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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八章 党内的路线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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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一九六七年冬天我患了肺炎后，健康情况开始恶化了。由于长期缺乏营养、日光和新鲜空气，我的体力无法全面恢复；而且，我已无法长时间集中精力来研究思考问题，再要想对事物作出正确的逻辑推理，已甚感累人。我开始体会到，为什么赤贫，会导致目光无神和行动迟钝。我十分明了，精神及体力的衰竭所引起的一系列症状，令我的键康状况趋向崩溃边缘。但思索能力的衰退，较之大把头发脱落和牙龈出血，及体重的大幅度下降，更令我感到恐惧。还有，那因彻底隔绝人世而引起的心理变态，也在为我敲起警钟。我既感到绝望，还受饥饿的折磨，但那种粗劣的伙食，又实在令人难以下咽。
监狱大墙之外的情况，依旧一片混乱，虽然军队参加了文化大革命，但红卫兵和造反派的暴行及派性斗争，仍不间歇地一直持续到一九六八年，好像红卫兵和造反派被批准掌权之后，北京中央已无力控制他们了。混乱的形势没有缓解，即如看守所，也无法纳入正规之道。没有人负责认真地处理我的问题。我只能呆在牢房里等待着。我真担心，自己会熬不到问题解决之时。这已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一天，那个在这里劳改的女青年给我送来一盆冷水，但我已无力将装满水的面盆，从小窗口里端到两英足以外日常置脸盆之处。我两手像筛糠一样哆嗦不已，脉搏急速，两条腿摇摇晃晃地，我只能把脸盆就地一搁，跌坐在床上。
我坐在床沿上直喘气，心想如果我决心要活下来的话，必须进行体力和脑力的锻炼。决心下定以后，我便站起身子，可眼前一片漆黑，就像瞎子一样。我只能重新坐下。但就从那天后，我自编了一套操练动作，它能令我从头项到脚尖，都得到全面的活动。我每天操练两次。开始，完成这套操练令我很乏力，我只能做做歇歇，而且还得提防被看守发现。因为一在囚室里，除了每天饭后的规定活动以外，其他一切活动都是被禁止的。即便如此，我依旧每天按时锻炼。如是几个月后，我的体力居然有所恢复，自我感觉也有了好转。
至于对脑力的锻炼，我就采取背诵毛泽东的一些文献。我认为此举可以帮助我了解他的思想。如果我以后再被提审时，就可以熟练地运用它们来进行辩论。我最喜欢读有关他论述游击战争的文章，他反复强调无论处于何时何地，都必须争取主动、先发制人的重要性。只有如此，才能使装备简陋落后的游击队，击溃先进的正规军队，以取得胜利。虽然他那错误的经济政策，曾几次使中国的经济趋向崩溃的边缘。但他那有关游击战争的学说，令我不得不承认，毛泽东是位才气横溢的战略家。他那有关游击战争的论点，我想是以共产党军队的作战经验为基础，用敏捷清醒的思维能力完成的。但话又得回过来说，每天花费几个钟点来阅读毛泽东著作，对我这样一个受迫害者来说，多多少少是不那么舒畅的。
因此，我就改背学生时代背诵过的唐诗。令我惊异不已的是，我竟然述能把荒废了几十年的诗词，从记忆深处重新挖掘出来。收寻原先以为早已忘记的诗句片断，再将它们拼成一首完整的诗词，真是十分令人振奋的。唐代大诗人的不朽之作不仅加强了我的记忆力，并使我得以在幻想中，摆脱囚室的残酷现实，朝着另一个美好的自由天地翱翔。
我为着精神的健全所作出的种种努力，是一种十分成功的措施。但有时，饥饿及忧伤对身心的吞噬，会动摇我争取生存的信念。每逢这种时候，我就不得不依赖与看守之间的矛盾，来刺激自己的抗争精神。
"报告！"我走到牢门边使劲叫着。
"什么事？"看守慢吞吞地踱到我门口，懒洋洋地说，"跟你说过几次了，不要大声叫喊。"
"还得等多久政府才会调查我的案子？把一个无辜的人关在监狱里，是犯法的，也是违反毛主席的教导的。"其实在他的四卷著作里，从未提过这方面的话。但我确认这些半文盲看守根本不会全面读过毛泽东著作。
"嘘！不要大声喧哗。国家会依次处理你的案件，监狱里又不是只有你一个人。"
"但我在这里已呆了很久了，我要求见审问员。"我故意放开喉咙说。
"轻点！你不能大声喧哗。审问员很忙。"其实我很清楚，根本没有审问员在工作，她也明知我了解这一情况，但大家只是心照不宣。
周围是一片反常的肃静，我们的声音传遍大楼四角。我知道，其他犯人都在倾听着我们的对话，因为这是她们唯一的消遣。我也深知，当她们听见有犯人在向看守挑衅时，会觉得高兴的，因为我自己也有同样的感觉。这样做，我会觉得，在精神上．我与她们已结合在一起了，从而不再感到是孤单一人。这种无言的共鸣鼓励了我。虽然我会因为大声叫嚷而觉得疲乏，但我仍坚持鼓足精神。
"我是无罪的，我从未犯过罪，我从未做过反人民反政腑的事。你们无权囚禁一个守法的公民！我要求恢复名誉，要求向我赔礼道歉！"我放开喉咙呼喊着。
"你疯了？安静点。"看守火冒三丈地吆喝着。
"我没疯，那将我送进监狱的人才是疯子。"
"你捣乱要受罚的。"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响过，另一个看守来帮腔了。他说："你现在进行捣乱，就是犯罪！"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过：'摆事实，讲道理，'我是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我是无罪的。我没有犯罪。"我高声争辩着。
"出来！"
那青年看守打开牢门，把我押到监狱大楼 那头的一间房里，这样，我们的争辩声不致会传到别的犯人那里。有时当我实在感到疲惫不堪之时，就只能作些让步而停止开口。但也有时，我的持久力已超过看守们的忍耐心了，这时，她们就用暴力来制服我，拳打脚踢的。她们叫我为"疯老婆子"。她们也常因为我的"疯病"而头疼。但她们却从未了解我向他们寻事挑衅的真正目的。在我囚禁的六年半里，每当由于过度的焦虑而折磨得无法食眠时，我便会借故向看守们挑起争端，渲泄一通！
虽然因此我的手臂被扭得青肿疼痛，双腿被大皮靴踢得伤痕累累，但在与看守的争端之际，我从中体会到一种富有幽默性的快感，心情也就会平静下来。但慢慢的，情绪又会重新变得焦灼不宁，我渴求着与人交往，即便与看守争端闹矛盾，也比彻底与他人隔绝要好受一点。另外，抗争，也是一种积极的举动，比忍耐、压抑，都容易振奋人的精神。这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优良品格。我的许多友人，在文化革命中，就是仗此战胜了红卫兵和造反派的迫害，他们活下来了。对我个人来说，也只有以积极的抗争，作为兴奋剂来激励自己的意志。
八月六日，是个特别闷热的暑天，报纸迟迟没来。只听到那送报纸的男看守跟值班看守在说："今天有重要新闻！"究竟是什么新闻呢？但我只有等到临睡前，才能读到报纸。
那天的报纸头版是套红特大号的横贯整个版面的标题，报道了毛泽东送了一篮芒果给进驻清华大学领导学生革命的工农代表。这篮芒果，原是来访的巴基斯坦外交部部长送给毛泽东的礼物。那些工农代表收到芒果后，受宠若惊。欣喜若狂。他们高呼口号，激动得热泪盈眶，高唱毛泽东的语录歌以表示对领袖的忠诚。
虽然我并不知道，就在几天以前，毛泽东曾在北京召见红卫兵组织的头头，否认了自己与他们之间的"红司令"关系，并批评了他们的强横行为。但我认为毛泽东公开把芒果送给工农代表，有其重要的政治意义。他将工农代表派驻进以好斗、野蛮的红卫兵组织而闻名的有名学府清华大学，为的是去抑制那里的青年造反派。向工农送礼而不向红卫兵送礼，这无疑是给清华大学红卫兵一个显然的警告，无非是耍他们坚守纪律，接受工人阶级对他们的疏导。
在以后几天，报纸都连篇累牍地报道了全国各地组织"工人农民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情况，刊发着他们进驻各大学及其他学校的照片。虽然名为"工人农民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其实里面没有农民，只有少数工人。主要成员还是复员军人及极左分子认为是忠诚心腹的共产党干部，像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及国防部长林彪等一类的。
