８朝鲜之歌

　　妈妈把我们带去舅舅家借住。民植舅舅跟我爸是老朋友，他跟太太和两个儿子住在如今已属于他的老家。他的工作是帮当地的工厂开员工接送车，但在朝鲜没人能靠薪水维生。二○○二年，工人的平均月薪大约是两千四百元，照非官方汇率约值两美金。这么点钱，连十磅的便宜谷物都买不起，而且物价一直在上涨。家里突然多了两个小孩，舅舅根本养不起。

　　但我妈把卖房子赚到的钱拿去帮舅妈在市场租了个摊位，让她赚点钱贴补家用。政府已经开始管制市场，跟有篷市场的摊位收取费用，要抢到最好的位置还得拿钱行贿。舅妈开始到市场卖鱼和年糕，但生意不是很好。我妈把剩下的钱都交给舅舅管，但他很快就把钱花光。

　　我们到舅舅家之后不久，我妈的姐姐，也就是我阿姨敏熙（Min Hee）来高原看她弟弟。看我们过得那么辛苦，她很不舍，于是带我一起回松南里的乡下。她丈夫是退休公务员，孩子也都大了，她认为带我回去不至于负担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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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家是一栋茅草屋顶和木头梁柱盖成的传统建筑。屋前是一片干净整齐的泥砖院子，有个圆形的砖头烟囱和炉灶可在外面煮饭。阿姨和姨丈对我很好，但姐姐和妈妈不在身边，我觉得很孤单，所以常常哭，过了一阵子才适应乡下的生活。

　　村里很少有电，所以大家都不依赖电，生活的方式仿佛现代科技还不存在一样，晚上出门只靠月光或星光照明。很多女人平常都穿着传统的长裙。四周围都是山，泉水干净又清澈，可以直接用手盛来喝。最进步的运输工具就是牛车。

　　这里很少人家有时钟，所以我们听到公鸡啼就会起床。公鸡通常很准时，但有时还是会出错，所以只要公鸡没叫，很多人的作息都会乱掉。阿姨养了很多鸡，我的工作就是看着母鸡孵蛋，免得其他鸡把蛋吃掉或有人来偷蛋。

　　除此之外，我还要帮忙洗碗和去森林搬柴，但是我一点也不介意。况且，我已经不会再饿到全身没力。事实上，因为饿太久，我开始吃个不停。就像鸟宝宝，我一张开眼睛就打开嘴巴，眼睛闭上时也跟着闭上嘴巴。阿姨煮了简单又营养的东西给我吃，都是用她种在院子里的玉米、土豆和辣椒做的料理。她还种了番薯拿到市场上卖，但营养丰富的番薯叶留着自己吃，吃剩的就拿去喂猪。房子周围还有一片葡萄园，我第一次吃到葡萄，那味道棒极了。

　　我的体力很快恢复，也渐渐胖了回来，甚至开始长高。我的个子虽然不高，但我想要是不用挨饿，也不用常常把水桶扛在头上走回家，我应该会比现在高很多吧！

　　阿姨的女儿是咸兴市医学院毕业的学生。我住在阿姨家的时候，我表姐正在松南里的医院妇产科当医生。她跟一名当地的警察在父母的安排下订了婚。我喜欢表姐夫，因为他会把警察突袭没收的影片拿回来给我们看。

　　表姐的工作是替人治病，政府却没提供医生用来治病所需的药物。在大城市，病人有时可以自己到黑市买药，但乡下地方未必买得到。离松南里最近的市场至少有五哩远，也没有直达的路，得翻过一座山、跨过一条河，再越过一条溪才到得了，连牛车都没办法走完全程。因此，很多人碰到紧急状况就只能束手无策。政府鼓励大家要灵活应变、自立自强，连医生也不例外，这是国家倡导的“主体思想”的一部分。所以医生会自制传统草药以备不时之需。表姐常带我一起上山找不同处方需要的植物、树皮和坚果。我像只开心的小狗跟在她屁股后面，学习哪些植物可以用、哪些可以吃、哪些有毒。

　　这里的医生也得自己当农夫。他们栽培药用植物，甚至自己种棉花再做成绷带或包扎用品。即使如此，所有的物品还是永远不够用。连大城市的医院都没有“丢弃式”用品这类东西。绷带总是洗了再用，护士帮不同病房的病人打针，也都用同一个注射器。他们知道这样很危险，却无可奈何。到南韩之后，看到帮我看病的医生用过的医疗用品马上丢弃，我觉得很不可思议。

 

　　奇怪的是，后来到了南韩，我还是会怀念松南里乡下的纯朴生活。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但那段时间住乡下的全新体验，给我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在山上被大自然围绕，我觉得自己比任何时候都要贴近真实的自己。某种程度来说，那感觉就像住在古朝鲜，那个我从高原的外婆口中听过的古老王国。我想外婆也向往这么一个地方，一个没人知道、只存在于老歌和梦境中的地方。

