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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大风暴的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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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那次批判会后，我又被那两人召去过几次，我们的谈话内容与上次所谈的大同小异。一次，他们要我将所认识的美国人及欧洲人的名字及他们的职业，还有我是何时何地、在何种情况下与他们相识的，一一向他们交代明白。待我把这一切都写好交上去时，他们只用眼角草草瞄了一下。他们并不问及公司的一些具体实际事宜，只是一味启发暗示我，要揭发亚细亚公司原老板及我自己的罪行。他们除此以外，对我并没有其他要求。
我当时就有一种感觉，似乎他们在故意拖延时间，以等待上边的指示。因为当时，在共产党党内，正进行着尖锐的夺权斗争，争夺的焦点，就是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问题。
据透露，在八月初一次中央委员会议上，毛泽东写了一张大字报，题为《炮打司令部》，重点在于揭发在人民政府内（即以刘少奇为国家主席的政府机构）及党中央书记处里（以邓小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书记处），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因为他们的政策，保护了资产阶级，并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这张大字报在全党及政府各级领导机构引起强烈的反应。为了挽救自己在当时形势下的名誉，刘少奇作了形式上的检讨，诸如为了满足城市副食品供应，他实施了准许农民保留自留地、设立自由市场的经济政策．使资本主义在中国具有得以复辟的温床，促使了社会主义的倒退。事实上，正是刘少奇施行的这一经济政策，在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o年的大跃进失败后，挽救了面临崩溃的中国经济。然而刘少奇的自我认罪，是一次战术上的错误，这使他自己陷于一种十分不利的困境之中，从而使激进分子找到攻击他的突破口。
毛泽东在中央委员会的胜利，促使极左分子组成中央文革小组来替代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机构。渐渐地在红卫兵和"革命群众"的围攻中，各级党政地方机构全面瘫痪了。中央文革小组成了最高的统治机构。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就是其中成员之一。他们拥有绝对权力，而且全体文革小组成员，都被选进中央政治局。在整个文革期间，江青以毛泽东妻子的身份，以毛的发言人及代表自居，借传达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为名，进行篡政夺权，以满足自己的私欲。如此一个曾在政治生涯上冷落了几十年的残暴又野心勃勃的女人，一旦得势，一点都容忍不了任何不同意见和对她的隐瞒或虚设的权力。成千上万党的领导人、艺术家、作家、科学家及普通老百姓，因为她的无端猜疑而受到残酷的迫害。不知有多少人惨死在她的亲信，即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
在八月份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上，国防部长林彪被指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他对毛泽东的颂扬之词被载入大会的公报之中，刊发在报刊上。林彪声称毛泽东是当代最体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把毛泽东的名字放在列宁的继承者斯大林之上。这种提法，在长达十年之久的文革中，即便在林彪被打倒之后，那些激进分子们都一直没改变过。
一天，在中央委员会的公报发布之后，胡先生，我丈夫的一位朋友，来我家看我。在中国，妻子与其丈夫的朋友，是不大交往的。所以自我丈夫亡故后，他也不大上门，只是在新年，按中国习俗来拜个年，问一下我女儿的近况，稍稍坐上一会就告辞了。他常提及我的丈夫，很推崇他的为人，也十分留恋他们之间的纯真友谊。通常他每次来拜年时，总留下一个红封包，那是给佣人的小账。这是在共产党接管中国后，在极小部分守旧人士中残留的一种旧俗。对他的来访，我是很欢迎的。我认为胡先生虽然脾气有点让人捉摸不准，但待人却是极其真诚的。
当老赵告诉我他来造访时，我好生奇怪。我让老赵把他请进会客厅，并准备好茶点。
胡先生原是一家油漆厂的老板，他厂里出品的油漆驰名全国，并出口至香港及东南亚各地。上海解放后，他在共产党领导下仍然经管该厂。一九五六年对私人资本主义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他的工厂被国家接管，政府向资本家以每年七厘[1]的利率，按估计的资产价值发放十年定息。资本家除接．受这一切条件外，别无他法。因为胡先生是搞技术的，政府就请他留在原厂任总工程师兼副厂长。另外，共产党另派任党委书记及厂长来管理工厂。胡先生属于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人，但与西方文化接触不多。他热衷中国书法，写得一笔好字，谈吐温文含蓄。他并未受到过崇洋媚外的指责，因为他自己个人的品味、学识和生性充满了中国式的格调。总的来说，在历届适动中他都表现得很好。因为胡先生没有海外关系，这令他有别于其他那些从国外回来的留学生，领导对他并不太怀疑。他对己失去工厂和不得不接受较低的职务所持的态度，始终令我困惑不解。一次我丈夫曾告诉我，许多私方对共产党派来管理工厂的人员，都觉得难以相处，唯独胡先生却与这些替代也掌管工厂的共产党书记相处得很好。
"听说你也卷入了这次文化大革命，不知你近况如何？"胡先生这样解释他的来意。。
