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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一月革命和解放军支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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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等着那审问员再来提审。然而几天过去了，却毫无动静。只见那些看守们心神不定地在走廊里来回跑着，空气似乎有点紧张，我估计，外面一定发生了什么新情况。我常有意靠着牢门伫立着，希望能听到甬道顶端小房间里那些看守的讲话声。但我只能听见她们那紧张的声气，却听不见讲话的具体内容。有时，她们好像在争辩着什么，但多数时候，她们只是压低着嗓子窃窃私语着。虽说监狱里本是一片死寂，但却怎么也听不清她们到底在说些什么。因为根本无法探听到点滴的消息，我不禁感到有点紧张，心中无底。
十二月初，就是我第一次受审后不久，那些看守便不再给我们送报纸了。这是十分反常的。因为报纸向来被认为是教育犯人的重要工具，那些看守一直命令我们要细心阅读报刊。这样过了几天，我开始向她们要报纸看。起初那看守拒绝了我的要求，经我再三要求，她就不耐烦地说："你不知道，外边正在闹革命呢。"
直到十二月中旬左右，正是寒冬冰锁之季，砭入骨髓的西北风，呼啸着席卷整个上海。气温逐日下降，直跌至零度左右后便徘徊不前了。狂放不羁的寒风，将我牢房的窗户刮得格格作响，遮贴在窗缝上的手纸，常被飕飕的冷风刮得七零八落。我已套上两件毛衣穿上棉袄，却仍冻得瑟瑟发抖，牙齿卡嗒卡喏地直打颤。冰冷彻骨的牢房里，从嘴里呼出来的气息就像团团白云。我只能不停地跺着脚，互相摩擦着双手，才能使手指和脚尖感到一点暖意。当看守吆喝着犯人作室外操练时，我想在这天寒地冻之际，她们本身肯定也是十分不情愿离开自己小房里那只火炉的。
室外风虽然很大，但还是比潮湿的牢房暖和些。而且活动活动，也会加速血液循环。只是狂暴不羁的寒风不住刮起阵阵尘埃，弄得四处一片灰蒙蒙的，眼睛都睁不开。
突然我看见所有的看守，都从看守台上紧闭着的岗亭里蜂拥而出，一路上冲下扶梯，瞬间就不见了影踪。与此同时，马路上的喧闹声越来越大，像起码有几千人，以排山倒海之势，涌进了看守所。哨位上的解放军战士，仍坚定地紧握着来复枪，坚守在自己岗位上，但也禁不住伸长头颈，向监狱进口处跳望着。这时，只听得隔壁操场里有个女犯人，紧张地压着嗓音，却很清晰地说："大约是红卫兵来营救被市政府投入监狱的同志了。"
紧接着，从另一个操场又传来一女青年的呼声："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我是红卫兵l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那追求自由的呼声与拳头擂击大门的声响混杂在一起。
看守所入口处的暴动还在持续，直至一阵枪声后，那喧闹声才戛然而止，大约是守卫的解放军开的枪。又过了一会，那些看守们又都逐个回来，把犯人押出操场了。红卫兵企图冲击看守所的行动，给这些看守们以很大的震动，当他们打开操场大门时，态度显得和缓多了，不像往常那样大声吆喝着："出来！"只是等在门边让我们自己出去。
在以后几天里，那些看守的态度有了显然的不同。她们开始不大尽责了，常常在值班时缺席，一连几小时都不见她们人影，连声音也没有。幸而厨房里的女人，还继续给犯人送饭和开水。那个在这里服刑的女青年，也照常给我们送洗刷的用水。那些看守们即使来值班，也只是聚集在那个小房间里，紧张地在谈论着什么。从偶尔捕捉到的片言只语中，我有一种感觉，似乎她们也牵进这场大革命之中，她们正在筹备着建立自己的革命组织，以便也能以趾高气扬的造反队身份，步入革命大军的行列。对犯人来说，看守们的自顾不暇，也减轻了大家沉重的压力。有时，可听得有些囚犯，已不再压低嗓子讲话了。甚或还能听到有人在嗤笑。
自十二月二日停止发送报纸后，我就开始在墙上轻轻地划了个记号，用以计算日期。待我划到第二十三条杠时，算来，该是圣诞之夜了。虽然已过了该上床的时间，但看守仍未通知入睡。我只能守着这寒气逼人的长夜枯坐着。忽地，楼上一个女高音唱起了圣歌《平安夜》，开始时仅是一种怯怯的试探，而后，歌声渐渐高亢强烈了，它抑扬着，如痴如迷地在被四方墙壁禁镏着的监房里扶摇而上，在阴森森黑洞洞的走廊里激荡，清跪而嘹亮，让我欣然又感动。她的歌声让我断定，这是一条职业歌唱家的嗓子，她可能惹怒了那些极左派而被捕入狱了。对我来说，在这个冰窟窿的牢房里，倾听一个看不见的囚犯难友引吭高歌《平安夜》，是这一生中所参加的圣诞音乐会中，最最隽永、含义无尽的一次。发现没有人阻止她，她唱得更放纵，一点没有胆怯犹豫的感觉。整幢牢房静静地，大家都在屏声息气地欣赏着那美好的歌声。
当最后一个音符还在空气中飘荡时，看守们踩着水泥扶梯蹬蹬上楼了。她们一边四下窜至各个牢房，一边查问着："谁在唱歌？谁？"，"谁违犯纪律了？"但没有一个犯人答她们腔。
元旦后，走廊里架起一只扩音啭叭，全体犯人被命坐下听一个重要报告。
一个男人宣读了上海工人造反司令部的公告。它宣告：上海红卫兵和造反派，经北京中央文革的批准，于一月四日，对上海市府采取了夺权行动，从而打倒了"反动的"市委及市政府。长期来，上海旧市委一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正确路线，追随修正主义路线，企图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复辟。
其后，报纸为此发表了社论，称这次革命行动的"英雄"，就是一个过去在纱厂里任保卫科科长的王洪文。他将全市兴起的群众造反派组织联合起来，成立了上海市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由他本人亲任领导者。他的幕后支持者就是张春桥，毛泽东妻子江青的老相识，也是北京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上海代表。最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及一个赫赫有名的极左作家姚文元，组成了一个紧密的政治集团，即臭名昭著的"四人帮""。
