７最漆黑的夜晚

　　我爸在二○○二年的十月底回到平壤，过了不久他又弄到另一批可以卖到中国的金属。万事俱备，只缺包裹所需的麻袋和绳子，就可以把货搬上火车运往惠山。即使在首都，这些东西也很难找到，但我爸知道市区有个人通常货源充足。

　　他不顾妈妈的警告和自己的理智，到了平壤还是联络了元宣。她显然还在帮忙他生意的事，因为我爸让她去买麻袋和绳子，自己则到邻近的市场上等她。两人完全不知道检察官已经派人（他们有自己的调查员）监视那栋房子，或许是接获线报，知道元宣（或许还有我爸）会来。

　　我爸等了大约一个钟头，一直等不到元宣，只好自己去找人。调查员在屋里设了陷阱要抓他，但他们没有立刻逮捕他，而是先跟踪他回家，希望经由他找到非法金属的藏匿地点。但就在他坐上公车前，他们怕把人追丢，便上前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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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朴津识吗？”其中一人问。

　　“是。”我爸说。随即一人一边抓住他的手，将他逮捕。

　　后来我妈试图拼凑出完整的经过。她得知警察先是逮捕了平壤一名知道我爸底细的铜走私客。接受审问时，她跟警方说她可以抖出另外两个从事非法金属交易的人：一个是来自惠山、名叫朴津识的“大鱼”，另一个是帮他处理生意的平壤女孩。

　　元宣跟我爸在同一时间被捕，被判到劳改营服刑六个月。我们听说她服完刑后嫁给了一个前军官，生了一个小孩。听到她能抛开过去、重新开始，我很替她高兴。她跟其他人一样，只是努力要活下来。

　　不幸的是，我爸为了他犯的罪必须付出更惨重的代价。

 

　　二○○二年十一月，妈妈从邮局回来时泪流满面，全身发抖。听她跟我朋友莹子的奶奶说起原委，我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她说她想打电话给在平壤的爸爸，可是都联络不上，这才发现他因为走私被警察逮捕。

　　我妈只希望是哪里弄错了或只是噩梦一场，但她知道得马上采取行动。她必须去首都查出爸爸被关在哪里，看能不能花钱把他弄出监狱。

　　我妈去平壤的那天早上，她坐下来跟我和姐姐解释发生了什么事，接下来又会怎么样。她提醒我们，从现在开始，大家对我们的态度会跟以前大不相同。

　　“他们可能会说我们家的坏话，”她说：“但你们不要太在意。爸爸很快就会回来保护我们。”她说我们没什么好丢脸的，所以应该像从前一样笑笑就算了，当作什么事也没发生。

　　她蹲在恩美前面，说：“恩美是姐姐，所以妈妈不在家的时候，你就是家里的支柱。”然后又对我说：“研美，你要帮姐姐的忙。”

　　她留给我们一袋米和一些炒菜油，还说家里有一阵子不会有钱进来，所以不能像以前那样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现在，什么都要省着点吃，一粒米都不能浪费。

　　我们陪她走到火车站，她上车前给了我们大约两百元，够我们吃完米的时候买点干豆或玉米。“我会尽快回来，带回更多食物。”她说，然后抱抱我们，跟我们道别。我们看着火车开走，站了很久才走开。当时我才九岁，却觉得童年也随着妈妈远去。

　　回家途中，我跟恩美看到街上卖零嘴的摊贩。我们盯着中国进口的糖果饼干看了好久。妈妈从来没买过这种零嘴，因为太贵了，但我们好想吃吃看，想都没想，就把妈妈给我们的钱都拿去买一小包中国来的夹心饼干和一包葵花子。

　　过了一个多月，我们才又看到妈妈。

　　冬天来了，天黑得愈来愈快。天气好冷，所以我们家的门常常冻到打不开。我们每次生火取暖跟煮饭都笨手笨脚，要花很多时间。妈妈留给我们一些木柴，但我们不太会把木柴噼成一小块一小块。斧头对我来说太重，我又没有手套，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徒手去捡木头碎片。

　　有天傍晚，我负责到厨房生火，但因为用了湿木头，火堆开始冒出大量浓烟。我跟姐姐奋力呼吸，但因为门窗都结冰了，扳也扳不开。我们大喊救命，勐捶隔壁人家的墙壁，但没人听到我们的求救声。最后，我抓起斧头敲碎冰块才把门打开。

　　那个月我们能活下来简直是奇迹。妈妈留下来的食物很快就吃光了，到了十二月底，我们差不多已经在挨饿。有时候，朋友的妈妈会带东西给我们吃，但他们的日子也不好过。朝鲜的大饥荒应该在一九九○年代晚期就已结束，但过了好几年，生活还是很苦。住在惠山的小姑姑没有多余的食物可以分给我们，二伯很气我爸入狱为家里带来更多的麻烦和耻辱。我们很受伤，因为我父母对二伯一家人一向慷慨，现在我们却开不了口求他们帮忙。

