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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继续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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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辆老式的救护车，一路上呜叫着飞速地行驶着，很快就进入市区。我躺在搁在车厢地上的担架里，看守坐在一只折叠椅上养神，车厢里倒比较干净。我紧闭着双眼，一来因为不愿看到那近在咫尺的看守的脸，二来也希望能静静地思索一些问题。
盼望已久的审讯刚刚开始，正进入关键性时刻，却来了这么一次大出血，我觉得很扫兴。我怀疑自己是否得癌症？我开始想到死亡，但也不觉得恐惧。因为既然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必然也无法避免死亡。不管怎样，出于一个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我相信，我个人的死亡，只是整个无尽的生命运动中一个休止符号。我的孩子，孩子的孩子，世世代代，子子孙孙，会连绵不止地生息下去，就像一条潺潺而流的小溪永无尽头。这一来我又想到女儿了，只觉得一阵尖利的穿心疼，我放心不下她。她现在怎么过呢?文化革命结束后，她的前途又会怎样呢？
救护车猛地煞住了。远远地，传来扩音机的声响："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当我被从救护车里抬出来时，看到一群剃了光头的犯人，扛着泥铲煤锹，挑着大箩筐，肩上用绳子挂着毛泽东语录牌，在一个看守带领下穿过医院，好像是到监狱后面去"深挖洞"的。毛泽东的指示必须雷厉风行，立即执行。他们一个个憔悻不堪，瘦骨嶙峋的，我都无法想象，他们哪来的气力还可以做这样的重活呢？只见他们一个个惨然沮丧，耷拉着头，蹒蹒跚跚地移着步子。蓦地我意识到：或许我自己，根本也就是这么一副模样了；一个失却人权，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可怜虫。我扭转头，不忍再看见他们这种惨不入目的样子。我想到，亏得我的囚室里没有镜子，以至我还自以为自己还像从前那样，充满那种自尊自重的气概，从而陶醉在一种虚假的幻境之中。
我被送进一间挤满了床铺的外科病房，两床之间仅只有几英寸阔的空隙。我的床位就靠在门口，一股冷风混杂着血腥气，尿臭及消毒水味，还有腌臜的人体味拂过。我边上一张床上，一个半昏迷状态的女人在不住呻吟着，显然，她刚从手术室里出来。我很惊讶，他们怎么把我和动手术的病人住在一室，难道监狱医院里的医生，要给我开刀吗？想到这里我十分恐慌。因为在心胸狭窄的极左分子掌权的社会里，对政治犯的医疗待遇，肯定是绝对低劣的。
尽管几天来，对我只施行针刺麻醉，出血倒已经控制住了。因为卧床休息，还有伙食的改善，我的体力也有所恢复了。晚餐时，供应一只黄黄的小香蕉。我自己也弄不懂，怎么会对那么一只烂香蕉持如此大的兴趣？我津津有味地品尝着它。
出血停止后，那位在一九六七年给我诊疗过肺炎的女医师，来查病房了。她把我带到一个小办公室里，告诉我她曾设法主张送我去市立医院进行妇科检查，但那时上海的医院，都受红卫兵及造反派控制，．不准给阶级敌人治疗。
"你看我得的是什么病？"我问她。
"可能生了什么瘤之类，但也可能什么也没生，只是绝经朔的反应。"
"会不会是恶性？"
"没有经过切片检查，就很难说了。"她说。
"我倒不怕死，"我说，"但在我的问题尚未澄清之前，我一定不能死。我不能把我的问题不明不白地悬在那儿，从而影响着我女儿一生，这会毁了她的终身幸福的。此外，我还想再跟她见见面，我很挂念她……"说到这里，我哽咽了，再包说不下去了。
她把手轻轻拊在我手臂上，以示同情："我会向第一看守所汇报，让他们给你增加营养。"
"医生，请告诉我，怎样可以延长我的生命?"我问她。
"把给你吃的东西全部吞下去，即便是难以入口的，也多少总归有点营养。另外，要放宽心，乐观一点。"
我悲恸欲绝，却欲哭无泪，倒是那位医师，含泪轻轻对我说："愿上帝保佑你！"
一星期后，我又被押回第一看守所。每天供应我两顿大米饭。上午那餐除米饭外，还有青菜和一块肉或鱼，那块猪肉通常是肥肉，有时在肉皮上，还沾着许多毛没被拔净。鱼，从来就没有新鲜过。但我牢记着那位医师的忠告，把什么都吞下肚去。看守所里的青年医师，开具证明，准许我用自己的钱买一点维生素。那男看守拿了我的存折，给我买来了鱼肝油丸及复合b。维生素c对治疗牙龈出血有特效，但那时上海各处各地都根本无货可买。
对我在看守所里待遇的改善，各个看守反应不同。那个极左军人看守，对领导批给我购买维生素和增加营养，表现非常不满。一有机会，便威胁我，或用粗暴蛮横的态度来对待我。
有时趁我跨出囚室去放风或受审时，冷不防从后面搡我一把，让我绊倒在地上。或狠扭我的双臂，踢我的大腿。当我要求购买维生素时，总是不允而且还要训斥我："你是想把维生素当饭吃？""你把这里当疗养院了？"
而那些属于温和派的看守，则遵循医生嘱咐，每当我的维生素吃光后，就二话不说，再让我去买。但每次只能限购一、二瓶。少数看守，或许属刘少奇保守派的，他们值勤的话，每次都给我买上好几瓶。偶尔有那么一二次，竟给我买了几袋葡萄糖，他们迅速地将那一大堆东西往我囚室里一塞，不让其他看守看见。
在我从监狱医院回来的当天，那位值勤看守就给我一张纸，一支笔和一瓶墨水。她说："继续写你的交代，审问员等着呢。"
我拿过那叠纸，它和一九六六年要我写自传的纸不一样。上次的纸是空白的，这次，在第一页上印着毛泽东语录。在印有"最高指示"的标题下，是一只红线划成的方框，里面印着："只准他们老老实实，不准他们乱说乱动"。下端一般为犯人签字的地方，印着"罪犯签名"字样。
我首先就对"罪犯"两字很恼火，决心就不在它后面签字。我想了一下后，决定要巧设妙计来趁机反击这些极左派。
在毛泽东的语录下，我也划了个方框子，写上一段毛的语录。那段语录不是摘自语录本里，而是从毛泽东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都矛盾的问题》中选出来的。那节语录为："哪里有反革命，我们必定进行镇压；我们做得不对，就立即改正。"
然后我写了伴丈夫一九五六年去欧洲的经过，把访问各国期间能回忆起来的一切活动，以及所接触过的人的姓名都详细写上。在写到谈话内容时，尽量写些不涉及政治的内容。待快写完时，我突然想到，我们在英国时，世界上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事件和苏伊士运河战争。对于前者我很难作评论，但对后者我没有什么顾虑。因此我就将这段事，作为我与朋友之间谈话的内容，因为这件事与中国及共产主义是风马牛不相干的。然后在印有"罪犯签名"的下面，加上"一个无辜者"几个字，然后签上自己名字。
我把写好的材料交给看守。当天下午，我又被召去受审了。
除了那个解放军外，还是那原班人马，个个紧蹙着双眉。他们这种神态早在我决定与他们争辩我是无罪之时，我就已有所准备了。不及审问员挥手，我便向着毛泽东的画像鞠了躬。这次审问员选择的语录为："反对帝国主义及其一切代表地主及国民党反动派利益的走狗。我们必须对他们实行全面的专政，只许他们老老实实，不许他们乱说乱动。"
审问员面前搁着我的交代。我坐定后，他拍了一下桌子瞪着我看，随后又拍了一下桌子大声对我训斥着："你看你做了些什么?"他指指那份交代，"你以为我们在和你做游戏吗?"
