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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同一个世界
本书之前提起过布莱恩·乌尔库哈特，年轻的英军情报官。1944年9月，他曾警告上峰，把盟军空投到荷兰小城阿纳姆附近会面临巨大风险，上峰却让他去休病假。乌尔库哈特本来很可能因此变得愤世嫉俗——不顾他的极力反对，“市场花园行动”后来还是被付诸实施，葬送了几千条年轻的生命。“蒙蒂”一心想要盖过他的美国对手乔治·巴顿将军的风头，为此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六个多月后，对己方的自大和愚蠢失望透顶的乌尔库哈特成了进入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的首批盟军中的一员。一开始见识蠢事，现在又目睹此等惨象，以致战争最终结束后，他都郁郁寡欢。
即便如此，他居然也没有掉进愤世嫉俗的陷阱。他在回忆录里写道：“我从没有细想过，事情再也不会回到过去了。我对旧秩序的感触不太深，也不认为我会怀念它。我倒真是觉得，眼下的重中之重在于防止此类灾难再次发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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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前，乌尔库哈特对国联的诞生很兴奋。他回忆道，自己的国际主义热情源于儿时在私立女子寄宿学校读书的经历。学校名叫巴德明顿（Badminton，即羽毛球之意），校长是比阿特丽丝·M. 贝克小姐（Beatrice M. Baker），脾气古怪，大家都叫她BMB。乌尔库哈特的母亲也在巴德明顿任教。他的婶婶露西无论在学校里，还是在生活中，都是女强人BMB的搭档。6岁时，乌尔库哈特是全校两百多名女生中唯一一个小男孩。BMB小姐很同情左派。跟当时许多人一样，她对绰号“乔叔叔”的斯大林很有好感。在1930年代期间她还接济了从欧洲大陆逃来的犹太难民，这种事多数私立寄宿学校校长当时都不太会做。她甚至让女生——其中包括我母亲，她在战时还是个小学生——在布里斯托市（Bristol）的大街上游行，手举横幅，上面写着“世界工人大团结！”的口号。
战争结束后，乌尔库哈特得到了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的短期雇佣，供职于英国外交部一个特设部门，工作内容是从纳粹占领下的荷兰搜集情报。但是由于荷兰已经解放，所以没什么可干的——这也是战争遗留下来的众多官僚主义怪现象中的一个小例子。这项任务因此没持续多久。乌尔库哈特的第二个雇主是英国外交官格拉德温·杰布（Gladwyn Jebb）。杰布负责组建新成立的联合国，他是联合国宪章的起草者。在职业生涯的剩余时间里，乌尔库哈特为这个世界性机构尽忠职守、鞍前马后。联合国的理想不断鼓舞着他，尽管他也不护短，中肯地质疑其在实践中暴露出的缺陷。
四十年后，他这样记录1945年秋天那段奋发进取的岁月：
……很难再度体会那段意气风发的日子里的新鲜感和激情澎湃。战争依然鲜活地存在于所有人的心灵和亲身经历中。我们许多人曾入伍打仗，其他人也就是几个月前才结束了抵抗运动地下活动的状态，重新抛头露面。为和平而努力的梦想实现了。百废待兴、一切都必须从头再来的事实则进一步激励着我们。[2]
乌尔库哈特在联合国秘书处有许多好友，其中一位在前文中也有述及，即法国抵抗主义战士斯蒂法尼·艾赛尔。在落入盖世太保之手后，他遭到严刑拷打，后被送去布痕瓦尔德和朵拉集中营。他出生于1919年，跟乌尔库哈特岁数一样大。艾赛尔有着不平凡的背景。他的父亲弗朗茨·艾赛尔（Franz Hessel）是位闻名遐迩的德国作家和翻译家，曾翻译过普鲁斯特（Proust）的作品。老艾赛尔还是《朱尔与吉姆》（Jules et Jim，一个讲述法德情侣三角恋的故事）里朱尔（Jules）的原型。这个故事后来被弗朗索瓦·特吕弗（François Truffaut）搬上了银幕，成了一部名片。同乌尔库哈特一样，斯蒂法尼·艾赛尔也希望在全球舞台上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激发他雄心壮志的不只是对战争习惯性的厌恶和对和平的渴望，而是一种更崇高的思想。他在回忆录里写道：是“世界主义和集中营”——集中营里，来自许多国家和不同阶级的人被扔在一起——“把我推向了外交”。[3]在战争结束后三年，他协助起草了史上第一部《世界人权宣言》（《宣言》于1948年正式实施）。艾赛尔于2013年去世，享年95岁。
毋庸置疑，乌尔库哈特和艾赛尔都是不平凡的人。但是他们的理想主义情怀源于亲身经历过的破坏，这点并没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人们普遍相信应该建立一个崭新的世界秩序，且由一个比国联更富活力、办事更有效率的全球性组织维持这一秩序。有人想得很远。甚至早在广岛和长崎遭原子弹轰炸前，世界政府的主张者就经常宣扬末世论。阿诺德·汤因比在战时曾大声疾呼，要想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唯有一个警力遍及全球的世界政府才能做到。汤因比的话显得有些荒诞不经，但美国国务院里一些高层人士对此很当回事。1945年4月，一份盖洛普民调（Gallop poll）显示，81%的美国人希望美国加入“一个拥有警力的世界组织，以维护世界和平”。[4]
鉴于世界政府或世界联邦的观念十分模糊，秉承这一路线的思想家便倾向于将个人理念加诸未来。毫不令人意外，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认为世界联邦应该遵循他的非暴力原则。汤因比则主张英美两国应当联手，让警力遍及全球，至少未来一段时间内可以这么做。他的初衷是建立某种“民主的盎格鲁——美利坚世界联邦”。[5]他不是唯一这么想的人。1939年，时任英国驻美大使的洛锡安勋爵（Lord Lothian）就把大英帝国视为建立世界联邦政府的模板。这种想法也许同样让人感到其不仅自私，而且完全是痴人说梦。然而，支持某种自由的盎格鲁——撒克逊式霸权的声音无论在英国还是在美国都不鲜见。丘吉尔一度也对其笃信不疑。这种观念偶尔还是会跳出来作祟，满足一下英语国家梦想家们的自尊心，其中包括白宫的一两位主人。
