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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红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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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铺开，各单位都通宵达旦地召开各种会议。八月三十日晚上，红卫兵来抄家了。那天，我女儿正在电影厂参加批判会。我独自一人，在书房里阅读《第三帝国兴亡史》。那是我在伦敦书店订阅的，最近刚寄到。由于我一直在亚细亚公司工作，因此，我让书店将定购的书邮到我公司，因为上海海关对寄到单位的邮件，一律不开封检查。那时，公司向国外购有大量的科技书籍，供国内研究机关参考。所以我那些小包邮件，并不十分引入注意。
此时家里寂然无声。我知道，这功夫老赵按例呆在餐具室里。陈妈，也在她自已房里，说不准已躺在床上养神了。家里静默得犹如一潭死水，好像一切都失却了生的意趣，步步向死亡迫近。
书房的门窗都敞开着，阵阵晚风已带点秋意，送来一股术莲花香。我留心着马路上的动静，隐隐地，一辆卡车由远而近地驶来，声音渐渐清晰起来了，我屏声息气地倾听着，希望它快快驶过我门口而离去。岂料它就在我家门口慢馒减速了，然后戛然一下煞住了。我知道，此刻我的左邻右舍们都在静候若红卫兵的光临。我扔下书紧张地站起来，暗暗忖度着，不知哪一家将成为他们的抄家对象。
蓦地，门铃不息地响了，同时许多拳头疯狂地砸着夫门，一阵阵竭斯底里的口号声。我心里清楚，是时候了，我得面对现实，接受红卫兵对我、对我居室的搜查。老赵气急败坏地奔上楼，虽然他明知红卫兵迟早要光临的，并且似乎日日夜夜在准备着他们的到来，但事到临头，还是惊惶得面如土色。
"他们来了。"他恐慌地说。
"冷静点，老赵！打开大门，但不要对他们说什么。你让陈妈到你房里去，你们呆那儿别出来。"我叮嘱他。
老赵的房间在汽车间楼上，我要他俩离开抄家现场，免得他们为了偏护我而说些触怒红卫兵的话。
外面的声响更大了："开门开门！你们都死了吗?怎么还不开门？"有人开始咒骂了，并用脚踢着门。同时，汽车的喇叭也拚命地吼着。
老赵奔下楼去。我起身把书放回书架上，同时目光掠到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我把它抽了出来拿在手中，带上我预先就放在写字台上的钥匙，下楼去了。
虽说对此我已早有准备，但我还是心跳得厉害，但不管怎么样，这么多年的人生经历，仍使我表面上看来还是比较镇静。我沉重地一级一级踩着楼梯，我踩完了最后一级，一切就听天由命了。
他们撞门而入。三四十个十五到二十岁左右的高中学生，由两个青年及一个中年妇人带领，虽然他们都戴着红袖章，但我想其中那三个年龄较大的，是学校里的老师，随着学生一起来抄家的。当他们蜂拥至走廊时，其中一个就把花架上的一瓶康乃馨拂到地上去，片片花瓣，洒了一地，又被他们踩个稀乜烂。
他们中的头头，一个细细长长的青年怒冲冲地对我说："我们是红卫兵，我们来对你采取革命行动。"
虽然我认为这是白费力气，毫无用处，但我仍举起那本《宪法》，心平气和地说："你们没有搜查证就随便闯入私人宅第，这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
那青年一把夺去我手中的《宪法>，把它扔在地上，气汹汹地说："这宪法已作废了。这是党内修正主义分子制定的。我们只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
"只有人民代表大会才有权修改宪法。"我说。
"我们已把它作废了。你打算怎样？"他岔开双脚，双手叉腰，摆出一副好斗的架子挑衅地说。
我身边的一个女青年说："你打算要什么花招？你唯一的出路是低头认罪，否则没你的好果子吃。"她在我鼻子前扬了一下拳头，接着呸一口往地上吐了一口口水。
另一男青年用棍棒"卜"一下，对着门口那口红木柜上方的镜子砸去，碎玻璃片像一阵暴雨似，"哗哗"地直往下坠，落在柜上一尊康熙年制造的蓝底白花瓶上，煞时，墙上只剩下那个雕花的镜框空空然地吊在挂钩上。接着，他又把镜框一把扯下扔在一边，从另一个红卫兵手中拿过一块小黑板挂在那吊钩上。上面写着毛泽东的一段语录："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我们务必不能放松警惕。"
那位红卫兵高声地朗读着那段语录，似在做着一场神圣的宣誓。接着，他们要我跟着读。然后，其中一人对我大声嚷着："你就是不拿枪的敌人。怏把钥匙交出来。"
我把整串钥匙放在柜上那堆碎玻璃片之中。一人伸手将它拿起，然后所有的红卫兵开始窜到各房各室去了。其中一个女青年把我推入饭厅将门锁上。
我挨着餐桌坐下，打量着四周的陈设。我不愿相信，自那晚以后，我将再也见不到这一切了。那晚，这间餐厅显得特别悦目。拭擦得键亮的红木餐桌，比过去更显得富丽堂皇，一座描金屏风，嵌满了象牙的古装人物，傲然地挺立在房间的一角，显示着那能工巧匠的精细手艺。红木架上，十分艺术化地陈列着一些古玩瓷瓶，品味很是高雅脱俗。
就是窗幔，也是重重叠叠，有条不紊地垂着。古董柜里置着一座白玉人像，一只玫瑰水晶香炉，及其他一些我长年精心收集的优等玉石装饰品，上面都绘刻有精雕细作的画面。我恋恋地一一向它们告别。因曾听薇妮说过，林风眠有严重问题，因此我料想挂在餐具架上那幅蓝色的女郎油画，也将命运不济了。但我不知道其他的如齐白石国画的命运又会怎样？他一直是被认同的一名画家。因他年轻时做过木匠，因而受到共产党的尊敬。那些红卫兵，是否会因了解他的出身而保护他的作品呢？我细细地端详着他的画，领会着他的神妙笔法。这是一幅荷花。中国的艺术家最爱画荷花，因为它象征着纯洁。
楼上突然"砰"的一声，把我从沉思中惊醒。我听到楼道上下不停的脚步声，砸烂玻璃器皿的声响，还有猛击墙壁的声音。似乎他们不仅仅在查抄室内的财物，而是要把房子都拆了似的。我感到害怕了，我想设法让他们开门放我出去看看。
我开始敲门，因为屋外一片嘈杂声，没人听得见我的声音，我越敲越重，半天才听得门外有人走动的声音。我就叫着："开门！"
门把慢慢地扭动了一下，门给推开一条缝，一个梳小辫子的红卫兵探首而入，问我有什么事。我说我要去厕所。她就警告我不得干扰他们的革命行动，然后就放我出去了。
这些红卫兵，从贮藏室里，把藏有我父亲的书籍和笔记的板箱，都拖到门廊里，预备用老虎钳把它们撬开。从会客室敞开的门里望进去，看见一个女青年正趴在梯子上扯拉窗帘，两只桥牌桌拖在房间当中，上面堆满了红卫兵从各间屋里拿出来的照相机、手表、钟、望远镜及银器。这些是他们将献给国家的贵重物品。
