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奇异恩典

  回想起来,以为自己可以一面以脱北者的身分上热门电视节目,一面以南韩大学生的身分如常过活,未免太过天真。我去录像时都用假名,还会化妆,以为不会有人认出我。但我在东国大学的教授和朋友后来都认出节目上的人是我,有些人很惊讶也很失望我没对他们坦承自己的身分。老实说,我对我是谁、我希望自己是谁的问题仍然很疑惑。有时我走在路上会被人认出来,这通常会吓到我,直到发现对方是粉丝,而不是朝鲜间谍或我过去认识的人,才会恢复镇定。

  没过多久,上课、录像、上网自学的三重压力渐渐让我喘不过气。我忙到没时间睡觉,也常忘了吃饭。东国大学的刑事司法系除了修课,还有体能和军事训练。学期刚开始时,我几乎每天都要跑步和运动。我的体重掉到三十六公斤以下,而且经常头晕。由于身体负荷不了,我不得不暂停训练。但我的体重还是一直掉,期末考时我昏了过去,被送进急诊室。医生说我压力过大又营养不良。这样下去,我真的会把自己累死。

  因为必须放弃体能训练,我能选择的执法种类可能因此受限,但我想我应该可以继续读法律。愈了解司法体制,我对它的兴趣愈浓厚。然而,无论我选择什么科系,显然都要具备英文能力,但我进步得实在太慢。所以七、八月暑假期间,我报名了在菲律宾宿雾岛举办的英语夏季研习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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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上节目的通告费省下来当作旅费,所以这趟旅行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送给自己的礼物。一开始我有点迟疑,但有一些朋友鼓励我去。能出去看看这世界又能学习,让我非常兴奋。不过,营队里都是南韩人,我练习英语的机会不多。我交了许多朋友,他们都以为我是南韩人。我吃了很多芒果,坐在浅滩上看着鲜艳的热带鱼在脚趾间游来游去。我还是不会游泳,但有时我的新朋友会背着我涉进深水,就像小时候,姐姐在鸭绿江背着我下水一样。

  我开始想,我们姐妹会不会这辈子再也见不到面。

 

  大学第一学期的成绩公布在网络上。我在本科系的九十名学生中排名三十三名,出乎大家的意料,包括我自己,因为刑事司法系是全校要求最严格的科系。隔年我的成绩持续进步,到了二○一三年春天,我已经爬到班上的第十四名。我的成绩不只向校方证明脱北者也可以跟南韩人竞争,也向我自己证明我办得到。我终于摆脱了种种限制,面向无限宽广的生命。

 

  二○一三年的夏天,我决定暂时放下学业和录像,让自己放个假。对于恩美的事,我跟妈妈只能听天由命,但我们仍然抱着她还活着的希望。我妈有了新的交往对象,对方人很好,也有自己的承包事业。妈妈总算摆脱了之前那个暴力男友。现在她过得比以前开心,生活也稳定多了,我也比较放心离家好几个月。

  我读了美国民权斗士的传记,包括金恩博士和罗莎.帕克斯,以及那些冒着生命危险为其他人争取自由的人。我深受这些故事吸引,那种“化小我为大我,才能活出生命意义”的精神也引起我的共鸣。但妈妈早就体认到这个事实。她常跟我说,为别人付出才会快乐,无论你多穷困都一样。她也认为,如果有东西能够付出,就表示自己的生命还有价值。除了为家人所做的牺牲,我到目前为止都活得非常自私。如今,与其专注于自己的需求,把每分每秒都用来提升自己,或许我应该让自己变成有益于他人的人。

  我还在首尔的天国梦想学校就读时,青年使命团(来自德州泰勒市的基督教青年团体)曾到我们学校讲道,提到一个为期五个月的访贫志工团(包括十二周在德州进行的圣经研读课)。这份工作似乎是我报答当年冒着危险帮助我们逃到蒙古的青岛传教团的一个方法。即使我没钱,英文又不好,也能藉这次机会去美国,看看这世界。我仍然不算虔诚的基督徒,但我期待跟这个献身宗教的青年团体一起工作,自我挑战。

 

  当飞机在休士顿的乔治布什洲际机场触地降落时,我有点恶心想吐,但这次不是因为晕机,而是因为我来到了敌人的领土!大家排队下飞机时,我脑袋里都是大鼻子美国大兵拿刺刀刺向朝鲜无助母亲的影像。童年的宣传画面仍盘据在我的脑海,我从小被灌输的情感仍会无预警地跳出来。我来看这个邪恶国家的人民干什么?但环顾一眼机场,我的恐惧消失无踪。周围有牵着小孩的父母、吃着薯条的路人、一群群穿着球衫的青少年。我跟他们唯一的不同,就是说着相异的语言。我很讶异,谎言在真相面前竟然那么快就失去了力量。不到几分钟,我深信多年的谎言就这样彻底破灭。

