“让我们忘记过去经历的磨难。我们必须在这片属于吾辈的土地上建立一个理想社会，一个理性的天堂。让我们抛开个人英雄主义，牢牢地携起手来一起向前迈进。”[33]
人们放声歌唱朝鲜爱国歌曲，抒发他们对国家忠贞不渝的爱，但所选的曲调却是“友谊地久天长”（Auld Lang Syne）。很显然，这让一些日本人误以为朝鲜人在友好地跟他们的日本主子道别。
就在苏军抵达平壤前一周左右，一位同样广受爱戴的左倾基督教爱国者曹晚植来到位于汉城北部即后来“三八线”以北的地方。曹之所以出名，一是因为他温文尔雅的行事风格，二是因为他总是穿着朝鲜民族服装，人称“朝鲜的甘地”。他也在为国家独立做准备。同身在南方的吕运亨一样，曹的随从里有不少过去是政治犯，都有共产党背景，但那时的曹尚未被他们左右。不管在南方还是在北方，朝鲜人民委员会迅速从日本官员手里接管了权力。委员会的多数成员不是共产党，就是温和的左倾民族主义者，而且常常是基督徒。
同东、西欧的情况一样，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左派是最不折不扣的爱国者。政界、商界和教育界的保守派精英时常同日本人合作，有时不太情愿，有时很是积极；有的打着现代化或进步的幌子，有的则出于私利。自1910年日本帝国吞并朝鲜以来，抗日运动就带有强烈的左倾倾向。朝鲜人针对本国精英及日本人的造反，经常带有一种救世论的色彩，这是朝鲜萨满教和基督教共同影响下的产物。从许多方面来看，建筑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抗日运动是历史上朝鲜农民反抗地主乡绅起义的现代翻版。
然而，撇开吕运亨的豪言壮语不说，统一其实十分脆弱。纵观朝鲜历史，统一难得一见。这个国家因为地区间的差异——尤其是南北朝鲜之间的差异——和激烈的政治对抗，长期处于分裂状态。到了1945年也没有什么两样。即便吕运亨和曹晚植都胸怀统一朝鲜的理想，但是左派内部派系林立，而共产党则蠢蠢欲动，一旦天时地利皆具，就要准备夺权。吕在汉城建立朝鲜人民共和国时，他还面临着来自右派——由地主和其他旧时代精英领衔的朝鲜民主党——的挑战，他们当中许多人曾勾结日本人。除此之外，中国和美国还散落着流亡的朝鲜政客，他们之间也是四分五裂。
但是不管各自政治主张如何，几乎所有朝鲜人都同意一点。在他们的理解中，“决不让历史重演”指的是再也不臣服于外国列强。9月14日，也就是宣布朝鲜人民共和国成立当天，吕运亨发表了战斗性十足的演说词：
我们决心摧毁日本帝国主义、其残留余孽、反民主帮派、反动分子和任何我国境内的外国恶势力，然后建立属于我们自己的全面独立和自治，期待一个真正民主国家的产生。[34]
朝鲜语里有个词，叫“sadae”，直译是“效忠伟大君主”之意，这个词用来形容一些边缘王国——比如朝鲜——传统上对中国帝王的朝贡。到了现代，“sadae”的外延扩大了，意指为了打压国内对手，向任何外部强国卑躬屈膝。通日分子因此犯有“sadae”这一罪行。在吕想象中的“理性天堂”，“sadae”的耻辱感会被永远抹去。
可惜朝鲜人根本没有机会。
日本投降过后几周，美军在南部港口城市仁川登陆。那时，美国人对这个国家和其人民的抱负一无所知。约翰·霍奇（John R. Hodge）中将被推选为美军统帅，仅仅因为他正好在该地区——日本的冲绳岛。他的政治顾问团对朝鲜的了解不比他多多少，没人会说朝鲜语。但是朝鲜方面还是释放出了巨大的善意。根据《扬基人》杂志的报道来看，“土生土长的朝鲜人”“欢呼，傻笑，高举双臂，连连鞠躬，扯着嗓子叫着‘好啊！好啊！’”，以这种方式欢迎美军吉普、卡车和侦察车的到来。[35]
