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教化野蛮人

1943年，诺埃尔·科沃德（Noël Coward）[1]创作了一首歌，名为《让我们对德国人别太粗鲁》，引起了一些误解。英国广播公司曾短暂禁播该曲，原因是其对敌人似乎过于同情：

让我们对德国人别太粗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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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我们最终打赢了战争。

说到底是那些龌龊的纳粹，

怂恿德国人去打仗，

他们的贝多芬和巴赫，

其实比纳粹的蛊惑力强得多！

实际上，在登台献唱之前，科沃德曾小心翼翼地指出，他讽刺的是“一小部分人道主义者，我觉得他们对敌人的看法太过宽容了”。

认为盟军对德日两国的占领完全遵循这些人道主义者的精神，这种说法未免言过其实，但也不算太夸张。至少在最初几年里，占领者想尽办法避免血债血偿，尽全力改造、教化和改变人们的心智，在这点上的努力无出其右者。另外，他们还致力于将专制政权改造为和平的民主国家，如此一来它们就再也不会为世界带来毁灭。

刚开始的时候的确如此。大部分由华盛顿制定的计划旨在惩罚过去的敌人，并通过摧毁它们成为现代工业国家的手段，使之无法作恶。正如前文所述的以罗斯福政府财长摩根韬命名的摩根韬计划，旨在瓦解德国工业，拆分其领土，把德国人变成一个男耕女织式的民族，连一根用以自卫的棍棒都没有。针对日本也有不少类似的想法。

这些计划无果而终，取而代之的是“三D政策”：去军事化（Demilitarization）、去纳粹化（Denazification）和民主化（Democratization）。第三个D牵涉到再教育的过程，这么做不只是为了改变尚武、专制政府提倡和推行的行为方式，而且还要深入到被征服民族的思想深处，改变他们的思维方式和“国民性格”。美国战争部拍摄了一部名为《我们在日本的任务》的教育性影片，对这一问题抓得很准。当银幕上出现一个日本骷髅头时，电影旁白解释说：“我们的难题存在于日本人的大脑中。”在电影结尾，旁白总结了当下任务：“我们来这儿，为的是让日本人的脑瓜开窍：我们见惯了血雨腥风，所以从现在开始，不会撑不下去。”[1]

改造原住民这一策略也许最早可以追溯至古罗马人的教化行为。一些人认为这一策略源自启蒙主义观念，即人生来理性，而且可以通过正确的教育加以引导。一些人回想起了殖民者的策略，比方说法国的“教化文明使命”（mission civilisatrice）。还有两个例子，一是基督教的传教热情，二是通过教育移民，把他们塑造成秉公守法的美国公民。英国人甚至还提出了信念在塑造性格中的作用，这点早在维多利亚时期的寄宿学校就已推行：培养既有运动员体魄、又饱读经典的绅士。再教育还被视为心理战的延伸，是军队进行政工宣传的工具。

《喷趣》（Punch）杂志在1939年发表了赫伯特（A. P. Herbert）的一首诗，隐晦地提出有必要开展再教育工作：

我们和德国人没有争论，

人不可能和毫无戒心的绵羊争论。

但是一代接着一代，

他们推出的领袖搅了我们的好梦……

我们和德国人没有争论，

他们国家的事我们当然管不着。

但是似乎某些大手术，

（修复心脑）也许是唯一的出路。

5月8日，就在街头巷尾的人们庆祝欧战胜利之际，伦敦的《泰晤士报》刊出了一封读者来信，信的作者是著名私立寄宿学校查特豪斯（Charterhouse）的校长罗伯特·伯利（Robert Birley），他日后将对德国西占区的教育政策发挥深远的影响。伯利在信中写道：“编辑先生，有一点正变得越来越清晰，盟军对德国的再教育不仅是一种虔诚的抱负，也是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德国人的问题在于，一个多世纪以来，他们“对任何替他们代劳做决定的政府都照单全收，这点很要命”。赫伯特的诗里也流露了这种情绪，而且当时大多数人也这么认为。在伯利眼里，德国人已经变得跟绵羊一样，只会跟着领头羊，没有个性，就像受过军训的机器人。

伯利接着提出了一个更有趣的观点，但是最终并未打动英国军事占领当局。再教育想要获得成功，就必须建立在民族传统的基础上。德国应该被当成白板一块（tabula rasa）；应该让德国人相信，“他们自己拥有这样的传统，在此之上可以诞生一个正直的社会。哪怕这种传统现在已完全淡忘。曾几何时，德国有歌德；年轻的梅瑞狄斯（Meredith）[2]曾造访该国，因为这是一个孕育了自由思想家的国度，它的大学影响了乔治·班克罗夫特（George Bancroft）[3]这样的美国人”。

对于那些渴望扔掉希特勒主义褐色外衣，披上印有歌德、康德和贝多芬大名的华美外套的德国人，伯利的观点肯定大受欢迎。1945年，作为英国驻德军事当局的教育顾问，伯利协助建立了多座图书馆，里面塞满了适合人们阅读的英德文学作品。此外他还创立了成人教育中心，取名为“桥梁”（Die Brücke），目的是增强英德两国的知识文化交流。可惜的是，这一充满希望的开端遭到了英国官员的反对。其中一些反对者的思路怪得离谱。有一派认为，只有“和其他国籍的人广泛通婚”才能治愈德国人的顽疾。[2]另一位中等官阶的狂热分子建议把所有前纳粹分子和他们家人都关在北海的一个小岛上。伯利不无讽刺地回应道，那么他们在欧洲大陆上学念书的孩子也许会把纳粹思想传染给无辜的同学。同摩根韬的计划一样，这种想法很快告吹。

伯利复兴德国文化精髓的计划还受到了更为严苛的批评。批评者认为他在推广英国文化精髓方面做得不够。伯利的直接上司布莱恩·罗伯逊将军（Brian Robertson）——这里顺便提一句，他是在查特豪斯读的小学——下令称军事当局在德国执行政策时应该得到更多保护，免于受到外界批评。拿另一位将军的话来讲，有必要进一步“弘扬英国文明”和推广英国政策。[3]见此情形，伯利只好辞职回英国去了。

美占区当局一开始更倾向于惩罚，而不是教育德国人。他们把大半精力花在了清算有纳粹嫌疑的老师身上，而不是重塑德国人的思维。一些在美流亡的德国人告诫美国官方，再教育是无济于事的。小说家阿尔弗雷德·德布林就说过：“教育德国人几乎是无望的，因为专业人士这一阶层的大部分人都是纳粹。”他的朋友、同样大名鼎鼎的德国小说家利翁·福伊希特万格（Lion Feuchtwanger）就确信：“三百万纳粹分子必须被逮捕，处决或流放去干苦力。”[4]更有甚者，说得好像教德国人向善跟向狒狒传授文明一样，无异痴人说梦。

尽管如此，《波茨坦公告》还是表明了盟军的官方立场：“教育德国人的工作必须严格加以控制，这样才能彻底消灭纳粹和军国主义方针，并使民主思想的成功发展成为可能。”[5]对于日本，波茨坦的举措听上去没那么严苛，或者说至少没那么高压：“日本政府应当消除所有阻碍日本人民恢复和强化他们民主倾向的障碍。必须确立言论自由、宗教自由、思想自由及尊重基本人权等制度。”这两段话在语气上的差异很难解释清楚，特别是考虑到占领期间所发生的事——日本所经历的比德国要激烈得多。