当左派分子控制住红卫兵之后，北京政府的上级领导继续努力组织省级及市级的革命委员会，并向他们指派了新的头头。报上常见发表文章，表示要从速建立这种机构，以大好形势迎接第九次党代会的召开。我认为，这是大权已在手的极左派，迫切企求谋得领导地位，从而被选为中央委员或政治局委员，以避免失去已掌有的大权。
时光渐渐过去，又是秋天了，每下一次雨，气温就往下跌几度，我仍坚持以锻炼脑力、体力为养生之道。但我的健康状况，还是、在迅速地恶化。一种新的症兆给我打击很大：我每次行经时总要大量出血，而且间隔越来越短，后来逐渐发展到每隔十天，便要出血几天。为此我有些发慌。因为上次那位毫无医疗常识的青年"医生"的医术，我还是记忆犹新的，所以我也不敢要求治疗。我又一次觉得沮丧和绝望，晚上经常做恶梦，醒来时满身大汗，气喘吁吁。
十月的一个夜晚，当我正在和健康搏斗时．看守挨门挨户地命令犯人静坐收听广播。一个男人的声音，在扩音机里宣读了一项令人震惊的公告，说是在毛泽东亲自主持的中央委员会上通过了一项决议，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开除出党，并撤消其一切党内外职务。
刘少奇长期来为共产党重要领导人之一，在党内的她位仅次于毛泽东。三十年代当毛泽东在革命根据地井冈山进行武装斗争时，刘少奇则在白区领导党的地下工作。
一四九因九年后，毛泽东身兼两职，担任了党中央和国家的主席。刘少奇为共产党副主席。他们两人亲密共事，没有任何迹象表示刘少奇要夺取毛泽东的领导权。在一九四五年七次党代会时，刘少奇以党的副主席身份，在作报告时创定了"毛泽东思想"这个名词。一九六o年大跃进失败后，中国的脆弱的经济制度，已被推向崩溃的边缘。毛泽东放弃了国家主席的职务，让刘少奇来担任。
当时，刘少奇及时地制定了一系列措施，挽救了在衰退中的经济趋势。这祥一来，他在全体党员及老百姓中的威信提高了。
文革期间，各人有其不同的遭遇。实质上，是以毛泽东为首及刘少奇为代表的两条路线之间的斗争。富有戏剧性的是，虽然刘少奇被打倒整死了，但在他死后，邓小平领导中国沿着二十多年前制订的经济开放路线迈步，而且走得要比任何中国人或世界各国人民所想象的还要远。
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决议，宣布刘少奇是"大叛徒"、"大特务"和"大工贼"，然而对他的罪行却没有提供确凿的证据。自中央委员会公布打倒刘少奇之后，共产党的宣传机器就开始动员群众对他揭发批判了。每天，报上都刊发文章揭发他的"罪行"。最严重的一条，似乎为一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政策。"报上还报道了全国各地人民召开群众大会表示要"坚决"支持"决议"，声讨刘少奇的"罪行"。我认为之所以要制造这种声势，主要是对那些可能对刘少奇持同情之众进行威吓，使他们不致为刘少奇辩护。因此，虽然从报上看来，全国人民都对刘少奇嫉恶如仇，但我知道事实并非如此。我相信全国大部分民众，对究竟是毛泽东掌权还是刘少奇掌权，都颇觉得无所谓，无特别要求。但对除那一小摄极左分子以外的广大共产党党员来说，刘少奇的被打倒，无疑令他们觉得羞愧。
刺骨的朔风又呼啸而临了，隆冬的寒夜，令牢窗的铁栅栏上，凝结起一层熠熠放光的水汽。这时，一支工农宣传队，进驻第一看守所，来协助军管会领导文化革命了。但他们与解放军接管这里时不一样，广播喇叭没有公开宣布。然而在我们放风时，我见到监狱各处，目之所及，都是五颜六色的彩色纸，上面写着欢迎他们进驻的口号标语。"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一个马克恩主义的口号被广为引作欢呼工农宣传队进驻每个组织之用--显得最为夺目。
几星期后，又有犯人被召去提审了。我满怀希望地盼等着。一天，当那已听熟了的插上牢门门闩的咣啷声又照常那样晌过一次后，我就要求看守，准许我写信给工宣队。本来我估计她会拒绝费的要求的，但出我意料之外，她给了我一张纸、一支笔还有一瓶墨水。我写了一封措词十分有礼的信，要求他们调查我的案子。并在上面抄录了毛泽东语录。当时，这是一种表示书写者正确的政治立场的例行常规。报刊上每篇文章首端，也都是这样的。我把信交给看守，等待他们来对我继续提审。
一天，我又开始大量出血。我的内裤金沾满了血。当我在洗涤裤子时，一个女看守来到窥孔处。
她打开小窗问我："怎么啦？你裤子上怎么满是血？？"
"我来月经了。"
"怎么这么多血，这正常吗？"她打开牢门走进来。马桶里全是满沾着血的手纸，我本准备用洗裤子的污水冲掉它们的。
"你为何不报告! "她站了一会，就关上门走了。
过后她带来了那位最早的青年医师，似乎她又重返这里工作了。问过了我的年龄后，她就说："这可能是更年期的关系，但也有可能生有异物。你需要作妇科检查，但现在这里没有妇科，先给你打一支止血针。"
注射后效果很好，但我担心会生上肿瘤之类东西，而且有可能是恶性的。我再没有比此刻更迫切想离开看守所。
这是一九六九年一月最寒冷的一天。离一九六六年对我的第一次提审，已有两年多了。我的处境开始有了变更。
与往常一样，我坐在床沿上阅读毛泽东著作。这时牢门打开了，进来两个在劳改服刑的女青年，后面跟着那个曾搜查我囚室的军队女看守。她没有进来，只是两手撑着肥胖的臀部，立定在门口虎视眈眈地监察着。另一个看守只是跟着她屁股打转。那两个在服刑的女青年，把我原先搁在另外两张叠在一起的床铺上的东西都搬到地上，那里我原是当桌子用的。然后又把上面的床铺搬下来，置在窗口。
"把你的东西拎起来，是否还想等你的老佣人来帮你拎？"那军队女看守讥诮地冲着我吼着。
待我把东西放回那张空床铺时，那些劳改女犯搬着一床铺盖和面盆等进来了，后面跟着个三十来岁的女犯人。她聋拉着脑袋慢吞吞地移着步子，这是监狱里规定犯人所持的态度。她手里还捧着一些零星衣物。
那些女犯出去后，看守就把门关上了。
我被隔绝了这么久，我渴求着与人交往作伴，正如沙漠上的迷途者渴求水源一样。那新来者的出现给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我顿时感到精神一振，并准备作出欢迎的反应。但我即刻意识到，极左派向来热衷于声东击西，因而提醒自己不要光看表面现象，这样一想，就重新坐回原处，低头看自己的书，一边在心里思忖着这一突发的情况。因为强制执行军管后，文化革命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看守所的工作量有所松懈，很少再有大批犯人被投送进来。我估计，看守所里的犯人人数只有在减少。因湖在室内活动时，我已听出，楼上囚室里的脚步声也已显然减少了。而在这个时节，却要将一个犯人塞进我的囚室，看来并不是意味着因为犯人太拥挤了。因此，我必得耐心等待，以期真相大白。
那位新来者一边整理着自己的东西，一边却不时偷偷地看看我，好像希望能与我的目光相触。
"你来这儿有多久了？这里还可以吗？他们打人吗？"她终于压低嗓门说着走过来，在我身边坐下。
她所说的令我困惑不解。她不像个吃得饱饱的过得好好的新入狱的囚犯。看她的脸色白里透灰，说明已被囚禁了相当长的时间了。由于缺少蛋白质，她的头发疏少稀薄，且枯焦得像稻草似的。她的衣服，披在与我一样的让饥饿给掏空了的躯体上。一双黯淡无神的眼睛中，偶尔迸出一丝奸诈和惧怕。
"我们不可以互相交谈，这是不允许的。"我跟她说着，便向门上窥孔张望了一下，蓦地，孔后一只黑眼睛忽闪过去了。我顿生疑团：为什么那看守明知她坐在我身边而不开窗责骂她？
晚饭时，她狼吞虎咽地吃完了自己的那份山芋，看到我只从中拣了几片放入自己杯中慢慢地咀嚼着，就一把夺过饭盒，把剩下的山芋都倒入自己碗内，一边吃一边自言自语地咕哝着；"我们不可以浪费粮食。"
我没阻拦她将我剩下的那份也拿去吃。这个细节证明，她最初表示自己为刚入狱的，根本是在骗人。她正饿得发慌呢。
假若我对监狱内幕十分稔熟的话，其实即刻就可以识破她演的把戏。但只是在好几年后，我才了解，按公安局规定，是不可以在一个囚室里关两个犯人的。集体囚室中，至少得关三个人。因为监狱当局认为，三个人谋反较之两个人，要难一点。
我继续坐在床沿上，冷眼等着看她下一步的表演。可是她除了揩油用我的手纸和肥皂外，就再也不试图与我搭讪了。
次日早晨，听过新闻广播之后，她又坐过来了。
"我恨死这个可怕的文化大革命了。你恨吗？可恶的红卫兵抄了我的家，你家被抄了吗?"
