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美梦与噩梦

　　他们在统一院安置中心教我们的第一件事就是唱国歌。这对我们来说不是问题，毕竟这是朝鲜人一辈子精益求精的技能，其他事情比唱国歌困难多了。

　　统一院在首尔以南约四十哩，字面上的意思就是“统一的大院”。

　　这片以围墙隔离的红砖建筑和绿色草皮是南韩统一部在一九九九年创建的园区。统一部本身是为了南朝鲜统一而成立的内阁部会，内部方案都是为了帮助脱北者融入现代社会。假如朝鲜的两千五百万人民有朝一日能加入二十一世纪的世界，这势必是一件大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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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韩跟朝鲜分开发展已经超过六十年，连语言都出现了差异。某方面来说，对于从一九五○、六○年代的韩国走出来的时光旅行者来说，统一院就像一个新兵训练营。脱北者从小在没有提款机、大卖场、信用卡或网络的世界里长大，南韩人使用很多他们不熟悉的俚语，日常用语也充斥着英文，甚至还有Konglish（韩式英语）这个专有名词。举例来说，南韩现在称手提包叫han-du-bag-u（来自英语的handbag），称购物叫syoping（来自英语的shopping）。我很惊讶这里的人购物纯粹是为了好玩，还发现了很多外来语：打印机、扫描机、沙拉、漢堡包、披萨、诊所等等。这些对我来说不只是新字汇，也是进入一个崭新世界的密码。

　　这些新东西令人困惑也令人振奋。在我们进入竞争激烈、数码化、民主化的新家园之前的三个月，统一院的人员尽可能把我们该会的东西教给我们。

 

　　抵达统一院之后，我们这群从青岛来的人被分到一二九队，也拿到在这里期间要穿的运动裤、Ｔ恤、连帽运动服和跑鞋。这里原本设计一次只能容纳两百名脱北者，那时候却挤了约六百人，全是女性和十八岁以下的小孩。成年男性被送往另一个安置机构。我们四、五人睡一间房间，吃饭都在公共餐厅一起吃。

　　妈妈和其他成年女性要学习怎么到银行开户、使用信用卡、付房租和登记投票，我跟其他青少年和小孩则在教室里为加入严格的南韩教育体制做准备。首先，他们为我们做了学力程度测验。我已经十五岁，但很久没上学，数学只有二年级的程度，读写甚至更差。

　　我得重新开始上学，而且要从头开始。

　　我们之中有很多人很不适应课堂生活。坐在椅子上感觉不舒服又别扭，上的课又让人头昏脑胀。课本上不再用“美国坏蛋”来当加减法的单位，换成了可爱又鲜艳的东西，例如苹果和橘子。但我还是不会背九九乘法表，连英文字母这么基本的东西都不会。除了朝鲜文以外，我唯一认识的其他字母是我们在朝鲜用来拼俄文的字母。现在要学新的字母对我来说很吃力。

　　统一院的老师花很多时间，教我们认识封闭的朝鲜以外的世界。我们从他们口中得知，世界上有很多蓬勃发展的民主国家，而朝鲜是全世界最贫穷也最专制的国家之一。老师每天都挑战我们从出生就被灌输的根本信念。有些观念比较容易接受，比方我可以相信金正日住在豪宅里过着优渥的生活，而人民在挨饿，却无法相信一九五○年引发朝鲜战争的人是他的父亲──伟大的领袖金日成，不是邪恶的美国佬和南韩侵略者。长期以来，我一直不愿意相信这件事。把朝鲜当作帝国主义侵略行动的受害者，一直是我身分认同的一部分；要放弃有如父亲的声音般根深柢固印在我的脑海、深入我的骨髓的世界观，对我来说并不容易。再说，如果过去我相信的都是谎言，我要怎么知道这些人说的就不是谎言？政府的人对我来说，都不可信任。

　　在统一院里，我们还学习了南韩社会的一些规矩。例如，老师说在这里不能打人，打人不但要赔很多钱，还可能去坐牢。男生听了很震惊，我倒是觉得很好。朝鲜和中国都没有这类法律，如果有人打我，我从不期待他们会受处罚。我以为我比别人弱小，所以也无可奈何。南韩的司法制度对我来说很有吸引力，因为它保护弱小不被强者欺负，以前我从未想像过这种概念。

　　我不知道其他脱北者有没有同样的烦恼，但对我来说，课程中最难的就是在班上自我介绍。大家几乎都不知道该怎么做，所以老师教我们先介绍自己的名字、年龄和家乡。接着，可以告诉大家自己的嗜好、最喜欢的歌手或电影明星，最后再谈谈“你以后想做什么”。叫到我的时候，我整个人呆掉。我不知道什么是“嗜好”，老师说就是做了会让自己开心的事，但我想不到那样的事。我人生的唯一目标应该是让领袖开心。况且，又有谁在乎“我”长大要做什么呢？在朝鲜没有“我”，只有“我们”。这种练习让我又别扭又沮丧。

