４斑斑血泪

　　我父母婚后的头几年一帆风顺。两人搬到了火车站附近的一间小屋，那是当年爷爷退休之后军方分配给他的房子。屋子破旧不堪，但父亲开始为成员逐渐增加的一家子整修房子。妈妈很快就怀了姐姐，恩美在一九九一年的一月出生。

　　父亲离开了铸造厂去找别的工作，以便有更多时间经营副业。除了香烟，他还在惠山的非正式市场买了糖、米和其他商品，再搭车到其他乡镇卖钱。他到东海沿岸的港口城市元山做生意时，会带玉筋鱼干回来卖。韩国人喜欢把这种小鱼当作小菜，在内陆省份可以卖到很好的价钱，后来这也成了我爸的热卖商品。

　　我妈从小在乡村地区长大，远离外面世界的影响，对黑市交易一无所知，甚至对商业交易也一知半解。一九九○年代一切改观，饥荒和经济崩溃迫使人民开始贩卖各种商品，只求存活下去。但在那之前，资本主义对朝鲜人仍是个肮脏的字眼，金钱也是一般人不齿谈论的龌龊话题。

广告：个人专属 VPN，独立 IP，无限流量，多机房切换，还可以屏蔽广告和恶意软件，每月最低仅 5 美元

　　如今，她却嫁给一个靠金钱交易维生的商人，难免需要一点时间才能适应。可是她也像很多爱国的朝鲜人一样，懂得把意识形态和实际行动分开，不去理会其中的矛盾冲突。后来她自己也变得很会做生意。一开始或许不太习惯，但她渐渐发现我爸比其他人精明能干，跟着他学，自然也就学会了。婚后不久，我妈就开始帮忙我爸在惠山的合法和地下市场买卖商品。

　　虽然他们过得比大部分邻居要好，但从来打不进所谓的“菁英”阶级，除非你跟政府高官有往来，不然很难累积到那种财力。不过，他们的收入足以让他们到纪念碑林立的首都平壤旅游。当时恩美还是小宝宝，我妈穿着从中国走私进来的时髦服饰。她喜欢名牌包包（虽然是中国仿冒品）、日本的女性上衣，还有高级化妆品。我们逃出朝鲜许多年后，我还取笑她是朝鲜的芭黎丝．希尔顿。不过，她的打扮并不夸张，只是很有时尚品味。

　　尽管赚了些钱，我妈从来没有停止工作，什么事都难不倒她。她怀恩美时，怀孕后期在家里还得砍柴。医生说，这就是她第一胎八个月就早产的原因。我们猜想我之所以比姐姐更早产，是因为我妈怀胎七个月还拖着煤炭横越铁道桥。

　　运煤也是我爷爷经营的地下事业之一。他丢了军营贩卖部的工作之后，在惠山的某个军事机构找到保全的差事。那栋楼的储藏区存放了很多煤炭，祖父会放我爸妈进去偷煤炭。他们都趁晚上偷熘进去，再背着煤炭穿过漆黑的街道，过程不但辛苦，而且动作一定要快，因为一旦给错误的警察逮到（意思是用钱买不动的警察），最后的下场可能是去坐牢。某天晚上，我妈过桥时突然觉得腹部一阵剧痛，隔天生下一个跟小鸡一样大的宝宝，那就是我。

　　根据朝鲜的标准，我爷爷和我父母都是罪犯。我爸靠买卖商品赚钱，但在其他国家只会把他当作一名商人。为了在自己国家自由旅行，他拿钱贿赂薪水不够养家活口的官员。我爷爷和我父母确实偷了国家的东西，但政府也偷走了人民的一切，包括自由。

　　如今看来，我家人做的事不过只是超前了时代。我在一九九三年出生，当时朝鲜的中央集权经济体制已经崩溃，贪污、贿赂、偷窃，甚至市场资本主义渐渐成为朝鲜生活的一部分。危机解除后，唯一不变的是金氏政权对人民残酷无情的集权统治。

 

　　我小的时候，爸爸妈妈虽然感觉到日子一个月比一个月难熬，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国内完全禁绝外国媒体，报纸也只报导金氏政权的正面消息，不然就是把所有问题都推给敌人的邪恶阴谋。然而真相是，在我们的封锁国界之外，当初创建朝鲜的共产强权陆续切断了对朝鲜的援助。一九九○年苏联解体，莫斯科取消对朝鲜产品的“优惠关税”，经济大衰退一发不可收十。少了补助的燃料和商品，国内经济逐渐停摆。政府无法让国内的肥料工厂继续运转，也没有燃料可供卡车将进口肥料运往农地，农收当然也直线下滑。同时期，俄罗斯几乎彻底切断对朝鲜的粮食援助。中国虽然持续援助了朝鲜几年，但他们也经历巨大的转变，并增加与资本主义国家（如南韩和美国）的经济合作，所以也切断了对朝鲜的一些补助，努力累积强势货币以利出口。朝鲜早已负债累累，想借到钱也难。

　　一九九四年金日成过世时，饥荒已经重创北部省份。政府大幅删减配给，人民有时甚至根本等不到配给。

　　这个时候，朝鲜政府非但没有修改政策，趁机改革，反而对眼前的危机视而不见。政府不开放门户，接受国际的支持和投资，却叫人民一天只吃两餐，节省粮食。新领导人金正日在一九九五年的新年演说中，呼吁朝鲜人民更卖力工作。他说，一九九四年虽然“血泪斑斑”，国人还是要“活力充沛、一心一意”地迎接一九九五年，使祖国更加蓬勃发展。