"我想情况比较糟糕。亚细亚公司上海办事处正在接受审查，我已被传问，并被要求参加了批斗公司从前的会计主任的斗争大会。"我告诉胡先生，"那些找我谈话的人，好像流露出我们公司在业务上有违法现象，但他们又没明确的表示。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我向来不曾参加过任何政治运动。"
老赵端来一银质托盘，上面搁着我最好的瓷器茶具，一盘堆得满满的英国式小蛋糕及切得薄薄的三明治。这原是我款待那些英国及澳大利亚朋友们用午茶时的规格，老赵这是把胡先生当作上宾来招待。他把托盘置放在沙发前的咖啡桌上。这时，走廊的电话响了，他便去接电话。然后他即刻回来告我："又是那班人。他们要你立即去一次。"
"告诉他们我很忙，明天再去吧。"我说。
老赵出去后，我听到他在电话里与他们激烈地争辩着什么，然后他又回来说："他们硬要你即刻就去，说有什么十分要紧的事。
"是谁打来的？假如真的有什么要紧事，不要因为我而耽搁了。"胡先生说。
"就是那些要审查我的人。"我告诉他。
"喔？那你得快点去。他们的话你怎么能不听昵？我就在这儿等你，我要好好分析一下你目前的处境。我是你丈夫的好朋友，我要对他尽责，这是我的义务。你缺乏应付他们的经验，这些人既卑鄙又心狠手辣，你可千万不要得罪他们！"胡先生说。看来他实在十分为我担心。
听说他会在这儿等我，我感到很欣慰。我想听听他对文化大革命及中央的一些看法。我是四点光景离家的，当我回家时，已经八点了，胡先生仍在我家里等着我。当他从会客室里出来，迎接我时，看得出，他大大地松了口气。
"对不起，让你久等了。"
"来，坐下歇口气。那边怎么了？"
老赵给我递来一杯热茶，我呷着茶，把那边的情况一一向他诉说。
今天除了平时那两个召集人以外，叉多了一个家伙，看来像是他们的上级，可能为了讨好那位新来的上级，那两人对我变本加厉地凶狠。我一跨进房，其中一人就气势汹汹地说："叫你来，你为什么不愿来？"
"我正忙着呢。你应该在早晨先打电话通知我。"
从前，他们还会让我坐下谈，但今天，他们却一直让我站着。
"我们又不是请客吃饭，我们这是在对你审查。你应当随叫随到。"那人冷笑着说。
我总想坐下来谈。
"看你那么一长串的洋人名单！你哪来这么多外国人朋友？你一定与他们十分臭味相投，并且很是崇仰他们的生活方式吧？"他用谴责的目光盯着我，继续滔滔往下说，"你说他们对中国和中国人民都很友好，他们中有的是在中国生中国长的，你还吹捧他们十分推崇中国的文化且又精通中文。但他们其中的上几代，在贩运鸫片中发过财。他们在中国拥有工厂、商船、仓库等等，应有尽有。解放后，他们失却了这一切、他们怎可能对人民政府有好感呢？在国民党统治天下时，他们是喜欢中国的。他们可以拼命掠夺剥削中国老百姓呀，他们可以大发其财呀。但现在，他们肯定不会再喜欢中国了。你那外国人对中国友好之说，简直是天字第一号的笑话了。那些外交官，都是他们政府派遣来收集情报的特务，以颠覆反对我们的政权。他们怎可能对我们友好呢？你根本不必为他们贴金，把他们扮成大慈大悲的菩萨。他们就是我们的敌人。但是他们是你的朋友，现在你该清楚你是站在什么立场上了吗？"
"我认识他们并非因为我要巴结他们。他们多数是在我的已故丈夫当外交官时，或旧时主持外交部上海办事处时就结识的。"
"那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外交部在上海的办事处！你丈夫是国民党反动高级官员，后来又成为外国资本家公司的总经理。"他讥诮地挖苦着我，"你丈夫的经历有什么可以吹嘘夸耀的？"
"他就任亚细亚石油公司上海办事处总经理，是得到人民政府上海工商局批准的。工商局发给他委任状。至于国民党反动官员之说，一九四九年解放后，他留在了上海，没有随国民党政府去台湾，这不证明他是支持共产党革命，拥护人民政府的吗？"
"他留在上海，说不定还有其他原因，这个以后我们慢慢再研究。现在，你必须交代在英帝国主义指使下，你作为亚细亚公司的忠实代理人，所犯下的一切罪行。"
"我在亚细亚公司所做的一切，都是按照政府法律和管理条例而行事的。"我理直气壮地说。
那位新来者，一直一声不吭，只是不停地抽着烟，弄得满房间乌烟瘴气的。这时，他把烟蒂往地上一扔，将脚一踩，上下打量了我半天以示威胁，方才缓缓地开腔了："你的生活作风难道一点没问题？你和外国人有这么长久的交情，难道在这期间，你就没说过错话，做过错事？"
"不论我有否讲过什么错话，做过什么错事，但可以肯定，我没做过什么反政府的事。"我毫不含糊地说。
"这得让我们来下结论。现在，你必须承认，你讲过错话，也做过错事。"他奸笑着说。
"什么话！我不承认。"我说。
那新来的比其他两人更阴险，他的嗓门虽然不高，但我肯定，他在暗使诡计诱我上钩。于是，他把话题一转，说："把你们公司的情况简要讲一讲。"
我简单地把我们公司情况讲了一下，完了那人就说："这和你写下的完全一样，我想你大约是把写过的那些全背出来了。你为啥这样小心翼翼呢？"
"不管你们盘问我几次，我要说要写的就是这些，因为事实也就是这样。"我说。我好像觉得这场谈话已延续了相当长时间，胡先生还在等我呢。我看了看手表。
"怎么了？焦急了？这样的谈话让你不舒服了？"那家伙洋洋得意地说。
"我想你们这是在浪费时间。"我说。
"我们不怕浪费时间，我们极有耐心。我们共产党花了二十二年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最后我们胜利了。只要我们认准了目标，我们会追击到底的。"
一阵难堪的沉默，我们就这样僵持着。猛地，上次在斗争大会上发言的那位，又拿出他那副腔调来，他声嘶力竭地对我嚷着："我们决不会放你过关的。你必须老实交代你的一系列所柞所为，以表示你改变立场的决心，否则，你的后果不堪设想。我们可以肯定，你是英国的派遣特务。"
他们这是第一次运用了"特务"这个字眼。过去，他们不过只是隐隐暗示一下而已。可能这已超出了上级所给划定的范围了，那另外两人颇有点意外地看看他。
他这种拿起鸡毛当令箭的腔调让我觉得好笑，我轻声在喉咙里咕哝一下："你才是受人家派遣来的小脚色呢！"
那新来的接嘴说："目前，你或许已记不清你说过些什么，做过些什么了。回去再回忆一下好吗？把说过的话做过的事都写下来，一笔一笔都写下来。我们可以给你充裕的时间。 两个星期够吗？"
"两年也没用，我不愿编故事。"我告诉他们。
"好，就两星期吧。承认错误是痛苦的，但你必须那样做。伟大领袖毛主席允许人家承认错误，但承认错误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这个过程确是痛苦的，但唯有这样才能使人脱胎换骨。你愿意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做个好公民吧？那你就一定不能落伍。我们要你承认错误，并不是我们不掌握事实，只是我们希望给你一个机会以表示你对党的忠诚。"