然而，再教育德国人这一任务被认为比改造日本人简单（顺便说一句，伯利很讨厌“再教育”这个说法，他倾向只说“教育”）。毕竟，德国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孕育了歌德和康德，德国人大多是基督徒。所以人们相信这个国家的底子还是好的，需要做的是摧毁纳粹意识形态和“普鲁士军国主义”。去纳粹化和去军事化对解决德国问题将起到长远的作用。为了实现这点，就必须播放诸如《纳粹集中营》或者《死亡工厂》这样的电影来强调德国人不久前所造的孽。前面一部是美军委托拍摄的，后面一部在旁白中加入了下面一段话：

在加德雷根（Gardelegen）有一个典型的德国粮仓。1100人像赶牲口一样被赶了进去，然后活活烧死。那些忍着剧痛逃出来的人刚一露头就被乱枪打死。什么样的畜生能干出这么丧尽天良的事来？[6]

这些电影在德国并不流行。德国人要么拒绝观看，要么斥之为政治宣传。1945年，17岁的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在党卫队装甲师短暂服役后被美国人俘虏，关入战俘营。一位“衬衫烫得笔挺”的美军政工干部负责教育他和其余战俘。他给德国人展示了摄于贝尔根——贝尔森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照片，照片里尸体堆积成山，一息尚存的囚犯皮包骨头。德国人对此一概不信：“我们不断重复同一句话：‘这是德国人干的？’‘不可能。’‘德国人干不出这种事情来。’我们中间有人说道：‘宣传，这些不过都是宣传。’”[7]

用意良好的美国官员还组织了小组讨论，但通常一样无果而终。传授“我们美国人如何建设民主”的演讲者虽然自己热情高涨，但一来因为是用英语讲的，并不总是能吸引足够的听众，二来诸如“纳粹国家”这种话题最后都因为德国人的逆反心理不了了之。德国人会说：我们并不知情，希特勒做过许多好事，等等。[8]每当君特·格拉斯所在战俘营的教官给德国人讲种族主义的危害时，战俘们就会抛出美国国内“黑鬼”处境的问题，搞得他很尴尬。

随着严冬日益临近，饥民还要担心其他问题。汉斯·哈贝（Hans Habe）是美籍匈牙利裔记者，美国人委托他在战后的德国办报。哈贝表示：“要求德国人往回看，质疑自己并作出忏悔的想法是征服者思想……让德国人犯愁的只有如何填饱肚皮，如何让炉子里有煤烧……”[9]哈贝是犹太人，在集中营呆过，他没有理由对德国人抱有好感。

两相比较，讲授民主裨益并不一定更容易。《扬基人》刊登了一篇题为《再教育德国》的文章，作者在亚琛采访了一位德国小学生，10岁的恩斯特。这是一次精彩的采访。当被问及知不知道德军战败了时，男孩回答：“美国人枪多，犹太人也多。”记者接着问：“有没有人跟你说过民主是怎么回事？”男孩答道：“老师跟我们说过。”那么他对别人口中的民主一事有兴趣么？男孩回答：“听着没唱歌有意思。”[10]

亚琛是查理曼帝国的旧都，地处欧洲的心脏地带，这里也是德国再教育进程的发祥地。选择亚琛并不是因为历史感怀，而是其恰好是盟军占领的第一座城市。轰炸过后，亚琛没剩下几座完好无损的学校。战前这座城市有16万人口，战后只剩下1.4万。该市85%的面积都被夷为平地。建于中世纪早期的大教堂十分漂亮，是查理曼大帝的陵寝所在地，令人称奇的是，教堂竟然没有毁于战火。但是如今，按照《扬基人》的话来说：“扔炸弹的战争……变为了一场全新的思想战争。祛除德国年轻人身上的匪气，将是一项吸引全世界瞩目的实验。”

作为美国军事当局代表的少校约翰·布拉德福德（John P. Bradford）告诉亚琛市未被清算的德国官员，他们面前摆着一个大好机遇：“你们会被允许教育德国青年，改造他们，让他们远离卑劣的纳粹主义。”[11]

再教育面临的第一个难题是缺乏符合条件的老师；应征入伍的人要么已经战死；要么还被困在前线，当了战俘；要么因为他们的纳粹身份而颜面扫地。诗人斯蒂芬·斯彭德询问汉堡的一群小学生，他们在学校里都学些什么。孩子们回答，拉丁文和生物课。没别的了？没了，他们答道。“您看，历史、地理、英语和数学老师都被赶走了。”[12]

另一个问题是教科书。大部分课本在轰炸中烧毁，剩下的通常非常不合适：有的赞美元首和他提出的“主宰者民族”，有的大谈德国排犹在生物学上的必要性。就连纳粹上台前的教科书也包含推崇日耳曼尚武精神的故事，或者是歌颂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等名人的丰功伟绩。但是由于实在没什么教材，这些书也只好拿来充数。魏玛时期的某本教科书还在伦敦重新刻了印刷版，送回德国亚琛一家古老报纸印刷厂里印刷成册。

管理亚琛各所学校的主任卡尔·贝克博士（Karl Becker）满怀信心地认为，向幼童灌输他们的未来“和世界各地的人们休戚与共，而不是和一个‘强大德国’相关”这点认识十分容易。对于年龄较大的孩子，博士认为也许有必要“态度坚决”。然而，他申明即使“是在课堂里惩罚孩子，方式也应当民主。有时，个别小孩会在班里生事，我们会让全班一起决定怎么处罚当事人最妥当”。贝克博士说他“除了极端情况外，反对体罚孩子”。[13]

博士很在意“用实实在在、劝人向善的事物取代纳粹的诱惑”。作为天主教保守派的他认为复兴基督教精神价值观是解决问题的答案。许多德国人也相信这点，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未来西德大选里基督教民主联盟（Christian Democratic Union）总是一党独大。基民盟日后的党魁、战后首任德国总理（chancellor）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也是一位来自莱茵河畔的天主教徒。斯蒂芬·斯彭德曾在科隆市政厅内拜谒过后者。阿登纳在希特勒上台前曾担任该市市长，1945年他再度当选。

透过阿登纳办公室的窗户，斯彭德望向窗外，科隆的马路上只剩下残砖碎瓦。有些建筑的外墙依然屹立未倒，但这些只是“一层薄薄的面具，隐藏在后面的建筑物内部已经被掏空了，只留下潮湿、空洞和恶臭”。但是阿登纳在采访中强调了除此之外还有另一种破败。“你不可能没注意到，”他告诉斯彭德，“纳粹把德国文化变得跟莱茵河和鲁尔区的废墟一样平坦。十五年的纳粹统治留给德国一片精神沙漠。”[14]所以眼下急需的不光是食物和燃料，还有更多的学校、书籍、电影、音乐和戏剧：“必须满足人们的想象。”[15]

人们对文化饥渴这点千真万确，但是背后的动机却可能十分怪异。许多德国人不再读书的一大原因是纳粹的文学作品总体而言无聊透顶。现在，有些人说需要高雅文化，仿佛这是一种自我救赎。斯彭德在波恩邂逅了一位女士，“是人见人爱、尽心尽职的家庭妇女（hausfrau）中最装腔作势的那种”。她对人们追求大众娱乐的浮夸品味很是不齿。她认为，在第三帝国的道德废墟里，不应该有卡巴莱歌舞的位置，更别提爵士乐了。德国文化应该是严肃的，因为这是“德国人做尽坏事后，所能拥有的最小愿望”。德国人应该“被督促”只保留“好的”文化：“除了莫扎特、贝多芬、歌德的作品外，其他的应该一律被禁。”[16]阿登纳不太可能像她这么苛刻。

