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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软禁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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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阵倾盆大雨，将我从睡梦中惊醒。哗哗下了一阵后，渐渐转为淅淅沥沥的毛毛细雨。
整个上午的时光似显得十分漫长，也不见有红卫兵上门。我漫无目的地在房里转着圈子，家中已没有什么书可供阅读了。书房里紧挨两壁的长长的书橱里已是空空然，仅留下四册毛选和红塑料面的语录本。我既不能做缝纫，也不能编毛线，因为红卫兵把一切搞得一片混乱，我根本无法找到毛线及针线之类琐物。我原还可写写信或画点画，但所有的信封和纸张都被撕碎了，连我的笔也不知去向了。我连收音机都没法听，因为收音机唱片柜里已塞满了金银首饰，被红卫兵贴上封条了。因此，我只能枯坐在屋里望着那堆堆我不敢碰动一下的抄剩的残骸遗骨发呆。
下午雨过天晴，有几队红卫兵的游行队列开过我家大门，但他们没有进来。老赵给我买了份《解放日报》，这本属日报，但总要挨到下午才出。报纸头版，用大号铅体字转载了《人民日报》社论。中国所有报刊都是由政府经办的，是宣传国家政策的喉舌，尤其是《人民日报》，所以我明白这篇社论是十分重要的。因此我也看得十分仔细。全文布满了革命口号，目的不过为了激起人民群众对资产阶级的仇恨，并号召大家投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社论中也提到某些地方，政府机关及某些党内领导人还在执行一条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社沦称这些未点名的干部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求革命群众必须识别此类敌人。因为"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过：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我们必须相信群众"。
这篇社论里，并没有赋予"革命群众"和"走资派"两者以明确的定义，也没解释清楚它们的性质，因此这是一篇绝对不负责任的文章，它留给我的唯一印象就是，文革小组企图扩大打击面，并加以暴力迫害。由于《人民日报》社论的精神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因此上海文革的步子也就加快了。上海市党委及市政府，已无能力实施他们自己制定的十项决议了。我准备好红卫兵的再度光临，也准备好他们的态度会更蛮横更无礼，更难以招架。我想把佣人们都辞退掉，让他们各自回家去。
但厨师却说他反正平时也不住在我家里，他可以依旧每天到我这里来，直到红卫兵不让他留下来为止。老赵则说："我不怕，我就留着。否则你得每天去菜场买菜，但你独自一人出去，是十分不安全的。我是贫农出身。我儿子在部队里，是中共党员，我们是响当当的无产阶级。现在，红卫兵已把你抄砸一空。他们还能怎样？如果他们勒令我非得离开，我当然也没有办法了。不过现在，我仍留着。"陈妈则抽抽泣泣地说，她要守着曼萍。
在这样恶劣的处境下，我的倜人们依然对我如此忠诚，实在是难能可贵的。这令我十分感动。因此，我不再坚持要他们立即离开了。再说，有他们伴着我，比起让我独自一人守着屋子候着红卫兵来临，要好过得多。我用厨师给我买来的信纸，写了封信给陈妈在外地的女儿，让她到上海来把陈妈接回去。我对陈妈，要比对老赵和厨师，都更应周到负责。
女儿回来时告诉我，上海市政府已让红卫兵给包围了，红卫兵要求他们立即撤消十项决议，并指控这个决议是包庇资产阶级的。不过我对这个新闻一点也不觉得意外。她还告诉我，江青的一个老朋友，已被推上来领导上海的文化革命。
"他叫张春桥。我们厂里有人说，他是三十年代上海一个记者，那时江青在拍电影。厂里但凡知晓他们底牌的人都说，这两人太可怕了。有些人已在卷铺盖打算进监狱了。他们觉得张春桥可能会把他们监禁起来，以不让人们传说他俩在三十年代的一些事。妈，你看他们真会被关进监狱吗？他们其实什么法也没犯呀！"女儿对在厂里所听到的一切，感到震惊及迷茫不解。我自己因为对三十年代的上海一无所知，因此也想不通，为江青张春桥如此担心电影厂里的演员们了解他们的经历，非欲将他们置之于死地不可。
"今晚你能呆在家里吗？"我问女儿。我十分希望，她能与我一起乎平静静地过一晚。我想跟她好好谈谈。
"不行呀，妈。我匆匆赶回来一趟，就是为着来看看你，再探探红卫兵有否再来过。其他同事现在都在厂里，我们今晚有一个重要会议，是讨论《人民日报》社论。听说这文章十分重要，因为它代表了毛主席的观点。"她边说边看了下表，"呵，我得赶回去了。"
老赵给她送来一碗面条："多少吃一点，都快凉了，你总不能空着肚子走。"
女儿用筷子挑着面条，心急慌忙地送进嘴里，一边对老赵说："谢谢你。但我真的该走了。"
她把面条吃完了，笑着拥抱了我一下，便三步并两步地下楼走了。我有很多话想跟她说，但来不及了。
老赵将他自己的半导体收音机给我，使我能收听晚间新闻。当时，每个电台都在广播《人民日报》社论。报告员们虚张声势地扯着嗓子，显出一副声色俱厉的腔调，对此，我也已习以为常了。我将半导体开着，希望能听到一些其他的新闻。但我很失望，除了反反复复喋喋不休地播放这篇社论外，其他什么都没有了。待我曚昽入睡时，那篇社论已反复播了多次，我都能把它背出来了。
次日早上，我听见厨师在抱怨着，菜场供应短缺紧张。原先近郊农民每天都将蔬菜、鱼虾等送来供应市区的，但现在他们都不干了，他们都响应了毛主席号召参加造反派，投入文化大革命了。他们成群结队地涌进市区，在上海市内占据了许多大旅馆，他们的头头还向宾馆领导要求免费供应伙食和各种服务。当上海奢华舒适的生活设施，诸如热水龙头、抽水马桶、席梦思及地毯等等新鲜事传到人民公社后，农村的妇女们都拖儿带女地进城来"休假"了。与此同时，北京及其他北方城市的红卫兵们，也挤着火车来上海大串联，与上海红卫兵"交流"革命经验，相对的，上海红卫兵也赶去北京，希望有幸能得到毛主席的接见。红卫兵占据了所有的水陆交通，令正常的客运及货物运输搁浅在车站及码头上，无人敢对此提出异议。因为《人民日报》社诒所提到的那些所谓"走资派"官员们，都已吓得无法主持正常工作了。