尽管军令严禁和平民套近乎，一位名叫沃伦·常石（Warren Tsuneishi）的日裔美籍军事情报官还是和汉城的宾馆经理金先生攀谈起来。金先生说：“感谢你们解放了我们。我无比诚挚地感谢你们。你们为解放我们，让我们获得独立做出了巨大牺牲。”说着说着，金先生的眼里泛起了泪光，这让常石突然感到“很不自在”。[36]
至此，美国人的第一个大错已经铸成。还没等霍奇中将下船，他就收到了朝鲜人发来的请求，邀请他见见吕运亨的弟弟吕运弘，后者是代表朝鲜过渡政府的温和派人物。由于怀疑这是日本人或共产党设的套，将军拒绝同吕会面。第二天，霍奇在汉城宣布日本总督和所有拓殖当局官员留任，直至接到新的命令。朝鲜人犹如被当面抽了一个耳光，愤怒地涌上街头，抗议美国此举。朝鲜人的反应让美国很丢脸，国务院随即宣布，日本人再也不会掌权，掌权的是美国人。但由于美军兵力不够，因此只能下令让日本人继续担任原职。
《扬基人》如此描述日本的投降仪式：“在位于汉城日本总督府外的旗杆旁举行了一次简短的撤退仪式。184师的官兵身穿军装，站成一个中空的方阵，第7师的官兵演奏了《我们美国人》这首曲子。日本鬼子的旗子被降了下来，然后被简短地展示给必然到场的摄影师看。随着乐队奏响美国国歌，美国国旗冉冉升起。”接着，美军“迈步走出总督府大门。这些受到朝鲜人热烈欢迎的正义使者，开始在这个曾经三国鼎立的古老国度[6]履行他们作为占领者的职责”。[37]
尽管苏联红军占领了38线以北的朝鲜领土，但苏联并没有像美国这样粗鲁地树立权威。一名苏联官员告诉美国记者，俄国人对英国人和美国人有好感，因为“我们长得很像”。 他接着说道，但“我们不喜欢朝鲜人，等到一个合适的稳定政府建立起来，我们就会撤军”。[38]顺便提一句，霍奇将军也不喜欢朝鲜人，他认为大多数朝鲜人是“没受过什么教育的东方人，日本鬼子长达四十年的统治深深影响着他们……跟他们几乎没法讲道理”。[39]
苏联人恪守了承诺，但是他们理解的“合适的稳定政府”同吕运亨和曹晚植等爱国者所希望的完全不同。最早管理北朝鲜的是朝鲜人民委员会，成立人民法院的目的是为了清算投敌分子和“反动分子”。在殖民当局当过差的官员被扫地出门，这一过程有时伴随流血暴力。革命政治得到了苏联官员的支持，由于在其中捞不到半点好处，朝鲜地主等群体开始火速逃往南方。曹晚植依旧管理着人民政治委员会，但是这一中央机构对区域性委员会的控制力十分有限，对阻止苏联人拆分和抢劫日本人留下的工厂也无计可施。
不同于苏联人，坐镇南方的美国军事当局对政府实行直接管控，并发起了一项日后在许多场合被重复施行的政策——前提是美国人自认为这能给当地人带来善治。部分源于无知，部分源于对共产党意图并不总是不合理的怀疑，美国军事当局主要仰仗朝鲜精英中会讲英语的保守派成员，最好还是在美国大学读过书的人。为了领导未来的朝鲜政府，他们从美国带回来一个人，此人是个不折不扣的民族主义者，但同时也是坚定不移的反共分子，他叫李承晚，是个基督徒，在哈佛和普林斯顿受过教育。李在朝鲜并非无名小卒，但他在这里没有民意基础。尽管在流亡海外期间被美国官员看成是个麻烦人物，但国务院护照部门的一位女士觉得李是个“和蔼的爱国老绅士”。有了她的观点背书，再加上李的反共资历，这两条理由够有说服力了。10月11日，李回到祖国，得到了霍奇将军的欢迎，霍奇称赞他是一位“倾注毕生心血谋求朝鲜自由的伟人”。[40]
三天后，平壤出现了类似的一幕。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朝鲜游击队战士以“民族英雄”和“杰出游击队领袖”的身份，受到了苏联最高指挥官的热情接见。此君身材矮胖，三十出头，头发梳得像个倒扣的瓜皮。他在哈巴罗夫斯克（伯力）附近的一座苏军训练营里度过了大部分战争时光。苏联组织了7万人向“金日成将军”致敬。金将军以“感激涕零的朝鲜人民之代表”的身份，发表了一篇由苏联训导员捉刀、歌颂苏军的演讲。[41]
