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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章 奧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衰落
巴耶济德的兄弟哲木被俘。查理八世出征那不勒斯王国。埃及与耶路撒冷的主人塞利姆。利奧十世为十字军东征布道。苏莱曼夺得罗德岛与布达。土耳其人入侵塞浦路斯。瑙巴克塔斯之战。索别斯基在维也纳大败土耳其人。
（一四八一年至一六九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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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罕默德二世留下了两个儿子，他们为继承帝国展开争夺。巴耶济德 [1] 最终打败了他的兄弟哲木（Gem），后者不得不逃跑，他来到罗德岛寻求庇护。大团长奥比松发现，基督徒可以从这样一位客人的身上获得种种利益，便拋弃了待客之道，毫不犹豫地把这位信任他的王子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他担心在靠近的土耳其人势力范围的地区无法长期收容俘虏，于是他决定将其送走，通过种种借口，他将哲木送往西方：众所周知，圣约翰骑士团在欧洲拥有众多封地。在那里，哲木王子被严密地看管起来。首先他被关进了尼斯（Nice）、萨瓦（Savoie）。多菲内（Dauphiné）和奥弗涅重伯国的许多城堡。然后又被带到布尔加纳（Bourganeuf），他在一座高塔中度过了许多年。围绕穆斯林王子被俘的种种谜团引起了公众的注意和好奇。人们纷纷议论这位声名显赫的俘虏经历过怎样的冒险，说起他失去的帝国和王国，贵族、骑士尤其是贵妇人们都想一睹其真容，这可是夺下了君士坦丁堡的苏丹的儿子。最终，人们幻想可以效忠哲木，发动一次反对土耳其人的十字军东征。教皇诺森八世对他宣布，要把他送到匈牙利，利用他来反对苏丹巴耶济德。
同时，查理八世计划将那不勒斯王国归于安茹家族的权利范围之内。由于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东方，大家轻而易举地相信，年轻的国王并非只为占领普利亚和西西里，而是为了打破异教徒强加在希腊甚至是圣地的枷锁。当法国人经过阿尔卑斯山时，查理国王被当做了基督教国家的解放者，引得人们纷纷致敬。他写信给法国的主教们，向他们征收十字军东征的附加税，他对主教们说：“我们的意图并非仅在于我们的那不勒斯王国，而是为了意大利的利益和圣地的光复。”查理来到罗马，放出了巴耶济德的兄弟，法国军队中出现了穆斯林王子，仿佛是他们将前往东方发起战争的信号。伊庇鲁斯的土耳其人已经相信，他们看到了法国人的到来，如果我们相信当时的一位作者，苏丹巴耶济德“万般恐慌”，甚至在伊斯坦布尔海峡备好了船只，准备随时逃往亚洲。
科米纳的腓力（Philippe de Comines） [2] 补充道，阿尔巴尼亚人、斯拉沃尼亚人和希腊人只等一声令下，就会揭竿而起。这就是理查一路得胜进入那不勒斯王国时的政治局势和人们的思想状态。然而所有的一切很快变了脸，一到那不勒斯，可怜的哲木就被毒死，曾经宣称支持查理八世的人们转而反对他；尽管查理已经在普利亚称王，他还是不得不离开那里，尽管希腊人把他当做救星，恳求他的援助，他依然放弃了征服希腊的计划。那不勒斯战争就这样结束了，人们本来相信，圣战最光辉的年代已经重现，这场战争的结果却只能让基督徒继续在奥斯曼土耳其人的枷锁下备受煎熬。