我常从扩音机里听说，许多人就是为了批评文化大革命及红卫兵的革命行动而被判长期囚禁，所以我知道这种言语，是十分严重的罪行。她这样随便暴露自己的观点，是不正常的，除非看守授意她如此，以作为诱饵引我与她产生共鸣。因此我只是回答道："不要发牢骚，你为什么坐在这里讲个没完，而不去学习"毛选"呢？要是给看守发现了我们在互相交谈，她们会惩罚韵们的。"
我往囚室四下打量一番，发现她根本没有"毛选"。自文化革命以来，"毛选"已成为每个中国人必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与他的衬衫裤子一样的重要随身物品。而且，它也成为一种必要的防身护品。因为有无毛泽东著作，已成了测试每个人政治可靠与否的试金石。
另外，记得我刚来看守所的那个晚上，看守就让我念读监规，其中一条就提到，每个犯人必须学习毛泽东著作。她怎么可能在送入狱中时，会不带上"毛选"呢？
"你的'毛选'呢？你进看守所时，难道没有人叫你带上？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大意呢?"我将情况解释给她听，她的脸一下涨红了。我愿意把书借给她，她却推开不受。
"我才不愿看他的书呢。我恨他，他毁了我的家。我认为，国民觉比共产党要好多了。你说呢？"
出于本能，我的眼睛往门上的窥孔里扫了一下，那边没人在监视我们。颂扬国民党，是个多么严重的罪行。我已十分肯定，她是受军队看守之命而如此这般行动的。可能那个看守是个左派分子，她迫不及待地欲加罪于我。我说："你不许胡说乱道，我会汇报的。"
但她并没觉察到我已有所提防了，还是一门心思地怂恿我讲反动话。
"一九四九年之前你难道不在上海？国民党不是好多了？"她坚持往下说。
"我真的对一九四九年之前上海的情况不了解，那时我在外国。"我说。
"呵！你多福气呵？在外国！我最恨现在的上海！我们没有自由。你恨共产党吗?"她又试探着我。
"我是基督徒，一个基督徒，只能爱人，不能恨人。我们甚至还应该爱我们的仇人。"我跟她说。
我发现她十分不理解我，为什么说还要爱我的仇人。只见她自负地一笑，然后似乎为了争得我的信任，突然冒出一句："我也是个基督徒。"
"那太好了，我们一起来背诵主祷文吧。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们以你的名为圣……"但她没有跟我一起往下背，却显出一副不知所措的狼狈样。
"你不是基督徒，不用假冒基督徒。"我说，"不过这也没关系，我来教你念主祷文。"
她摇摇头，却也没有钻这个空子去汇报我散布宗教迷信。
我想她的文化修养尚没有达到这种水平足以辨别，我教她念主祷文，对这些极左分子来讲，与汇报我有反党言论是有同等价值的，都会使他们感到兴趣。文化大革命初期，对信徒的处罚是十分严厉的。红卫兵的第一项行动，几乎全是捣毁庙宇和教堂，惩罚僧尼和神职人员。
下午，还是那个军人女看守，打开牢门叫着我的同囚室人号码，吆喝着："出来提审！"
我焦灼地等着，在她们所设的陷阱没有得逞之后，还会使些什么伎俩。两小时后，她回来了，不住地擦抹着眼睛，好像是哭过了。看到有人掉眼泪，总会让我感到十分不安。我还很同情她，因为我没上她的钩而让她受难了。不过我没有安慰她。我不愿提供她再度耍诡计的机会以诱我无意中讲错话。我估量她会再来试探我的。可是出乎我意料之外，她似再没兴趣来与我交谈。
次日整整一天，她只是一声不吭，只顾双眼怔怔瞪着窗口发呆，但有那么一两次，在她以为我是在潜心读书之际，偷偷地觊觎我一下。
下午她又被叫去受审了，回来时她又哭了。如此持续了三天，第四天她去了就没回来。当那厨房里的女人送晚饭来时，她只发了我那份山芋。我向她再要一份留给我的同室，那女人只是摇摇头。但我还是替她在茶缸里留了些山芋。
广播喇叭又开始号叫了。两个看守相继来到我的小窗洞前，以检查我是否在收听广播。话筒里又公布了一批下午判决的犯人名单。其中有一个宣布为死刑，"立即执行"。那号码与我同住的那个女人的号码一样。喇叭里称她为帝国主义和目民党的特务，在群众中"隐藏了几年"，但在文革中被红卫兵及造反派揭发出来。说他们给她提供机会坦白交代，争取从宽处理。但她不肯交代，妄图蒙混过关。现在，她的下场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将她"砸得稀巴烂"。
开始我的心陡地沉了一下；因为每次宣布死刑总是很可怖的。可是在不经心抬头之际，我瞥见窥孔后，还有一只眼睛在窥审着我。倏地，一个念头在我心中忽闪而过：那女人既非特务，也根本没人指控她为特务，假如我现在表现出紧张或恐惧之情，那些家伙就会当真以为我犯罪了。我泰然地望着牢门，随便、自然地倚靠在被铺上，表现出一副正在集中思想收听的神情。
扩音机关上后，那看守打开小窗把我叫过去。
"你听到宣布的死刑吗?"她问我。
"听到了。"
"你是怎么想的？"
"因为她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特务，她罪有应得。"我信口说着。
"你得把你自己联系起来好好考虑一下。"那看守向我推出。
"我看没必要联系，她是个真正的特务。可我不是。我等待政府给我澄清甄别。"我回答。
"你一点不老实。"她说。
"恰恰相反，还有什么比相信人民政府更老实？"我反驳着。
她将小窗关上，但仍在窥孔里张望着。我拎起一本"毛选"，身子也不挪动一下，就静静地看我自己的书了。
睡觉时间快到了，那军人女看守打开了牢门，一个劳改的女青年进来，把那同室囚犯的东西收拾好，再重新将那张床叠起来，然后拿着东西就走了。这说明那个女人还活着。那样的隆冬之夜，如果她不想被冻僵的话，一定需要棉被，所以她们必得替她取回去。
我想看守一定很信得过她，所以才分配给她这个任务来引我上钩，她肯定属于那种懦弱无能的人。她们一定应诺她，如果能在我这里抓到些什么错误言论，就可以对她作出一些宽大处理。但她失败了。因此他们只得改变手法，佯称将她判了死荆，以此再对我恐吓威胁。
劳改女青年离开后，那军人女看守就进来了。
"站起来!"她在离我约一尺之地立定，对我大吼一声。
我刚站起来，她就抽了我一个耳光，痛得我眼泪都要出来了，但我竭力不让它们掉下来。我只是两眼漠视着前方站立着，只当什么事也没发生。这更激怒了她，又是一个耳光，还用皮靴猛踢我的大腿。"给我站着不许动，你不会有好下场的！你很聪明，是吗？帝国主义者把你训练得很能干，是吗？但你是逃不掉的，无产阶级要消灭你。站那儿！"
她把门一摔，上了锁，噔瞪地踏着步子走掉了。
夜班看守上班了，按常例，一一检查了各间囚房，待轮蓟我这间时；问："怎么还站这里？"
"我被罚了。"
"哪个？日班的看守？"
"不，是另一个。
"别胡思乱想了，快睡吧。"
看来，她好像不了解情况，可能她对绐我设圈套之举并不知晓，那或许只是看守所里那些激进分子所想出来的。
"我永远也弄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自言着。但我很高兴，总算不用站上一夜了。
我的脚踝上给踢了一脚。因为那里棉裤遮盖不到，因此伤口比较严重，皮给踢破了，伤口突突地直作疼。我脚上的羊毛袜不太干净，另外仅有的一双还晾着未干，我担心伤口会感染。"怎么办呢?"我问自己。我根本无法在这一无所有的牢房里，找到可以用以处理疮口的代用品。忽地，我的目光触到了那支牙膏。我想牙膏有点消毒的作用，因此，我就在伤口上涂上厚厚的一层牙膏，再在上面覆盖着一方从旧衬衫上撕下来的布，用仅剩的一块手帕将伤口扎好。
整整一晚，那阵阵作痛的脚脖子，折磨得我无法安睡，我好几次从梦中惊觉，不是梦见自己成了个无法行走的跛子，便是在梦中又受那个女看守的踢打。
饥寒交迫的煎熬，无望的等待，对自由的渴求，还有对女儿魂牵魄系的思念，以及来自那女看守不堪的侮辱，如此种种，令我悲愤不已。但待次日早上起身时，我已不再感到郁郁寡欢，而只觉得体内积压着什么几乎就要炸裂了。目前，对我来说，那些讲文明的美德，如仁慈、宽容乃至一点点的幽默，都成为我渴求不到的一种奢侈了。那些极左分子煞费心计地在耍诡计，以置我予死地，但我不能束手待毙，我也要想方设法拿出我的对策。
