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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六章 提 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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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个晴好、灿烂的清晨。打开窗户，迎面扑来一股帑着寒意的清新气息，严冬将至。看守在外边逐户换室地大声吆喝着通知犯人们，该换洗被单了。要遇上好天气，就得做这每月一次的常规功课。遇上这样的日子，就会供应一些额外的水，难友们把被单浸泡在水里，擦上肥皂，然后再把它们连盆从那门上的窗洞里送出去，再由那个在这里改造的女青年（即第五章提到的那脸色惨白的女孩）拿到洗衣室去洗。
在我给被单上肥皂时，一个男看守打开房门对我大声一嚷．："出来！"
"我正在洗被单。"我说。
"不许回嘴！叫你出来，你就得出来！"
那值勤的女看守走进来，说："你回来再洗吧，现在先去受审。"
提审！终于要来一场正面交锋了。我忙用毛巾擦干了双手。
"快点。"那看守不耐烦地说。
我跟着他走出了牢房，穿过女监的院子，来到监狱本部后边的另一幢大楼。迎面一块白底黑字的大木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将功赎罪"。
我激动得心里怦怦直跳，满怀信心地迈着步子。长时间一直盼望的时刻终于到了。我要与他们答辩，要求将我的案子进行实事求是的审核。相信作为一个国家审判员，不会与那般歇斯底里的红卫兵造反派一般见识。他们肯定是经过训练而且是具有责任心的，会甄别罪犯与无辜之众。
大楼进口处边一个小房问里，几个看守懒懒地倚在几把木椅上，我被递解给其中一个看守，他押着我穿过两侧都是一溜审讯室的长廊，多数房门都紧闭着，但依然不时传来含糊不清的讲话声，偶尔还听见有人在大声叫喊。看守在一个门口前停下，把门推开，大声喝着："进去！"
那是间狭长形的，阴森森的房间。高高地嵌在后墙上的那扇唯一的窗槛，就跟我囚室的一般大小。两个穿着肥大的褪色解放装的人，坐在窗下一张木制高桌后面。这号衣服，在中国，除高级领导人外，几乎都是人身一套。离窗约两码距离，安着一张粗笨的木椅，那是犯人坐的。室内虽然光线幽暗，但窗外投进的一注阳光，恰巧落在犯人的座上。四面墙上灰尘满布，水泥地上泛起的潮气与尘垢混杂着，呈出黑污污的一摊。桌子和座椅已被磨损得看不出原先的颜色了。
进去后，一个男人说："读一段毛主席语录。"他选出的语录，正是红卫兵第一次来我家里抄查时所选的一段：
"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这当儿，那两人一直在逼视着我，我很认真地读著，摆出一副镇静自若的神情，免得他们认为我因为有罪而心虚。
"坐下！"那人指指那把椅子。
我转身欲坐，这时才发现，椅背后面墒上，设有一扇比囚室里的略大一点的小窗。我敢肯定，在里面进行审讯时，窗后有人在窃听。
我在那张粗笨的椅子上坐下，一边打量着那两个坐在高桌后面的人。他们的脸色苍白，似乎长期都在室内工作，很少在室外活动。虽说他们的外表穿着寒酸不堪，但与我初进监时办理登记手续那人迥然不同，他们显得威风凛凛，从容自如，很有一种权威的气度。自然对他们来说，审问犯人是日常工作。我可肯定那讲话的，是提审员，另一个前面摊着一叠纸的，是记录员。
待我坐定后，那审问员的目光，越过我肩头，看了看我身后那扇小窗，然后会意地点点头。看来，我的估计不错，外面确有人在窃听对我的审讯。顿时我觉得很失望。因为那个审问员不过仅仅是个傀儡而已，我还见不到真正的对手。当时，我是多么迫切想面对面地与那陷害我的家伙对质，以致可以牢牢记住他那番嘴脸，永生永世记住它！
那审问员用低沉厌腻了的口气，一一问了我姓名等情况，随后抬头看着我，提高了嗓门说："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
"我想大约是监狱或集中营之类吧，因为人人都被拘禁着。"
"说对了。这是第一看守所，关押政治犯的监狱。这里是专门拘留审讯反政府反革命分子的地方。"
"这样说来，我不该进这种地方。"我强硬地表示。
他并不受我的话影响，继续高声往下说："你被送进来，是因为你犯有反政府的罪。这是明摆着的。"
"你们肯定弄错了。"我说。
"政府不会错的。"
"你并不是一个不晓事理的红卫兵。你代表政府，你不能那样不负责地诬告我。"
"这不是诬告。"
"你说话得有证据。"我陡地非常失望。因为我企待了好久的审询，原来与我入狱前那些造反派的理论，竟完全一样。
"我们当然有证据！"那提审员竟厚颜无耻地威胁我。
