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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中国的灯火
我们一家人的命运已经彻底改变。二○○七年二月,我们在二伯家过农历年时,再也无法回避这个事实。小时候,我爸爸是家族里最有钱的人,大家都会来我们家过年。现在二伯家比较好过,过年就由他作东。然而,二伯没把我爸当弟弟看待,反而把他当佣人一样使唤。事实上,爸爸出狱回到惠山借住二伯父、二伯母家那几个月,他们还要他帮忙打扫家里。他们怪爸爸毁了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出身成分本来就不佳,现在我爸又成了罪犯,让他们更抬不起头。连堂哥、堂姐都当着亲戚朋友的面,对我爸没大没小。新年期间,他们甚至不让过去到我家跟我爸一起喝酒吃饭的邻居跟他坐在一起聊天。那天晚上对我爸来说宛如苦刑,但是他又能如何呢?
入狱之前,我爸是个聪明、风趣又爱开玩笑的人。即使我才十三岁,也看得出来他服刑期间精神大受打击。他不敢直视警察的眼睛,即使是曾经到我们家跟他喝酒谈笑的警察也是。我爸以前很爱听南韩的音乐,现在却拒听,只因怕有人听到会去告发他。出狱后他只唱一首歌,那就是〈国家比生命贵重〉,有段歌词是“蓊郁森林在高山绿野奔放,我却一棵树也没种下……”,他跟我儿时记忆中的爸爸判若两人。
新年过完,我们终于可以回家,对我来说简直如释重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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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伯家离我们住的公寓大楼有两哩半的路程。爸爸还留在二伯家,我跟妈妈和姐姐沿着幽暗的河自己走路回家,单靠对岸中国燃放的烟火指引。我住在朝鲜,一个理应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伟大国家,心里却羡慕极了住在河对岸的中国人。我还是不敢想为什么朝鲜这里不像他们那里什么都有,但我知道我想去有灯光和食物的地方。我就像一只飞蛾,不由自主地被火焰吸引,却没去想背后的原因。要是当时我知道那些灯火对我这样的朝鲜人代表什么意义就好了。追随那个灯火,日后将赔上我的纯真,甚至人性。
每年新年,金正日会发表一份人民必须背诵下来的新年声明。二○○七年的声明跟之前大同小异:朝鲜人民变得更为强大,我们会击败敌人,经济会逐渐好转。但我们再也无法相信这些宣传辞令,因为生活愈来愈难熬。我父母再也无法忍受这样的生活。他们知道自己的女儿在这里不会有未来,两人开始讨论出路。
我们认识一个到俄罗斯工作的人。虽然是去做苦工,起码他吃得饱,没饿肚子,还赚了钱,回国后甚至用这笔钱成功创业。爸爸还认识另一个人被派到利比亚当劳工,帮国家赚取外币。回来之后,说他在那里的生活很孤单,三年没见过家人,但至少有东西吃,有时还吃得到鸡翅。
我们都饿坏了,想听他说每个细节。他说利比亚人吃很多鸡肉(我们很吃惊),但他们通常不会整只鸡都吃,而是把鸡翅切掉,便宜卖出,便宜到连朝鲜人都买得起。利比亚听起来就像天堂。我爸一直想出国,希望在国外赚到钱寄回家,但是他以前没抓住机会,现在更不可能。
朝鲜人从小被灌输一个观念,世界上其他地方都很邪恶、可憎又危险。最可怕的地方就是南韩,那里是个人渣池,是全民都该唾弃、恐惧的美国坏蛋统治下的贫穷殖民地。我爸没兴趣去南韩,但中国就不一样了。如果有办法过河,我们说不定有机会。
爸妈窃窃私语商量着他们现有的选择,声音小到连老鼠都听不见。我们还有亲戚住在中国,但爸妈联络不到他们。或许只要想办法越境,就能找到亲戚帮我们的忙。我们都知道他们在中国过得很好,也看过中国的电视和电视广告的各种奢侈品。我们认识一些去过中国的人,包括二伯,他们说中国人有好多东西可以吃。也有传闻说,朝鲜的年轻女人在中国很好找工作。最近有些青少女突然不见人影,大家私下都说她们去了中国。或许我跟恩美也可以在那里找到工作。我妈还听说中国的小孩太少,我和姐姐年纪还小,说不定找得到愿意收养我们的家庭。
但是在一个没有网络或外界报纸的地方,根本不可能得到可靠的消息。你要是问东问西,可能被人举报,所以我们不确定那些传闻是真是假。爸妈虽然熟悉黑市,但他们只跟带货到中国的走私客做生意,在中国没有自己的联络人。一般的走私客不做人口买卖,那种交易比一般交易危险许多。再说,要突破层层监视、自己过河,实在太冒险了。我们需要找个掮客先买通边境卫兵,带我们过河。问题是,要到哪里找这样的人?