那不勒斯战争以后，亚历山大六世（Alexandre Ⅵ）和他的继任者庇护三世（Pie Ⅲ）、尤利乌斯二世（Jules Ⅱ）多次鼓动西方的信徒们，让他们拿起武器，反对土耳其人。热那亚、威尼斯、那不勒斯和其他几个基督教国家联合起来，准备发动战争，其中不乏教会的祝福，却没能阻止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入侵。意大利和德国的安全本来难以维系，幸亏巴耶济德生性懒散，科米纳的腓力称之为“鲜有勇气之人”，他不关心战事，却流连于后宫享乐。然而及至塞利姆掌权，基督教国家再次陷入危难。塞利姆（Sélim）刚刚得到帝国，就向禁卫兵们承诺，他将征服这个世界，欧洲、波斯和埃及同时受到威胁。
颠覆了马木留克政权后，塞利姆占领了巴勒斯坦，耶路撒冷的城墙上飘扬起新月旗帜，巴耶济德的儿子效仿奥马尔的做法，亲自现身，亵渎了圣墓教堂。圣地落入了土耳其人手中的消息传到了欧洲，这对于欧洲来说，仿佛是耶路撒冷第一次被异教徒的枷锁控制，塞利姆的这次征服差点激起了古代十字军东征的精神。再加上奥斯曼土耳其的势力迅速扩张，塞利姆已经战胜了波斯，控制了埃及，即将集中全部力量与基督徒为敌。在拉特朗的第五次会议上，教皇利奥十世（Léon Ⅹ）为十字军东征布道，反抗不可一世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不久以后，经过与枢机们的商议，教皇向英国、西班牙、德国和北欧派出了众多博学而虔诚的特使，负责平息各国君主之间的一切纷争，形成一支联合的力量，反对基督徒国家共同的敌人。利奥十世提前指明了神圣联盟的领袖，宣布所有基督教国家之间休战五年，并威胁，任何扰乱和平的人都将被开除教籍。为了让这项事业得到上天的祝福，这位教皇下令，在基督教世界的首都，宗教仪式与祈祷将持续三天，他亲自主持弥撒，分发施舍，赤足脱帽来到圣使徒教堂。圣座书记萨都莱蒂（Sadoletti）在罗马教皇和教士的面前发表演讲，其中赞扬了教皇的激情和行动，还称赞了基督教君主们互相言和的热忱，以及他们集中力量对抗土耳其人的愿望。神圣的讲道者以慷慨激昂的陈词结束了讲话，他痛斥奥斯曼土耳其民族，在欧洲聚集重兵，大有将其剿灭之势，他又向上帝祝圣，请求上帝赐福给这支新的十字军，好让基督教世界的帝国摆脱穆罕默德，让人们对耶稣基督的赞美传遍四方。
与基督教世界的主要国家联合以后，教皇终于确定了圣战的计划。德国皇帝负责召集一支由匈牙利和波兰骑士组成的大军，他将穿过保加利亚和色雷斯，在巴尔干山脉内外攻击土耳其人。法国国王出动全部力量，带着威尼斯人和意大利各地的力量以及一万七千名瑞士士兵，将在布林迪西登船，东进希腊沿岸，而西班牙、葡萄牙和英国的舰队从卡塔赫纳（Carthagène）及附近的港口出发，将西班牙军队运至达达尼尔海峡。教皇提出，他将亲自在安科纳登船，前往拜占庭城墙下，所有的基督教力量将在那里会师。
君士坦丁堡沦陷以后，希腊人的缪斯在意大利找到了安身之处，鼓动十字军东征，反抗斯巴达和雅典残暴的统治者。拉丁人的灵感也在利奥十世的推动下蓬勃发展，面对这样的机会不甘缄口不言。著名的维达（Vida） [3] 在他的诗篇里发誓，要亲自面对非洲燃烧的沙漠，用头盔汲取扎尔特河（Xanthe）和约旦河的流水，让东方的野人国王纷纷倒在他的剑下。另外一位在西塞罗（Cicéron）学校里长大的作家，提前庆祝了利奥十世的胜利，仿佛已经看到了基督教名垂青史的一天，那天，无数市民将跟着教皇的脚步冲上去，“因教皇拯救了他们的家庭、自由和生命而祝福他。”听到这样的诗句，我们很难相信奥斯曼帝国能够抵御如此这般众志成城的力量。然而诗歌中所有美丽的承诺很快成了谎言，被人们遗忘：基督教君主之间的和平很快被打破，每个君主都调用了原本为东方战争准备的军力，保卫自己的国家。最终，查理五世和弗朗索瓦一世（François Ier） [4] 之间的对抗将欧洲卷入战争，没有人在考虑反对土耳其人的十字军东征。