那时节，似乎只要不是阶级敌人，都可以参加造反派结织，从而成为造反派。这个组织的领导权，紧紧掌握在极左分子手中。
那人还读了一份国务院颁发的文件，批准造反派的活动是合法的，只是要求工人们要抓好生产。这一声明，等于已承认了极左分子所发起的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为合法的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竟也会支持造反派，这简直令我吃惊不已，困惑不解，我怎么也不相信他会同意他们的行动。但转而一想，他号召工人要抓生产，这至少说明，在那个疯狂的形势下，总理的头脑，还是十分理智清醒的。直至后来我从监狱中释放出来以后，才了解极左分子对总理施加了重大的压力。长期以来，他们就处心积虑地设法迫使周恩来放弃国务院总理的职务。他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措施，仅是一种机智的应付，同时也作了永远忠于毛泽东路线的姿态。唯有这样，他才得以在文化大革命中存活下来，并借此保护了一些党内的老干部。
在这个突击性的公告公布后没几天，看守送来了一份《解放日报》。它是由新上任的造反派编发的，上面用套红标题声明：经过长期斗争，红卫兵及造反派已予十二月二日，夺取了新闻出版界的领导权，为砸烂旧市委拉开了序幕。
我详细认真地阅读了报上的消息，领悟了造反派最后的胜利，是因为旧市委两个高级领导干部，已被造反派争取过来"反戈一击"。在一次公开性的集会中，他们揭露了前任市委书记及上海市市长两人都是叛徒。为了迫切希望能得到造反派的重用，为了表白自己为坚定的左派，他们竟抽了与其曾经共事多年的同事的耳光，这一行为，取得了与会的红卫兵及造反派持久不息的热烈的掌声。（这两个高级领导为马天水和徐景贤。在毛泽东逝世及四人帮粉碎之前，他们是"四人帮"的上海代理人。一九八二年，他们两人都因紧跟"四人帮"，包括参与迫害他人，而被判长期徒刑。马天水为此而发疯了。）
市委被造反派砸烂以后，我感到十分失望。因为我原先的一些盼望，都因此而破灭了。我的案子，可能要搁到市府各部门，包括公安局改组之后，才能解决。因为第一看守所属公安局管辖的。这个过程肯定时间相当长。尤其当新约领导机构遇到公开的或隐藏的阻力时，麻烦就更多了。我同时也认为新市委如要恢复他本身的活力并能顺利完成它的任务，必需看全中国其他各大城市的政权是否能迅速掌握在造反派手里。从许多其他城市里批判高级领导的报道看来，红卫兵及造反派在那里所遇到的阻力比上海所遭受的要大得多。
一九六七年春天，上海《解放日报》刊登了毛泽东号召解放军支左的报道。其中所提出一条毛泽东语录说："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个军事组织，也是个政治组织。"从这个论点看来，很明显，红卫兵及造反派已无法依靠他们本身的力量单独来夺取中国其他部分地区的政权。然而解放军支左也不能立即满足他们预期的要求，因为有许多情况说明在红卫兵及造反派之间，解放军无法正确区别哪些组织是属于极左派的，以及哪些是属于极左分子要打倒的党内高级干部所属的派系。因为两者都表示，要忠于毛泽东路线。而且许多军队的将领们，本身就是当时他们自己所在地区的行政官员，如西藏及新疆。他们都表示自己是真正的左派，把军队的矛头指向红卫兵和造反派。因此两派之间，就引起了残酷的武斗，发生了许多流血事件。许多地区、军队因为怕犯政治错误，因此当着各个以左派自居的派别袭击他们的兵工厂时，他们对此也只能视而不见，装聋作哑。不过不管怎么说，在真相澄清后，依旧说明在全国极大部分地区、军队的支左，对帮助造反组织夺权，起着一定的作用。解放军的支左夺权，提高了军队及其元帅、国防部长林彪的威信。报上连篇累牍地登载着林彪站在毛泽东身边及与他并肩同行的照片，这些都明白地告知着他地位的擢升。他被称为"伟大领袖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这种提法，将林彪在党内的地位，提到周恩来的前面，仅次于毛泽东的位置。在新闻照片上，周总理走在林彪后面，排在第三位。林彪以雷厉风行之势，清洗了有可能反对他的军队将领，并把自己的亲信，安插到关键重要的位置上。报上报道：在旧军队的高级将领中，揭出一个反对毛泽东的集团。同时，公布了海、陆、空及后勤组织一批新委任的主要领导人的名单。受造反派控制的报刊，热烈欢呼林彪这次改组军队的胜利。
上海红卫兵与造反派开始接管市内的基层领导机构。从报纸天天透露出的消息看出，他们不仅对打倒对象中的顽固派进行斗争打击，而且在造反派内部，也形成各种宗派、为争夺官职而勾心斗角。市内各区都有武斗，各组织的头头经常在变更，因此整个上海仍处于一片动乱之中。囚房里，操场里，不时能听到马路上传来的各种呼喊声，那些通过扩音机传出来的揭发控诉的发言声，能听得清清楚楚。民众这种狂暴行为，使我似乎看到一幕幕人类互相残杀的可怕的情景。我深切地为女儿安危而担忧。
那些造反派头头非但不去控制这种骚乱和流血的事件，反而还似乎对此有所怂恿。一次我在报上竟读到这样的标题："我们双手染上敌人的血迹，是光荣的。"又有一天，又刊载了林彪提出的："要革命总会有牺牲，我们不要夸大这种情况的严重性。许多人自杀了，也有许多人被杀。但这种死亡人数，不能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甚至自然灾害时相比。因此我们所得到的，要比失却的多得多。"这种毫无人性的言语，令我为女儿的安危，忧虑致病了。我已不能成眠进食了。
一天晚上，我又没有吃饭，一个看守过来把小窗一开，问："你怎么啦？病啦？"
"我放心不下我的女儿。你们能把她带来让她与我住在一起行吗？"
"这当然不行。她又没犯罪，为什么要把她关进来？"她回答我。
"我也没有犯什么罪，但我不是也关在监狱里吗?"我对她说。
"我没时间与你争论这个。你有没有犯罪，我不知道。其实我也弄不清什么是犯罪，什么不是犯罪。但既然你已人在这儿了，你就只能等着啦。慢慢会有人处理你的问题的。你这样也还可以嘛。看你每天睡足八小时，又有三顿饭。我们下班后还要开会，八小时睡眠都不足。"她说着把窗门一摔就走了。