我缄默不语。
"你的态度不够端正。"那老师傅说。
"如果你不端正态度，别想离开这里。"那青年工人说。
不及我开口，那审问员就把我写的那份交代往地上一甩，天女散花般飞了一地，然后"霍"一下站了起来，说："回牢房去重新写！"
门口一个看守喝叫着："出来！"
我随着他回到囚室里。他给的那卷纸和上次一样，第一页上印着语录，用线划了个方框，下面也印着"罪犯签名"。因为我已着手把这里作为反击的缺口，我就得坚持斗到底。因此我毫不犹疑地将上次那段语录再抄了一遍，同样在自己的签名前加上"一个无辜者"。我的记性很好，所写的内容和上次基本相同。第三天我就把它交给了看守，之后，我立即又被召去受审。那审问员还是把我写的那份材料往地上一扔，还是散得个满天飞，又要我重写。
如是又重复了一次，那审问员对我说："你疯了吧？我们要把你送到精神病院去，和疯子铐在一起。"
"我没有疯。假如你们认为我写的有什么不妥，你们可以指出，我愿意改正。"
"你为何在印好的语录下面，再写上一段语录？又为什么要在签名前写上这样一个称呼？"那审问员问。
"我只是要使我写的东西能真实反应事实。"我说，"我要提醒你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曾说过，我们要善于改正错误。我希望你们能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改正对我案子的错误处理。至于在签名前加上这么一个称呼，我认为是很恰当的，因为我没有犯罪。假如你们一定要称我为'罪犯'，那么，我就是一个没有犯罪的罪犯。"
"你不老实交代罪行，还要费尽心思诡辩。"那审问者说，但已经不再咆哮了。
"我从没犯过任何罪行，你一定要这样说，那你必须用证据核实。"
"当然我们要核实。但我们要给你杌会交代，唯有这样你才可得到从宽处理。"
"我不是已经重复多次，我没有犯罪？我不是已经写了字据，证明一旦查出我真犯了罪，你们可以枪毙我？"
"别耍无赖！你也不用焦急，到了一定时候，我们会枪毙你的。"那青年工人对我叫嚣着。
"回牢房去，重写。"那审问员说。
那记录员又给我一卷纸，我跟着那看守回到囚室。
我打开那卷纸低头一看，发现第一页是张白纸，既没有印上语录，也没罪犯签名这一栏。我又写了一份情况报告。两天后交给值班的看守。
在那些没有和极左分子较量过的人看来，我与他们这种持久不息的抗争，或许会认为是无用又无谓的。但事实上这些人骨予里都是欺软怕硬的。假如我任他们随心凌辱我，他们就会得寸进尺，我在看守所的度日，将会更不呵设想。而且，我在审问室里所说的话，一字一语都录了音。我永远是个乐观主义者。我盼着有一天，会有一个公正的人来调查我的问题。那所有我说过的，可能都会协助他给我作出一个正确的结论。
又是几天过去了，我每天都在等着那审问员来提我去继续审问。但老不见人来提我。终于一天早晨，那个曾踢过我的军人看守走到我牢门口，把门敞开大声喝着："出来！"
待我俯身去取语录本时，那女看守跟着走进来，冷不防将我狠狠一推，我没思想准备，几乎给她推倒在地。
"你去的地方不需要这个。"她一把将语录从我手里夺去，往床上一扔。然后把我双手反剪向背后，那男看守进来抱一副手铐锁在我手腕上。那女看守又把我推了一下，我打了个踉跄，待我刚站稳，她又是一下。
"快点，快点！"她喝叫着。
我随着那些看守走出女牢，穿过大院子，来到大门进口处。那审问员和青工，还有另一个男人，都等在二道铁门口。车道上停着一辆白色小轿车，车上的引擎还在嗡嗡作响。
"进去！坐中间。"那审问员说。
我上了车在中间坐下，因为我的手给铐在背后，我只好挺着身子坐着。当下第一个感觉就是，汽车的座位非常软，我已有好久没坐沙发了。
审问员和青工分别坐在我两侧。还有一个人和司机，坐在前边。车子缓缓启动后，即加快车速驶出监狱大门。
他们要把我带往哪呢？是否为避免再与我交锋而把我送入精神病院？我肯定他们不会把我送去枪毙。因为死刑，往往就在监狱附近方圆之内悄然执行的。而且假如他们把我杀掉，便无法从我这里弄到认罪书了。可能他们存心让我活着受折磨，我看，送我去精神病院极有可能。但在那里我很难再继续抗争了，精神病患者的号叫声会令人意气消沉的。然而，我很快就发觉，车并没有往郊外的精神病院行驶。透过轻轻飘动的小窗帘，我看到汽车正穿过市中心闹市区，向西郊方向驶去。那里行人稀少，车辆也不多。这些熟悉的街道，唤起我对旧日生活的回忆。我们驶过一个马路拐角，我的家就已经近在咫尺了。那是第一医学院，一九六六年夏天，当我第一次见识过文化革命那个批斗会的当天傍晚，就在这里遇见薇妮，从这扇大铁门里闪出来。这一切如今对我来说，已如隔世了。我不知薇妮现在怎么了？有无被送去五七干校？
车缓缓驶进我参加第一次批判大会的那所技校，我也是从那里，在一九六六年九月廿七日，被送入第一看守所的。如今，已是一九六九年三月上旬了，二年多来，我一直戴着反革命那顶根本不存在的罪名的帽子。
几个男人，聚立在慵倦的初春的阳光之下，其中一人过来开了车门，把我带到一个小房间去，后面的人则猛将我的头揿下，因此，我目之所及，只能是前面那人向前移动的两条腿，一进门，他们便让我一人呆在里面，把门一锁。
那是间布满尘埃的空房间，里面只孤零零地搁着一张木条凳。窗上糊满了纸，根本看不到窗外。四堵墙面从地板到屋顶，铺天盖地妁贴满了大字报，在屋角还有一大堆。墙上那些大字报不是最近的，有些根本已撕破了，有些乱七八糟地一张张重叠着。待后来他们打开房门唤我出去时，随着门外吹进一阵大风，哗啦啦地又刮下了好几张大字报。
我坐在木条凳上，粗粗浏览一下那些大字报，我发现，他们把两年半来的旧大字报一一展览出来，只是为了对我展开一种心理攻势。签名的都为亚细亚的旧职员，有些是一个人写，有些几个人联名写，内容大都为揭发亚细亚，揭发我已故的丈夫和我自己。所列的"罪行"颇多，多为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有些只是他们个人的臆断而已，我们的朋友和三个在我丈夫故后来沪接替他的英国经理，都被指控为与我有密切关联的"外国间谍"。好几张大字报里都点到斯谷特和奥斯汀的名字。那位我们公司聘用的白俄女秘书被揭为英国和苏联的双重间谍。我闭上眼睛，不愿再看见那些令人生厌的大字报。枯等了好一阵．我不知外面又是怎么回事，便倾耳听着，听得门外有脚步声，我就敲敲门。
"你要于什么?"-个男人的声音问。
"我能上厕所吗？"
一个女人来开了门，把我带往后面一个院子里，经过一溜宿舍似的平房，里面挨挨挤挤地排着一列双层床。后来我才知道，自一九六六年开始，那里就是隔离亚细亚旧职员的地方。
他们在那边办学习班，作永无止境的交代，一边还要劳动。但此刻，里面却是空无一人。远处隐约传来有人在做报告的声响。我想这功夫，里边的人大约都给驱去开大会了。