我想跟他说，他有点神经失常了，但还是忍住了没说出口。我不愿再继续这种毫无意义的谈话了。
他还以为我的沉默表示我已有点给说服了，所以就放我回家了："天色已晚了，回去把我说的好好思考一下，两星期后我们再来传审你。"
听完了我的叙述后，胡先生默然不出声，这时老赵进来请我们用晚餐了。我的厨师为我们准备了几色可口的中菜，因为他知道胡先生不爱吃西餐。进餐时，我们故意不谈文化革命这类不愉陕的事，只谈谈各自的孩子们。我们的孩子们在社会主义中国的表现都很好，没有为各自家庭出身所影响，他们都很争气，我们都为此感到骄傲和安慰。
我们重新回到客厅，我就把刚才那几个人与我纠缠不清时我所产生的几个疑问，一一对胡先生和盘托出：
"他们似乎认为，只要我认罪，哪怕胡编乱造，也无所谓。是这么回事吗？"
"就是。他们才不管什么青红皂白；只要达到让你认罪的目的。"
"但那有什么好处？如果大家都作假交代，不是把他们自己都给搞混了？"我百思不得其解。
"他们就是要你认罪交代，这是他们的职责。假如你违背他们，就表示你不投入运动。所以结果每一次政治运动来临，许多人就卷入了并作了多次交代。当那混乱过去以后，他们便会复审材料，有些处理不当的可能会改正。
"那要等多久?"我问。
"少强两年，或许等一辈子。每个单位至少有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五的人会打成阶级敌人。这是文件中核定的百分比。"
"太可怕了。"我惊叫道。
"确实可怕。事实上，老百姓中哪有这么多人反对政府的？为了完成比例，某些领导往往把他们不喜欢的人，比如平时要发发牢骚的，不驯服的，都被列为敌人。但不管怎样施加压力，一个人总归不能任意作假交代的。"胡先生正式说着，对我慎重地注视了一下，以加重他语言的分量，完了他叉加了一句："那就是我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奉行的原则。"
我这才明白，这是他此行的目的，他是来给我这个忠告的。他只是没有开门见山地点穿：不管受到怎样的压力，绝不能随便作交代。因为在中国式的家庭，但凡训练有素的佣人，总是垂手侍候在侧的，特别当有客人造访时。他不愿老赵听出他的意图。胡先生向来事事胆小谨慎，处处设防，不轻易相信任何人。
"人的忍受，有时是有限的。但决不能因此轻易地、不论是非地胡乱写下些东西，以满足他们，希望借此从他们种种折磨中解脱出来。绝对不能这样做。他们决不会对你的坦白交代满足。一旦你开始交代了，他们会要求你交代揭发更多的内容，即便是假的。如是变本加厉地逼迫你，结果，你自己就会陷入泥潭而不能自拔。这样的人，我见得太多了。"胡先生以婉转含蓄的语气说着，他向来不说"你应该如何……不应该如何……"
胡先生的告诫既及时又珍贵。十分感谢他，出于对已故友人之情，冒险赶来给我这一臂之助。当他领会我己明白了他的来意后，他又与我讲述了些有关政治运动的一般常识。他告诉我，他是"老运动员"了，这类政治运动他经历得多了，因而也积累了一套应付的经验。
"你对中央的公报是怎样看的?"我问。
胡先生摇摇头叹了口气，略略想了想，说："每一次运动的初期阶段，往往是最可怕的。这股台风在几个月后，就会逐渐减弱，约一年后，兢会过去的。"
"要一年呀！这么长！"我说。
胡先生对我这种少见多怪之态微微一笑，说："一年，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只不过是几千年历史长河中的一瞬间罢了。对时间，我们与欧洲人的观念，是截然不同的。对不起，我这里是班门弄斧了，对欧洲人，你比我要熟悉得多！"
"他们说我是派遣特务，就因为他们认为，我与英国人很熟悉。"
"他们这一套只是骗骗老百姓而已。用不多久，他们会把每一个他们不信任的人都一一打倒。目前只不过针对着你而已。
胡先生起身告辞了。他让我随时都可打电话找他商量。临走他又给了我一条最后的忠告："有的基层领导干部，其实持有一种自卑感。他们虽然手中有权，但他们内心总有一种自卑。这是非常不幸的，因为这些人为了保持他们自己的尊严，就利用他们掌有的权力让我们过得不舒畅，或对我们进行种种刁难和侮辱。所以当他们盘问你时，你要表现得不卑不亢，千万不要触怒他们。他们是心狠手毒，什么事都做得出的。"
"我不会奉承人，但我还是要说，十分感谢你给我的种种告诫，我会记住它们的。"我说。
因为让自己的事给搞得七荤八素了，我这才想起，还没问及他的状况和处境。
胡先生以一种听天由命的神态讲起大道理来："我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分子了，另一位已接替了我过去的工作。我把辞职申请送到我们党委那儿，表示作为过去的私方人员，我的阶级成分，不适宜再担任科室职务。"
当我听他说到，他现在已是以一普通工人的身份，在他自己开设的厂里做工时，我大吃一惊。但他似乎一点也不为此感到伤心。
"我们算蛮不错了。"他说，"当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建立政权时，据我所知，所有的资产阶级都被枪毙了。但我现在还活着，还能过上三世同堂的日子，我已十分知足了。我要求党委把最艰苦的体力活让我去做。所以我现在做的是苦力活：搬运原料或推煤车。因为不会有人妒忌一个做苦力活的。你知道，当我主动去要求领导分配自己做这种粗活时，那位党委书记似乎对我此举十分同情。我们之间相处得很好。"
我想起丈夫曾对我说过，胡先生之所以还能与他的党委书记和睦相处，就是因为胡先生出力，党委书记获荣誉。历年来，这家工厂都获得先进称号和超额红旗。
"你过去不也为你们书记做了许多事？"
"就是呵。厂里大部分具体事情都是我做的。为了创办这家工厂，我真是呕心沥血呀。一九三o年这家工厂刚刚成立，我只雇了几个工人。而一九五六年当我把这家工厂上交给政府时，工厂已拥有五千个工人了。我们还建立了一个实验室，还有一个青年技术员训练中心。"
"你何苦要当个杂务工呢？按你的学历和经验，就是当一名普通工人，也绰绰有余呀。"
他连连摇着手说："在当前形势下，当名勤杂工也不是坏事。我们这些勤杂工是在车间外露天作业，在工棚里休息，即使车间里发生什么事故，也没人会把赃栽到我头上，污蔑我有破坏机器之嫌。在开展运功时，出于高度敏感，一个资产阶级分子，必定被列为第一号可疑对象。"
发表完这通明智之见后，他就告辞了。当他与我握手道别时，他说："要适应环境，要活下去。只有力图活下去，还可能看到我们的国家兴许会有变化。"
从佣人们所持的态度及他们特地准备的菜肴，我感到他们是十分欢迎胡先生的来访。待我上楼回到卧室里，陈妈已在为歌准备睡衣和拖鞋。她劝我要听听胡先生的忠告。她认为胡先生是个可靠的朋友，一个好人。