她的这种举止让我很惊讶。那还是第一次，一个看守在我面前表现出一副贪食人间烟火的凡夫俗子腔。肯定她自己也遇上什么麻烦了，所以火气十足。共产党内部的斗争，导致这些看守们的意志都涣散了。一般能被选拔出来担任看守这种举足轻重职务之辈，必定具有坚定不移的信仰。然而当时的革命路线所揭出的材料，使看守们看到高级领导干部竟与一般群众无异，这些人已不再追随共产主义伟大理想了，甚至还有人竟居心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这令看守们即使还不至于对理想有崩溃破裂之感，至少干劲已经涣散不振了。这些看守对本职工作已不再尽责，监狱纪律也渐渐混乱了。在看守不出来巡逻时，犯人有的大声叫喊，也有的嚎哭，还有人打架，猛力擂门。一天夜里，在黑咕隆冬的走廊尽头一间冷僻的牢房里，猛然发出一阵粗野的歇斯底里的笑声。虽然有值班看守，但她也没出来干涉。
我开始细细地观察这些看守，逐个细细地分析她们。我发现有许多看守似都憋着一股气，而少数年轻的看守，却带上了造反派的红袖章。这些年轻人持着一股傲气，神气活现地进进出出，一副目中无人的样子。她们似乎显得十分有权，不但对犯人可以吆三喝四，就是对部分看守，也采用那种命令的口气。
一九六七年，上海市政府已陷入一片无政府状态之中，第一看守所的秩序也日渐涣散。到了秋季，看守中也分裂成几个组织，互相之间展开了派性之争。当犯人们被带出去放风时，我看见墙上道边，都滥贴着有关派性之争的标语。在我的囚室里，常能听到那些看守们在大声争辩。偶尔有一二次，还听到他们互相扭打之声。"争论的要点似乎是对毛泽东政策主要精神的领会，以及那些高级领导人中，究竟那些属"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
如今，常见到监狱的管理人员及提审员来牢房当班值勤，因为这些人被认为是"知识分子"，他们都被排斥在造反组织之外。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切知识分子，不管是党员还是非党员，都被称为"臭老九"。那时的所谓"黑九类"依次为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及走资派，第九类就是知识分子。这不仅包括那些有学位的大学教授或研究员，也包括教师、技术员及白领职工。在中国文字中，"臭"字是"不光彩"的俗话。一般来说，知识分子总被认为是狂妄骄傲的。对于自己的广博学识，持一种优越感，他们而且极要面子。知识分子在旧时是一贯受到尊敬的。造反派称他们为"臭老九"，以示对知识分子及其社会地位的侮辱。
当看守所的第二个冬天来临时，我又一次重感冒了。那位年轻医生开给我的阿斯匹灵并不见效，后来感冒转为肺炎，剧烈的咳嗽令我全身痉挛不止。特别在晚上，囚室里更是冻如冰窖，令人难熬。一天晚上，为了使自己暖和点，我穿了两件毛衣，套了绒线袜蜷缩在被窝里，但还是一个劲地咳。已经时过半夜了，监狱里一片死寂，我躺在冰彻的囚室里的木板床上，不停地咳嗽和打喷嚏。为了减轻喉咙里的刺激，我喝了些杯中留存的冷水，可是冰冷的水令我咳得更厉害了。我将被子蒙盖菪头以压低咳嗽的声音，同时也希望能从被窝里呼吸些较暖和的空气。忽地，门上的小窗打开了，不像过去那些看守那样重手重脚的。随后又听到一个男人轻轻地说："过来一下。"
我套上长裤披上棉袄从床上起来，一边心里琢磨着，这深更半夜的，那男人叫我做什么，待我走至小窗前向外一张望，出乎我意料之外，只见那位审讯过我的提审员，提了只暖水瓶站在那儿。
"有杯子吗？拿来。"他说。
我把杯子递过窗口，他给我倒了点热开水。
我已等了他一年了，等着他再来继续对我的提审。现在又见到他了，这似乎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可以问问他了。趁着咳嗽暂时缓和一点，我对他说："你什么时候可以弄清我的问题。"他迟疑了一下，说："等造反派准备好了，他们会通知你的。很快，会有更明确的文件下达，你耐心点吧。现在把这热水喝了，这样会让你舒服点。明天去向医生报告，他们会给你开点药的。"
听他这一说，好像他现在已不管我的案子了。我不知道，他现在是否还认为我是有罪的；也不知他过去，是不是真的认为我是个罪犯。倏地想到，既然明知一个人是无罪的，然而为了完成他的任务，却硬是把无罪的人说成有罪的。在这种情况下，他来充当个提审员，那是一件多么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我一仰脖把热水全喝进去了，但接下来又是一阵猛咳，我呕吐、了。
"不要紧，没关系。我再给你点热开水。"那看守又打开了小窗。这时，他身边站着一个戴大黑边眼镜的人。那看守称他为"梁指导"。
"我借一下扫把行吗？我想把地上弄弄干净。"好容易咳嗽缓了一下，我问他。
"明天再扫吧。地上弄脏了吗？除了水，没吐出其他什么东西吧?"梁指导问。
我往地上看看，果然除水以外，没有再吐出来其他什么东西。且那些水也差不多全被破裂的水泥地吸干了。这当然是个很好的机会，可以让梁指导见识一下，监狱里犯人们的肚里就是这么空空然也！除了水，再没其他了。不过，他不过是个看守所的前任指导员。现在，红卫兵和造反派已将他降为值班看守了。
他们直到我把水喝完，才把小窗关上离去。
我依旧在床上躺下思索着：文化革命中显然出现了一些反常现象，看守所的指导员和提审员，用自己的热水瓶给犯人送开水，也属其中之一。这种极富人情味的行为，是与他们原来的信念绝对背道而驰的。因为他们认为"第一看守所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专政工具"，这是提审员亲口对我说过的。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纵深发展，红卫兵和造反派在他们的总后台的挑唆下，将共产党知识分子也推向敌对的营垒了。
第二天早晨，医生给了我一些磺胺片，但晚间的囚室，实在冻得令人难挨，因此我还是咳嗽，无法入眠。在天蒙蒙发亮时，偶听到门外有人在悄声交谈。还是那晚值班的女看守，就是过去的女提审员，绐我服过磺胺药片，然后令我躺下休息。这时，我听得她在与我对面牢房的一个女犯人在讲话。虽然声音很低，但因为四周实在太静了，因此我仍能捕捉到她们所说的话。令我难以置信的竟是，那女犯人是原公安局干部，与那提审员出身的看守，是公安干警学校的同学。她们在谈论毛泽东的妻子江青，鼓励红卫兵和造反派"砸烂公检法"以后，在市公安局办公室里，就发生了残酷的武斗。她们诉说着某人从窗口跳出去，某人被活活打死，又有哪些人被送进医院了……显而易见，公安局已是一片混乱了，根本丧失了权威性。
