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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章 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人们如何看待十字军东征
培根的观点。莱布尼茨交给路易十四的论文。最后一次反对土耳其人的十字军东征。人们前往圣地朝圣。
（十七世纪与十八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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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激情曾经孕育了十字军东征的传奇，在我们现在要说的历史阶段，这种热情变成了思辨的观点，并不怎么吸引国王和人民的注意，却常被作家和学者讨论。这样，圣战的来龙去脉引起了不少哲学辩论。也正是因为十字军东征成为了被讨论的话题，我们可以说，促成十字军东征的热情已经不复存在。路德的一些信徒甚至将土耳其人视为宗教改革派的同盟，他们之所以得出这个奇怪的观点，是因为他们相信罗马教皇是发起圣战的唯一动力。然而除了在十字军东征末期，教皇从来不是十字军东征的真正领袖。教皇表现出来的作用，就像基督教国家警醒的哨兵，像基督教欧洲的忠实守卫，在危难之日，他们对圣战的热情仅是一种宗教爱国主义。
尽管如此，我们即将说到的大作家和以学识闻名的人都属于改革派，而他们却为这个基督教国家对圣战漠不关心的时代扼腕叹息。财政大臣培根（Bacon）在《圣战的对话》中，为了证明土耳其人是野蛮不化的民族，展开了他所有的雄辩术，他分别援引自然法则、人权和神权反对这个野蛮民族，对于土耳其人，他拒绝使用“人民”这个词，并支持对他们发动战争，就像“与海盗、食人族和野兽的战争”。
人们纷纷赞同这位声名显赫的财政大臣提出的观点，此前西方还从未有过如此夸张的想法；最热衷于十字军东征的讲道者也从来没有达到这种程度。另外一位同时代的哲学家说起与土耳其人的战争时，表现出更多的谦虚和对事实的尊重。当路易十四打算对荷兰兴兵时，莱布尼茨（Leibnitz）为他送去了一篇论文，鼓动路易十四下决心重走圣路易出征埃及的道路。莱布尼茨将埃及称为“东方的荷兰”，征服这片富饶的土地将促进信仰的胜利和传播，为笃信基督教的国王带来亚历山大大帝光辉的声名，为法国的君主制带来最强大的权力和繁荣。他说：“埃及是农业与手工业之母，即是非洲和亚洲之间的藩篱，同时又是两者之间的通道，埃及是东西方交流的接点，是商品的大货仓，一边通往印度，另一边通往欧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埃及又是周边国家的眼睛，因肥沃的土地和包围在沙漠中间密集的人口而繁荣富饶，埃及聚集了自然和艺术的奇观，几个世纪以来，似乎正酝酿着新的令人叹为观止的传奇！”这位德国哲学家已经看到了基督的信仰在亚洲复兴，所有的民族汇聚在同一种律法之下。总而言之，他发现了得到埃及对于法国和基督教国家有如此重要的利益，以至于在他看来，除了点金石以外，世界上再也没有事情什么比征服这个国家更重要了。
我们可以看到，十五世纪和十七世纪的许多论文都是为了鼓动基督教国家的力量向东方开战而写。赛尔的圣弗朗西斯（Saint François de Sales）生于亨利四世的时代，他常常在信中表达自己想看见圣地摆脱异教徒的枷锁的愿望。波加尔将他出版的历史汇编命名为《上帝与法兰克人的契约》，其中，他表现出对圣十字名下的战争事业的无限热爱。在路易十三的一次祝圣礼上，许多人请求国王效仿前往东方的前辈们，并向他保证，只要光复拜占庭或耶路撒冷，他必将得到英雄与圣人的荣耀。就像这样，人们依然在祝圣礼上为圣战布道，却没有人郑重考虑过领取十字，拿起武器。十字军东征渐渐落入了诗歌的领域，仿佛是那些人们已经不再相信的童话传奇，却仍然让诗人们激情燃烧。当塔索（le Tasse）吟唱起耶路撒冷的解放，圣战只是一场神奇历险。当布瓦洛（Boileau）在给路易十四的书简中说：