当我上楼时，我看见几个红卫兵正把我珍藏在有软垫的盒子中的瓷器，一一取出来。有一个青年人，把四只康熙年代的酒杯排列在地上用脚在上面使劲地踩着。我进去时，正听见那些精品被他鞋底碾碎的呻吟声。那声音把我的心都撕碎了。我一时冲动，竟再也不能控制自己，我一个箭步冲上去，正当他伸脚向下一只杯子踩去时，我抱住了他的腿，他一个趔趄，我俩扭成一团跌倒在地上。我瞪着双眼拚命搜寻着，想看看那只酒杯是否在我俩摔倒时被压碎了，瞬时，我心乱如麻，神思恍惚之极。当那男青年爬起来后，我已无力避开他了，他飞起一脚踢在我胸口，我大声痛叫着。其他红卫兵都暂时放下他们手头的事，团团围着我，纷纷大声指责我破坏了他们的革命行动。其中一位老师把我从地上拉起来。那青年恼羞成怒，挥着拳头威胁着说要把我痛打一顿。那位老师一边高声要求他们恢复秩序，一边对我说："你知道你这是在于什么呀？难道你还要保护你的财产？"
"不，决不！对我的财产，你们尽管随心所欲地处置好了，但你们不能打碎那些名贵的瓷器。它们都是值钱的古董。没有别的任何东西可以将它们取而代之。"我气喘吁吁地说着，同时只感到胸口一阵阵的疼痛。
"闭嘴！"他们异口同声地截断了我的话。
"我们伟大领袖说过：'讲事实、摆道理'。"我竭尽全力高声嚷着，为的要让他们都能听见我所说的。
那位老师举手示意，让他们静下来，并说："我们允许你讲事实、摆道理。"那些红卫兵瞪着我。
我拣起那只尚未被砸破的酒杯放在掌心，伸手说："这只酒杯已有三百年历史。你们好像对照相机、手表及望远镜估价很高，但是更先进的照相机、手表及望远镜却年年在翻新出产，然而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人能造出这样的酒盅了。这是我们国家部分文化遗产，每个中国人都应当为它骄傲。"
那个被我打断了革命行动的青年气势汹汹地说："你闭嘴！这些是四旧，它们是供封建帝王及现代资产阶级分子玩赏的毫无用处的玩物，对我们无产阶级来讲，它们并不重要。它们不能与在战争时期可以满足斗争需要的照相机望远镜相比。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不破不立。为了建立社会主义的新文化，我们必需先破坏旧文化。"
另一个红卫兵接嘴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是要破坏旧文化，你不可以阻止我们。"
我急得浑身哆嗦，并竭力寻找着反驳他们的理由，以说服他们不再进行愚蠢的破坏。在我尚未想出一番可以说服他们的话语之时，另一个青年从三楼下来，手中拎着我的一座观音菩萨。我转身不安地问他："你打算怎样处理它？"
他高举着那座观音像不在意地在半空中摇晃着她，说："这是封建迷信，哉要把它扔到垃圾筒里。"
这座观音像是一尊精美的雕塑，是真正福建德华窑的产品。
它是十七世纪明朝著名雕刻家陈伟（译音）的作品。在像座后面有他的印章。那座乳白色的塑像的精美传神，是无法形容的。她那宁静的表情那么栩栩如生，她那飘逸的长袍下裾，显得那么自然，几乎令人不相信是硬质瓷料雕刻出来的。它的釉色是那么光彩生泽，质感那么轻柔，我通常把她置在一有软缎底垫的盒里，为着她是太名贵而不舍得把它陈列出来。我仅对一些著名的，并对瓷器有兴趣和鉴赏力的行家们才出示一下这尊雕像。
"不，千万不要扔，求求你。"我激动得声音都颤抖了。他仅冷冷地瞪了我一眼，继续在半空中挥舞着那座瓷像。现在，他只用两个指头拎着那尊观音。
恳求似乎已打动不了他们。我认为假如继续要与他们交涉，就必需采用他们立场上的用语。看来，我要采用一些外交辞令和手腕了。要是他们仍认为我这是站在他们的对立面，我将永远无法挽回这些财宝，使它们免遭破坏。当时，我已不把它们当作自己的财产，只要它们能被保存下来不致毁坏，我已不再追究它们究竟是属于谁的了。
"红卫兵们，请你们相信我，我支持你们。你们来这里是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我怎能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代表呢?我知道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当你们提出要求时，我不是自愿地把钥匙都交出来了?"我说。
"对，你是这样做了。"那位老师点头表示同意我的说法。
围着我的那些红卫兵们，情绪似乎也稍有放松了。
我好像受了鼓励，继续往下说："这些古董都属于文物，它们的年代已很悠久了，但它们必需为社会主义新文化开路。我认为这些东西应当抄走，但不要立即销毁。记住，它们不是资产阶级分子制造的，他们是古代的匠人们创作的，你们难道不尊重这些匠人们的劳动吗？"
后面一个红卫兵不耐烦地叫起来："不要轻信她的花言巧语。她在迷惑我们。她要保护她自己的财物。"
我很快地转向她说："不，不，你们来到我家，已提高了我的社会主义觉悟。我把这些美丽而值钱的东西占为已有是不对的，它们应当属于人民。我求求你们把它送到上海博物馆去。你们可以和那里的专家们商讨。假如那里的专家建议你们把它们全部销毁，那你们还是有时间这样做的。"
一个女青年插话："上海博物馆已关闭了，那些专家们都被审查。他们中有些也是阶级敌人。不管怎么说，他们都是知识分子。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过，资产阶级是皮，知识分子是长在这张皮上的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资产阶级孕育了知识分子，所以他们是同一阵线的。我们现在要打倒资产阶级。自然，同样也要打倒知识分子。"
这次她提出的毛的语录，对我来说是陌生的。但我没有时间去研究它。为了达到我的意愿，我就接着说："既然如此，你们可向一些你们信得过的人请教，一些有权威的人士。例如上海市副市长也可以。肯定上海有许多私人也收藏这种文物。政府肯定有特别的政策处理它们。"
"哼，你真是一个不领世面的阶级敌人。你一点都不了解形势。你如此与我们喋喋不休地辩论，不是要我们和其他阶级敌人商量，就是和那些政府中的老修商量。你讲到国家政策，现在唯一的有效政策，就在这本书里。"郝青年从日袋里摸出毛的语录本高举着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是唯一有效的国家政策。
我转移了我们争论的焦点说："我看到有一条标语'世界革命万岁！'，你们不是要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红旗插遍全世界，是吗?"