听了她们这一番话语，我敢肯定，文化革命将会长时间地延缓下去，那些被清除出党的肯定要致力反抗。尽管就眼前看，那些极左分子得势了，因为他们得到了上面和军队的支持。但除非那些被打倒的老干部都给一一处死--这自然是不可能的，否则，他们必然会伺机反扑的。而且，他们也要在权力所允许的范围内，尽其所能来干扰极左分子的一切行动。我悟到情况是错综复杂的，在未来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是不可能解决一些具体事务性的问题。
这样又过了几天，一次在犯人上床前，值班看守叉来通知犯人们，静坐着收听广播。扩音机里，一个男人宣布：第一看守所已由部队军管了。
"全体犯人注意了，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可靠接班人及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排除了一切阻力，已把旧市委政府砸掉了。我们现在正向全国各地，乘胜前进，再接再厉，继续革命，把旧世界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都丢入历史垃圾堆里。我们的成绩是很大很大的！我们的损失，是很个很小的！有些人指责我们乱，乱就是阶级斗争的表现。伟大领袖毛主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革命就是要对敌人制造混乱，以此来干扰他们，这样做是正确无误的。有人说我们杀人太多，胡说！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相比，我们杀得太少了，杀得还不够。有些敌人还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我们要把他们揭出来示众。不要低估我们的决心，也不要小看我们对手的能力，我们是造反派，我们不怕天下大乱，我们也不怕死人，要革命就必然这样。文化大革命锻炼了我们，吓坏了敌人。天塌下来，我们也不怕，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给我们撑腰……
"敬爱的江青同志说过：'要砸烂公检法'，现在，我们已完成了这个任务。上海公安局及它的附属机关已在我们领导之下。这个看守所原来是由公安局中的修正主义分子及'走资派'领导。犯人还享有这样的待遇是不合理的。你们每天饭吃三顿，生活过得比贫农还要好，这证明公安局里的修正主义分子如此庇护反革命分子，替他们想得比贫下中农还周全。这是因为他们自己本身也是反革命分子。从现在开始，为了节省粮食，你们每天的定量要减少，你们又不劳动，一天吃两餐就尽够了。还有你们只能吃山芋和杂粮，不能再吃大米。就这样，也死不了，就是死了，对革命也没损失，反正中国人多的是，不怕死掉几个反革命！
"你们中有许多人，来这儿已很久了。但你们中有人至今尚未交代问题。要想蒙混过关，那是妄想！假如你们不老实交代，无情的无产阶级铁拳，将把你们通通砸烂。我严正警告你们各位！
"伟大领袖乇主席的政策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揭发有功，将功赎罪。今晚，我们就要突击处理几件案子，以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政策。"
静默了一会，他就接着宣读因为不交代而被判死刑的犯人名单。他们各自的年龄、地址、职业，"反动"家庭出身以及罪行。所谓罪行，总称为"阶级报复"，其实，只不过是反对文化大革命，或困"诋毁"了江青、林彪或毛泽东本人的一些言论而已。随后那人高声吆喝着："把他们押出去枪毙，立即执行！"
他的这番讲活，纯粹是一派灭绝人性的叫嚣。虽然我强作镇定，却仍止不住毛骨悚然。
死刑者名单之后，即是一串无期徒刑者名字，都为廿五年或更久。所有作"从严处理"典型的犯人，都因为未作全面交代，或者交代得不合格或不老实。最后，他又读了一批"从宽处理"典型的名单。这些人不但自己作了交代，还揭发他人而立功赎罪了。有一个女犯人，被宣布立即释放，因为她揭发了几个计划潜逃香港的人。也有几个被判了三年到五年的短期徒刑。
扩音机关上后，那恐怖的声响，依旧在我耳边回旋。有生以来，我从未听到这样令人胆颤心寒之事。当想到第一看守所就在那个人领导之下，他掌握着我的命运时，我觉得浑身打颤，不能自持。那晚，天本来已经够冷了，再这样一来，越发令我觉得寒气难抵。我冻得浑身哆嗦，甚至抽筋，一边硬挺着等着睡觉的命令。我想，其他犯人肯定也给那料峭的寒意冻僵了，牢房里死一样的沉寂。
走廊男一端那扇门响了一下，接着一阵皮靴声在过道里由远而近，同时响起扇扇小窗滑的启闭卢，一边有人在大声吆喝着："你怎样？""你交代了吗？"及"你把问题都一一交代了?"的责问声。那沉甸甸的脚步声，越来越逼近了。我万分紧张，因为我预感到又要遭难了。果然，脚步声在我牢门外停住了，门上的小窗被一推，一阵沙沙掀纸的声响，接着一个男看守说："就是她。"
"过来！"那看守的声音较之平时更加恶狠狠，许是为了要讨好那军管会的干部。
通过那扇敞开的小窗口，我目光所及，只见一双黑皮靴及一套空军制服的下半截。纵使没有见到他的脸，在我脑屏里，也立时映出一个"满脸横肉"的形象。中国人相信从一个人脸．相中，可推测出他在生活中的种种态度。因此一个坏人，必然生就一副惹人生厌的"满脸横肉"。不知为什么，如此一想，倒令我来了勇气。我立时觉得，不论他对我怎么说，我都能够对付他。
"你为什么不交代？"就是那扩音喇叭的声音。
"我没犯罪，叫我怎么交代?"我回答。
"胡说，你是帝国主义的特务。你想吃'花生米'吗？"
"我等待着看守所的新任领导，对我的案子作实事求是的审查。如果确认我为无罪的，我可以得以释放。"
"你在白日做梦！别把我们当傻瓜。你不交代，永远也不会释放你的。你听到了那些拒不交代之辈的下场了吧？他们死啦！"他声嘶力竭地嚷着，"死啦！听到了吗?"然后他对看守说了几句什么，那看守便拿出一串钥匙，把门打开。
"出来！"看守对我喝道。
我从囚室里走出来，不知那穿着空军制服的家伙将拿我怎么样。这时，他已沿着走廊向甬道口走去，我跟在他身后，还没走上二三步，猛听得头顶上沉闷昀一声，接下来是一阵骚乱。几个人大声叫起来："报告！报告! "又有人惊呼着，"快来人呀，她在流血！"
同时在甬道另一端，发出一阵阵低哑的歇斯底里的痴笑，渐渐地越笑越晌，然后又变成刺入耳膜的号哭。惨暗的灯光，在甬道上投下一片沉重的阴影，种种迹象都显出一种凶恶不祥之气。那走在我前头的家伙猛地一个止步，把我往囚室里一推，将门一锁，就飞快地赶上楼去了。