这件事过去整整一周后，平壤的一家报纸上出现了围绕金日成搞个人崇拜的苗头。报纸文章介绍了金的赫赫战功，很快这就将成为一种准宗教仪式的组成部分，核心思想是歌颂朝鲜半岛上一切形式的神圣干预。这种论调和朝鲜历史上诸多具有救世论色彩的政治运动不谋而合。12月，金日成成为朝鲜共产党领袖。但朝鲜政治中心仍旧偏向南部，当时也还不存在朝鲜分裂成两大独立国家的问题。
朝鲜人对他们国家臣服于他国的“sadae”历史素来很敏感，到了眼下这一时刻更是有充分的理由表示担忧了。1945年11月，依然身居中国青岛的唐纳德·金同一些旅居当地的朝鲜人共进晚餐。他在信里回忆道，有史以来，朝鲜独立第一次不存在任何争议。“唯一引发争议的讨论话题是俄美关系。”金发现，要说服他的朝鲜朋友相信“美国和俄国没有嫌隙，可以在和平世界里相安无事”这点“无比困难”。他解释，这些朝鲜人“在战时因为收听美国短波电台，遭到过（日本人的）严厉报复”，因此他们认为美国理应帮助他们的祖国对抗俄国人。金有些不耐烦地评论道：“一个基于合作的解决方案被认为不切实际。他们眼里只有朝鲜的两大阵营，双方都想赢得一切；在这种局面下，他们视合作为背叛。”[42]
他们说得没错：朝鲜人的命运还真是为外国列强所主宰。但派系远不止两个。首先，12月，美苏在莫斯科举行了外长会议，光看会议的氛围，似乎金的乐观情绪不无道理，美苏两国能够达成某种协议。美苏两国将抽调各自军事指挥人员，成立一个共管委员会，负责对朝鲜进行“托管”。美苏官员将协助朝鲜人组建临时过渡政府，并在英国和中国的支持下，引导该国走向全面独立。这项任务可能要耗时五年之久。
苏联人没费多少口舌便说服了北朝鲜盟友支持这项安排。反对者迅速被噤声。在曹晚植看来，这种托管像是又要有殖民者干涉朝鲜内政了，于是他表达了抗议，但随后就被软禁。软禁后来变成了监禁，到了朝鲜战争期间，他彻底消失了，再没有人见过他。
在南方，局势更加严峻。出于民族主义或政治理由，几乎所有南朝鲜人都反对托管；保守派不想跟苏联干预扯上任何关系。他们无法理解全国政府怎么可能吸纳朝鲜共产党。不过，保守派缺乏民意支持。虽然美国极力想要粉碎左倾的朝鲜人民共和国，但其在爱国性上依旧更能服人。然而，托管的问题为其敲响了丧钟。
左派和保守派尝试过组建联合政府，但是努力最终告吹。这之后，左派对托管这一想法逐渐热心起来。混乱接踵而至：先是政变，发动者是号称“刺客”的又一位流亡民族主义者，政变被挫败了；接着是工人罢工，抗议美国军事当局。随后，李承晚麾下的保守派一跃成为真正的爱国者，他们指责朝鲜左派甘当苏联的走狗——换句话说，就是sadae，丧权辱国。很自然，美国人力挺李承晚，称托管从一开始就是苏联的阴谋，并说南朝鲜应该在美国的循循善诱下组建属于自己的保守政府——这一点在未来或许会被硕果仅存的左派描绘成另一种形式的丧权辱国，而且也的确成为了现实。
因此，朝鲜人民共和国注定会走向覆灭，后来发生的就是一场悲剧。这个国家实际上一分为二，北方处于金日成主导的共产党过渡政府统治下，南方则归李承晚控制。用不了多久，金在青岛的朝鲜朋友就会发现他们比之前预言得还要准确。1950年，北朝鲜的入侵点燃了战火，在导致两百万平民死亡后，惨烈的朝鲜战争在僵持中结束了。在二战期间几乎完好无损的汉城这时已是满目疮痍，北方的平壤也一样。北朝鲜依旧处于一种准帝国王朝的统治下，南朝鲜（韩国）则还要经历几十年的军人专政。