"当然。不过，这与你有什么关系？你不过是个阶级敌人。"一个女青年讥讽地说。同时，她警告其他的红卫兵："她是个狡猾的女人，不要听她的鬼话。"
我孤注一掷了，说："你们知道这些古董是很值钱吗？可以送到香港去出售，换取大笔外汇。你们可以利用这笔款子进行世界革命。"
最后我所说的一切产生了效果。他们静默地听着。我为他们描绘的，在整个世界革命舞台上担负起光辉任务的伟大前程，令他们有点飘飘然，特别目前，他们正陶醉在所谓的权力之中。
我抓紧时机利用他们这种心理状态，继续说："请你们把这些瓷器摆件收起来，将它们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你们可以出售它们或送给博物馆。只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正确地处理。"
毕竟可能年长几岁，那位老师感到自己有责任。她问我："你能肯定你所收藏的东西是无价之宝吗？你能告诉我它们价值多少？"
"我可把记录购买这些东西的日期及我购买它们所付出的款数的记录本找出来。现在，它们的价格在日益上涨，特别在国外市场，我估计，它们至少值一万元。"我告诉他们。
虽然无产阶级对"价值"这东西并不欣赏，但他们懂得价格。这些红卫兵对"一万元"这个数字印象却很深。那位老师，此时也和我一样渴望保护这些财宝，但又害怕红卫兵指责她犯错误。她想出了个使红卫兵放弃他们的破环行为，而又十分顾全他们面子的点子。
"小将们，让我们开个会讨论一下。她称红卫兵"革命小将"来讨好他们，这个称呼是激进分子杜撰出来的，以鼓励红卫兵去按他们的旨意执行任务。果然，红卫兵们很高兴地采纳了老师的建议。她把他们带到下面大餐厅去了。
我跪在地上，把那几只大难不死的酒杯捡起来放回盒里。那尊观音还被置在桌上。我把那些古董带到三楼，放在楼道日一架我经常放置珍品的大橱里。这时，我又发现，几乎所有的盒子，都已置身在橱外，满地都是碎片，有牛血色、金黄色、淡绿色及蓝白色。许多盒手内已空空然。虽然经我据理力争，总算在刀口下还留下一些文物，但杯水车薪，且为时已晚，我心中一阵刺痛。
三楼的房间，就像地震后的废墟，只不过没有尸体罢了。红色的酒液，从破碎的酒瓶里淌了出来；沾在被单及毛毯上，就像斑斑的血迹一样。
因为我们生活在长期物资供应不足的情况下，因此凡住房比较充裕的家庭，总有一个贮藏杂物的大橱，里面囤积着日用必需品如面粉、白糖、罐头肉，以备需要。每次我去香港，尽管它们的进口税率很高，但我总是还要买它几箱食品及肥皂回来，以补充配给品的不足。红卫兵们把我的贮物橱全部出空，面粉，白糖、及开了口的罐头，垛放在一大堆从我箱子及抽斗里拿出来的衣物上。有些手提箱还没打开，但我发现他们已用剪刀处理了我的皮大衣及晚礼服。头顶上，吊扇还在呼呼地转着，那些毛皮、撕碎的绸料及被单的边角，顺着风向四处飞扬。
每件家具都给移了位，桌椅都四脚朝天，有些给叠在一起当梯子。因为正值夏天，我的地毯都已洗干净洒上樟脑粉，卷起来放在三楼空房间里。在最大一卷地毯后面，我发现一只购物袋，里面装着我两件开司米羊毛背心及几套新的内衣。看样子，这是一个红卫兵偷偷藏在这里，预备自己享用的。
在最大的一间客房里，虽然里面的东西已大部被砸得稀巴烂了，但那座收音机，仍耸立在一片乱糟糟之中，雄赳赳地播放着一曲毛的语录歌。一个女声在唱："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她的歌声带着强烈的鼓动性。这首歌后来不仅成为红卫兵的战斗号角，也成为全体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斗号角。我想把它关上，但我的手却够不上，除非我能从堆积成山的残物中爬过去。
我失望地看着那些被毁坏了的残物，但并不感到太在意。它们在我一生中某个时期，曾属于过我，但自红卫兵进入我家门的一刹间，它们已匆匆地消失了。虽然我能向前看，但我不能往后想。那些红卫兵们似乎十分得意满足于此。能否说，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潜藏着一种天赋的毁灭狂？我们所披着的文化外衣是十分脆薄，不堪一击的，事实上我们每个人内心都潜伏着一种兽性，假若我还年青，工人阶级出身，自幼接受并崇拜左的教育，相信这是正确的，那我会不会同他们一样行动？
为保护瓷器的那场搏斗，已把我折腾得精疲力竭。胸口在阵阵发痛，以至怀疑自己刚才是否已折断了一根肋骨。我走进浴室，在镜子里检查了一下我的胸部，发现右边有一大块淤伤。我上了二楼，想找个地方躺一下。待打开自己卧室的虏门，发现里面的混乱情况，就和三楼一样，从敞开着的房门望去，我发现我的首饰，都摊在写字台上。那时，红卫兵们仍在餐厅讨论如何处理这些文物的事，因此，我很快就退出自己的房间，免得他们疑心我企图藏匿什么。我打开女儿的房门，发现里面尚未搅乱。窗外，风很大了，纱窗帘给吹得像鼓起的风帆，我过去想用窗带把它扎好，这才发现，楼下花园里，火光冲天。草地正中燃起了一堆火，红卫兵们围坐四周，毫不在乎地把我的书扔进火中。我心疼得像刀割一样。只得转身背着窗口，让窗槛支持着我摇摇晃晃的身子。为了抛开这几小时内的所见所闻，我开始祷告，以求暂时忘掉这一切烦恼。