楼上囚室里，传出看守们阵阵忙乱的脚步。"把她带出来！"，那穿空军服的，在楼上气势汹汹地喝叫着，"你竟敢用自杀来威胁无产阶级专政！你以为将头往水泥马桶上一撞，就可逃避交代了吗？你的行为本身就证明你有罪，我们将对你严加惩办。"
传来一个年青女子的啜泣声，还有来回走动的脚步声，接下来，又是那死一般的静寂。
过了一会，那女看守命令大家睡觉了。当她走到我这边时，说："你为什么还站这儿？"
"我在等待审讯。"我说。
"不审了，快睡觉去。"她说。
看来似乎楼上发生的那场骚乱，令他们把我忘了。我想，要不是正巧那女青年出了这么件事，不知道他们会打算如何收拾我呢。那女青年所采取的方法是不足为训的，这根本无济于事。但她之所以这样做，说明那次广播讲话，是那样地令她绝望！事实上，在第一看守所里，企图自杀者很少能如愿的。唯一自杀成功的，是一位年轻有为的外科医生宋医师，上海一位副市长的儿子。听说他拚命把牙刷柄在水泥地上磨尖，然后用它来割断自己动脉。在毛泽东死后，有人透露说，是造反派把那青年医生投进监狱进行迫害，目的是要他揭发自己父亲。
第二天，开早饭的时间都过了老半天，才给发饭。仍是干饭和煮青菜。下午一块白煮山芋从小窗洞里推进来。这以后好几天里，都是白水煮的霉山芋片与煮山芋两者交替着吃。这让我实在无法下咽消化，因此在那段日子里，我每天只吃上午的一餐干饭。就这样过了一段日子，我已日日夜夜处于一种饥饿状态。饥饿对我已不是一种感觉，而是真正的腹中空空无物。我的肌肉慢慢地消耗掉了，视力也减退了，连最简单的活动，如洗衣服，都已感到力不胜任。
有些看守消失了，新来的看守都挂上了造反派的红袖章。清早、中午及晚上，我总能听到他们高呼着："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还唱语录歌。在报上，一项中国人民必须执行的新制度，被称为"早请示、午检查，晚汇报"给推出来，要求每个人必须恭敬地在毛泽东像前举行这种仪式。"早请示"是读毛泽东语录中的章节，"午检查"是重读语录，"晚汇报"还是读这本书。一句话，就是中国人每日必须有三项读毛主席语录的仪式。报上也曾刊发文章讨论过，比如星期天，一个人呆在家里，是否也需要这样做。结论是必需坚持"人前人后一个样"，即便病在床上，也不能疏懒。幸而这种愚昧的仪式，只能是革命群众的特权，对我们关在监狱里的"阶级敌人"，是不被准许的。
军队管制后，监狱里恢复了纪律。看守之间已不再展开大辩论和武斗了。他们准时来当班，但同时相互之间也显得十分冷淡，似乎都有了提防之心。他们不再像过去那样互相闲谈。假如一个看守单独与犯人们一起，反倒显得轻松自如点。但当两个看守在一起值班时，虽然表面看来，好像大家都在监守犯人，但其实两人都在猜忌对方，是否会将他或她的表现向军管会汇报。
除了进餐时间改变外，另外还为犯人制定了新的作息表。每天早晨，全体犯人都必得收听新闻广播。先收听北京中央台，再听上海台，还经常通过扩音机对犯人训话，同时宣读"从宽"或"从严"处理的犯人名单，以激励我们这班犯人作交代。每当扩音机打开了，看守们便在各牢房间窜行以检查是不是都在收听。
我门外刚好是个扩音机，那尖厉的噪声将耳朵都要震聋了。因为看守在监视，我不能用手堵住耳朵。因此趁着星期天，我就向看守借了把剪刀，把一块小布剪碎折叠起来做了两个小球作耳塞。如是，即使不太顶用，至少不再太难受了。
我好几次受命到提审室去参加特种学习班，并接受军管会看守的审问。这些看守自恃受到军管会的重用而专横跋扈。并不是全体犯人都参加这样的学习班，他们仅仅"挑选"一部分人出来参加。不知是因为我们的罪行最严重还是思想最顽固不化。那班看守常利用这种场合来侮辱我，说我是可耻的"地主阶级"或"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们抨击我的阶级出身，诅咒我在亚细亚为帝国主义者工作，称我的认罪态度为"抗拒改造"等。他们提出诸如此类一连串问题向我围攻，却不给我进行解释的机会。他们还说我即将被枪毙，也说我将在第一看守所终身监禁。
每次受审时，他们总是滔滔地训个没完没了，我除了洗耳恭昕之外，别无他法。如此几个回合后，我才悟到他们之所以如此，只是为了表现他们自己是真正的左派，而我，不过被他们作为舞合上的一件道具。因此我得出个结论：即便为上级重用的军队看守，在那有"大胆怀疑"之说的文革中，对自身的安全其实也毫无把握，因为有些长年来一直十分被重用的党员领导，也有顷刻间被打成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隐藏在党内的敌人"。
一天，我们被押往操场，在走出女监时我看见从前那位粱指导员和其他一些人在拆毁花坛。我并不为此觉得不解。因为前日，我就在报上读到一段消息，说毛主席说过：养花种草会消磨群众的革命热情。还说毛主席在中南海花园里，只种些苹果树和向日葵，因为它们有实用经济价值。由此可见，文革时期，个人崇拜已发展到如此严重之地步了。他说的每一个字，不管是否重要，都会立即奉为"指示"。相反，如果没有毛泽东指示，那就什么事也做不成了。
那边几个男女之众在打扫车道，并把一桶桶水送往厨房。从他们的外表及粗鲁的举止判出，他们是在接受监督劳动。我知道，他们是看守所里的党员知识分子，好比梁指导员之辈，他们在此接受这种劳动。毛泽东说过，知识分子只有在艰苦的体力劳动中才能进行改造。
几年后，我听说，在文革中，成千上万的人们，被令放弃城市的工作，到农村通过劳动接受再教育。即使留在城里的知识分子，也在各自单位做普通工的工种。在这种措施下，医师下病房倒尿罐马桶，教授打扫大学校舍里的厕所，美术家和音乐家砌墙筑马路等比比皆是。他们在劳动的同时，还要参加各种批斗会和政治学习班，在那里，他们还得交代所谓的"罪行"，进行自我侮辱。毫不夸张，在文革中，极左分子对知识分子的侮辱践踏，可谓史无前例了。它完仝摧毁了中国尊重知识分子的历史传统。那个时候，全国上下，只要读《毛选》四卷以外的任何书籍，都有被指责为反对毛主席的危险。
我被押往操场，看守要我拔掉地上的杂草。当时正值隆冬，只在向阳的墙脚边，才丛生着几簇杂草。但地面冻得石头一般坚实，徒手拔草，怎么也干不快。当一个看守巡回至我身边时，就踢着我脚边一小堆拔下的杂草，大声喝骂着："怎么只拔了这么一点？为什么不连根拔掉？"
"我没有拔草的工具。"
"你的手管什么用！你就是会偷懒。"他说着，就往那堆杂草上飞起一脚，弄得那些碎草扬扬撒了满天。
我直起身子，瞬时只觉得眼前一片漆黑，头晕眼眩，但还是挣扎着蹒跚地迈步跟着他回牢房去。
