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自由之鸟

  我们才呼吸了几分钟蒙古的自由空气,一名穿迷彩服的士兵朝着我们跑过来。

  他举起步枪,用我们没听过的语言吆喝了几声。这表示他是蒙古人,我们得救了!

  “谢谢!谢谢!”我用中文大喊:“谢谢你!谢谢你!”

广告:个人专属 VPN,独立 IP,无限流量,多机房切换,还可以屏蔽广告和恶意软件,每月最低仅 5 美元

  士兵一直对我们叫嚣,但我欣喜若狂,高举着双手蹦蹦跳跳。他努力绷住脸,但还是忍不住笑出来。

  我们队上的其他人把双手高举过头,从远方走过来,后面跟着更多个拿枪指着他们的士兵,气氛顿时改变。把我们集中在一起之后,蒙古士兵同时对着双向无线电通话,场面变得很混乱。几分钟后,三、四辆军用越野车轰隆隆地从宽阔的沙漠开过来,将我们包围。

  有名高阶军官坐在其中一辆军车上,他命令我们八个人挤进他后方的两排座位。我们一上车,他转过头用不太灵光的中文说:“Hui zhongguo.”意思是:“回中国。”

  我呆住了。不应该这样的!我们想都没想便跳下车,只剩我妈和那个爸爸抱着儿子留在车上。士兵试图把我们推掉头上,但我们死命抓着他们的制服边哭边哀求:“救救我们!请不要把我们送回去!我们会被处死的!”

  我伸手去摸藏在腰带里的剃刀,随时准备拿出来割断自己的喉咙。我是认真的,今天就是我的末日。

  “如果你们把我们送回去,我们就自杀!”我哭喊着说。

  “对!我们宁可死!”另一个女人跟着喊。

  士兵一脸惊恐,甚至有点羞愧,最后他们其中一个说:“好吧,那就去首尔。”

  这句话安抚了大家的情绪,于是我们坐掉头内,但一察觉司机往中国边哨的方向开,我们又开始惊惶失措。

  “不可以!我们不能回去!”我大喊,大家又跟着我哭号哀求。

  我们当中的一个朝鲜女人轻推男孩父亲的手肘,说:“快祷告!”他轻声回答:“我正在祷告!”

  我一慌就忘了祷告词,但传教士教过我们,无法祷告的话,简短说几个字也可以。于是我在脑中不断默念:“耶稣的血就是我的血。”我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但感觉用在这个时刻很适合,而且那是我唯一想得到能帮助我们活下去的一句祷告词。此时此刻,我显然无法靠人活下来,所以我要对岩石、树木和天空祈祷,求它们帮助我们离开这里。

  妈妈一直在想怎么样才能救自己的女儿。她想过要把我推出车门,这样我就可以在车子开到中国之前逃走。在朝鲜,很多人为了避免被抓,会从行驶中的火车上跳下来。但她又想到汽车跟火车不一样,随时可以停下来,对方能轻易把我抓回去。唯一可行的办法是以死明志,幸好最后没有走到这一步。

  车子摇摇晃晃开过小镇,开过通往中国边哨的路,一直往前开,最后转进一座蒙古的军事基地。

 

  军车一通过栅门,我们八个人被送到看似营房或监狱的一栋平房。女人被带进一间房间,有名女兵命令我们脱掉衣服,甚至连我们的毛发都检查,目的是看我们有没有藏钱或毒品。她拿走妈妈身上剩下的人民币。这里的人把我们当犯人对待,而不是难民。不过,他们让我们住有上下铺的大房间,还给我们东西吃。我们在这座军事基地待了一个多星期,那里的士兵常说要把我们送回中国,但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说真的,还是只是吓唬我们。

  每隔一阵子,会有蒙古军官来帮我们拍照、问我们问题,我被找去帮大家翻译。除了那个小男孩,我是队上年纪最小的,但因为我可以跟蒙古人沟通,便扛起了这个责任。

  后来有几名军官带我们搭火车到蒙古的首都乌兰巴托,大家总算松了一口气。我们先是换到另一座基地,后来又换到乡下一处安全收容所。我们抵达时,那里已经有二十几名脱北者,每当有人迁出就会有更多人迁入。

  男女分发到不同的房间,但房间里没有床,只有铺了毯子的木板。工作人员一星期会烧一次热水让我们洗澡,每次都是男人先洗,跟在朝鲜时一样。因为仍是冬天,大家多半时间都冷得受不了,但是没有人抱怨。对朝鲜人来说,这样的地方很常见,甚至算得上奢侈,但南韩人可能会说这里是囚犯营。