1961年正值冷战高峰。当时，一名坚定不移的反共分子发动政变，在韩国夺取了政权。通过借鉴战时日本军政府的计划经济模式，并让韩国财阀（chaebol）同政府保持统一步调，韩国经济一时间突飞猛进。这位强人总统于1942年以全班最优异的成绩从新京的伪满洲国军官学校毕业，之后加入日本关东军，官至中尉。1948年，在韩军中服役的他被开除军籍，理由是参与针对李承晚的阴谋政变。他在战时的日文名字叫高木正雄，真名叫朴正熙。支持他的日本人包括岸信介，后者也是伪满遗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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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托邦梦想注定是南柯一梦，破灭后被人弃之如敝屣。但其破灭的方式各不相同，而且常常留下痕迹。在当时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看来，英国的“新耶路撒冷”栽在了一场“财政敦刻尔克”上。凯恩斯本希望《租借法案》（Lend-Lease Act）能让英国从美国那里拿到援助——源源不断的物资，且条件格外优惠——直到1945年底。这样就能为政府争取些时间，避免破产。可惜事与愿违。面对近乎灾难的收支平衡，英国人不知道从哪儿捞钱来填平财政赤字，更别提为实现社会主义梦想买单了。凯恩斯为此祈祷：“希望日本人不会过早投降，让我们失望。”[43]
投在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让他的希望落空了。哈罗德·尼克尔森在日记里对此事也有论及，他描述了太太维塔·萨克维尔——威斯特（Vita Sackville-West）的反应：“原子弹让维蒂（Viti，Vita的昵称）吓坏了。她觉得这意味着一个全新的时代已经来临。她想得没错。”[44]
8月，日本投降，战争结束。
经济通缩让老百姓的日子过得苦不堪言；在英国，物资配给制延续的时间比其他国家都要长；为了少得可怜的那点公共服务，人们无休无止地排着长队；生活沉闷，让人颓废；战后的英国社会尽显疲态，人们认识到，英国不仅国库空虚，而且正迅速丢失世界大国的地位。所有这一切都抑制了乐观主义情绪。尽管有关公共住房、教育、文化、卫生和全民就业的规划依旧在进行中，但是国家的财政岌岌可危，1945年的热情正迅速消散。在德、日战败两年后，工党财政大臣休·道尔顿（Hugh Dalton）在日记里写道：“再也不会有明媚而自信的早晨了。”[45]
1951年，温斯顿·丘吉尔再度出山，当选首相。工党得等上十三年才能迎来再度执政的机会。率领他们扭转局面的是曾在艾德礼内阁中担任贸易大臣的哈罗德·威尔逊。
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其他西欧国家，天主教和基督教民主党承诺的稳定和延续性——即某种常态——消解了左派的革命热情。1956年，荷兰社民党下野。1958年，戴高乐将军建立了法兰西第五共和国。1948年，得益于美国反共宣传和财政支持，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开始了其近乎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执政岁月。在西德，社民党直到1969年才第一次赢得选举。早在1949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前，东德的社民党人和共产党人同舟共济、建设反法西斯德国的美好梦想就已化为泡影。1945年，生活在苏占区的德国人执拗地拒绝支持共产党，而是大为看好社民党。结果，翌年苏联当局便逼迫东德社民党同共产党合并，后者很快吞并了该党。
