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回家

　　韩国人很喜欢新年，一年要庆祝两次。一次是国历新年，午夜烟火齐放迎接新的一年；一次是一月底或二月初的农历新年，更多烟火和庆祝活动再次炒热过年的气氛。过年是我们跟家人团聚、反省过去、许下新年新希望的日子。二○○七年，我跟妈妈逃出朝鲜就不再庆祝新年，因为想到那一天只会伤心。但二○一四年的新年不一样，恩美回来了，我们对未来充满了各种计划。

　　首先，我想回学校完成学业。起初我选择刑事司法当主修，是因为想加入警察执法的行列，帮助妈妈摆脱之前的暴力男友。但在大学里，我的心胸变得更开阔，对司法的认知也更宽广，现在我想要转读法律。我不期待自己一年内就能为没有发言权、没有希望的朝鲜人（过去的我）争取权利，或站上国际舞台为全球的司法正义发声，或是成为朝鲜政府指控的“人权傀儡”。我也从没想过我会说出自己在中国的遭遇。但我很快会发现，想要真正自由，我得诚实面对自己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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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崭新的一年平静地拉开序幕，而我今年的新年新希望是加强英文能力。虽然跟传教团住了好几个月，我的英语对话能力仍有待加强。于是我报名了首尔的密集英语家教班，他们会帮脱北者跟外籍志工配对，一组一组练习对话。我一口气申请了十个家教，家教老师会规定我要念哪些东西，内容从莎士比亚到主张废奴、本身也曾是黑奴的费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无所不包。道格拉斯写给前主人的大胆信件不禁让我揣想，如果我有勇气写信给金正恩，我会写出什么样的信。或许我会跟道格拉斯一样，告诉他我是人，不再是他的财产。我是我自己的主人。

　　没在念书或上家教的时候，我会听英语有声书和ＴＥＤ的演讲，即使睡觉时也不例外。我下载了全部十季的美国喜剧影集《六人行》。随便问我一个关于主角罗斯或瑞秋的问题，我都能答得出来。根据我的家教老师说，我唯一的缺点是美国腔愈来愈重，而且开口闭口都是一九八○年代的俚语。

　　二○一四年三月，东国大学的新学期刚开始，我的英文能力大增，应该能顺利拿到警察行政系的学位。偶尔我还是会去录像，但恩美回来之后，我失去了上节目的动力。而且，我发现另一种可以更直接为朝鲜人争取公平正义的方法。

　　二○一四年二月中，我受邀到首尔的加拿大枫华国际学校演讲，主题是朝鲜，而且是英文演讲。家教中心的主任说，这样可以增进我对自己外语能力的自信。我不是很确定，但心里又想，试试看又何妨？

　　我绑起头发，穿上海军蓝的正式洋装，迎接我的第一场正式演讲。我对台下学生说了一些我的个人经历，还有我从小如何被洗脑、剥夺自由，以及活在恐惧和饥饿当中。我跟他们说我是朝鲜的新世代，也就是过去的经济制度随着金日成过世而瓦解的“黑市世代”，而我这一代的年轻人正慢慢为国内带来改变，或许改变还不够大，却足以在我逃出朝鲜之后，让我对留在国内的亲朋好友和广大同胞怀抱希望。

　　演讲最后还有一个小时的问答时间。有名学生说我的故事“激励”（inspire）了他，我很快查了手机才知道这个英文字的意思。在这之前，我不知道故事可以“激励”一个人，但显然真的可以。

 

　　二○一四年初之前，大多数人对朝鲜的印象都来自朝鲜狂妄的核武威胁，还有发型可笑、行径乖张的朝鲜领导人。但二○一四年二月，联合国发表了朝鲜的人权报告书，指出朝鲜国内诸如漤杀、强暴、刻意造成饥饿等等侵犯人权的恶行。国际刑事法院第一次威胁要以侵犯人权罪对朝鲜领导人提起告诉。然而，促成这篇报告的三百多名证人多半匿名，其他人也不一定能清楚说出他们的故事。国际社会突然间亟需一些具备英文能力的脱北者，为至今仍困在沉默和压抑的高墙后面的数百万朝鲜人发声。