另外，欧洲的政治局势并非这场圣战唯一的障碍，另外一个困难在于征收附加税很难实现。在最初几次出征东方的过程中，教会要求基督徒献出自己的生命，面对这样的牺牲，没有一个人退缩。圣十字的战争趋于终结，教会向信徒们要求的不过是钱财，却激起了人们的对立和反抗。不仅如此，在为十字军东征传道的过程中，宗教改革初露端倪，改革首先以人民的不满为武器，接着自然而然地扭转了反土耳其战争的精神。宗派与论战的思想让西方民族对基督教国家的危难更加漠不关心，哪怕危险已经降临在自己的国土。激烈的辩论震动了整个欧洲，尤其是德国，在辩论中，教会甚至世俗权威都遭到了路德（Luther）的口诛笔伐，行动联盟已经不复存在，没有了联合的力量，基督徒无法胜过所向披靡的敌人。这就是当时将社会划分开来的思想状态，德国人之间互相憎恨甚于对土耳其人的憎恨，每个派都害怕对手占上风甚于害怕土耳其人得胜。
利奥十世的十字军东征唯一的结果，是激起了土耳其人反对基督徒的战争狂热。塞利姆的继承人苏莱曼占领了布达，率领奥斯曼土耳其大军再次进攻罗德岛。圣约翰骑士团的骑士们危在旦夕，却未能求来基督教国家的援助，只好靠着自己英勇的部队反抗奥斯曼土耳其人。一场持续数月可歌可泣的抵抗之后，基督教骑士团残部来到意大利寻找避难之处。在教皇面前，骑士团大团长与他高贵而不幸的战友将骑士们的功勋和溃败娓娓道来，他们的讲述让教皇和罗马所有的教士都不禁泪流。然而基督教会牧师们的同情也无法实现骑士们对欧洲国王的要求，他们需要的无非是一块弹丸之地，地中海上的一个荒芜小岛，在那里，他们还可以继续与土耳其人战斗。十年匆匆流过，君主们才同意给他们马耳他的一个礁石岛，在那里，声名赫赫的骑士团就像骷髅地荒岩上的基督，即将实现他们最后的牺牲，也就是圣战最后的斗争。
在此期间，布达和罗德岛的征服者出现了威胁多瑙河两岸的迹象。路易二世（Louis Ⅱ）在莫哈斯（Mohas）战败，在全军溃逃之中丧生，留下的王国四分五裂，被土耳其人肆意蹂躏。当教皇克莱蒙七世（Clément Ⅶ）宣告匈牙利的危难时，查理五世侵入罗马城，俘虏了教皇：对于基督教世界，这是多么悲伤而新奇的场景！在深深的牢底，教皇仍然寻找着土耳其人的对手。然而他的努力都未取得成效。奥地利的首都已被奥斯曼土耳其人围攻，幸亏多瑙河决堤，再加上守军英勇抵抗，才保住了城市，如果我们相信一些历史学家，一位土耳其将领被基督徒的金钱收买，他的不忠让基督徒得以平安。
于是，苏莱曼与基督教君主之间签订了和平条约，其中的条件也包括教皇本人。史料指出，苏丹将“兄弟”的封号给了查理五世和匈牙利国王斐迪南（Ferdinand），把“父亲”的封号给了教皇。从此，再也没有人提起反对土耳其人的十字军东征，正如教皇自己所说，他只能请求上帝，“守护基督教世界的安全”。唯一一场反对异教徒的事业最终简化为查理五世在非洲沿岸的两场出征：第一场战争中，他夺得了突尼斯，第二场战争中，他败给了阿尔及利亚人。苏莱曼时日不多了，他曾经将圣约翰骑士团赶出罗德岛，现在他想要继续追杀到马耳他的岩石上。就在那里，圣战的勇武和英雄主义的品德最后一次上演。圣约翰骑士团的基督教部队身处一片废墟之中，几乎被整个基督教世界抛弃了，仍然用尽全力抵抗奥斯曼帝国。为了一雪前耻，苏莱曼亲自率领近卫军来到匈牙利。他占领了众多城市，直到上帝将胜利的苏丹从这个世界带走，德国才得以安全。奥斯曼土耳其最伟大的君主之一死在匈牙利的一个小城之外，当时他正率领强大的军队，准备围攻这座城市。