红卫兵们对十项决议的指责，令市政府不得不采取一系列相应的措施。为了避免他们对市政府心生不满，市政府免费对出入上海的红卫兵供应膳宿。火车站及轮船码头上都设有饮食摊，所有的饮食店都供应馒头。那些过去由白俄们开设，而今已收归国有的西式面包房，也特地动员专门为红卫兵制作馒头及面包。为了表示对上海市政府的不满，红卫兵们故意挑剔寻事，攻击那种西式面包是洋食品，拒绝吃这类面包。同时，工厂里的工人也行动起来了，组成他们自己的革命组织，加入了"造反派"的行列。这些工人为了刁难市政府领导，提出了许多高标准的经济要求。那些领导人为了想取得工人们的支持，便听任向他们发放各种奖金及福利费。只不过短短几天，全上海银行库存全部告罄。那些工人们因为要求没能达到而被激怒了，他们便联合红卫兵向市府及其领导人进攻了。这一切活动的幕后，是由稳坐在和平饭店舒适套房内的张春桥指挥的。直到次年一月份，上海市市委及市政府被造反派砸烂之前，这间套间一直成为上海极左派领导的临时指挥部。
我女儿有些朋友是中学教师。因为他们也套着个红袖章，所以可以溜来我家而不让人注意。老赵也趁着红卫兵暂时停止折腾我家这个空隙，出去看望他自己的朋友，或者混杂在大街上行人之中听听消息。厨师的儿子是工人，常来看他的父亲，并带来一些自己厂里的情况。他们所讲的那些事，真让人难以置信。而上海市委及市政府，在执行他们的职能时，竟是那般犹豫胆怯，这种不正常的形势，令我怀疑文化革命除了要剥夺姿产阶级的多余生活资料及清理干部与知识分子趴伍外，是否还有其他的目的任务。
一天，曼萍的一位当教师的朋友小许，来我家看她。曼萍正好去制片厂了。小许告诉我，红卫兵毁掉了上海天主教堂的两个塔顶，这原是上海的一个特殊标志。他还说，有天晚上，红卫兵们冲进上海市图书馆，将大批名贵的书籍都销毁了。当他们冲到博物馆时，因为打不开那扇坚固的铁门，竞又冲到馆长的家里，把那位老先生从病榻上拉起来，当场开了个批斗会。
"那老人给送医院了，有人说他已经死了。那些红卫兵越来越野蛮。我看，你还是带了曼萍逃到香港去吧。"他说。
"你想曼萍会答应吗?"我之所以这样问他，是因为有次在我动身去香港旅游前夕，他恰巧也在我家里。他和我女儿都表示他们永远不愿去香港，在殖民地区做个二等公民。
"现在形势不对啦，文革开始后，非工人阶级出身的青年，在中国已没有前途了。过去，只要我们比工人出身的青年加倍发奋，也不指望领导提拔，至少我生活还可以过得快快活活。但从今以后，我们将沦为像印度贱民那样的人了，我们的孩子、孩子的孩子，将永远受压。现在，唯一的出路是逃出去。你在海外有许多朋友，你为什么不带着曼萍逃走呢？"他极力怂恿着我。
"我想现在已为时太晚了。要知道，偷渡去港的罪行是很重的，会判十年到二十年徒刑。"我说。
"来得及的，我已暗自作了些观察，现今整个铁路系统一片混乱。根本无需购买车票，也不需要出入境证。红卫兵们四出串联，只要挤上火车就可以了，没有人会盘问你。我已去车站和码头看过，根本没有查票人，也没有人执行任务。"
"我想我要是上了火车，立刻就会给人识破，把我揪下来狠打一顿的。"
"你可以化装成红卫兵。我替你缝制红袖章，再代你写上'红卫兵'三字。我已为我学生缝制了不少这种红袖章了。"他说。
"我想我再化装红卫兵，也已太老了。"
"你只要把头发剪短，手里拿上一本毛主席语录，装着全神贯注地读语录的模样。你还可戴顶帽子，把头发遮盖着。假若有人盘问你，你就讲你是老师。至于曼萍，她可扮作红卫兵过关。"他的口气很有点焦灼。
我又摇摇头。他再劝说道："你不试一下，真是太傻了。无论如何，待曼萍回来，你要和她商量一下。"
（一九八o年我离开中国后，在香港见到了小许。他告诉我，当时他就准备乘火车去香港，但在临近边界时，他又回转来了。不过后来，他还是游泳游到澳门。在那里过了几年后就去了香港。在香港他克勤克俭，积了点钱。到一九八o年，他已是九龙一家玩具厂的股东、老板之一。那工厂的产品销售到世界各地。现在上海情况好转了，他计划到上海旅游一番，探望一下他母亲。）
在浴室里，我听到有人发疯似地砰砰擂着大门，待我走到扶梯上，即与一个十五岁左右的女孩撞了个满怀。她身穿卡其军装，头上端端正正扣着一顶军幅。帽檐直压到眉毛上，因此，她双目只得从帽檐边下抬眼窥视着我。在她纤细的腰上扎着一条阔皮带，上面有个锂亮的金属扣子，手中持着一根皮鞭。
"你是这里的阶级敌人吧？瞧你过得多舒坦！养得脸庞滚圆肥胖，一对眼睛神气活现的。是工农的血汗和辛勤劳动喂肥了你。现在世道变啦，你必得为自己犯下的罪行付出代价！过来！"听她口音，就知道是北京红卫兵。
我跟着她下了楼，楼下过道里，几个与她同样装束的青年男女，正站在靠大餐间的门口。她径自走进大餐间，我也跟着进去。
"跪下！"其中一男青年大声喝着，同时用棍子击打着我背部。另一个男青年一抬手敲碎了橱门的玻璃。他继续往四下挥舞着手中的棍子，一次还击中我膝盖后部。后来他猛扯我的手逼我跪下，我被摔倒了。
"现金在哪？"其中一人问。
"给前批红卫兵拿走了。"
"全部拿走了？"
"他们留给我几百元作生活费。"
"在哪？"
"在我书桌抽斗里。"
那男青年在走过我身边，与其他人一起上楼时，在我腿上踢了一脚。那个手执皮鞭的女青年留下来看着我。她不住地挥舞着手中的鞭子，几乎每次都差点打着我。那些红卫兵拿着抽屉下楼了，把钞票统统倒在餐桌上。他们令我面向墙壁，但我仍听见他们在点数钞票。
又是一阵错落的脚步声，想来大门可能根本一直敞开着。
不久又听到一个男子的声音，在命令老赵和陈妈及厨师，都到客厅去。接着又听得他对另一人说；"统统带到楼上去查问。"
那些红卫兵先涌到客厅去，后来又走进餐厅。
"她在这里。"有人说。
"现在你们得走了，让我们自己来对付她。"那发号施令的人又说。
那些红卫兵们随即用棍棒和皮鞭抽打着墙壁和家具离去了。他们恶狠狠地摔打着门，房子都像要给震坍了。
"起来，过来。"那发号施令的人吼着。
我站起身转向这几个新闯进来的人。讲话的人中等身材，纤细孱弱，戴着一副深色的镜片。房里另外还有一男一女。虽然他们一律穿着布裤子和不合身的衬衫以及士气的上衣，但讲出的话，倒像是受过一点教育的。在他们袖章上写着"造反派"。她们与我面对面站成一个半圆圈。那人对我发话了：
"你是这房子里的阶级敌人。你的罪行是里通外国。你的大门口贴着张大字报，你还能抵赖吗？"
"我当然不承认。你是谁？你要做什么?"