在韩国和日本，社会主义政府从1947年到1948年维系了整整一年，但这些并不隶属共产党的左派最后都走向了灭亡。要理解这点，一个办法是将其归咎于冷战。东亚的美国占领当局也许笨手笨脚，且往往过于保守，但苏联对于温和左派的大溃败一样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凡是苏维埃主义者当权的地方，无论是北朝鲜，还是中东欧，社会党人都被镇压了。
斯大林的确同意过不在美国人的势力范围内挑起革命；他让法共和意共忘了他们的夺权美梦。即使右派依旧受到墨索里尼“遗产”的拖累，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帕尔米罗·陶里亚蒂（Palmiro Togliatti）还是秉持中间路线，避免和保守派发生激烈冲突。但是，美国和其在东西方的保守主义盟友对共产党的意图高度怀疑，所以使出浑身解数以防范任何左翼派别靠近权力。这在处于冷战前线的国家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比如德国、意大利和日本。自1940年代末以来，日本同西德一样必须被打造成对抗共产主义的堡垒。1945年的新政热情转眼被抛到了九霄云外，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新政策：重新武装、发展工业、打击工会、在公务员队伍和教育领域“清除赤党”、积极支持保守主义政客，哪怕其中一些人不久前还是等候审判的战犯。在占领日本起初，美国当局对左派曾大力鼓励，后来的所谓“改弦更张”一直被视为是对1945年理想主义的背叛。
话虽如此，但休·道尔顿在哀叹英国“明媚而自信的早晨”不复存在时，还是有些过于悲观了。解放带来的欣喜也许已经退去，但在这一崭新开端之际建立起来的诸多制度并未迅速消解；不管是好是坏，有些一直延续到今天。无论是英国的保守党政府，还是欧洲大陆上的基督教民主党，都未真正尝试过推倒欧洲福利国家的基础，虽然这是战前规划者和战时抵抗运动内理想主义成员酝酿的产物。实际上，丘吉尔的保守党比艾德礼的工党建了更多公共住房。不少基督教民主党人几乎和社会主义者一样对自由放任经济学充满质疑。直到1970年代，西欧福利体系的外沿才开始发生腐蚀。也就是十年后，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上台，英国的福利主义才被严重削弱。时至今日，就算和欧洲大陆相比，日本和韩国经济依然被政府规划者牢牢地掌控在手中。
然而，战后规划的一座主要丰碑还是欧洲自己，或者说是欧盟。虽然其萎靡不振、千疮百孔，但还是岿然不倒。1945年，欧洲统一这一崇高目标是大多数人的信仰。在对神圣罗马帝国深感共鸣的天主教徒眼里，这个目标素来很有吸引力。法国人和亲法者支持欧洲是西方文明中心的说法——而巴黎则是中心的中心——借此对抗美国粗鄙的物质主义。作为欧盟重要机构的总部和崭新技术官僚之国的首都，布鲁塞尔引得社会党人和其他经济规划者纷至沓来。不过，最重要的一点是，一个团结的欧洲将确保欧洲人再也不会同室操戈。至少从这点来看，1945年的理想主义到目前为止还算有所收获。
[1]奥斯曼男爵（1809—1891），法国城市规划师，以主持巴黎重建而闻名，但也被认为是毁了老巴黎的人。
[2]包豪斯，源于德国的一种艺术风格，突出实用功能，以利用先进技术和追求经济效益为特征。
[3]阿尔伯特·施佩尔（1905—1981），二战时希特勒政府的军备与战时生产部部长，杰出的建筑师。
[4]作者注：这些建筑今天还在。他们大而浮夸的风格很对中共的胃口。这种转型显得非常自然：昔日关东军的大楼现在是中共等机构的总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