从厕所出来，我没再被带回那间满是大字报的小房间，而给带往一九六六年斗争亚细亚的会计主任和我自己的那个会场里。这时，后面的人猛力往下揿我的头，另外两个女人分别抓着我的双臂把我往前推搡着，令手腕上的手铐勒得我好痛好痛。这种暴戾的行为，是某些中国女性为着突出革命化的表现。
他们把我像只麻袋一样，半推半扔地弄进了会场，因为我仍被揿压着头，所以无法四下环顾一下周围环境。待我被令坐在地上时，她们坐在我后面，还是使劲地揿压着我的头。
在我坐下之前，从眼角里瞄到，地上已坐了满满的人。这个做法，是侮辱人权的。照中国的传统，只有奴隶，服刑的罪犯，或俘虏，才是坐在地上。会场上此起彼落的口号，也就是那早已听熟的一套。整个会场气氛，就意味着要把我打倒在地，踩个粉身碎骨。然后一阵脚步声，有人踱到会场前面，口号声渐渐停止了，一个青年后生开始主持会议。
"就是她！"他声色俱厉地叫着，我想这时，他一定手指着我被揿压着的头。"我们今天把她带来了，把她的真面目置于光天化曰之下。我们要她明白，我们对她这张底牌是摸得一清二楚了。你们这些人，都参与帝国主义在中国破坏社会主义的阴谋。所以，你们不同程度上都是有罪的人，你们也曾经为在二十世纪初就侵略剥削中国的帝国主义服务。亚细亚公司是个特务组织，是专为帝国主义收集情报。但是各人犯罪的深浅，是依据你们在公司的职位及为帝国主义效劳的多少而有所不同。地位越高，罪行就越重。我们造反派是绝对公正的；假若你犯了百分之三十的罪，我们是不会判你百分之五十的。当然我们有量罪的标准，它是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来决定的。
"两年半以来，我们给你们集中办了学习班，改造思想，同时再参加劳动。你们中间有许多人都有了进步，提高了觉悟，不再抗拒改造，敢于站出来揭发敌人，那是值得表扬的。但还有一些人，犹豫不决，像挤牙膏一样，挤一点，就出来一点。挤得重，就出来得多一点，我们不挤，它就什么也没有。好吧，要是你们仍负隅顽抗的话，自然我们就耍施加压力挤得更紧，直至全部挤光。
"很快，我们就要允许你们中一些人回家。这对你们来说，是个好消息。但你们要记住，只有那些我认为可以批准的，才许可他们回家，其他的还要继续学习。什么时候你被准许回家，或者还要继续留在这里办班劳动，那就完全取决于你自身。"
那人一味信口雌黄，扯着嗓门叫嚣着，看得出他是个没有文化的工人，只为着紧跟极左派而成为有些声望的造反派，这些家伙最拥护文化大革命。因为文化大革命给他们带来了梦想不到的个人飞黄腾达。他们把左派领导人如江青等奉为救世主，因为正是他们，将其从碌碌无能的平庸的现实生活中提拔出来。
扶他发言之中我明白了，坐在地上的一溜大都为公司过去的旧职员，现在正是鼓动他们起来揭发和批判我，以此来挽救他们自己。大家虽然都表示愿意这样做，但我知道一切早已事先安排好的。发言的一些人，都是经造反派物色并授意他们发言的内容的，发言稿会前都经造反派核准。即便在文革前，在中国，任何大会发言都得经过本单位组织核准。
那些我曾与之天天见面、共事有八年之久的老同事，一个个站起来开始了揭发批判，重复着在小房间的大字报里所写过的内容。他们神情沮丧，畏怯惶然，吞吞吐吐所揭示的，都是些荒谬透顶的捏造之事，所用的措词与他们本身是那么不相称。我知道他们内心是很感羞愧和痛苦。那些蛮横的造反派，把这些人逼迫得堕落到如此地步，真令我万分痛心。但我还是仔细地倾听着他们的揭发，为此可以从中测探一下那些极左派人物的真正企图和目的。
地板很硬，我的头还是被后边的人死死地揿压着，令我的头颈好生酸疼。我挪动了一下身子，曲起一条腿，以将我的头，可以倚靠在膝盖上。这样，我就能看见我左边一个穿着蓝色上装的人的一角。因为我并不想把头抬得太高，宁可低垂着头。因此后面的人，渐渐地把揿压着我头的手，缓缓松开了。
那些亚细亚旧职员的发言，越发显得捕风捉影，任何一个对国外世界略有知晓的人，都会觉得他们的发言荒谬透顶，令人无法置信，所有这一切总的来说，不过像是映出一场拙劣的、无头无尾的、无主题的间谍惊险片而已。
我听到那主持会议的青年，在唤我们公司过去的会计主任陶方发言。
我身边坐着的那个穿蓝布上装的人应声站立起来，不知何故，那些极左分子把我安排坐在他边上。
陶方用颤抖不已的声音说："大家都知道，我在文化革命一开始就被捕了，关在第二看守所。在那里，审问员和看守对我都很和气，他们帮助我通过学习来提高社会主义觉悟。我慢慢开始认识了自己的罪行及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我衷心恳求争取宽大处理。正当这时，对我无比关心周到的造反派，又把我带回这里，让我的家属来探望我……"显然他很激动，哆哆嗦嗦的，竟有一阵说不出声。
"我的大儿子和媳妇，都是党员。我儿子受到政府培养，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我们全家都要感谢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恩情。每当我见到我妻子，儿子、女婿及我的小孙子时，我对自己罪行的悔恨，真是无法形容。"
他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开始啜泣起来。
全场屏声敛气，寂然无声。淡漠的春日，从敞开的窗户投射而入，映照在我面前，我眼看着那抹光亮缓缓在地上移行着，不知这个无休无止的会要到什么时候才会宣告结束。我只觉得又累又饿，但我暗暗警告自己绝不能松懈警惕。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陶受命的发言，并不是作为一种触动我的典型，因为我没有孩子受到共产党的重点培养。
陶接着往下说，就像个筋疲力尽的人鼓起仅存的一点精力，颤声说："我妻子、儿子及媳妇找我谈过，造反派也找我谈过，代表党和毛主席的干部也找我谈过。他们启发我，除非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否则别无出路。我不能连累他们，我要彻底交代，与旧我决裂，我要回去与家人团聚。唯一的办法，就是作彻底的交代。"他略略停顿了一下，踌躇着，然后，兀地大声又坚决她说："我是帝国主义的特务，我由这女人的丈夫，已故的我们公司陈总经理，介绍加入英国特务组织。他死后，这女人便成了我的上级。文化革命一开始，她就警告我不要交代，并应诺要是我保守秘密，就给了我一大笔钱。"
再对陶方表示否认或争辩都无济于事。但我必须制止这场闹剧再演下去了，猛地我仰头进出一阵狂笑。
人们猝不及防，整个会场煞时鸦雀无声。而后，几个人冲到我身边，后面那人又开始猛揿我的头，另一人则大声嘶叫着："笑什么！"
又有人帮腔着："你胆敢笑！"
