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上电视

　　东国大学坐落在首尔市中的陡峭山坡上，可以从四面八方俯瞰这座城市和南山公园的森林。这所大学于一九○六年由佛教徒所创，不过收的学生不限任何宗教信仰，校训“摄心、信实、慈爱、度世”反映了这所大学的佛教渊源。

　　这些听起来是我可以接受的信条，尤其是最后一项。获得自由之后的头两年，我把时间都用来打开自己的脑袋、接收这世界的各种可能。现在我安全了，但我无法不去想自己的亲朋好友、还有其他人仍在受苦，而我姐姐依旧下落不明。我能活着逃出来，享受他们无法享受的自由，我想一定有它的理由。但我还不知道该如何清楚表达这个想法。

　　目前我更迫切的任务是申请上这所有名的大学。脱北者的学费一半由政府支付，一半由校方资助（但成绩要达到一定的标准），所以学费对我不是问题。但我知道，光是我不寻常的求学背景就是一个问题。我跟其他脱北者虽然可以不去考南韩有名的长达八小时的大学修学能力试验，但我还是得通过其他严格的考试，口试也包括在内。订于二○一一年初夏的口试，就是决定我能不能进入这所大学就读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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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我紧张得不得了，早上五点就到校园，坐在长凳上吹冷风等待口试。校园中庭的尽头有尊大佛像，我进去口试之前，特别到佛像面前祈祷。

　　投靠中国青岛的传教团那段期间，我皈依了基督救，但我不排斥其他宗教信仰。从小除了对领袖的崇拜，我没有其他宗教信仰，我的心灵仍在寻求可以依靠的地方。尽管有种种反证，我仍然相信有股仁慈的力量在指引着这个世界，一个推着我们往善而非恶的方向走的慈爱力量。我相信耶稣是那个力量之一，佛陀也是，还有我们在绝望困顿时呼唤的神灵都是。爸爸也在那里给我力量。所以当我站在佛像面前，双手合十放在胸前对爸爸说话，请他指引我。我还是觉得跟他有强烈的感应，只要我呼唤他，他就会带给我力量。那天早上，我深刻感觉到他的存在。

　　我很明显还没准备好进入大学就读，面谈的教授也看得出来。我必须说服他们我有留下来的价值。

　　“大家好，我叫作朴研美，出生在朝鲜的惠山市，不久之前才来到南韩，教育程度几乎是零，但这两年我进步了很多。我可以保证，如果你们愿意相信我的能力，我绝对不会让你们失望。”

　　我对自己的自信感到惊讶，教授们看起来也是。

　　“目前为止你都表现得很好。”一名教授说：“不过，你受过的正规教育很少，也没学过英文，但我们学校要有英文成绩才能毕业。”

　　另一名教授说：“我们都知道朝鲜学生上了大学多半会半途而废，你怎么向我们保证你不会？”

　　我抬起头，看着他们说：“没错，我的程度没有其他人好，但我可以向他们学习。更重要的是，这些学生在学校上课的时候，我正在社会上学习，所以我有他们没有的东西。如果你们愿意给我机会，我可以向你们证明我的能力，让学校以我为荣。”

　　八月时，我上网查录取通知，发现我考上了东国大学的刑事司法学系。

　　我捂住脸哭了出来。终于有人愿意相信我了！

 

　　南韩学校的新学期从三月初开始，所以上大学之前，我有七个月的假期。因为还没有正式从首尔的天国梦想学校毕业，我继续留在宿舍上课，一边为上大学做准备。除此之外，我也到两元商店兼差打工，还到一家高级饭店的婚宴厅帮忙布置、收盘子。我不认为对方如果听出或看出我是朝鲜人会雇用我，所以我都让他们以为我是首尔人。

　　我已经准备好忘掉过去，以南韩大学生这个崭新的身分重新开始。但二○一一年年底，我接到南韩教育放送公社（ＥＢＳ）某个电视节目制作人的电话。他想访问脱北者，并经由统一院的某个人听说了我。我答应跟他见面，也跟他说了我横越沙漠逃亡的过程，还有我正在寻找消失在中国的姐姐。谈完之后，他说他正在找口齿清晰、志向远大的年轻脱北者来上他的节目，不知道我有没有兴趣？

　　我突然慌了手脚，立刻拒绝了他。

　　“但那是一个有影响力的节目，全世界都能看到。”他停了一下又说：“或许能帮你找到姐姐。”

　　我从没想过这个可能。南韩的电视节目在中国各地都可以透过网络收看。如果我在电视上说出恩美的故事，说不定她会看到电视，然后想办法联络我们，让我们帮她逃出来。

　　另一方面，公开身分对我也是一大风险。很多过去认识我们的女人现在也到了南韩，她们知道我在中国为了生活做过什么事。如果她们出面揭发我，我的法律或司法生涯梦就会化为乌有。