为《纽约客》（New Yorker）撰稿的怀特（E.B.White）在杂志里评论道，1945年春，各国若要就起草第一份《联合国宪章》开会的话，旧金山作为会议地点再合适不过了。毕竟，他说：“美国被世界各地的人们看成是美梦成真的典范，是一种微缩版的全球国家。”[6]如果说这种得意忘形的情绪今天看起来十分迂腐，那么其至今也并未彻底寿终正寝。话虽如此，怀特还是很清楚地意识到美国的梦境上沾着一些污点。5月5日，就在旧金山会议开幕后一周，他提到，加州某地出现了“一伙旧秩序的卫道士（文件是这么形容的），企图在一些特定区域限制向非‘高加索人种’提供住房”。[7]
这里还要提一下欧洲人。将欧洲统一视为通往大同世界第一步的通常是隶属反纳粹、反法西斯抵抗阵营的欧洲人。早在1942年，法国抵抗组织“战斗”（Combat，别名为全国解放运动，简称MLN）就发表过一份宣言，宣布“欧洲合众国——通往世界联盟路上的一个阶段——即将成为活生生的现实，我们正为之而战”。[8]“战斗”组织的一位主要人物是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他多数时候表现得含蓄而内敛，后来和另一个反法西斯抵抗组织来往甚密，得知后者发表欧洲统一宣言的时间更早——1941年，地点是在意大利的文托泰内（Ventotene）。这是个小型的火山岛，靠近那不勒斯。阿尔蒂诺·斯皮内利（Altiero Spinelli）等意大利左派曾被墨索里尼关押在岛上的一座监狱中，监狱为18世纪波旁王朝（Bourbons）所建，暗无天日。所谓的《文托泰内宣言》（Ventotene Manifesto）出自狱囚之一的政治思想家埃内斯托·罗西（Ernesto Rossi）之手。他提出只有反动派才会醉心于民族政治，所有进步主义者都应该为“一个坚实的世界国家”而奋斗。第一步先是欧洲联邦，再接着是世界联邦。
统一欧洲的梦想当然要比这些宣言老得多，最早可以追溯到9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自那时起，大欧洲的理想经历了诸多变迁，但有两条中心思想一直没变。其中一条是统一的基督教国家，欧洲是其精神和政治核心。这一目标一直为天主教徒所推崇——比如伊拉斯谟（Erasmus）——而在法国天主教徒中间尤其如此。比方说第一代叙利公爵（1560—1641）马克西米连·德·贝蒂纳（Maximilien de Béthune）就曾构想过一个基督教欧洲共和国，土耳其人想加入的话，就必须改宗，皈依基督教。
与之相联系的理想是永久和平。1713年，另一位法国天主教徒圣——皮埃尔神父（Abbé de Saint-Pierre）发表了他的《欧洲永久和平方案》。依照这份方案，欧洲会有一个议会，一支军队，较大的成员国会享有平等的投票权。
在早期泛欧主义者看来，永久和平和基督教统一往往是一回事。和平统一是一种宗教观念，一种基督教乌托邦。其未必要局限于欧洲大陆，而是同基督教一样，是普世性的抱负。在理想状态下，上帝的人间天国里是不需要国家边界的。
启蒙运动后，理性主义者采纳了一种新型的宗教普世主义，只对措辞稍做了点改动。19世纪的法国诗人兼政治家阿尔方斯·德·拉马丁（Alphonse de Lamartine）于1841年写下一首歌颂欧洲统一的理性主义诗歌，名为《和平马赛曲》：“在启蒙的道路上，世界走向统一/ 我是每一个会思考者的同胞/ 真理就是我的祖国。”1848年，法国处于革命动荡之中，作为外交部长，拉马丁发表了一份《欧洲宣言》，不仅将法兰西共和国吹捧为欧洲的模板，而且还是全人类效仿的对象。
二战末期出现了一种从宗教理想主义到理性理想主义的类似转向。1940年，那时美国尚未参战，一个名为美洲基督教联会的党派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以求为“正义和持久的和平”而努力——当时或许为时尚早，但这一直都是个值得追求的目标。新教牧师和普通信徒有时还会得到犹太人和天主教徒的鼎力相助。美国各大城市都成立了“世界秩序全国宣教组织”。名为“和平六大支柱”的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陈述了建立一个世界性组织的必要性。唯恐有人怀疑这一声明是异想天开者的杰作，委员会主席一职落到了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肩上。1930年代早期的杜勒斯是希特勒的崇拜者，1950年代在艾森豪威尔手下担任国务卿，是个好斗的冷战急先锋。
杜勒斯在制定一些十分粗糙、更别提不太道德的政策上发挥了主要作用：他支持法国针对越盟民族主义者的殖民战争。此外他还在1953年协助推翻了民选的伊朗政府，把总理穆罕默德·摩萨台（Mohammad Mosaddeq）赶下了台。摩萨台被认为对共产主义不够强硬，而且威胁到了英美两国的石油利益。于是，英国特工联手中情局——杜勒斯的弟弟艾伦（Allen）是中情局头子——策划了一场政变。但是，杜勒斯的反共热忱不光是企业利益驱使的结果，他本人推崇基督教道德论，相信跟奉行无神论的共产主义作斗争根本上还是一项道德使命。他表示，相信联合国具有他所谓的“道德力量”，并担任了旧金山会议美国代表团的顾问。[9]考虑到当时的局势，以及他跟美国保守主义的关联，杜勒斯就对日使用原子弹一事的回应似乎有些出格，但也并非一点都不像他：“如果我们这个虔诚的基督教民族觉得那样使用原子能在道德上没有负担的话，世界各地的人们都会接受这样一种判断。”[10]
广岛遭遇的灭顶之灾让常常从宗教道德论当中获得启发的“同一个世界”论调变得更为世俗和着眼当下。科学家率先站出来，警告使用原子弹的影响，他们当中一些人曾参与制造这一杀人武器。1945年7月16日，美国人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里进行了首次核试验，爆炸的惊人威力甚至让研发原子弹的领军人物罗伯特·奥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发出了近似宗教冥想的感慨。他引用了印度教经文《薄珈梵歌》（Bhagavad Gita）里的一段话：
如果有一千个太阳
绽放出漫天的奇光异彩
这有如圣灵逞威……
我是死神，我是世界的毁灭者。
相比之下，爱因斯坦在听闻广岛被炸后说的第一句话则显得平淡无奇：“哦天呐！”[11]