  我转机飞往泰勒,那是位于达拉斯东南方约一百哩的小城市。整座机场看起来跟仁川机场的候机室差不多大,我不禁想,这是美国吗?我还以为美国很大。有名南韩传教士来接我,开车载我横越绵延不绝的田地。后来我们开进青年使命团的校园大门(这里本来是一座牧场),再继续往前开。我渐渐觉得美国果然很大。一个多小时后,我跟一群学生一起到附近的沃尔玛超市买食物,更加觉得美国大得惊人。那是我逛过最豪华的商店,而且大到不可思议,店里的商品也好大。我抓起一大桶上面印着慈祥老奶奶的蓝色包装燕麦片。我一定要试试看一些橘色的乾酪通心面,以前我从没吃过,而且用微波炉加热就能吃了,真好玩!我买了一袋几乎跟我一样大的玉米片,还买了工作服和一双以前我绝对想不到自己买得起的爱迪达球鞋。

  目前为止,我对美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回到牧场,数十名来自美国各州和世界各地(如泰国和南美)的年轻人,因为不同的课程聚在一起,包括我参加的门徒训练课程。我们在这里“向上帝、向世界、向彼此学习”。我常跟另一个年轻的脱北者和几位南韩传教士在一起,所以说话对象很多,只可惜很少用到英语。但一有机会跟美国人聊天,我就会练习。我发现我真正应该学的是西班牙文,因为初级训练结束后,我们一行约二十人要前往哥斯达黎加执行两个月的任务。

 

  我们先坐飞机到哥国的首都圣荷西,再搭巴士到沿岸的捕鱼小镇戈尔菲托。我们的团体是一个慈善传教团,除了传福音,也提供需要的人实际的帮助。我们会去照顾妓女和毒瘾患者,还有捡垃圾、打扫贫民窟,工作进行得还算顺利。当时正值夏末的雨季,晚上几乎跟白天一样热,有些人直接睡在牧师家的阳台上,到了星期天,牧师家成了教堂。我们睡在睡袋上(通常因为流太多汗弄得湿答答),虽然有蚊帐,但我第一次被蚊子咬得那么惨,两条腿红肿发炎,难受得要命,我还兴起放弃回家的念头。

  但后来发生一件神奇的事。我发现自己尽管难受,却不再为自己祈祷,反而第一次开始为别人祈祷。这让我体会到自己来这里的目的。

  这种感觉在我心里一点一点长大。我读了一本充满力量的书,书名是《雨啊,请你到非洲!》,作者是著名的韩国女演员金惠子,也是人道主义者,她曾在一九九○年代走访埃塞俄比亚的饥民营,后来更成为世界展望会的亲善大使。她走访非洲、印度和其他国家的纪录,打开了我的眼界,也教了我慈悲的意义。

  还没读过她的书以前,我以为朝鲜是世界上唯一还在受苦的国家。即使有很多脱北者公开谈论朝鲜的饥荒和残暴政权,却只有少数女人承认自己曾被强暴或买卖,小孩更不用说了,这种事拿出来说太不堪。所以我以为我是唯一有过这种恐怖经历的人。但现在我从书上得知,世界各地都有女人或小孩遭遇类似的苦难,我并不孤单。我也因此发现,过去的我眼里只看得到自己的痛苦。然而,我还是不知道要怎么为他人的痛苦发声。根据我的了解,这种事根本不可能,因为从来没有陌生人为我发声。

  我之所以选择青年使命团,是因为我知道他们服务的是最贫困、最常被遗忘的社群。但我来了才发现我不是为其他人而来,我是为自己而来的。那些无家可归的哥国男女或许以为我是为了他们才来舀饭、捡垃圾,其实我这么做是为了自己。

  借由帮助别人,我才发现原来我一直有慈悲之心,只是我不知道也不会表达。我学到一件事:如果我能同情别人,或许我也可以学会同情自己。我心里的伤痕终于开始愈合。

 

  哥国的任务结束之后,我们飞回美国,继续前往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市服务无家可归的人。

  我们服务的游民收容所在我眼中有如宫殿。游民在这里有床还有笔电,甚至有冰箱可以冰汽水,平常也能自由来去。但游民在那里并不快乐,也没有希望,他们觉得自己没有东西可以回报别人。这令我很吃惊。

  我们带给游民热狗,帮他们打扫房间。结束后,我跟一位游民分为一组聊天。我会的英文还很粗浅,只能靠简单的字汇和肢体动作跟他说我的故事。他知道我来自一个叫朝鲜的地方,经历过一段疯狂的逃亡之旅。我把自己又饿又怕、被警察追赶的窘境演给他看,当我发着抖做出匍匐前进的动作,说“沙子、沙子、沙子!”的时候,他知道我终于横越了沙漠。我很惊讶他听完我的故事竟然哭了。我跟他说,我只想要一个得到自由的机会,就像他在美国这里一样。