爸妈要我跟恩美明察暗访,弄清楚其他女生都怎么去中国。爸爸也劝妈妈如果找到门道,干脆跟我们一起走。他说他会留下来,因为他在中国应该找不到工作。此外,爸爸也担心他逃走会害到朝鲜的家人。如果是女性逃到中国,政府不会太当一回事,家属通常不会受罚。如果叛逃的是男性,政府就会严惩他的兄弟姐妹和家人。他们可能会失去医生和教授的职业,甚至坐牢。即使二伯对他那么坏,爸爸的心还是向着家人。
再说,爸爸不觉得我们会跑很远。“你们到中国安顿下来之后,新年就到河边来。”他对我们说:“到我们常去游泳和洗衣服的河边,我在那里等你们。”
于是,我跟姐姐开始跟朋友打听消息,我也竖起耳朵留意周遭的动静。某天,我无意中听到邻里一个女人跟朋友说一件奇怪的事。她说她认识一个年轻女人,她过了河到中国之后,去敲长白市人家的门。有户人家让她进门,给她好吃的食物和漂亮的衣服,后来希望她嫁给他们的儿子,她听了很不高兴,就想办法从原路逃回惠山,不幸被边境卫兵逮到。有个邻居说这女孩真笨,竟然拒绝了这种好事。
我听不懂她意指何事。
如今回想起来,我很纳闷我们怎么会那么天真。那时我们甚至对“人口买卖”一无所知,无法想像把人卖掉如此邪恶的事。我们也不懂批判性思考,因为从小到大所受的训练都要我们别问问题。事实上,我以为只要平安过河、不被卫兵逮到或射杀,一切就会没事。话又说回来,当你饿到不顾一切,什么危险你都不会怕,只要能活下来。
即使在计划逃亡期间,我还是偷偷跟春健见面。我们之间是纯纯的爱,甚至没牵过手。某天晚上我们的公寓正好全黑,我们站在走廊尽头的楼梯间,有扇打开的窗户正好对着鸭绿江。长白市的灯光一如往常在远方闪闪发亮。我觉得冷,他把他的夹克披在我肩上,把我搂进怀里。
我问他:“住在那么明亮的地方,会是什么感觉?”
“我不知道。”他说。
我不能把我们的逃亡计划告诉他。反正无所谓,我知道他四月就要去当兵了。朝鲜年轻人通常要服十年兵役,但因为他们家的背景好,他只需服役两年。退伍之后,他会去上大学,大好前程已经在前方等着他,他却说他希望我等他。我们刚刚搬来这里,他还没听过我爸的事。“给我八年,研美。”他说:“等我八年,我就把你娶回家。”他说他无论如何都会想办法每个月回来看我。听他这么说,我心都碎了。那些我梦寐以求的灯光突然间看起来好残酷。
隔天早上,春健来接我一起去逛惠山的市场。那天天气不好,他叫了一辆摩托计程车来载我们。那跟一般摩托车有点不同,有四个轮子,后面还有开放式后座。我们爬进后座,盖上帆布避雨。到了市场,他要我挑一条喜欢的项链。我选了一条钥匙形状的项链。他说这把钥匙可以打开我的心,而他就是钥匙的主人。我对他笑了笑,内心却像石头一样冰冷。
我找不到掮客带我们去中国,但恩美认为她找到人了。她还不知道对方的名字,但她说我们得尽快行动。春天快到了,不快点走,江水就会开始融化。
只是我们还没订好计划,某天早上醒来我发起高烧。“怎么了,孩子?”我远远听到妈妈的声音,却难受得张不开眼睛。之后我开始呕吐,不久全身起了大片红疹。我觉得自己快死了。听说有种可怕的病毒从中国传进来,大家都束手无策。妈妈跟人借钱买药给我吃,过了几天我还是毫无起色。我的肚子好痛,什么都吃不下,瘦弱到连走路都有困难。所以他们把我带到医院。
医生帮我检查过后,判断是盲肠炎,要帮我割盲肠。因为我爸年轻时也得过盲肠炎,爸妈都认为除非开刀,不然我一定会没命。照理说,我们享有免费的医疗服务,医生竟要我们支付开刀费用。听起来很无情,但政府几乎没给医生任何资源,索贿是他们唯一能存活的方法。后来爸妈不知是怎么说服了医生,他们答应只要我们提供开刀所需的麻醉药和抗生素,医院就愿意帮我开刀。我妈回到我们以前住的街坊,跟金锺爱(住我们隔壁的好心妇人)借了两万元,再拿着这笔钱到黑市买药。