也许，更好地诠释人们文化饥渴的一件事是柏林战后首次重新上演布莱希特（Brecht）的作品《三便士歌剧》（Three penny Opera）。这部剧在纳粹时期自然在被禁之列。人们走上几小时，来到美占区的赫贝尔剧院（Hebbel Theater），这是为数不多的几座在战争期间几乎毫发未伤的剧院之一。演出于下午4点开始，这么安排是为了让观众在夜幕降临、犯罪分子流窜街头之前就能安全回家。该剧的首映式定在8月15日（日本投降后一天，但日期纯属巧合）。演员们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进行排练：滂沱大雨穿过屋顶倾泻而下，演员饿着肚子，服装失窃，道具损坏。

原抵抗主义战士鲁斯·安德烈亚斯——弗里德里希坐在观众席里。“我感到奔涌的情感让我无法喘息，”她在日记里写道。“我们搞地下活动的日子里”听到的歌，曾经在“许多绝望的时刻”提供了巨大的“慰藉和宽慰”。如今，人们能自由自在地听这些歌了。但即使在这一温暖人心的时刻，她依旧保留着对杂音和错误信念的敏感。布莱希特作品中的一段名言引得全场爆发出“暴风骤雨般的掌声”：“先给我们吃的，然后再来谈道德……”听到这里，她一下子“从自我陶醉中”被震醒。这股自怨自艾的情绪让她觉得受到了冒犯。“我们践行言论自由的第一课难道是必须批评别人么？”[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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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如果布莱希特高度政治化、充斥左翼道德主义的剧目是在苏占区，而不是在美军占领的柏林克洛伊茨贝格区（Kreuzberg）复演，也许会显得更加合情合理。1949年后，布莱希特的确是在“民主”（共产主义）德国建起了自己的戏院，但他还是很审慎地保留着刚拿到手的奥地利护照。苏联也很热衷于再教育德国人。事实上，比起他们的盎格鲁——美利坚盟友，苏联人更重视文化。一位英国占领军官员曾在电报上抱怨，说在西方大行其道的“自由和个人文化”没法同苏联人的“政治化文化”相竞争。他表示，在苏占区，“戏剧、图书出版、艺术和音乐等活动一派繁荣，给人的印象是那里涌现出了一些富有新意而生机盎然的事情”。[18]

的确有事情发生。苏联官方开出特别俱乐部、额外食品配给和全面赞助艺术事业等条件，积极拉拢德国知识界的“民主”成员。“民主”文化的特点常常是德国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两相结合的产物。作为德国文化主要旗手之一的约翰内斯·贝希尔（Johannes Becher），是马克思主义诗人和苏联成立的文化联盟（Kulturbund）主席。该机构全称是德国民主复兴文化协会。贝希尔跟英国教育家罗伯特·伯利见解相同，也认为只要“德国精神”是“进步的”，它就是复兴的有利基础。他和死在纳粹监狱里的共产主义烈士不一样，脑子里想的不是歌德。“反法西斯主义文艺”才是“真正的”德国文艺。

实际上，苏军政委眼里的进步文化范畴要狭窄和闭塞得多，所以贝希尔提出的艺术形式弹性太大了。苏联人很想在德国剧院里推广俄国经典，比如契诃夫或果戈里的作品，以及现代苏联样板剧。甚至连一些进步的德国剧作家，譬如弗里德里希·沃尔夫（Friedrich Wolf）——未来东德特务头子马库斯·沃尔夫（Markus Wolf）的父亲——的作品也行，前提条件是得按照苏联的套路编排。为此，苏联人倾向于把什么该有、什么该删和怎么演等事宜明明白白地告诉德国作家和戏剧制作人。

苏联官方的一味坚持对于提升苏占区里音乐、电影和戏剧表演的公众吸引力也许只帮了倒忙。苏联人要求演出要配发宣传册，政治人物还要上台长篇大论做一番介绍，解释正确的政治路线。共产党官员并未过多介绍《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1918》等电影，但是即使娱乐方式极度匮乏，观众大都不信苏联人那套。甚至连德国统一社会党（SED）党员对苏联官方文化也提不起多大兴趣。虽然约翰内斯·贝希尔是个无懈可击的共产党人，但苏联人从未真正信任过他。除了德国人的身份外，他也许过于“海纳百川”了。而且从其过往经历里能嗅出一丝危险的托洛茨基主义（Trotskyism）[4]。1945年11月，波茨坦的一位苏联文化官员指责文化联盟纵容“文学和艺术中的资产阶级倾向；未来主义、印象主义等等”。[19]

东德社会生活和文化的另一面直到1989年柏林墙倒塌前都是其一大特色：纳粹官方论调咄咄逼人、夸大其词的语气几乎是无缝对接地嫁接在了共产党的办事风格中——除此之外，还有踢正步、大会操和对阅兵式的癖好，与之相伴的常常是一大群人吼出震天响的口号，边吼还边向空中挥拳，以示对友谊与和平的赞美。除了观看《三便士歌剧》的战后首映外，鲁斯·安德烈亚斯——弗里德里希还参加了文化联盟的成立仪式。她对没完没了的讲话很是厌烦，并很快转变为恶心。她在7月3日的日记里写道：

八位在场的嘉宾都在大谈坦诚面对过去、振兴文化生活的意义，但几乎没有一位认识到，他们至今都没怎么改变过自己的讲话方式。还是那个老套路，动辄就是“最伟大的”、“最顶极的”、“最庞大的”、“最壮观的”……前几天，一位政客高呼‘我们正迈着坚定的步伐，投身为和平主义而战的战斗’，他也许丝毫没意识到这么说话让本来发自内心的热情号召听起来何其自相矛盾。学会少说些假、大、空的话也许不那么容易。[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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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总体而言美国文化比苏联人力推的文化娱乐性更强，但从西占区里最早发行的杂志上并不一定能得出这种印象。美国占领当局官员没有把这项任务交给德国人，而是亲力亲为地为德国读者办起了自己的杂志。目标受众为德国知识分子的月刊《美国观察家》（The American Observer）在创刊号一期里收录的文章既有关于人文精神和信仰的，也有关于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的政治哲学的，此外还有一篇名为《田纳西河谷之涅槃》的文章。《今日》（Heute）杂志则主要刊登记载纳粹占领荷兰的文章，还发表了《在集中营地狱的人们》和《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的社区工作》这些特稿。[21]

借一位美国观察家的话来说，德国读者对这类刊物的接受度“十分有限”。[22]

另一方面，苏联人从一开始就批准信得过的“民主派”德国人发行自己的杂志，这一策略结出了丰硕的果实。第一份问世的刊物名为《重建》（Aufbau），摘录了托马斯·曼、保罗·瓦莱里（Paul Valéry）、欧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等大家的文章，此外还有检讨德国战争罪行的文章。杂志一经上市几乎立刻售罄。

由于德国人已经有十多年没看过好莱坞电影了，美国人特意挑选了32部故事片，借此推广美式生活。撇开其寓意不谈，影片上映后广受欢迎。挑片子的人很注意避开美国社会的阴暗面，所以黑帮片并未在列。《乱世佳人》（1939）和《愤怒的葡萄》（1940）两部作品也被认为太过负面。虽然片子稍有些过时，但德国人几乎和同时期的许多西欧观众一样看到了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的《淘金记》（1942），一睹《丹凤还阳》（1937）里女主演狄安娜·德宾（Deanna Durbin）的芳容，欣赏了《伊利诺伊州的林肯》（1940）这部传记电影，也观摩了1944年的音乐剧《与我同行》。影片里，主演宾·克劳斯贝（Bing Crosby）饰演一名酷爱打高尔夫的牧师。

不过有些影片的入选引发了反弹，最后不得不下映，比如战争片《73舰队潜艇战》（1943）。主演汉弗莱·博加特（Humphrey Bogart）是一名海员，他所在的商船遭到了德国U型潜艇的攻击。这部影片在不来梅的一座电影院上映时引发了严重的骚乱。片子讲述的纳粹暴行只是观众愤怒的一个原因；看到穷凶极恶的德国U型潜艇船员在海上用机枪扫射孤立无援的美国人，这种娱乐方式真叫人难以容忍。愤怒的德国海军老兵试图强迫别人跟他们一起离开电影院。