  我们不能擅自离开,睡觉、吃饭和工作都要遵守严格的作息表。大人打扫室内,我通常负责打扫外面。大概每周有一天,南韩大使馆会派代表过来问我们问题,要我们写下自己的经历。但大使馆的人不肯说我们还要等多久,也不肯告诉我们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

  蒙古和南韩政府之间显然有某种协议,才把脱北者藏在这里,直到把人送往首尔为止。蒙古的官方政策允许从中国来的朝鲜难民前往第三国,但实际的情况又很模煳不清。事实上,脱北者困在一场存在已久的政治经济拉锯战中,动弹不得。蒙古曾经是苏联的附庸国,如今成为一个市场经济日渐发展的多党派民主国家。它跟南朝鲜在外交和经济上都有往来,跟中国和美国也是,而它处理朝鲜难民的方式,似乎也反映了不同时期跟这些国家的关系紧密程度。二○○五年,每个月约有五百名朝鲜难民越境而来。二○○九年我们越过边境时,这个数字大幅下降,因为中国加强了边境巡逻,而蒙古跟平壤也愈走愈近。带人过境的掮客和传教团眼看情势不妙,逐渐放弃蒙古这条路线,改走另一条路线,取道东南亚前往南韩。

  事实上,我们八个人是青岛传教团送往蒙古的最后一批人。我们离开之后一个月,善禧跟她女儿也来到了蒙古。因为我跟我妈跳到另一组,所以善禧、兴心和爱惹事的惠纯被分到第三组,甚至比我们一开始排定前往蒙古的时间还要晚。这对她们来说是因祸得福,因为我们原先待的那一组到了边境之后被中国士兵逮捕,全部遣送回朝鲜。

  他们被捕后的两个星期,善禧那组才动身出发。他们跟我们一样,爬过围篱就遇到蒙古的边境卫兵,对方也说要把他们送回中国。善禧真的吞下毒药抵死抗拒,对方只好把她送往医院急救。后来,我们听说青岛传教团不久之后就关闭了,那个韩裔女人和我们的带路人,都因为帮助朝鲜人投奔自由而被捕入狱。

 

  我跟妈妈不知道我们被关在蒙古多久、会不会被送回中国。一天又一天的等待让我们心灰意冷,但是在户外工作有助于转移情绪,因为这样就不会觉得自己被关在监狱里,而且乌兰巴托周围的风景很美。有时妈妈会跟我一起望着远山,想像我们自由了。一天好几次,有闪亮耀眼的银色喷射机低空飞过,从山谷某处的机场飞往别的地方。飞机愈飞愈高时,看起来就像毅然决然飞向自由的大鸟。妈妈看到我盯着飞机看,就说:“我们会搭那样的飞机去韩国,我们很快就会自由了。”我想像自己坐在那样的飞机上,消失在蓝天中,却觉得不可能有那么好的事。

 

  二○○九年四月二十日,一名南韩代表到收容所接我们,开车载我们到乌兰巴托的国际机场。因为没有证件,我们拿到了印着假名的南韩护照,好让我们通过蒙古的海关和移民局。

  南韩代表提醒我们在机场不要说朝鲜文,于是我们在出境大厅等候时一句话都不敢说,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每次看到穿军服的人,我都吓得魂快飞了(我有时还是会有这种习惯反应)。最后,我们终于被送上飞机。中间没被拦下来,让我松了好大一口气。这当然是我们这辈子第一次坐飞机。坐定之后,我跟妈妈不敢置信地看着彼此,我举手跟她击掌。那是我从韩国电影里学来的手势,我已经准备好要当南韩人了──当时我是这么想的。

  等待起飞时,我跟妈妈紧紧握着彼此的手,觉得自己就像电影里的人,正站在人生的某个转捩点上,千头万绪从脑中掠过。我重温了在戈壁沙漠上走的每一步,也想起我们跨过冰冻的河流到了中国,惊险逃过掮客和黑帮的魔掌,最后抵达蒙古的过程。我在脑中看到了爸爸,他仿佛一路陪着我,帮助我活下来,指引我度过危险。我很惭愧没让他尝到自由就看着他死去,现在我要走了,他却不在我身边。我体会到了存活者的羞愧感,因为有这么多亲朋好友死去或困在人间地狱里,而我们却活了下来。但妈妈的快乐,以及很快能找到姐姐的希望(如果她不是已经在韩国等我们的话),减轻了我的悲伤和罪恶感。