我发现我的囚室门洞开着，走廊里站着两个看守。我的被单、被褥、毛毯等都被乱扔在灰尘蒙蒙的地上。帆布兜里的东西也给翻出来了，待看守看见我走进来，就猛一把抓住我棉袄的前襟，狠狠地将我往囚室里一推。
"把棉袄钮子解开！"她喝叫着。我把扣子解开后，她从我背后把我的棉袄扯下，往地上一扔，然后又抓着我双肩，把我推到屋角，面对墙壁。我站在那儿，咳得浑身打颤。
"把裤子扒下!"她检查好棉袄后又大声吼着。
"请等我把棉袄穿好行吗？我已经在重感冒了。"
"你还这么娇生惯养！监狱里的生活对你没什么帮助嘛，是吗？你还是这副腔调。我想脱掉棉袄裤子，你也冻死不了的。快脱下来！"
在她搜查我的裤子时，我又是咳嗽又是打喷嚏。完了她又把裤子往地上一扔，开始搜我身上。随后，她又将我贴在床沿墙上的手纸通通撕下来，并故意在我的被褥上踩来踩去。还把我的遮眼布扔在地上，用脚拖来曳去的，然后一下将它踢出牢门，出去把门锁上。接下来，我又听到她在开启隔壁的牢门，气势汹汹地对着那里的犯人吆喝着："过来！"
我将棉袄裤子捡起来穿好，再一一把散扔一地的物件收拾洗净。次日干饭送来时，我又留了些米饭，重劫用手纸把墙壁．糊好。我很珍惜这些米饭，因为现在每一粒米饭对我都是十分宝贵的，我得依仗它来争取生存。要再做一块遮眼布，就只好等到星期天，才能向看守借用缝衣针和剪刀了。
搜查囚房，已成为固定的监狱法规。由军人女看守之类不定期进行。我墙上的手纸已贴过几次，遮眼布也缝过好几块了。在贴手纸时，我是将饭粒一颗一颗地数出来，尽量节省使用的，一颗也不肯浪费掉。
通宵彻夜的咳嗽，折腾得我不能成眠。头就像裂开一样的疼。次日清晨，我几乎不能起身了。我扒到小窗日叫着："报告！"
一个比较和气的看守开了小窗。
"我病了。可以看医生吗？"我要求着。
她给我递进一支体温表。过了几分钟拿出来看了看，说："你在发烧，热度相当高。"她给了我两片阿斯匹灵，还吩咐我多喝点开水。我一直等着医生，但他却没有来。待那位看守下班之前，我又要求看医生。
她迟疑了一会，说："那医生去农村再教育了。我不知他什么时候才可以回来，或许会有别的医生来代替她的。明天你再向看守报告吧。如果弥觉得不舒服，现在就可以上床休息。"她又给了我两片阿斯匹灵。
能准许我躺下已经很不错了，但我头疼得裂开似的，周身发冷，直打哆嗦，我知道体温还在上升。
值夜班的看守来了，交班时她们互相喊丁句"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随后，那夜班看守，沿着过道一一察看着各间牢房，渐渐向我的囚室逼近。只听她精神抖擞地踱着步子，在各间囚房的窥孔边稍稍停留一下。
"怎么啦？已躺下了？可真会享福。起来！还未到睡觉时间呢。"她巡到我门口时，就高声叫起来。听她那声气，我知道就是隔天下午来搜奄我囚室的那个女看守。
"我病得厉害，刚才下班的那位看守让我躺着的。"我想除非她来硬拖我，反正我就睡着不起来。幸而她倒没有进来与我过不去。过了一会，我听得她在楼上训斥另一个犯人。
次日，一位青年来给我看病。我告诉他我在发热，而且已咳嗽了两个月了。他说："你可能得肝炎了。这阵，看守所里患肝炎很多。我先给你验一下血。"
这下可真把我呆住了。一个稍稍懂点医学常识的普通人，也会知道我患的是支气管炎而不是肝炎，可能已转成肺炎了。一个肝脏肿大的人的症状，与我的完全不同。这个青年，究竟是哪一号"医师"呀！我俯下身子从敞开的窗洞里往外打量一下，只见一个不满二十岁的，穿着一身军装的农村青年。我这才恍然大悟。他并不是那种受过教育的专业医生，他来这里当医生，只是受领导分配的。上面就要政治上可靠，而不懂业务的工农来担任此类技术工作。毛泽东曾提出过"在游泳中学习游泳"。看来，这位青年是在履行毛泽东的指示，在"治病中学会做医生"。
那时报上常有关于这类的报导。说是医院里那些没受过专门医学训练的公务员，在掌握了毛泽东教导之后，能为病人施行外科手术并取得成功。当医院里要为患者施行手术时，造反派为了想立竿见影地证明毛泽东的言论的神通广大，就让那些没受过训练的"医生"，在手术房里与病人作，"生死搏斗"，自己则围在边上朗读毛泽东语录。可是当极左分子领导得病时，却非但要他们自己的私人医生治疗，还要用飞机，把著名的医学专家接到北京为他们治病。这些专家，多为解放前由国外大学毕业的。要是这时，这些专家正逢下放在农村劳动，那就立即可以调回城市了。
那位青年医生，将我带到装有火炉的看守办公室，我顿时就感到舒服多了，也不再打哆嗦了。他打开医疗箱，拿出注射器，将我棉袄脱掉，然后卷起我袖子准备打针了。但待他把针头插入我手臂时，却找不到静脉。试了几次都没成，我皮下都给扎出血了，手臂阵阵作痛：看得出他很着急，满头大汗，手都在颤颤发抖。
我为这可怜的家伙难受，因为他在从事自己力不能及的工作。我知道要是我不在这时给他讲几句宽心的话，我的手臂还要吃苦头了。
"我的静脉很细；医生们都说，要给我抽血真难。"我说，以尽量鼓起他信心，至少使他的手，可以不那么直打哆嗦。
他朝我看了一眼，可以说，那是充满感谢的一瞥。然后我又屏气让他再试一次，最后好歹找到了血管。
又是几天过去了，我的热度已高得令我感觉不到囚室里的冷彻骨髓的寒气。看守允许我躺在床上。那在这里劳动改造的女青年，在看守的监视下，一天两次给我送稀饭和热开水。大部分时间，我都昏昏沉沉地睡着，做着奇奇怪怪的恶梦，觉得自己有如神仙那样，飘飘然地，从装着铁栏杆的牢窗里袅袅飞了出去……
一天早展，那青年又来了，对我说："你没患肝炎，可能得的是肺病。许多犯人都患有肺病。现在把衣服穿起来，送你去医院进行x光透视。"
虽然明知自己没肺病，但我也十分乐意去医院检查一下。
下午，一个女看守开了囚门把我带出去了。我的双脚摇摇晃晃的，无法自持，全身软绵绵的。幸好她没大声吆喝，也没催我快走。在看守所出口处，一个男看守拿着副手铐在那里等着我，只听那女看守对他摇摇头，轻声说："病得太重了。"我不懂她那意思是，因为我病太重以致不可能中途逃窜，所以不必上手铐；还是我的病太重，不上手铐以示照顾。反正，那男看守把手铐拿走了。
一辆黑色的吉普，在二道门口等着，那女看守和我一起上了车。
与十六个月前那个夜晚，我被带入看守所时比，这条车道的变化有多大！那里灯火通明，到处都见忙着干活的人丛，车道两侧的杨柳树边，支着一块块红色木牌，上面写着毛泽东的有关阶级斗争的语录。那些语录是用黄色油漆写的。木牌面对着大门入口处，可能是给那些进看守所的犯人制造一些恐怖气氛。在军营屋顶上，悬挂着一面大红旗，上面用白漆写着三条语录："打倒美帝国主义分子！"，"打倒苏联修正主义分子"和"一定要解放台湾"。几个供射击练习的靶人，都穿上洋装给悬挂在木杆上，它们衣襟上分剐写着美国总统，苏共总书记及台湾国民党头目的名字。那些解放军，就对着它作作刺杀练习。当其中一个战士一个箭步迎上去，将刺刀杀向靶子时，全体战士都屏声呼出一个震耳的"杀"字。