　　我在加拿大学校的演讲为我带来了更多邀约，也让我有更多机会上台或接受媒体访问，邀请我的单位从澳洲到美国都有。同年五月，我跟凯西．拉提格（Casey Lartigue Jr.）在《华盛顿邮报》合写了一篇文章。那年春天之前，我其实还不太清楚“人权斗士”扮演的角色，但突然之间，大家都跟我说我成了人权议题的风云人物。我知道自己不够资格当谁的发言人，更何况是朝鲜全体人民。然而，从那时候开始，我的人生就像一列賓士而去的火车，我想跳车也没办法。也许当时的我以为，只要跑得够快，过去就追不上我。

　　六月，我飞去洛杉矶参加研讨会，隔天就得飞回首尔考期末考，连去参观好莱坞的时间都没有，虽然我很希望能遇到李奥纳多，告诉他《泰坦尼克号》对在朝鲜长大的我意义有多么深重。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我接到负责追踪我和我妈的南韩警探的电话。脱北者抵达南韩的头五年都会分配到一名警官，负责帮助他们安置。我们的警官通常只想知道我的行程表，看我过得如何，但这一次不一样。他说他奉命来确认我的安全，因为传闻朝鲜政府正在观察我的一举一动。他没有说这个消息从何而来，只提醒我说话要小心一点，不然可能会招来危险。

　　如果这一切只是为了吓唬我，对方确实达到了目的。我从没想过朝鲜政府会把我看成值得观察或有威胁性的危险人物。警探也找过我妈，当然也吓到她了。她要我马上停止所有捍卫人权的疯狂活动，质疑我为什么不能过正常的生活，先完成学业，拯救世界等以后再说？但我愈想愈生气。我冒着生命危险逃出朝鲜，结果他们还是想办法要控制我。如果任凭他们摆布，我永远不可能真正自由。

 

　　上半学期，我在东国大学的成绩仍维持中上，我很想好好读完这个学期。二○一四年九月我回学校上了几个星期的课，但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

　　那年十月我接受了欧洲的几个邀约，其中之一是代表南韩参加在爱尔兰都柏林举办的年度青年领袖峰会。各国的青年领袖齐聚一堂，就像联合国。介绍我的人是英国记者及人道主义者周柳建成，他因为担任中国央视主播而闻名亚洲。会前我们用了一个早上的时间谈自己的生活，我跟他细说一些我的经历。这是我第一次打算在台上谈中国人口买卖市场的残酷，但是我无意揭露自己也是人口买卖的受害者。

　　主办单位要我们穿上代表自己国家的传统服饰，于是我穿着白色和粉红色的飘逸韩服走上台，在会场上一千三百名代表、来宾和媒体的面前，发表简短的演说。

　　周柳建成介绍我之前，我对于自己即将发表的演说紧张不已。我跟乌克兰和南非等地来的青年代表一起坐在台上，我很担心自己代表国家在这个论坛上发言不够强而有力。为了转移我的恐惧，我在心里练习把international（国际）和execution（处决）这些词汇的音发对。当周柳建成开始叙述我的故事时，泪水滑落他的脸颊。我伸手安慰他，他反而哭得更厉害。他说到我妈为了保护我让自己被强暴，还有我把父亲的骨灰埋在中国的荒山野外时，我也跟他一样泪流满面。

　　情绪失控一直是我最大的恐惧。有时我觉得愤怒就像我体内的一颗硬球，我知道如果不把它藏好，它说不定会爆发，到时候我也控制不了它。我担心自己一旦开始哭便会停不下来，因此一直以来都把这些感觉压抑在内心深处。认识我的人认为我是他们见过最乐观开朗的人，因为我把自己受过的伤藏得很好。但那天在都柏林，我却把过去的创伤摊开在大家面前。手握着讲稿走上讲台时，我已经泣不成声，几乎说不出话。

　　听众站了起来，我看到在场所有人都哭了，大家都在等我平复情绪。

　　我放弃了原来的开场白，只想对大家说，我来不是要为自己说话，而是要为朝鲜人民发声。但是我一紧张把英文给忘了，只好先深呼吸，从头开始。

　　“朝鲜是个不可思议的国家……”演说开始。我告诉现场的听众，在朝鲜你可能因为打了一通非法国际电话而被处决。我还告诉他们，小时候妈妈就告诉我说话要小心，因为即使是小鸟和老鼠也听得到我们在窃窃私语。