会场后面起了一阵骚动，传来抑制着的窃笑声，不久前那种紧张肃穆的气氛，顿时彻底告吹了。
那主持会议的年轻人在一片骚乱中对我大声咆哮着："你为什么要笑？快回答！"
"假如有人在演滑稽戏，那么观众总归会笑的。这是一种自然反应。"我被低揿着头，对着地板回答着，但却是鼓足了嗓音，清晰无误地吐清每一个字，使会场中每个人，都能听得清楚。我要鼓励我们那些老职员不必惧怕那些"左"派人物。
"把她带出去！带出去！"那青年狂怒地暴跳着，随即又领着全场高呼打倒我的口号。
我被像只麻袋似地拖曳出会场，穿过先前走过的那个院子，然后被塞进一辆候着的汽车里。一-个女造反派，用手掩着我的嘴巴，不准我说话。我被强按在汽车后座上。他们的姿势显得很是尴尬：那女的高高坐在座位边上，那男的，则蹲在前后座．之间那狭长的空隙间。我却感到心情轻松，为破坏了他们精心策划的会场而觉得十分欣慰。我不知道，要是我安静地坐在那里听由着陶方的揭发，那接下去又会怎样？可能陶方会奉命要说服我，承认他所揭发的一派胡言。我想他们指定我坐在他边上，一定是有其道理的。。
真倒霉！当我回到囚室时，正碰上那个军人女看守当班。不必说，她自然不会替我留好那份米饭的。她也没替我的手铐开锁。一打开牢门，她就把我猛力一推，我踉跄着撞入囚室里，瘫跌在床上。不一会，只听到走廊里响过二阵脚步声，接着，上午押解我的那个男看守又来召我受审了。
那男看守步子迈得飞快，我都跟不上他。待我抵达审讯室时，已是气喘吁吁，心跳怦然。
这次共有八个人。小房间容纳不下，四个人就靠墙面对着毛泽东画像坐着，其他则围在审问员四周。
那审问员手臂朝毛泽东画像扬了扬，我鞠了躬，待直起腰时，身子几乎都站不稳了，只觉得天旋地转的，我忙闭上眼睛。
"站着别动！"谁在说，只觉得声音传自远远的地方。
"你自己解释，你为什么要笑！"又是一个远远飘来的声音。
我想开口说什么，却发不出声音。我可能是饿昏过去了。
反正待我睁开眼睛时，我发现自己坐在地上，一个女看守在一边扶着我。我腕上的手铐已除下了，左手的袖口卷起着，那个青年医生正把一个大针筒拔出来。然后他对审问员点点头就走了。那女看守将我一把拉起来，把我往犯人座上一推，然后她也走了。
我仍感到心悸得厉害，嘴唇焦灼，但感觉好多了。
"现在回答我的问题。你刚才亲眼看到了，其他人的觉悟比你高了，他们已站到无产阶级造反派的立场上来了。他们已作了彻底交代。你准备怎样呢？是否准备和他们一样认罪?"那审问员问。
那时我已觉得精力恢复了。那医生不知给找注射了什么？
只是葡萄糖还是其中还加上其他针剂？可能加上了一些兴奋剂了。此时此刻赞只觉得十分亢奋，甚或可以和人打架了。
不及我开口，有人插进来道："你笑什么？你为什么要笑？没有什么可笑的。被人揭为帝国主义特务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这就是那个上午在技校主持大会的那个青年的嗓音，我颇觉好奇地抬眼看着他。
出乎我意料之外，听他的语气及措词，他并不属我想象的那种青工，只见他身穿似陆军军官式样的上装，只是衣领上没有红领章，这说明他不是军人。他的裤子是深灰色的高级呢料，那种每米要售三十元左右的档次，相当予一个工人二十天的工资。他头上搽着发蜡，脚蹬一双擦拭得锂亮的黑皮鞋，左手衬衫袖口下端，露着一只金表。这是个年约二十五六岁，矜夸倨傲的青年。我猜不透他的身份，怎么在文化革命中还穿着得那么讲究，他的衣着完全可被指责为资产阶级化的装扮。他不怕被当作"敌人"？
几年后，我才知道，他的外型，代表了某些军队高干子弟的形象。他的军便上装，是暗示他与武装部队有关联，因此他执有某种法权。他们父亲的官位，又授于这些青年一种特权，令他们有别于其他造反派。他们将家庭背景，作为往上爬的捷径。
这些军队高级将领的子弟，成了中国的"后门人物"，可以与警方交涉押放罪犯的恶讼师。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理任何问题，从分配房屋到调动工作，直到进出口贸易。因为他们能利用自己的私人圈子内的社交网满足此种要求，而不必经过政府有关部门的批准。即便是香港的商人，为了急于要与中国订立理想的商业合同，也首先得向这些时髦青年"进贡"。一般常见的是给他们安排合适的工作，以使他们可以自由往返香港，走私黄金、白银及出口中国文物，又把电视机、录音机及手表等再贩回中国。
"回答！回答!"那位衣冠楚楚的青年大声叫嚷着。我看看他，又掉眼看看审问员。但后者却只顾盯着自个眼前的文件，看得出那青年中途打断他的话语，令他很不高兴。
"我笑，是因为这事很滑稽。"我说。
"什么滑稽？"他问。
"整个会场。"
"你解释一下。"
"你看不出吗？陶方在说谎，而且说得很拙劣。但你们却信了他的谎言，还要让他回家去与家人团聚。那不是很滑稽吗?"
"陶方没有说谎。"
"没有？那么你意思就是，他果真是个特务了？如此看来，你们不把一个货真价实的特务判死刑或重刑，反倒把他放回家去，那不是更滑稽了？"
"别去管陶方，管管你自己吧？你想回家吗？"
"我当然想回家。我要求彻底平反。我要求政府在北京《人民日报》和上海《解放日报》上，刊登道歉启事。不过我不愿说假话，我要根据事实真相来陈述一切。"
我细细打量着这个衣冠楚楚，里面却只是一包草的青年，他怎么竟然觉察不到，我纵声大笑只是要破坏他精心策划的会场而已。忽地他跳起来，紧张地嚷叫着："低头，低头！把头低下。我不允许一个阶级敌人，两眼像探照灯那样盯着我。"
坐在他边上的男人，肯定是个走狗的角色。他很快站起来，踱到我身边，伸手猛按我的头部。
"我习惯在对人讲话时，一定要看着他。如果我这样让你不自在了，那对不起了。你要我背对着你坐吗？"因为犯人的座椅是固定在地上不能搬动的，因此我只好转过身体，面朝着墙上的毛泽东像。我从眼梢角里瞥到那审问员咬住嘴唇在暗暗好笑。
"现在回答我的问题，你是否英国特务？你愿交代吗？"那青年问。
"我不受任何人指使，我不是特务。我没什么可交代的。"
我面对着墙上的毛泽东画像毫不含糊地说。
"你是个特务！"那青年怒冲冲地号叫着。
"我不是。"我摇摇头。
"我们有事实根据，证明你是特务。"
"那你把它摊出来。"我又转过脸去逼视着他。
"你听见你那老同事今天上午的揭发吗？"
"他们没有证据，仅是些被迫提出的指控。"
"你别着急，我们会给你具体的证据的。一点、二点、三点、四点……我们可以举出一长列你的所作所为。但待到那时，你再想要从宽处理，那可就太晚了。"
"假如真是一个特务，那就不能对之从宽处理。一个真正的特务，不管其交代与否，就是要枪毙。"我表态。
那审问员起身接着说；"现在回牢房去，把上午参加会议所听到的再回忆一下。它们并不全然是谎话，有些是十分严重的问题。这一切并没有什么可笑的。"说着他就出去了，看守再把我带回囚室。