  我坐在靠窗的位子,迫不及待要看飞机起飞,这样就能亲眼看到之前只在照片和影片中看过的海洋和海平线。但飞机一开始往跑道高速賓士,我开始严重晕机。接下来三个半小时的航程,我都不敢看窗外,即使飞机朝着南韩的仁川机场降落时也一样。我不想因为晕机,毁了我第一眼看到的自由世界。

  根据指示,我们得留在位置上等机上乘客走完。之后,有个国家情报院(南韩的中央情报局)的人上飞机,护送我们走出去。后来又来了更多探员,一起把我们带离机场。这些人帅气又英挺,说话腔调很好听,就像我在盗版片上看到的南韩演员。妈妈不得不戳戳我,免得我盯着人家不放。

  下了飞机,我仿佛踏上另一个星球。我看见的第一样东西是灯光明亮、宛如洞穴的白色走道。电动步道像魔毯一样往前磙动,带我们到主要航厦。从另一个方向滑过去的时髦南韩女孩穿着漂亮的皮夹克、迷你裙,耳朵上别着糖果色的耳机。看见她们,我好想钻进地洞里,藏起我身上的破旧花呢外套和缝缝补补的牛仔裤。在这个光鲜亮丽的地方,穿得像个乡下穷女孩,感觉好丢脸。

  到了电动步道的尽头,我不敢踩上光滑的大理石地板,那看起来像冰冻的河流一样滑,我怕自己会滑一跤。我在厕所逗留了很久,大家都在等我。我以为自己在中国看过现代厕所,但眼前所见还是让我目瞪口呆。马桶光滑又干净,我还以为是给人洗手的地方。一排洗手台的水龙头在人走过去时神秘地打开,接着又突然关上。我怕丢脸,不敢问人要怎么使用,只觉得自己又笨又矬。所以说,还没正式踏进南韩,我就觉得自己好失败。

 

  情报院的英挺探员迅速带我们八个人穿过机场的后走道,坐上一辆等着我们的巴士。

  我们到的第一站是医院。我在那里做了生平第一次的身体检查。看着医生用那么多现代仪器帮你检查感觉很怪,但最怪的还是护士小姐竟然要我尿在杯子里。什么?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做。而且她们给我的杯子很好,我才不想拿来尿尿!

  报告很快出来了,我顺利过关,没有肺结核,也没有传染病。我们很快就会获得自由,踏上下一步旅程。

 

  国家情报院是一个管制出入、戒备严格的机关,离首尔约一个小时车程。我们一抵达,身上的家当就被收走,每个人拿到一个装满衣服、洗发精和其他生活用品的大袋子。亲切的欢迎仪式到此结束。这地方一看就知道比较像监狱,而不是难民收容所。安置我们的人动作粗鲁,说话也是,连对小孩也不例外。我跟在蒙古一样被带到一个房间里脱光光彻底搜身,我再次觉得受到羞辱和侵犯。以这种方式展开自由生活,真教人沮丧。

  当局这么做的目的是想剔除冒牌难民,例如想移民到南韩的韩裔中国人,还有冒充脱北者的朝鲜间谍。这层考量是合理的,这些年确实有几十名脱北者因为从事间谍活动被逮捕,但这在两万六千名通过国情院检核、如今在南韩定居的脱北者之中,只占很小一部分。

  情报院的探员对我们说,我们要先接受质问和调查才能进入南韩。我跟妈妈得决定要向他们透露多少事实。自从在青岛跟牧师坦承我们曾在聊天室工作,看过他的可怕反应之后,我们很担心泄漏自己的过去。我们认为这些南韩人知道的愈少,对我们愈好。所以我们把我十三岁就被卖到中国,还有我当过弘伟的情妇的部分拿掉,另外编了一个故事。但故事太复杂又难记,后来我妈决定还是照实讲比较容易。她只隐瞒了她跟爸爸离婚的事,因为在她的认知里那一直是演戏,不过是为了在爸爸坐牢期间方便她变更居住地。跟爸爸保持婚姻关系(即使他已经过世),是她对爸爸表达尊敬的方式。

  搜完身,我们一行人被带到一个房间,里头挤满二十几个刚抵达的脱北者,大家躺在地上铺的毯子上。那里的人给了我们每个人纸笔,要我们写下自己的详细资料。交出资料后,我们可以聊天、睡觉,或是看闭路电视(但只有朝鲜文配音或有字幕的迪士尼频道)。我从电视上认识了海底的生物、热带的荒岛,还有非洲的鳄鱼。我甚至第一次看见婴儿怎么在妈妈的肚子里长大。那是一段漫长的等待,但非常有教育性。那里的伙食也很好。我们吃了很多点心和饼干,还可以排队领新奇又美味的食物,比方以前我从来没吃过的咖哩。有些工作人员对我们很刻薄,但大部分的人非常亲切和善。我们每天有几个小时可以运动、伸展四肢,除此之外,我们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看着旧人迈向新的阶段,新人进来递补空出的位置。