然而,医生开了刀才发现我的问题不在盲肠,而是肠子严重发炎。无论如何,他们还是帮我割了盲肠,打了很多抗生素,再帮我缝合。只是他们帮我打的麻醉药太轻,手术还没结束我就醒过来。言语也无法形容我当时有多痛。我痛得哇哇大叫,他们还得压住我才行。我以为自己会疯掉,但他们终究完成了手术。后来,我妈带一些止痛药给我,我终于昏了过去。
再次张开眼睛时,我只知道自己在医院的病房里,妈妈坐在我旁边。床位都满了,所以我躺在地上的栈板上。妈妈摸着我的手,过一会儿,我发现手上戴着戒指,是一枚金色的戒指,上面镶着小小的玻璃钻。
“妈,这哪来的?”我昏昏沉沉地问。
“你睡觉的时候,春健来过。”她说。他给我带了果汁和零嘴,还有我手上的戒指,打算开完刀给我一个惊喜。但是我睡了好久都没醒来。妈妈说他握着我的手好一会儿,走之前就把戒指戴在我的手上。
后来他来看我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看我的手。
“研美,看到你戴着戒指,我很开心。”他说。
我努力挤出笑容,让他看戒指戴在我的手指上有多松。“太大了。”我说。
“那么你得好起来,吃胖一点。”
我住院时,他几乎每天来看我,而每次看到他,我都很开心。
因为我们没钱贿赂医院,护士都不理我,妈妈只好留在身旁照顾我。她从照顾伤口到找食物喂我吃,什么事都得做。医院的设备差,环境又脏乱,每次去上厕所,我都得爬起来穿过一个开放的院子,走到户外厕所。一开始我还站不起来,后来我能自己走去厕所时才发现,医院竟然把遗体停放在院子里。住院那段期间,好多具遗体像木材一样堆在我的病房和户外厕所之间。更恐怖的是不分日夜啃食那些遗体的老鼠。那是我看过最骇人的画面。老鼠最先吃的是眼睛,因为那是人体最柔软的部分。到现在,我还看得到那些空洞的红眼睛,它们出现在我的噩梦里,我害怕得失声尖叫,从梦中惊醒。
我妈不敢相信医院就这样把尸体丢在大庭广众之下。
“你们为什么不能把尸体运去埋了?”她问一个路过的护士。
护士耸耸肩。“要满七具,政府才会来收尸体,现在只有五具。”说完她就走掉了。
妈妈一直坚持自己的信念,相信朝鲜是一个好国家。看见自己的国家变得如此腐败、无情,她既震惊又难过。现在她更加确定不能让女儿在这样的地方长大,我们一定要尽快离开这里。
医生说我要在这间可怕的医院住七天,才能帮我拆线。那时已经快三月底,再不过河,河水就要融化了。但是我身体还太虚弱,没办法远行。
三月二十五日,我预定出院的前一天,姐姐来医院看我,妈妈也在医院里陪我。姐姐说她不能再等下去了,所以她找了一名掮客带她去中国。她已经十六岁,开始有自己的主张。尽管妈妈把她拉到一边,求她等等我,恩美却说:“不行,我今天晚上就要跟朋友的姐姐过去。不抓住这次机会,恐怕就没望了。”我妈觉得,恩美似乎认为到中国没什么大不了,不过是去另一边看一看,或许马上就会回来。妈妈觉得这样的心态不正确,但她无法说服恩美留下来。
那天晚上,恩美又跑来医院。“我们今天晚上走不了。”她说。
“看吧,要逃走没那么容易!”妈妈说。
“等着瞧。”姐姐说:“我们已经约好明天晚上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