两个月后，爱因斯坦将一封信托人转交给《纽约时报》，信的另外几位作者有参议员富尔布莱特（J.W.Fulbright）和最高法院助理法官欧文·罗伯茨（Owen J.Roberts）等显赫人物。他们在信中写道：“第一枚原子弹摧毁的不仅是广岛这座城市，同样被引爆的还有我们世代相传、早已过时的政治理念。”[12]这些理念包括国家主权。旧金山会议上通过的《联合国宪章》只是一个开始。爱因斯坦等人宣称：“如果我们想避免一场核战争，就必须放眼于订立一份世界联邦宪法，缔造一种行之有效、世界通用的法律秩序。”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曾主张由联合国控制核能，但一等苏联引爆核弹，他就立马改变了主意。1945年11月，爱因斯坦在接受《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采访时表示：“原子弹的秘密应该被托付给一个世界政府，而美国应当机立断地表明愿意把秘密移交给世界政府。”
使用核能需要讲道德，对这点表述得最简明扼要的也许莫过于身为基督徒的老社会党人、英国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了。在《大西洋月刊》刊登爱因斯坦采访的当月，他在加拿大国会两院做了一次演讲。广岛的事对艾德礼的触动很深，他以英法双语提议科学和道德和谐共存。据《泰晤士报》报道，艾德礼相信“学者以巨大的热忱投入研究，但倘若没有同样炙热的道德热情的话，几个世纪以来建成的文明将会毁于一旦”。[13]
* * * * *
1945年，真实世界开始重建的方式也许和高屋建瓴的理想主义有所关联，分享这一思想的有原抵抗运动战士、为和平而战的军人、震惊于原子弹破坏力的科学家和基督教大同世界论者，但关联远没有达到他们所希望的紧密程度。塑造战后国际体制（实际上这一工作战时就已启动）的更多是政治因素，而不是宗教或道德理想。鉴于政治性解决方法向来就不甚理想，新秩序必然是有缺憾的。
《联合国宪章》诞生于旧金山，但追根溯源的话，则还要说到丘吉尔和罗斯福于1941年8月在纽芬兰沿岸普拉森舍湾（Placentia Bay）的会晤。英国刚刚挺过了不列颠战役，只剩下一口气。就在6月22日，德国入侵苏联，很快珍珠港事件也将爆发（1941年12月7日）。罗斯福极力想通过温和的方式，鼓动美国选民支持美国在欧洲战事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于是，两位首脑乘着各自国家的战舰赴会，起草了《大西洋宪章》。罗斯福坐的是美国海军USS奥古斯塔号（USS Augusta），丘吉尔坐的是英国海军威尔士亲王号（HMS Prince of Wales）。
耐人寻味的是，一心想在《宪章》里提出建设一个未来世界性组织的人却是丘吉尔。罗斯福因为国联的失败先例已经心灰意懒，而且鉴于美国国内对卷入国际事务的反对声浪让他很敏感，遂回绝了丘吉尔的提议。罗斯福也不支持英国的帝国主义事业，尽管他同汤因比一样，也相信英美应该联手，当几年世界警察。罗斯福在谈及对抗法西斯主义的原因时，引述了他在同年1月向全世界宣布的“人类四大基本自由”。这“四大自由”因为漫画家诺曼·洛克威尔（Norman Rockwell）煽情的作品而名扬后世，它们分别是：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
其实，《大西洋宪章》后来证明只是这些崇高原则的精辟表述罢了。但其中一条对后世的确有着深远的影响。这一条款主要出自美国人之手。《宪章》不仅表明“希望那些曾经被武力剥夺自治权的国家能够重新获得这一权利”，而且更进一步：“所有人都有权选择在什么样的政府治下生活”。这种权利也应得到尊重。[14]
这一新闻立刻传到了那些为脱离殖民帝国而战的独立运动者耳中。越南的胡志明和印尼的苏加诺等民族领袖一遍遍地引用《大西洋宪章》的条文，以支持他们渴望政治独立——以及渴望美国支持——的诉求。5月8日，塞提夫的阿尔及利亚抗议者因为要求平等遭法国殖民者枪击，他们高举的横幅就写着：“ 《大西洋宪章》万岁！”
《大西洋宪章》起草时，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因为“公民不合作主义”正身陷囹圄。他从英美两国的宣言中尝出了虚伪的味道；他把《宪章》斥为一套虚情假意的陈腔滥调。翌年，他发动的“撤离印度”运动（Quit India）却又响应《宪章》关于民族自治的主张。此外，尼赫鲁还呼吁成立一个“世界联邦”，以保障这种权利。
丘吉尔必须尽快行动，说服国会放心，只有纳粹占领下的国家才享有“自治权”，殖民地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毕竟，正如他在1942年时的一番著名表态，他“给国王陛下当首相，可不是为了做拆分大英帝国的那个人”。罗斯福没工夫磨嘴皮子，他很同情尼赫鲁，但毕竟眼下还在打仗，他不想让丘吉尔太为难。反观丘吉尔，则对被美国人在帝国事务上“管头管脚”大为不悦，因为美国人自己手脚也不干净，特别是在菲律宾。这么想固然没错，但丘吉尔忘了一点，美国人早在战前就承诺会给菲律宾人独立，这一进程只是因为日本入侵被打断了而已。
从《大西洋宪章》到联合国仅一步之隔，不过彼时的联合国还算不上是一个维护全球安全的国际组织，而只是对抗轴心国的同盟。包括中国和苏联在内的26个国家于1942年1月签署了《大西洋宪章》。尽管一开始对国际组织有所保留，但最终却是罗斯福给这一联盟起的名字。当时距离珍珠港事件过去仅仅几周，心情愉快的丘吉尔正在白宫参加代号“阿卡迪亚”（Arcadia）的会议。罗斯福苦思冥想，到底给新的世界联盟起什么名字才好呢。然后，一天早饭前，灵感来了。他一头冲进丘吉尔的卫生间，对着刚洗完澡、身上还滴着水的英国首相兴奋地大叫：“就叫联合国！”丘吉尔回答说这个名字不错。
战时官僚、规划者、外交官和盟军领导人自始至终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如何将战时联盟转化为一个稳定的、谋求和平的战后国际秩序。如何避免再次出现世界性的经济萧条，如何防范未来的希特勒们再次发动世界大战，以及如何在不激怒美国保守派的情况下实现这点——他们动辄为此类国际任务贴上“共产党”阴谋诡计的标签。不论全新的国际组织将呈现何种形态（丘吉尔满脑子依旧是“英语国家人民”，斯大林想的是“热爱和平”的人民，而罗斯福盘算的是和谐的大国联盟），其必须有实实在在的威信，因为这恰恰是昔日国联所缺乏的。新的联合国要具备维持和平的能力，如有必要可以诉诸武力。为了有效发挥这一影响力，大国之间必须和睦相处。于是就有了在莫斯科、德黑兰和雅尔塔的会议。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在会上勾勒出战后秩序的雏形，有时只是粗略勾抹，三位巨头运筹帷幄，仿佛全世界是个大棋盘，波兰人、希腊人和其他民族只是小卒子，可由他们任意摆布。