"我们是无产阶级造反派。"
"从未听说过这种组织。"我说。
"你就会听到许多有关我们的情况。我们是代表工人阶级的造反派，是中国的领导阶级。"他下巴颏一扬，说。
"你们是代表共产党的那个工人阶级吗？"我问。
"住嘴！我们没必要向你证明我们的身份。你这个猖狂的阶级敌人！你根本就无权议论谁代表工人阶级。我们是响应毛主席号召来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那就够了。"那持鞭子的女性说。
"你这个阶级敌人，英美帝国主义的走狗。你在北京一所美国人办的大学里读书，后来又跑到伦敦去，进了一所英国大学。你自幼就接受训练为帝国主义服务。"那男的说。
我根本不屑对他们作任何辩解。
"你觉得可耻了，所以没话说了？"那女的问。
"有什么可耻？众多燕京的毕业生在党内担任着领导工作。在外国人办的学校读书，不等于就是他们的走狗。伦敦经济学院是左翼大学，是英国费边社会主义者创办的。事实上，我还是在那里，第一次读到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我对她说。
"哈哈哈，真是天字第一号的笑话。一个阶级敌人加帝国主义走狗，竟然读过《共产党宣言》！接下来你可以加入共产党了"。那戴有色眼镜的男人，讥诮着我。
那女的又说："列宁揭露费边社会主义者为改良主义。他们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因为他们反对暴力革命。你用不着来阿谀讨好我们。你唯一的出路是坦白交代。"
"我是个守法的公民，"我声明，"我为外国公司工作，但我并没接触过任何国家机密，再讲，我与任何国外政府方面都没往来，他们也根本不认识我。"
另一人说："你跟他们不往来，但你与许多外国官员交朋友。"
"别紧张嘛。一切外国公司的高级职员都是特务，你不是绝无仅有的一个。"另一人拉着长调说。
"外国政府凭什么要相信我们？"我问他们。"他们如何操纵得了我们这些在中国境内生活的人呢？"
"哼！你们这班家伙，差不多个个在外国都有存款。这点你不想抵赖吧？"那人说。
"这样他们不就控制住你了？他们可以没收掉你的财产。"那女人作着补充。
"你们不懂，国外政府从不干涉银行业务。他们无权没收任何私人存款。"我告诉他们。
"那你为什么把钱存在海外？为什么一个老老实实、奉公守法的中国人，要把钱存在国外？"
"我经常要去香港。在那里，我要支付伙食费和旅馆开支。要知道，人民币是不可以兑换港币的，我们国家有外汇条例规定，每次出国，只准带五美元外币。另外，我还得不时进一点外汇，以便可以在侨汇商店买点煤及其他东西。"我解释着，"我海外确实有些存款，但我在上海拥有更多财产。我拥有这幢房子，在这里，我还有独生女几。对我来说，她比任何东西都珍贵。她是个共青团员。我为什么要反对党和政府呢？"
"哪怕你女儿是个共产党员，你也会反党。这由你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的。"那戴眼镜的人说，看来，他是个头头。
又走进来几个人，他们后面跟着我的佣人们。那头头询问地与他们交换一下眼色，他们对他摇摇头。看来，他们没能从我的佣人那里得到他们所需的情况。
那戴眼镜的恶狠狠地间我："你把黄金和武器藏哪儿了？"
"什么黄金武器!"他这种提问让我摸不着头绪，直到我起《人民日报》社论里，曾攻击资产阶级分子秘密私藏黄金及武器，企图在外国入侵中国之时，组织第五纵队，我才悟出他们发话的企图。
"你知道我所指的，是什么样的黄金、武器！别装蒜。"
"我没有黄金武器。红卫兵进来时，已把这幢房子里里外外都搜过了，他们没有找到什么黄金武器。"
"你很聪明，你把它们藏起来了。《人民日报》社论说过，阶级敌人私藏黄金武器。这是千真万确的。"
"我们要把黄金、武器搜出来。假如你不坦白交代，没有好下场。"那头头说，"大家过来，它们一定给藏在这所房子里了。"
我想不论他们是否真的相信社论里所说的那些话，但他们必须做出十分虔诚的表示。其实自一九四九年共产党解放中国后不久即发出通告，凡私藏武器都属非法，都得受命上缴给政府，而且公安局还进行过一次全面搜索。过去国民党的军人及警察都已逮捕送往劳改农场。所以到了一九六六年之时，民间仍有私藏武器，纯属极端荒唐。
那些造反派还是押解着我和佣人们，把房子里里外外搜了一通。他们削开席梦思，剪碎椅子及沙发的包皮，拆掉洗澡间里的瓷砖，钻进壁炉将头伸到烟囱去搜查。还撬开地板，爬到屋顶上在水箱里打捞。连下水道水管也没放过。在整个搜查过程中，他们都密切监视着我和佣人们的脸部表情。
直到他们决定要去花园掘地时，我这才发现，天已黑了。满天乌云低压，那是个黑魃魃的夜晚。他们把灯拉到凉台上，还令老赵送上手电筒。待他们搜：受到一垛煤堆前时，就令我和佣人们，动手将煤块通通挪到另一边已经搜查过的角落里。湿漉漉的花园此刻已被糟蹋得成为一潭烂泥地了，所有的花坛都被铲子挖翻过，铲子被深深地插在树木根部的泥土上。连花坛里的花卉，都给连根拔出来了。但他们依然什么也没找到。而造反派，我的佣人们和我，却已是滚了一身的泥浆和汗水。
疲劳终于压倒了造反热情。我们被带回屋里。由于他们什么电没发现，似觉得颇失面子，因此个个恼羞成怒，气势汹汹的。我想我必得给个台阶让他们下，否则，他们会迁怒于我。 假若我能让他们拿到属黄金之类的戒指手镯等，至少他们也就在面子上讲得过去了。我记得我的首饰帮给封在书房里。