　　在乡下的这一年，给了我一个可以休息和疗伤的地方，但我不可能永远住在这里。二○○四年初的某一天，我妈带着噩耗来找我。我爸在一场秘密审判中被定罪并发配到重刑犯等级的囚犯集中营服劳役。我们以为他的刑期是十七年，后来才知道是十年；反正这不重要，因为一进去那种地方很少人能活着出来。这种事大家都知道，因为政府希望人民恐惧集中营。在那里，你不再被当作人对待，里头的囚犯甚至不能正眼看守卫，因为牲畜不该直视人类。他们通常不准家属探监，连写信也不行。犯人整天做苦工，只能吃很稀的粥，因此又饿又虚弱。晚上，犯人都挤进小牢房里睡觉，头对脚躺在地上，挤得像鱼罐头，只有身强体壮的人才撑得到服完刑期。

　　想到可能再也见不到爸爸，我从头到脚起了一阵寒栗。就算爸撑得过来，他出狱时我都长大了，到时候我们还认得出对方吗？

 

　　妈妈希望我们一家人能在一起，所以把我一起带回高原，说服舅舅收留我们三人。她会去赚钱养活我们。

　　于是，我、妈妈和恩美搬进连着主屋的小房间。里头有张很小的钢丝床，我们在上面铺了几块木板，但是睡起来太硬，而且摇摇晃晃的。最后我们干脆把床搬到外面，直接睡地上。门外搭了个小棚子，有个开放式的小厨房，一下雨，水就会滴滴答答打在锅碗瓢盆上。后来舅舅和他的朋友帮我们砌了一道墙，这样火就不会被吹熄。后来的两年我们都住在这里。

　　跟惠山比起来，高原是个小城市，人友善多了，小偷好像也比较少。朝鲜经济崩溃之后，惠山的治安变得很差，我们还得把值钱的东西藏起来，锁在门后。衣服得晾在屋里，因为连晒衣绳上的衣服也会被偷。小偷什么都偷，连狗也不放过。朝鲜人养狗有两个目的：一是看家，二是杀来吃。我小时候，朝鲜跟亚洲的很多地方一样，把狗肉当作美食，但我很爱狗，不忍心吃它们。白天我们把狗拴在外面，晚上再关进家里，不然就会有人偷狗去卖或煮来当晚餐。

　　相较之下，高原的治安比较好，但这里的人一样很穷。最大的差别是，高原人跟以前一样还会分享食物。在惠山，我们做了年糕大概会偷偷吃掉，或是只跟较亲的邻居分享。但在高原，家里如果有年糕，左邻右舍会过来一起吃到一块也不剩，就算不想也没办法。

　　高原的舅妈对国家忠心耿耿，还是人民班的班长。人民班每周开一次会，这是国家掌控人民动向及宣布新命令的管道。星期六，我们都要一起上政治宣传课和自我批判课。这是为学生和工班安排的课程；学生跟课堂报告，工人则跟办公室报告。

　　首先，我们要抄写金日成或金正日的名言，就像其他地方的人抄写圣经或可兰经的段落一样。接下来，要写下你上周做过的所有事，再来每个人都要站起来，当着众人的面批判自己。一开始我通常会说：“这一周我太骄纵，对慈悲的伟大领袖永恒不变且无条件的爱，不够心怀感激。”我还会说我工作不够勤劳，没能完成党要我们达成的目标，或是不够用功、不够爱我的同志。最后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我们都在同一条路上共同抵抗“美国坏蛋”或“西方豺狼”。最后的结论我会说：“然而，我们伟大的领袖心胸宽大，原谅了我，我对他感激不尽，下周一定会做得更好！”

　　公开告解、自我批判完之后，就开始批判别人。我每次都会跳出来自愿，因为那是我的拿手强项。通常我会挑一个同班同学，那人就得站起来，仔细听我条列他的不是，比方没有遵照领袖的教诲，或是没参与团体任务。我说完之后，挨批的人要谢谢我，跟大家保证他会改进。最后轮到我被批判，我当然讨厌被批判，但绝不会显露在脸上。

　　惠山的自我批斗大会有时场面很激烈，在高原更是变本加厉。这个偏远小镇的居民都很爱国，真的以为自己是革命斗士。他们没有受到太多外在世界的刺激，对国家的忠贞也就没有因此打了折扣。当局也决心尽可能保持这种风气。

 

　　我快满十岁了，妈妈帮我报名了当地的中学，虽然我少读了两年小学。学校的作业我有看没有懂，而且高原的学校比之前我在惠山读的学校严格很多。这里的学生从来不单独行动，早上大家一起完成打扫街道或擦拭雕像这些劳动服务之后，就要排队进教室，整齐画一地甩手，高声齐唱：“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一片光明！我们是崭新的一代！”放学回家时，同样的步骤再重复一次。

　　朝鲜的学童除了读书，还有别的工作。学童也是避免国家彻底崩溃的免费劳动力之一。我的书包里随时得多放一套工作服，因为学校可能派我们去做劳动服务。春天，我们会到集体农场帮忙种田，工作包括清除田里的小石头、播种，还有提水。六、七月我们会帮忙除草，秋天则是到田里捡收割后剩下的谷粒或豆子。我们的小手很适合做这件事。我讨厌这项工作，但老师说现在还有人吃不饱，所以一粒米都不能浪费。

