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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跟随星星的指引
隔天早上，我、我妈和惠纯坐上公车，展开从沈阳到青岛的漫长旅程。这趟路大约有七百五十哩远，途中随时可能有中国警察把我们拦下来，要求检查身分证。但我们运气不错，两天就顺利到了青岛，没遇到临检。
青岛是个庞大而现代的港口城市，隔着黄海跟南韩遥遥相望。有护照的旅客从这里飞到首尔的仁川机场只要一个多小时，但脱北者得走另一条更曲折的路，才能奔向自由。
到了青岛公车站，有个韩裔中年女子来接我们到一栋公寓。附近是一片不起眼的社区，我们被丢在其中一个（青岛市内至少有两个）由新教秘密教团管理的收容所。那是一整个地下逃亡路线的第一站。脱北者在这里一边接受圣经内容的训练，一边等待前往蒙古的机会。这个传教团的负责人是一名南韩牧师，当地的韩裔女人和中国基督徒会帮忙安排旅程，冒着危险带我们前往蒙古边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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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共和国跟宗教团体的关系很复杂，而且往往搀杂了暴力。一九六○年代文化大革命期间，教堂被扫荡殆尽。虽然经济改革到后来，无神论的中国政府开始允许一些教堂公开运作，但仍禁止基督教传教团对非信徒传教，帮助朝鲜人逃到别的国家就更不用说了。我们听说，如果当局发现青岛教团做的事，牧师和其他人员都会被送进监狱，我们也会被遣送回国。因为这个原因，传教士从不对我们透露他们的真实姓名。
我们三个人跟另外八、九个女性脱北者合住一间小公寓。我们不能发出太多声音，也不能自己走出公寓，虽然有些人照样出门。每人每天有五元（约六十五分美金）可以买食物。那个韩裔女人每周会带我们去安全的地方购物。幸好我跟妈妈有钱多买一点食物跟其他人一起分享。
以前我跟我妈从没听过“耶稣基督”这个名字。为了帮助我们理解，有位脱北者对我们说：“就把上帝想成金日成，把耶稣想成金正日，这样你们就会懂了。”
我必须承认，一开始我只是假装配合。如果要把耶稣当成救星才能逃去南韩，那么我愿意当全世界最虔诚的基督徒。我们每天早上都要祷告，然后读一整天的圣经。牧师要我们用朝鲜文抄一页又一页的圣经箴言，也常要我们唱圣歌、祈祷和忏悔。理解一个全知全能的上帝，对我来说完全不是问题。这个概念跟我们在朝鲜认知的“敬爱的领袖”很像，一样无所不知，一样会供应我们一切，只要我们对祂忠心不二。我不理解的是，祂怎么会是一个慈悲的上帝。我也不懂为什么这个上帝存在于南韩，却不存在于朝鲜。
但不久之后，圣歌和福音精神将我融化，我完全接纳了这套传达希望的讯息，同时我也发现我很会祈祷。
我们抵达不久，我妈就打电话给我们的朋友善禧（Sun Hi）。她跟她的中国“丈夫”和九岁女儿兴心住在邻近的省份。之前，我们曾经一起住在弘伟的公寓一小阵子，她跟我妈很快成为好朋友。她们年龄相仿，都是惠山人（虽然在惠山的时候并不认识），而且都在寻找消失在中国人口买卖网里的大女儿。善禧的命运曲折又悲惨，不过她很坚强，甚至长保乐观开朗，我们都把她们母女当作自己的家人。
妈妈把我们的逃亡计划告诉她，还跟她说只要联络传教团，她也能逃去南韩。善禧和小女儿在丈夫的农场只能勉强糊口，她也很想找机会逃走。她们母女在二月中抵达青岛，加入我们的团体。