与知已有这样一场促膝谈心，是一种莫大的安慰。我已抱定宗旨，不写任何假交代以满足那些激进分子了。
因为连着几天没有受到那些整我的人的干扰，我的情绪似有点好转了。八月十日是我女儿的生日，我决定为她举行一个小型聚会，以驱散一些近日弥漫积郁在家中的阴霾窒息的气氛。我让女儿邀请几个朋友，再打电话给我的老友李菁，邀她也来参加：
我第一次遇见李菁，是在一九三五年秋天，那时，我还是一个初识伦敦的学生，她则刚从皇家音乐学院毕业。不久，她与一位中国官员结婚，跟他一起回国了。她在她母校，当时称上海国立音专当教授，担任钢琴系系主任。她的丈夫苏雷，是一位香港富商的儿子，在英国的中学及大学，接受了上流社会的教育。他生长于充满殖民主义色彩的香港，并对它抱极端的仇恨。在三十年代初期，在英国大学中涌现出一些杰出的、观点激进的作家和教育家，他们的宣传和报道，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成了一位偏激的爱国者，同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当共产党军队向上海逼进时，苏雷欣喜若狂，认为在中国建立一个恢复民族自尊的实事求是的新政府，已为时不远了。他不愿随国民党去台湾，并且还热诚地劝说他的朋友们，也留在中国，以迎接全国解放。一九五o年，在对大学进行改造的运动中，他的妻子李菁，被免去了钢琴系系主任的职务。当苏雷发现，接替她的那位党员，竟然不懂音乐之时，大为惊讶。一九五三年，共产党发起了三反五反运动，矛头开始对准上海的工商界人士及像苏雷这种曾在国民党经济机构服务过的官员，这时，他再次受到更为严重的打击。虽然事实证明，苏雷是清白无辜的，但他还是成为挨整的对象。他被迫停职反省，被运动领导人车轮大战地折腾、审问，还对他开了批判会。
像苏雷这样的，都不能被一般的共产党员所信任，那么，如何让人能信服在这个由贫困者及受压迫者执政的制度下，可以让我们这些人脱胎换骨改造得革命化呢？抗美援朝后，人民政府愿与香港建立贸易往来，苏雷居港的家族，就趁机直接向北京方面提出交换条件，要求让苏雷出境赴港。因为北京方面已同意接受他家族的条件，上海当局也就只得批准他带着两个孩子离开。
由于他们企图斗争一个竟敢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富家子弟的计划落空了，他们竞扣下李菁的出境证令她不能与丈夫及其孩子同去香港，借口为：上海国立音专的工作需要她。从此，她没在丈夫活着时再见到他，直到一九五七年她丈夫在香港逝世。自一九五六年共产党第八次全国大会后，空气较为民主宽松了，李菁获准赴港参加丈夫的葬礼，并得以探望两个孩子。从此以后，她就留在香港。直至一九六o年，她又被她魂牵魄萦的音乐学院邀回上海了。因为此时，她的孩子已由他们的伯父带往澳大利亚。
一九六o年李菁回上海时，正值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失败而造成的困难时期。全市食物短缺，每天清晨，在公安局门口排起绵绵不绝的长龙，等着申请出境证。有人看到在这个时刻，李菁从富裕的香港回到饥饿阴影笼罩着的上海，就把她推出来作典型宣传。我在报上读到她回上海的消息。平时，报上是只刊登一些高级领导人或外宾的活动情况。这次，却把她捧得像只金凤凰一样来欢迎她；并请她担任市政协委员。这个机构是出政府所推选的文艺工作者、作家、宗教界领袖、著名工商业家及国民党高级官员所组成的，他们的任务是为他们这个层次的人员作榜样，拥护和宣传当前政府的各项政策，从而协助政府在各自领域建立一个拥护共产党政策的楷模。与此同时，政府也授予政协委员一些必要的特权，如分配他们一些较好的住房，能在指定的特殊饭店进餐，在那里能吃到一些不必凭配给券供应的、市场短缺的食物。
极左路线表扬一个人，往往是只凭其利用价值而不考虑他本身的一些美德，虽然他们经常也谈谈道德。李菁是早在六年前，中国正值困难时期，担任市政协委员的。但这些已成为过去了。而今，她对他们已失却利用价值了。而且某些领导喜欢让人奉承拍马，绝对服从，而李菁偏偏对这两者都不擅长。事实上，她曾经跟我说过，这种政协会议让她十分不自在，每每要她对在极左路线干扰下的音乐及教育政策表示拥护时，她总是保持缄默。她对授予她政协委员这头衔，并不热心，这自然会触怒一部分人的。
在我给她挂电话时，我就想到上面这些有关李菁的剪影。我很高兴她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八月十八日，我女儿生日那天大清早，陈妈就不见人影。她是个虔诚的佛教徒，总在我女儿生日那天，去静安寺庙为她宠爱的曼萍烧香许愿。她知道我反对她去菩萨庙，因为我是基督徒。因此她总是老大清早就悄悄溜出去，然后，再悄无声息地溜回来，使我不觉察到她的外出。我也总是佯装浑然不觉，不去点穿她。
当我在客厅里插花时，她回来了，我听到她在食品储藏室里，与厨师用反常的激动的嗓音在诉说什么，在她走进过道时，她在用手帕擦眼泪。
"怎么了，陈妈？"我问她。
她闷闷地走进房里。"发生什么事了？"我问她。
她坐在餐桌边。嘤嘤地哭起来了。"他们在砸庙。"她抽泣着说。
"谁在砸庙？"我问，"不会是政府吧?"
"哎，都是些毛头小孩子，看样子是学生。他们说毛主席叫他们破除迷信，还说，和尚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
"那些和尚怎样了？"
"还能怎样？学生把他们包围起来，有些还挨了打。当我赶到庙里时，我看见他们都蹲在天井里。许多人在看热闹、其中一人说，学生要把庙宇拆掉，把菩萨烧毁，像他们在别处所做的那样。我亲眼看见，有几个学生爬到屋顶上，把花砖扔下来。"陈妈哭诉着。
"好了，别难过了，陈妈。你依旧可以在家里祷告。现在教堂已关闭了多年，基督教徒都在家里祈祷，你也可以这样的。是吗？不管怎么，今天是曼萍的生日，你不要掉眼泪呀。"
"是。我不在曼萍生日时掉眼泪。但我实在看不惯。"她收起帕离开了。
然后厨师进来对我抱怨着，今天去了几次菜市。都未能买到生日宴上所需的菜肴。他述说，菜场里几个如他这般的大司务，都被讥讽嘲笑是有钱人的奴仆。
"可能，因为他们无货供应，不高兴你去买他们的东西。别发愁，就用你所能买到的菜肴就可以了，我肯定你能为曼萍的生日宴会准备一桌好菜。"我安慰他。
我的厨师在菜场里所遇见的，是可以理解的。它反映出在反对资产阶级时激起的阶级仇恨，对一般老百姓来说，资产阶级仅指"有钱人"。但对寺庙里所发生的，我却感到不能理解。因为，庙宇是由国家管理的，和尚是国家雇用的。假若政府要改变政策。那么政府可以关闭庙宇，把和尚分配转业到其他部门，就像大跃进刚刚开始那样。事实上，静安寺是面向东南亚华侨及官方外宾开放的参观点，以示我国的宗教政策。我记得，在大跃进后，报上登过静安寺重新开放，和尚都重返寺庙的消息。我不懂，为什么现在会允许学生这么做，不知上海市政府是否了解在静安寺所发生的情况。