蓦地，一个女红卫兵来到门口，扭亮了灯。"你在这里干什么？谁让你进来的？你在耍什么花招？"她连珠炮般对我极不客气地盘问，但又等不及我回答，就说；"你过来一下。"
我跟着她走进书房，几个红卫兵正团团围着我的写字台，椅子上坐着一个纤瘦的女孩子，她留着剪发，身上是一件很旧的，已经褪了色的蓝稀衬衫。在这样一个将副食品视为极其珍贵的社会里，那些全仗着国家定量供应、而没有能力在自由市场或黑市购买到副食品的平民百姓，经常显得面黄肌瘦，这位女孩子就是极典型的一个。我想她一定出身于贫寒的工人家庭，即使如此，也不见得她父母必定就是共产党员。她垂头坐那儿，我猜想，他们刚才一定在盘问她什么，待我进去了，那番盘问才停住了。一个男教师就站在她身旁，看见我，他对我说；"去搬把椅子过来坐下！"
几个红卫兵从隔壁我卧室里搬来几把椅子，我和那老师都坐下，面对着写字台边那个女孩。我刚坐定，她即刻抬起头，用紧张的目光瞟了我一眼，显得无助又带着一点点祈求。前面写字台上放着我的首饰盒子，有些首饰，已一一陈列在吸墨纸上。
"你的珠宝都在这里了吗？你看看，全部在这里吗？"那位老师问。
我打开首饰盒，发现有几只戒指、手镯及钻石表都不见了。那老师又重复着："都在这儿了吗?你要老实点，我们要让你佣人来核对的。你有无把它们藏匿起来？有些资产阶级把他们的金银财宝都埋在花园里。"
空气好紧张，像凝固了似的，那几个正在房间另一角搬运唱片的男红卫兵们，也都停下来盯住我，等着我的回答。此，时，我心里十分明白，他们都怀疑那个女孩子偷了首饰，可能她曾经单独一人在房里呆过，事实上，她也有可能真的这么做了。假若我为了想袒护她而说谎，而我的佣人们倒说了实话，那我便会被指责藏匿财宝，如是纵使我浑身长满嘴巴，也说不清楚。但那女孩子的可怜相，我又实在不忍心去拆穿她。
"大部分都在了。如价值最昂贵的翡翠项琏、金刚钻的胸针，都在这里。有几件不见了，不过它们并不值钱。"我尽量轻描淡写地回答，竭力想让女孩的处境缓和一点。
"到底丢了什么？"老师显得不耐烦了。
"一只手表，几只戒指，还有只金手镯。
"什么表？哪里出品的？是这种式样吗?"他说着，就伸手指指他戴着的那只瑞士表，这在中国，属很气派很稀罕的。他以为，我会像那些为与男人争同等地位、而故意戴上一只男式手表的那种女人，我才不会去赶这种时髦呢！
"不，那是只小型女式表，上面镶了金刚钻，还配有一条白金表带，是法国ebel的出品。"
"你老实点，剐耍花样。瑞士手表是最名贵的，你又哪来这种怪里怪气的手表？"说着，他对红卫兵们做了个手势，让他们下楼去会客室看看，那只手表会不会混杂在那堆照相机和望远镜里了。那红卫兵下去了一会，即上来表示没有找到。
"那只ebel手表，是一九五七年，我和我已故的丈夫在香港购买的。这是他给我的最后一件礼物。你们不信的话，可去问陈妈，她都知道的。而且，我究竟有多少财物包括首饰，她都清楚。"我分辩着。
一片沉默。那女孩几乎要哭出来了。她的脸色惨自惨白，显得坐立不安。那老师又问及我有关戒指和手镯的情况，我一边详细地对他们形容着它们的式样和成色，一边突然想出个两全其美的妙计。我发现，我书房的地板上，特别在写字台四周，各种包装纸、撕碎的旧杂志、拍纸簿、未动用的信笺等等纸张，都堆积如山，这其中还有大量书簿，等着送往花园里去烧焚。我看了看对面坐着的那位女孩一眼，说："看这里纸屑书本弄得乱七八糟的，那些东西会不会夹杂在这里面了？"
那女孩看上去，神色稍稍自然点了。只见她忽然一头钻现写字台底下去，其他几个红卫兵，也跟着在废纸堆里搜翻着。
那位老师，仍端坐在那儿，皱着眉默默地打量着我，似乎他已觉察到我玩的把戏，但他不明白，为何我要包庇那个小偷。孔子说过；"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但这句话在当时中国，似已行不通了。人们的行为，已渐渐趋向以个人利益为动力了。那位老师可能以为，我在讨好红卫兵。
搜寻了一阵后，红卫兵们总算找到了戒指和手镯。那女孩宽心地笑了。但终究没能找到那只手表，可能已被别人拿去了。
在隔壁房里，红卫兵在用力劈砍家具。他们当着我面，把唱片一张张砸碎了。我从椅子上弹起来，与那老师说；"这些都是古典音乐，是十七、十八世纪欧洲著名音乐家的作品。它们并不是舞场及夜总会里的流行音乐。我们的音乐学院，还将它们作教材。你们何不把它们留下来送给音乐家协会呢？"
"你是旧社会过来的。"他说，"你难道不知道伟大领袖曾经说过，任何西方音乐都是腐朽没落的？它们中只有某些片断章节才是精华，并非全部都是精华。"
"我的那些全部乐曲中，难道就不包括这些精华的片断？"我不服地低声嘟哝了一下。
"住口！不管怎样，难道工农群众会欣赏肖邦、莫扎特，贝多芬或柴可夫斯基吗？当然不可能，我们要谱无产阶级自己的乐章。至于上海音乐家协会，早已解散了。"