幽幽的夜色之中，上海街道几乎不见人影。从看守所到提篮桥监狱医院，路相当长。一路上，只见到稀疏的行人，紧裹着棉大衣，顶着呼啸的西北风，在人行道上踟踯而行。我虽然病得厉害，可因为已有好久波看见上海的街道了，所以我还是打起精神，想借此机会，观察一下这个城市究竟有了怎样的变化。我还希望，能从中推测体会一下，女儿在现今的生活。
到处都是破坏留下的痕迹；烧焦的大楼里，嵌着一只只黑窟窿似的窗口。路上不时能见到连根拔起的树木，被丢弃在一边的汽车。垃圾随风四扬。垃圾堆边，徘徊着几个影影绰绰的人影，那是觅宝的拾荒者。交通灯已停止启用了，建筑物巳贴满各种标语语录，有的都贴到公共汽车和卡车身上。也有用粉笔写在人行道上。解放军代替民警在马路上巡逻。几辆满载着头戴钢盔，手持铁棒的造反派的卡车，风驰而过，他们一边还高喊着口号。
提篮桥是上海市区的一个地名，上海市监狱所在地。时问一长，"提篮桥"三字便成为"监狱"的代名词了。整个监狱的空间很庞大，占有好几亩地。那些经过市里几个看守所审讯后，并已判刑的犯人，便送往这里服刑。其中有政治犯，也有一些认为不适宜送往劳改农场的一般犯人，他们可能是因为体弱年高，已不适宜体力劳动，或是因为有什么特殊才能可以发挥。没有人确知整个监狱关押有多少犯人，但估计，约有二万以上的男女囚犯，在各个监狱工场里劳动。这里生产有算盘、纽扣等产品，有些产品还远销至国外。
监狱医院，就设在提篮桥监狱内部，保卫制度比第一看守所要严格得多。吉普车经过两个关卡，都检查锝十分严密，仔细核对过证件后才准许车子驶进有众多解放军守卫的大铁门。那些看守都挂有手枪。
整个监狱大院看上去很荒漠，不见一棵树木，只听到众多工场里，传来突突的机器声。那一长列标着各类小牌牌的房子，是审问室和办公室，沿墙也贴满各种打击敌人和督促犯人改造、自新的标语。远处一道高墙后，围拦着六幢大楼，窗上都装置着半截黑木板，就和我囚室里的窗户一样。我猜想，那些大楼，都是犯人的生活区。
看守将我带进医院大楼，那里也是贴了满墙的标语、语录，还有一张巨幅毛泽东画像。那布置环境的人，可真谓"别具匠心"连窗玻璃上也画上毛泽东的头像。有的头像下端，还画着一颗插着箭头的红心。其他的画像边，都写着一个"忠"字。
监狱医院的候诊所，可谓为地狱一角。虽然没有人会被猛兽吞灭，在烈火中焚烤，或被丢入汹涌的大海之中，但它却是个惨不忍睹的痛苦的无声的地狱。那些裹着褴楼衣衫的憔悴不堪的病人，消瘦的脸上显出极度的痛苦，好像只是在延挨着等着死神的到来。不知是因为病魔的折磨，还是因为饥饿，或者两者都有，将他们摧残成现在这个样子。即使是医术超众的医生，也未必能恢复他们的健康。我听说过有关提篮桥监狱的惊人死亡率，现在亲眼目睹的这些病人，立即就会进入下一批的统计数目之中。
一些犯人伛偻着坐在木条凳上，边上还有许多病人，裹着棉被，就躺在搁在水泥地上的肮脏不堪的帆布架上。一个秃头老人，就躺在我面前，深陷的双目紧闭着，蜡一般的脸庞上，紧绷着一层近乎透明的皮，除了那张着的嘴巴还在痉挛地喘着气外，已是完完全全像个死人了。
室内的窗户都紧闭着，空气混浊得令人窒息得喘不过气来。
我紧紧地闭着眼睛，以躲开那让人压抑难过的惨象，屏声息气地等着医生的传唤。
"一八o六! "一个穿着一身脏得近乎黑灰色大褂的护士，在候诊室门口叫道。
我跟着她走进就诊室，那女看守，已在那里与一位中年医生说着什么。房间颇大，正中生着一只火炉，一壶开水在咝咝作响。一张张小桌围炉而置，医生们就坐在各自座位上看病。这里根本不顾及中国的传统礼仪，毫无遗掩，男男女女的病人，就当众脱下衣服，在众目睽睽之下接受检查。医生和病人之间扯着喉咙大声讲着话，一片喧哗。当时我只以为这种不文明的行为，不过只是对犯人而已。不料待我释放之后，才知道，在文革中，全上海的医院都是这样一个局面。
我十分紧张，思忖着，要是医生让我也要在毫无遮拦之中脱衣服，我该如何应付她呢？这时，她递给一支体温表，幸而没有其他要求了。量过体温后，她对那女看守说：她的体温很高，最好住院治疗几天。病房在五楼，怕她走不上去。还是用张担架把她抬上去吧！
"还是我自己走上去吧！"我恳求她。因为我实在不愿意躺在那腌瓒的担架上，那实在令人受不了。
那位医生满脸皱纹，两鬓已斑白了。她的目光详和又善良，似乎她很理解我的心思，知道我不愿碰那肮脏不堪的担架，因此她对看守说："你们可以乘职工专用的电梯，这样反比担架要快一点。她确实病得不轻，可能是肺炎。"
那女看守再押着我来到五楼病房。除了警告我不准与其他犯人患者议论各自案情外，还告诉我，我所需的脸盆和毛巾，以后会由其他送犯人来院的看守给我捎来。随后，她把我交代给一位衣襟前挂着个劳动改造牌牌的年轻女人。那边，还有一个值勤的解放军，在一边监视着我们。
窄小的病室里安着五张床。靠近门口的那两张已有病人了，我的那张床就靠着墙，中间隔着两张空床。那位正在服刑的女人，让我脱下衣服躺下。
我浑身躁热，四肢酸痛，现在能躺在一张真正的床上，多舒服呀！没有漂白过的床单虽然很粗劣，但却很干净。房里虽然还是冷，但被褥还是比较厚暖。我脱掉了棉袄棉裤，穿着羊毛衫裤躺下。那个年轻女人又抱来一床被子，压在我身上，我很快就入睡了。
在以后的几天里，我一直昏迷不醒，有时恍惚能对四周环境有所辨认，但大部分时间，还是沉陷在昏昏沉沉的迷梦之中。待我终于苏醒过来后，发现我的手臂上插着输液管。这几天就是靠着输液来维持营养的。那位劳改女青年把体温计塞进我嘴里量体温。发现我已清醒了，便将我的输液管之类全拿走了。我虽然已苏醒过来，却还是觉得手足无力，依然想睡觉。
过了一会，她给我送来一碗热流质："把它喝了！"她说。
我抬起僵硬的，像不属于我的手臂，居然还能把碗端稳，那碗流质全给喝下去了。它的味道很特别，后来才辨出，那是加进大量食糖的豆浆。因为我已好久没尝到糖的滋味，因此，不能即刻作出"甜"的反应。
现在感觉要好多了，头昏眼花也没有了，我觉得轻松多了。伸手摸摸自己的额头，烧已退了，额头略略有些汗蒙蒙的。那年轻女人手持一只小小的注射器，里面灌满了牛奶似的药水，要来绐我注射。她让我侧过身去，我很有点紧张，因为对看守所里那年轻军医的注射技能，我尚记忆犹新。不料这次，我却一点也未觉得疼痛，因为她的注射技巧十分娴熟，又快又好，简直是个专家。我肯定，她原先可能就是个职业护士。我很为她难受，她何以会来到这里劳动改造的呢?