虽因睡眠不足而觉得有点疲乏，但我的思路还是清醒敏锐的。脚脖子肿胀得疼痛难熬，我还是不停地在囚室里来回踱步，按捺不住地想再次向这批极左分子挑起一场交锋。那些家伙在我的身上，我的友人及其他受害者的身上所干下的那些伤天害理的事，令我越想越觉不平。我就是要报复！
忽地牢门开启了，似是上帝此时来临，满足我的渴求，赐给我一个交锋的机会。"出来受审！"一男看守大声喝叫着。
我拿起语录本转身就走，一跛一瘸地跟着走得飞快。
喇叭里正在播放《人民日报》社论，解释着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在我跟着看守穿过楼面时，一路上，都是播音员那敬畏虔诚的嗓音，在诵颂毛泽东的言语："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毛泽东的威严的权力，就像一条严严实实地紧裹着中华大地的毯子，铺天盖地，一处不漏。我暗暗提醒自己要谨慎小心，万万不可流露出任何会被认为是反毛反党及反政府的言论，否则，便会被打成"反革命分子"这样，这些极左分子就会在我身上捞到稻草了。我给自己定下一个策略，就是坚持批评主办我案子的干部，没有按毛泽东的政策办事，而这些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必要时，我可以说些违心之言，即使我不赞成毛泽东，但也要表示出我是支持他的，就像其他中国人一样，为了求得生存，天天都是这样装着假。我再告诫自己，仅仅与他们对抗还不行，一定要智斗巧斗才行。
提审室所在的大楼入口处，挡着一幅蓝色的棉布门帘。那些看守不再是无精打采地倚靠在门口小房间的椅子上，而是肃然挺立着，随时待命。解放军们在走道里巡逻着，几个穿蓝制服的人，在敞着门的提审室里出出进进。看来，这里还刚刚上班，我是第一个被提审的。想到昨夜发生的一切，我预料到这次交锋，凶多吉少。因为那批家伙的阴谋落空了，他们恼羞成怒了。我再次告诫自己既要机灵又要有胆量，无论如何，我要他们自己来暴露自己，暴露得越多，就越容易拆穿他们的西洋镜。因为这其中还有许多问题令我百思不得其解。
看守打开其中一个房门吼道："进去！"
那审问室四壁已经过粉刷，显得光亮干净一点了。窗户两端挂着两幅横幅，用白漆写着两句口号："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墙上还有一幅毛泽东像。
一溜五个男人正对着门坐着，其中一个穿着军装，我想估量一下他的级别。自一九六三年林彪取消军衔后，全体解放军都穿上了一式一样的宽大军服，恢复了游击战争时期的传统，因此，很准在这间阴森森的审问室里，估出这位圆脸青年军人的级别。但他军服上有四只口袋，这说明他是个军官。因为一般的士兵，上装只有二个口袋。他们之中年纪最大的一个，满脸皱纹，双手粗硬，看着是个打工的。我肯定那个军官是代表军管会的，那大年纪的工人和其他几个，是代表工宣队的，还有一个，可能是接管市公安局的造反派代表。
我一一打量着他们五位，这五位都是一九四九年革命成功后的受惠者，他们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的态度绝对与我们不同。但其中也只有那位老工人，是确实吃过旧社会的苦，其他几个根本对旧社会缺乏印象。因此我作好思想准备，他们会将我这个反动政府官员的妻子和富家之女当敌人看待。自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国实行了闭关自守，与西方国家完全隔绝。这些人只是从国家的宣传中来认识西方各国，而那只不过是对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的无休无止的批判，其中包括在朝鲜战争及最近的越南战争中对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大肆攻击。要拆除我与他们之间的这种由成见和愚昧无知建起的铁墙，是一十分艰难之举。我几乎有点绝望了。但假如我想争得自由并澄清我的不白之冤，我必须尽力试一试。
进去之后，我沾在犯人专座边，手里拿着语录本等着他们指令以念读语录。岂知那审问员将手一挥，指指墙上的毛泽东像，"向伟大领袖毛主席鞠躬请罪。"他说。
请罪？这是个搅乱他们进程的机会。"我没有罪，我不能请罪。"我理直气壮地说。
"什么？你狗胆包天，竟敢拒绝向伟大领袖毛主席鞠躬！好大的胆！每个中国人早晚都要向伟大领袖像鞠躬，你敢不执行？"那位审问员色严声厉地大喝一声，不觉站了起来。其他人则以吃惊而不以为然的目光盯住我。那天早晨，我第一次感到．浑身舒畅痛快不已。
"你误会了。我只是说我没有犯罪，因此我不能为没做过的事请罪。我没有说不向毛主席像鞠躬。我当然要向他鞠躬、行礼。"我心平气和地说。因为此时，我全身已觉轻松多了。
"那现在就鞠躬。你还在等什么?"那审问员又对我喝道，一边重新坐下。
我向画像鞠了躬，我的抗争见效了，在以后几次审讯期间，再没有人提及要我请罪之说。每次当我进入审讯室时，帮审问员只是一声不吭地将手往画像一挥而已。
那位审问员所选的语录，与我过去读过的一样，是文革中最受欢迎的一节："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读完了这一段以后，他又要我读一段有关军队的语录："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在文革中，也常用这条语录以显示解放军的威力及国防部长林彪的权力。
我在犯入座上坐下。前面几英尺之远就是一张高桌，审问员就坐在后面。台子的嵌板漆成白色，清晰触目地写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毛泽东像两侧，也写了许多促使犯人交代的标语。
我听得身后的小窗被小心翼翼地打开了，只见那审问员越过我肩膀询问地一望，然后会意地点点头，便开始了。
"你写了几封信给工宣队要求谈话，现在，你准备好作全面交代了？"
"我要求工宣队对我的案子作全面核实，澄清对我的不公正控告。我知道工宣队代表毛主席，我希望你们能按毛主席的政策办事，分清有罪与无罪。我来这里已有两年了，把一个无辜的人在看守所里关押两年，这是吧是太长了？"我说。
"你确是来这里已有两年以上了，但你的态度毫无改善。你仍想蒙混过关。要知道，无产阶级造反派已取得了伟大胜利，现在的形势，与你第一次提审时已大不相同了。你难道没有听到中央关于刘少奇的决议吗？即便是刘少奇也无法在无产阶级造反派手中漏网，更何况你！"
"我没有任何隐瞒之处，我请你们摆出事实。"我说。
"我们会把你的事实公之于众的，就像对刘少奇一样，他是海外帝国主义、台湾国民党和中国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是头号走资派，也是你们的总后台。你现在成该放明白点，所有企图破坏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阴谋，业已破产了。
"谁要破坏中国社会主义？我不知你在说些什么。"我说。
"你们这些属于资产阶级范畴的家伙，都是现行的或潜伏的帝国主义及国民党的代理人，刘少奇一伙则是混入党内的暗藏的代理人。"那审问员说。
他的争辩那般荒唐，对刘少奇的控诉又是那般可笑，令我听了都恶心。那些极左领导要求中国人民相信当时的中央委员会对刘少奇作出的决议，是对人民智慧的侮辱。为了刺激他们，我佯装不知趣地说；"我一直对刘少奇主席很尊敬，我不能分肯定他真有这些罪行。可能其中弄错了。大家都知道他曾不惜生命安危，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及资产阶级进行过斗争。"