　　我跟妈妈讨论了这件事。最后我们决定，如果有机会找到恩美，冒多大的险都值得。

　　我花了两天录像。多半是拍我跟另一名年纪较大的脱北者在海边或游乐园散步，边走边谈我这一代朝鲜人（已经接触到外国的影片）和她那一代朝鲜人（跟我们有不一样的思维）之间的代沟。后来，他们带我们到一所脱北者经营的手风琴学校，拍了我聆听他们拉手风琴、唱故乡老歌的画面。一股巨大的悲伤涌上心头，我在镜头前泪流不止。我跟他们说，小时候在惠山，恩美也会拉手风琴，但我们已经五年没见面，我很想念她。

　　这集节目在二○一二年一月播出。每次有陌生的电话号码响起，我就会跳起来，希望那是恩美从中国捎来的讯息。但好几天过去了，还是令人失望不已。

 

　　我从二○一二年三月开始东国大学的课程。这所大学就像摊开在我面前的知识盛宴，我狼吞虎嚥，就怕自己速度不够快。第一年，我修了英文文法和会话、犯罪学、世界史、中国文化、韩国史和美国史、社会学、全球化、冷战等课程。我自己还拜读了西方伟大哲学家的著作，例如苏格拉格和尼采。所有的一切对我都很新奇。

　　我终于能够思考“吃饱”和“活命”以外的事，也因此觉得自己更像一个完整的人。我从来不知道知识能带来快乐。小时候，我的梦想是有一大桶面包可以吃，现在我开始怀抱更远大的梦想。

　　然而，大学生活某些比较实际的层面却让我碰壁。第一堂课，教授要我们分组上台报告。找到组员之后，我必须承认我不知道什么是上台报告，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有人负责电脑排版和设计，其他组员要我负责“找资料”。我不确定那是什么意思。目前为止我多半是自学，我发现我得尽快学会用电脑和找资料，不然一定跟不上大家。所以，除了上课的作业以外，我也上网自学电脑的基本用法。

　　我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地下室的小公寓，但是我在公寓里的时间很少。学期间，我几乎以大学里的现代图书馆为家，那是一栋玻璃帷幕建筑，有一排排吸引人的书和高速网络。那里成了我的游乐场、我的饭厅，有时还是我的卧房。我最喜欢晚上的图书馆，因为比较少会让我分心的学生。想休息的时候，我会散步到外面的小花园，坐在那里的长椅上就可以俯瞰这座城市。我常去贩卖机投钱买一小杯咖啡，坐在那里望着首尔都会区的灯海。有时我会想，这个地方怎么会有那么多灯光，而这里以北才三十五哩外的地方，一整个国家却笼罩在黑暗中。即使是凌晨，这城市仍然充满活力，到处可见闪亮的信号灯、闪烁的电塔、繁忙的车流，流动的车灯就像血管里输送的鲜艳血球。一切都紧密相连，同时又如此疏离。我会想：这里有我的立足之地吗？我是朝鲜人还是南韩人？还是两个都不是？

　　讽刺的是，对我来说，最困难的一堂课是“了解朝鲜”。这是我第一次那么详细地去认识我出生地的政治经济体制。我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没在课堂上让下巴掉下来，更难以相信大饥荒之前，朝鲜的配给制度曾经每天发给多数人七百克的谷物。我小的时候，全家人一个礼拜能买到那么多就要偷笑了！这堂课教我们，伟大的领袖金日成杀害或肃清了多达一百六十万人。我震惊无比，觉得难以相信，尽管如今我不再相信金正日可以用念力控制天气，头脑也不再像以前那么单纯。

　　上课时，我经常坐在第一排写笔记、问问题，却从没跟这堂课的教授说过话。我也从来没告诉过他，我是从朝鲜来的。

　　我猜得没错，东国大学几乎没人看过我上电视坦承自己是脱北者的那集节目，我也从来不会主动说出自己的来历。系上同学知道我的背景，但外系生就不知道了，我也有很多朋友不知道我是朝鲜人。只要我放弃寻找恩美，或许可以继续过着这种假装成另一个人的生活，但这是不可能的事。

 

　　ＥＢＳ的节目播出不久，我接到另一位制作人的电话。她正在制作一齣名为《现在去见你》的有线电视节目，想邀请我上节目。

　　当时，这是一个谈话兼才艺表演的节目，轮流邀请年轻漂亮的女生上节目唱歌、跳舞、演搞笑短剧、跟名人对谈。和其他节目不同的是，所有来宾都是脱北者（后来加进了男性和年纪较大的女性）。目的是增进一般人对脱北者的认识，打破大家对朝鲜人古板、冷酷又无趣的刻板印象。节目上会取笑朝鲜的某些生活层面，还有脱北者对南韩的偏见。但因为主事者是电视台的娱乐部门，而非教育部门，所以语调轻松又戏谑，就跟色彩缤纷的摄影棚一样。许多玩笑都很愚蠢，访谈也经过大量剪接，但那也是它的魅力之一。