"我的金戒指、金手镯等都被红卫兵封存着。你可去与红卫兵联系启封取走它们。"我对那女人说。
"别装蒜，我们要找金条。"她说。
我们都站在遣道上。那戴着深色眼镜的人把眼镜一除，露出一对布满红丝、杀气腾腾的眼睛。他瞥了一眼畏缩在厨房门边的佣人们，又看看簇拥着他的手下人，最后狠狠地瞪着我，蓦地大声吼道："你把黄金武器藏在哪儿了？"边说着恶狠狠地步步向我逼近。
我已疲惫得站也站不住了，但还是打起精神回答道："实在没有。假如真的有，你们早应找到了。"
因为事实已证明他的失误，这令他十分难堪。他咬牙切齿地瞪着我，说："你作这结论肯定为时过早，我们还未把墙壁敲开呢。"
他就跟我贴面沾营，那副满脸轻蔑嘲讽的表情，我看得清清楚楚。那种嘴脸让我恶心，我真想离他远点，不过我没那么做。因为这样他会以为我在惧怕他。我只是悠悠地用正常的语调平静地说："你得讲道理。假如我要在墒壁里藏匿什么，我一个人是做不了这事的。我得请泥水匠把墙壁重新改造过。现在所有工人都在国营企业工作，他们会把这种工程向所在党支部汇报的。"我已极瑞疲乏，真是鼓起全身的劲在讲这番话。
那家伙跳了起来，因为我在影射他蛮不讲理。只见他脸色发白，嘴唇气得直打颤，太阳穴的青筋都暴起了。他挥拳欲打我。
恰好这时，曼萍的波斯猫弗罗莎从厨房里窜进来，它从那人身后蹦到他腿上，狠狠趔咬住他小腿，他大声呼着疼，拎起只脚蹦起来，企图赶走它。其他的人都帮着来抓弗罗莎，但机灵的小猫，已"嗖"的一下，闪电似从敞开的法式窗框里跳出去了。大家又赶到屋外，此时弗罗莎已笃笃定定地坐在它最欢喜的那棵木莲树上。人们无法爬上去。弗罗莎安然地高高在上，喵喵地叫着。那被咬的家伙几乎疯狂了。他的裤子被抓破了，后腿淌着血。他狂怒地冲过去拚命地摇撼着树干，妄想把小猫摇下来，但弗罗莎跳到更高的一根树丫上，只见它轻蔑地往下瞄了一跟，随后又跳到邻居家的屋顶上，在幽幽夜幕中消失了。
大家重新回到屋里。那家伙一屁股坐在已被红卫兵破坏过，他自己也糟蹋过的沙发上。我想叫陈妈拿些红药水或碘酒来给他涂伤口，但陈妈说这些东西都让红卫兵给倒掉了。
造反派们很为自家头头的那个小闹剧觉得尴尬坍台。只见他们的头头用手帕捂着腿，恼怒得只有出气，没有进气的份了。我的佣人们乖巧地退到厨房去了。我仍然留在那里，冷眼旁观他那副狼狈样。一个女人把间隔居室和餐厅的拉门一拉，将我一把推进去，说道："我们不需要你猫哭老鼠假发善心。你豢养了头畜生来对抗造反派。你不会有好果子吃的。至于那只猫，我们已请附近里委协助，将它寻回来处死。你妄想放猫出来咬我们以达到我们停止搜查的目的，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我们还要继续搜查黄金和武器。"她转身把门卡嚓锁上，又听得她在走道里兜来兜去，一一将其他门都上了锁。这样一来，我又被禁闭在餐厅里了。
我怀疑，他们究竟是否真的认定我藏有黄金武器？还是不过仅仅为了执行最高指示？假如他们的目的是在于后者的话，那么，他们可谓已尽心尽力了。
老赵在花园里轻轻唤我。我走到窗前，他对我说：
"大司务已去厂里通知曼萍，关照她今晚不要回来。你说好吗？"
"真谢谢你，老赵。你真是想得周到，最好她能不在这里。"
又有人在猛击大门了。老赵急腾腾地赶着去开门，回来后他告诉我，那些第一次来抄家的红卫兵们又来了。
"请你把陈妈带到你房里。"我对老赵说。我准备好面对更沉重的厄运和灾难。
接着只听得楼梯上上下下地踩响着，人数似乎众多，他们还大声叫喊着。楼上似有人在气呼呼地争执着，接着又凌出斗殴声。我别无他法，准备着他们把我的家彻底捣毁。我将三张餐桌椅拼靠在一起，放上几只软垫，一横身就躺下了。可能因为实在太疲劳了，我竟然会在他们的吵闹声中沉沉入睡。
天亮了，几个红卫兵和造反派打开了房门。看来他们的争执已解决了。一个女青年大声对我嚷嚷着："起来！起来l"
另一个造反派关照我快点去厨房吃点东西，随后就上楼去，听候命令。我去楼下的衣帽阔盥洗。镜子里映出的我；连我自己见了都吓了一跳。一头乱莲蓬的头发，苍白浮舯的脸庞上，额头及双颊溅满了泥浆。我后退一步再打量一下，发现自己满身都是泥浆。事实上，我看上去活像一具女僵尸，就跟抗战时期，在重庆街头废墟里扒出来的女尸无异。自见了那具女尸后，我一连好几天都觉得难受不安，无法安宁。对"她"说来，世上的一切已彻底告终了。她再也不能站起来走动，甚或对自己的不幸的遭际，也无法申诉呼吁了。现在当我忆起这具女尸时，反而增添了活下去的信心。在我，文化革命仅仅是一场为自己澄清名誉的斗争。我不但要活下去，还要活得像花岗岩一样坚强。不管处于何种严酷的打击，都要洁身自爱，保持自我。我的脸面浮肿，是因为长时间滴水未入，我仅留存的一只肾脏。已无法正常发挥其功能了。我必得即刻喝点水。
我走进厨房，先喝了两满杯水，再吃老赵为我准备的大米粥和素菜。真是令人不可思议，食物，竟能这么神速地在人体内激发热量，而卡路里又会激发和坚定人的意志。霎时，我感到精神一振。
一个红卫兵将厨房门推开对我嚷着；"你是在吃盛宴吧？你在这里磨蹭了多少时间了？快点快点！"
我和老赵跟着他们上了楼。陈妈也跟着我们一起上去。那几个红卫兵和留下的造反派，要我们帮着包扎我们自己的东西，以便他们随时就可拎走。我巴不得他们快快离了这儿，因此我很是起劲卖力地帮他们整理着。这些红卫兵造反派在我眼前晃动着的身影，比丧失财产更让我难熬。他们好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尚未开化的野蛮生物，我与他们没什么可说的。