十分高兴我那番佯装愚昧迟钝的话语，当场起了颗炸弹的作用。他们开始暴跳如雷："你竟敢包庇共产党的叛徒，竟敢对抗中央决议！你竟敢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
从造反派的立场来说，他这样做是正确的。但奇怪的是，只有那个青年工人和解放军军官，似乎是真的动怒了，其他三人，只是好奇又感兴趣地看着我，显然他们并无动怒且也不对此加以反对。我想，他们是听到我在为刘少奇辩护而感到有点快意。同时，他们对像我这样一个反党犯人，竟会对刘少奇怀有这般深厚的感情而好生奇怪。
我发现即使极左分子的骨干，也有人仍对刘少奇心怀同情的。这引起我极大的兴趣。我决定将我们之间的对话拖延下去。"我不反对中央的决议，也不反对毛主席，谁敢这样做呢？我只是建议，打倒刘少奇主席的材料必须完全可靠。"我说。
"闭嘴！不准把'叛徒'呼为'主席'。"那青年工人激烈地大叫着。提审员和记录员只是两眼凝视着自己跟前的文件，而那位老工人，似对目前的场景颇为欣赏，在他嘴角闪现出一抹狡黠的微笑。
"你不可以把中央委员会揪出来的人称为'主席'。"那审问员说。
"那是因为我叫惯了，刘主席--"只见那审问员瞪眼盯着我，而那个青工已怒气冲冲地站起来，我就改口道："刘少奇。"
我继续说下去："长期来他在中国人民眼中是位革命英雄，对党的各项工作都有着伟大贡献，包括对社会主义建设及对党员的培养，毛主席的著作里也曾几次表扬了刘少奇。现在一下子要转过弯来，把他想得很坏很坏真不容易。可能他只是犯了一次错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希望毛主席会原谅他，不管怎么说，这么多年来，他们都是好朋友呀！"
"别做梦了，毛主席永远不会原谅他！"那青年工人说。
"现在国外可要嘲笑我们了。怎么几十年来，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这么一位重要人物，忽然被发现竟是一个叛徒。人家都不会相信他竟会瞒过所有的领导人包括伟大英明的领袖毛主席本人。这真是不可思议了，这样不是也让毛主席很失面子了?"我问他们。
"我们才不管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他们会怎么说，他们反正是不会讲我们好话的。中国的内政与他们无关。"那青年工人越讲越来劲，"包庇刘少奇就是犯罪行动，他是反革命！因此你也是反革命！"
'"我知道我不是反革命，我拥护人民政府和共产党，我最最尊敬伟大领袖毛主席了。我要求你们彻底澄清我既没反党反政府之行动，也没有这类言论。"我坚定又冷静地说。
"你想威胁我们，以达到蒙混过关的目的？别在这里耍花招了。你是什么人？可以向政府提出质问？即便你从未犯过罪，你也是个吸取劳动人民血汗的可耻剥削者。反正我们已掌握了确实的证据，证明你是帝国主义的特务。"那位审问员说着，一边擂着桌子。
我忿恨不已，竟然也冲上去对着倒们擂桌子。他们都猛地楞住了，"嗖"地一下全站了起来。
那位军人从枪袋里拔出了手枪，将枪口对着我大喊着："你知道你在干什么？"
我站定在房间正中面对着他说："要是你有确实的证据证明我是有罪的，你可以立即枪毙我。"我们两人就这样面对面地相持不下，这时，其他人都呆若木鸡般地在一边看着，谁也没开腔。
"镇静一点，早就听说你是个患有癫痫狂的神经质女人，控制一下自己，回到你位置上去，假若你再挪开那椅子一步，我就用铁链把你绑起来。"那提审员把手一挥，令我回到自己座上去，那个解放军也把枪收回了，但两眼还是虎视眈眈地盯着我。
在这场混乱中，唯一保持沉着冷静的，就是那个老工人。
他近乎同情地打量一下我，可能他也开始相信，我真的是无辜的。
我回到座上坐下，那审问员开始严正地训话了：
"包庇中央决议公布的打倒者，是严重的政治错误，凭这点就可以判你几年刑。但我们考虑到你没有机会全面了解文化大革命的进展，因此思想跟不上形势，所以饶了你这一次。
"我们伟大舵手毛主席领导下的革命造反派，有决心把社会上隐藏的敌人揭发出来，不论他们地位有多高，伪装得多么巧妙，你必须看清这一点，你要丢掉一切幻想，要知道你是混不过去的。"那审问员说。
"我对形势很了解。我认为对真正的敌人，确实应该加以惩罚。但你们不能把根本没有反政府的无辜者错认为敌人。我要求你们全面彻底地调查我的案情，假如你确有证据表示我不老实，真的犯下了反政府反党的罪行，你们可以判我死刑。但假如你们发现我是无罪的，那么政府必须向我道歉，并且应在报上刊登道歉启事，公之于众。"我正色说道。
"道歉启事？"那年青工人一脸讪笑嘲弄之情说，"你以为你是谁？别把你自己看得太重要了。"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虽然我不是当官的，但我是一个中国公民。"
"你又在重提修正主义的论点了，怪不得你要保刘少奇，他确是你的后台老板。人类不可能平等，自人类划分成互相敌对的两个阶级，得胜的阶级就得将他们的意志强加于被征服的阶级。只要存在阶级，便不会有真正的平等。"那审问员说。
"你的意思是，你根本不愿顾及法律，就会惩办一个无辜的人，仅仅是因为那人是资产阶级？"
"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假如有必要，就得这样。资产阶级是我们的敌人，但我们希望对大部分的资产阶级分子实行改造，使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而那些拒绝改造还要反对我们的，当然就要叫他们灭亡。不管怎么，无产阶级制定的法律，就是为本阶级利益服务的。"
"既然如此，那很简单。因为你们已把我列为资产阶级的一分子，我又年老体弱，无力再以劳动来自食其力。那么，你为何不干脆枪毙我以一劳永逸呢？还花什么时间来审问？"
"我们要你交代，是因为你的问题还涉及到其他一些人。你个人不足为奇，我们才不管你是死还是活呢。"那审问员冷漠无情地说。
还牵涉刘其他人？他们是指谁昵？我感到更加迷惘不解了。
"涉及到一些人？你是指亚细亚上海办事处那些旧职员吗？"
"当然不是。他们算什么？和你一样微不足道。我们要了解的，是那些指使你和其他像你一般的家伙，为了帝国主义的利益来暗中破坏我们国家安全的幕后策划者。"
"你们这是指谁？刘少奇？我保证我从未见过他。"
"刘少奇是其中之一，但现在他已不起作用了，不过还有其他人依然在打着红旗反红旗！他们尚未被揭发出来，是他们制定的政策，让你们的阴谋得逞，为帝国主义利益来从事反对我们国家的活动。"
真不可思议！原来他们对我进行迫害，对亚细亚指控，却不是因为排外主义，或执行阶级报复。情况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得多。看来他们的对象，是制订准许外国公司在中国营业的政策的共产党领导干部。假如他们把我和其他类似我的人，给打成外国间谍，那么他们就可断言，准许外国公司在中国经营业务，就是为外国代理人进行间谍活动提供据点和温床。不管怎样解释，我已成了共产党内部势不两立的政策交战中一个人质了。在我与他们抗争辩解时，我是在维护共产党内部某些我既不认识他们，他们也根本对我毫无所知的高级干部。这种微妙的状况不禁令我啼笑皆非。这就好比是一幅印象派画像，只有知晓其中奥妙的人才会悟出。
那审问员打断了我的思索。"现在你回忆一下，在一九四九年共产党解放上海之前，在怎么样的情况下，国民党命令你丈夫留在上海的？他们是否唆使他潜伏在人民政府内部，从而伺机破坏？"