  我们从认识的人那里听过许多可怕悲惨的故事。听说明玉有一个在聊天室工作的朋友花钱从东南亚逃到南韩,但还没到泰国就淹死在氾漤成灾的湄公河上。我跟妈妈原本也想走那条路线,后来因为太贵而作罢。这趟逃亡之旅没有绝对安全的路线,我们能活着抵达已经非常幸运。

  在集体等候室待了约二十天后,我跟妈妈被移到较小的房间,跟一个带了三个孩子的母亲一起住。她跟我妈说,她眼睁睁看着丈夫被捕,却为了保护小孩不得不假装不认识他,为此她非常地内疚。妈妈说她做了正确的决定,试图安慰她,但晚上睡着之后,她都会呼喊丈夫的名字。

  又过了两个多礼拜,终于轮到我们接受调查。我跟妈妈被移到单人房,每间单人房都配有小床、桌椅和一套小卫浴。吃饭时间到了,会有人送食物进来,顺便把上一餐的餐盘收走。

  负责问我话的探员是个中年男子,长得很高,说话有种温柔的腔调,一开始我觉得很迷人。但他问的很多问题让我觉得很别扭,跟在青岛时一样。

  一开始,他问我在学校学些什么,还有一些只有朝鲜学童知道的事,例如少年先锋队的入队誓言。他要我画出邻里街坊的地图,还问我们家在朝鲜是做什么的。有时我会被带到他的办公室回答问题,有时他会打电话跟我确认我妈说的事。我知道这是必要的程序,但这弄得我神经兮兮,尤其是他要我谈在中国发生的事的时候。

  调查快结束时,他问我:“你身上有刺青吗?”

  我知道他真正想问的是:“你是妓女吗?”妓女在中国经常可以从手臂或背上的刺青辨认出来。这个男人觉得自己有权利问我这样的问题,让我羞愧得无地自容。这到底为什么那么重要?他一定知道我的过去,知道我曾在聊天室工作。此刻他看着我的眼神,好像我是他刚从鞋子上刮掉的脏东西。在他眼里,我比昆虫还不如。

  “没有,我没有刺青。”我说。

  “你确定?”他又问。

  “没有就是没有,为什么你就是不能相信我?”

  “你知道我可以叫个女的进来,把你的衣服脱光检查。”

  “你查啊!要查现在就查!”

  “好好好,放轻松。”他说:“我相信你。”

  探员试图转换话题。“所以到南韩之后,你有什么打算?”

  我毫不迟疑地说:“我想读书,然后上大学。”

  他惊讶地哼了一声,说:“我想很难。”接着补上一句:“但我想每个人都该有第二次机会。”

  第二次机会?我在心里暗想:犯人才需要第二次机会。我知道自己不是犯人,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自己和家人活下来。但我的心已沉到谷底,我发现自己在这个地方毫无希望。我觉得自己很肮脏,彻底迷失了方向,就像之前听牧师指责我们的罪恶时一样。如果大家知道我是谁之后就这样对待我,那么我势必得变成另外一个人。变成一个在南韩可以立足、出人头地的人。我的人生到目前为止都在努力存活,我在朝鲜撑了过来,在中国也用另一种方式活下来,但到了这里,我却怀疑自己有没有力气活下去。我觉得好累。

  回到牢房般的房间,我看着窗外。我原本以为到了这个国家就能获得自由,但现在我看见的是另一个地狱。只要把手腕架在尖锐的金属窗台上,深深划一痕,我的生命就会像一场突来的风暴勐烈炸开,然后快速流逝。

  但我想起自己曾经许下的承诺。我跟爸爸一样,发誓不找到姐姐,死也无法瞑目。我想活着再见到她。

  从中国逃到南韩期间,我跟我妈问了我们认识的所有人有没有看过恩美,但没人看过她。我们一到国情院,就把她的名字给了国情院的探员,但他们没有她的纪录。我大受打击,但还是没有放弃希望。如果她还在中国,只要让她知道我们在哪里,她就会想办法来找我们。

  六月初左右,包括我们在内、共约一百三十名刚到南韩的脱北者准备好要离开国情院。我们都通过了国家安全检查。离开的前一晚,工作人员为我们办了一个盛大的派对,欢迎我们展开新生活,也祝我们好运,他们知道这样的鼓励正是我们需要的。我们的下一站是教导朝鲜人成为南韩人的安置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