傍晚六点钟．李菁来了。她满头华发，脸带笑意，一派典型的学者风度，端凝清秀。但唯像像我这样的亲密朋发，才了解她貌似宁静的外表下所蕴藏的一切。她十分敏感，多愁善感，并能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
李菁是个造诣颇深的音乐家，又是位能干的教师。自古以来，中国人即习惯尊师，教师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和地位。中国人把献身教育事业的教师，比作"桃李满天下"，这句话对李菁是十分合适的。她教出来的学生，遍布全国各地，任钢琴独奏员和伴奏员，或钢琴教师。有些还在国际比赛上获奖，蜚声海外。我十分钦佩李菁，并赞赏她对音乐和学生鞠躬尽瘁的精神。自她从香港回沪后，我们经常见面。她有时把她的琴谱带来，我俩就在音乐声中度过整个晚上。我知她深感寂寞，并牵挂着她的孩子。幸而自一九六o年开始，刘少奇任国家主席，直至当时文化革命开始前，中国没有特别大的政治波动，因此，李菁能和她在澳大利亚的孩子保持通信。
老赵送上了冰镇红茶时，我问李菁："你学校里情况怎样？"
"我看不大妙，"她忧心忡忡地说，"学校已全面停课，我们似把所有的时问都花在参加文化大革命上，人人都要写大字报：像我这样的教授，也要写自我检查，并观看别人写我们的大字报。"
"你的大字报多吗？"我担心地问。
"一般讲教授们的大字报总要比其他人多。我不知道我的大字报是否比别人多，我没有点数目。但至今尚未对我开过批判会。我个人历史很清白。除了在学校任教外，我其他什么事都没做过。"
"对教授的批判大会多吗?"我问她。
"已开过几次了。一个是对过去国民党党员，另一个是摘帽右派。其余的是其他系的，我对他们的历史不大了解。以上两个人在过去政治运动中，都被揪出来过。"李菁解释着，"我最怕开批斗会。不知为啥，那些人似乎表现得十分野蛮。"
"你想你会安然过关吗？"
"我从未反过党，我也从不过问政治。我在国立音专毕业后就去英国留学，回国后又返音专任教，全部情况组织都了解。我应该没有问题的，是嗽？但我不敢肯定，会不会发生啥意外情况。这次运动似乎与以往的各次运动不一般。"
"如何不一样？"我问她。
"就是这次运动，领导的态度也与过去不同。以往他们都很自信，且很有把握地领导开展运动。这次，他们自己似乎也有点吃不准。事实上，他们已有意识地限制揪斗对象，似乎他们也不愿扩大打击面。恐怕在大跃进失败后，领导们已不再相信政治运动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是永远正确的真理了。"
李菁所说的一番话，意味深长，十分睿智。只是那时节，我们并不曾意识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两个司令部旧的夺权斗争。后来才知道，音乐学院党委第一书记，是属于刘少奇路线的，当江青要让她一个得宠的年青人来取代他的业置时，他被江青所属的亲信杀害了。[2]
"以我看，写大字报真是劳民伤财。学校里已耗掉大量纸张和笔墨。然而我们要求在课堂里增装电灯或添置乐器时，总是说没有经费。"李菁说。
"大字报里批评你些什么?"我问她。
"就是一般地批评我在英国所受的教育，还有就是把孩子送到澳大利亚，以及我的教育方法。在我们与苏联关系友好时，就鼓威我们教授西方音乐，并培养学生参加国际作曲活动。自与苏联关系绝交后，就开始批判西方音乐。我们仅能用中国乐谱教学，但中国的曲目又那么少，我大半时间是花在教材收集上。当个教授已是十分为难了。现在我的学生都被迫起来反对我。知道吗，他们其中有一人轻声对我说，他们必须写揭发反对我的大字报，非如此不能保护他们自身的安全。"
"真的吗？但你不必太难过，这些青年人，也是出于无奈呀？"
"但我很是伤心，我总感到，似乎我昀一生已完了。"她说着叹了口气。
"不要为这叹气。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曼萍学校里资产级出身的学生，也必须批判自己的家庭出身。我叫她进一步批评我，她也这样做了。他的老师和同学们都表扬了她。这不过是一种形式，做做戏而已。你不要为此难过。"
"我怕我不能像你这样以一笑置之，"李菁说，"我觉得他们这样太不正直了。"
"不过你是政协委员，这对你或许会有利一点吧?"我问她。
"听说他们都要取缔这个组织了。他们称它为红萝卜：外面红，里面白。他们说外表上这些委员都拥护共产党，其实骨子里都反对共产党。"她说。
"果真如此？"
"谁知道：现在对人的思想言论控制得这么严，谁都不知道别人心里所想的。"李菁说。
当我告诉她，我也被告知要参加文化革命时，她的反应与薇妮的一样。她说。"现在亚细亚公司上海办事处已停业，因此他们认为得利用这次政治运动来吓唬你一下，以便以后对你易于控制。"但她不曾料到，后来对我的压力会如此强大。"他们又不能削减你的工资，因为你不拿国家薪水。他们又不能解雇你，因为你不是政府工作人员。我看除了吓唬你一下以外不会拿你怎么样的。"
"但愿如此。"我说。
"你知道，我有时感到我缺乏勇气，似乎已支撑不下去了。"李菁说。
"你为何不退休？有些人六十岁前就退休了，宁可少拿点退休金，至少可以免予参与政治。"
"待文化革命结束后，我就申请退休。"李菁说。
我女儿带了四个青年客人来了，其中有电影公司一位姓孔的漂亮的男演员，他父亲是三十年代有名的导演。张是上海乐司昀小提琴手。孙康，科技大学的数学教师，他是曼萍的特殊男朋友。还有我的教女席，她是曼萍在澳大利亚结识的小朋友。他们对音乐都特别爱好，常聚集在我家欣赏立体声唱片。
这些年轻人，充满着朝气活力，兴致勃然，虽然他们都来自成分不好的家庭，但他们一点也没有提及有关这种种将会给他们带来的不利因素。整个晚餐过程中，他们嘻嘻哈哈，谈音乐、谈书籍，当曼萍把吃剩的大蛋糕送进厨房时，连陈妈看上去也已恢复了常态，开始唠唠叨叨地数落着她不该舐沾在手上的巧克力。饭后，那些年轻人都聚集到曼萍的书房里去听立体声唱片，这是他们最喜欢的消遣。
李菁和我到花园去。老赵在花园里准备了两把柳条藤椅，上面置着靠垫，一盘蚊香，置在两把椅子当中。然后再送上两杯菊花茶。从窗口飘来一阵时隐时显的小提琴声，我把自己整个身子埋在藤椅之中，仰头凝视着布满星斗的苍穹。
"你过得真舒服，"李菁感慨地说："你的生活不仅在中国，就是以西方的标准来说，也是第一流的。我怕，这是否会引起他们的不满？"