可惜那时候我们已经准备搬到另一间公寓。我妈跟个性强势的惠纯处不好，她的反应或许是压力造成的，但她无论如何不想再跟惠纯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也不想跟她同行。我们捐了一些钱给传教团当作谢礼，不久搬到另一间类似的公寓，那里有另一群人等着前往南韩。这群人刚好是预定前往蒙古的下一批人，所以我们会比其他人更快离开中国。
除了我和妈妈，新组员还有三个女人。一个在中国住了将近十年，一个二十出头，一个跟我妈差不多年纪。此外，还有一对年轻夫妇和三岁的儿子，这家人的南韩亲戚付了一大笔钱请掮客把他们带出朝鲜，所以他们直接越过边境来到青岛的传教团，之前从没在中国住过，一个中文字都不认得。
我跟妈妈都喜欢这群人，很快就跟他们打成一片。他们已经完成圣经的训练，牧师认为我们都已经准备好动身。
二月底的某一天，我们正在做最后的准备时，牧师集合大家召开祷告会，一起赞美上帝、向上帝忏悔。这个仪式对朝鲜人来说似曾相识。我们围成一圈坐在一起自我检讨，祈求上帝原谅我们犯的错。
我们之前跟牧师进行过很多次这样的仪式，但这次感觉不一样。我忏悔完后，牧师问：“你没有更多话想说吗？”
我不解地看着他，他转头去看我妈。“你们应该有更多罪想在大家面前忏悔？”
我们惊讶得说不出话。我跟妈妈用眼神默默传递内心的想法，我们只想得到一个可能：别组有人跟牧师说了我们在聊天室做的工作。
“我们私下跟上帝忏悔就好。”我妈说：“一定要在大家面前忏悔吗？”
他说“对”，我们只好在众人面前和盘托出，求上帝原谅。
我们泣不成声，牧师于是请其他人先离开房间。
我跟妈妈对牧师说，我们曾经在沈阳的聊天室工作，但我们很后悔。当初那么做只是为了存活，我们认为上帝已经原谅我们了。
牧师严肃地摇了摇头。
“不，你们是罪人，我不能让你们以罪人之身前往蒙古，你们会拖累那些无辜的人。”
我们不断哀求他，向他保证我们绝不会再做那种罪孽深重的事。我们真的非常非常后悔。他能不能原谅我们？
“那不是我能决定的，”他回答：“你们要祈求上帝原谅你们。”
我妈接着说：“你说得对。我们罪孽深重，如果诚心忏悔，上帝还是不原谅我们，那我们也不敢跟其他人同行，连累他们。我们只能继续忏悔，求上帝怜悯。”
牧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念了一段朝鲜文的〈以赛亚书〉：
“上主说：‘来吧，我们来理论！虽然你们的罪污朱红，我却要使你们像雪一样的洁白。虽然你们的罪污深红，我却要使你们跟羊毛一样的白。’”
这段话抚慰了我，我一再为牧师的祷告表达感谢，但祷告结束之后，我为自己为了存活而做的事感到肮脏、羞愧。
隔天，那名韩裔女人告诉我跟我妈，我们可以跟同组人一起走了。
出发之前，牧师又来公寓带我们祷告，祝福我们一路平安。他把我拉到一旁说：“在南韩要正正当当过日子。”我听得出来他对我的期望不高，他认为我的过去会影响我的未来。我要怎么告诉他，我只想要活下去，获得自由。
我们这组人计划晚上徒步越过边境到蒙古。那时刚好是一年最冷的时候，戈壁沙漠可能降到华氏零下二十七度。冬天越境通常比较安全，因为中国边境的巡逻比较宽松，他们不会想到有人敢冒着冻死的危险走这条路。但我们还是有可能在抵达边境之前就被逮捕。我跟妈妈决定，无论如何都不能被抓。她在身上藏了很多安眠药（就是当初我外婆用来自杀的那一种）；我在花呢夹克的腰袋上藏了一片剃刀，这样他们把我送回朝鲜前，我就能割喉自杀。