"我丈夫之所以留在上海，是因为他希望人民政府能把久经战火折腾的中国，从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中摆脱出来，为中国人民建立一个富强的新中国。我和丈夫都是唯心主义者，对阶级斗争也毫不理解。毛主席的文章在上海，只是在地下党中传阅。有些文件，我们在大学任教的教授朋友，也曾给我们阅过，其中似从没提到过阶级斗争，毛主席只提出过要组织统一战线，联合所有爱国的中国人。"我向他们解释着。
"那个时期这种政策是正确的，目的是团结资产阶级从而暗中摧毁国民党统治。待国民觉彻底失败后，自然那样的政策就不适用了。不管在怎样情况下，我们总要先团结次要的敌人以集中精力打击主要的敌人。当主要敌人被打倒之后，那次要敌人便被上升为新的主要敌人。所以斗争是长期存在的。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
我无言以答。我从前没有能看到这点，是我自己的过失。过了一会，那审问员问："你丈夫计划留在上海的打算，有没有和他人商量过?可能他曾经和外国人商量过？"
"没有，那完全是他自己的主张。一九四九年初，我和女儿在香港，我丈夫要我们回上海。我回来后，他告诉我他已决定留下了。好像他是受民主党派中一个大学时期的老同学影响。你们都知道，民主党派成员都拥护共产党，都紧密团结在共产党周围。他们协助共产党在知识分子及国民党政界中宣传民主思想。我知道当时之所以有许多知识分子决定留在中国，是因为受民主党派中一些主要人士的影响颇深。"我说。
"民主党派是美帝国主义者的工具，他们的头目妄想在中国建立议会制度，与共产党分割统治权，他们是痴心梦想。没有军队，政治家会有什么作为？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中，众多民主党派领导都沦为右派，他们罪有应得。"
"一九四九年，他们曾为共产党做了不少工作。"我提醒那审问员。民主党派一些领导人的命运，正是极左分子"有事有人，无事无人"的干部政策的一个典型，让人听了不寒而栗。
"情况是在不断变化的。"那审问员又开始宣扬辩证唯物主义了。
"我明白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我飞快地打断了他，免得再听那番陈词滥调。
"我们的结论是，国民党命令你丈夫留在上海，从而让一个帝国主义分子在人民政府的外交部潜伏下来。"
"在解放军进入上海后，章汉夫，后来调往北京任外交部副部长，他接替了我丈夫在上海的职务。当他将去北京上任副部长的新职务时，他曾邀我丈夫同去北京外交部工作。我丈夫拒绝了章汉夫的邀请。假如我丈夫有心想潜入外交部，那为什么在一九五o年却拒绝去北京呢? "我问他们。
这时，我回忆起有少数国民党外交官去北京外交部工作。后来，原国民党驻缅甸的大使以反革命罪锑铛入狱，其他各人均在历届政治运动中难逃厄运。我想真亏得丈夫拒绝了章汉夫的邀请。
"章汉夫是刘少奇反党集团的成员。解放前他被国民党逮捕了，出卖了共产党的机密，现在他已被捕了。"
他所披露的消息令我吓了一跳，因为我知道，章汉夫是周总理的下属。
"但他邀请我丈夫去人民政府外交部工作之时，他是外交部副部长。我丈夫没有接受，也是有案可查的。若我丈夫真的想潜入外交部，他会拒绝去北京吗?"
我提出的问题显而易见，十分符合逻辑，因此那审问员一时语塞了。我趁此又讲了几句，干脆将这个问题彻底了结掉。
"事实上留在上海不去台湾，是我丈夫对共产党怀有好感的表现。他是国民党官员，但他没有服从命令，因此应该，由台湾国民党来抄他的家，把我们投入监狱。但现在他们已没有权利这样做了，倒是你们，却代替他们这样做了。如此看来，到底是谁在为国民党效劳?"
造反派被谴责为替国民党效劳，这可是个了不得的侮蔑，眼见那审问员脸色泛白，太阳穴的青筋都鼓起来了，他尽力压抑着那股往上冒的怒气，可那位军人却跳了起来，又摆出一列拔枪的架势。
"住嘴！"他大吼着。
唯独那位老工人却和气地说："你可以摆出你的观点。毛主席说过：'摆事实，讲道理'，我们准许你申辩，但你不可以诽谤造反派，说他们为国民党服务。"
那位审问员看看时间，低声与周围的人交换了下意见，然后转向我说；"现在你先回牢房去，下午再继续审问。"
我是空着肚子被召来受审的，因此这时已是饥肠辘辘，周身无力。在我起身站起来时，只觉得一阵昏眩，房子都在打转，眼前一片漆黑。我只好用手扶着椅子背，两条腿就像筛糠一样直打哆嗦。我担心我已不能昂首稳步地走回囚室了。但我不能让他们觉察到误以为我是神经太紧张之故。所以我指了下肿胀的脚脖子说："我要向昨晚踢我的看守提出抗议！"
"胡说！看守是不允许踢打犯人的。"
"但那看守肯定踢过我了。"我一跛一趔地跟着那男看守出了审问室，一边嘟哝着。
我已讥饿难挨，又担心着会错过那一天仅有的一顿米饭。
因为晚上那顿山芋，常常令我吃了不消化。待我回到囚室时，那值班的女看守告诉我，我的那份米饭已给我包裹在毯子里保暖了。她还说如果我需要的话，她还可以给我一些热开水。
虽说我一直认定她是最和气的一个看守，但我还是为她那富有人情味的关怀而觉得受宠若惊。一盒白饭和青菜给包在一块毛巾里，再塞在毯子里，还有点微温。过后那看守又拿来了热水瓶，就着小窗斟给我一杯开水。我在床沿边坐下，一边吃饭一边回忆分析着上午的一系列情况。
看来他们五人中，那审问员的文化水平最高，也最机敏。只消看他那副自以为是的腔调，就可推知，他是个共产党的老干部，但他是否真正的左派人物，我倒也无法确定。但身为审问员，无疑就必定是为左派所重用的。那老工人不会是真正的左派。可能他只是代表工宣队的。因为他是个工龄较长的产业工人，选他这种人当工宣队代表，不过只是装装门面而已。那做记录的青年，则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我看他仅是把记录员当个职业而已；因为当我在为刘少奇辩护时，他一点没表示出丝毫怒气。唯有那个青年工人和解放军，才是真正的"左派"。他们的外表和举止，都是典型的极左时代的青年。他们出身于贫苦的家庭，经过长期的政治熏陶，已失却了自己全部独立思考的能力。
而女监值班看守的举止最令我生奇。我拚命回忆，究竟早上做了些什么而令她对我产生如此的好感？我一边咀嚼着又生又硬的菜皮，一边苦苦地思索着这令我颇感困惑乏事。我想我所做的唯一较为突出的事，就是为可怜的刘少奇讲了一些话。她如此厚谢我，是否因为我讲出了她自己--一个监狱看守不可以讲的--心里话？
回顾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传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共产党人也不例外。当一位共产党领导失却他的尊严时，那些长期为他工作的人，不管他们的关系怎么疏远，也会觉得不体面的。自从市公安局被极左分子彻底砸烂之后，在第一看守所中，肯定存在一批人，因着他们的命运与刘少奇的路线联系在一起，从而对他产生同情。假如因为维护刘少奇而能在监狱里得到较好的待遇，以及一种出于人道的关心，那倒是很值得这样做的。如是可以争得一个较好的机会来保持我自己肉体的生存，这对我来说，是眼前的头等大事。但当我出于种正义感的冲动，为刘少奇辩护时，并没有想到会这样的。
下午，我又被召去审问室。那审问员向毛泽东画像挥挥手，我就对它鞠了个躬。然后他选了一段毛泽东的语录令我读."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
这时，审问员从抽屉里拿出一大叠文件浏览着，另外两个人仔细察看着我的脸部表情。那审问员每掀过一页，就频频摇头对我表示不满，好像从文件中觅到一些令他吃惊的信息。我就知道他在装腔作势，故弄玄虚。他假装阅看的那些文件，或许就是我已听熟了的那套老皇历而已。所以我采取一种无所谓态度，静候他再开腔。
这样过了一会，他搁下文件，说："你们公司其他职员的觉悟都比你高，他们知道怎样做才对自己有利。他们已全面交代了问题。"他指指那堆文件。
"既然你们已得到了所需的材料，为何还硬要我作虚无其事的交代呢?"