在红卫兵造反派眼中，老赵不属阶级敌人之列。虽然他们认为他没有好好接受教育，社会主义觉悟太低，甘愿为我这样的人服务。我看他们挺随便地与他交谈，老赵也尽力与他们搞好关系。我们都坐在地板上，包扎着散落在各处的物件，红卫兵们兴奋地议论着他们上北京受毛主席接见的盛况。其中有几个曾参加过"八一八"（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红卫兵）的，高傲地侃侃而谈，详尽描述着他们的亲身体验。他们还谈到，驻京部队如何对他们热忱接待，供他们膳宿，还发给他们军装，并训练他们如何参加检阅。部队首长还亲自为红卫兵选择有关语录及口号。
他们的交谈很令人寻味。这似乎说明文化革命中，是解放军们在幕后支持并引导着红卫兵的行动。
待物件都一一包扎就绪了，卡车来了。令我失望的是，车开走后，红卫兵们仍留着不走。
一个女造反派对我说："你必须呆在屋里不准离开，红卫共们会轮流看守着你的。"
我又惊又气。我问道："你们有什么权利可以把我囚禁在这里？"过度的失望令我浑身颤抖不已。
"我有造反派的权利。"
"除非你们手执书面命令。"我尽力克制着自己颤抖的声音说。
你为什么非要跑出去？你要去哪？像你这种女人这当走出去，会给人家活活打死的。我们把你关在家里是保护你。我们准许老赵留下来替你买菜。你知道外边的形势吗？文化大革命已推向一个新高潮了。"
"我并不是非要走到外面去。但这是个原则问题。"
"什么原则问题？你既然不想出去，那还要吵闹什么？你必须呆在这里，直到我们作出处理。这是命令。"
说毕，她大摇大摆地走了。我怒气冲天，但也没办法。
晚上，他们准我把自个床上的弹簧床垫铺在地上，让我作睡觉之用。空空的衣柜里，仅剩几件替换衣服和一件毛衣拄着。房间一角还留着一只手提箱，里西是我的冬衣。还有一只草绿色帆布包，置着我冬天的毯子和被褥。除了厨房用的桌椅外，家具就只剩下两把椅子和一只小咖啡桌了。红卫兵占着房门外那两把仅剩的椅子，谨慎地监视着我。因此我只能坐在席地而置的床垫上，他们不时打开房门来监察我的行动，因此仅有在洗澡间，我才能享受一点隐私的自由。
他们允许我女儿住在自己房里，却不准她与我交谈。她也难得回家。因为厂里的会议越来越多，她必须在那里参加文化大革命。每逢傍晚时分，我就把门轻轻敞开一点，希望在她回家上楼路过房门口时，我们能见上一面。在她回家的晚土，我们总是争取互相见一见。这是我唯一能得到的安慰。每每见过我女儿的那个晚上，我就睡得比较踏实。
老赵还是为我买菜，但他们不准我跟老赵、曼萍一起吃饭。那些红卫兵排好值勤表轮番看守着我。白天他们都倒家吃饭，晚上留下一二个红卫兵在我房外搭铺睡觉。
在我被软禁两天后，陈妈的女儿从外地赶来上海接她回家了。我们流着泪互相道别。陈妈要留给我一件她自己编织的毛线背心，但红卫兵却责备她没有觉悟，不准她把毛背心送给我。"她没有足够的冬衣，身体又不好，你们知道吗？"陈妈苦苦地求着红卫兵。
"你拎得清吗？她是阶级敌人，你还要关心她有无足够的过冬衣呢。"红卫兵说。
陈妈的女儿似乎十分惧怕红卫兵，她不住催着陈妈快快离开这里。陈妈却说："我一定要向妹妹告别。"说着，她眼泪扑簌簌地直往下淌。
其中一个红卫兵不耐烦了。她对着陈妈用批判的口气说："你在这里还没呆够呀？她是阶级敌人的女儿，你还想与她道别？"
我环抱着陈妈的肩头，准备与她作最后一次的拥抱。她放声大哭。红卫兵们扯开我的手臂，将陈妈和她女儿推搡出去。老赵帮着她们把行李送出去，还为她们叫了辆三轮车。
为了想了解外边的形势，我每天都如饥似渴地读着老赵留在厨房里的报纸。一天晚上我进厨房吃晚饭时，看见椅子上有一张油印的传单，上面写着《红卫兵通讯》。大标题为"坚决打击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它引起我的兴趣，我希望能看个明白。看看四周没人，我就偷偷把它塞进裤袋里，过后带到洗澡间去静静细读。自那以后，我总十分留心红卫兵们丢下的废纸。因为这些红卫兵传单都是夸大了的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罪行的宣传。他们在打击这些敌人的过程中，肯定会泄漏一些有关受冲击的共产党领导人的情况，而这些领导人的名单，至今尚未向民众公布过。我特别对指控上海市委及市府领导人那些妄图"反对"或"破坏"毛泽东指示的报道深感兴趣。从这些传单内容看来，党内的两派斗争比我想象的更剧烈。这些红卫兵们出版的简报和传单是不经审查的，因此无意中会泄露一些党内斗争的内幕。
在家里给软禁一周之后，我问红卫兵：我还要被监禁多久？并要求他们让我去花园走走。他们与上级通过电话后，就准许我去花园散散步。有时，我就抱着弗罗莎坐在露台的台阶上。他们似乎已不再计较弗罗莎咬伤造反派头头的罪行了，有时他们自己都逗着弗罗莎玩。
很快，曼萍就发现我常常在清晨出现在花园里。所以晚上假如她回家的话，就写个字条搓成个小团丢在花园里，如是我次日早上下楼散步时，便可见到了。九月份的雨水特别多，每逢隔天下过雨，那纸圃便被浸润得烂糟糟的，无法打开。一张小小的纸条能让她写些什么呢？只能是对我的问候而已。例如"妈妈我爱你！""保重身体""我们要勇敢些，共同顶住这场大风暴，亲爱的妈……"等等。这些对我无疑是莫大的安慰，让我不再觉得孤单。