　　我们的邻居金锺爱（Kim Jong Ae）是个善良的女人，她一直留意我跟姐姐的状况。她是党员，在军事动员部工作，过得比我们认识的大多数人都好。我永远忘不了某天好冷好冷，我跟姐姐和朋友到雪地上玩（当时是寒假），五点我们回到家，天已经黑了。家里没灯也没食物，我们只能坐在厨房里，准备度过又一个挨饿受冻的夜晚。这时候，金锺爱端着一碗热腾腾的饭出现在我们家门口。直到今天，我闭上眼睛还能回想起那碗饭香喷喷的味道，那大概是我有生以来闻过最棒的味道，也是我吃过最美味的一餐。那样的日行一善深深感动了我，让我一辈子感激不尽。

　　我的朋友莹子和她奶奶也帮了我们很多。莹子有时会来睡我们家，这样我跟姐姐才不会那么怕黑。写下这段往事对我来说很痛苦，因为我不想回忆起自己在那段绝望的日子的感受。从那次之后，我就很怕黑。即使到现在，每当心情不好或遇到难关，我就会打开所有的灯，让房间里愈亮愈好。如果夜晚永远不会降临，我会很开心。

　　为了打发时间，忘掉孤单的感觉，我跟姐姐会一起唱妈妈小时候哄我们时唱的儿歌。我们希望可以听到她的声音，听到她跟我们说她就要回来了，但我们没有电话或电话号码可以联络到她。

　　一月的某一天，我妈突然来敲门，我们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们冲上去抱住她，不肯放开手。三个人又哭又笑，庆幸我们都还活着。妈带了一些稻米、玉米和干豆回来，我们饿坏了，很难抗拒为自己煮一顿大餐、一次吃个过瘾的冲动，但我们知道食物得慢慢吃，因为妈妈说她不能待太久，她还得回平壤赚钱，想办法把爸爸救出来。

　　她把这一个多月来的可怕经历说给我们听：她抵达不久，就得知爸爸被关在拘留侦讯中心，一开始他们不让她见爸爸，后来她收买了一名守卫才进得去。爸爸仍惊魂未定，他跟妈妈说警察刑求他，一直打他腿的某个部位，那个地方肿到几乎无法动弹，连去上厕所都有困难。后来守卫在他膝盖后面绑一根木棍，让他跪着站不起来，痛不欲生。他们想知道他卖了多少货给走私客，还有多少人参与其中，但他透露得不多。

　　后来，他被移往平壤西北边的甑山“再教育营”，也就是甑山第十一号教化所。这种集中营关的多半是轻刑犯或女性脱北者，但也可能跟重刑犯监狱，甚至跟朝鲜古拉格的政治犯集中营一样残酷。在“再教育营”里，犯人整天都要到田里或工厂做苦工，但分到的食物很少，大家为了食物碎屑抢得你死我活，有时甚至得吃老鼠充饥。晚上则要背诵领袖的演说，或是上没完没了的自我批判课。他们虽然犯了“危害人民的罪”（crimes against the people），却还没到无可救药的地步，所以只要悔改并完成金日成思想的复习课程，就能重回社会。有的犯人会接受审判，有的不会。但我妈认为我爸被送到“较轻微”的拘留所，应该是一个好预兆，心中也燃起了全家能很快再团圆的希望。

　　妈妈回家让我跟恩美都松了口气。那天晚上，我们三个人一起挤在火堆旁边睡，好几个礼拜以来，我第一次可以放心入睡，不用再提心吊胆。然而隔天醒来，我们就听到探员大力捶门的声音。他们来抓妈妈去问话，想弄清楚爸爸被关的事。但警察一看到家里还有小孩，心就软了。他们问她有没有亲戚可以在她被抓去问话期间代为照顾我们，她提起了我二伯。于是警察叫我们人民班的班长去找二伯，把他带来我们家。二伯到了之后，警察吩咐他在我妈不在时照顾我们姐妹，之后警察就把妈妈带走了。

　　接下来几天，我妈没日没夜地坐在检察官办公室的一个房间里，埋头写下自己和爸爸的自白书，承认他们犯下的所有错误。之后有个调查员过来念她写的东西，问她问题，晚上他们锁上办公室的门就回家了，早上才重新回来问话。

　　最后我妈终于获释。警察相信她不会逃跑，但要她之后再回去受讯。

　　我跟恩美知道她没跟爸爸一样被送进监狱，都感激得不得了。可是她来二伯家找我们的时候，我们求她带我们回家，她去平壤想办法救爸爸时，我们愿意在家里顾家。伯父和伯母对我们不好，把我们当佣人一样使唤，我们觉得自己很不受欢迎，妈要是走了，我们不知道会受到什么对待。我们跟妈说，我们两个人自己待在家里比较好，也说我们愈来愈会照顾自己。妈勉为其难地答应了。