"完全可能。那些审查我的人，看上去十分仇恨我。你是否相信，中国工农群众的贫困，是因为因们的过失？"
"他们不过是妒忌而已。人们不可能过着一样的生活。我有一套大公寓，是学校分配给我的。那表示他们也是不愿搞平均主义的。"李菁说，她现在似乎显得轻松点了。
"自然，你情况不同。你为国家做了许多事情，你亲手培养了几百个学生，他们都从你那里学到许多东西，那不是很美好吗？"我从心里羡慕我的朋友李菁。
"但在学院里，从来没人对我说过这种话。他们总是说，我把腐朽的西方音乐拿来腐蚀青年。他们从来不曾想刭，如果国家真的如此明文禁止西方音乐，我就不会这样做了。我们的教材在给学生讲授前，都事先经过党委审批的。他们好像已忘记了，在五十年代与苏联友好时，还鼓励我们教授西方音乐呢。"她越讲越气恼，到后来，都发起怒来。我就不在提及她的工作了。为了让她高兴，我问起她孩子的近况。
"对我来讲，他们离我那么远，特别现在，他们都各自成家了。"她说。
"你不想去看看他们？"
"喔，当然想。但想又有什么用？他们不会签给我去澳大翻亚的护照。当然，我的孩子们，也不会到这儿来。"
"其实，你真不该从香港回来。"
"那时，我认为这是最好的决策。你知道，我对音乐学院感情很深。我在这里受教育，又在这里执教，它真正是我一生中，除我孩子之外最最重要的一部分。我的许多同事都是我在音专的老同学。我在香港时，他们粕写信给我，我的学生和党委书记，也写信给我。他们都说音乐需要我，我就回来了。"
"那苏雷的家属对你返沪是怎么想的？"
"苏雷故世后，他们很关心我。他们家多数成员都已在澳大利亚定居了。他们是个很团结的家庭。那些叔伯们都认为苏雷的孩子，就是属于苏家的人，但他们不认为我与苏雷的孩子一样重要。当然，假如我无法谋生的话，他们会照顾我的。但我不喜欢自己处于这种状况下，寄人篱下，仰人鼻息。"
李菁话里最后几个字，被一阵激烈的锣鼓声淹没了，老赵到花园里告知："屋前，正好有一支学生游行队伍走过。"
那正在欣赏音乐的年青人也涌到凉台上来，孔--那个青年演员说："那好像是红卫兵。几天前，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过他们的代表。这意味着，毛主席已承认了他们这个组织。"
"这是谁组织的？"我间他，"我从未听到过有'红卫兵'这个组织。"
"我听说，这是江青支持的文化大革命中所产生的新生事物。人家告诉我，事实上，她暗中组织了一批清华附中的学生，然后假说是学生自发组织的。因为她是毛主席的妻子，'红卫兵'这个称呼，便更受人欢迎。现在，她代表毛主席公开批准红卫兵这个组织了。"孔说着就笑了，"我爸说她过去不过是个普通演员罢了。现在似乎身价百倍了。"（后来当江青在清理电影界的"敌人"时，孔的父亲经历了一个可怕的遭遇，总算保全了一条命。孔本人也因父亲牵连，几年来没有在任何片中任过主角。）
次日，我在报上看到八月十八日，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消息。在第一版上，载着毛穿着卡其布军装，手臂上戴着写有"红卫兵"三字的红袖章的大幅照片。"红卫兵"三字是他亲笔题的。在天安门检阅台上，他接受了台下聚集着的青年们的热烈欢呼，微笑着对他们招手。他对红卫兵指出的特殊任务是：在全国各地点燃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当时全国青年，把他们自幼就崇拜的对象的指示，作为自己的武器。在文化革命初期，上面布置的斗争对象，仍是"资产阶级"。红卫兵的矛头，也仅针对他们。
八月十八那晚，成群结队的红卫兵在我们屋前走过，敲锣打鼓，大声呼着口号。曼萍和她的朋友们都上街去看游行了，李菁和我回到书房去。外面的声音震耳欲聋，我们都无法讲话。口号声中似有"保卫毛主席"，当曼萍独自一人回来时，她告诉我们，那些学生高举着毛的画像高呼："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主席。"
"谁会攻击他加害他呢?"我问。我们都没法回答。像他这样拥有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受人崇拜的人物，似乎已经不是凡人了，还有谁会攻击他呢？
略等片刻以后，李菁说："我该回去了。以后总会把情况弄明白的。"
"我送李阿姨回家吧，路上都是游行队伍，已没有公共汽车了。"曼萍说。
我把他们送到大门口，看到游行队伍，都由十几岁的青年组成。他们高举着口号标语和旗子，捧着毛主席的画像，走过我们屋前马路。前排有人敲锣打鼓，每隔几米，就有个领呼口号者，口号写在纸上。其余的随着高呼。每个游行者臂上都挂了红袖章，上面仿着毛的字体写着"红卫兵"。看来，这个队伍组织得有条不紊，统一领导，似不像是青年人自己组织的。我想，幕后一定有当权派在操纵。
李菁和我互相道别了，曼萍推着自行车与她并肩而行。我目送着她们，直至李菁的满头银发，在游行队伍中融化消失了。
那是我对亲爱的朋友最后的一瞥了。一个月后，当我在隔离时，她自杀了。在一次对她极端侮辱的批判会上，红卫兵们把一根离地不到四尺高的竹竿横在音乐学院门口，要地从下面爬进去，以示她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因为她在英国受过教育。后来又开了斗争会，强迫她承认她"热爱西方音乐"。次日，她被发现，坐在钢琴边打开了煤气开关。她留下一张纸条，上面仅仅留着一句话："我为我的学生尽力了。"
我的佣人们都休息了，我在楼下等女儿回家。她回来后，我俩默默无言地上了楼。在楼梯口，她用手臂环抱着紧搂了我一下，表示着向我道晚安。我似有很多话要对她说，我想告诉她，我是多么爱她！她对我是如何珍贵，是我的安慰。但一团凄迷愁人的情绪堵住我喉咙。我怕我什么也说不清，于是，我什么也没说。
"我永远也忘不了今天的生日。"我女儿幽幽地说。
当她回自己房后，我把窗关上，以隔绝马路上的喧嘈声。这样，声音似乎轻了点，但因为凉风吹不进屋，室内很是阿熟。马路上的游行队伍络绎不断。男女青年们怀着火热的革命热情，高呼口号，迈着革命步伐的声音，依旧阵阵传入室内。
我走进书房，从书架上抽下一本书，但却一个字也读不进，我放下书本，毫无目的地在房里徘徊着。我把花瓶里的花重新插过，清理掉已凋落的，再往瓶里添点清水，又把墙上的油画扶扶正，轻抚一下牙雕上精工细刻的花纹，外边的游行队伍还在持续着，即使他们不打我大门前走过，依然听得到阵阵震耳的锣鼓声。我在房里漫无目的地荡了一圈，就踱到曼萍房里。她没听见我轻轻的敲门声，我轻轻推开门，发现她已睡着了。她一头乌黑的秀发散放在洁白的枕头上，甜甜的脸庞显褥那么平静、安宁。门外透入的一抹柔光，照在她床头边柜上置着的，嵌在银质相架里的我丈夫脸上，我轻轻把门关上。