每逢我去厨房吃饭，要是老赵也在里面，那么红卫兵就要在一边监视着，禁止我们交谈。但老赵与红卫兵之间，是可以随便交谈的。后来我发现，虽然老赵是在和红卫兵交谈，但有许多话，是专门讲给我听的。例如一天，老赵问红卫兵："你们常常殴打老师吗？"
老赵的问话让我党得十分惊讶。因为八月三十日红卫兵来抄家时，对他们的教师还是十分友好的。我迫不及待地等着听红卫兵的回答。
那个红卫兵不以为然地说："要是他们有资产阶级思想，或逼我们读书，阻止我们投入革命运动，那我们就揍他们。有许多教师就是不懂得深入开展文化革命的重要性。他们仍然相信书本上写着的玩意儿。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在游泳中学会游泳'，我们必须在革命运动的实践中及艰苦的劳动中进行学习。学校里那一套已过时了。那些仍然死死抱住书本知识的教师们，肯定是对抗我们伟大领袖的，我们就必须把他们当作敌人来看待。"
又有一次，老赵问红卫兵："你去参加冲击市政府了吗?"
"当然！这种冲击已经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上海整个市政府已被修正主义腐蚀成穿心烂了。"
从老赵和红卫兵交谈及红卫兵的传单和油印件中，我了解到现在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红卫兵似雨后春笋般，纷纷与工人组织联合起来，组成新的造反派组织。我不知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达到某种个人利益呢，还是仅仅怕让人看作落后分子。这种形势促使群众纷纷被迫置身于这场大革命之中。
对资本家的抄家，对知识分子的出击，导致红卫兵们与造反派的私欲日益膨胀。迫害的手段也日渐毒辣残忍。他们急不可待地要把运动往纵深推进。看来，似乎极左分子的领导人想利用当时的形势及造反派的心理状态，把矛头集中指向上海市委及市政府，对他们施加压力，谴责他们包庇资产阶级，以反对毛泽东的路线。他们断言市委及市政府几年来，有意拒不执行毛泽东的指示。当然，上海市市委及市政府的领导，也并非初出茅庐的政界新手。他们经历过多次的政治风暴的激荡。他们了解毛泽东的一套策略就是发动群众。因此他们自己也采取发动群众的办法。很快地，他们也组织了自己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介入文化革命。他们与极左派展开大辩论，争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在口号及行动上，各派都竭力使自己表现得更红色、更残酷，更左派。因此除非两个组织发生武斗，打得头破血流，否则，你根本就弄不清各组织所从属的派别。与之同时，所谓的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则在两派斗争的夹缝中历尽膳难，苦痛难言。因为两派都要显示自己对阶级敌人的嫉恶如仇。谁打击得最狠，谁就更显得掌有实权。
随着暴力迫害的形势逐步升级，文化革命也日益深入。对阶级敌人的打击面越来越广，牵涉的人数越来越多。一个新的口号给推出来了，强调要贬低和打击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弟。那口号为："龙生龙、风生风，老鼠生子掘壁洞。"意为阶级敌人的子女，肯定也是阶级敌人。我真正想不通，怎么在一个信仰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国家里，竟会出现这么一个强调遗传学的口号。我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思索这个问题。但打从这个口号提出后，曼萍便从群众的队伍里被清除出来，与制片厂其他一些阶级敌人，一起被关进了"牛棚"。关在"牛棚"里的受害者，所有的时间都在反复写认罪书，尽力肃清自己头脑里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个人主义。这一切我都是从老赵和另一个红卫兵谈话中得悉的。一次我听得老赵在我房间外大声嚷嚷着，说要给曼萍送铺盖和替换衣服去，因为她已关进"牛棚"不准回家了。晚饭时，我实在一口也咽不下去。但为了想了解到曼萍的近况，我只得假装着坐在厨房吃饭。老赵果然不负我一片苦心，我刚刚坐定，他便与红卫兵谈起曼萍了。
"我见到她了。我把东西都交给她啦。她脸色很好，情绪也不错。她告诉我她正在写检查批判认识自己的出身。她还说，牛棚里的同事大家都很照顾她。看来，她蛮开朗。只是她需要写什么批判呢？她是共青团团员，受过多次表扬，奖状都拿到好几张。她对无产阶级很友好，一次在乡下，一个农妇突然犯病了，曼萍当即自已摇着一只小船把她送到公社医院，救回那农妇一条命呢。"
"她生在外国，又出身这种家庭，当然得作自我批判。"那红卫兵对老赵说，"她可能是只红萝卜，外面红、里面白。不管怎么，现在共青团根本已解散了。共青团总书记胡耀邦也是个修正史义分子。"
不多久，电影厂的造反派来了。他们查抄了曼萍的房间，把房里她留下的所有东西都席卷而去。这突发的变故，令我万分痛苦。任何对我自己的打击，我都不在乎，但现在曼萍也被卷进去，这令我万念俱灰了。