　　到田里帮忙干活的我，只有在发现老鼠洞时才觉得开心，因为老鼠跟我们做的是同样的事。挖开老鼠洞，你可能会发现它们储存的谷粒或豆子，幸运的话还能抓到老鼠。不过，我们在田里捡到的谷粒都归学校，没我们的份。放学时，老师会收走我们找到的谷粒。他们不希望我们藏起来带回家，于是叫大家排成一排，然后说：“口袋翻出来！”我们学会把制服穿在工作服里面，这样就可以把一些谷粒藏在底层，带回家吃。

　　肥料短缺是朝鲜的一大问题。一九九○年代朝鲜的经济崩溃，苏联不再运送肥料到朝鲜，国内的工厂也停止制造肥料。其他国家捐赠的肥料送不到农场，因为连运输系统也停摆了。农作物因此歉收，饥荒也更加恶化。政府于是想出一个利用当地再生资源来填补肥料断层的方法：人类和动物的粪便。每个工人和学童都要收集到一定的量。你可以想像这对我们家有多辛苦。家里每个人每天都要交功课，早上起床就像在打仗一样。最认真的是我舅妈和阿姨。

　　“记得别在学校大号！”高原的舅妈每天都叮咛我。“等回家再上！”

　　住松南里的阿姨每次出门、不得不在外面大号时，就会大声抱怨她没带塑胶袋，不然就可以存起来。“下次我要记得！”她说。谢天谢地她从没真的这么做。

　　这股粪便收集热潮在一月达到颠峰，这样一来，到了耕种季节就能派上用场。我们在朝鲜的厕所通常和住家有段距离，得提防邻居晚上来偷拿。有些人为了防贼，还把户外厕所上锁。学校老师会叫我们到街上捡粪便带回教室，所以在街上看到狗大便，对我们来说就像看到黄金。高原的舅舅养了一只大狗，大便很大一坨，家里每个人都抢着要。这在西方可不是每天会看到的新鲜事。

 

　　我妈在高原做过各种工作，包括脸部按摩、绣眉毛、在黑市买卖卡式录像带和电视机，但我们还是吃不饱。我跟姐姐又去田野间找野生植物和昆虫来填肚子。我喜欢满山遍野的刺槐长出的甜甜白色花朵，不过最棒的还是蚱蜢。我的运动神经随着年龄渐渐进步，抓蚱蜢成了我的强项。妈妈会把蚱蜢炸来吃，非常可口！

　　不过，野外找到的食物通常不太适合人类吃，只能用来填填肚子。在山丘上漫步时，我会摘很多不同种类的叶子，一些自己吃，一些留给家里养的兔子。兔子是我的好朋友，我们会把食物分给它们。即使到现在，到野外散步时，我还是认得出哪些植物是兔子的最爱。不过，至今我还是不太喜欢生菜沙拉，因为那会让我想起以前的苦日子。

　　住在高原的日子，我从兔子还是兔宝宝时就养起，还帮它们取“红眼睛”、“小黑”、“小金”之类的名字。不过它们不是宠物，因为时候到了，我们就会剥了它们的皮，把它们煮来吃。大多数时候，兔肉是我们唯一能吃到的肉。连兔毛都很值钱。朝鲜的各级学校都要收集兔毛，供应军方制作军人的冬天制服。每个学生每学期都要交五副兔毛。但鞣制兔毛皮并不容易，军方要求的标准又很高，所以校方常拒收品质不佳的毛皮。唯一能确保自己达到定额的方法，就是去市场买专业鞣制的毛皮。校方当然不会把所有兔毛都交给军方，因为留下一些还可以卖钱。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我妈也做买卖兔毛的生意，有时候她还会从学校那里买到她不久前才卖给客人拿去交差的兔毛。

　　这个荒谬的机制便宜了我妈，却让其他人都叫苦连天。

 

　　大约在我十一岁那年，也开始学爸妈做起生意。妈妈给了我一小笔“创业基金”。我拿这笔钱去买米酒，再拿酒去贿赂看守柿子园（归国家所有）的守卫。他让我跟姐姐熘进去摘柿子。我们摘了一大桶，再走好几哩路把柿子扛回高原，拿到市场去卖。

　　“来买超级好吃的柿子呦！”我对着路过的行人喊：“来买呦！”那天我赚的钱，不但够把本金还给妈妈，还能拿去买糖果，以及另一瓶用来贿赂果园守卫的米酒。就这样，我们做起了卖柿子的生意，后来我妈发现我们来回果园、很快就把鞋子穿坏，她又买不起新鞋给我们，才作罢。

　　尽管如此，那段在市场摆摊的短暂日子，我还是学会一件很重要的事：一旦自己做起买卖，你就会开始为自己着想。在公共配给系统崩解之前，谁存活、谁挨饿都由政府决定，但后来市场夺走了政府的掌控权。短暂的市场交易经验让我体悟到，原来我对自己的命运还有些掌控权。我也因此尝到一点点自由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