美国再教育德国人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英国人也有，只是程度略轻罢了——在于一对也许无法解决的矛盾，而且也的确未能解决；再教育的目的是教会德国人——之后是日本人——自由、平等和民主的价值。然而，关于言论自由的训诫却是由几乎拥有绝对权力的军事当局给出的，其宣传往往是心理战的延伸，而且只要合其目的，就会毫不含糊地诉诸审查制度。当然了，文化和教育工作远没有纳粹和日本战时政权时期那般高压，而且其内容很厚重，君特·格拉斯等过去效忠希特勒的小兵们没有资格以此嘲笑美国人的种族主义。但是盟军在被指责虚伪这点上确实存在软肋。占领者甚至都不愿公映《乱世佳人》，或包容任何以负面眼光审视他们政策的看法和真实信息。因此，他们对民主的溢美之词会显得有些空洞。

8月31日，军事占领德国被赋予了一种全新的正式地位。尽管德国仍被分割为不同的占领区，正式管理该国的则是美、苏、英、法四国组成的盟国管制委员会。鲁斯·安德烈亚斯——弗里德里希对“不和谐的杂音”依旧听得很清楚。她在日记里写道：

现在我们至少知道是谁在管我们了。可为什么那么多报纸都在谈论民主？民主的意思是人民当家做主。现在替我们做主的却是管制委员会。我们应该提防滥用这个褒义词（民主）。[23]

美国派出的图书查禁团队把美占区里所有书店和图书馆翻了个底朝天。他们带走的不全是纳粹的著作。如果脍炙人口的游记把美国人或德国人以外的欧洲人描绘成“没有教养”或“退化堕落”的人，也会被算作禁书。除此之外，类似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西方的衰落》的作者）和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冯·特来切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等作者的作品也在被禁之列。冯·特来切克倒的确是个十足的普鲁士民族主义者，但是他早在1896年就去世了，那时希特勒还是无名小卒。斯宾格勒最初对纳粹抱有同情，但在1936年去世前和该党分道扬镳。他的一部分作品不仅被纳粹列为禁书，而且在美国人这里也被打入冷宫，这让他很是特别。

在图书、电影等娱乐形态中禁止纳粹宣传只是最基本的工作。信息管理部的官员还参与了新闻钳制。1945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记者朱利安·巴赫都待在德国各地，观察这些官员的举止。他以十分犀利且不无荒谬的笔触描绘了他们的态度。官员们推测，德国人在纳粹时期被系统性地剥夺了自由思考的能力。联想到集中营里解放的囚犯，他们虽然饥肠辘辘，但胃已经萎缩，不能喂太多吃的，同样的道理，萎缩的心智也不能接受过于丰富的信息。拿巴赫的话来说：“据负责治疗德国人心智的美国‘精神科医生’称，只能一点点地满足德国人对新闻和新思想的胃口。”[24]但是大多数医生对德国历史、文化或社会知之寥寥，这对他们估算“用药”剂量无疑没有帮助。

刚开始，德国人唯一能读到的报纸是由占领当局的军官编写的。即使只有这一点点，也是一时纸贵。这些新闻纸在黑市的售价比原价翻了20倍。当科隆街头出现第一份报纸时，人们一拥而上疯抢的场面让就在附近的一位美军上校很是紧张，觉得有必要拔枪自卫。跟纳粹的新闻机构不同，就算是占领者办的报纸，闻起来一定也洋溢着自由的气息。在英美占领区，所谓的“美国之家”和“英国中心”遍地开花，陈列着美英两国的图书和期刊，供人阅读。这在当时和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造福了许多人。

但对于西方盟国，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纵使笨手笨脚的军队审查官费尽全力想要扼杀批评，但宣扬民主和言论自由价值，以及鼓励重组德国政党的做法还是为盟军招来了批评之声，特别是对军事占领及其政策的臧否。社民党人对美国支持自由经济、而非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政策很是恼火。但在艾德礼的社会党政府代表管理下的英占区，情况则往往相反；德国保守派对占领者计划的“布尔什维克式”经济表示抗议。基督教民主党的批评声中有时隐藏着别有用心的弦外之音。在隶属美占区的黑森州（Hessen），某位演讲者在一次青年集会上警告说去纳粹化会导致德国“走向布尔什维克主义”。“穿着盟军制服的移民”（换句话说，也就是犹太人）被认为是导致这一不幸趋势的罪魁祸首。

* * * * *

如果说美国是学习的楷模，美国文化——从宾·克劳斯贝的音乐剧到好彩香烟，从摇摆乐到口香糖——在战后发挥了支配性影响力的话，那么不少德国人对此都抱有一种矛盾心理。在当时，美国文化领导论和基督教保守派广泛接受的观点相左，后者认为宗教和经典德国文化（Kultur）才是通向精神复兴和救赎的唯一途径。对美国文化的怀疑具有保守主义背景，早在希特勒崛起之前就已存在。长久以来，美国文化因为其流行魅力似乎对知识分子定义和推广的传统价值观构成了威胁。这也引起了部分左派知识分子的不安，比如法兰克福学派哲学家特奥多尔·阿多诺（Theodor Adorno）。他在战时流亡美国，曾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视角激烈抨击过爵士乐和其他风靡的美国艺术形式。在他眼里，爵士乐是所谓“文化产业”的一环，是资本主义通过商业化娱乐给大众灌迷魂汤，从而操纵他们的一种阴谋。

持类似观点的不止德国人。1945年夏，在成为英国艺术委员会首任主席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言简意赅地在一档电台节目里阐述了他的目标。他大声疾呼：“打倒好莱坞！”说这话的时候，英国人正同德国人、荷兰人等欧洲人一样，不断涌向电影院，观看美国大片。在联美影片公司（United Artists Corporation）表达抗议后，凯恩斯给《泰晤士报》写了一封信，恳请联美公司原谅他的“一时糊涂”。他本来想说的其实是各国应该“发展拥有自己特色的东西……”他真正的意思是：“让好莱坞的归好莱坞。”[25]

凯恩斯有点言不由衷，他对“好莱坞”的鄙夷在许多欧洲知识分子身上都有，但他们也无法抑制对新大陆文化的兴奋之情。1945年春的一期《地平线》杂志刊发了一篇文章，作者西里尔·康纳利提出一个问题：欧洲文化复兴将在何处发源？他认为，世界急需“一种积极而成熟的人文主义”。美国能提供么？经过全面考虑后，他的答案是否定的，因为美国“铜臭味太浓，是个干巴巴的机器社会”。不行，文化复兴的发源地只能是他热爱的法国。只有法国“有能力重现一场不流血的1789年大革命，并且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一条古老的真理，人应该要活得精彩，而自由是这一生活的自然温度……”

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巴黎是对抗“好莱坞”流弊的一种象征。巴黎有着花神咖啡屋（Café de Flore），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曾在此进行哲学思辨；巴黎是抵抗运动文学刊物的诞生地，是青年男女实现性解放和政治解放的乐园。人们对法国的这种期待一直蔓延至日本。比起德国，日本对美国文化的接受程度更大，也更深入。1946年，日本的十大畅销书中有三本是外国作品的译本：萨特的《恶心》（Nausée）、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的《架空会见记》（Intervues Imaginaires）和艾里克·玛利亚·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的《凯旋门》（Arc de Triomphe）。[26]在柏林，鲁斯·安德烈亚斯——弗里德里希留意到年轻人在战后流行起了戴法式贝雷帽：“凡是觉得自己有话要讲的人都会戴一顶贝雷帽。”在日本，知识分子中间崇尚法国文化的这股热潮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