九月二十七日傍晚，我被一个红卫兵和造反派押抵七月份我去过的那所学校大楼里。一大帮人已聚在那儿候着我们。这次，我成为批斗的对象了。到会的不仅有来过我家的红卫兵和造反派，还包括亚细亚公司的老职员，以及七月份曾盘问过我的他们学习班的负责人。那戴深色眼镜的家伙主持着会议。
会场的布置与过去不同，椅子不是对着讲台排列而是围成一圈。我被命令站立在中间，两边各站着一个红卫兵。那个戴深色镜片的家伙确实很会讲话，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只听他从鸦片战争讲起，有声有色地形容着英国海军如何入侵中国，炮轰中国海岸。他讲得错误百出，其目的只是挑起群众对我的仇恨心而已。好像那一百年前英国入对中国的所作所为，这笔账都应该算在我一个人身上，他说得就像是我带着英国海军驶入珠江似的。然后他说明，亚细亚公司是个国际性的公司，世界各地都设有它的分支机构。他说列宁曾经指出，这种公司是社会主义的最大敌人。他告诫大家，打从远古时代开始，亚细亚公司已派遣推销员到中国农村，以兜销火油作借口，从而为帝国主义收集有关情报。他还举出一串数字以证明，该公司在对中国通商中所获得的庞大秘润，称之为"对中国人民的经济剥削"。他还说"英帝国主义比美帝国主义更狡猾。美国政府是公开反对中国人民政府，保护台湾国民党。而英国则在外交上承认人民政府，但在联合国会议上，却和美国一起投票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
接着话题一转，又提到我的家庭出身。他告诉与会群众，我是大地主的后代。我家曾拥有肥田万顷。他不像那市政府的联络员那样称我祖父为爱国者，却说我祖父是个腐朽没落的地主和封建主义的吹鼓手。因为他曾在他所著的历史书中，赞赏过几位帝王。他还说在他所保留的文件中，有确凿证据说明他是汉冶萍综合公司包括安源煤矿的创办人和股东；而在那里恰巧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组织领导工人向资本家进行斗争。这足以证明，我祖父与毛泽东对着干的罪行。其实他们不属于同一个时代。后来他又指出，我父亲是北洋政府的高级官员，年轻时曾在日本生活多年。他要求与会群众回忆日本人对中国的侵略，八年抗战杀死了一千万中国无辜百姓。他倒没说漏嘴，没说出我父亲是在二十世纪初叶去日本的，那是远在一九三七年日本侵华之前，相反他要给人一个印象，似乎我父亲不顾日本侵华的民族之恨，而去日本生活了多年。然后他用手指点点我，说我二十岁就去了英国，在英国的大学里就接受训练，成为一个"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将我已故的丈夫称为"腐朽的国民党统治下的残渣余孽"。并声称亏他早死了，可以逃避造反派对他的批判。
众人振臂高呼口号以示对他的发言共鸣和支持。他们的号除了有关文化革命以外，还加上许多对我本人的攻击性口号，声讨我是特务，勾结帝国主义者以反对中国，还揭发我为英国人的"走狗"。
他发言结束后，那初次带队来抄家的红卫兵，在扩音器前声嘶力竭地揭发我家里的"奢侈"生活方式。另一个红卫兵又揭发我为了保护"四旧"竟与他们打架，破坏他们的革命行动。此外还批判我骄傲自大，顽固不化，指责我在家里豢养了畜生来伤害造反派。
后来，他们又命令亚细亚的老职员上台揭发，以提供罪证。我看他们一个个都神情懦怯，胆颤心寒的。我不知道他们的学习班是否人人都已过关了。那上去揭发我的人面色惨白，拿着发言稿的手抑制不住地筛筛发抖。他们的目光不敢正视我。其实他们没有揭发我什么实质性的问题，只是指责我和居住上海的外国人关系密切。总之，一切事先口径早统一过了，即设下一个"大胆怀疑"的天罗地网。那在公司大楼开电梯的工友揭发我，说我每每进出电梯时，那位英国经理总是让我走在前面，自己则跟在我后面。汽车司机也证明，在上下汽车时，那洋经理也总是让我先进汽车。这大概就是他们用以证明我"十分为英帝国主义重视"。因为共产党中国的高级干部，做梦也不会让一个女性助手，先他而上汽车或进电梯的。
也有职员提出，经理办公室隔壁的档案室，除了经理与我，其他人都不准进去。另一位在公司供职多年的职员说，在办公室里常挂着中国各地区地质结构地图，上面标出可能藏油的地区。因为石油是帝国主义分子的宝贝。还有一位则照本宣读他从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九年国共两党交战时期，亚细亚各地分公司所写的报告中有关双方军队撤军的部分。他们是以这点来反驳我的亚细亚公司只对经商感兴趣的论点。
我那已不在人世的丈夫，也逃避不了严厉的批判。他们强调每当亚细亚公司的利益和国家利益有矛盾时，我和丈夫总是站在亚细亚公司这边。所有这些纯属不分清红皂白、混淆是非的谬论及夸大的事实，他们用来有意障人耳目，以迷惑那些愚昧无知、容易上当受骗和那些未受过教育的群众而已。
夜幕已降下了，但批斗会还在继续。我的这幕悲剧是那么精彩，竟然整个过程中没有一个红卫兵或造反派中途离开过会场，我想其中大部分人都会感到惊骇，相信我确实是被揪出来的一名国际间谍。也有人不过只是佯装相信他们的揭发而已。我看到那些领导这场闹剧的人，此刻正悠闲自得地欣赏着他们的杰作。
直到好几年后，我才知道召开那场批斗大会的日期，已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迟变更了几次。因为他们想让我女儿也来参与对我的揭发批判，但她不管承受多大的压力，就是不愿意。后来国庆节临近了，极左派命令上海造反派要作出成绩来迎接国庆，庆祝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负责我专案的那班人，为了响应这个号召，才决定召开这次没有我女儿批判揭发的批斗会。