东方仍然留存着一个十字军东征建立的基督教国家。吕西尼昂家族消亡之后，塞浦路斯王国转移到威尼斯的控制之下。长久以来，王国一直遭受着种种威胁，首先是开罗的马木留克，后来是土耳其人。最终，在塞利姆二世（Sélim Ⅱ）统治期间，一支奥斯曼土耳其军队带着最可怕的战争机械上了岛：原野被蹂躏，尼科西亚和法马古斯塔（Famagouste）等城市无力抵抗异族人的攻击。人们曾经指责威尼斯为了继承吕西尼昂的王朝无所不用其极，然而当土耳其人入侵塞浦路斯，人们看见了威尼斯人所做的一切，他们为了保卫塞浦路斯岛遭受的一切苦难，于是，人们记住了他们英雄主义的勇气和基督教人民的苦难。塞浦路斯岛是古代的奇迹之一，在拉丁人的统治下依然繁荣兴盛，从此以后，却在悲剧的阴影下消亡。时至今日，塞浦路斯能供游人观看的，仍旧是毁灭的悲伤。
在此，历史为了安慰心怀人道主义的朋友们，必须向他们讲述瑙巴克塔斯的著名胜利，土耳其人刚刚征服了塞浦路斯王国，这场战役就紧接着打响了。一支奥斯曼土耳其舰队和一支由奥地利的堂·约翰 [5] 指挥的舰队在亚克兴角（Actium）的古代海域相遇，这场海战让我们想起圣战的精神和热情。战争开始之前，堂·约翰在他的战船上升起了教会的旗帜和圣十字旗，这个舰队一片欢呼，向胜利的宗教标志致敬。在古代，没有一场海战能与瑙巴克塔斯相提并论，在这场战斗中，土耳其人为征服世界而战，基督徒为了保卫欧洲而战。威尼斯以无可比拟的喜悦欢庆基督教舰队的胜利，瑙巴克塔斯的胜利被铸在钱币上，而战役的那一天成为了每年一度的节日。在法国、英国、西班牙和所有的北方国家，人们为这场胜利感谢上苍，这场胜利正符合基督教士兵应有的勇武。由于教皇在基督教军队的这场胜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罗马爆发出最热烈的欢乐。马克·安东尼·科隆（Marc-Antoine Colonne）负责指挥教皇的舰队，胜利进军卡比托利欧山（Capitole）。在阿拉克里教堂（eglise d'Aracoeli），被俘的异教徒掌旗官被吊死，教皇庇护五世（Pie Ⅴ）制定了一个纪念圣母的节日，人们纷纷为战胜了穆斯林的战士们祈祷，节日定在十月七日，正是战役发生的那一天，名为“圣母凯旋节”。
在瑙巴克塔斯的海战中，奥地利的堂·约翰率领大军势不可挡，战胜了奥斯曼土耳其人。
以瑙巴克塔斯战役终结的战争是圣十字旗下的最后一场战争。如此光辉的凯旋之后，基督教的欧洲放下了胜利的武器，没有趁引发穆斯林恐惧之时继续发动战争。整个欧洲社会得以迅速发展。各种力量或是忙于扩张，或是休养生息，谁也不再考虑远地的战争。另一方面，人们因新生文明的利益或承诺回到自己的住所。欧洲刚刚出现了四项重大发现，美洲，通往印度的路，印刷术和火药，战争、法律、道德、工业，一切都将改变，在十字军东征的革命告一段落的时候，一场新的革命突然出现了，现在，轮到这场革命占据精神领域，并将关于战争的一切思想引向其他事业。
对于基督教国家来说，令人愉快的形势是，当为了保卫欧洲的十字军东征趋于终结，土耳其人的军事力量也同时衰落。东方的中世纪历史中存在一条奇特的规则，大多数穆斯林王朝都是通过军事行动迅速崛起，然后在胜利之中戛然而止，奥斯曼土耳其人仿佛在征服希腊的过程中耗尽了全部力量。这次征服最后一次实现了阿拉伯预言的警告，此后，他们的军队不再所向无敌，而他们的衰落就此开始。帝国扩张，力量却没有增长。当西方人不再恐惧，他们毫不犹豫地利用条约与之接近，风水轮流转，基督教的欧洲开始起兵攻打奥斯曼土耳其人，或者向他们派去使者。这正是伊拉克利翁（Candie）战争时的情形。在这场战争中，路易十四（Louis ⅩⅣ）向威尼斯人送去了援助，同时在港口附近安排了一名长官。