在我回到女牢时，看到那厨房的女人围着白饭单，推着一辆堆得满满的饭盒的小车在送饭，饭盒里装着山芋。两个劳改女犯在一边帮着她。虢看见一片金黄色的山芋盒中，有两盒白米饭铺着青菜夹杂在其中，显然，还有一个囚犯也吃白米饭。
我刚刚回到囚房内，那份白米饭就从小窗洞里推进来。
我齿龈一直出血不止，因此吃饭前总先得嗽嗽口，否则吃进的东西总会有满罪血腥味。咀嚼对我，已是很感困难了。而所供的青菜，一般总是又老又硬，因此吃一顿饭，总要花掉我较长时间。因为还要还碗筷，所以我就在监狱小卖部里买了一只塑料小匙。我坐在床沿边，把米饭和青菜从饭盒里挖到杯子里，将饭盒和筷子洗干净后先还给厨房里的女人，然后开始用小匙，慢慢地享用我今天唯一的一顿米饭，细嚼缓咽着。我一边吃一边回忆着白天发生的一切。
我想虽然今天我接连挨打，还上了铐，但整整一天，我还是有收获的。我了解到过去公司旧职员的遭遇，也对自己的未来比较乐观。遗憾的是，他们中好多人都承受了不堪想象的压力；另外还有一些未见他们在大字报上签字的，也没有出来揭发我的同事，我不知道他们近况怎样？他们是否还活着？
就陶主任来说，他的表现实在太软弱了，不过我会原谅他的。他哽咽啜泣的声音还在我耳边回旋，这是一个受迫害的灵魂，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发出的呻吟。
天气转暖了，我也有好几天不再浑身痉孪哆嗦了。我在考虑，是否要把我那件羊毛衫洗净收藏起来。我得把我的冬衣保管好，因为这些东西在监狱小卖部是无货供应的。上帝知道，我还需在这个看守所里呆多久。我和这些极左分子的抗争，实质上是一场持久战。我不能死。我刚刚躺下，那值班看守来到小窗洞口，她轻轻打开小窗，低声说："你要洗个热水澡吗？"
这是个多么出乎我意料之外又令我欣然接受的建议！在冬天，因囚室内用冷水洗澡太冷，犯人被准每月洗一次热水淋浴。我总是在计算着什么时候，又可洗个热水澡了。那天下午，在我受审回来时，整个傍晚，我都看到那些女看守川流不息地出入于浴室，现在看来，她们已全洗完了，所以那看守就让我去利用管道里剩下的热水洗个澡。
我从床上跳起来，抓起肥皂盒和毛巾，就跟着她去淋浴室。我就着热水笼头洗头洗身。奇怪的是，自那天我勇敢地为他们过去的领导人刘少奇辩护之后，有些看守的态度有了显著的变化。我洗完后，就轻轻溜入牢房，不久，那看守就把门锁上了。
第二天下雨了，既不是冬天那种刺骨寒碜的阴雨，也不是暑天里电光闪闪的雷雨，而是那种烟雾蒙蒙的涓涓细雨，它悄然无声地滋润着大地，唤醒了沉酣的绿原。它告诉人们，大地春回。我最喜欢一场春雨过后，大地散发出的那阵芬芳之气，它带来了新的希望，意味着潋滟芳馨的鲜花和萋萋幽幽的碧草。冬天向我道别了。稍为好转的伙食、维他命丸及看守态度的改善，令我感到处境在转危为安。我为自己能战胜迫害而存活下来而欣慰、乐观。对前景我已不像过去那般忧郁了。
这种舒畅的心理感受一直维持到第二天，当我又被召去审讯时，我精神抖擞地跟着看守走了。这次唯有那个青工与那衣冠楚楚昀青年坐在高台后面。
我进入审问室后，看守就把门关了。那青工向毛泽东画像挥挥手，我鞠了躬。他要我读下面这段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你爱英国胜过中国吗？"他问。
"我是中国公民，自然更爱中国。"我回答。
"假如我们不涉及'公民'这个词，你还是更爱中国？"
"我血管里流的是中国人的血，当然我更爱中国。我一直是个爱国的中国人。"
"一九四o年你在美国？"
"是的，我在那里呆了几个月。"
"你在那里演讲过吗？"
"是的，我作了几个有关日军侵华的讲座。"
"我占有材料，证明你曾在那里做过颂扬英国战绩的报告，你是在纽约电台演播的。你燕京大学的朋友听到了你的演播，现在他们对此作了交代，并提供了我们这些材料。可能你还在其他地方作过这方面的演讲。在你回到重庆后，在国民党电台里也做过宣传。你声称英帝国主义为英雄，他们在没有取得最后胜利前绝不投降。是否是英国政府授意你为他们作宣传的？是否在一九四o年，你已被他们召募入伍了？回答！"
"我自英国搭乘英国客轮去纽约，众多旅客在电台节目中联谊会见。那些会见者问及我有关英国的问题，自然我就如实作答了。"我说。
"你为英国人作宣传。"
"二次大战时，中英是同盟国。"
"那不是在一九四o年。那时候，英国还协助日本人呢。你所做的一切说明，自一九四o年来，你已经是个英国：特务了。"
"胡说。我当时不过只是一个深为英国人抵抗希特勒企图征服整个欧洲的野心，而孤军作战，付出代价和毅力所感动的一个中国旅游者两已。"
"谁会相信你这一套。你那时就是一个英帝国主义宣传机构的应声虫，我们认为你爱英国要胜过中国。"
"你要这么想也就只能随你。但你必须要有证据来证实对我的控告是成立的。"
"会有证据的。我们会证实你并不爱国，不过只是借此来掩盖你的罪行。"
他从桌子里拿出一只小小的深棕色的文件夹开始翻阅着，我只能看到文件夹的背部。我很纳闷，他这么聚精会神地到底在看什么。突然他一下子把文件夹转过来对着我，我看见里面夹着一张黑白照片。那是五十年代初，我和一位瑞士朋友，在上海法国夜总会跳舞时照的。当时法国夜总会尚未停止对外营业，有个失业的摄影师为夜总会的客人摄了许多镜头，以每张一元钱的价格出售，为了帮助这个失业者，我们都买下了这类照片。在红卫兵抄家时，他们大约也带走了我的影集。我那位瑞士朋友的舞艺很是高超，会跳好几种花色舞步，照片上，他正在教我跳一种新的舞步，我俩都在开怀大笑。
"你能说，这就叫爱国吗？"那青年神情严正地说着，好像我被人勾引在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丑事似的。
"跳舞和爱国主义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我真的有点糊涂了。
"你和一个外国人跳舞，而且你看上去，好像兴高采烈的，那就证实你并不爱国。"
"和外国人跳舞就是不爱国？"他这种攻击可真把我吓了一跳。不过我立刻镇静下来了，忖思着怎样与他争辩才能使我自己转为优势。我接下去说："我不知道，与外国人跳舞就是不爱国。但你是个英明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造反派，我一定接受上级的批判。但是，即使你认为我是不爱国，我这个人还是有那么一点利用价值的。这对我来说，还是很荣幸的。"
"什么利用价值？"
盯哎呀，'你刚才不是说了吗？和外国入跳舞是不爱国的。那么我与瑞士朋友一起跳舞，不就是在促使他这个瑞士人不爱国了吗？因为对他来说，我也是个外国人呀。假如我能用跳舞这种轻而易举的活动而令他人可以不爱国，那不是证明我还是很有利用价值的吗？假如行得通的话，你们只需把我送出去，和世界上与中国为'敌的外国人跳舞，令他们都不再爱国了，这样就可以不费一粒子弹，把他们全部解决掉，还有什么比这个办法更灵呢？"我按捺不住内心涌起的得意，激动得最后几个字都吞吐不清了。