"那你把它们摊出来呀！"我讥诮地说着要他摊牌，"何苦还要花时间审讯呢？为什么不把证据摊出来判罪呢？"
"不要低估了群众的威力，红卫兵造反派能为我们提供所需的证据。蒙混过关是行不通的。凡犯错误犯罪的，必须老实交代，并检举揭发他人。老实交代就可以从宽处理，检举揭发可以将功赎罪。"
"我不相信你们能找到陷害我的所谓证据。这并不是因为我对文化革命性质不了解，也不是低估群众的力量，而是因为我根本不相信，你们或其他人，会取得这些纯属乌有的罪证。我从未犯过罪，怎能找到犯罪的证据呢？"我说。因为他骗我说他已掌握证据了，我如此一讲，就可在气势上制胜他，从而增强自己的信心。
"把证据摊出来给你判个刑，这还不容易？但这不是我们伟大领袖的策略。这次提审的目的是要帮助你改变思想，给你一个彻底交代争取从宽处理的机会。只有如此，你才能与过去彻底决裂，重新做人。"
"我又不会变戏法，可以变成另一个人。我也不会交代根本不存在的事情。"
"或许你还没认识过来。我们是挺有耐心的．我们可以等待。"他双目紧盯着我，一字一字地说。潜台词就是，要以长期囚禁来威胁我。
"没有的事就是没有的，你哪怕等上一万年也没用。无论你等多久，你是改变不了事实的。"我也一字一句地，毫不含糊地回答他，以使他觉察我并没为他所吓倒。
"时光会改变人的。像你这样的女人，在这里呆不了五年，你的身体就会毁掉。到最后，你会哀求我们给你机会交代的。不然，你会死在这里的。"
"我宁可死掉，也不愿说谎。"
"不见得吧！要求生存，是一切生物的本能，人也不僦外。"
"我要遵从伟大领袖的教诲：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那段语录不能用在你这种人身上，那是对解放军战士说的。"他愤怒地说。
"林副统帅说过：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放之四海而皆准，适用各人各事。"自我拆穿了那提审员的谎言后，只觉得精神大振，开始对这场审讯持浓厚的兴趣。这远比一人独呆在潮湿阴暗的牢房里好过多了。
冷场相持了一阵，那提审员又越过我肩头往我身后看了看，然后他说："你很狂妄，照这样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你唯一的出路，是老实交代，端正态度。我的任务是帮助你全面领会国家政策，让你明确：除了老老实实，全面交代罪行，彻底悔改外，你别无出路。你可别无视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在这里的提审，与人民法院性质一样。你在这里讲话，必须绝对产严肃。"
"难道我不可以期待政府主持正义吗？"
"正义？什么正义！它不过只是个名词，一个抽象名词，并无具体含义。不同的阶级有其不同的正义感。资产阶级认为剥削工人是完全正义的，而工人阶级则认为受剥削是非正义的。不管怎么说，你是什么人？有资格要求正义？在你坐在生暖气的房间里，而其他人却在风雪中冻得直哆嗦时，你想到过正义吗？"
"你把社会的正义和法律的正义两者混为一谈了。我很明白地告诉你，正因为我与已故的丈夫希望人民政府能改变中国的状况，使中国永远不再有人遭受饥寒之苦，所以在一九四九年我们才留在中国，不随国民党去台湾的。"我跟他说。
"不管怎么样，我们不必去追究有关'正义'的抽象概念。军队、警察、法庭，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专政工具。它们与'正义'无关。现在关禁你的牢房，是过去国民党反动派监禁共产党员的。现在，无产阶级专政机构用同一专政工具来对待自己的敌人。那些资本主义国家利用这些动听的字眼，诸如'正义'呀、'自由'呀等等来麻痹广大人民，以压制他们的革命觉悟。你想树立正确的态度，就必得把这些垃圾从你脑子望清除出去，否则你只能是死路一条。"
他说的那套，对我及一九四九年后尚在中国生活的老百姓来说，并不陌生。这是众所公认的马克思主义有关阶级斗争的理论。"军队、警察和法庭，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这番话出自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在五十年代，官方就是运用《论人民民主专政》的观点，来解释共产党的政权。
这次审问毫无结果。那名提审员绝没接触任何实质问题，因此也无法澄清事实。我本身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早就定型了。我不赞成把人严格地划分作几个永恒不变的阶级，也不认为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我认为中国需要一个安定的环境，团结社会各阶层重建经过长期战乱的新中国，而不是采取"不断革命"的理论。但我对这一切无能为力。不幸那位·提审员并没有意识到这点，至少在当时，他并没有意识到。他仅仅是指望把我的思路搞混，交替蓿用恐吓和诡辩，来压倒我的反驳。这次审问，仅是拖延时间，一次疲劳轰炸。因为感宙，我的太阳穴突突地阵阵发疼，因而我只能采取洗耳恭听的态度。