当然，法国文化热从来就是阳春白雪，无法普及。另外，许多法国人对美国的痴迷程度，也丝毫不亚于来自五湖四海、其他国家的人，甚至连萨特也算在内。1944年11月，一干法国记者受邀访问美国，以深入了解美国的战时运作情况，萨特也在受邀名单上。据西蒙娜·德·波伏娃回忆，她“从没见过萨特如此亢奋”。波伏娃在回忆录里对美国的魅力有所论及，她的话代表了全世界千千万万人的心声：

美国，真是内涵万千！先说说我们看不懂的东西吧；美国的爵士乐，电影和文学滋养了我们的青年，但美国对我们一直就是个巨大的谜……美国还给我们带来解放，她是冉冉上升的未来；她物资丰饶、有着无限可能；她是盏疯狂的神灯，能照映出传奇般的画面；只要一想到能亲眼看到这些画面，就让人头晕目眩。我兴奋异常，不光是为萨特感到开心，也为我自己，因为我知道有朝一日我定会追随他，在这条康庄大道上走下去。[27]

另外值得一提的还有文人鲍里斯·维昂（Boris Vian）和他的“萨苏”（zazous）乐队，他们装出一副英美范儿，搞狂欢，办派对，阅读非法影印的海明威和福克纳的作品，借此表达对战时面目可憎的贝当主义的反叛。法国有“萨苏”，德国则有自己的“摇摆青年”（Swingjugend），后者表达对纳粹嗤之以鼻的做法是，在私人寓所里伴着被封杀的爵士乐翩翩起舞，这么做的风险要大得多。1944年春天过后，维昂和“萨苏”乐队穿着多出来的美国牛仔裤和格子衬衫，演奏和播放的曲目没有别的，除了爵士还是爵士。

在见识过某物的真容后，伴随而来的通常是幻灭。据波伏娃记录，萨特从美国回来后，“对所见所闻有些回不过神来”。他挺喜欢美国人，对罗斯福也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是拿波伏娃的话来说，“除了经济体制、种族主义和隔离政策，西半球的文明中还有许多让他震惊的东西——美国人的随大流，价值尺度，蒙昧观念，乐观主义精神，以及对任何悲惨事件唯恐避之不及的态度……”[28]

正因如此，许多人，特别是法国人自己，把法国看成是能在文化上和美国分庭抗礼的不二选择，也就顺理成章了。和美国一样，法兰西共和国也诞生于一场拥有普世主义抱负的革命；法国是经过启蒙洗礼的文明，其果实不仅可以，也应当在世界各地生根发芽。美国人对自己国家和其在世界上的任务抱有类似看法。这点在1945年毋庸置疑，那时的美国比法国更有资格宣扬其价值观，甚至时而强加给别人。19世纪早期则不同，拿破仑通过武力传播法国的普世主义，在德国土地上尤其如此。德国人对此的回应是酝酿了浪漫民族主义，一种捍卫“鲜血和祖国”的意识。这一思潮后来被扭曲得面目全非，把第三帝国推向前台。

虽然美国人起初一心只想进行惩罚，但1945年的美式再教育工作是一项较为温和的进程。尽管德国人对此不能说一丝疑虑和恨意都没有，但这也许是他们为什么比法国人更容易接受美国人主宰20世纪的原因之一。多数德国人清楚他们对斯拉夫国家的所作所为，遑论对犹太人的暴行，因此对美国人能如此善待他们由衷地感到欣慰。在英、美占区，日子当然要比在苏占区舒服，甚至在刚开始的时候，比靠近德法边境、位于莱茵河腹地、面积小得多的法占区也要好。法占区里的主要城市是风光秀丽的温泉胜地巴登——巴登，如今客流断了，没人前来疗养。法国是否该有属于自己的占领区，这点起初并不明朗。美国表示反对，因为撇开戴高乐将军和他的自由法国军队不谈（罗斯福向来不信任戴高乐），法国在打败纳粹德国一事上几乎没有发挥过什么重要作用。尽管如此，戴高乐的意愿一如既往地占了上风。法国的另一个问题是许多法国人都渴望报复，能从德国抢多少东西，就抢多少东西。

在军事占领的第一个年头，这点体现得尤为明显。在此期间，法国人表现得比美国人和英国人更像征服者。部队有时军纪涣散；煤矿等自然资源被运往法国。法国人还计划吞并德国部分领土，具体而言是工业重镇莱茵河地区、威斯特伐利亚（Westphalia）以及盛产煤矿的萨尔州（Saarland），不过计划最终流产。由于得不到其他盟国的支持，法国人只得放弃这些方案。一些法国将领也表示反对，担心这么做会再度激起德国人的报复心理，正是这点燃了刚刚才熄灭的战火。

但是素来怀有“教化文明使命”理想的法国人对文化很重视，特别是体现在输出法国文化、教化德国人这点上。而且还不光是德国人。法国方面在其他盟国占领区里也大力推广法国艺术展、法国作曲家作品的音乐会，乃至法国电影和文学。用法国文化部长勒内·蒂莫尼耶（René Thimonnier）的话说，这么做是为了显示“在文化价值秩序中，法国依旧是一个大国，也许是最伟大的大国”。[29]

在去纳粹化这项工作上，法国人和美国人的做法没啥两样：把有纳粹前科的教师等群体扫地出门，禁止图书馆收藏某些书籍，审查德国报纸和广播节目内容，哪怕作者是法国人手下值得信赖的德国记者。在巴登——巴登，受托筛查当代德国文学作品的人里包括小说家阿尔弗雷德·德布林，他在1930年代加入了法国籍。在阅读写于战后不久的德国散文时，他对字里行间的朦胧性、神秘主义倾向和知识分子的迷茫大为诧异。他据此推测，德国人“没读过什么书，也没吸取啥教训”。德国的土壤最初“只能长出青草和杂草来”。[30]

跟信息管理部的美国同行一样，法国官员也认为1945年时的德国人还没充分准备好接受政治思想。法国人的看法是媒体应该专注于报道日常生活和文化事务中出现的问题，关注类似“当代法国陶瓷”或“法国绘画”这样的话题。这么做是为了将对第三帝国以外现代艺术发展一无所知的德国人重新带进文明世界。文明世界的中心当然是欧洲，而巴黎则是当仁不让的文化首都。

除了恢复法国人的自尊心（amour propre）外，这么做还有一层政治意义。虽然法国无法兼并莱茵河沿岸的德法边境领土，那里即将出现更为深刻的变化。该地区丰富的煤钢储备会被置于一个泛欧主义机构的管理下，并惠及德国、法国和欧洲煤钢共同体其余成员国。该组织1951年成立于巴黎。法占区是未来欧盟的诞生地，分享主权这一倡议是由法国提出的，始作俑者是法国政治家罗贝尔·舒曼（Robert Schuman）。舒曼出生于卢森堡，父亲是法国人，母亲是德国人。同意与法国共享德国最富裕地区主权的西德首相，正是原科隆市长，康拉德·阿登纳。

德国在1945年幸运地被盟国分而治之这种说法，对不得不忍受四十年共产主义专制的人来讲很残忍。但是就德国的联邦属性而言，这一分裂状态也许再合适不过了。盟军占领者从未统一德国教育，或铲平地区间的文化政治区别。德国人是不是真的接受了再教育，这点存在疑问。盟军最大的成就也许是在他们离开西德时，并没有收获仇恨。改造昔日敌人的想法或许有些居高临下，但这比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政策更能拉拢人心，也不那么危险。盟军所做的是把过去的敌人搀扶起来，或许一部分德国人并不配享受这种待遇，但这总比把这个国家榨干要好。这一次，不会再有“背后捅别人一刀”的传说，也不会有武装亡命徒想要为他们战败的国家一雪前耻。不过，真正塑造德国未来的，不是文化、教育、司法，甚至也不是全民道德，而是政治局势、冷战、在欧洲建立强大民主国家的需要、德国精英的投机主义、美国的利益，以及罗贝尔·舒曼口中“让战争（在欧洲）变得不可能”和“促进世界和平”的乌托邦计划。