那青年满脸铁青，只见他脸色一沉，指着审问室的门暴跳如雷："滚出去。我要把你枪毙了！"
他恼羞成怒地步步向我逼来，我赶忙离开了审问室。但走廊里不见那要押我回囚室的看守，我只好在一边等着，一边极力克制着自己会笑出来。我想在这种不通人性的地方纵声大笑是不合适，也不慎重的。他们或许会真的以为我是疯了，从而堂而皇之，名正言顺地把我往精神病院一送。
然而，嘲讽任何富有权力的上级，总归是不合算的。到了次日，我算彻底明了这一点了。
我刚吃完上午那顿饭，就被召去审问室了。向毛泽东像鞠了躬后，还是那个青年，给我一本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翻到《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那是毛泽东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起草的一封信。当时国民党军队在长江北岸、国民党首都南京附近，被共产党军队包围了。那封信提示了国民党，他们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敦促国民党将领还是投降为好。
"大声读这封信。"那青年命令我。
我把那篇文章读了一遍，读完后，我想把书还给他。他却说："再读一遍，把每个字都印入你那不可救药的脑袋瓜里。"
我又读了一遍。待我又一次读完后，他说："对里面所说的都领会了吗？你意识到你自身也已进入四面楚歌之境了吗?你已像国民党将领那般被包围了。没有任何人可以帮你忙，唯一的出路就是--投降。"
我默然不作声。他双目火冒冒地盯了我一会，随后又大吼着："再读一遍！把这些话语都深深吸进你那花岗岩似的脑袋里。"
那天我就在审问室里站了整整好几个钟头，一遍又一遍地读着那篇文章，直至我头晕目眩，嗓音暗哑，两脚浮肿。傍晚，我已精疲力尽，嗓音虚弱得几乎出不了声。读出的字句也是断断续续的。渐渐地，我已能把那篇文章全部背出来了，根本不需要看书本，只需闭上眼睛，慢慢念出来就是了。再后来我拿书的两只手都无力地垂了下来，但每当我停顿或歇息一下之时，那青年就会大喝着："你准备交代吗？"然后等着我回答。我不去睬他，他就又大声吆喝着："接下去读。"
刚开始读时，那青年还死盯着我，后来，我发现他自己也厌腻了，把头靠在交叉着的手臂上，像是在打瞌睡。他仃两人轮班出去吃饭，而我，只得空着肚子站着一遍一遍地读。饥饿和疲惫令我眼目昏花，喉头干灼得声音都发不出。但每逢我一遍背罢，那青年便喝道："再读！"
每日都折腾到天黑才准我回囚室，虽说我算不出确切的钟点，但我相信起码每天有七小时以上，我得反复不断地读毛泽东的这篇文章。那天没人为我留存饭食，打从早晨去审问室直到晚上回囚室，整整一天，只是靠着白水度日。为了取得一些营养，我只得大把大把地吞服鱼肝油和多种维他命丸。
这种折磨持续了三天。只是在第二日和第三日两天里，才准许我在下午晚餐前回囚室吃饭。女监狱的看守和那青年勾结好，延长了晚上上床前的那段室内活动时间。看守就守在我囚室外面，监视着我，是不是在那一小时活动时间内，不停地在房内兜圈子。待我上床后，夜班看守又几次来到我囚室门口，大声启关着那扇小窗，或用她的皮靴猛踢牢门来搅乱我的睡眠。半夜里虽然有好几次被她惊醒，但总的说来，我还是唾得很好。
如是连续折磨三天后，我虚弱得几近昏厥。我想那两个青年心里可是十分明白的，因为在第三天临近傍晚时，他们两人问了：
"你准备交代吗?"
我张开嘴，却全身软绵无力，喉咙干裂得只能发出一些微弱的嗓音。
"说得清楚些，你准备交代吗？"那个衣冠楚楚的青年问。
我竭尽全身力气，挣扎着说："没有罪。"
"一定要枪毙你。"
他狂怒地走出审问室，把门砰然关上。我坐在椅子上，等着看守来领我回囚室。
那青工紧蹙着双眉打量着我，忽地说；"你在转什么念头？你打算怎么样？"
我默不作声，一个看守进来把我水出去了。
一连好几天过去了，没人再来召我去提审。我总是反复寻思着，有关提审时发生的一切，及我与那些提审者，包括那个农冠楚楚的青年交锋的结局。我一遍一遍地回忆着他们所问及和我所答的，琢磨着我能否处理得再好一些？是否还可采取其他手段？我从中得出一个结论，虽然有时，他们似乎想要了解一些发生过的事实真相，但归根结蒂，他们审讯我的最终目的，还只是企图定我的罪。他们的提问，不过是想从我这里挖得一些材料，从而用以作为整我之用。同时也是利用审讯的机会，以显示一番他们的威力来胁迫我投降。但他们又觉得，审讯似攻不破我，因此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肉体的虐待来对我沲加压力。事实上，我已无望再被提审了。
气候日趋和暖，我的健康状况，也略有好转。我分几次洗涤了我的羊毛衫和羊毛袜，将它们一一晾干，又把棉袄的领口和袖子刷清贮好，准备铁了心在看守所长年呆下去。我曾对自己说："只要活着不死，总有出去的一天的。"老子说过：物极必反。我一定要有所信、有所望。每天积极地做操，背诵诗词，我时常将"毛选"置在膝头，好像在潜心苦读，其实此时此刻，我脑海里却是充满了李白和杜甫的诗句。
一九六九年四月，我被捕二年半之后，久经盼望的共产党"九大"在北京开幕了。报上报道了林彪在大会上作政治工作报告，颂扬了文化大革命，还强调要把阶级斗争进行到底。在与会的一千五百个代表中，大部分都是他在海陆空各部的亲信。在新制定的党章中，公开指定，林彪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林彪和江青，又将二百七十九个同僚拉入新的中央委员会。许多老资格的著名的共产党领导干部，都被排挤掉，唯有少数如周恩来总理及外交部长陈毅，仍保有他们原来的职务。但从整体来说，那些老革命的权力已被大大削弱控制了。报上载出的照片上，毛泽东站在中间，左边是左派领导人林彪和江青，右边则是以总理为首的一些老干部。
在"九大"召开期间，每天报上是连篇累牍的报道，吹嘘着群众对"九大"的支持。在看守所里，犯人被迫从早到晚收听广播及新闻报道，其中包括一长列新委员的名单。这里，熟悉的名字都听不到了，陌生的名字却大批涌现。这反映出共产党领导内一套新班子已搭好了。在林彪做政治报告那天，所有犯人都被从睡梦中唤醒，命令起身穿好衣服收听广播。
有一天，当我正准备吃上午那碗饭时，牢门打开了，一个男看守喝叫着："出来！"
我只作不听见，满口满口地往嘴里扒着饭粒，连咀嚼都顾不上。
"出来！"他又叫了，但没有闯进来。
我的筷子飞速地划动着，把饭粒扫进嘴里。为了面对新的挑战，我首先要装饱肚子。我怀疑他们老延长审讯时间，就是要让我吃不上饭。
"出来！"他第三次高声叫道，并走了进来，不声不响地把我装饭的杯子拿走放在一边，"你回来再吃好了。"他说。