沉静了一会后，那提审员又接下去说："交代问题的首决条件是认罪。你不但要承认对政府犯下的罪行，也要承认你对你自身意识所犯的罪行。认罪，就好比拉闸门，即便你暂时没想通，但只要能老实承认自己真的是有罪的，真的是反政府反人民的，这样交代问题也就会水到渠成了。"
他又停顿了一下，看看我的反应。他说我反政府。当然，我反对过政府的一些措施，诸如逮捕过一些无辜百姓，以人的出身来划定敌我等等。但我从未把这些想法讲给他人听过。当然，我也没有对这些措施进行过任何干涉。我只寄希望于将来，待共产党的政权成熟了，取得经验后，这些现象便会自行消失的。那位提审员企图对我灌输一套犯罪感。因为他很明白，任何一个国度的公民，必然会滋长过对某一时期政府的某些政策不满的情绪。他希望在我心理上设圈套让我上钩，但我一下就看穿了他的动机。我只是冷冷地坐在那里，毫无反应。脑子里尽想着政府的有功的一面：例如公共卫生的改进，对无业游民的职业安排……等等。总的来说，我一贯是拥护人民政府的。这令我有足够的勇气击溃提审员对我灌输盼犯罪感。这在以后长达数年的铁窗生涯之中，证实是一件无价之宝。
那提审员继续往下说："你必须先回顾一下你的生活，检查你的家庭出身。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中，你要站稳政治立场和经济立场。你到底站在哪一边？你自己也清楚，你出身于一个封建地主家庭，拥有大量良田。几代以来，你们长期剥削着农民，靠着他们创造出来的财富生活。你的祖父、父亲、丈夫，都是反动政府的高级官员，剥削人民，反对共产党。你不愿应聘去外语学院教书，却甘愿为外国公司服务。上海都解放十七年了，许多像你这种出身的人，都已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加入到无产阶级行列里，你却做了些什么？你对这一切视而不见，我行我素，依旧保持着那种生活方式，依旧一副资产阶级打扮，竟然还在公共场所与外国人讲英语以炫耀你们的亲密关系。
"你这样突出的表现，你想别人会毫无洞察吗？我们无产阶级已观察了你好几年了。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过：'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你还想隐瞒吗？
"你是个很聪明的女人。你想，在你尚未全面彻底改造好思想以前，会放你出去吗？
"你进这里已有近两个月了。我承认，你的适应能力令我们感到意外。然而尽管你表现出一派若无其事的样子，但你肯定也感觉得到，牢房的生活是不好受的。冬天就要来了，我相信你有生以来，还没度过一个没有暖气的冬天吧？牢房里是很冷的，还有那令你难以下咽的伙食，这些我们都看到了。此外，你女儿呢？你想她吗？你难道不牵挂她吗？"
他又停顿了一下，见我还是默不作声时，他又说开了；"首先，我们要求你写自传。几乎全国上下人人都写了自传，唯独你的档案里，却不见自传。你要把所经历的一切，都一一写清楚。不要回避缺点，也不得隐瞒任何事实。我们要将这与我们所掌握的有关材料核对的。假若你遗漏了一些事实，那就是不老实。顺着年代写，从你的出身开始。我们据此来评判你的政治立场，看你到底老实不老实。"
那做记录的起身递给我一叠纸。我接过后，提审员就说；"纸不够的话，值班的看守会给你的。她还会给你笔和墨水。不准打草稿，也不要把写错的纸扔掉。写好后，全部交上来。"
他十分严厉地看看我，说："回去后，好好想想今天跟你说的。写完后交给值班看守，我们会再传讯你的。"
审问室的门打开了，进来一个看守。我跟着他穿过长长的甬道，回到牢房里。我不知道我在那里呆了多久，好像已呆了整整一个世纪。我既饥饿又疲劳，更感到失望。
我把被褥堆在一边，将浸湿了的被单摊在作桌子用的床板上，拿起一块肥皂在上面涂抹着。完事以后，我对值班看守喊一声"报告"。
她来到小窗口前，给我一瓶墨水，一支笔。
"现在可以洗被单吗？"
"时间已经过了，等下次再洗吧。"
"但它已经浸湿了，已抹上了肥皂。把湿被单搁一个月，是不卫生的。"我说。
不待我把话说完，她就"砰"一下关上小窗了。
整个下午，她都不住地打小窗的窥孔里窥视我，这样地张望几番后，又把小窗打开问："你为什么还不写？"
"怎么不写?但我现在正在为这条湿被单犯难呢，它会发臭的，而我又没有替换的被单。"
大约为了保证我能写好那提审员交代的自传，她竟大发慈悲，叫来了那个在服刑的女青年把被单拿去洗了，次日，她就将洗涤得千干净净的被单还给我了。