　　“逃出朝鲜的那一天，我看见原本看上我的中国掮客强暴了我妈。”我说，任凭泪水滑下脸颊。我告诉他们，朝鲜难民在中国有多么脆弱无助。“有七成朝鲜妇女和少女成为人口买卖的受害者，有时候只以两百美金的价格售出……”

　　我打开了一扇门，站在光天化日之下。我不知道这条路会把我带到哪里，但我知道自己并不孤单。

　　“横越戈壁沙漠的时候，比起死亡，我更害怕被遗忘。我怕自己死在沙漠上也没人知道。没有人会知道我的名字，没人会在意我是死是活。但是你们听了我的遭遇，你们在乎我经历的事。”

　　所有听众再度站起来，跟我一起流泪。我环顾四周，我知道公平正义充满了这个房间。至少在那一刻，我感觉到了朝鲜人民的希望。

　　然而，我还得横越另一片沙漠。

 

　　演讲结束后，我好不容易撑到活动完毕才躲回旅馆，瘫倒在房间里。等到我终于打开手机，才发现信箱已经被世界各地的访谈邀约塞爆。接下来的事，对我来说就像一场龙卷风。奇怪的是，我有种置身事外的感觉。仿佛我体内的生存机制自动打开，让我跟这一切保持情绪上的安全距离。一半的我看着另一半的我完成了剩下的演出。

　　我在欧洲三个礼拜期间做了几十个访谈，过了一阵子连我自己也数不清了。我甚至答应英国广播公司（ＢＢＣ）拍摄我站在伦敦朝鲜大使馆外的影像，那次的可怕经验吓得我几乎说不出话。以前我从没带过翻译同行，也没想过记者可能听不懂我说的话，或是我可能听不太懂他们的问题。此外，我也相信只要更改一点逃到中国的细节，就可以继续隐瞒自己曾经被买卖的事实。我想如果其他方面实话实说，就不会有问题；只要我的经历是真实的，细节应该不重要。大多数时候，我都在重复以前说过的话，就像即兴演出的爵士乐手，每次都在相同的旋律上做些变化，浑然云齿酗H正注意着我的一举一动。

 

　　都柏林的演讲过后不到一个月，我开始动笔写这本回忆录。一个刚满二十一岁的女孩写回忆录？确实有点怪，尤其我还有一个隐藏多年的秘密。一旦开始动笔，我就知道自己再也无法隐瞒。如果我自己都无法面对自己，要怎么呼吁他人面对朝鲜的真相，面对逃到中国后落入掮客和强暴犯手中的朝鲜女人的真相？

　　我在十一月回到首尔。我跟妈妈和姐姐彻夜未眠，讨论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有些在中国发生的事，我跟妈妈都没告诉过恩美，我们自己甚至从来没讨论过。如今全世界都知道我们的故事，这样挺身而出值得吗？我很确定，如果大家知道我的过去、我为了活命曾经做过的事，他们看我的眼光绝对会跟以前不一样。南韩虽然有子弹列车、现代化建筑和流行音乐，却仍是一个期望女人遵守妇德的保守社会。我无法想像我的故事一旦曝光，哪里还有我的容身之处。再说，说出来又怎么样？有差吗？有人会听吗？有人会因此想采取行动改变现状吗？

　　我跟妈妈和姐姐边说边哭，聊了一整晚。妈妈曾经希望我清醒一点，放弃人权运动，但这段期间，她也有了一些转变，现在她看出我们的故事潜在的影响力。

　　“你要告诉全世界，朝鲜就像一个大型的囚犯集中营。”妈妈说。她希望其他人知道我们为什么要逃出朝鲜、被卖到中国的朝鲜女人遭遇了什么样的事。“研美，如果你不站出来替她们说话，还有谁会站出来？”她说。姐姐也这么认为。

　　天亮时我做了决定。我要把我的故事完完整整地写出来，不再隐瞒自己曾被买卖的事实。如果我希望自己的生命有意义，这就是我唯一的选择。

　　一旦决定写出我的秘密，我才终于真正感觉到了自由。过去就像一片沉重的天空压在我身上，把我钉在地上动弹不得，现在我挣脱了桎梏，又能正常呼吸了。

 