  对方给我的情感回应打开了我的心防,让我发现自己的故事的力量,也让我对自己的生命产生了希望。原来光是诉说我的故事,也是一种付出。

  那天我还学到另一件事:每个人都有自己要横越的沙漠。别人的或许跟我的不同,但我们都得横越沙漠,才能找到此生的意义,得到自由。

 

  我们的活动在十一月结束,团里有个朋友邀我和另一个朝鲜男生到她在弗吉尼亚州的家过感恩节。崔以莎(Esther Choi)是韩裔美国人,父母约在三十年前从南韩移民到美国。能到她家过节,我觉得很荣幸。我跟他们家很快打成一片。在美国的韩侨因为离家很远,更珍惜家乡的古老文化。比起我认识的南韩人,他们更像朝鲜人,他们甚至还使用我很熟悉的旧字汇。

  那是我在美国过的第一个感恩节。我很喜欢因为感恩而一起过节的概念。以莎的母亲打算烤一只大火鸡,还要煮一桌韩国菜,包括我最喜欢的韩国泡菜。感恩节前几天,我跟以莎和她母亲一起坐车到她们亲戚家的菜园摘白菜。在车上时,我的手机响起。

  是妈妈从南韩打来的,她听起来很激动。

  “研美!你姐!我找到你姐了!”

  我的心脏差点跳出来,但我赶紧深吸一口气。之前曾有几个人为了拿到奖金,骗我们说在中国找到恩美。如果这次又是骗局,我们的希望又会破灭。

  “妈,你说找到她了是什么意思?”我问。

  “她就在这里,在南韩的国家情报院,那里的人打电话告诉我的。”

  我高兴得叫出声来,以莎和她妈妈都以为出了什么事。我跟妈妈在电话里边说边哭,不敢相信、但又希望这是真的。妈妈说明天国情院特别准许她去见恩美一面,也就是我们刚到南韩被拘留的地方。到时候她会带着手机,让恩美跟我通话。

  我已经将近七年没见到姐姐或听到她的声音,看来我得尽快赶回南韩。我们先开车回家,拿机票到机场改时间。我本来打算再多待几个月,到美国各地看看,但现在回家对我来说比什么都重要。

  那天晚上我无法入睡,千头万绪在脑中奔流,有如溃堤的水坝。这些年来,我为了不让失去姐姐的痛苦打倒我而筑起的高墙,在一夕之间粉碎。突然间,我的感受回来了,无论好的坏的我照单全收。我能做的就是拼命抓住,不让自己被淹没。

  隔天我什么都吃不下,在屋里走来走去好几个小时。后来电话响起,我终于听到姐姐的声音。我心中的重担终于卸下了,却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很快就会回去见你了。”一分钟尴尬的沉默之后,我告诉她。

  “好,到时候见。”她用细小的声音说。

  那个声音里有我熟悉的东西。那是爸爸从监狱请病假回家之后的声音,是囚犯的声音,是怕说错话受罚而小心翼翼的声音。那是我自己的声音,是过去的岁月发出的回音,提醒着我,我们还有多远的路要走。

 

  我花了将近三天搭飞机、候机、转机才回到家。通常脱北者要等调查结束才会免除隔离状态,但国情院的好心探员特别破例,让我进去见恩美,“确认”她的身分。他们带我走进一间探访室,她就在里面。我以为此生再也见不到的姐姐,跟过去一样有着细致的心形脸、一样的小手,而且是活生生的姐姐。我们还是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握着对方的手一直哭。我在心里对爸爸默祷,我想他一定在天上某个地方微笑地看着我们。我们终于找到恩美了。

  恩美的故事属于她自己,而她的隐私应该受到尊重。我只能说,她在中国期间从没看过我上电视,也不知道我们从朝鲜逃了出来,而且一直在找她。原来我们曾经离得那么近却互不知情,真教人扼腕!如我们所料,我跟妈妈为了找她准备逃出朝鲜的时候,她跟朋友被藏在惠山郊区某个人口贩子的家中。我们都不知道,那天我们只隔着薄薄的一道墙。对照笔记之后我们发现,我跟妈妈在沈阳工作时,恩美也住在同一省。我们是那么的近,中间却仿佛隔着一整个世界。过着东躲西藏的日子,要遇到对方的机会是如此渺茫。

  后来,恩美终于发现经由东南亚逃到南韩的路线,她就这样靠着自己的力量逃出来。结果她根本不需要我们去救她。

  恩美从统一院结业后,也搬进我在东国大学附近租的公寓一起住。她找了一份兼差工作,开始准备同等学力的考试,就跟我之前一样。恩美从小功课就比我好,我想她应该比我更快追上进度,果然没错。她在大约三个月内就考到中学同等学力,七个月内就取得高中同等学力。然而,跟我们团聚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恩美看起来封闭又疏远,好像心里没有容得下我或妈妈的空间。那种感觉我们很清楚,所以都愿意耐心等待。总有一天,恩美会打开心房,接纳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