与此同时，美国组建了新的国际组织，用以应对毁于战火的国家面临的人道主义援助和食品短缺问题。1943年，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成立，丘吉尔最初很不把这个组织当回事。还是在浴室，有人听到里面传来他的歌声：“UNRRA！UNRRA！UNRRA！”似乎浴室变成了音乐厅。战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不可避免地被美国国内的共和党人指责对共产主义太过心慈手软。这是有原因的：鉴于西欧国家政府被认为有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大部分援助都流向了东欧国家和苏联的加盟国。在这些地方，援助物资多数会落到有后台的人的手里。救济总署的工作往往混乱无序，特别是在早期。但是话说回来，如果没有它，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死去。
在斯大林红军的攻势下，精疲力竭的德国人节节败退，沿着冰天雪地的乌克兰平原一路后撤。与此同时，西线盟军已经在诺曼底抢滩登陆。到了这个时候，几个大国已经对未来联合国的组织架构有了大致概念。首先得有联大，还得有大国控制的安理会。各国为打败德国所进行的经济合作——譬如租借条约等——为国际货币体系奠定了基础，并拿出了遏制经济民族主义和恶性投机的国际规则。此外还要设立一个国际刑事法庭。
1944年，货币体系在新罕布什尔州一家名叫“布雷顿森林”的度假酒店成立了。这个会议原名为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之所以在布雷顿森林（Bretton Woods）召开，有两个原因：新罕布什尔州的参议员是国会银行和货币委员会的成员，他是共和党人，反对货币监管。所以有必要说服他改变想法。另一个原因是这家酒店接待犹太客人，这在类似的乡间宾馆中并不多见。毕竟，如果财政部长亨利·摩根韬等大员被挡在门外，这可真是太不像话了。
1944年11月，罗斯福第四次当选美国总统。当时，他已经全身心地投入到战后联合国事务中，这点从他的竞选演说就可见一斑。在罗斯福看来，全世界需要一次全球性新政，而且应加强联合国的力量，捍卫全球和平。正如他当时所说的那样：“依我的陋见，很明显，如果这个国际组织能发挥点实际作用，美国人民就必须在这之前赋予我国代表付诸行动的权力。”[15]尽管将罗斯福和他的理想同“共产主义”混为一谈的声音并没有消失，多数美国公民如今似乎都和总统意见一致。
就在罗斯福第四次参选前，几个大国还围绕联合国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地点选在敦巴顿橡树园（Dumbarton Oaks）。这是位于华盛顿特区乔治敦的一座豪华庄园。美、英、苏——所谓的三驾马车——在战时负责制定盟国的政策。这一次，第四个大国，中国也应邀与会。人们希望，这四个大国将携手维护战后世界的治安，虽然各方对中国能否担当此任信心有限。丘吉尔和斯大林都很睥睨蒋介石的政权，但是美国人很想给委员长面子。（后来，在旧金山会议上，四大国进一步壮大为五大国，因为法国也急需挽回颜面。）
然而，在敦巴顿橡树园，各方对联合国的具体架构还是存在争议。哪些国家有资格加入？联合国的使命是否仅限于安全（苏联人的立场），还是应参照美国人的想法（后来也的确实现了），纳入经济和社会事务？要不要建立一支国际空军？谁又来为联合国部队提供兵员？是不是所有成员国都有权对联合国行动投否决票——国联正是这种安排——还是只有大国才有这一权力？还有，否决票针对的到底是哪些范畴？只是行动么，还是要算上调查和讨论议题？各国之间达成妥协，譬如否决权这种难题被搁置了起来。原则上，所有“热爱和平的国家”都有权加入联合国。所谓“热爱和平的国家”这一称法很对感情丰富的美国人的胃口，但对于斯大林而言则有种更特殊的意义，因为他惯于谴责苏联的批评者与和平为敌。比方说，芬兰在1940年曾抵抗过苏联红军，所以就是和平的敌人。
就这样，旧金山会议的筹备工作告一段落。1945年4月27日，全世界热爱和平的人们齐聚在这里，团结一心，同仇敌忾。联合国也从战时同盟的性质转型为一个“全世界民主组织”——罗斯福经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16]
不幸的是，总统已经病入膏肓。尽管位于雅尔塔的沙皇夏宫气势恢宏，但那儿的条件并不舒适（臭虫特别折磨人），而且会议开得他心力交瘁。他时日无多了。罗斯福于4月12日与世长辞。新总统哈里·杜鲁门对民主世界秩序的期待跟他的前任相比其实有过之而无不及。6月，就在签署《联合国宪章》前不久，杜鲁门从堪萨斯城大学拿到了荣誉学位。随即，他便以一股美国佬的乐天派精神宣布：“各国在一个世界共和国里相处，就跟我们在美国这个共和国里相处一样容易。”[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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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个国家的国旗在太平洋上吹来的风中猎猎作响。5000名各国代表抵达了旧金山歌剧院，参加旧金山会议开幕式。几十万前来一睹究竟的看客把大街小巷挤得水泄不通，人山人海。除了德国、日本和它们的盟友外，世界各国都派了代表，或者严格说来也不是所有国家；还是有些例外的。而且似乎也并非所有与会者都有资格到场。比如阿根廷，该国军政府对法西斯阵营明确表示同情，直到战争末期才改弦更张。阿根廷受邀与会是美苏之间博弈的结果。苏联想让苏维埃加盟国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成为联合国正式成员，而想获得拉丁美洲支持的美国就坚持要拉拢阿根廷。
另一方面，二战的发祥地波兰却没有受到邀请，因为各方对谁能代表合法政府无法达成一致。苏联支持名为卢布林委员会（Lublin Committee）的波兰过渡政府，而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则继续声称自己才是正统。既然是这样，就没办法遂苏联人的愿，请卢布林委员会来旧金山开会了。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许诺过丘吉尔和罗斯福，波兰会进行自由选举，波兰战时地下组织的16位领导人甚至还被请去和俄国人好好谈谈。但自此之后这些人就杳无音信，给人不祥的预感。用《纽约客》作者怀特的话来讲，“波兰问题就像一只臭鸟在旧金山上空盘旋”。[18]
话虽如此，会场上还是洋溢着充分的乐观情绪。阿拉伯代表在当地看热闹的人眼里特别具有异国风情。据《扬基人》杂志报道：“那些热衷追星的美国人推搡着，争相凑近看阿拉伯人，还对一个人说，‘傻透了，哦？你说是不？’”
