５敬爱的领袖

　　一九九八年到二○○二年间，我爸多半时间都在平壤经营走私生意。通常他一年有九个月不在家，只有搭火车送新一批货到惠山时，才会顺便回家，但次数不多，停留的时间也很短。我妈很快学会在惠山做生意，先到车站拿货，再转送给其他走私客，让他们拿到中国边境去卖。

　　我爸生意不好的时候，我们又会缺钱、饿肚子，但家里的情况大致上已经渐渐改善。我爸回家那几天，他会在家里款待地方官员，包括收了他的钱、对他常跟“正职”工作请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党代表。我妈会准备一大桌菜，有饭、泡菜、韩式烤肉和其他特别的料理，我爸则忙着替每个人斟满米酒和进口洋酒。我爸说故事的功力一流，人又幽默风趣，听着他的说话声和闹烘烘的谈笑声，我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只要家里有东西吃，又有钱买新鞋和学校制服，我就心满意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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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一年级班上个子最小的，而且肯定不是最聪明的。我会知道这一点，是因为在朝鲜都依照身高排队，依照成绩安排座位。我读写都有困难，需要额外的帮助。我讨厌在班上吊车尾，有时还会不想去上学。

　　我个性固执，或许是因为每件事都是我用努力换来的。总之，我下定决心要学会认字，拼了命也要把在书上游来游去的字学会。

　　我爸在家时，有时会抱着我坐在他腿上，念故事书给我听。我很喜欢听故事，但是朝鲜的书都由政府出版，少不了政治题材。我们没有可怕的童话故事，只有发生在一个肮脏龌龊、名叫南韩的地方的故事，那里有流浪儿光着脚在街上乞讨。抵达首尔之前，我从没想过那些故事其实是在形容朝鲜的生活，那时候我们对世界的想像都离不开政治宣传。

　　后来，我凭着意志力学会认字，不管读多少书都无法满足我。同样地，市面上的书籍多半在歌颂我们的领袖奋发向上、为民牺牲的事迹。我最喜欢的一本书是金日成的传记，书中描述了他年轻时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者，靠着活吞青蛙、夜宿雪地活下来的过程。

　　在课堂里，不管上数学、科学、阅读或音乐，老师都会加进一些政治宣传。金日成的儿子，也就是我们“敬爱的领袖”金正日，对父亲一片忠诚，正可作为学童效法的榜样。我们曾在课堂上读到一段文章，里头提到金日成为了国家日理万机，甚至得边骑马边看文件。问题是路途颠簸，纸张晃来晃去，所以金正日年幼时就设法把路面上的坑洞用沙子填平，好让父亲骑马时平顺又舒适。

　　我们敬爱的领袖拥有神奇的力量。他的传记上说，他可以用意念控制天气，而他在金日成大学就读的三年期间写了一千五百本书。他从小就展现了非凡的战术天才，所以玩军事游戏时，他那一队每次都因为他想出绝妙的战术而获胜。这个故事激励了我在惠山的同班同学，大家也玩起军事游戏。但是每次都没人想当美帝队，因为美帝队都得输掉战争。

　　在学校，我们唱过一首歌颂金正日的歌，说他如何力求上进，亲自走访全国各地，实地指导劳动者，途中睡在车上，只吃饭团果腹。“恳请敬爱的领袖，为我们珍重！”我们噙着泪水高唱：“我们都为你哭泣。”

　　朝鲜唯一一家（由国家经营的）电视台也利用纪录片、影片和节目，强化人民对金氏王朝的崇拜。领袖笑容可掬的照片一出现在荧幕上，背景就会响起澎湃激昂的音乐，每次听到我都很激动。朝鲜人从小就学会敬老尊贤，那是源自儒家文化的传统。因此在所有人心中，金日成就像我们敬爱的祖父，而金正日就像我们的父亲。

　　我甚至梦过金正日。他在梦中对我笑，还抱着我，给我糖吃，醒来时我好开心。有好长一段时间，回忆这段梦境就是我生活里最大的喜悦。

　　知名的脱北者、同时也是朝鲜宣传部的桂冠诗人张振成，称这种现象为“情感独裁”（emotional dictatorship）。在朝鲜，政府掌控你的行动、言论、教育和工作还不够，还要支配你的情感，摧毁你的个体性，以及你依据自身经验对各种情况做出反应的能力，把你变成国家的奴隶。

　　这种情感上和身体上的独裁统治，在生活的各个层面无孔不入。事实上，打从你学会说话，妈妈背着你去参加人民班的聚会（朝鲜每个人每周至少要参加一次）起，这种思想教育就开始了。你在那里学会朋友就是你的“同志”，大家也互称同志，最后每个人的思想就像一个模子印出来的。