晚上，她又送来一碗松软的米饭，一盆蔬菜，上面覆着一条油氽红烧鱼，还加着青葱和大蒜。鱼并不大，约六英寸左右长，但其味鲜美无比，全让我吞下肚了。我的盥洗用具已放在床边椅子上，地上还搁着一只扁马桶。我很想起身擦擦身子。
待那年轻女人把空碗收掉后，一个解放军就将病房的大铁门上了锁，然后走开了。这时，那另一张床上的女人，便踅过来了。
"你昏迷了六天，他们以为你要死了。现在好点了吗?"她消瘦得像根芦柴棒，两颊深陷，皮肤惨白干瘪，但一双眼睛却闪烁发光。她身上那件棉袄，已是补钉缀补钉了。看样子，她已有六十开外了，但那嗓音听上去，只像三十来岁。她讲得很轻，还不时往门口张望着。
我对她颔颔首微笑着。有她与我作伴，我感到很高兴，但我的体力，还令我无精神与她交谈。她挨着我床沿坐下。
"你刚转到提篮桥？是什么时候判的刑？"她问我。
记得女看守关照过我，不要与任何人谈及案情，所以我什么也没说，只是又笑了一下。
"别怕，我不会去报告的。你知道，我们囚犯之间要互相保护才是。"她对我说。停了一下，她又问："你得肺病了？这是肺病病房，因此我们的伙食较好。但明天我就要回牢房了，因为我已经不再吐血了。待我的病情再恶化吐血时，他们还会让我转这儿来休养，注射一些肺病特效针剂。他们给我们治病倒是不嫌其烦的。因为他们也不愿我们死掉。"说着，她深深叹了口气。
"真不幸，你得了肺病……"我对她的病深表同情。
"这样的地方，每个人迟早会患上这种病，那是无法避免的，我们互相交叉传染；想想看，二十个人挤在一间牢房里，睡觉时，互相挨得紧紧的，怎能不传染？伙食又这么差，劳动量那么重！"
"你要参加劳动？你干些什么呢?"我好奇地问她。
"缝纫。每天劳动十小时以上。一周六天，我都在缝羊毛背心扣子，开纽扣洞。因为这些产品都要出口的，因此要求很高。我每月可以挣得几块钱，买点肥皂草纸。我丈夫没有能力再支付我的零用钱。我们有三个孩子。"谈到自己的境况，她不禁悲从中来。只见她低垂着头，几乎要哭出来了。但她还是坐在我的床边。我知道，她是希望有个人跟她谈谈心，对我来说，被隔离了这么久，有她在我身边作伴，也觉得很是安慰。
"我原是一家工厂的会计，我丈夫是同厂的技术员。那工作蛮不错，但我自己不小心，把它弄丢了。"她幽幽地说。
"是在管理银钱出入时犯错误了?"我问她。
"不，我不做那样的事。我只是批评了我们的党支部书记。后来有人去报告了，他们就把我揪了出来。我不但不向支部书记道歉，还不服气，与他们抗争，又批评了他几句，我真太不懂事了！那支部书记发火了，把我的名字列入厂里的反革命名单里。我被判了十二年。"
"你可以向上级法院上诉吗？批评党支部书记并不是太严重的错误，十二年的徒刑太长了。"
"这又有什么用呢。上级法院所做的，只是把案子再推到我们支部书记那里。公安局总是和支部书记站在一边的。你知道，古话说过：官官相护嘛。"
"你在这里已很久了，待刑期满了，你们依旧可以全家团圆的。"我试着安慰她。
"我已快满刑了。希望再见到他们时，孩子依旧还认识我，丈夫也没有其他女人。"
"在规定探望日子，他们来探监吗?"我知道己判刑的囚犯送至提篮桥后，每月准许家属来探望一次的。正因为如此，许多长期搁在看守所的囚犯，宁可作假交代而判刑，至少他们可以见到自己的家属。
"没有。我判刑之后，自己立即就要求他们与我划清界限。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丈夫保住他自己的职务，保护我们的孩子。你知道，他们对待反革命家属是十分残忍的。我和丈夫感情很好，我们是自由恋爱结合的。当我提出要他即刻与我离婚，并不要他来探望我时，他哭得很伤心。他说我们就假离婚吧，其实他在等着我。"
我实在为她难过，但不知该说些什么才能安慰她。她沉浸在自己的悲哀之中，久久没有出声。然后，她转了话题：
"你遇到那个女医师看病，那真是你的运气。她的医术很好。听说她毕业于美国一所世界闻名的医学院。这位医生十分和气，也体贴病人。我初进来时，她也是这里服刑的一个犯人。刑满后，她又回到这里来工作。听说她是自愿要求来的。在这里呆过的人，在外边是很难做人的。人们都不愿和刑满释放分子交往，单位领导也不敢分配他们合适的工作，更没有提升的希望，他们已成为一个有污点的人，总得受人歧视受人詈责。一旦成了反革命，便永远是个反革命。在监狱中受苦煎熬，出了监狱，也是无尽头的受苦煎熬，家属也陪着一起受罪，我在厂里冷眼见过这种情况，现在，我自己也置身其中了。有时，我真害怕离开这里再回到外边世界去。"
听说那女医生原也是提篮桥的犯人，我大吃一惊。真没想到，她那善良的外表后面，竟蕴藏着这样一个悲惨的故事。不讨现在想起来，她的双目中除了温和与善解人意外，的确还深藏着一种别样的目光。对人生，她似有着一种独特的理解，这令她表现得超然的睿智及宽容。
"她是响应人民政府号召由美国回来为人民服务的。她在那里本有个很好的职位，但她放弃了它回国了。我初见到她时，她讲话仍像外国人一样坦率。像她这样，当然会有麻烦的。"她说。
一九五o年初，人民政府通过海外华侨中的代理人及同情者，秘密动员居住在美国的中国知识分子回国参加祖国建设。结果这一号召广泛地激起了海外各地华侨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特别在美国。各行各业都有相当一部分人士响应了号召。他们放弃了很为理想的职业及舒适的生活回到了中国。岂知事实上，他们并不受欢迎。有些领导对有"海外关系"的人，猜忌怀疑，对知识分子持有偏见。这样的政策，使回国的知识分子顿陷困境。由于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的紧张关系，不可能让他们再回到美国。因此，他们唯有尽力适应中国的情况。有少数人去了香港，但大部分还是留在中国，接受了分配给他们的工作。许多人在反右运动中受到打击。即使在反右中幸免于难的，到了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也被一网打尽。只有部分幸运者在周总理的力所能及的保护下才免于遭难。这是极左分子为政治而牺牲个体的人的实例。
我们默默地坐着，各人想着自己的心思。还有一张床上的病人，开始呻吟和咳嗽了。远远地，又传来开门的声响。那位坐在我床沿边的犯人有些害怕了，她转身对我道了晚安，就溜回自己床上了。
我睁大双眼躺着，思念着我的女儿。现在，她在哪里呢？她是否能安然地应付这错综复杂的大革命局面呢？我祈求上帝引导她，保护她。
次日早晨，我的脚一触及地面，依然感到虚弱无力，走动时只觉得气喘吁吁。此后我每天坚持走几步，后来可以在房里随便走动了。营养和药物令我的健康逐渐得以恢复。
那时，病房里只有我和那会计俩，另一个病人病得很厉害，一直不能起身。一次我走到她床边，但她眼皮也没睁一下，好像毫无觉察。在她枕边，放着半罐痰血。她的脸色，就像一张揉皱了的牛皮纸。她躺在那儿一动也不动，除了咳嗽。午饭时，那个来劳动改造的女青年，用汤匙喂她。
我从未对那来劳改的女青年打听过她的问题，她也不敢冒险与我交谈。但我们互相以微笑来表示友善。虽然她每次给我送来营养菜，一但我发现她自己吃的，仍是一般囚饭或白水煮山芋。她衣衫褴褛，而且看上去衣不胜寒。见她的嘴唇冻得发紫，双肩耸缩着，我想把自己的一件毛衣送给她。那天事先我就把毛衣脱下，等她进来时就塞给她。因为有解放军在监视着，我也不准备与她说什么。然而她却怵然惊起，紧张地看看病房那端那个忧伤不已的会计犯人一眼，慌张地把毛衣退还给我。
一年后，我又因重病再进来时，她已不在了。但愿她己在上海的普通医院，手拿注射器敏捷地穿行在病床之际，为病人服务。
又过了一个星期，我的体温正常了。医生告我，可以回看守所了。她说话时，柔和的双眸满含着友好之情。或许我身上不经心地流露出的某些气质，令她有几曾相识之感吧。这位女人具有一种崇高的品格。我不相信她重返监狱医院行医，仅仅是为了自己是刑满释放分子而不能与外界人共处；我相信她之所以要回来，是因为这里的犯人需要她，她找到了可以贡献自己毕生精力的位置。虽然她的地位并不光彩，在世人看来也不值得褒扬，但她似乎持有非凡的精神依仗。显然，她所承受的苦难，令她更善良更完美。
几天以后，当一个看守将另一个犯人带进医院时，同时也把我押回第一看守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