美国一样让阿拉伯人纳闷。叙利亚代表法里德·泽内丁（Farid Zeineddine）接受《扬基人》采访时谈了他的感受：“依我看，美国人好像都戴眼镜，都嚼口香糖。也许他们不得不戴，因为楼太高了，得瞪大眼睛，才能上上下下看个清楚。”[19]
也有人以更为犀利的目光打量着这一切。日后成为英国工党领袖的迈克尔·富特（Michael Foot）以《每日先驱报》专栏作家的身份在旧金山采访。作为忠实的欧洲社会主义者，他担心“美国如今的地位将带来危险”。美国太富有了，太强大了，在战争中又毫发无损。“美国的经济前景”，他说道，“似乎盖过了会议的风头。”另外，当地影院播放的反映纳粹集中营解放的新闻纪录片并未“引起人们拍手叫好”。（布尔战争期间，英国人在马弗京解围后曾欢呼雀跃。）[20]
随着太平洋战争进入最后几个月，是年春天全美院线上映的其他影片毋庸置疑都旨在提振人们低落的精气神，比如约翰·韦恩（John Wayne）的《重返巴丹半岛》，以及他和埃罗尔·弗林（Errol Flynn）合演的《反攻缅甸》。但那时还是有气氛轻松的娱乐片可看的，包括米高梅公司出品的《沙场义犬》，多萝西·拉莫尔（Dorothy Lamour）出演的《边城壮士》，以及喜剧组合阿伯特（Abbott）和科斯特洛（Costello）的作品《女生来了》。
虽然与会代表的住宿费需自理，但旧金山终归要比雅尔塔舒服多了。作为丘吉尔的外交顾问，格拉德温·杰布参加了战时大部分会议，包括雅尔塔会议。他形容自己在旧金山感受到了“让人叹为观止的热情好客”。[21]四个大国（很快将扩充为五个）的领导人在美国国务卿小爱德华·斯特丁纽斯（Edward R. Stettinius Jr.）的主持下，在费尔蒙特酒店（Fairmont Hotel）顶层一间阁楼的圆形图书馆里进行了会晤。据《时代》周刊描述，“蓝色天花板下摆着两张双人沙发，上面套着绿色坐垫”。[22]级别较低的代表则在下面的楼层开会。
大国之间就总的原则迅速达成了一致。但是它们和其余小国则剑拔弩张，大国主导和民主的国际组织这一对目标之间发生了激烈的碰撞。作为小国代表，口若悬河的澳大利亚外长赫伯特·伊瓦特博士（Herbert Evatt）十分反感大国在安理会中享有否决权，但是小国不得不作出让步。苏联外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是大国中立场最极端的。他不断坚持苏联应有权否决其不愿在联合国范围内讨论的议题。这一态度几乎导致会议搁浅，直到美国人派了一支外交使团去莫斯科斡旋，斯大林这才授意莫洛托夫做出退让。
当莫洛托夫设下盛宴，款待英国外交部长、温文尔雅的安东尼·艾登和美国国务卿爱德华·斯特丁纽斯时，气氛似乎一派祥和，至少在三个大国间是如此。对于斯特丁纽斯，布莱恩·乌尔库哈特形容“他仪表堂堂，都适合去演戏了，而且长着一口白得不太正常的牙齿”。[23]正如俄国人设宴时的惯例，三个人大吃大喝了一通，还被拍下了互相敬酒的照片。其中一张里，就连一贯以冷脸示人的莫洛托夫都硬装出一副爽朗的神情——他在苏联政界有个绰号，叫“钢铁屁股”，原因是他在办公桌边一坐就是几小时。天色不早了，几位绅士逐渐感到了浓浓的倦意。
接着发生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心情依然大好的莫洛托夫郑重其事地告诉贵客，他总算可以透露发生在那16个波兰地下党领导人身上的事了。他们因为跟苏联红军作对，“搞阴谋颠覆”被捕，这一罪行最高可判死刑。艾登一开始惊得目瞪口呆，随即便出离愤怒，要求莫洛托夫作出详细解释。被艾登生硬口气惹毛了的莫洛托夫也不买账，一脸不悦。方才的欢乐气氛瞬间荡然无存。会议又一次陷入危险之中。
但是，这次小风波只是过眼云烟。一厢情愿的人们眼里看不到现实。《民族》杂志（The Nation）告诉美国的自由派，一旦波兰举行“真正的自由选举”，“俄国的道德地位”就会“得到极大的强化”，“对苏联的不信任感也会降到最低”。[24]苏联人允许自由选举的承诺很模糊，而且只是一块遮羞布。在雅尔塔，西方盟国极力揪着这点不放，直到现在，也没人愿意对其避而不谈。只有苏联人最清楚，那16个大无畏的波兰人曾在艰苦绝伦的条件下奋不顾身抗击德国人，到头来却被苏联秘密警察严刑拷打，还被扣上了“勾结纳粹”的帽子接受审判。6月21日，就在旧金山会议进行过程中，苏联法庭作出宣判。除了两个人外，其余14名波兰人后来都被杀害于苏联监狱中。
即使16名波兰人正在莫斯科遭受皮肉之苦，各大国仍在商量把人权宣言写入《宪章》序言（《世界人权宣言》要晚一点，到1948年才出台）。这一启蒙思想和基督教普世主义的光辉成果在斯蒂法尼·艾赛尔和许多人眼里是战后秩序的最大贡献。根据这一思想，人权应不分信仰、文化和国别地造福一个社群，还应造福全人类。普世的人权跟纽伦堡审判使用的“反人类罪”法律有关联，这一法条继而又和种族灭绝的概念联系起来。1944年，波兰律师拉斐尔·莱姆金（Raphael Lemkin）定义种族灭绝是“人为地、系统性地对一个民族、种族、宗教和国家团体的所有人或部分人进行灭绝性的屠杀”。
自始至终，没有一个人提出过人权应该或可以被强加给别人。恰恰相反，参加旧金山会议的英国外交顾问、历史学家韦伯斯特（C. K. Webster）就说：“我们的政策是避免‘承诺人权’，尽管我们不会反对宣言。”[25]宣言应运而生，为其起草蓝本的是南非政治家、布尔战争的英雄扬·史末资将军（Jan Smuts），他在国联和联合国成立之初都出过力。下面一段文字是各大国于6月在旧金山最终敲定的版本：“我们联合国的子民决心再次重申我们对基本人权、对人类尊严和价值、对男男女女和大国小国一律平等的信念……”
迈克尔·富特在《每日先驱报》的专栏里专门表扬了苏联的道德领袖风范。他指出，战前，内维尔·张伯伦的英国政府曾封杀过有关纳粹暴行的新闻。但是毕竟当时的“受害者只有自由派、社会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和犹太人”。他不无傲慢地写道，如今，“这些人的权利将有幸被纳入史末资将军起草的基本自由宪章序言内。这份宪章甚至还将适用于南非的黑人，不过真是这样么？”富特对这点的质疑有凭有据，但是他也心安理得地对波兰问题散发的臭气熟视无睹。他甚至夸奖苏联人，因为他们就“附属地人民的政治权利”所发表的看法比“任何国家都更有逻辑，也更明确”。
在6月底会议结束前，还爆发过另一场危机，这一次祸出黎凡特（Levant）。5月29日，法军在大马士革的街头同叙利亚人发生了巷战，还轰炸了这一历史悠久的古都，以及阿勒颇（Aleppo）、哈马（Hama）和霍姆斯（Homs）几个城市。在叙利亚要求法国人交出叙利亚特别部队的指挥权，由叙利亚国民军收编后，法国人叫来了增援。