那个夜晚，是漫长的。我已精疲力竭，再也直不起身子了。我要求那老师让我休息一下。
"你可以去你女儿房间。她是个自食其力的电影工作者。她的房间，我们不采取行动。"
我走进女儿的房里，一头扎在她的床上。天还没亮，但窗外，东方已开始微微泛白了。我闭上双眼，终于朦胧入睡了。
待我再睁开眼睛，已是满室阳光。屋里似乎已安静多了，收音机正在广播新闻，但楼上已听不到拖家具的声音。我在女儿房内的浴室里淋了个淋浴，换上她的长裤和衬衫。房门外，红卫兵们都坐在椅子上及楼梯上，啃着他们学校里送来的馒头。人似乎少了些，老师却一个也不见了。我下楼到厨房去吃早饭。
厨师正在出空冰箱。他告诉我，红卫兵要把冰箱车走了。我让他为我准备些咖啡和吐司面包。
我在厨房里的桌子边坐下，厨师把咖啡壶、吐司、牛油及一瓶古卜牌果酱，一一放在我面前。
这时，一个垂着两条长辫，身材苗条的漂亮姑娘，定进来了。她在我对面坐下看着我。我把咖啡呷完放下杯子，她就把那空杯子拿起来，送到鼻子边，因里面还留有些许咖啡，她闻了闻。
"这是什么？"她问，脸上充满了鄙夷之情。
"咖啡！"我说。
"什么叫咖啡？"
我告诉她，那是一种饮料，与茶相似，只是比茶更刺激。
"它是洋人的食品?"她卡搭一下，撂下杯子。
"我想，你可称它为外国食品。"我拿起一片面包准备涂牛油。
她瞟了眼牛油，又把上面标着英文字的那瓶果酱，拿了起来。然后，她霍一下从座位上站起来，一对又大又黑的瞳子，灼灼逼人："你为什么要喝外国饮料？为什么要吃外国东西？又有这么多外国书，你怎么样样都是西方化？这里处处都是进口货，就是不见一张伟大领袖的像片。我们去过好几家资本家，数你这儿表现最恶劣、最反动。你到底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
我对她这种"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激昂之状，只以淡淡一笑置之。看来我的家，与她所查抄过的一些家是不大相同。文革刚剐开始时，老赵倒是说过，要挂张领袖像。但当时许多人都说已无法买到他的肖像，因此也只能作罢。这时，我突发奇想，试着开导一下这个漂亮的女孩子。
"你吃番茄吗？"我问。
"当然。"她回答。在上海，番茄是很普通的。在盛产时节，每斤价格只有几分钱。上海人把它既作蔬菜又当水果。
"好吧。番茄就是一种外国食物，是由外国人带进来的。西瓜也是这样，是由波斯国经丝绸之路输入的。我们再说外国书，马克思就是德国人。假若大家都不读外国人写的书，那么世界上便没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以即便在交通闭塞不发达的古代，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把思想和物资都封存在自己国境之内，特别现代，就更不可能了。我绝对可以肯定，中国的中学生都已组成红卫兵这一情况，全世界都已知晓了。"
"是吗？"她说，似乎思路开阔了些。十分清楚，我已为她开辟了一个新的视野。过了一忽，她又说："你很能说服人，你读过大学吗？"
我嘴星塞了一口吐司，因此仅只能点点头作答。她的思绪似乎停留在什么地方，一边喃喃地说："我中学毕业后，希望能进大学，但现在没有大学读了。我们青年都要去当兵。"
"你是女孩子，你不必当兵。"
"女孩子更要当兵。"她似很不高兴。
"不管怎样，现在又不打仗，所以你们根本不必担心。"我想安慰她。
她紧张地看看门口，并对正躬身在洗碗盆洗菜的厨师警惕地瞟了一眼，然后把手搭在我臂上，低声说："别这么说。这样讲要出事的。我们伟大领袖早已教导我们，要备战，要与美帝国主义、苏修及台湾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到底。你不能这样宣扬战争熄灭论来对抗伟大领袖的号召。"
我对她笑了笑，点头表示接受。
厨房门打开了，一个男红卫兵探首进来，询问厨师订否把冰箱清理出空了，那女孩子飞快地把手从我臂上抽回去，站起身子。虽然那男青年已离开厨房了，但她仍故意拔高喉咙大声说："你是阶级敌人，我不听你这些谬论。"
然而在她转身离开屙房时，她回头对我甜甜一笑。
洗碗盆边的厨师说："他们这些年轻人，并非人人都是傻瓜笨蛋呀！"
我记起他的小儿予，正巧在读高中，我就问他是否也加入了红卫兵。
"是呀，他怎可能不加入？他曾被认为立场不坚定而受到批评。再则，小青年嘛，总要看样学样。不过他每次回来，我老婆总要搜他的口袋，看看他是否拿了别人的东西。"
"这种随便拿人家东西的事，很多吗？"
"当然有。免不了有人手痒痒的，顺手牵羊。有些做家长的，还怂恿自个孩子去拿人家东西。不过，我可不愿自己的孩子沦为小偷呢。"他说。
"那些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孩子怎样？"