　　一进学校，老师就会灌输你类似圣经十诫的爱国十律。（第一律：我们必须秉持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革命思想，竭力团结社会。第二律：誓死效忠敬爱的领袖金日成……第十律：代代传承伟大领袖金日成的辉煌革命成果，使之发扬光大，源远流长。）此外，老师灌输我们“主体思想”的原则，并教我们对朝鲜的所有敌人深恶痛绝。

　　我们的教室和课本上，都印了蓝眼大鼻、模样可笑的美国大兵处决平民的照片，或是勇敢的朝鲜学童持刀打倒美国大兵的图片。下课时，我们有时会排队去揍或捅穿得像美国军人的假人。我很怕邪恶的美国佬会再次攻打我们，用狠毒无比的方式把我凌虐致死。

　　上了二年级，我们开始学算术，但教学方法不同于一般国家。在朝鲜连算术都是一种宣传工具。常见的数学题大概像这样：“如果你杀了一名美国坏蛋，你的同志杀了两个，你们总共杀死了几名美国坏蛋？”

　　我们从不直接说“美国人”，那样对他们太客气，要说就说“美国坏蛋”、“洋基恶魔”或“大鼻子洋基”。如果不这么说，就会因为对敌人太心软而受到批评。

　　同样地，提到金氏家族也一定要冠上头衔或加上致敬的形容词，展现我们对领袖浩瀚无边的敬爱。有次我妈在厨房做饭，我拿起一份报纸，看了好久才把领袖的头衔全部看完：“我们伟大的金正日同志、劳动党总书记、国防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今日表示……”

　　我发现我爸不像其他人那样被彻底洗脑。妈妈告诉我，爸爸更在意的是政府对待人民的方式。我只听过我爸发过一次牢骚，当时我听不懂他说的话是什么意思。那天我们正在听电视新闻，刚好播到金正日到某地巡视军队的常见画面。播报员一再重复敬爱的领袖多么不畏寒风，给予忠贞士兵谆谆指示，这时我爸突然怒骂：“这个王八蛋！关掉电视！”

　　我妈压低声音气冲冲地说：“在小孩面前说话小心点！你怎么想是一回事，你这样大家都会有危险。”

　　我不懂我爸说了金正日什么，因为我无法想像谁会对我们国家的领袖不敬，那对我来说太不可思议了。

 

　　我爸不是唯一一个渐渐改变想法的人。

　　事实上，资本主义早就日渐复苏，而且就在相隔几条街的热闹市场上。短短几年以前，市场上只有几个老婆婆在卖零嘴或自己种的蔬菜。现在，一排排摊贩上面搭起一整片铁皮屋顶，商品无奇不有，从手工年糕到中国制的运动鞋都找得到。如果你知道往哪走，也找得到电子表和光碟机，这些新冒出来的小贩都游走于法律边缘的灰色地带。

　　带着黑市商品往来中国的走私客，都住在市场后面河岸边的矮房子里。我对这一带愈来愈熟。我爸从平壤运货回来时，偶尔会把金属藏在我的小书包里，然后把我扛在肩上从家里走到走私客住的小屋。有些走私客会把货带到对岸给中国的买主。有时他们会直接涉过鸭绿江，有些则跟中国买主约在中途碰头。交易都在晚上进行，利用手电筒打暗号。因为走私的人太多，大家都要想特别的暗号，比方闪一次、两次，还是三次，这样才不会跟别人混淆。

　　看守边界的卫兵现在也同流合污，总是在那里等着分红。即使卫兵往别的地方看，故意放水，还是有很多东西禁止买卖，谁敢违反规则，就可能丢掉小命。

　　公开处决在朝鲜有教育人民忠党爱国、杀鸡儆猴的效果。我小时候，有一次惠山有名年轻人因为杀牛来吃，就在市场后面当众处决。未经特许擅自吃牛肉是犯法的行为。牛只是国家财产，平常用来犁田拉车，杀来吃太浪费，所以杀牛来吃就是窃取国家财产。

　　那位年轻人还有其他较小的罪名，但杀牛吃才是主要罪行。他患了肺结核又没东西可吃，但警察才不管这些。他们向全镇宣布要将他处决，然后把他带到市场上，把他的身体和手脚绑在厚重的木板上。三个人拿着步枪站在他面前，对他开枪，费了一番工夫才用子弹把绳子打断，最后尸体啪一声倒在地上。我妈震惊地看着他们把尸体移走，装进麻袋，然后搬上货车后座运走。她的血液都凝结了，两腿过了好一会儿才动得了。她不敢相信在自己的国家，一条人命竟然比牲畜的命还不值。连狗受到的待遇都比人好。