就提升法国的军事和政治影响力而言，占领莱茵河沿岸也许并未起到多大作用，但这有助于弥合欧洲最血腥的一道裂痕。一个团结的欧洲不仅是德法两国，而且是基督教民主党的梦想。戴高乐虽然对此高度怀疑，但还是将其比作“重启查理曼大帝的事业”。[31]德国的社民党和法国的共产党都表示反对，戴高乐也反对，因为他认为彼时的法国还没有强大到能在联盟中独领风骚的程度。也许将军生气是因为那时他并不在位。1945年，戴高乐在让·莫奈的鼓动下，其实公开表态过支持将鲁尔区和萨尔州并入一个欧洲联邦（他对英国是否该参与其中有些拿不定主意）。不管眼下麻烦缠身的欧盟将来如何，当年的团结梦想在让德国重新回到欧洲大家庭怀抱这件事上，比所有再教育项目加在一起都管用。

* * * * *

1945年12月15日，《周六晚报》刊登了一篇有关日本军事占领的文章，标题不同寻常——现在看来不同寻常，当时则并不稀奇。标题是这样写的：《美国大兵正在教化日本鬼子》，作者是威廉·沃登（William L. Worden）。新闻电头一栏写的是发自东京，由轰炸机寄出的航空信。

电头上方是沃登一文的概要：“当日本佬还等别人教他们如何思考，而他们狡猾的同胞却回避这项工作时，美国兵以活生生的例子证实了其有效性。”

再往下读，读者得到的信息是“普通日本人和野蛮人没多大区别——战争证实了这点”。

但希望还是存在的，因为“眼下向日本人传授民主和文明之道的人群中，最有办法的似乎是美国大兵，尽管其更拿手的是教训日本人”。

“日本鬼子”是野蛮人的形象在战时深入人心。投在广岛和长崎的两枚原子弹导致20万人死亡，事后，杜鲁门总统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对付畜生就要用畜生的办法。”[32]

军事占领的非凡之处在于，类似的想法很快就烟消云散了。这倒不是说再教育日本人，让他们变成热爱和平的民主主义者这一思路没有遭到过巨大质疑。美国国务院里的日本文化和社会专家统称为“日本通”，他们迅速指出传统日本生活具有自上而下的集体主义这一特点。据称，日本人从来不会表现得像独立的个体，而是习惯于接受地位更高的人发号施令。天皇具有神圣的地位，备受人民爱戴。用某位“日本通”[5]的话来说，他的臣民“既迟钝麻木，又墨守成规”。据东京占领区的英国代表所言，“在现代世界里”，日本人“同任何非洲部落一样，不适合搞自治，不同的是他们要比后者危险得多”。[33]

“知日派”关于日本人性格的那套理论往往源于从相识的日本精英那里听来的说法。与“日本通”抗衡的是“中国通”，这批人多是同情左派的人士，以及原罗斯福政府内的新政派。这些官员的想法占了上风，至少在占领最初几年是这样。8月11日迎来了关键性时刻。这一天，约瑟夫·格鲁（Joseph Grew），这位“知日派”中的祖师爷、前驻日大使、副国务卿被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撤了职。9月，艾奇逊声明“滋生战争思想的日本现有社会和经济体制将被改变，战争思想将因此无法延续”。[34]

麦克阿瑟将军笃信宗教，他在战时有关“东方思想”的一套理论往往十分粗鄙，比如说，他认为东方人的思维既幼稚又残忍。他相信，改造日本人是自己命中注定的使命。在执行这项使命的过程中，他常说自己得到了华盛顿、林肯和耶稣基督的引导。理想情况下，日本人应该皈依基督教。但是不论如何——这里麦克阿瑟和康拉德·阿登纳想到了一块儿——复兴既应该是精神上的，也应该包括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复兴。不过，麦克阿瑟走得可比这位德国基督教民主派远多了。他说过，对日本的占领将触发“一场精神革命……一场在全世界社会史上绝无仅有的大震动”。[35]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访问东京期间，出人意料地管麦克阿瑟叫“圣保罗再世”。[36]然而，这位美国钦差大臣对探索日本文化，或了解这个国度并无兴趣。他的夜晚大都是在家里看牛仔片度过的。麦克阿瑟的翻译佛比安·包尔斯（Faubion Bowers）日后回忆道，在将军长达五年的驻日时间里，“只有16个日本人跟他说话超过两次的。所有这些人里，没有一个人的头衔是首相、大法官或最大大学的校长”。[37]

跟德国不同的是，日本没有被盟国分而治之（苏联人本想将北方岛屿北海道占为己有，但在美国人说不后也没大动干戈）。占领日本是美国人的一出戏，而作为盟军最高司令官的麦克阿瑟，则拥有几乎至高无上的权威。但是，尽管他统领着一个民选的日本政府，真正治理国家的还是日本人。对于美国为什么更热衷于再教育日本人，而不是德国人，有几点可能的原因。也许是因为德国的经验为日后治理日本奠定了基础。在德国，由于盟友的阻挠，或由于德国人的顽固不化或地区差异，再教育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但在日本，一切都是美国说了算，所以成功的概率更高。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恐怕还在于最高司令官阁下把日本人看成是幼稚的野蛮人，头脑简单，可以改造。他们既不是基督教徒，文化也不植根于西方文明。就日本人的思维状态来看，还真像是零年。

考虑到太平洋战争的惨烈程度，以及日美双方大打宣传战时的无所不用其极，日本人居然肯心甘情愿拜美国人为师，着实让人讶异。1951年，杜鲁门总统因为朝鲜战场上的麦克阿瑟抗命，撤了他的职。麦克阿瑟离开日本时，日本人毕恭毕敬地为他送行，这样的场面很难想象会出现在德国。日本人还立法授予麦克阿瑟日本荣誉公民的头衔。甚至还有人打算在东京湾为最高长官建一座生祠。十几万日本人在通往机场的路上，夹道欢送恩人，许多人热泪盈眶，对着麦克阿瑟的豪华座驾大声道谢。日本的一份大报甚至在社论里感叹道：“噢，麦克阿瑟将军——将军，将军，是您，把日本从彷徨和饥饿中拯救出来。”[38]

下面这封信，是一位有着强烈共产主义倾向的日本律师写给最高司令官的：“为了日本人民的未来，（占领当局的领导们）带来了自由、平等和仁爱的和平曙光。在他们的大力协助和认真指挥下，日本人建设了一个民主国家……为了展示对这一丰功伟绩的感激之情，我们将举行一场群众集会，欢迎占领军。”[39]这封信写于11月，距离广岛和长崎被炸只过去三个月。

解读日本人行为的一种方法是将其看成典型的东方式溜须拍马，既不真诚，也以自我为中心，而且很契合长久以来奉迎强大统治者的传统。也许这层因素在起作用，但其远未反映出历史的全貌。我相信，这种感激之情大体上是真诚的。由于有从被征服国家抢来的战利品，多数德国（非犹太血统）平民直到战争最后阶段还过着不错的生活。跟德国人比起来，日本人就要惨多了。他们的城市多半陷入火海——这点德国也一样——但日本人已经连着几年靠吃不饱的食品配给勉强度日了，除此之外还要受日本军方和宪兵欺负，他们盛气凌人的劲儿恐怕比德国国内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1945年，不少德国人依旧对元首抱有好感，但是很少有日本人还会为军国体制说好话，因为它带给他们的只有痛苦。