"自然情况不妙。他们中有的被弄得无家可归，还要和他们父母划清界线。有时，人与人之间，会变得翻脸无情的。自杀的人，也不少呀！"
离开厨房，我发现多了个陌生的中年人。昨天他不在这里。他那种自以为是的神态，让我估出他屑那些头儿脑儿之类。可能资格还不浅呢，因为显然他已有四十好几了。
"我是市政府的联络员，"他自我介绍着，"我的任务是来巡视一下红卫兵的革命行动，他们有否殴打你?虐待你？"
听了这话，我是又惊又喜。总算市政府已关心此事了。岂知这种温和派的行为，立即受到中央极左分子的激烈反对。这个联络员组织很快被撇消了。但此刻这位同志，却显得十分威风凛凛，他自己都不知道，他本身已属泥菩萨过江了。
"哦，没有，"我说，"他们严格遵熙毛主席政策进行革命运动。他们允许我吃饭睡觉。"边上围看的红卫兵们一个个都笑逐颜开。
他开始讲话了："那很好。无产阶级的目的不是要消灭你的肉体，我们是要改造你的思想，挽救你的灵魂。"虽然极左分子都自诩为彻底的无神论者，但他们挺喜欢谈论灵魂。在文化革命中，常提及"灵魂"。有几次，国防部长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代表毛泽东，在接见红卫兵发表讲话时，要求他们以革命精神来触及自己的灵魂，改造自己。因为没人能要求他们具体解释清楚何为"人的灵魂"，因此，那些新闻记者在奉命转述这些讲话时，真可谓煞费心机了。
那位联络员说着，扬手在半空划了个弧形："你和你女儿俩，就住了九间房？还带四间浴室。而上海的住房，有多紧张！外面木料奇缺，老百姓连必需的家具都缺乏，而你呢？每间旁间都镝上地毯，满堂不是红木，就是柚木家具，这公平吗？你穿着绸缎裘皮大衣，床上还铺着鸭绒被头，还有三个佣人侍候你，这又是否合理呢？"
他目光炯炯地盯了我一阵，发现我并没有任何与他争辩的意思，又接着往下说；"我刚才已说过，我们最终目的并不是要消灭你们的肉体，我们允许你有足够的家常衣物以维持正常的生活需求，但不能超过一般普通工人的水准。"
他似又在静候我的反应，我还是一声不吭。他又说："现在天还暖和，但冬天也会来的。红卫兵们会带你去楼上，为你预备一箱衣服，你可留下一些冬衣。现在煤炭紧张，这里不能再烧暖气了。"
他走进餐厅随手把门带上。我则踉着红卫兵来到三楼，从大橱里拣了几件冬衣。这时，一个男红卫兵，他也曾参与抄家，后来一早就离开了，三步并两步地匆匆上楼，对监视我整理衣服的女红卫兵说："怪唻，你知道我回家后，家里怎么了？红卫兵在抄我的家。他们这是不对的，我的父亲、祖母都是工人。"
真的奇怪了。我们不禁都停下听他说了。
"我的姑母，抗战时住在南市，让日本人把房子给烧了，烧得精光。战后，她借了一笔钱摆了个水果摊。因她经营得法，竟也可以养活一家子。两年前她因年岁大了，就不再摆水果摊了。现在，她也被称为资产阶级，因为她搞私人经营。因她的孩子都在外地，她和我们住在一起，现在，我们被抄家，就是因为她是资产阶级。"
那男孩子委屈得快掉眼泪了。这对一个工人家庭的第三代，优越感特强的红卫兵来说，真是一个奇耻大辱。这件事也让我大开了眼界。自然，资产阶级，确是无所不在，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称为资产阶级。如果一个摆水果摊的小贩都被列入资产阶级范畴内，那么，上海的红卫兵们就实在要大大辛苦一番了。
许多红卫兵都过来打听那男孩子带来的消息，我发现，有两个人偷偷溜走了。显然，他们是回去察看自己的家，有否也被列入抄家的范围内。
想到我女儿，我要求红卫兵们留下她的冬衣。
"她并不是我们革命行动的对象。我们不到她房里去。"他们回答我。
"但是，她的冬衣不在她房里。现在是夏天，她的衣服也收藏在这里。"我告诉他们。
那个家里已被查抄的男青年，显然因有切身体会，变得温和起来。他主动提出；"我们就给她留两伞箱子吧。"
我和女儿被准许各留一口箱子和一个帆布袋装衣服、寝具。
破四旧基本完成了。红卫兵们开始把东西带走，到了下午。只剩下十一、二个人。其中一人，把我叫到饭厅里。
那位上面派来的联络员和两个老师，都坐在餐桌边，桌上堆满了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以前，我祖父写给我父亲的信。那时，我父亲正在日本海军军官学校学习。一九六二年，我寡母在南京逝世后，这些信件就随同其他一些单据，寄存在我家里。我从未打开过，因为我准备把它们迸到北京我兄弟处。他是长子，理应由他继承这些遗物。这些纸张现在都已泛黄了，但我祖父的笔迹，依然色泽清晰，毫不消褪。
那位联络员示意我在边上一张椅子上坐下，开始问我："你有无看过你祖父给你父亲的信？"
"那还是很久前，我才十几岁时，我父亲给我看过的。"
"你祖父虽是个地主，但他也是个爱国者。他把自己的长子送到日本留学，要培养他成为一名海军军官。那是因为当时中国在甲午海战中的惨败激励了他。他也参加过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回乡潜心于学术研究。你是否尊敬你的祖父?"