我心中唯有两个亲人，一个已死了，另一个还活着，但将来等着她的是什么呢?命运，是无法预测的。
"你要自己保重，照顾好曼萍，我为这样早就要离开你俩而难过。"
我又记起我丈夫临终弥留之际，以微弱的声音对我所说的。那已是九年前的事了。他要求我好好照顾好曼萍，我已遵照他的嘱咐做了。我看着女儿渐渐地长大成人，心中充满了无限的安慰，她很聪敏，漂亮又热情活泼，我对她十分放心。但现在，自文化革命开始以来，一团乌云始终笼罩着我们。当我想到将来时，我只感到一切都毫无把握。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感到无法把握自己生活中的方向盘，也无法引导我的女儿。这些念头让我恐惧不已。
从前，我就凭借着不断地排除困难，迎接新挑战，适应新情况及享受乐趣而过活。自一九五七年丈夫逝世后，我的心已碎了，一时几乎觉得已没有活下去的信心了。我认为，唯有采取积极的态度，把困难一一解决排除，才能治疗我的创伤，恢复我的勇气。
在中国，自古以来，当一个女人失却了丈夫后，也同时失却了她自个的人生价值。实际上她们已不是"人"了，只能受邻里耻笑，还有"寡妇门前是非多"的说法。虽然一九五二年人民政府制订了新婚姻法，保护妇女权利，反对重男轻女，但对寡妇和老处女，依然存在某种偏见。中国社会，似乎对能自强自立韵女性，并不欢迎或不以此为荣。
我刚刚开始在亚缨亚公司就职时，那些高级中国职员，看到一个没有经营经验的女人来领导他们工作，觉得很是意外。我就得反复表现出我自己的能力，以此赢得他们的尊敬和信任。对我来说，没有比接受新挑战和克服困难更使我感兴趣了。我为我能在丈夫逝世后仍可维持原来的生活水准而感到高兴和自豪。但在我一生中，我从未有过像在文化革命中那样迷茫怅然。据我所知，每当一个中国人被派往外资公司担任高级职务时，必须先经工商联及上海市公安局审核。因为公安局储有每个人的档案，政府理应对我作过全面了解。似乎不存在对我进行审查的理由。而薇妮、李菁及胡先生，都认定我在劫难逃，将成为这次运动的对象。除了坚决拒绝写假交代外，我真不知道我该如何是好。但真这样做，必定会使我与他们对立，这种对抗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呢？会对我女儿有啥影响呢？我伫立在女儿的卧室外，陷入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绝望之中，我唯有祈祷，恳求上帝的保护。
自毛主席在北京接见了第一批红卫兵，并表扬了他们后，几天中，上海马路上成了红卫兵的世界。报上又宣布了，红卫兵的任务是扫四旧--旧文化、旧风俗、旧思想、旧习惯。对"旧"字并没有明确的概念，全部由红卫兵来决定。首先，他们将上海的马路改了名。沿黄浦江外滩一带最大的马路改为革命大道。另一条主要马路为纪念"八·一"建军节也改了名。苏联领事馆所在的马路，改名为反修路。而英国领事馆前的马路，则改为反帝路。我又发现，我家所在的马路，改为欧阳海路。这是为了纪念一个士兵欧阳海，他为了拉走一匹因受惊窜上铁轨的马而献出自己的生命。红卫兵还在讨论，是否要把红绿交通灯也改革一下，因为，他们想，红色应标志着革命前进．而不是停下。此时，交通灯也已停止开放。
他们砸掉了鲜花店和，工艺品商店，因为他们认为，只有富人才有钱买这些无聊的东西。他们对其他的商店都一一进行检查，凡他们看不入眼的，或他们认为不适宜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便进行毁坏或没收。他们的要求极严格。因为他们认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不应该坐沙发，因此，所有的沙发，一下都有如洪水猛兽，不可接近。另外如席梦思床垫、丝绒绸缎、化妆品，西方流行式样构衣服，都扔在马路上，等着拉出去烧毁。
按中国惯例，商店在命名时，常取吉祥之兆，如"富丽"绸布店，"美昧思"饮食店，"天禄"鞋帽店--专门经营老年人的帽子，"康福"皮鞋店及"全家福"家具店等，即使在一九五六年政府把商店合营时，都未改变店名。现在，红卫兵命令它们必须把店名改为革命化的名字。许多商店经理不知怎样来选择新的店名，但最热门的名字，就是"东方红"，它是一首歌颂毛泽东的歌名，在文化大革命中，它几乎代替了中国国歌。陈列在橱窗里的商品都搬走了，取面代之的是毛的画像。因此当人们在商业区行走时，马路两边同名的商店，使人们弄不清它们究竟经营什么商品，与此同时又让人有一种极紧张的感觉，似乎有成百双毛的眼睛在盯着他们。
每天，我的佣人们总给我带来有关红卫兵的可怕行动，我对此很好奇，我想自己冒脸出去看看。
我有两张商业区银行的定期存单，适逢到期。我决定兑现一张以备家常开支，因为经验告诉我，凡一场政治运动之后，必然会带来食品供应缺少及紧张。有时为了活命，只得去黑市场购买所需的食品，但那里的价格却是惊人的。记得在大跃进失败后的困难时期，我的厨师花了五十元钱买了一块猪肉，而平时的正常价格，不道二、三元。
老赵和陈妈，都要我在出门时注意一下穿着，因我们一位邻居太太在出门看朋友时，碰上了红卫兵，他们没收了她的皮鞋，剪破了她的长裤，弄得她狼狈不堪。因此我在去银行时，穿上一件旧衬衫，并向陈妈借了条大腰身的长裤，一双胶鞋。因为八月的日头，仍然是热辣辣的，陈妈又给找来一顶阔边草帽，那是我女儿在农村巡回演出时用的。
马路上人声喧闹，处处都能见到红卫兵，也有看热闹的。在文化革命初期，"敌人"只是指资产阶级分子，因此大多数老百姓，都有一种安全感。他们对待红卫兵的所作所为，持隔岸观火的态度。许多人在马路上闲荡着，看看热闹。
东一簇西一堆的红卫兵，给看热闹的人们宣传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和意义。有几个红卫兵的宣传，令我很不理解。他们对群众说：文化大革命将把他们解放出来。广大人民不是在一九四九年就解放出来了？是否那次的解放还不彻底，因此还要进行第二次解放？在我看来，似乎共产党在做自我批评，但那是极其不可思议的。因此，我认为我一定听错了，也可能那是小青年的口误。事实上，不久，"重新解放无产阶级"已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宗旨。官方舆论公开指出：共产党党内的敌人，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司令部，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只是这些论点直至年底方才明朗起来。