因此，当如此富有、高大且普遍自由自在、不拘一格的美国人踏上日本领土时，他们的确被看成是解放者，许多日本人也准备好了学习怎么变得自由自在和不拘一格。这不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决定向一个外部大国学习。中国在几个世纪里曾经是日本学习的楷模，直到19世纪下半叶，欧美才成了效仿的典范。从某种角度来看，20世纪激进的日本民族主义是对一轮浩浩荡荡的西方化趋势的回应——西方化意味着经济自由主义、大众传媒、好莱坞电影、政党、马克思主义、个人主义、棒球、爵士乐等等新兴事物。经过二战的浩劫，多数日本人都渴望回到现代性的轨道上来。他们把现代性和西方世界联系起来，到了1945年以后则主要和美国联系起来。

这一进程是否真能叫再教育则值得商榷。但新主人和手下不少学生显然就是这么认为的。至于怎么“重塑”日本则是个问题。“日本通”觉得这个想法很荒唐，况且，最想把再教育日本的工作捏在手里的官员恰恰对这个国家及其历史没什么了解。在他们眼里，类似德国的去纳粹化在日本行不通，也没法从一个成熟文明身上剥去新近附着在其表层的有害意识形态，因为日本没有成熟的文明。改革派认为日本文化烂到骨子里了。

然而，不同于“知日派”，皇宫和官僚体制内一批老的日本精英并不觉得有必要全盘推倒重来。比较符合他们心意的是小规模且循序渐进的改革。但对于查尔斯·凯兹上校和最高司令官周围的其他新政派而言，这些改革的力度远远不够。凯兹说过：“（日本领导人）盘算的是挑出一棵有病虫害的树，修剪树杈……我们觉得，要除去病害，不仅要砍掉树杈，还要连根拔起。”[40]

要肃清日本的“封建”文化，不能只是扯掉日本的旭日旗（被美国大兵称为“肉丸”），取缔赞美日本军事实力的音乐或演出，禁止日本拥有武装力量，或者起草一份让日本放弃战争的新宪法，因为这些都是远远不够的。

当然，这些手段在人们眼中必不可少；1945年，起草和平宪法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是谁奇思妙想、出此计策的尚无定论，有人说是币原喜重郎。1945年，他时任日本首相，长期以来崇尚和平主义。是他，建议麦克阿瑟出台和平宪法。“封建”的家庭法律被废止，女性权利得到了保障。这种变化让管理日本的精英很不安，甚至连立场相对自由的政客也看不下去了，比如前外相重光葵就在日记里写道：“占领军所制定的方针，跟单纯遵守《波茨坦公告》一比，已经大变样了……他们提出的是自上而下改造日本。”[41]

他说得没错；改革者一开始就是这么做的。所有被认为“封建”的日本传统和惯例都必须斩草除根。每当看到日本妇女在公共场合为孩子哺乳，美国大兵或平民都会立刻出面予以制止；制作传统剧的木剑道具被没收了；讲述武士英雄故事的歌舞伎演出被取缔了。日后成为歌舞伎研究领域大家的厄尔·恩斯特（Earl Ernst）一天晚上走进东京的帝国剧场，叫停了正在上演的《寺子屋》。这是18世纪一部著名剧目里的一出戏，讲的是一位昔日的武士领主被勒令杀子献祭，出于对大名的忠诚，曾经的家臣杀了自己的儿子顶替。这类“野蛮”的戏码是不可容忍的。为了熏陶日本大众，戏剧公司应美国人的要求，推出了一台吉尔伯特（Gilbert）和沙利文（Sullivan）的作品，《日本天皇》（Mikado）。然而，日本公众并未受到熏陶，反而明显感到不知所措。

任何事物哪怕跟“封建主义”只沾上一点边，就会面临被取缔的命运。甚至在远古自然崇拜的神道教里具有神圣地位的富士山，其形象也被禁止出现在电影、艺术作品和公共澡堂的砖墙上。澡堂里的富士山装饰画很常见。自19世纪以降，神道教被实实在在地改造为某种国教，鼓动天皇崇拜，宣扬日本民族独一无二，具有神圣血统，因而注定要统治亚洲的劣等人。禁止将神道教列为国教倒不失为一个好主意。12月15日的最高长官政令申明：

本政令旨在实现政教分离，防止出于政治目的滥用宗教，并确保所有宗教、信仰和信条的法律地位一律平等，享有完全同等的机会和保护。[42]

命令裕仁天皇在电台里宣布他跟所有人一样只是一介凡人，也不像是一步昏招。但天皇玉音的真正内容是他和日本人民的联系并不“建立在天皇乃天神下凡这一错误概念上”。这让美国人很满意。多数日本人对天皇的声明丝毫不感到惊讶，因为他们从来不怀疑他身上除了神性还有人性。但他们将裕仁看成是天照大神降临人间的统治者，这点天皇本人也从未否认。总而言之，极少数日本人似乎对此真的在意。真正沮丧的只有极端民族主义者，而且一直耿耿于怀，他们辩称神道教代表了日本文化的精髓，跟其他宗教不能一视同仁。

有些文化再教育工作只能让人生厌，而且往往昙花一现，比如取缔歌舞伎演出或刀光剑影的武打片。有些做法太过荒诞不经，以至诱人发笑。比如有个管辖农村地区的美国兵，以为教日本人跳方块舞就能陶冶他们的民主精神。但在一些事情上，美国人或许走得太远了，就连相对顺从的日本人也受不了了。举例而言，一支美国教育使团曾详细研究过是否可以废除日语里的汉字，将日语书写体系全盘西化，继而还推荐做这样的探索。方案无果而终。另一方面，日本的教育体制经过了大刀阔斧的改造，这和德国的情况不太一样。只吸纳单一性别学生的精英学校让位给男女同校、综合性的教育体系，学制是小学三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

位于日本中部、离京都不远的近江可算是日本的亚琛。1945年秋，一支美军巡逻队决定检查当地的一所小学。一看到美国兵，学生们便吓得尖叫起来。当被问到他们“喜不喜欢美国人”的时候，学生们都使劲地摇头。学校的教室里依然挂着战时海报，上面的日本兵摆着英勇威猛的造型。该校的某位老师是退役军官。美国人还在一张写字台的抽屉里找到了一顶血迹斑斑的水兵帽。这些情况都不可容忍，于是美军命校长开除退伍军官，并保证所有跟战争有关的东西都被清理干净。

六个月后，同一批美国人中有几个乘着吉普车，再度造访学校。这次，孩子们看起来没那么害怕了。一名军官吹起了口哨，曲子是《史瓦尼河》。让美国人兴奋异常的是，孩子们居然用日语跟他一起唱起来，接着还唱了《友谊地久天长》和《杯酒高歌》。同样让军官们欣慰的是，他们发现教科书经过了妥善的修改；所有提及战争、日本尚武历史及天皇等话题的“封建”段落都用油墨涂黑了。充满善意的校长用英语发言，他保证道，所有战时海报都会一把火烧了，另外还要再开除几名老师，其中三人当过兵。[43]

纵然许多日本人对美国胜利者相对和善的表现感到如释重负，对强塞给他们政治精英的民主改革也感激涕零，但他们心中对美式再教育还是有着五味杂陈的感觉。《朝日新闻》曾刊登过一封初中生的来信，内容甚是精彩，恰到好处地展现出日本年轻人对他们父辈立场180度大转弯的共同看法：就在一天前，他们还被教导要崇拜天皇，支持亚洲的圣战，可是才过了一天，同一批老师却教他们谴责日本封建主义，支持“德谟克拉西”。