动身前一晚，我打电话给弘伟。我们已经好几个月没见面，我对他的感觉还是很复杂。但此刻，面对这趟生死未卜的旅程，我对过去的事已经比较释怀。我花了太多时间和力气痛恨别人、痛恨别人所做的选择。如今我才十五岁，却觉得自己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对经过我生命的人表达爱和感激。我告诉弘伟，我祈祷我爸能原谅他，不再纠缠他，也祈祷我能原谅他。我还告诉他，我要从蒙古逃到南韩，如果我死在沙漠里，他会是世界上唯一记得我的人。
说完后我哭了，弘伟也因为情绪激动而声音哽咽。
“再见了，研美。”他说：“我祝你一路顺风，请你要活下来。”
这一次他总算得偿所愿。
我们花了四天才抵达边境，那四天很漫长。有个替传教团工作的汉人，陪我们搭火车和公车到边境。他中等身高，看上去四十好几，长相平凡，这样护送没有证件的脱北者出境才不会引人侧目。他不会说朝鲜文，而我又是组里中文说得最好的人，所以负责帮他翻译，告诉组员如果被警察拦下该如何反应。“如果有人被抓，请不要放弃组里的其他人。”他说：“告诉警察你只有一个人，好让其他人顺利逃走。”
在青岛坐上火车时，大家当然很紧张不安。我们搭了一整天的车，在车上装睡，这样才不会有人找我们说话。到了北京我们换搭公车，车子在山里绕来绕去，中国古代皇帝在这里建造了绵延曲折的高大石墙，阻止北方大草原的蛮族入侵。沿着两线道高速公路进入内蒙古的沙漠高原之后，周围的土地愈来愈平坦、空旷。我们只带了小背包，没有其他行李，背包里也只有瓶装水、干粮和少数个人物品。我们紧张地抱着腿上的背包，四下张望公路上是否有路障或检查站。谢天谢地，都没有。
漫长的路途在二连画下句点。这个边境小镇灰尘漫天，位在广大的戈壁沙漠中间。我们抵达时还很早，带路人四处寻找能让我们躲到晚上的地方，但因为我们没有合格的证件，只得到处碰壁。最后，我们终于找到一间收现金、不会问东问西的旅社。
我们在房间里焦躁地等待天黑。我跟妈妈对经营旅社的情侣起了疑心，虽然冷得要命，我们照样开着窗户，这样一听到警察的声音才能马上跳出窗户。太阳逐渐西沉，带路人说他会把我们丢在接近边境的地方，之后我们得靠自己了。由于小男孩的父亲是队上唯一的男人，大家选他当队长，带领大家横越沙漠。传教团的韩裔女人给了我们两支手电筒和两个指南针，带路人教男孩的父亲怎么找到方位。我们要从被放下的地方往西北方走，越过五道铁丝网才会走到一堵很高的围篱，到了那里表示边境到了。进入蒙古后，我们一看到人要表明自己是朝鲜难民，这样才能获救。如果没看到人，我们就得去找铁轨，沿着铁轨走到最近的城镇。
理论上来说，这么做应该可以成功。
有辆计程车在黑夜中驶来，载我们到市郊几哩外的一座工地。小男孩的爸妈叮咛他等一下在沙漠上不能哭，不然会泄漏我们的行踪。幸好他很乖，沿途都没发出声音，不过我们也准备了镇定剂以防万一。
我们的中国带路人给了我们最后的指示，我翻译给大家听：“如果你们望着沙漠，会看到蒙古那边的小镇发出明亮的灯光，朝着灯光走就对了。”他说：“中国那边的灯光微弱许多，别靠近那里。”
四分之一个月亮挂在我们头顶的天空上，与星星争辉。带路人指着最明亮的一颗星。
“如果跟大家走散了，或是无法使用指南针，只要抬头找到最亮的那颗星星，那边就是北边。”
之后，他送我们上路了。走了几步，我跟妈妈回过头，看见他跪在结冰的地面上，双手合十举向天空。我不禁纳闷：这个人甚至不会说我们的语言，为什么他愿意冒生命的危险帮助我们？我跟妈妈感动到流下眼泪。我默默在心中祷告，向他道谢，我们一行人渐渐消失在黑夜中。