"你们各人都需讲清自己的问题。"
"你要我讲，我就只能讲事实。亚细亚是个贸易公司，它与政治无关。亚细亚留在上海营业，是要和中国进行贸易。总而言之，它之所以留在上海，是因为得到人民政府批准的。我与丈夫都持有与我们有联系的北京负责干部的盖章文件，以证明人民政府要求亚细亚在上海设立分公司。"
"这正是事实。党内走资派需要一个外国特务组织来掩护他们自己。这是很清楚的。"审问员这么说。
"我劝你讲话要慎重点。亚细亚留在上海，是经过国务院批准的。"
我只是差点没有点出，准许亚细亚留在上海的决定，是周恩来总理批准的。而审问员肯定是已觉察到这一点了。我真想知道，周总理是否是极左派要打倒的领导人之一？但只要周总理仍担任国务院总理，估计他们岂不敢公开攻击他。
"亚细亚是个跨国公司。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它是资本主义企业发展的最高形式。它剥削了许多国家的工人。这种公司在政治上是最反共也是最反动的。全国解放后，决不能容忍他们留在上海。"审问员说。
"我不同意你的说法。当美国对中国实施禁运政策时，让英国石油公司留在上海，是非常明智的做法。它瓦解了敌国阵营，还有什么比这样做更聪明？我从毛主席著作里学习到，他提倡在敌人阵营中制造瓦解和分裂的战略方针来进行阶级斗争。"我说。
那青年工人插嘴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要自力更生，我们不需要外国公司的援助。"
"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过：'我们不反对外援，但主要依靠自力吏生。'他并没有反对友好的援助。"
"你不能把与亚细亚进行贸易说成是友好援助。"审问员说。
"几年来亚细亚从未和台湾有过贸易往来，也没在那边设立办事处，还有什么比这样更友好的呢？"
"你口才倒不错。你先是为刘少奇翻案，现在又为反动国际贸易组织辩护，即使你没其他罪行，根据你今天在这审问室里的表现，就足以给你判刑了。"那审问员说。
"我所讲的都是事实。你们所说的，全是凭臆断和想象的诬告。你们是代表人民政府和共产党的英明的造反派，而我不过是个日落西山的老太婆而已。"
我那番话又令那审问员火冒三丈，他重又拍了下桌子："别把你自己的生辰八字忘了，这是无产阶级专政机关的审问室！"
"起来！站起来！给我站着。你污蔑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对你严加惩罚。"那青年工人也气势汹汹地帮着腔。
我站了起来。
"交代你丈夫参加英国特务组织的经过。"那审问员说。
"你这么说，我就无法回答你了。"
"你很谨慎，是吗？帝国主义把你训练得很能干，是吗？你还顽抗。"那审问员说。
那位老工人说："你先回答审问员提出的问题。有关英国特务组织的问题，我们现在暂且不提。"
"完全正确！经过调查研究才可以下结论嘛。这也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的，他说过：'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我对他们说。
那审问员又拍着桌子大吼着："轮得上你来教训我们？你太嚣张了，你忘了你是个犯人，而我们是代表人民政府的。"
"希望人民政府的代表讲道理，遵守法律，把我的问题调查清楚。"我说。
"这正是我们要着手做的，但你不交代。"
"我不能做不负责任的假交代。我不相信一个不符事实的交代会对政府和他人有价值，它只会增添混乱。我没做过任何违法的事，我要讲事实真相。假若我说谎隐瞒什么，你们可以对我严加惩办。你们假如同意的话，可以给我一张纸，我情愿签字为证。"我说。那记录员和审问员商量了几句后，就递给我一张纸。我走到写字台前写道："我是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也是个守法的公民。我从未做过反对人民政府的事。假如政府查出我曾试图向全国任何人窃取秘密情报，我愿承担死刑。假如调查结果，证明我的确无罪，那么人民政府必须给我彻底澄清事实，登报声明，向我道歉，恢复名誉。"
我签好名，写上当天日期，然后交给审问员。他自己看了一下，再传给其他人看。那老工人拿出老花眼镜擦了擦，戴上后也看了看那纸条，一边点头表示同意，然后他指了指那张犯人的专座，对匏说："坐下！坐下来！"
那青年工人和军人，却拒看我的保证书。那个青工冷言说道："你就像个玩'沙蟹'的家伙那样，摆出一副虚张声势的吓人架势。"
审问员把我的保证书交给记录员，由他放入文件夹里。
"你丈夫是怎样当上亚细亚上海办事处的总经理的?"审问员问。
"亚细亚在二次大战后制定的一项政策，就是必须在开设分公司的所茌国，聘任一位当地国籍的总经理。"我告诉他们。
"是否他们认为．，像你丈夫那样的中国人，比英国总经理容易获得更多的情报?"他问。
"我丈夫当总经理比英国经理适合的唯一优点，就是他识中文。当他和中国政府进出口公司的代表进行谈判时，不需要用翻译。"我告诉他说。
"你丈夫曾几次往返香港，你们俩还在一九五六年到过英国及欧洲。"那审问员说，"我们对你俩去欧洲很重视，因为我们了解，你们在英国特务组织总部接受过任务。"
"你这是胡说。我们去伦敦，是去与亚细亚总公司联系业务，然后我们去了荷兰首都海牙的分公司，因为亚细亚公司总公司的分部就设在那里。我丈夫和那里的董事讨论了有关在中国开展业务的计划。北京进出口公司和化工公司，都迫切要求他去那里联系，他们要向亚细亚公司定购许多货。中英贸易前景似很有希望，许多英国专家被聘来中国帮助进行研究工作。但我们回来不久，反右就开始了，后来又是大跃进，于是一切都搁起来了。北京领导太忙，无暇再对这一切事作出决策。已启程来中国亚细亚公司的专家，不得不中途打回票。于是我们无法再进一步开展工作了。"我告诉他们。
"你是怎样弄到护照的？谁批准你去欧洲？一般说来，以私人身份是不准出国的。"那审问员说。
"我丈夫是向上海外事处申请护照的。我们能批准，可能是因为政府认为他的出访对中国有利。"我说。
我记得当北京进出口公司邀请我丈夫去讨论有关向亚细亚公司购买灭虫剂及化肥时，我曾伴他一起去北京。那时节正逢毛泽东意欲大幅度提高粮食产量，以证明一九五五年成立的农业合作化的初级形式农业合作社的优越性。在我们回上海的前一天，当我丈夫最后再去进出口公司联系时，那位与我们进行了一星期顺利谈判的负责人告诉我丈夫，说我们的护照已批下来了，我们可向上海外事处联系。然后，他又很慎重地对我们说："你们的护照是总理亲自批准的。"一般情况下一个党员干部对我丈夫这样一个党外人士谈话时，总是把涉及范围缩小到最低限度，越简单越好。我们想这次他所以要特别点明我们的访问是周总理亲自批准的，是鼓励我丈夫尽力向伦敦亚细亚公司争得北京进出口公司所需要的全部物资。
那审问员曾经强调我们去伦敦，是"访问"英国特务组织总部，并去接受任务的。假如事实真是如此，而我也被迫作了交代的话，那么周总理亲自为，我们签批护照这一事实，就是说得轻一点的话，也等于支持了特务活动。极左派难道在怀疑周总理？我看完全不可能，也是不合情理的。但对刘少奇的批判，不也是同样不可理解不合情理的吗？那审问员曾说过，他要我交代，是因为其他人也与本案有关，他还讲过，有"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其他领导人。他是否将周总理也包括在内了？我只能猜测，但我想我永远也得不出答案。但我却是未曾想到，林彪和毛泽东的妻子江青，竟要排挤周恩来。每个中国人都知悉，江青痛恨周恩来，林彪可能认为，周总理是实现他自己野心的障碍。
审问员的声音，又把我的思路扯回到审问室。他在对我说："你们出访英国，对中国政府没有起啥积极的作用。"
"我丈夫在北京听接见他的领导讲，要是他能向亚细亚购得中国所需要的物资，就是为中国服务了。他们还说与外国通商对中国是有利的。"我说。
"那是党内走资派制定的策略，是违反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的。"审问员说。
"你们不能要求我们党外人士什么都能知晓。对我个人和我丈夫来说，人民政府和代表人民政府的干部，都是应当信任和服从的。"豹说。
"把你访问英国及其他欧洲国家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如实交代出来，并交代你所泄漏出去的情报。"
"我丈夫走访了英国及海牙的亚细亚公司，见了几位董事及其他一些与远东地区有业务来往的人员。他也参观了工厂等一些装置设备。我们还与几个老朋友见了面。"
"你们有无拜访过任何英国官员?"