为了征服伊拉克利翁，土耳其人付出了闻所未闻的努力，他们失去了许多支军队，即使这样，这场战争一时之间还是激发了土耳其人的战争狂热。整个帝国再次武装起来，三十万穆斯林驻扎在维也纳城下。德国在恐惧中等待着救援，索别斯基带着波兰人赶来，重振了萎靡的士气。一六八三年九月十三日，两军交战。胜负不久便见了分晓。战后，波兰国王写道：“上帝保佑，把胜利给了我们的民族；过去的几个世纪中从来没有过如此光辉的凯旋。”战斗第二天，教士们在维也纳的教堂里唱起了《上主，求你垂怜》，穆斯林长官曾经发誓将那里变成清真寺。穆斯林的旗帜被献给了教皇，索别斯基向法国国王报告了战争的胜利和基督教国家的安全。
同时，波兰人在普鲁特河（Pruth）两岸与土耳其人作战；一支舰队在麦索尼（Modon）、科罗尼（Coron）、皮洛斯（Navarin）、帕特雷（Patras）、科林斯和雅典等城市插上了教皇和威尼斯的旗帜。各地的奥斯曼土耳其人纷纷战败溃逃。两位土耳其军官以及众多帕夏 [6] 为伊斯兰教的战败丢掉了他们的脑袋。土耳其人将种种灾难归于上天之怒，穆罕默德四世遭到人民和学者的一致控诉，在灾难的喧哗中慌忙退位，整个帝国陷入一片混乱和麻烦。在那个时代，卡洛维茨（Carlowitz）条约证实了土耳其民族的损失和基督徒无可置疑的优越地位。
在卡洛维茨条约中，有两件事在历史上值得注意：两个世纪以来，匈牙利一直全力抵抗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其领土的重要性正如基督教国家的温泉关，内忧外患之中，匈牙利的力量终于削弱，同时成为德国皇帝和君士坦丁堡苏丹的战利品，失去了独立，后来在奥地利家族的控制下重新统一。在签订条约的国家和君主中，出现了莫斯科的沙皇，在此之前，这支新的力量从未出现在基督徒与异教徒的斗争中，后来却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带来了最可怕的打击。
如果土耳其人依然是从基督徒手中夺来的许多地区的主人，那是因为这巨大的帝国并未引起欧洲君主的任何不安。从此以后，欧洲人不再把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看做一支需要用武力摧毁的力量，而仅仅消除或夺取了帝国的财富和利益，这些财产就在帝国手中，却不归帝国所有。这场征服由欧洲工业全权负责，并由外交手腕辅助。自从著名的罗德岛巨像倒塌，长久以来，它始终躺在地上，没有人将其重新立起。最终，商人们来了，瓜分了铸成巨像的青铜，用骆驼运走。一切正如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命运。
注释
[1] 指穆罕默德二世的儿子巴耶济德。
[2] 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弗兰德尔历史学家。
[3] 马尔科。吉罗拉摩·维达（Marco Girolamo Vida），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诗人。
[4] 即位前通常称昂古莱姆的弗朗索瓦（François de Angouléme），又称大鼻子弗朗索瓦（François au Grand Nez），骑士国王（Roi-Chevalier），被视为开明的君主，多情的男子和文艺的庇护者，是法国历史上最著名也最受爱戴的国王之一。
[5] 比利时血统的王子，查理五世的亲生儿子，原作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