翌日，叙利亚总统、外交老手舒克里·阿尔·库瓦特利（Shukri al-Quwatli）给杜鲁门总统写了封信，表达了同胡志明和苏加诺一样的情绪，不过效果较后面两位要好多了。他既愤慨、但又有理有据地写道，法国人拿着从美国那儿借来的钱买武器，不去打德国人，倒来屠杀叙利亚人。美国人在1944年就承认叙利亚是个独立国家，那么：“现在《大西洋宪章》又在哪儿？四大自由呢？您让我们怎么看旧金山会议？”[26]
美国人无需怂恿，就同叙利亚人站到了一条战壕里。欧洲帝国主义在华盛顿不得人心，法国帝国主义首当其冲。当时，印度支那在美国人眼里是一片蛮荒的异域，但叙利亚和黎巴嫩则不同，这两个国家跟中国相似，长期以来美国都施之以一种“善意的家长制”。这里面既有传教士热情，也涉及商业利益：贝鲁特有美国大学，耶路撒冷有基督教布道所，还有“门户开放”的经济政策。那时美国政策制定层中间流行一个词，“道德领袖风范”。毫无疑问，正如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观点，这种说法流露出的道德情绪很真诚，但同样真诚的还有领导世界的野心。
鉴于1941年英军攻占黎凡特时，盟军已经承诺会在战后承认叙利亚的独立自主，他们很难忽视库瓦特利的诉求。于是，丘吉尔命令他在当地的代表伯纳德·帕盖特将军（Bernard Paget）开车把法国人送回兵营。这个任务不难，因为法军人数很少，无力抵抗。左倾的《曼彻斯特卫报》以充满爱国主义的兴奋之情报道了这一事件的经过。该报记者“昂首阔步地和水兵们一起进入大马士革……一旁是成群结队的大马士革市民，他们既吃惊，但又高兴地鼓掌……在市民的一片嘘声中，一队卡车、坦克和架着布伦式轻机枪的运兵车载着法军驶离了这座城市，一旁是负责护送他们的英军装甲车……”[27]
戴高乐将军闻之勃然大怒，在他眼里，这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一起令人发指的阴谋：“我们现在没法跟你们大动干戈，但你们羞辱了法国，背叛了西方。我们不会忘记这事。”[28]
表面上，叙利亚危机是对在旧金山会议上形成的世界新秩序的一次完美测试。如果要找个合法理由践行《大西洋宪章》和联合国精神的话，这个机会再好不过了。尽管法国人在1941年曾许下诺言，但他们还是试图恢复殖民统治。英国人理直气壮地灭了法国人的威风，所以才有了《曼彻斯特卫报》语气骄傲的报道。
当然，事情也并没有这么简单。英国人在中东其他地方搞的是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的做法，针对不同的对象给出不同的承诺。早在1916年，奥斯曼帝国（Ottoman Empire）行将崩溃时，英法两国就通过一纸《赛克斯——皮科协定》（Sykes-Picot Agreement），把黎凡特瓜分为各自的势力范围：法国得到了叙利亚和黎巴嫩，英国则拿下外约旦（Transjordan）和伊拉克。1941年，就在法国战败后一年，英军挺进大马士革，承诺支持叙利亚独立，同时也承认法国的特权。这两种表态明显自相矛盾。实际上，英国人心里真正盘算的是在黎凡特一家独大。所以他们乐见叙利亚人挑衅法国。法国人只要敢疯狂反扑，就可以此为口实把他们彻底踢出叙利亚。而1945年初夏正好是这样一种局面。
叙利亚危机有些落入窠臼的味道，不禁让人联想起19世纪末的帝国主义冲突。不管怎么说，英法两国都将失去它们在中东的主导地位，尽管当时这点在旧金山会议上还不是十分明朗。很快，发号施令的就会变成美国和苏联。英国对不远未来的展望，在战时一份计划里便初露端倪。伦敦当局满心希望英美能在联合国的授权下建立军事基地，联手维护战后世界和平；美国分管亚洲，英国分管中东。美国人已经明确表示，对被选为美军基地的区域，当地不享有主权——即所谓的战略托管地。所以在战后最初几个月里，一个非正式帝国就已开始显现雏形。英国人没有意识到的是，他们在这个新世界里注定只能扮演跑龙套的角色。
叙利亚不是唯一要求独立自主的国家。民族解放其实是旧金山会议的一大议题。迈克尔·富特说得没错，苏联比起西欧盟友更支持民族解放事业，尽管个中理由并不十分豁达。然而，尽管联大随着时间推移会成为鼓吹反殖民主义的重要讲坛，去殖民化在1945年尚未被提上议事日程。殖民主义列强所能作出的最大让步，也就是遵循《联合国宪章》的精神，承诺保障“非自治地区”居民的“福祉”。且推行自治时会“考虑到每个地区和其人民的特定情况，以及它们程度各异的发展水平”。旁遮普（Punjab）的原总督威廉·马尔科姆·海利男爵（Baron William Malcolm Hailey）在沙赫布尔（Shahpur）和纽波特帕格内尔（Newport Pagnell）都有封邑。他在《泰晤士报》上撰文，让读者们放心，“这里尚未出现突破我们政策的事”。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很明显，联合国机构无意对殖民大国运用《宪章》原则的情况进行干预”。[29]英国、法国等殖民列强所要做的只是定期向联合国秘书长汇报仍处于它们管辖之下“地区”的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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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一些地方的人们对世界政府寄予厚望，旧金山会议的最终结果必然令人失望。要让一个世界政府运转起来，各国政府就得放弃主权。所有大国中，只有政客商人宋子文（T. V. Soong）代表的中国表态称“如有必要，可舍弃部分主权”。[30]中国甚至还准备好了放弃大国否决权。但是由于蒋介石对中国的控制已经显得风雨飘摇，中国在这一问题上的高风亮节并未引起多大反响。
在为《纽约客》撰写的稿件里，怀特准确地指出了会议的一对主要矛盾。他写道：“第一波鼓动国际主义的热潮似乎在倒向民族主义，而不是与之拉开距离。”[31]他从飘扬的国旗、军装、军乐、秘密会谈、外交动作中读出了“一种对全球社会的否定”。在国际主义的漂亮辞令下，他听到了“越发响亮的引擎轰鸣：叫着主权，主权，主权”。
另一位身在旧金山的观察者是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他刚从美国海军复员。肯尼迪同意“世界联邦主义者”的看法，认为“一个成员普遍遵守其原则的国际组织会使问题迎刃而解”。但他也意识到，除非人们对战争是“终极邪恶”的普遍看法强大到足以让各国政府团结一心，否则一切终将无功而返。而这在他看来不太可能实现。[32]