“我已在达达尼尔海峡边等待了你六个月”，
除了奉承这位伟大的国王，我们想不出他还有什么别的意图，而这句奉承足够充分地表现了十字军东征的记忆在那时的思想中仍保留着诗意和荣耀。
然而，仍然有基督教国家尝试着反对土耳其人的最后努力。卡洛维茨条约签订几年后，由于担心失去伯罗奔尼撒的控制权，威尼斯向教皇请求援助。克莱蒙十一（Clément Ⅺ）派出教皇特使来到欧洲各地，鼓动民众和国王们拿起武器。在所有的教堂里，人们开始为圣战布道，基督教的缪斯也齐声为十字军东征传道。西班牙、葡萄牙、热那亚、托斯卡纳和马耳他骑士团都调动军舰；庞大的舰队扬起教会的旗帜，奔走于希腊群岛和亚洲沿海。克莱蒙为战争慷慨献出他自己的财富，他说，他心甘情愿用“变卖圣骨盒与圣杯”买来凯旋。在他的号召下，大军来到了土耳其人面前，此时，土耳其人正在向德国进军；除了附加税，罗马教廷还征集了六千名瑞士士兵，聚集在德国军队旗下，基督徒战士们在匈牙利和伯罗奔尼撒作战，所有基督教国家都在为他们的胜利祈祷。当打败土耳其人的消息传来，教皇带着神圣的枢机主教团来到圣玛利亚教堂，感谢上帝赐予军队胜利，人们曾经向圣母祈求援助，胜利之后，从异教徒手里夺来的旗帜被放在了圣母的祭坛上。这时，奥斯曼土耳其人听到了命运的急促召唤，叫他们停止扩张，只求保卫自己的帝国，现在，轮到奥斯曼土耳其遭到德国和俄国的威胁。自从基督教国家不再有后顾之忧，教会也就不再鼓动反对土耳其人的出征，君主们的野心和古希腊的记忆成为了东方战争唯二的动机。
在所有反对奥斯曼土耳其的战争中，回忆和传统已经不再能唤醒基督徒民众的热情。触及信徒们心灵的是西方每个民族保卫自己家园的必要性，而不是仅凭耶路撒冷的名字，仅凭想象耶稣显现神迹的圣地。当西方人不再与穆斯林作战，他们重拾前往圣地朝圣的传统，海外十字军战争结束时，一切正如所有战争开始之前的状态。从七世纪到十七世纪，许多圣贤和声名赫赫的君主以朝圣者的身份拜访了犹大山脉；基督教国家的大多数君主效仿查理曼大帝，不再靠解放耶路撒冷城增添自己的荣耀，转而保护居住在犹大山脉的基督徒。弗朗索瓦一世的协议被他的大多数继承人一再更新，规定了许多条款，保证基督的信徒在异教民族中得到和平与宗教活动的自由。在亨利四世的统治下，法国派往君士坦丁堡的使者戴萨伊（Deshayes）拜访了耶路撒冷的信徒，为他们带去了国王仁慈的慰问和援助。努万泰（Nointel）的伯爵代表路易十四访问土耳其苏丹，然后也来到了圣地，在骷髅地和圣地，人们纷纷祝福这位强大的君主。波扎雷瓦茨条约（traité de Passarowitz）签订后，土耳其宫廷庄重地向路易十五（Louis ⅩⅤ）派来大使团。这支大使团负责向笃信基督教的国王宣布奥斯曼大帝的一项敕令，土耳其同意耶路撒冷的天主教对圣墓拥有全部权利，并可以自由修复教堂。基督教国家的君主每年向圣城输送贡品，在庄严的仪式中，复活教堂成为基督教国家国王的财产。来到耶路撒冷的朝圣者们不再由圣约翰骑士团接待，接待他们的是亚西西的方济各（François d'Assis） [1] 的信徒，他们成为了圣墓的守护者。
返乡。一个返乡的骑士窥见一些妇女和儿童正在祈祷。
然而正如十字军东征，朝圣也有发展、变化和衰落的阶段，朝圣者的热情就像十字军战士的热情，与整个欧洲社会的主流情绪和观念息息相关。宗教冷淡的时代已经来临，这个时代与我们的当代毗邻，圣地对于基督教欧洲来说完全成为了异域。上世纪末，整个世界见证了一支军队从法国各港口出发，前往东方。法国战士们在这场光荣的出征中，在金字塔下、提比利亚、塔珀尔山和耶路撒冷大败穆斯林，战场与西方世界如此之近，却没能震撼人们的心灵，甚至没有吸引到人们的注意：在西方的主流观念中，一切都改变了。
注释
[1] 是动物、商人、天主教教会运动的守护圣人，也是方济各会（又称“小兄弟会”）的创办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