　　在朝鲜，有各式各样数不清的罪行。政府一心要阻止邪恶的思想渗入国内，所以一概封锁国外媒体。尽管很多家庭有电视、广播、录像带播放机，但只能收看或收听国家制作的新闻节目和宣传影片，那些节目都无聊得要死。大家对外国电影和南韩电视剧的需求量很大，即使你永远不知道警察什么时候会闯进家里搜索。警察会先切掉电力（如果一开始有电的话），这样他们进门搜索时，录像带或ＤＶＤ就会卡在机器里。但人民后来也学聪明了，会在家里放两台播放机，听到警察上门就赶紧把两台互换。走私或散布非法影片被逮到，惩罚可能很重，甚至有人因此被处决──又是杀鸡儆猴的手段。

　　收音机和电视机都密封送来，永远固定在国家认可的频道。如果擅自更改，可能会被抓去劳改营再教育，但很多人还是照改不误。住在边境地区的人，如果有接收器，有时还可以收到中国的电视节目。我最感兴趣的是食品广告。我看过牛奶和饼干这类外国产品的广告。在朝鲜，我从没喝过牛奶，逃出朝鲜之前，我甚至不知道牛奶是从乳牛身上来的。我跟朋友会看着这些不可思议的商品，意识到中国有很多我们没有的东西，但我从没想过我们可以过不一样的生活。

　　常有人问我，为什么会有朝鲜人冒着坐牢的危险，偷偷收看中国的电视广告、南韩的连续剧或重播的摔角比赛。我想那是因为朝鲜人平常太压抑，日常生活严酷又沉闷，人民都渴望找到出口。看电影时，想像力会带你远游两个钟头，回来时整个人神清气爽，也暂时遗忘生活的艰辛。

　　我二伯有台录像带播放机，小时候我会去他家看好莱坞影片。二伯母会关上窗户，要我们别说出去。我喜欢《仙履奇缘》、《白雪公主》和○○七系列。但我七、八岁时，真正改变我生命的电影是《泰坦尼克号》。我不敢相信那是发生在一百年前的故事。那些活在一九一二年的人竟然享有比一般朝鲜人更先进的科技！最让我吃惊的是，怎么会有人为这种不要脸的爱情故事拍一部电影。拍这种电影的人在朝鲜一定会被抓去枪毙，因为在朝鲜不准拍真人实事，只能拍歌颂领导人的宣传影片。然而，《泰坦尼克号》里的角色却把爱和人性挂在嘴边，李奥纳多和凯特．温斯蕾饰演的角色不像我们把生命奉献给国家，而是愿意为了爱牺牲生命。“人可以选择自己的命运”这个想法撼动了我。这部好莱坞盗版片让我第一次尝到自由的滋味。

　　外来媒体虽然让我窥见外面的广大世界跟我周遭的世界有多么不同，我却从没想过自己也可以像电影中的人物那样生活。看着荧幕上的人，我无法相信他们是真实存在的人，也不敢羡慕他们。政治宣传彻底将我们洗脑，让我们对外界的诱惑免疫，也让我在大饥荒开始肆虐时，对周围的苦难麻木无感。

 

　　朝鲜人随时随地都有两套故事在脑中进行，两套故事就像两列在轨道上平行行驶的火车。一个是国家教你相信的事，一个是你亲眼看见的事。直到我逃到南韩，读了乔治．欧威尔的《一九八四》译本，我才为这种奇特现象找到适当的字眼，那就是双重思想（doublethink）。双重思想让你在脑中同时容纳两种对立的思想，而且不会把自己搞疯掉。

　　因为这种“双重思想”，你可以早上高喊唾弃资本主义的口号，下午到市场选购从南韩走私进来的化妆品。

　　因为这种“双重思想”，你才会一边相信朝鲜是社会主义天堂、世界上最幸福快乐的国家，一边狂看敌国人民在电视电影中过着你做梦也想不到的富裕生活。

　　因为这种“双重思想”，你可以坐在惠山家中，看着宣传影片播出高效率的工厂、堆满食物的超市、打扮光鲜到游乐园出游的民众，却从不怀疑自己跟国家领袖活在不同的世界里。

　　因为这种“双重思想”，你可以在学校背诵“儿童是未来主人翁”的口号，尽管回家路上经过孤儿院，看见那些肚子又圆又凸的小孩用饥饿的眼神盯着你看。

　　或许我内心深处知道有什么不对劲，但我们朝鲜人都是说谎高手，连对自己也说谎。挨饿的母亲把宝宝丢在巷弄里受冻的画面不符合我的世界观，我就自动关上脑袋。在垃圾堆看见尸体或瞄见尸体在河上漂流都很平常，听到陌生人喊救命却不理不睬也很正常。