我匆匆用另一个杯子往面盆里舀了一满杯水嗽了口，将残留在食道里的米粒冲下肚中。
"快点！怎么这样磨磨蹭蹭的。"
"请你出去一下，我要用一下厕所。
他不得不避开，让另一个女看守进来监视着我。我洗了手抹了把嘴，正要去拿那本毛泽东语录，那个较为和气的女看守对我摇摇头，低声说："不用带。"我就把它放回床上，跟着她走了出去。
那个军人看守从走廊里过来，气喘吁吁地嚷着："你在做什么！怎么这样慢？"
我随她出了女监，来到院子里，还有一个男看守手里拿着副手铐在那边等我，那军人女看守把我手向后一扭，扣上手铐，然后将我猛力一推，令我趔趔趄趄地站不稳，待刚刚立定，又重新猛力把我一推，如此踉踉跄跄地来到看守所入口处。还是那同一辆白色小轿车，一个司机已在里边坐着了。他手按喇叭，断断续续发出尖厉的呜叫声，直到看到我出来。那个衣冠楚楚的青年在那边踱着步，老师傅也站在一边。
看见我出来，他们就走过来了。那青年的面部表情让我估出，今天他们要对我的抗争进行惩罚了。只见他咬牙切齿地说："现在你要去参加庆祝九大胜利闭幕及中央新委员的产生的会议。你要严肃对待，不能再摆出那副狂妄自大的腔调，否则，造反派会把你砸烂的。"他嘘了口气，好像造反派真已将我砸了个稀巴烂似的，使他觉得幸灾乐祸。
"我们第一看守所对待犯人是讲政策的，因此向来对你是宽宏和气的。出了这大门，情况就不同了。那些造反派们都是讲到做到的，你要当心点，讲话不要太过分。你只有表现得听话点，否则他们真会把你整死的。许多人就是这样活活被他们整死的。"那老师傅说。
我想他们倒不是真的怕找会被整死，他们不过是怕让人批评没有把犯人制服罢了。可能这次会议还会有上级领导出席，他们希望能给领导一个好印象。
"你明白了吗？"那青年问我。
"只要他们不再触怒我，我也就不作任何争辩。"我跟他说。
"看来，在我们出发之前，还真该先教训你一顿。"他说着一边捏紧拳头在我眼前晃了一下。
"你们应该明白，皮肉之苦是封不住我的嘴巴。你们越是要触怒我，我越要反驳。"
"那好吧，就让群众来教训你。等着吧，假如你不服气，就让他们把你活活整死。"
"照你的意思，就是要我死不开口，即便有人问我也不开口?"我想摸清一下情况。
"对，只要你低头认罪。"
"我宁死也不承认根本不存在的罪名。"
"那就一声也不要出，不管他们怎么说都不开口。"那老工人说，看来两个人中，还是他比较善良一点。
"好吧，我会闷声不响的，不管他们怎么说。但那不等于我已经认罪了。"
"群众并不能评定你有没有罪。"那老工人继续稳住我。
那青年令我上车，我和老工人，还有另外一人坐在后座，那青年坐在司机边上。当汽车拐出马路时，另一辆车，里面坐着最近一次参加提审我的那些人，紧跟着也驰了出来。
上海的四月，是个十分美丽的季节。街道两侧绿荫葱葱，老是氤氲在一团浑沌呛人的污染之气中的这个工业都市，顷刻显得清新沁人，处处呈现着一派严冬过后的万象更新。车窗敞开着，黄绸的窗帘，随着微风摇曳着，透过窗帘，我看见我们的车正穿过市区往北驶去。好几次，车被路上庆祝"九大"闭慕的游行队伍给阻住。马路上那些到处林立的红旗和五颜六色的标语旗，喧杂的锣鼓声及毛泽东的画像，都与文化革命初时那派景象一模一样。但我又觉得，那些参加游行者，已与三年前完全不同了。他们缺乏过去那股热烈、主动的劲头，表现出一股倦意和厌烦。只见他们懒懒地拖着步子慢慢走着，口号也呼得有气无力，敷衍了事，还有人竟然不跟着一起呼。他们似乎已为持续三年的阶级斗争的疲劳轰炸，给拖累了。更有可能他们对文化革命前景，已不抱任何幻想了。他们中多数人的子女都当过红卫兵，现在这批红卫兵都被驱去农村插队落户了。他们必得将食物和衣着邮寄去资助他们。另外一些人可能感到文化革命造成社会的日趋混乱和物资供应的缺乏，已令他们觉得负担日益沉重。
在过去正常日子里，上海街头总有许多逛街散步的行人。但现在这风和日丽的春日，除了一列一列的游行队伍之外，再不见那种悠闲自得的看热闹者了。我对此很想不通，因为我不曾料到红卫兵和造反派的暴戾蛮横，已把芸芸众生逐出了大街小巷；各派之间的殴斗常会出如伤人的流弹，红卫兵造反派为了维护自己的威严，可以随便动手打人。
当汽车驶入有各大学集中及军用飞机所在之处的那个郊区时，一支空军的游行队伍向我们这边走来。走在队尾的，是一支由全身戎装的漂亮又苗条的姑娘组成的队列。她们看上去，就像是电影里扮出来的女空军战士，而不像是真的解放军。后来在我出去以后，林彪被公开批判了，我才对这些女青年有所了解。他们说，林彪要让他的二十五岁的儿子林立果任中国空军副司令，那时，林立果还刚刚从专为高级干部的子女创办的军事学院毕业。林彪的爪牙就在全国各地挑选美女送给林立果，欲建立"美女三千"的后官，就像古时皇帝选妃子进宫一样。他们对这些女孩子，以在空军服役为诱饵，因为部队的人员都能保证有很高的荣誉和优厚的待遇，且家属还能得到照顾，因此这些女青年都迫切要求参军入伍，却并不知晓她们其实是选去供林立果玩弄的。她们被带到上海，在那里，林立果有一所精心设计的秘密住所，这些女青年通过所谓的"体格检查"，以分门别类，那些林立果不感兴趣的女青年，便被留在空军部队分配工作，这些就是我在游行队列里见到的那些女孩子。
汽车拐入由几座红砖大楼环绕的院落。大门口并没有什么标志说明这是什么机关，也没有站岗放哨的解放军，只一个人等在那里。汽车开进大门后，他就把门关上，然后跟着汽车一起进去。里面的气氛很神秘，我细细往四周观察一下，觉得他们似乎不愿让我知道，自己被押往什么地方。
驶过一片修剪得很整齐的草坪和一排绽着嫩叶的杨柳树，汽车在其中一幢大楼前煞住，两个身穿军装，手臂上箍着造反派袖章的健妇已在那儿等着。其中一人打开车门，老师傅先跳出来，我正准备下，那两个健妇便十分粗暴地一把将我拉下，然后两手挟持着我的双臂把我拖入大楼，就像我随时都要逃脱似的。我们走进一间小房间，她们猛力把我往屋角一推。
"面壁站着，不许动！"一个女人大声吆喝着。
然后我听到那两个女人一屁股往椅子上一坐，也没人吭声。这样好像过了很久，门被打开，然后是一个男人的讲话声，好像提及什么吃饭的事，只听得他们轻声商量了一阵后，其中一个女人便走离房间，待她回来时，又一个人出去了。我则自始至终一直面壁站着。
在静默中挨了好久，我两脚轮流交替着支撑着自己身子的重量，大约这样轮换了总有百来次了，忽地大门又打开了，一个男人，用一种敬畏又神秘的声气，就像中国高级官员家中的佣人在跟他那有地位的主人说话一样："来啦！"意思似乎谁到达了，听他那语气，仿佛来者是个非同一般的人物。
只听得那两个女人闪电似地从椅子上弹起来，又挟持着我的双臂，半拖半拽地把我带出大楼。我们穿过一个已废弃的篮球场，沿着一条两面夹着绿树的小道，拐进另一所大楼。我几乎给她们凌空挟持着；胳肢窝下，已被那两个女人铁钳似的手指擦破了皮。