　　开始写回忆录之后几个月，有一天我打开笔电，按下链接，荧幕跳到YouTube上由朝鲜宣传部制作的一段影片。两名国家电视台的播报员对着镜头播报新闻的同时，有张我的大头照出现在荧幕上。背景响起阴森森的音乐，好像恐怖片的配乐，底下的标题是“从垃圾堆里长出的毒菇”。朝鲜媒体的无耻谎言和蛮横威胁在西方常受到耻笑，这一则其实也满可笑的，只不过语气很严肃，而且针对的是我和我的家人。

　　我的警探说得没错，朝鲜政府确实一直在监视我。二○一五年初，朝鲜政府上传了两部影片，指控我是骗子和“人权运动的傀儡”。

　　他们调查了我的访谈，攻击我引述的内容前后不一。反驳不了我说的话，他们就捏造我和我的家人的谎言。他们指控我妈不守妇道，我爸是人口贩子，因为他曾经帮助邻居逃到中国。因为某些匪夷所思的原因，他们还想办法证明我捏造了我爸的死亡过程，甚至找了一名医生说他在朝鲜的医院死于癌症，不是在中国。

　　最可恶的是，他们把我们的亲朋好友找来诋毁我和我的家人。我已经有八年没见到二伯、二伯母和堂表兄弟姐妹，看见他们在镜头前接受采访，对我来说很憷目惊心。朝鲜的宣传人员甚至找到我们以前在惠山的邻居金锺爱，就是曾经帮助我跟姐姐度过孤单绝望夜晚的好心邻居。听到他们说我们的坏话虽然难受，但至少我知道他们还活着。

 

　　二○一五年年初，我在纽约度过。我受邀到巴纳德学院旁听一门课，学习人权的相关知识，但我还是计划有一天能拿到学位。某天下午，我正在快速浏览脸书上堆积如山的交友邀约时，有个熟悉的笑脸掠过我眼前。我像个卡通人物，本来要从悬崖边拔腿逃走，突然间煞住脚……然后看到了她。莹子！我小时候在惠山最好的朋友。自从逃出朝鲜之后，我们就彻底失联了。

　　“是我认识的朴研美吗？”脸书的讯息跳出来。我的手抖得好厉害，几乎看不清楚荧幕。是！是我！我立刻回她讯息，她传给我一个电话号码。原来她也逃到了中国，然后跟恩美一样经由东南亚逃到南韩。她在国情院接受调查时，发现我还活着，而且到了南韩，终于透过社交媒体找到我。再次听到她的声音，我欣喜若狂。我们立刻重十过去的友谊，现在我们经常在网络上聊天。

　　我一直希望朝鲜有愈来愈多人能找到自由之路。我妈一直很喜欢当初在惠山想娶我的春健，甚至试着找寻他，想帮助他逃出朝鲜，却得知一个令人伤心的消息。我们离开朝鲜不到一年，春健全家人就消失了。根据当地的传闻，朝鲜政府把农作物歉收怪到他父亲（他是农业专家）头上，把他送进严酷的政治犯集中营，春健和他母亲则被流放到北方省份的偏僻小镇。

　　之前春健曾经说会等我八年，八年之后他就会找到我。写下这段文字时，八年的时间过去了，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是否还活着、还记不记得我。虽然我已经展开了新生活，我还是希望他有一天能逃到南韩。他跟朝鲜的两千五百万人民一样，都应该得到自由。

 

　　二○一五年春天，我母亲跟她的男友一同回中国寻回爸爸的骨灰。

　　他们在羊山镇的山丘上找了好几个小时，终于找到八年前的半夜我把爸爸的骨灰抱去偷偷掩埋的地方。看来一直有人在帮爸爸扫墓，甚至还在旁边种了树，那棵树就像卫兵在一旁站岗。弘伟没有忘记他对我的承诺。

　　我妈带着爸爸的骨灰回到南韩，我们一家人终于团圆。我希望有天能实现爸爸的遗愿，带他回惠山，把他葬在他父亲和祖父的旁边，在山丘上俯瞰鸭绿江。如果有那么一天，我也要到祖母的坟前上香，告诉她南朝鲜统一了，朝鲜再度合而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