　　老师发现我不知所措，便说：“如果觉得太难，那告诉我们你最喜欢的颜色。”我的脑袋还是一片空白。

　　在朝鲜，什么都要死记硬背，大多数时候每个问题只有一个正确答案。当老师问我最喜欢什么颜色的时候，我努力要想出“正确的”答案。从来没人教过我怎么使用“批判思考”，教我运用理性判断来分析一件事为什么比另一件事好。

　　老师对我说：“没那么难，不然我先说好了。我最喜欢的颜色是粉红色。好，轮到你了。”

　　“粉红色！”我回答，听到正确的答案令我如释重负。

　　在南韩，我学会了讨厌“你认为呢？”这个问题。谁在乎我怎么想？我花了好长一段时间，才开始为自己思考，才了解为什么我的想法很重要。经过五年的“自由”练习，现在我知道我最喜欢的颜色是翠绿色，我的嗜好是看书和看纪录片。我再也不会抄袭别人的答案了。

 

　　统一院的老师提醒我们，跟南韩学生竞争非常辛苦，我相信他们这么说是一片好意。南韩的教育成果在全球培生指数中夺冠，英国第六名，美国第十五名。我们听说南韩学生很拼，一个礼拜七天都在念书，为了超前同班同学，其余时间也排满补习。老师告诉我们这点，是希望我们对公立学校的生活不要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但这剥夺了我的希望。因为还没开始，我就几乎想要放弃。

　　我从来不知道“自由”会是那么残酷而艰难的一件事。在这之前，我一直以为自由就是可以穿牛仔裤，看我想看的电影也不用担心被抓。现在发现，我必须不断思考，那样好累人。有时候我会怀疑，若不是经常吃不饱，留在朝鲜还比较好，因为只要把思想和选择都交给国家就行了。

　　什么事都要负责任真的好累。在中国，我是负责赚钱养活妈妈的人。现在我不知道自己要怎么重新当回小孩。刚到统一院时，我跟妈妈和另一对母女同房，女儿跟我差不多年纪。那个妈妈说我太成熟、太独立，说我应该更像小孩一点。我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我觉得内心的自己已经有一千岁那么老。

　　我讨厌别人不喜欢我的感觉，故意在那些妈妈面前装小，努力融入其他青少年，但我不知道自己装得成不成功。我们每天都会见面，一起去户外教学，但其实我觉得很孤单。老师带我们游首尔，参观战争纪念馆和汉江，教我们怎么买票、坐地铁。周围的嘈杂声、机器、灯光闪烁的广告看板，还有到处可见的汹涌人潮让我好紧张。但我满脸堆笑，假装专心，外表的我是个乖小孩，内心却常陷入交战。

　　有一天，我站在餐厅里和几个跟我年纪相仿的朝鲜小孩聊天，其中有个男生说了一个带着小孩的年轻女孩的八卦。

　　“朝鲜女生都不可信。”另一个男生说：“她们都曾经被卖掉，那个女生想瞒也瞒不住。”

　　“你们说什么我听不懂。”我这么跟他们说：“卖掉是什么意思？”

　　只要提到中国，我就会像这样闪躲。我跟妈妈从不谈过去的事，即使私下也不谈。我们只要看着对方，不说也知道彼此在想什么：小鸟和老鼠也听得到我们的窃窃私语。我妈也得面对我们即将进入的新世界的种种挑战，但她的心态比我健康。只要不用为了活下来而痛苦挣扎，对她来说，每天都是美好的一天。

　　我们努力忘掉悲惨的过去，向前迈进。我想抹除我的过去，但一睡着，那些恐怖回忆又会回来找我。我做的梦都是噩梦，而且同样的主题一再重复：水在我四周流动，我必须尽快涉河逃走。每次都有人在后面追我，但无论如何我都逃不掉。有时，我会尖叫着惊醒过来，过一会儿才认得床上的毛毯，想起自己是安全的，我活下来，也逃出噩梦了。

　　但有时，即使在大白天，我都会怀疑自己是不是还在朝鲜，这一切会不会只是梦。

　　我一天得捏自己很多次，总觉得自己随时会从梦中醒来，回到冷冰冰的惠山家里，跟姐姐一起躺在地板上望着窗外的月亮，想着妈妈什么时候才会带着食物回家。

　　有时我捏得太大力，会把自己捏到淤青流血，因为我需要感觉到痛，才能确认这里的生活是真实的。有时我这么做只是想确认自己还有感觉。麻木感在我体内蔓延，像个冷漠的同伴从远方看着我，无法参与这个世界。