有些红卫兵干扰公共汽车的行驶，他们散发传单，向行人作宣传演讲，并对一些衣着打扮令他们看不惯的人采取"革命行动"。多数自行车把手上，都挂着红色的语录卡，没有挂的，就会被红卫兵拦截，并给予警告。在人行道上，红卫兵要群众高呼口号。红卫兵们高举着毛泽东肖像，敲锣打鼓。在街道拐角处，广播喇叽在宣传的间歇时，播放着革命歌曲。因我穿着旧衬衫和宽大的裤子，一身无产阶级装束，所以使我能置身子这场闹剧之中而安然无恙。我从容地向银行走去。
忽地，只见前面一簇红卫兵揪住一个时髦的女人。一个红卫兵抓住她，另一个脱了她的鞋子，第三个剪破了她的裤管。这些红卫兵对她大声斥责着："你为何穿尖头皮鞋？为何要穿小裤脚管？"
"我是工人，我不是资产阶级，放开我，让我走！"那姑娘挣扎着解释着。
在冲突中，红卫兵把她的外裤扒下来了，那些围观的人们，刹时更来劲了，把他们围了个水泄不通，在边上哄笑取闹。其中一红卫兵抽了那姑娘一个耳光，不准她再反抗。她就坐在脏兮兮的马路上，把脸埋在手臂上，边抽泣边低声反复申辩："我不是资产阶级！"
另一个红卫兵打开了她的拎包，查看了她的工作证。然后把工作证和裤子都扔给她，她迅速地套上裤子，也不等取回她的鞋子，就光脚穿着袜子匆匆离开了。这时只听见那边一个红卫兵揪住一个男子，并大声斥责着："你为何在头发上搽油？"
我也没心思再往下看这出闹剧，就跨入银行。在中国，所有的银行都是由国家经营的人民银行的分行机构。那里不设铁栅或小窗口，职员们坐在普通木制的账台前接待储户。我走到一位女职员前把存单递给她。
在我出门时，我考虑过我该提多少款。那两张到期的存单，票额分别为六千元（约一千英镑）和二万元（约三千三百英镑）。与薪水的标准一样，中国的生活水平很低，在一九六六年，六千元算一笔大数目了，二万元则已代表小康了。银行，事实上是政府机构的一部分。那里的职员的任务，是鼓励人民参加储蓄，如是，资金就可以流入国库。在政治运动中，那些职员有权对储户拒付大额存款，即使这些存单已到期可以支取了。有时，他们要求储户工作单位开证明说明提款的理由。我担心他们会不让我提款，因此，我准备将六千元存单兑现，把那张二万元的转期一年。不过，我这次并未遇到任何麻烦。那位出纳员什么也没说，就支付给了我全部现金，分毫不差。而在我点钞票时，她已经开始打毛线了。虽然满墙都是铺天盖地的标语及大字报，但银行里的空气，和马路上红卫兵那种紧张气氛，迥然不同。
我再次走到闹哄哄的大街上，我觉得自己胆子太小，没把那张二万元的存单提出来，同时也暗自庆幸，总算安然无恙。我往家走去，但在拐弯处，我儿乎被一群红卫兵撞倒，他们用绳子拉住一位男性老者，一边大吼大叫，并用棒头连连敲打那位可怜的老人，那人痛得发出一声尖叫。
"无耻的资本家！工人的吸血鬼！你要找死呀！"那些红卫兵高声叫嚷着。
一下遇到这样残酷的场面，我内心猛烈地抽搐着，我十分同情那位可怜的老人，这也令我想起胡先生，自他来访后已过去两个礼拜了，也不知他近况怎样。我想我得给他挂个电话。我加快脚步往家走去。路上比一小时前更乱了，红卫兵们不分青红皂白乱抓人，到处是人们反抗的尖叫声及受害者声泪俱下的恳求声。当我看到红卫兵在抓烫头发的女人，并把她们的头发剪掉时，我真感谢陈妈给我戴上这顶大草帽，以遮盖掉我的烫发。马路上有许多警察，但他们只是看看热闹而已。
离开了闹市区，我略松了口气。住宅区就显得安静多了。但当我拐入我家门口那条马路时，只见一大堆人聚集在我屋前。他们在看我对面一象邻居门口张贴出的一张大字报。那家主人，是上海铝合金公司的总工程师。该公司原是九年前被人民政府接管的一家瑞士商行。那里的工人，写了张大字报贴在他家门口，揭发他是瑞士帝国主义的走狗。大字报边上，是另一张小一圈的，由童稚笔迹写出来的大字报，这是他的两个孩子写的，他们参加了对他们父亲的批判斗争，并立誓与他划清界线。这张由两个十一岁和十岁孩子写的大字报，引起了大家的注目。
当老赵来开门时，我问他有关那张小孩子写的大字报，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老赵告诉我，说那家邻居的佣人告诉他，那张大字报是他爸爸要求孩子们写的，如是，可避免红卫兵在他们身上加以迫害。
红卫兵的行动在逐日升级，第二天，他们就进入我对门那邻居家的宅第了。刚开始他的妻子拒绝开启大门，并把浇花园用的水龙管对着他们，以阻止他们侵入。结果，那些红卫兵们推倒了大门，把水管夺过来将她全身浇湿，然后把她推倒在地痛打了一顿，因为她反对了他们的革命行动。她的孩子要想保护他们的母亲，也被殴打了。他们被称为瑞士帝国主义走狗的"狗崽子"，并逼迫他们帮着红卫兵一起烧毁他父亲全部的藏书。
整日里，没日没夜地，到处都能听到敲锣打鼓的嘈杂声，私人住宅被查抄和抢劫的消息时有传来。我想与胡先生电话联系，终没有如愿，与其他朋友也是如此。红卫兵们残酷的行动在级级升高，我听说，被害者如反抗的话，便会得到加倍侮辱，恐吓乃至惨遭杀害。报上的社论、中央文革成员的谈话，对红卫兵这些野蛮行为表示祝贺甚或鼓励。他们被捧为文化革命中涌现出来的真正接班人，并鼓励他们再接再厉，克服困难，砸烂旧世界．建立以毛主席的教导为核心的新世界。
我束手无策，深感劫数难逃，觉着无法避免这场令人家破人亡，倾家荡产的灾难了。女儿也很是担心，几次对我说：以她那微薄的薪水，是无法开支我们的生活的。我认为这是时候了，该向她一一交代有关我们在香港银行及其他地方银行的存款情况，我告诉她，这些钱已足够我们日常开支了。但最最令我放心不下的，是文化革命后她的社会地位。如果一个新的社会制度一旦成立，那些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将永久在中国沦为像印度的贱民那样的无权阶级，那么她以后的生活，将是不堪设想的。对我来说，这比失去我全部财产更令我忧心忡忡。
为了替我的佣人着想，在红卫兵对我家宅查封之前，我已决定把那六千元从银行里支出的钱，分给他们。开始，他们坚决不肯收下，反复要求与我们一起患难相共，以照顾我和曼萍。
他们主动提出，愿为我转移首饰及贵重物品，收藏在他们家里。但我没有接受，我不愿他们因我而受牵连。我把老赵、陈妈和厨师，都叫到书房内，并与他们商量，如何在他们三人中分配这笔六千元钞票。因为花匠不是全日工，仅偶尔来我处照顾一下，所以我只分给他四百元。陈妈主动提出，她宁愿拿得比老赵和厨师少一点，"因为，他们都要养妻子的"。当我把钱分配好以后，把四百元放在信封里，准备等下次花匠来时交给他。
我对我的佣人们说，他们可以随时辞掉我这里的工作。将来文化革命后，如果我的经济状况允许的话，我将再补给他们一些钱，因为我们都和睦地相处了很长时间了。
一切都准备就绪了，我等待着红卫兵们的光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