　　可惜我们的问题不是光靠泪珠和汗水就能解决。因为豪雨成灾，冲毁了国内的大半稻田，也让朝鲜的经济彻底崩溃。金正日把对抗饥荒的全民运动比喻成“艰苦行军”，这是当年用来形容他父亲那一代对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苦战。大饥荒最严重的那几年，有多达一百万人活活饿死或病死。

　　经济崩溃冲击到朝鲜社会的各个层面。过去，人民的生活所需都由国家供应，现在国家却要人民自己想办法。等到国外的粮食援助终于送进来帮助饥荒人民时，政府却把大半援助都拨给了军方，因为军队的需求永远摆第一。好不容易送到地方政府的粮食，却很快就流到黑市。突然间，朝鲜几乎所有人都得学会买卖，不然便可能饿死。当局也知道只能对这种地下市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事实上，金正日最后还是准许在国内创建固定的国营市场。

　　这种新局面对我父亲来说是一大灾难。现在每个人都到市场上从事买卖（在朝鲜称之为“黑市交易”），竞争变得很激烈，我爸愈来愈难赚到钱。另一方面，从事黑市交易的处罚也变得更严格。我父母虽然努力适应新局面，却还是青黄不接，欠了一屁股债。我爸试过各种不同的生意。我妈和朋友用一台老旧的脚踏式缝纫机把旧衣服改成童装，她把做好的衣服拿给我们穿，她朋友则把剩下的衣服拿去市场卖。

　　有些人在中国有亲戚，就可以申请出国探亲。朴进二伯试过至少一次，但我爸没有，因为申请没过，也怕上级对他的生意更加关注。从中国返乡的人几乎都会带东西回来，再拿到市场边的临时摊贩上卖。他们跟我们说，在中国的垃圾堆里可以找到不可思议的好东西，甚至有完好无缺的衣服。在朝鲜，什么东西都会物尽其用，所以我们无法想像有人会把还能用的东西丢掉，甚至空的塑胶品、袋子和罐头也一样。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说都是宝贝。

　　小时候，眼前的世界就是你的全世界，你的全部生活就是爸爸妈妈、亲朋好友、左邻右舍。所以对我来说，有时有东西吃，有时一天只有一餐可吃，其他时间只能挨饿，似乎都是很正常的事。

　　爸妈出外工作，想办法让全家人活下去时，常常不得不把我们姐妹留在家里。如果我妈找不到人照顾我们，就只好在门上插上铁闩，保护我们的安全。有时她一出去就是一整天，太阳都下山了，整个屋子黑漆漆。我姐怕黑，常忍不住哭出来，这时我会安慰她：“姐，不要哭，妈妈很快就回来了。”可是过了一会儿，我也慌张起来，两个人便抱在一起哭。一听到门口传来妈妈的声音，我们就松一口气，冲过去哇哇大哭。我妈进门时看到我们这样，心里都很难受，但如果她带了食物回来，所有的痛苦都会一扫而空。

　　在自由的世界里，小孩常会梦想长大以后要做什么，要怎么样才能发挥自己的专长。我四、五岁时，对未来的唯一梦想就是买很多很多面包，然后一次吃光光。当你一直处于饥饿状态，满脑子想的还能是什么。我不懂为什么我妈赚了钱回家却要把大部分的钱存下来，留到以后再用。我们没有面包可吃，只能吃一点粥或土豆。我跟我姐约定，如果我们能平安长大，就要拿钱去买面包吃，直到饱到吃不下为止。我们甚至会为了自己可以吃多少面包而斗嘴。她说她可以吃一整桶面包，我说我可以吃十桶；她说十桶，我就说一百桶！我觉得自己吃得下像山一样高的面包，而且怎么样都吃不饱。

　　最辛苦的季节是冬天。家里没有自来水，河流又结冰，镇上只有一部抽水机，要到那里提干净的水回家，往往要排好几小时的队。我大约五岁那年，某天我妈有事要忙，所以一大早六点、天都还没亮，她就把我带到那里排队。我在寒风中站了一整天，我妈回来找我时，天都黑了。我记得我的手有多冰，也记得手里的水桶，还有前面排得很长的队伍。妈妈跟我道歉，但我不怪她，她也不想把我丢下。这一直是她内心深处的痛，直到今天，她都很愧疚那时老在担心家里的人吃不饱，没有好好陪伴我度过童年时光。

　　朝鲜虽然高举反资本主义的旗帜，却有很多人私下靠着借钱给人、按月收利息致富。我父母为了继续做生意也跟人借了钱，但后来黑市价格崩盘，他们的商品不是被没收就是被偷，最后再也还不出钱。每天晚上我们吃晚饭时，都会有人上门讨债。那些人大吼大叫，恶言威胁，最后我爸再也受不了了。他知道另一个赚钱的管道。他在平壤有认识的人可以帮他弄到金、银、铜、镍、钴等贵重金属，他可以把弄到的货拿去卖给中国人。

　　这个赚钱方法的风险很高，我妈反对。以前他卖玉筋鱼干和香烟的时候，最糟的状况不过是把赚的钱全部拿去行贿，或是进再教育营服刑。她跟我爸说：“这些你还熬得过来，但是走私偷来的金属会没命的。”后来得知我爸打算把货带到惠山，她又更加担心害怕。朝鲜每辆客运列车的最后面都挂着一辆特殊的运货车厢，俗称“九号列车”。九号列车专门用来运送国内各地送给金正日的名产、水果和珍奇物品，还有要分给各地干部和党内高官的礼品和物资。装在这个特殊车厢的物品都封在木箱里，连警察都不会打开检查，所有进出这个车厢的人都要搜身。我爸认识在九号列车上工作的人，对方答应要把货藏在这种绝对安全的特殊车厢里，把金属从平壤运到惠山。

　　我妈一再反对，坚持了很久，但最后不得不让步，因为那是存活下来的唯一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