那看守还是不住地从窥孔里张望着，为了表示我是在动笔了，我就把《毛选》放在膝上，上面再摊一张纸，又把墨水瓶放在边上。这样一来，那看守就再没来过。
动笔以前，我得细细琢磨一下，那提审员让我写自传的目的是什么。他以全中国人民都写过自传作借口，这是毫无根据的。虽然从未有人要求过我写自传，但我相信与我居住区的所有居民一样，地区公安局已详细掌握了有关我的情况。十分明显，那提审员让我写自传的目的，是希望在我自己写的自传中，捞取一些材料作资本，以向我进攻。
另外还有一点值得我思索的是，在上海，我并不是绝无仅有的一个养尊处优，结交外国朋友，穿旗袍而不穿解放装的女牲。但为什么别人都不进监狱，唯独我被关进来了呢？当然其他人肯定也受到红卫兵冲击，抄家，也可能挨过打，但我想她们不致全部被关押起来。因此这里有许多内幕我并不了解，我不能太傻，自投罗网，一五一十地把全部经历，内心真实思想及立场，统统一览无余地罗列出来。我还听说过，许多人被多次要求反复写自传。一旦他们发现每次所写内容都不尽相符，那又要被加深怀疑了。因此我只按年份写了一份简单的履历。假若他们再要我重写的话，那是很容易再一式一样复写一份的。
傍晚时分，气温骤降。到晚上，刮起了大风。牢房的窗被刮得咯咯作响，寒气，从关不上的缝隙中渗涌进来。我将手纸折起来，一一把那些隙道堵住。这时，我那小蜘蛛的网已给摧毁了。它不像过去那样再次结一张新网，而是垂下一根长丝，沿着它从天花板一角往下爬，待爬到地面时，它就磕磕绊绊地横着穿过地面。我俯下身去，想看看它到底想做些什么。我的小朋友看上去，已非常虚弱了。只见它艰难地爬行着，爬一阵，歇一阵，有时还会绊倒。我不知道，蜘蛛会不会生病昵？它是不是觉得太冷了？我全神贯注地看蓿它，缓慢地从这一角爬向那一角，可能在寻找一个避风之处。最后，它在水泥马桶和墙壁的接缝处消失了。原来在一道裂缝里，它又筑了只小蛛网，但它没有从前那般完美了，但放出的丝，比过去粗。它编成一只有如茧子似的小囊，我想我的小朋友，总算有了个很好的安身之处了。这以后我上厕所，都小心翼翼地侧坐在一端，竭力不去干扰它。
次日早上，我就开始写自传了，下午就写好了。随后我就走到窗口叫着，："报告！"
就是那个看守，走到窗口，我把写好的自传和多下来的纸都交给她。
"你写好啦?"她疑惑地问，眼睛扫了一下我写好的五张纸。
"写好了。"我答道。
"这好像太简单了，你全写上了？"
"是的。"
"怎么这样短?"
"是吗？但我反正全部写上去了。"
我本来以为她还会说什么，但她什么也没说就走了。这令我松了口气。整个傍晚，我都守候着那只小蜘蛛，因为它又放弃了那个新安好的家，重新吃力地踉踉跄跄地爬行着，最后，它径自向我爬过来。当它爬近我脚边时，我想它或许会爬到我脚上来寻找温暖，但它绕过我的脚，爬进床底下，然后就消失了。我等着它再爬出来，但几小时道去了，再也不见它出来了。或许床底下，是这间囚室最佳的隐蔽所了，我的小朋友准备在那里，度过漫漫寒冬。
次日清晨，当看守唤叫起身时，我在双脚落地之前，先小心往地上看一看，我的小蜘蛛是不是在那里。在我吃早饭时，我还是不断地细细打量着床边的水泥地，希望能够发现我的小朋友已恢复了活力。但没有，什么也没有，这令我很沮丧。我抬头看看天花板，连那张破碎的蛛网都不见了，那小东西的生命轨迹，竟一丁点都没留下；犹如这一切，只是我的幻觉而已。但当它就在那里时，它确确实实努力地工作过，为着生存，几次三番地编结着自己蛛网。那小蜘蛛尽了自已那份微弱的天赋，以争得生存的权利。我想，我也要像它那样，只要在看守所呆一天，就有信念尽力抗争一天。
一阵开牢锁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索，一个男看守大声对我嚷着："出来！"
我拿起语录本随他走出去，紧张地准备着与提审员再打一个回合的舌战。我估计到那提审员可能与看守是一致的，都对我的自传不满意。
我被带往另一间审讯室，里面的陈设与上次的一样。还是那两个审问员，只是他们解放装的领端与袖口，露出厚厚的运动衣。室内又阴又冷，窗外，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无情地袭击着这个城市。窗隙里逼进来的寒风把玻璃震得嗡嗡作响。那提审员紧蹙着双眉盯着我。在他命我读语录时，他的声音很严厉。他神态严正地盯着我，显出一脸的不满意。我知道他是故意扮出这副嘴脸以对我施加压力。
我可不在乎他摆出怎么样的腔调，只觉得他幼稚得令人发蠓。我把语录认认真真地读了一遍："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我读完了这段语录。
他没有让我坐下，只是阅我。"你理解这段语录的意义吗？"
"我想我十分理解。"
"你把它解释一下。"