　　朝鲜没有“忧郁症”或“创伤后压力症候群”这类用语，所以我不知道有这种东西，或者自己是不是有这方面的问题。“心理辅导”这个概念对我很陌生，统一院的人说要帮我“心理辅导”时，我完全不知道那是什么。最近我看到一些研究报告指出，南韩的脱北者有将近七成五有某种情绪或心理的障碍，实际数据我想应该更高。住在统一院的人都表现得像正常人，但过去的痛苦经历和未来的不确定感一点一滴吞噬我们的内心。

 

　　南韩早期把投奔自由的朝鲜难民视为民族英雄，脱北者常因此收到丰厚的奖赏、津贴和奖学金。但一九九○年的大饥荒过后，大批难民涌入南韩，安置机构的负担愈来愈重。事实上，脱北者的人数在二○○九年达到高峰，共计两千九百一十四人。

　　过去来到南韩的脱北者多半是男性专业人员，如今约百分之七十五的难民是来自北方省份的贫困女性，例如我跟我妈。难民得到的安置照顾愈来愈少，限制也愈来愈多，但这对我们来说，仍是适应新家园的重要支柱。

　　二○○九年八月二十六日，统一院为一二九队举办了毕业派对。我跟妈妈终于拿到大韩民国的公民证。我心里的一块大石头落了地，我以为我们总算通过了迈向自由的最后一道关卡。但几乎一走出统一院的大门，我就开始想念那里。现在我踏上一个充满选择的国度，光是超市卖的米，就有十五种牌子让我选，我已经有点想要回到一个凡事只需听从指示的地方。

　　展开新生活之后，我发现原来自由有让人痛苦的一面。

　　我跟妈妈拿到一笔安置补助费。包括接下来五年的住宿及其他费用，总共约两万五千两百三十四美金。感觉上是一大笔钱，在发现那是一般南韩家庭一年的收入之后，就明白不是那么一回事了。脱北者得卖力工作才能追上南韩一般人的收入，很多人没能追上。安置人员跟我们说，如果我们搬离拥挤的首都，可以拿到多一点补助，于是我跟妈妈答应了。我们搬到了牙山附近的工业小镇，在首尔以南，坐火车约要两个小时。

　　我们分配到一间公寓，房租由政府支付。他们帮妈妈开了一个帐户，还拨给我们一笔津贴让我们展开新生活，但我们不是一次拿到所有的钱。据说有些中国掮客会追踪逃到南韩的脱北者，跟他们收之前的欠款。也有一些南韩人会诈骗脱北者的安置补助费。这种事很常发生，因为刚到南韩的朝鲜人对这个世界的运作方式还一知半解。

　　朝鲜没有白纸黑字写的合约，所以统一院的人一直提醒我们，这里凡事要写成白纸黑字才算数，一旦你在纸上签名，就要担起责任，不能反悔。但过去的习惯难以改变，新的习惯又难以适应。南韩政府发现，如果把拨款的时间延长，我们至少不会一次被骗走所有的钱。不过，他们要是看过我们在牙山住的公寓就会发现，我跟我妈没有多余的钱可被骗。

　　我们住的地方位在小镇外围的山丘上，走一小段路就能看到几家小店，还有能载人到闹区的公车路线。这里的房租很便宜，住满靠政府补助过活的房客，包括老人、孤苦无依的残障人士、几名应该送到精神病院安置的精障者，还有我们。

　　我们住在一个附厨房的小房间里，地上的草席就是床，阳台充当储藏室。屋里爬满蟑螂，住户会在电梯和大厅尿尿，我们隔壁住了一个疯子，日夜不停地大呼小叫。幸好另一边的邻居是个好心的老妇人，她把她不用的碗和漂亮盘子送给我们。我们从二手店买了一台小冰箱，其他家具都是从停车场上的垃圾堆捡回来的。其他房客把不要的衣服和家用品都丢在那里，堆成了一座小山。我们在那里找到了台灯、厨具、用过的床埝，甚至一台小电视，我跟妈妈都不敢相信我们运气怎么那么好。这里的人常搬进搬出，所以每个礼拜都会出现很多新宝藏。我们觉得南韩人丢掉的有用东西甚至比中国人还多。

　　南韩还有一个很棒的地方，就是店里有我们买得起的水果。在朝鲜，柳橙和苹果都是贵死人的奢侈品，到这里之后，妈妈很喜欢买水果回来，切成一片一片跟大家分享。她这辈子吃了很多苦，但是总能找到值得她心怀感激的事物，而且常常在不同事物上发现笑点，包括她自己。举例来说，我们常摸不清楚周围的新奇产品是做什么用的。有一次，妈妈把我的香水当作口气芳香喷雾，拿起来就往嘴里喷。等她终于停止咳嗽、不再骂我之后，开始噗嗤大笑。我们两个笑到停不下来，笑到喷泪。

　　开始新生活不久的某个晚上，我一醒来听到我妈在咯咯笑。

　　“妈，怎么了？”我问她：“什么事那么好笑？”

　　“是冰箱，研美！”她说：“我刚听到它自己启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