就算美国对日本投下了两枚原子弹也没能促进厌战的情绪。长崎之劫过去一周后，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在伦敦为前来访问的格拉德温·杰布和他手下的联合国执行委员会举办了一场欢迎午餐会。会上，他发表了一篇演讲。在场的听众中有苏联代表安德烈·葛罗米柯（Andrei Gromyko）、加拿大代表莱斯特·皮尔森（Lester Pearson）和美国代表斯特丁纽斯。后者还带了助手，身材高大、一表人才的阿尔杰·希斯（Alger Hiss）。希斯后来被控为苏联人当间谍。英方代表是坚定的国际主义信徒菲利普·诺埃尔——贝克（Philip Noel-Baker），担任他助手的是历史学家韦伯斯特，后者戴着一顶网球帽，以遮挡摄影师的镁光灯。贝文在演讲里盛赞这一出色的委员会很快会为在旧金山开启的工作画上句号。因为日本遭受了可怕新式武器的打击，联合国这一国际组织能否发挥作用愈加变得迫在眉睫。不过，贝文继续说，他认识到必须“小心翼翼地灌输”“世界政府的观念”。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历史、集体记忆和传统。时间长了，这些也许都能得到克服，正如他，欧内斯特·贝文，也设法克服了他工人阶级的出身，出人头地。旧金山的“基本原则”是正确的，但是要营造“正确的氛围”却有待时日。在这之前，“国与国之间的合作，特别是发挥正面和负面影响的大国间的合作，是我们可以采纳的唯一有效方法”。[33]
贝文说得没错，但他无意间揭示了世界政府理想的巨大缺陷。其要有效运转，就得依赖大国联盟。如果联盟成员一条心，某种全球威权主义——类似拿破仑战争失败后，梅特涅操纵下的神圣同盟——就会威胁世界。如果联盟人心涣散，那么羽翼未丰的联合国就形同虚设，然后另一场或许更具破坏性的战争就会日渐迫近。
到头来，各大国没能拧成一股绳。很难说冷战到底是何时开始的。无论罗斯福多么努力地想拉拢斯大林——甚至为此毫无必要地为难丘吉尔——早在雅尔塔会议上，大国间就已出现严重裂痕。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当时还没管这叫冷战，但是他在1945年9月末声称自己在伦敦目睹了冷战的苗头。
美、英、苏、法、中五个大国的外长齐聚伦敦，和意大利、芬兰以及巴尔干国家商讨若干和平条约。他们在所有重大事宜上都谈不拢。出于维护大国联盟和谐的考虑，美国已经同意承认苏联在波兰扶植的过渡政府，并对其合法性不予追究。对于匈牙利局势，美国也准备如法炮制。在会议报告中，美国国务卿詹姆斯·伯恩斯（James F. Byrnes）表明，美国政府“分享苏联希望在中东欧出现亲苏政府的意愿”。[34]
但是莫洛托夫另有打算。除了苏联外，共产主义在另外两个大国里也是一股强大的势力：在法国，共产党的实力依旧如日中天，在中国，暗流涌动的内战很快将全面爆发。如果莫洛托夫能羞辱中国国民党和法国人，而且连带美国一块羞辱，那么对共产主义事业将大有裨益。他制定的战术是要求法国和中国退出条约谈判，因为它们并未在相关国家的投降协议书上签过字。这么做为的是吓唬法国人，羞辱中国人，顺便再给英国人来个敲山震虎。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在回忆录里不禁对莫洛托夫冷酷的外交手腕大加赞赏：“1945年，参加伦敦会议的莫洛托夫先生正值春风得意”。[35]
原抵抗运动领袖、日后晋升临时政府主席[1]的法国外交部长乔治·皮杜尔（Georges Bidault）不断遭到苏联人的轻慢、挑衅和羞辱。莫洛托夫使了一计，要求英美两国外长推迟会议，同时也不通知皮杜尔，于是法国人只能白跑一趟。莫洛托夫希望皮杜尔一怒之下会返回巴黎。中国外长则索性被忽视了，好像房间里根本没这个人。坏脾气的贝文被撩拨得火冒三丈，但最后只好服软，腆着脸跟苏联人赔不是，也许还因此做出了让步。
见这些策略未能奏效，苏联人便采取讹诈。贝文和伯恩斯被告知，如果中法两国不退出，苏联就将停止合作。伯恩斯拒绝继续被盟友玩弄于股掌之间，于是会谈前功尽弃。在杜勒斯看来，这一刻，一切真相大白。其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的时代已经作古；标志着苏联共产党卸去了伪装，再也不是我们的‘朋友’。他们在世界各地公开与我们为敌的时代已经来临”。[36]
这位老资格的冷战斗士当然没有看走眼。而且他也不是唯一一个窥见战后世界秩序裂痕的人。汉森·鲍德温（Hanson W. Baldwin）是《纽约时报》的军事新闻编辑，不同于杜勒斯，他是一位自由派。在一篇刊于10月26日的报纸专栏中，鲍德温认为原子弹的发明意味着全世界——尤其是两个大国——面临着一个可怕的选择。选择之一是加强联合国。这种情况下，各大国就不可避免地要放弃一大部分国家主权，同时还要废除安理会的否决权。俄国人将有权查看美国人的核设施，反之亦然。
这是鲍德温个人倾向的解决方案，并非基于道德层面的考虑，而是出于自保。杜勒斯则一如既往地抱有更为道德化的观点。他写道，联合国将一直处于弱势地位，因为“对于道德判断无法达成全球性的共识”。[37]对他而言，冷战既是政治冲突，也是道德冲突，是正义与邪恶的一场较量。
不过，汉森·鲍德温也没那么天真。他并不指望苏联人或美国人能同意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拿他自己的话来说，这就意味着“世界被分为相互猜忌的两大集团，这样的世界也许会保持常年的稳定，但最终将发展成世界大战”。
一语成谶。时至秋冬之交，1945年之春的宏愿已然褪色。不会有世界政府，更别提全球民主了；甚至都不会出现四、五个国际警察。安理会两个欧洲国家所剩的权力不久之后就将因它们的帝国爆发流血冲突、走向灭亡而进一步削弱。苏联人和美国人正在逐步转向公开对抗。中国在经历了抗战后元气大伤，分裂为两大集团，腐败而士气低落的国民党盘踞关内的大城市，而共产党则统治着乡村和北方大片领土。
在1945年的秋冬季节，美国报纸仍在报道中国陪都重庆传来的积极态势，国共两党的谈判仍在进行，好似一场形势未明的皮影戏。双方都大谈“妥协”、“停战”和“民主”，且谁都不想“挑起”内战。10月14日，《纽约时报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对蒋介石委员长的领导能力表达了充分信心。该文如今读起来颇为耐人寻味：
撇开其民主化的意识形态不谈，现在的蒋比除了斯大林以外的任何国家元首都更有权力，他的头衔也比斯大林多。除了担任中华民国总统[2]，军队首领和国民党总裁之外，他还是起码43个组织的头目……委员长即国家。他的话就是王法，其他国家领导人交由下属办的事，蒋委员长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过问。