周围没有树也没有灌木丛，没有可供掩护的地方。眼前只有一望无际、一成不变的沙土和石头，一丛丛干草点缀其中。寒风像一头生物，偷偷尾随在我们身后，勐力拉扯我的皮肤、抓住我的脚，拖慢我的速度。我立刻后悔自己没穿防风大衣，只穿了在沈阳买的花呢羊毛外套。传教士要我们尽量减轻行李，但我太死脑筋，连手套和围巾都没戴。我靠着妈妈取暖，看到我直发抖，她把身上的厚大衣脱下来给我穿。我妈的鞋子太薄，不适合这种粗糙路面，所以她一再跌倒。于是男孩的爸爸拿出一双多余的运动鞋给她穿。尺寸太大，但我妈把鞋带绑得很紧，牢牢固定在脚上。没有他的帮忙，我妈很可能走不完全程。
那是我有生以来最漫长的一晚。每当听到声响或看到远处的车灯，大家都会绷紧神经。钻过了第四道铁丝网，我们听到远处传来发动机声，之后便看见一盏巨大的探照灯扫过沙漠。我们马上趴在地上，不敢乱动。男孩的爸爸手里有一支联络用的手机，他拨手机给青岛的传教团，问牧师知不知道那个探照灯是中国人还是蒙古人的？我们该怎么办才好？
牧师的回答是：“别被抓到就对了。”
我们一直趴在地上祈祷，直到声音和灯光愈来愈远。我们不敢打开手电筒看指南针，只好看星星辨认方向，连走带爬地横越沙漠。穿过第五道铁丝网之后，我以为苦刑很快就要结束了。但后来几朵云遮住了星星，我们迷失了方向。有一会儿的时间，我们一直在原地绕圈圈，后来终于想到一个方法：大家围在男孩父亲的周围，帮他挡光，让他打开手电筒看指南针，找出正确的方向。
时间一分一秒流逝，天气愈来愈冷，我开始觉得我们永远走不到了。我想像自己死在这片沙漠上。会有人找到我的尸骨，帮我立坟吗？还是我会从此消失，被人遗忘，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突然意识到自己在这世界上是那么的孤单，是我从小到现在觉得最可怕也最悲伤的一件事。
那天晚上，我也开始痛恨金正日这个独裁者。以前我从没想那么多，但此刻我怪他让我们受了那么多苦。我终于允许自己对他有负面的想法，因为即使他能看穿我的心思，我大概也无法活着离开这里了。他能拿我怎么办？再杀我一次吗？即使面对死亡，背叛敬爱的领袖可能还是我做过最艰难的一件事。我已经不在他可以惩罚的范围，但还是觉得不管到哪里，他的手都跟着我，试图把我拉回去。后来妈妈告诉我，那晚我们在黑夜中蹒跚前进时，她也想着同样的事。
正当我心想情况不会更糟的时候，一群野兽在黑暗中将我们包围。我听到它们擦过地面、呼呼喘气的声音，也看得到它们的眼睛反射黯淡月光所发出的微光。我不知道它们是山羊还是野狼，但我完全吓傻了。
“救命啊！有人在吗？谁来救救我们！”我大声尖叫，完全不管出现的会是中国人或蒙古人。
但完全没人回应。
我已经准备放弃，躺下来等死。我再也走不动了。几个小时前，我开始出现幻觉，看见地平线上出现了铁丝网。“妈，你看！”我反复说，但每次走到那里都发现什么也没有。
天快亮时冷到不行，大家都怕会活活冻死。绝望之下，我们用沙漠上捡来的干树枝和干草生了一小堆火，但火实在太小。我们正在讨论把多余的衣物当作燃料，拿来生火，突然听到火车经过的声音。声音听起来好近，我们原本还以为这里是荒郊野外。在冰冷而沉滞的空气里，声音似乎是从两个地方发出来的。其他人都往一个方向跑，只有我跟我妈往另一个方向跑，因为我们认为声音是从那里传来的。
几分钟后，巨大的边境围篱在我们前方隐隐浮现。我以为又是我的幻觉，但我们看见铁丝网上的破洞，还有前人钻过去时被铁丝钩破的碎布。就是这里！我们手脚并用从洞口爬过去时，尖锐的倒刺划破我的长裤和外套，像要把我拉回中国。妈妈帮我扯开衣服，一瞬间我们自由了。
太阳在我们背后升起，把我们又长又淡的影子打在沙漠上，我们终于踏上了蒙古的土地。妈妈抓住我的手，提醒我今天是三月四日──我爸的生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