"这节语录中国人民是很熟悉的，是从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日，毛主席在北京召开的新政协会的筹备会上的发言摘录下来的。他告诫中国人民要提高警惕，因为他相信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反动派不会甘心他们的失败，会派遣特务来搞破坏。"
"对！过去的十七年证明伟大领袖的告诫是正确的，也是及时的。"他紧紧地盯了我一阵，又问："你对这怎么想的？"
我自然不能坦率地表露，但我也不能对他们这套有关阶级敌人的说法表示全盘同意。所以我就用外交语气回答着："噢，我相信凡毛主席说过的，永远是正确的。"
那提审员白了我一眼，又过了一会，说："坐下！"
我听得背后那扇小窗悄悄打开了，那提审员留心看看我，测度我有否听见，我只是视而不见地盯着他身后的那扇窗，摆出沉湎于某种思维之中的样子。我不想让他觉察到我很敏捷，对声音很敏感。因为那提审员看来，是不愿意让我知道外面有人在窃听对我的提审。
我写的那份自传，就放在提审员面前。他拿起那份自传；"你说，这是一份认真严肃的自我检查吗？"
我自知没什么可说，就保持缄默。
"你将自己的经历报了一遍流水账，你说这能叫做自传吗?"他把那儿张纸对着我扬了扬。
"不合要求吧？我从前从未写过自传。"我存心装傻。
"从未写过自传！但你读过许多冉传。在你书架里，有不少中外名作家的自传。"那提审员说。
"那倒也是，我读过许多名人自传，他们都各自做出了十分伟大的成就。而我，并未做过什么值得树碑立传之事。除了在我丈夫逝世后九年来，我一直不过是个家庭妇女。"
"家庭妇女？"那提审员哼了一声，讥讽地说，"你的时间是花在缝纫上还是煮饭上面？没有，你研究马列主义，阅读各种报刊杂志，把我们党及政府领导人的讲话摘录下来，还把党中央通过的决议归档保存起来。红卫兵到你家采取革命行动时，在你书橱里发现许多政治书籍，你书桌抽斗里还搁着许多你亲笔摘录的笔记。在你卧房里，还有一架灵敏度极高的收音机，你佣人说你经常按时收听外文广播。一个家庭妇女会这样做吗？家庭妇女只关心家务和家庭，你却对政治如此关心，从任何一方面来说，你都不是个家庭妇女。"
"我并不因为我的个人爱好超越照顾家庭和料理家务的范围而觉得羞愧。我想，党和政府都鼓励妇女学习马列主义，还要参加政治活动。我认为我做的都没错，因为共产党也主张将我们中国妇女解放出来。"我跟他说。
"我们鼓励妇女正确学习马列主义。假若你真如此热衷于学习马列主义以提高政治觉悟，你为什么不参加学习班？据我们了解，你从来不参加你们地区居委会的学习班。假如你关心政治的目的是为着做个好公民，那你为什么在普选上海人民代表投票时故意迟到两个小时？难道一个自觉要求解放的妇女是这样表现的？不要再给自己脸上贴金了。你为什么不承认，你关心政治是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我不参加居委会学习，是因为我觉得独自学习效果更好一点。另外他们是下午学习，自从我在亚细亚工作后，就无法参加那边的学习。至于我没能及时参加普选，是因为我把日期给忘记了，后来经人通知我就赶去了。我没想到我个人的选举投票这样重要，也不了解亚细亚公司职员要集中进行选举，因此我那次的迟到，致使整个公司的选举都给延迟了。不过反正候选人是已经指定的了，我这一票选不选，其实也作用不大。"'我解释着。
"你胆敢污蔑人民政府的选举制度！你还以为自己在选举时所犯的错误是微不足道的，对你来说，为帝国主义做些肮脏的交易就有那么重要了?"那提审员怒气冲冲地说。
"你对我所立的罪名，是站不住脚的。"面对他的暴跳如雷，我摇摇头说。
他又拿起那五张纸："我让你写自传，你却交上来这么一点，为什么？因为你想隐瞒! "
"请告诉我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不想隐瞒什么。假若你想了解有关我生活的情况，不管什么，我都很乐意告诉你。"
"那太好了，这是你受审以来第一次表现得这样老实。希望你能认识到，你已经没有退路了，彻底交代吧。"
"你又在自以为是地瞎猜了。我说我愿把生活情况全面向你汇报，是因为我相信事实胜于雄辩。相信你在全面了解和掌握辜实之后，会承认我是无罪的。我从未做过有害于人民政府及共产党的事。"
"我要你全面坦白地回答我的提问。假若你要争取宽大处理，就不准隐瞒任何情况。"他又警告我。
"我说过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我全面了解政府的威力及提审员实事求是的作风。而且我相信你会澄清强加在我头上的种种不实之辞，恢复我的名誉。"我对他说。
"只要你老实交代，我们始终是对你敞开大门的。现在你可以回去了。下午，你要交代与斯谷特(scott)与奥斯汀(austin)的关系，你们公司的真正性质，以及谁介绍双重间谍白俄在你公司任总经理的秘书。"