　　《现在去见你》很快在南韩有了广大的观众。这些人原本对朝鲜的认识少得可怜，但根据调查，看了这个节目之后，观众对脱北者的观感比过去更正面。节目最后，往往会让一名来宾对仍在家乡的家人朋友说话。这是最感人、最催泪的一段，常让台上那些满脸堆笑的漂亮女人黯然心碎。

　　一开始我很抗拒上节目。我还是期待ＥＢＳ的节目会捎来恩美的消息，但几个礼拜、几个月过去，我知道我必须站上更大的舞台，才能让姐姐看到我，而《现在去见你》似乎是最佳的选择。我还是担心过去认识我的人会在电视上认出我，但我不去想这种可能，硬着头皮接下节目。这好像一直是我的强项。

　　第一次到摄影棚的时候，我请制作单位隐藏我的真实姓名，心想这样一来可以保护我在朝鲜的亲戚，二来也可以维护我的隐私。

　　制作人问了我的家庭背景，我跟他们说我们家的经济状况时好时坏，但我们发达过一段日子。我说以前我在朝鲜可以看影片，玩任天堂，而且我爸曾经是党员，我甚至去过平壤。制作人和编剧访问的其他女人（那时候节目才录到第三集）多半来自北方省份的赤贫家庭，每个人都挨过饿、吃过苦。对他们来说，我们家的生活十分优渥，他们正需要这样的人作为对照。

　　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想起过去吃的苦，自然就没有详细交代爸爸被捕后的生活，还有我跟姐姐守在惠山冰冷的家中，没东西吃，没灯光照亮阴森黑夜的往事。我也没必要说出跟姐姐在山里漫步、摘叶子、烤蜻蜓来填肚子，还有我们走路去上学、尽量不去看路上尸体的事，更不可能提在中国的遭遇。

　　准备好正式录像时，我就变成了养尊处优的朝鲜大小姐艺珠，晃着女学生绑的马尾，穿上洋装和高跟鞋，让化妆师把我改造成朝鲜的灰姑娘。我轻松学会了唱歌跳舞，也很高兴能跟名人聊他们感兴趣的话题，只希望我的声音能够一路飘送到中国。

　　上过一集节目之后，制作人再次邀请我，有阵子我成了节目上的常客。

　　每次录像之前，制作人和编剧会用电子邮件寄给所有来宾当集主题的问题。到了录像棚，我们会念一遍根据我们给的答案写成的剧本。有一集我被冠上“朝鲜的芭黎丝．希尔顿”的称号。我还得上网查，才知道谁是芭黎丝．希尔顿。后来妈妈也去上节目，他们放了几张我们的家族照，有张照片中，她打扮得很时髦。“其实我妈才是芭黎丝．希尔顿，”我说：“她住在朝鲜时，甚至拿过香奈儿的手提包！”我当然没说那些手提包是中国的二手仿冒品，也没说我们的富裕生活其实没撑太久。但我跟妈妈都努力说出我们认为观众想听的答案。那就像是我为了讨好老师，也说我最喜欢的颜色是粉红色一样。

　　尽管如此，跟节目上的一些女人比起来，我们确实过过好日子。即使是最穷困的时候，我们都比在火车站上跟人要剩菜剩饭、从没用过肥皂或吃过肉的流浪儿好。摄影棚里的一些人经历过活生生的梦魇，甚至更惨。不知道是因为我还不愿意相信金氏王朝的残酷邪恶，或是不想承认自己是朝鲜人，有时我会觉得一起录像的这些“姐妹”夸大了她们受过的苦。

　　“她觉得其他人在说谎。”我妈在其中一集节目中跟主持人这么说，至今那一集仍在我脑中挥之不去。“有时研美录完影会问我：‘我真的是朝鲜人吗？’有时候我听不懂其他姐妹说的话。”

　　我们都困在自己的角色里。但妈妈说得没错，我确实不了解别人受了多少苦，而上这个节目改变了我，因为我“看清了更多朝鲜的真相”。

　　后来我开始认真倾听其他女人诉说的故事。她们的故事让我在大学里学到的东西更具说服力。她们就像上台作证的证人，一个一个控诉了把我们视如粪土的冷酷政权。每一个人的故事都唤醒我更多的记忆，更加坚定了我的决心。应该长生不死的金正日在二○一一年过世，他的小儿子，也就是身材肥短的金正恩继承了父亲的独裁政权。我曾经像神一样崇拜的金氏父子的种种恶行摊在全世界眼前，他们理应接受法律的制裁。

　　可惜的是，上了南韩的热门节目也没能帮我找到姐姐。我流着眼泪在节目最后对恩美喊话，求她如果听到，无论在哪里，一定要跟我们联络，但还是毫无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