"有的。我们有些老朋友是外交官。"
"他们有无向你问及中国的情况?"那审问员问。
"一九五六、五七年反右之前，中国形势是很好的。拐们都高兴地告诉他们，经过连年的战争，共产党第一次制止了通货膨胀。第一个五年计划已胜利完成，人民都能安居乐业，局势和平稳定，这些他们也都知道。"
"或许你还讲了一些他们还不了解的事情，你必须作全面交代。"那审问员说。
"我们可以告诉他们些什么呢？是否你们先调查一下我们在上海所交往的一些朋友，及接触的是哪一类人，那么你们就会了解到，我们没有一个可以向我们泄露重要情报的朋友。因为我们根本无法潜入市府办公室窃取文件，因此唯一的途径只能来自朋友。而我们又根本没有一个朋友是掌握有这类情报的，我们怎么有可能向这些英国朋友泄露任何重要情报呢？我们有这个条件吗？"
"什么是重要的情报，什么是不重要的，一这由不得你来裁走，这应由我们来判定。你要写一份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七年去英国访问的整个经过情况，把你所见过的外国人姓名都写下来，并详细交代与他们交谈的内容，我们从中会看出你有否向他们泄露了什么重要资料。
"这我做不到，而且也没什么作用。我怎么可能还记得十年前说过的每一句话呢？再者我又没跟着丈夫一起去公司商洽业务，也没陪他去工厂参观过产油装置。我怎能告诉你说了些什么？你又凭什么来核实我所写的东西？你们不可能将我解到英国去审讯的。因此现在还是先调查一下我与国内的中国人之间的关系，看看我们是否有在中国窃取任何秘密情报的可能性。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在我们所熟悉的这些人之中，没有一个人有可能提供我们可以称为'情报'的东西。"
"究竟是你办案还是我办案？"审问员怒气冲冲地说。
我十分清楚，那审问员就是盼着我一时失言。因为有时明明是正常的申辩，如经过断章取义。就可以被他们捞到稻草，大做文章。而世上有些事，又往往模棱两可，很难说清的。所以我只好说："当然你是审问员。正像你刚才说的，你是代表政府，我总是听你的命令。但你所说的那个法子，只是浪费时间而已。"
"只要能揪出帝国主义特务，我们是不怕浪费时间的。我们相信一切在中国营业的外国公司，都有双重任务。他们经商是为了赚钱，因为金钱是资本家的上帝。但他们也为自己的政府收集情报。
"资本主义国家从未放弃颠覆中国的企图。因为中国是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现在强大了，他们没有办法以军事手段来摧毁我们，因此只能寄希望从内部来瓦解我们。你们这班在他们的大学里受教育或在他们公司里工作的家伙，都是他们潜伏在我们内部的同盟军。英国是第一个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国家，它现在还占着我们的香港。他承认中国，但仍与美国结盟反对中国进入联合国。美国是公开支持国民党；而英国则耍两面派，是更危险的敌人，因为这样容易蒙蔽人们。"那审问员说。
"你太偏执了。"我说。
"我看你还是不要为英帝国主义辩护了，这样会对你更不利。"那审问员说。
显而易见，与他进行有关国际关系的辩论是白费口舌。我缄默着，等着他还要说些什么。
"在你写交代以前，首先得端正对刘少奇的态度。你要清楚，走资派已被打倒，他们永世不得翻身，我们还要把那些深藏的走资派挖出来。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政策是所向无敌，战无不胜的。因此你唯一的出路就是坦白交代，站到无产阶级造反派这边来。要是你还想倒退到文化革命前的生活，与国外密切交往，再受走资派包庇，那你就大大地错啦。"那审问员说。
我对当天的审问很满意，因为我有了讲话的机会，也澄清了几个观点。因此我决定乘此机会借着他开头几句话，发挥一下，进一步为刘少奇辩护，以证实在看守所里，除了那批极左派分子外，还有倾向刘少奇一派的人。
我又扮出一副不识时务的愚钝样子说："老实讲，我仍想不通为啥刘少奇所做的是不对的？毛主席为什么又要惩罚他？在'毛选'里，毛主席几次表扬了刘少奇，这我在学习'毛选'时统计过的。我希望毛主席能原谅刘少奇，你们说，这不是对我们国家和共产党更有利吗？另外，难道不正是刘主席首次创造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并敦促共产党员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这就表示他是忠于毛主席的。"
"不准称叛徒为主席！"
"不准为刘少奇翻案！"
他们都吆喝着。
待他们安静下来后，我说："假如刘少奇确有其罪，我自然没这个胆量为他翻案。但我怀疑中央的决议所依据的材料是否可靠确切。要知道，有些人很容易受胁迫写假交代的。依我看，这种事随时都会发生。"
我禁不住挖苦着他们，这不过是我对他们的一点小小报复而已。我这话是击中他们的要害了，这从他们显出的惊惶之态就可以知道。看上去，他们巴不得封住我的嘴巴。由此看出，我敢断定，他们也觉察，至少是怀疑那些所谓的刘少奇的罪证，真有可能是极左派编造出来的。
（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去世后，江青立刻就被捕了，中央正式发了文件向中国人民公布，江青及国防部长林彪确实曾经组织了一个专案小组，专门编造刘少奇的罪证，那文件中提及江青与林彪的亲信们，还围攻了刘少奇的一些朋友和共事者，对他们进行迫害，施加压力，威逼他们提供有关刘少奇婚罪证。这些黑爪牙为了能向江青林彪表功，竟对这些受围攻者进行逼、供，信，对他们上刑，还把他们受刑时的惨叫声录了音，播放给江青和林彪听。）
"闭嘴！闭嘴！你疯了?"那审问员惊恐万分地高声喝叫着，似乎对我出口的一些耿直之言猝不及防。他接着又说："刘少奇有罪，你也一样有罪！
"我可青定我没有罪。对刘少奇主席，我也觉得他没有罪。"我说。
"闭嘴！闭嘴！闭上你的嘴！不准你再开口。"那审问员命令我。
这时，只听得身后"啪"一响，那是身后关小窗户的声响，这次不再像以往那般轻手轻脚，不易觉察了。看来，那位监听者对审问已经厌倦了，他猛力关上小窗是表示他也动怒了。那审间员急忙起立走出去。
待他再进来时，没有回到自己座上，只是交给我一卷稿纸。
"回去把你访问英国及欧洲其他国家的经过一一写下，把所接触过的一些人及你们之间谈话内容都写下，作个全面彻底的交代。"
一个看守已等在门口了，我跟着他出去了。
在我不在囚室时，热开水已给我留好了，跟上午的米饭一样，也给裹在被里暖着。这种体贴和周到真是非常难得的。我想，这是否因为我为刘少奇辩解了？还是那些激进分子，想以此作诱饵来感化我，以达到他们的意图？我一边坐在床沿上喝着开水，一边飞快地转念思索着。在一般情况下，一杯热开水是不足为奇的，但在这滴水成冰的囚室里，这一杯热开水，就显得特别可口。忽地，门上的小窗打开了，那个年轻医生在外面问："过来！你的脚踝怎样了?"他问。
真稀罕！因为我从没听说过，犯人未提出而医生却主动来关心的。我常听到一些犯人要经过几次苦求才能得到医生的诊疗。那看守也站在外面。我告诉医生，脚脖上有个伤口，看样子发炎了。那看守打开房门让医生进来了。化检查了我的肿胀发炎的脚踝，说：
"骨头没有伤着，只是有点感染而已。我给你一些纱布绷带和药膏。"
后来，那看守给我一管金霉素药膏和一卷绷带，这真令我有受宠若惊之感。不及我回过神，晚餐又送来了米饭和青菜，而不是平素的蒸山芋。待我把碗筷还给厨房送饭女人时，她轻声对我说："医生通知让给你送米饭的。"
入夜之时，我再把一天的经过及审问室种种细节反反复复思索了几次，感到很得意。我猜那审问员可能是个党员干部，而不是上次那种职业政法干部。就各种迹象来看，他也并非属那种蛮不讲理之众，至少他还能听完我的申辩，而且全部作了记录。虽然我深知，极左分子会利用他们的权力，施尽诡计追我交代并不存在的问题，但令我感到有望的是，至少那些尚不属花岗岩头脑的积极分子会及时悟出我是无罪的。临睡前，我体会到一种好久未曾有过的安宁。然而白天一整天紧张的受审和争辩，令我虚弱的体质不能负担。当晚，又是一次大出血，我从未有过这么厉害的大出血，一下子，我身边所有的手纸和毛巾都用完了，到处都沾上了血迹，连水泥地上都沾上了。我急得连声呼唤看守，她很快就把医生请来，医生给我打了一针，然后叫我仰卧在一块塑料布上。天亮后，一辆救护车载着我，又开往监狱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