这对他没什么好处。整整四年后，委员长只能退居福建沿海的一个小岛上施展他的权威。该岛过去叫福尔摩沙（Formosa），如今叫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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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零年在感恩和焦虑的基调中落下了帷幕。人们对世界大多数地方取得的和平感到欣慰，但不像过去那样对美好未来抱有幻想，同时也为愈加分裂的世界感到担心。上百万人依然饥寒交迫，没有兴致迎接即将到来的新年。此外，新闻报道往往都很严峻：处于占领下的德国恐会因食品供给发生骚乱；巴勒斯坦被恐怖主义行径搅得动荡不安；印尼的战火依然在燃烧，配备“全套美制装备”的英军和荷兰海军陆战队正竭力镇压原住民的暴动。[38]
但是在1945年最后一天，人们阅读世界各地报纸所得到的印象是：多数人都急于回归自己的生活，对全球新闻不太关心。在世界大战中，无论哪个角落都很重要。但到了和平年代，家是人们心里唯一的牵挂。
于是，英国人聊天气，谈运动。据《曼彻斯特卫报》报道，“由于战时禁止播报天气，搞得我们现在业务都有点生疏了，连昨晚西北地区的大雾都没预测准”。但也有利好消息，“德比郡和兰开夏郡的滑翔机俱乐部有望成为英国第一个恢复营运的类似俱乐部，战争爆发后，这一运动就被叫停了”。
法国人聊美食。仅仅一年前，美国大兵还在覆盖皑皑白雪的阿登森林（Ardennes）里浴血奋战，如今则被请去法国的阿尔卑斯山区滑雪度假。《世界报》（Le Monde）从霞慕尼（Chamonix）发来报道：“法国大厨准备的菜肴让所有人乐开了怀。法国文明的这一方面如此受欢迎，让人啧啧称奇。”该报还以兴奋的口吻宣布，凭J3、M、C和V类配给证，人们可在12月“在过去三升葡萄酒的基础上，再多领取一升”。
拜罗伊特（Bayreuth）的《弗兰克州报》（Frankische Presse）看法比较消极，该报回顾了德国人经历的艰难困苦。“人们蜷缩在地窖和地堡里，筋疲力尽，眼神焦虑，内心不住地颤抖，他们别无所求，只希望战争结束，甚至不指望打什么胜仗。”该报还刊登了其他新闻：两名德国人自告奋勇，申请由自己来处决纽伦堡的战犯。来自小镇马尔堡的埃里希·里希特说他愿意砍掉战犯的脑袋，而且不要钱。来自莱比锡流离人员收容站的约瑟夫·施密特自告奋勇要求实施绞刑或斩首，不过“每杀一个人都索要酬劳”。人们也没有忽视文化的慰藉作用。多年来，拜罗伊特交响乐团将首度上演克劳德·德彪西（Claude Debussy）的作品。“这位法国作曲家全方位的工作，使法国音乐摆脱了德国浪漫主义和新浪漫主义的影响。”而这居然发生在拜罗伊特，瓦格纳（Wagner）[3]的故乡！
东京《日本时报》刊登的社论头条掷地有声：“告别旧的一年，迎接新的一年！在这辞旧迎新之际，日本对过去一年毫无遗憾。因为这是痛苦和磨难的一年，是失落和迷惘的一年，是屈辱和报应的一年。让我们发自内心地长舒一口气，把这充满苦涩回忆的一年抛之脑后吧。”该报还揭秘：“日本曾制订计划，用蚕、蝗虫和桑叶磨成粉，制成面粉，再配合其余十几样食物替代品，以应对美军入侵时出现的粮食危机……（这一计划仍在调研阶段）。”记者西泽荣一解释道，歌舞伎大多数主人公都是封建时代的人物，这点固然让人遗憾，但还是有极少数的例外。比如，17世纪时有一个叫佐仓宗吾的村长，因为向大名大胆进谏，恳请减少农民税负，被钉上了十字架。“他就是一位献身民主事业的烈士。”
《纽约时报》的口气稍许乐观一些，其文章打趣道：“纽约的酒神风向标（Bacchanalian barometers）昨日发出暴风警告，意味着本市今晚将度过1940年以来最纵情狂欢的一个跨年夜。”比起文章来，《时报》里的广告更能体现新老世界之间几乎难以想象的鸿沟：“本品与众不同——奶油般润滑的花生酱在口中融化——再多抹一点嘛，妈妈，这可是小飞侠香滑花生酱（Peter Pan）哦！”
如果说从新年夜世界各地众生态一览中能总结出什么，那就是某种正常状态又回归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这些人是幸运的，尽管处于战后最苦不堪言的一段时期，但他们还能抬起头来。对于依然困在德国、日本战俘营或任何凄惨境地中的人而言，回归常态是一种奢望。
国家千疮百孔，肩负重建任务的人们无暇庆祝，甚至无暇哀悼逝者。眼下有活要干。这一认识让人看清现实。比起战争和解放的大起大落，现实要灰色，有序，但也平淡多了。当然，战火并未熄灭，一些地区爆发了反抗宗主国的殖民战争和剿灭本国敌人的内战，新的专制政权也被扶植起来。但对上百万的人而言，曾经经历大场面的兴奋之情足以伴随一生。对于往事，有些人不愿再忆起；另一些人或许境遇较好，回首往事时还带着一丝留恋——那个有趣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因为之前的经年破坏，以及之后将陆续上演的一幕幕大戏——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印巴冲突、巴以冲突、柬埔寨大屠杀、卢旺达大屠杀、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等等——零年在全世界集体记忆中变得模糊了。但还是在零年，战争废墟上的重建工作成绩斐然，对于零年之后长大成人的一辈，这一年或许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我们当中有人在西欧或日本长大，很容易把父辈的成就看成是理所当然的：福利国家、似乎刚有起色的经济、国际法，以及看似无坚不摧的美国保护下的“自由世界”。
当然，这样的世界不会长久，没有什么是永恒的。但这不是我们不向1945年的男男女女，向他们的苦难、憧憬和抱负致敬的理由，纵然许多期待终将化为灰烬，一如世间万物。
[1]这里的原文是president，但是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总统，乔治·皮杜尔事实上从未担任过法国总统，只是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1946年6月24日—1946年12月15日）担任过临时主席。
[3]瓦格纳（1813—1883），德国著名音乐家、作曲家，著有《尼伯龙根的指环》这部伟大的歌剧作品，同情纳粹，反犹，作品得到纳粹的青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