我简直不能相信我耳朵所听到的。我想解释一下，但那位提审员却挥挥手，不让我开口，然后他起身说；"现在，什么也别说。下午有充分的时间让你说的。"
一个看守已在门口等着带我回囚室。
那提审员所提的问题让我大吃一惊，我神思恍惚地回到女牢。
那值班女看守这次并没坐在进口处的小房间里，而是站在冷风凛冽的外边等我，一边两手插在兜里，耸着双肩，一边不耐烦地两脚交替着上下在地上跺着。待她看见我回来，两只眼睛就鼓鼓地直盯着我，直至我回到自己牢房里，她像是在察看我的神情。将我锁进牢房后，她继续从那窥孔里打量着我。我看出她是受命监察我在提审后的反应的。怪不得那提审员要猝然终止审问，将我押送回牢。听得提审员称我那两个朋友为"英国间谍"，称亚细亚上海办事处总经理的秘书是双重间谍，我感到十分震惊。但我不能将此流露出来，任何不安失常的表现，都会被认为是犯罪的迹象。
我往脸盆里倒了些水，洗了把脸，清醒一下脑子；随后拿起毛泽东著作，临窗坐下，低头不住地把书一页页地掀着，表示我正在专心学习。那看守在窥孔边站了半天才离去。不一会，另一个看守接替了她。吃午饭时，我很快把饭菜都吞下肚了，说真话，我确也饿了。当厨房里来收饭盒时，我听得她与那看守说："全吃完了。"按常例，当犯人结束每天十分钟的室内活动后，看守就逐个挨户地命令各囚室的犯人原地坐下。最后，她又转回到我的囚室门口，又贴在那窥孔上。虽然她是蹑手蹑足的，但我在这里时间也不短了，已能区分各类不同的声响，所以她刚站定，我就已感觉到她站那儿了。我佯装浑然不觉，倚枕着卷起的被褥，闭上眼睛假做睡觉。白天睡觉在这里是绝对违纪的，看守常会为此勃然大怒，我常听见看守为此而痛骂犯人，但此刻，她为了不让我知道有人在监视我，所以地也只能装作不知。
约个把钟头后，我又被提去审讯了。我还得再读一遍早上的那段语录。
"让我们先从mis斯谷特( scott)间谍开始，你是怎样认识他的？你在他来中国之前就认得他了?你给他传递些什么情报？"那提审员问我。
"在我讲述我与斯谷特认识过程前，我想我必需向你说明，我只知道他是一位英国外交官。"
"你喜欢怎么说就怎么说，至于我们信不信，就是另一回事了。再往下说。"
"我在一九六一年九月，在一个宴会上第一次与他相识。但我已记不清那次宴会的主人了。"我说。
"主人是位印度总领事。我们有他的请帖，不过，那不是重要的。你在这以前就认识斯谷特了？"
"没有。"
"那宴会不久，你就去香港了。你在港期间，又与另一个问谍联络上了。他是二次大战时的英国空军军官，在香港披着商人的外衣，实质上，是香港出名的英国间谍。是斯谷特派去接受任务的吗？"
"我在香港社交很广，我也没有注意究竟谁是不是间谍。在认识斯谷特前，我就计划去香港了。我每两年去一次香港。你知道，每个人去香港，必需先向公安局申请，我早在遇见斯谷特前，就提出申请了。"我说。
"你要我相信你只是偶然遇见斯谷特的，但事实并非如此。斯谷特来上海，刚巧在你去港之前，你一离开上海，他就去北京。而在你回上海之前，他又再回到上海，一连住了几个月。那次你乘的那艘船因刮台风，而在黄浦江上停了数天，他就上船来看过你几次。这种交往，不像是两个只刚刚在宴会上认识的朋友。而且他在上海期间，你们俩常双双外出。在他和你一起出去时，总自己驾车，而与其他人外出时，则有司机驾车。
"上海的外国人私底下议论你们俩有恋爱关系。不过没有入注意你们，也没人对此追究。你故意制造一种恋爱关系来迷惑周围的人。"
"英国人的民族性是很傲慢的。他们的组织纪律，是不允许一个间谍与当地的女人有恋爱关系的。事实上据我所知，他在上海时，曾与一个银行经理的妻子，有不正常的关系。"
"现在你算领教了，我们对邓种丑事所掌握的材料了吧？你还妄想蒙混过关吗？交代斯谷特分配给你的任务，并从实招供你为他做了些什么！"那提审员将他对我的指控作了个总结，然后坐那儿虎视眈眈地瞪着我。
"你把一件最普通不过的情况搅得似疑团重重。"我说，"我是经常与斯谷特见面的。主要因为他社交能力很强，经常宴请，并常在宴后放英国电影，这是很吸引人的，因为我们这里没有机会看到这些外国电影。我记得，他也多次邀请外交部官员看这些电影。我国习惯，来而不往，非礼也。我藏有许多古董瓷器，因此我也设宴招待一些朋友来欣赏我新觅得的一些古董，其中也包括斯谷特。他也来录了我许多唱片。那些红卫兵肯定已告诉你，我藏有很多唱片。我知道，他确和上海其他欧洲人不一样。他常常自己驾车。因为他能说中国话，因此这对他没什么不方便。至于他在我去香港前抵达上海，而在我回上海前再到上海，那完全是巧合。至于我乘的那艘船因台风而停泊时，他到船上来，并不是来看我，而是去看船长的，还有另一位乘客，好像是个丹麦商人。他们一起喝酒聊天，但我没有加入。那艘外轮停泊时，船上还有许多解放军和海关人员。你们为何不去向他们了解一下他到底是来看望我，还是看望那位船长的？"我说。
"你与斯谷特的关系，并非仅仅是偶然的相识。"提审员说。
"反正你的结论是毫无根据的，是错误的。"