　　每次想到我妈再度离家那天，我还是会忍不住流泪。那天她穿了一件卡其色的夹克，我哭着拉着她的夹克，不肯让她走。没有她在的日子很难熬。我好想跟其他小孩一样，有人在家里等我回家，跟我说吃饭了或起床了。我好希望妈妈在家。一开始，她装出没什么大不了的样子，但后来她也忍不住跟着我一起哭。

　　“研美，你要乖。”她说：“你只要睡四十个晚上，妈妈就回来了。”

　　对我来说，四十个晚上好漫长，而且真的很漫长。接下来七个月，我妈在平壤和惠山之间频繁来去，常常一去就好几个礼拜。她到平壤做买卖手表、衣服和二手电视的生意，这些都是即使被逮到、后果也不会太严重的走私商品，但她光是运送这些商品就要花很多时间。后来她只再见到爸爸一次面，两人都不知道他会关多久。有时她回惠山也没带食物或零食回来。更小的时候，我跟姐姐或许会抱怨，但现在不会了。只要她平安无事，我们至少隔一阵子就能见到她，我们已经很满足了。

 

　　这段期间，我跟姐姐不得不休学。在朝鲜上学虽然都免费，但学生还是得自己负担用品和制服的费用，而且学生也要送老师食物或其他礼物。我们已经没有钱负担这笔开销，所以根本没人在意我们有没有去上学。再说，我跟恩美为了活下去就已经够忙了，根本没空去上学。

　　为了洗衣服和洗碗，我们得先走到河边，再把冰敲破。我或姐姐差不多每天都要去排队提煮饭用的水和饮用水。妈妈留给我们的食物每次都撑不久，我们常饿到前胸贴后背。

　　果然如我妈所料，镇上的小孩开始嘲笑我们是犯人家庭。大家都在说我爸毁了我们的大好未来，害我们陷入绝境。我们都不理那些闲言闲语，抬头挺胸地走开，但心里知道他们说的是事实。我爸一旦成为罪犯、被踢出劳动党，便决定了我们日后的命运。我们一家人要再像过去那样幸福，已是希望渺茫。

 

　　二○○二到二○○三年挨饿受冻的漫长冬天过去之后，我的脸上起了红疹，只要一晒到太阳就会破皮流血。我经常头晕，肠胃也不好，很多小孩都有这种毛病，后来我才知道我们都得了糙皮病。这是一种因为缺乏烟碱酸和其他矿物质引起的疾病，长期只吃谷物、没吃肉，就容易得到这种病。如果没补充足够的营养，过几年就会没命。

　　逃到南韩之后，听说百花齐放的春天在世界其他地方象征生命和重生，我非常惊讶。在朝鲜，春天是死亡的季节。每年到了春天，我们的存粮都已见底，新苗才刚种下，田里还没长出可以吃的东西。这时候是最多人饿死的季节。我跟姐姐常听见在街上看见尸体的大人一脸同情地砸着嘴说：“可怜他们撑不到夏天。”

　　如今，每次四、五月到美国或英国这些地方旅游，我已经能够在春暖花开的时节享受大自然，并且开怀畅饮。但我仍然记得以前我曾经多么痛恨那些翠绿的山丘，只希望那些花都是面包或糖果做成的。

　　春天只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不再需要那么多柴火，还可以走去郊外的小山丘找些小虫和野生植物填填肚子，免得饿到受不了。有些植物还满好吃的，比方野生的苜蓿花。恩美的最爱是我们称为“猫草”的植物，它的绿色叶子又小又软。我们还会摘某些植物的根来嚼，但只是为了感觉嘴里有个东西，不会真的吞下去。有一次，我们嚼的根害我们的舌头肿起来，至少一个小时无法说话，那次之后我们就更加小心了。

　　很多小孩喜欢追着蜻蜓跑，我要是抓到蜻蜓就会把它们吃掉。

　　邻居的小男生有一只塑胶制的打火机，他们教我们怎么用火烤蜻蜓头，烤过后会发出一股类似烤肉的香喷喷味道，很好吃。到了夏天，我们还会烤蝉来吃，对我们来说那是人间美味。我跟我姐有时会在野外消磨一整天，尽量找东西填肚子，再走回漆黑死寂的家。

　　二○○三年八月底，我妈回到惠山，叫我们打包几样必需品。她的侦讯结束了，但她不能再次丢下我们独自过冬。我妈卖了我们住的房子，这样才有钱搬回她在高原的老家。但在朝鲜买卖土地是一件很吊诡的事，因为所有房产都归国家所有。所以这是非法买卖，当然这笔交易从头到尾都不会有纪录，也没有签契约和其他文件。我妈跟买主只有口头上的约定，相信没人会去告发他们。

　　就这样，我们离开了唯一拥有过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