当那戴着深色眼镜的家伙认为大会的气氛已给充分激励鼓动起来时，便表扬了那些男男女女揭发批判者的高度社会主义觉悟。他居然还为公司那几个旧职员讲了几句好话，表示他们中多数人在接受再教育中头脑已有所清醒。但仍警告有糊涂思想的人，要加倍努力进行自我批判，从资本主义的枷锁中解脱出来。
他又转身对我说："你已听到了这些铁证如山的罪行了吗？你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的罪行。你只有全面交代怎样勾结帝国主义，暗中破坏政府的阴谋罪行，才能得以重新做人。你是否打算交代你的罪行？"
"我从来做过任何反人民反政府的事。亚细亚公司之所以留在上海，是因为中国政府需要他们而留下的。保留亚细亚公司上海办事处的命令是国务院决定的，经过周恩来总理等领导批准的。亚细亚公司对中国及中国人民一贯友好，并严格按照中国法律及管理条例办事。亚细亚公司的政策从不干预任何政治活动……"我说。
虽然我放开喉咙尽量把音量放大，但整个会场没有一个人能听清我一个字。因为大家都怒气冲冲，以一副义愤填膺的腔调大叫大喊着："交代，交代！"同时又振臂高呼"不准阶级敌人狡辩！"等口号。红卫兵及造反派们则歇斯底里地围着我，杀气腾腾地对我挥着拳头，拎扯着我的衣服，还把口水往我身上吐，一边骂着："臭特务！""臭走狗！""我们要把你砸烂！"等等。好几次他们用力推搡着我，差点将我推倒。
会场里一片闹哄哄，那些台上的人却满意地笑着，尤其那戴深色眼镜的，看到我在众人前倍受拆腾，更感到得意洋洋。但我能怎么办？辩解没有用，反抗更没用，只要我稍微动一动，他们就会跳到我身上将我活活踩死的。我唯有将两眼死死盯着远处的墙壁，木桩一般呆呆地竖立着，期待着他们的愤怒会慢慢平息下来。
总算他们的愤怒好歹平静下来了。那戴深色眼镜的说："我们的耐心是有限度的。你犯有罪行，我们可以判你死刑。但我们愿意给你重新做人的机会，你是否愿意老实交代？"
场内大家都将目光投向我，等候着。我站在那儿已受够了他们的凌辱。我想，我理应仇恨在座的每一个人。然而，现在回想起来，最让我耿耿于怀的，是我的强烈的自尊，给无情地挫伤了。
此时我很想见见女儿。令我难过的是，我根本无法要求周围的群众了解我是无辜的，是他们错了。但由于他们所接受的有关阶级斗争的观念，并非开始于文化革命，而是早就己形成了。我与他们之间，已铪筑起一堵坚固的围墙，这不是我能在短时间内所能拆除的。
那人盯着我看了一阵，见我毫无反应，就朝站在与会者后面的一个青年招招手，人们纷纷为他闪出一条路，他向着主席台走来。我看见他手里闪着冷寒的金属光芒，那是一副亮锃锃的手铐。他把它高高地举扬着，为的是能让我看清楚。当他径自走到我跟前时，那主持会议的入又问了："你交代不交代？"
我轻声回答道："我从未做过任何反人民反政府的事。我积外国政府没有任何关系。"
"过来。"那提手铐的青年说。
我跟着他走出大楼，其余的人也尾随着跟出来。夜的气息，沁凉清新，我觉得自己的思绪，一下子清晰起来。
在学校进口处，停着一辆市公安局的黑色吉普车。上海市民对这是不陌生的。我和红卫兵造反派，亚细亚公司的旧职员及看热闹的过路人，围着吉普车站着。
"你到底交代不交代？"那戴眼镜者又问我。
我默默吟诵着《圣经》二十三章："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
"你聋了吗?"
"你哑了吗？"
"快说。"
"老实交代。"他们大声吼着。
那戴深色眼镜的和公安局的青年十分停细地注视着我。他们以为我的沉默是屈服的表示。我觉得自己必须再表示得勇敢点。事实上，背诵了《圣经》后，我已觉得坚强多了。我站在威胁着我的黑吉普车边，那天晚上，我再没比这个时刻显得更勇敢、更坚强了。
我昂起头，宏亮又毫不含糊地说；"我没有罪！我没什么可以交代的。"
这时候，反倒没有人窜出来叫喊了。可能那些红卫兵造反派及围观者，也被这种紧张严肃的气氛给唬住了。我话音刚落，那戴深色眼镜的人做了个手势，随即，我的手被扳到背后，那青年给我扣上了手铐。我听见一位老者，在边上深深地叹了口气。
忽地一个女孩子冲上来，神情焦灼地对我说："交代，快点交代吧。你要被关进监狱去了。"她那清脆彻亮的嗓音飘过嘈嘈沓沓的马路，就像一串诤琮作响的银铃。她就是抄家时，坐在写字台对面保管我首饰的、那位面色苍白留短发的女孩子。出自一时激奋，她竭力想挽救我不进监狱。但另一个女人立即将她阻挠住，并将她拉往学校大楼去。
司机启动了引擎。
"进去！"那公安局青年把我猛一推。
进了车，反倒可以坐下了。我望着车窗外观看着这幕闹剧的男男女女们。从那些亚细亚公司的旧职员双目中看出他们似已暗暗松了口气。或许他们想我的逮捕，多少可以减轻一些他们的压力。其他的人看上去神色都很紧张，但这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看完一场惊险剧，值得幸运的是，他们本人并没有参与演出。
公安局的青年和司机都上了车，那戴深色眼镜的人坐在我边上。这辆黑色的吉普车，就这样在漆黑的马路上消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