提审员狠狠地盯了我一眼："我劝你不要以与斯谷特是恋爱关系来掩盖你的政治问题，不要耍花招了。一个中国女人堕落到与一个来自西方的野蛮入搞腐化，那是要判刑的，要进去劳动改造的。"
长久以来，中国人为了失却民族自尊而痛苦。那些从没有离开过故土、或与其他国家没有任何关系的人，常常把其他地区国家的人称为"鬼子"，认为他们是不开化的，有着迥然不同生活习惯的一种动物，称他们为"洋人"或"洋鬼子"。中国长期所形成的闭关自守，极大地加深了中国入夜郎自大之感。当邓小平向世界各国实行开放政策之后，立即博得一片颂扬之声。显然，洋人带来了大量资金到中国投资；还互相进行意识上的交流。中国人民在这种外来冲击下苏醒了。为此，他们觉得痛苦、羞愧、自责。他们为了争取真正的"文明"，开始对西方文化采取一种比较开明的态度。
我与那提审员，真的已没什么可说了。看他那声势，好像仅仅送我去劳改还不能使他满足，非得让我套上"特务"的罪名不可。我不明白这究竟是为什么？在通常情况下，假如他们提出要惩办某人，是不大在意定罪的罪名的，有时候，这些罪名都是模糊不清，甚至根本没有罪名，他们的目的仅仅在于惩罚。但这次，从那提审员的态度来看，好像必需以"特务"的罪名来定我的罪，而不能是其他罪名。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我一直等了好久以后才明白真相。
"我看你别再狡辩了，现在就交代你和斯谷特一起时都讲过些什么。"那提审员问。
"你不能要求我几年前与某人的交谈都能记得。反正都是无关紧要的谈话。我们谈些有关书籍，音乐，中国的瓷器，及我们俩都去过的地方的风土人情，还有我们各自的家庭。就这些。"
"难道你们从不涉及到政治？"
"可能有时也谈谈时事，大部分是国际时事。斯谷特是位外交家，他不会与一个中国人讨论中国的时事。"
我所认识的欧洲人，不论是外交家还是商人，都认定大陆犹如一个充满着惊心动魄内涵的大问号。主要因为闭关自守的政策，令这个国家显得异常神秘。有些外国人到中国来，是因为他们对中国文化持有兴趣。当他们有机会能与中国人交谈时，他们当然会有种种问题要问，但这些绝对与政治无关。身为中国人，我以为，帮助外国人了解中国，包括她的文化历史，她的奋斗目标，这并不是一件坏事；但党内的激进分子，却看不到这些有利条件。他们想象任何中国人，只要不是作为共产党歌功颂德的宣传品，便是与国家作对。而每个到中国来的外国人，都是企图来挑刎共产党制度的过失与缺点的。因此他们总怀疑那些为外资公司工作、或与欧洲人有接触的中国人。
文革前，我有十分踏实的安全感，因为我与任何政界任重要职务的中国人，都不相识。因此没有这种可以获得国家机密的可能。而且我向来也十分谨慎小心，从不与我的中国朋友或亲戚提及任何敏感的问题。特别是共产党员。最后我的问题总算弄清了，因为文革期间，我的朋友和亲戚也都经过审查，他们都老实说我从未对国家机密表示过兴趣。
"斯谷特是个特务，他的任务就是收集情报。他要你为他做些什么？他没让你为他收集情报吧？"
"我为亚细亚工作，它是个外资公司，我所知道的有关中国的情况，不会比外国人更多。"
"对一个特务来说，他不可能不收集情报。"
"你肯定他是特务？"我问。
"你怀疑我们所掌握的材料吗？"
"那你们为什么不逮捕他？公开申明他是'不受欢迎的人'，将他驱逐出境？"
"我们不愿打草惊蛇。他已在我们严密监视之下，我们对他的行动都了解。这些英国人不但为他自己国家工作，还为美国人工作。因为美国人不可以公开到中国来。美国人与国民党．关系密切，因此看来，英国人与国民党也有联系的。"
他提高了嗓门，继续不分青红皂白地往下说："一九六二年斯谷特第二次到上海，正是国民党伺机反攻大陆之时。斯谷特在这个时候与你联络，是因为你与国民党有联系。"
"没这回事！我与国民党没任何关系。"
"你丈夫是国民党政府的高级官员，这还不算，你的家庭出身就说明你是倾向国民党的。伟大领袖关于阶级斗争的教导不仅是望远镜，还是显微镜。经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我们，能透过现象看本质。"
我定神追忆一下，那些外国朋友，包括斯谷特！有否问及我有关台湾的情况。这一思想活动让提审员抓住了。但他只知道我这是在思想，而具体到底想些什么，他却是抓不住了。他急迫地问："不管你交代与否，我们对你和斯谷特约谈话内容，是有全面的记录的。"
"要真那样的话，那你们肯定知道，我与斯谷特是从不谈及政治的。"我说。
"看来你还不肯坦白，你需要时间再三考虑和回忆。对我们来说，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会给你充分的时间准备作彻底交代的。从今天起，你应该看清，回避问题是无济于事的。现在，我们再来淡谈那个女间谍奥斯汀。交代一下你与她的关系。"
"想来你也知道，奥斯汀太太是个商人的妻子，我与她仅是社交上的往来。我们一起打打桥牌，吃吃饭。"