我觉得这位联络员能称我那大地主出身的祖父为爱国者，已属很勇敢了。因为所有的大地主都是国家的敌人，一九五年土改中有的还被镇压了，根本无需费心证实他们之中谁是爱国者。记得父亲曾在土改时庆幸过，亏得我那位管理家产的叔叔，在解放的前几年就去世了，如此，我那早已在九泉之下的祖父，也不会有后代不肖之耻。
每个中国人都尊敬自己的祖辈，我虽从没见过我的祖父，但我很爱他。所以我对那位联络员说："当然我爱他，而且也尊敬他。"
"那你为何还要为外国公司服务？你知道外国人对我们都不怀好意？他们在经济上掠夺和剥削我们中国人，政治上对我们采取奴化教育。只有那些社会渣滓，才会为外国入服务。你应对此有所了解。你曾被分配到外语学院任教，但你却宁可去亚细亚公司工作，到底为什么？"
我不能说，我之所以作出这样的选择，是因为我怕卷入无谓的政治运动。一九五七年，当我面临着去外语学院当教师还是接受亚细亚的聘请时，反右已经开始了。这次运动基本上是针对知识分子，特别是留洋过的知识分子。我许多朋友熟人都在这次运动中遭殃，他们中有的被送去劳动教养，有的还进了监狱。所有的大专院校及科研单位，包括外语学院里，都是人心惶惶，此种情况下我再去外语学院任教，岂不是自投罗网？因此，我不后悔在亚细亚的任职选择，尽管在中国社会里，为外国公司服务，是既不体面也无地位的。
"你是为、他们的高薪所动吧?'他问。我立时意识到，我已接近了一个危险点。由于长期宣传的影响，中国人一般都相信，资产阶级分子为了金钱，可以不择手段，做尽坏事，甚至触犯刑法或其他种种罪行。
"不，"我说，"我本来就已经很富有了。只是亚细亚公司的待遇比较好，比如上班时间短，还有汽车接送等等。可能因为我太偷懒了。"我加上一句，好像在作自我检讨。因为资产阶级分子的另一个缺点，就是懒散。
他看了看表；"我逐有几个地方要去转转。"他说："我看你还是好好考虑一下吧，要把你的立足点转到人民这边来。我们的政策并不是要消灭资产阶级本人。我们要你脱胎换骨。你想成为光荣的无产阶级的一员吗？你只要放弃你多余的财产，改变你的生活方式，就可以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那里，每个劳动者都为共同的利益而工作，并共享劳动成果，没有任何人可以高高在上。"
联联络员走了。红卫兵听说那天没有大车可把这些抄家物资运走，他们便把我的首饰及其他贵重物品，都放在曼萍的书房里，门上还加上封条。他们还吩咐我的佣人监视我，怕我再把东西"偷"回去。
当最后一个红卫兵离开大门时，天色已近黄昏了。老赵和厨师想把每间屋里堆积着的各种玻璃器皿、瓷器及纸片的残骸清理一下，但我阻止了他们，我不让他们移动或丢扔这些残骸，因为万一红卫兵们又发现遗失了什么，会怪罪我们的。所以，他们仅只把房间里的残物扫聚在一个角落里。留出一条可以通行的"走道"而已。
我上楼去看看到底给捣毁成什么样了，却发现陈妈坐在我的梳妆台前，对着四周乱七八糟的一堆发楞。我让她帮忙把那些碎衣破料都扫堆至一角去，以便我们还可以有个插足之地。
我的床罩上踩满了红卫兵的脚印。待陈妈和我掀开床罩时，发现床垫也已给割碎了。床头墙上挂着的一幅油画上，用唇膏涂着："打倒帝国主义的走狗i"红卫兵在描金屏风上挖了一只只窟窿。屏风上也贴满各种标语："打倒资产阶级！"我将屏风连同上面的标语一起折起来倚在门外过道里。再从地上拾起那只已被压得扁扁的白缎灯罩，陈妈将打碎了的台灯扫走了。
冼澡间里，弄脏了的毛巾堆了一大堆。浴缸里放着大半缸污七八糟的水，因为红卫兵们把药橱里各种药水统统倒了进去。我拨掉塞子，将水放掉。
忽地前门又是铃声大振。老赵冲上来大声说着："又一批红卫兵来了。"
我赶忙把手揩干，走到楼道口，对他们说："镇静些，开门去。"
"大司务已去应付他们了。"老赵气喘吁吁地说。
我往楼下走去，八个穿着乡下土布衣的农民及看上去像是露天作业模样的工人，已站在门廊里。虽然他们都已属中年，却也套着红卫兵的袖章。他们的领队手持一根皮鞭，面对我说："我们是红卫兵！我们来采取革命行动！"
他们那胡子拉碴的模样还自称红卫兵，让我感到滑稽可笑。
"真的？你们是红卫兵吗？我还以为你们是他们的父亲呢。"我说着，已下了楼梯最后一个台阶。
猛地，皮鞭"啪"一下抽在我手肘上，辣辣地疼，我咬住牙关没有叫出来。他们似有些紧张不定，探首向门外望了望。
"把钥匙交出来！我们没时间与你多噜苏。"他们的头儿对我大吼着。
"钥匙被昨天的红卫兵拿走了。"
"胡说！"那家伙又扬起鞭子像要抽我，但这次，他只用鞭子一端触触我肩膀，没有抽过来。
另一人又迫不及待地问："他们把东西都带走了吗？"
"没有。"我回答。
其中一人将我和佣人们推进厨房反锁在里面，他自己则留在外面看守着。其他凡人从屋里搬走了几个箱子，然后他们就神色慌张地走了，甚至忘记把厨房门打开放我们出来。还是后来大司务从窗口爬出去跳到花园里，再进屋把门打开。
陈妈上我房里，为我整理床铺去了。我坐在厨房的桌子边。厨师为我沏好一杯茶，让我喝着，自己则坐在我对面剥豆。
"以后会怎样呢？"他问，"以后就更是无法无天了。任何入套上只红卫兵套套，就可以随便上人家家里去拿东西。"
"那些红卫兵在大门口贴了张大字报，我去看看他们写些什么吧？"老赵问我。
"去吧，去看看。"我说。