这名学生在信的开头写道：许多大人很担心，因为孩子们在军国主义的熏陶下长大，对他们进行思想改造会不会很困难。但实际上，近几年的亲身经历让青少年的政治觉悟大大提高了。他们只知道，日本一直在打仗。和平就像“脱离黑暗，步入让人头晕目眩的阳光下”。他们之前所学的任何知识都被证明是彻头彻尾的谬论：“你让他们如何再信任领导人，甚至大人呢？”真正让人担心的倒是成年人，因为他们对刚过去的事情仍然很彷徨，内心充满矛盾，要摆脱军国主义思想显然更难。[44]

这个孩子的话代表了日本近代史上最热心于政治的一代人的心声。这代人中大多都是左派，且都对日本原来的体制派充满了不信任感。美国人来日本是来传授自由、和平主义和民主等学问的，但一到冷战，还是这批美国人，却支持起了过去的体制派，这让人们深深感到自己遭到了背叛。要知道，体制派里不少人还背负着战争留下的血债。1960年，首相岸信介——战时日本的阿尔伯特·施佩尔——批准通过了《美日安保协定》，日本就此沦为美军在亚洲的永久性军事基地。一些与《朝日新闻》投稿者意气相投的日本人涌向东京街头，抗议日本间接卷入越南战争。缔结协定的好处多多，但似乎让人联想起日本过去在亚洲的战争。日本左派对日本为虎作伥，协助美“帝国主义”很是恼怒；而右派对不得不遵守“美国人”制定的和平宪法也不买账。话虽如此，两派还是存在共同点。在双方看来，美国占领似乎从来没有结束过。

一些人觉得外国征服者的馈赠“德谟克拉西”来得有点不费吹灰之力。漫画家加藤悦郎曾有一副著名的作品，画的是一群兴高采烈的日本人，把手伸向空中，当中还不乏头戴军帽的人。挂着金属罐的降落伞从天而降，罐体上写着“民主革命”的字样。[45]那场面就好像天赐甘露一样。有些东西人们本该自己去争取，现在得来全不费工夫，这有些丢脸。

美国人这么做有时是存心羞辱，但矛头并不直接对准普通日本人。美国占领时期最具符号意义的一张照片摄于1945年9月，起因是裕仁天皇来到麦克阿瑟将军的官邸，拜谒最高长官（其实更像是下级觐见上级）。44岁的天皇身着全套礼服，在众目睽睽之下直挺挺地站着。跟65岁的最高长官相比，他只是个毛头小伙儿。身旁的麦克阿瑟个头高大，神态故作随意，让他显得不怒自威：卡其衬衫领口敞开，双手自然地背在身后。

所有大报都刊登了这张照片。因为照片明显带有冒犯君主之意（lèse-majesté），日本政府阅后大为震惊，立即禁止报章继续转载。翌日，麦克阿瑟宣布这一禁令作废，并下令出台新措施，保障出版自由。这并不是说美国人查禁起新闻来就不像在德国那么起劲了，他们劲头不减。比方说，人们不准谈论广岛，同样遭到封杀的还有关于美国的负面报道，或对最高长官当局的批评之声。（1946年，一部名为《日本的悲剧》的日本电影甚至因为对天皇在战时的角色过于苛责而被列为禁片。毕竟，麦克阿瑟已经免除了他的所有罪责。）

但退一万步来讲，民主也绝非一句空话。随着降落伞从天而降的金属罐带来了实实在在的革命性变化。不过，当时最有见地、最真诚的作家高见顺就辛辣地指出，有种耻辱感依然萦绕在心头，挥之不去。他在9月30日的日记里写道：

当我想到本该由人民自己的政府赋予的自由无处可寻，只能由外国军队开先河似地施舍给我们时……我心中就不免涌起羞耻感。因为爱日本，所以感到羞耻，为日本羞耻。[46]

这种情绪可以理解，但是诸如此类的论调略有些误导性。关于占领有很多大话，有一句至今还能听到，大意是美国人一手铸就了日本的现代国家制度；日本的“西方化”始于1945年；得益于美国人的循循善诱，日本在战败后只用了一到两年时间便从“封建主义”一举转型为民主国家。事实上，早在1920年代末，日本就已建立了民主制度，只是其存在缺陷，而且很脆弱。西方盟国不过是在战后的日本和西德创造了恰当的条件，使这些制度得以恢复，根基更为稳固。这一过程并不总是自然而然的。日本政客和官僚往往都是在受到外压后，才着手推行大快人心的改革。然而，让美国人和日本人始料未及的是，完全由美国人一手打造的某样产物既会成为战后日本身份认同的基石，也成为一种负累。

虽然日本宪法第九条直到1946年才被收录进来，因此不在本书讨论范围，但在这里依旧值得花些笔墨进行引述，因为其比任何事物都更能表现1945年的理想主义：

1. 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

2. 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

1953年，理查德·尼克松作为艾森豪威尔的副总统造访日本，他发言称宪法第九条是个错误，这一表态让日本人吓了一跳。日本人没有理由不修宪，美国不会反对，美国甚至还希望日本成为一个强大的盟国，对抗共产主义，云云。但多数日本人都不同意尼克松的看法。他们拒绝修宪，是因为对宪法充满了自豪。和平主义让一个曾经在历次血腥战争中屠戮了上百万人的民族感到自己拥有了一种崭新的道德目标意识，甚至是道德优越感。日本会带领世界进入一个和平的新时代。在日本人眼里，倒是美国人，因为拒绝抛弃打仗传统应该受到谴责。他们先是在朝鲜和越南动武，后来还攻打了伊拉克和阿富汗。

这一认识多多少少是战后五十年内日本社会舆论的基调。但是和平主义是有代价的。理想主义和现实很快便会分道扬镳，而日本人也违背了宪法的规定，成立了自己的军事力量，一开始美其名曰警察部队，后来则更名为日本自卫队。这种改弦更张不仅虚伪，而且未能解决一个让日本左右两派都怨声载道的问题。日本的安全仍然依赖美国；和平主义是靠昔日征服者提供的核保护伞才取得的。东亚从未出现过类似北约或欧盟的组织，可以让日本同其邻国建立信任，为自己重新定位。

多数日本人依然坚定不移地支持宪法第九条，反观民族主义右派则对其强烈敌视。另外，这一法条还使得日本人在对待本国历史问题上总是闪烁其词。只要自由派和左派把捍卫和平主义事业当成是为战时罪行赎罪的必要修行，右派就会坚称日本并不比其他参战国更罪孽深重。如果说南京大屠杀或马尼拉大屠杀构成了剥夺日本主权的理由，那么日本就完全有理由去尽量淡化这些“事件”的重要性。这种政治分歧对外以历史辩论的面目示人，但实则两极分化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几十年来，日本和亚洲邻国的关系一直深受其害。除了日本对美国的单方面依赖外，这也是1945年的部分遗产。多灾多难的一年在人们的宏愿中画上了句号。

[1]诺埃尔·科沃德爵士（1899—1973），英国演员、剧作家、流行音乐作曲家。

[2]乔治·梅瑞狄斯（1828—1909），英国著名小说家兼诗人。

[3]作者注：乔治·班克罗夫特（1800—1891），美国史学家兼政治家。

[4]托洛茨基（1879—1940），共产主义苏联的主要领袖，犹太人，斯大林的政敌，“不断革命”理论的创始人，流亡墨西哥城期间遭斯大林派出的克格勃特工暗杀。

[5]作者注：此君的首席幕僚是约翰·普罗富莫（John Profumo），这位政治家后来因为他和应召女郎克里斯汀·基勒（Christine Keeler）的关系黯然下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