"你介绍她与一个国民党官员接触。"
"什么？他是什么? "这下我真的吓了一跳。那提审员却是悠然自得地看着我。
"你把那持有祖传秘方的中医，带到她住所去。那医生在行医前，是个国民党高级官吏。"
"我不了解他的历史，我只知道他是个祖传的有本事的医生。奥斯汀曾私下跟我谈起，她说她很不愉快，因为患有不育之症。她曾经看过许多欧洲医生，总也找不出什么病因。我很同情她，因此就去请教那位中医，打听一下中药对她这不治之症能否有所帮助。但医生说不见病人是很难开药方的，所以我就介绍他们相识了。你可以向那位医生本人去了解。"
"他在红卫兵对他采取行动时自杀了。"
会不会因为他曾与一个英国特务接触过，以至红卫兵对他进行迫害了?上帝呵，我为什么要介绍他们相识！我真是太笨了，不了解在极左路线统治下社会的复杂性。因为同情而想做些善事，结果反使人遭灾。为此中国人有一种新的处世之言："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就是个模范公民。"别人的经验之谈，我怎么没有引以为戒呢？我为这可怜人的死亡而伤心。
"除了带那医生去见她外，你还与她一起去北京旅游。你在那里干了些什么？见过谁？"
"一九五九年，北京明朝皇帝的万历墓对外开放了，一九六o年我们去那儿参观。与外国人一起旅游，可以住宾馆，假若以中国人身份出游，就只能住三级招待所。所以我就和奥斯汀太太与另外一位英国女朋友结伴同去。对她们来说，与我为伴她们也方便不少，因为我对北京很熟悉，我自幼长在北京，且我能为她们作翻译。"
"你在北京，还有否将她介绍给其他人？"
"没有。我自己在北京认识的人也不多。"
"你哥哥昵？我们知道他来旅馆见过你。"
"我哥哥来那天，那两个外国女人恰巧去逛卧佛寺了，我没有与她们一起去。我哥哥不愿遇见她们。"
此时，我背后发出一种轻微的声响。那提审员往我肩后张望了一下，又看看表，与那记录员轻声交谈了几句后，他就起身说：
"你可以回囚房了。我们下次要你谈谈你为亚细亚工作的情况，还有你们为何要聘用那个苏联间谍白俄女人当秘书。我想你总不会否认你曾在亚细亚工作这个事实吧?"
他略略停顿一下，又接着说："再仔细想想你与斯谷特的关系。记住，我们已掌握他利用你收集情报这一材料，我们也十分了解你对他们所说过的一切。"
"我不会把我自己也不知道的东西告诉别人。我自己都什么也不知道，怎可能给他利用?"
"好吧。不过，我认为他来上海看你，是有其目的的。一次是在你去港之前，又一次是在你回上海之后。要不是另有企图，他是不会这样做的。"
一个看守打开了门，那提审员叫我回去。我知道在那小窗后的人离开之后，他是不愿再把审讯拖延下去的。
回到囚室，我继续在看守的暗中监视之下。一阵尖锐的痛苦啮噬着我内心，我觉得，那可怜的老人之死，我是有责任的。唉，要是我从未遇见过斯谷特或奥斯汀之类，那有多好！难道他们真的是英围间谍吗？就算他们都是间谍，也没理由把我关在监牢里呀。在上海的外籍侨民及外资公司的高级职员，经常受他们家中的保姆及其他中国方面人员的监视。而在办公室等公共场所，不仅常有公安人员或武装军人值勤，还有便衣及喜欢打小报告的极左分子注意着。上海和世界各地城市不一样，上海不存在个人隐私自由。假如政府真的对我和斯谷特或奥斯汀的关系有所怀疑，他们准可在几年前就开始有所行动。确实，我对许多事也不甚了解。那提审员很可能把我的外国朋友名单审阅一下后，就把他们认作秘密特务。斯谷特和奥斯汀，只是提出来恐吓我的两个为首人物。我已涉足泥潭之中，得步步小心谨慎，以免越陷越深。
自从关进第一看守所后，我常绞尽脑汁寻思，究竟为什么我会遭此逮捕？是谁在背后指使这一行动的？他们是真的疑心我犯罪，还是仅仅只是恐吓，逼迫我作出虚假的交代，以供给他们打击我的材料？薇妮似乎以为，因为亚细亚停止了上海分公司的业务，因而我必需受惩罚。她的分析对吗？
我细细回忆着与提审员舌战的幕幕场景，不禁想起我听说过的那些无辜受害者的种种传说。他们或被判刑或服苦役，这样一想，我的勇气动摇了。我感到非常恐怖。不仅因为害怕我将担当的罪名，也害怕自己再无法与提审员据理力争了。
夜晚，趁着这静寂的时刻，我作着每天的祈祷。但那提审员恶声恶气的嗓音似乎总在我耳边干扰着。我只觉得失望且伤心，。似乎连上帝，也弃我而去了。
那晚，我做了个恶梦。那是我入狱后第一次做恶梦。我梦见自己，站在海边陡削的悬崖上，滔滔的海浪，一浪高过一浪地向我袭来，欲把我卷走。天，是黑漆漆的，我孤身一人站在那里，就像岩石那样，一动也不动……
我把被子拉起掩着脸，惧怕得暗暗地哭起来。过后待我重新睁开眼睛，只见那盏灯泡，从上面眼睛般地盯着我，用来遮眼睛的那块布，也掉在地上了。蓦地，我想起那看守会老往那窥孔里审视我的，我立时就控制住自己的惧怕之情。这时，听见楼上有移动插销的声响，这才知道这功夫，那看守正在别处押解犯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