　　但有些画面，我一辈子都忘不掉。某天傍晚，我跟姐姐在池塘边发现一具年轻人的尸体。大家都会到这里提水，他一定是拖着沉重的身体到池塘边喝水。他全身光熘熘，瞪着眼睛，嘴巴张得好大，一副痛苦不堪的表情。我看过不少尸体，但是都没有这一具那么吓人，他的内脏都袒露在外，大概是被狗啃的。我为他觉得丢脸，那样光熘熘地躺在地上，很没尊严。我不敢看他，于是抓起姐姐的手跑回家。

　　我妈有能力时都会帮助别人。有时会有流浪汉来敲我们家的门乞讨，记得有一次有个少妇带着女儿来敲门。“我又冷又饿，”她说：“但如果你赏点吃的给我，我会先给孩子吃。”我妈自己也有小孩，了解那种感觉，所以她请她们进来，端了两碗饭菜给她们吃。我盯着她们不放，因为那个女孩跟我差不多年纪。她们很客气，很饿却吃得很秀气。我常想，如果她们还留在朝鲜，现在是否还活着？

　　街上有太多苦苦哀求的可怜人，你不得不关上心门，不然根本承受不了。过一阵子，你也麻木了。这就是地狱的模样。

　　我认识的每个人几乎都在大饥荒中失去了家人。通常最早死的是年纪最小和最老的家庭成员。再来是男人，因为他们储存的食物比女人少。挨饿的人撑到再也抵抗不了疾病，或是血液中的化学物质失衡、心脏忘了跳动，就会日渐衰弱。

　　我们家也吃到了苦头，因为家里的收入就像在海上漂浮的软木塞起起落落。一九九九年，我父亲试图用货车取代火车，把金属偷偷运出平壤。但付钱给司机和汽油的花费太高，再加上得通过重重关卡、贿赂层层官员，最后他把赚来的钱都赔光了。妈妈带着我跟姐姐去投靠亲戚几个月，爸爸则重十他的火车生意，想办法弥补之前的损失。

　　到了高原之后，我们发现妈妈的娘家也过得很苦。外公在几年前过世，外婆搬去跟大儿子民植一起住。她最小的儿子锺势（Jong Sik）几年前因为窃取公款而入狱，如今也来投靠他们。他在劳改营里染上朝鲜很常见的肺结核，如今粮食短缺，大家都吃不饱，他也日渐消瘦，整天病恹恹。

　　外婆收留了很多邻居的小孩，为了让大家都有东西吃，她自己每天只吃一点点。她担心自己造成家人的负担，但其实她吃得很少，骨头跟小鸟一样轻。

　　我很爱个子娇小、支着木腿的外婆。她从来不会嫌我烦，即使我哭着要她把我背在背上，还把她当马骑。她对我总是笑咪咪的，又很会说故事。我可以黏着她好几个钟头，听她说以前在南方的童年往事。她提到南方沿岸有个美丽的岛叫济州岛，女人可以潜入水里很久都不换气，她们潜到海底采集食物，游起泳来像鱼一般。每次听她形容广阔的湛蓝大海和爱玩的海豚，我都很好奇。我从没看过海，也没听过海豚这种动物。有一次我问她：“外婆，世界上最大的东西是什么？”她说是从背上的孔呼吸、喷出高大水柱的鲸鱼。我从没看过鲸鱼的图片，但听起来那是我会喜欢的东西。

　　外婆说的故事大部分是朝鲜时代发生的事。那时不分南朝鲜，只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她说我们跟南韩有同样的文化、同样的传统。她还跟我说了她去首尔的事，尽管在朝鲜根本不准提到“首尔”两个字，一般人也不会提起这么邪恶的地方。我是从政治宣传中才知道这个地方的存在，因为新闻报导提到那里受压迫的民众发起反帝国主义的示威活动。但外婆在我内心种下对她锺爱的地方的深深好奇。她对我说：“哪天来我的坟上，告诉我南朝鲜统一了。”

　　那时候去高原特别难受，因为好多人都因为大饥荒而奄奄一息。外婆吃很多药，有缓和疼痛的鸦片，还有帮助她入眠、忘记周围苦难的药丸。某天早上，我出去玩之前，看见她吞了比平常多很多的药。

　　“外婆，你为什么吃那么多药？”我问她。

　　她很平静地对我笑。“外婆只是想好好睡个觉，”她说：“想好好休息。”

　　那天下午，我听到屋里传来凄厉的叫声，是锺势舅舅在喊外婆的名字。我们跑进门，看到他摇晃着躺在床上的外婆，痛哭失声。“你醒醒！醒醒！你说话啊！”

　　但外婆安详地躺在床上，无论小舅喊得多大声，她都听不到了。

　　几个月后，我小舅也走了。有时我脑中会响起他呼唤外婆、求她醒来的哀号声。有些事我希望自己能忘掉，但我知道自己一辈子也忘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