老赵去了一下以后回来告诉我，说他们揭发我"里通外国"。在文革中，，这就意味着我是个外国特务。"里通外国"，本身意思为"国内与国外来往"，这在世界任何地方，都被视为是正常的，无可非议的。但在极左时代的中国只要与外国人接触，就是犯罪。
当我正在思索着这种中国特有的文字修辞学时，我昕得女儿开启大门的声音，然后她手推自行车去车间放车了。
"妹妹回来了！她会吃惊的。"老赵和大司务异口同声地叫起来。在中国家庭里，老佣人总是用小名称呼东家的孩子。他们自幼称我女儿为"妹妹"。
我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起身去迎接她。
在她打开厅堂的大门，看见那一片狼藉的场面时，她呆住了。待她看见我，忙张开双臂抱住我轻声说："妈，好妈妈，你没什么吧？"
"别紧张，"我尽量轻描淡写地说，"待文革过去后，我们再布置一个新家。它同样会十分美观舒适的。不，它会比过去更美好。"
"不，妈，以后，任何人都不许可再有这样的家了。"曼萍尽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说。
我们母女俩互相搂抱着上了楼。我与她一起走进她房里。那里一切还保持原状，没有遭受任何破坏，我在一张安乐椅上坐下，她则走进浴室去了。当我们走出她卧房时，老赵已在我书房一角清理出一块地方，架上一张桥牌桌，预备开晚饭了。大司务为我们烹饪了可口的肉糜青豆辣酱面。那时我整个人，都已处于一种麻痹状态，因此在进晚餐前，竟对饥饿与疲乏，都浑然不觉了。
晚餐时，我告诉曼萍，市府联络员已答应我们，可以留下一些必需的家具和生活用品，以维持一般工人的生活水准。我想请求政府把二楼全层留给我们，其余的可让给别人。我想，留下我的房间、浴室，还有曼萍的房间及浴室，再加上那间书房，已足够我俩住的了。我对未来还是持乐观态度的，我可以将生活水准降到最低限度。这样或许可使我自己内心觉得轻松点。至少我可不必再为那么多东西费心了。人的生活本是可以有弹性的，我的本性就是个乐观主义者。
在我筹划着将来的生活时，曼萍也平静了下来。她告诉我上海市委除了派联络员来引导红卫兵外，市府还通过了十项决议强调保护文化古迹，并指出冲击私人住宅是违反宪法的。老赵不禁也停下手头的活计，怔怔地听着。陈妈也从浴室里赶出来连连拍手称好。他们都为这个好消息而感到欣慰。不过那些离开不久的红卫兵们的所作所为，及其对修正主义分子的指责，令我对十项决议能否如实执行而感到怀疑。
曼萍忧心忡忡地注视着我，我知道她在为我担心。为了让她放心，我就把抗战时我们在重庆的遭遇告诉她。
"一九四一年夏天，爸爸和我准备随首批中国外交人员及其家属，撤退到堪培拉（澳大利亚首都）开办新的中国公使馆，就在我们计划启程的前两天，遭到一场长时间的猛烈的空袭。一个炸弹掉在我们家屋前的网球场上。熊熊大火烧穿了我们屋顶，以致部分房屋都倒坶了。"我说。
"天呀！你当时在哪？"女儿问。
"我在下边防空洞里。你爸在他办公室那边的防空洞里。重庆的防空洞，都是在山侧挖成的深洞，很深，而且很安全。"
"那家里的东西全毁了？"
"很幸运，在警报鸣响时，我们就把已打点好的手提箱放在楼梯下面。结果楼梯给炸坍了，把我们的手提箱埋在下面，后来我们挖出了其中三只。自然，那次我们是够惨呢。后来我们到了香港，不得不重新添置一批行装。那时，我们没有能力把屋内的家具、杂物从碎砾之中挖扒出来。直至现在，我也不知道它们最后是被怎样处理的。因此你想想看，那时，我们可以说，基本上属丧尽家产了。"
"你从没说起过这件事。"
"那是很早以前的事了。那时你还没出世。而我，比你现在也大不了几岁。我真把这事忘了。现在红卫兵抄家，才令我想起这事。"
"呃，妈，你怎能忘记这样一件可怕的褰呢？你丧尽了家产了！"
"是啊！可我真的把这忘了，但那是发生在战争时期。所有的人几乎都遭受过空袭。任何不幸，只要不是单独降临在你一人身上，那就比较容易忍受了。"
"我是永远识忘不了今天的，一万年也忘不了。"女儿说。
"凡事总要往前看，不要往后看。财产并不重要。想想我那些古董，在属于我以前，不知被多少人拥有过，经厉过多少战争和天灾人祸。我之所以能得到它，是因为有人失却了它。 当它们为我所拥有时，我可以玩赏它们，现在，我失却了它们，就让别人去玩赏它们吧。人生本就是个过渡，财产并不是最重要的。"
"我真高兴你有这样的哲理。"女儿说，这是她那天回家后第一次绽出的笑容，"当然，快乐不快乐不取决于财产。只要我们大家能快快乐乐团聚在一起，即使受穷我也不怕。"
"我们不会受穷的。我早巳跟你说了，我们在海外，有财产。我们的生活总会比中国其他老百姓过得好一点。你太累了，看你眼圈都黑了，快点休息吧。"
曼萍默不作声地坐了一会．；在她超身离座时，她对我说："妈，我们一起顶过这场大风暴。我对国家的前途还是很乐观的。事物总是要变更的，不会老这样的。党内有许多好领导，像周总理，还有其他领导人。"
"是啊，我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干些什么，这么多无辜的百姓在受苦受难呀！"
"别失望。在适当时候，他们会采取措施的。我爱自己的国家，即使它不是永远正确的，我也爱她。"女儿坚定不移地说。
听了她说的，我眼泪不觉涌了上来。我也热爱着我的祖国，虽然由于我的出身而成了被遗弃的人，但我还是永远爱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