我越来越觉得纳闷：这究竟是什么地方？外表看，有点像大学的校舍，但看那整洁的楼面和修整过的草坪，又说明这里并不是普通高教系统的院校。那些押我一起来的人，就在离我前边几步远的地方走着，表情有点拘谨小心。虽则门上并没岗哨，但我敢肯定这里不是政府的机要部门，就是解放军的机关。中国百姓偶尔走过这种充满权威和火药味的地方时，往往要倍加小心的。
我们走进一个会议室，大约已有一百来人聚集在那里了，他们面对面分两组坐着，中间留出一块空间，对墙是一个讲台，一些穿着便服的人在讲台后围成个半圆圈坐着。那些第一看守所来的人，就坐在他们当中。墙上是文化革命中常见的标语，用白漆写在红布上，内容离不了那种对极左分子的歌功颂德和咒骂党内"走资派"的彻底破产之语，并声明富有"历史意义"的"九大"是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发展的伟大胜利。我看到毛泽东的接班人林彪的画像，与毛泽东的画像并排挂着。
室内每一件陈设都是讲究整洁的，这说明这幢大楼是属于一个经济宽裕、纪律严密的组织，这只能是解放军部队。我冷眼打量一下在座那些人的衣着，似都比大街上的普通群众要高级一些。许多人穿着呢料或纯涤纶的上装及裤子，不像上海普通那种会上，看上去尽是一片蓝海洋。
那两个女人把我押至面对讲台的扩音器前，其中一人把我的头往下一揿，因此我只能见到一片地板，唯一能看到的，只是扩音机里拉出来的条条凌乱不堪的电线。我想其中一根电线肯定就是通向喇叭，但其他那些众多电线又是通往何处呢？是否别的房间里还有人在参加这场斗争会呢？他们又是谁呢？又为什么显得如此神出鬼没？是不是他们不愿在我面前露脸呢?解放后除了里弄里的户籍警及负责上海工商局和外国公司联系的一个青年外，我只与几个国家干部有过几面之交。有几次我曾应邀出席过上海驻外使节的招待会，在那里我曾见过一位上海市副市长和一些外事处干部。现在上海市政府已被砸烂，他们肯定也成为迫害对象了。因此唯一可理解的是，林彪一派的人已接管了我的专案，那些听广播斗争会的是在职解放军，他们不愿让我看到的或许并不是他们的脸，而是他们的军装罢了。
全场都在振臂高呼口号，并挥动着小红书，一次一次地欢呼"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随后是"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这一切依我看，不仅反映出"九大"以后，林彪的身价陡增，也足以证明这次会议的组织者确实无疑为林彪的亲信，目的在于急速制造对林彪的个人突出。
我只能看到他们的两条腿。一个男人站在我前面发言，他报了我的家庭出身，个人生活经历。我早就领教过了，但凡每次造反派在报道我的情况时，总要添油加酱一番，把我描摹得更富有，生活方式更腐朽更奢侈。现在这场闹剧已演到异想天开，捕风捉影的高潮了。因为我曾答应他们不回击，所以就一味站那儿装哑巴。这与一九六六年的斗争会相比，倒觉得更轻松自在了。然而当那发言者告诉他们，我是帝国主义的特务时，那些与会者都从他们座位上跳起来，围着我施尽凌辱，以示他们对我的仇恨和愤怒。
如此的恶毒诽谤和羞辱，实在令我难以忍受。出于一种本能，我下意识地抬起头来。那女人却蓦地猛烈扭了下我反扣着的双手，顿时肩胛处关节一阵剧疼，就像已被撕裂似的。我只得俯下头往前弯着身子以减轻一些痛苦。当其他人上前指控我时，我一直只得保持着这个姿势。只有在他们高呼口号时，才准许我把两臂放下。后来我才知道，他们这是在对我施行"喷气式"。这是造反派发明的用以摧残他们认为是顽固不化的受害者的一种方式，这样可以强制他们低头。
另一个人接下去发言，他指责我"对抗代表共产党的造反派的命令"，抗拒交代。这时我才明白，我拒不认罪，就是反党的表现。此时，那些与会者更表现得忍无可忍了。看来，是否反党的罪行比特务更为严重？我未来得及自己作出回答，已被推倒在地，那几个强壮得巨人般的悍妇，又把我拖了起来，拉回到原来的地方。
第三个人又接着发言，揭发我为刘少奇翻案。自从中央委员会发布了打倒刘少奇的决议之后，一直在大肆宣传决议的英明正确，因此"刘少奇"这个名字显得十分敏感，那些不愿在政治上遭麻烦的人，一旦要表现他那并非出自内心的感情时，必然会更加夸大其辞，而那些在场的听众当然也不例外。那两个女人此时倒显得十分灵敏，随时准备着把我两手往背后架起来。有几次，她们竟动手殴打我。
与会者的情绪变得歇斯底里了，他们的叫嚣已压倒发言者的讲话声，还有人在我身后猛力推搡。我一个踉跄，把扩音话筒都撞倒了。有个女人想把它拣起来，却被电线绊倒了，连同我也一起被拖倒在地。因我双臂被手铐反锁在身后，因此跌在地上的姿势十分不雅，脸部贴在地上。许多人在这场突发的骚乱中，都接二连三地绊倒在我们身上，顿时全场一片喧杂凌乱。凡分钟后，我又被拉起来。
我己精疲力尽了，直盼着大会快点结束。但发言者还是一个接一个，川流不息的，似乎台上那些围着讲台的人，都想表现一下自己。对我的揭发批判好歹总算停止了，随后，他们开始争相唱着歌颂林彪的歌曲，以这些满是溢美之词的歌曲，来对林彪竭尽吹捧之能事。我想，唯有在林彪的亲信此刻正在某隐蔽处视察着，他们才会显得如此狂热及忠心耿耿，否则这过分的狂热似是无法解释的。
忽地我身后门一开，一个男人关照着："走啦！"意思是有人离开会场了。这简单两个字像是闪电一过，那正在发言的即刻中止了讲话。因为在另一处观察这一切的重要人物己走了，因此这场戏也不必再演下去了。有些人已站起来了，也有些在开始收拾他们的上衣和提包。那发言者就匆匆忙忙地领着他们呼口号，但现在他已被大大地冷落了，只有少数人，一边离开会场一边敷衍地跟着他叫了几句。看起来，似乎他们对我的怒气也已平息了，虽然他们没有对我微笑，但飘来的目光已是完全不一样了。我不过是他们所参加的多次批判会中的一个受害者而已。他们已完成了上级布置的任务．现在，这一切都已告一段落了。当有人从我身边擦过不慎碰了我一下时，后面的人竟会伸手扶挡我一下。
只一会儿功夫，会场里的人几乎都走空了。那些人边走着，互相还在聊着天："这天还有点冷，你说呢？""晚上在哪吃饭？""天下雨了吗？"等等，就好像他们刚刚看完戏，或是电影散场一样。
有如气球"啪"地一下漏了气，反正一下子四处都弥散着这种松垮的气氛。那两个悍妇把我押往那等候着的车里，这次，她们都不再捉住我双肩，让我一个人拖着疲惫的步子走着。对她们来说，她们的戏也结束了。
对"九大"的庆祝，持续了有好几个星期。每隔几天，我就要被带去参加各个斗争大会。有几次大会，都不如那第一次的组织工作这般好。有时碰到的与会者过分狂热积极，我便要多吃苦头了。然后，再被召去提审，反复盘问我是否准备交代。我不是说"没什么可交代"的，就是"我没有罪"，或者索性一声不吭。而他们，则又带我去参加另一个批斗会，这种反复轮回的批斗会，称为"游斗"，是一种麻痹神经的体罚。就这么一天天地，我耳里灌满了愤怒的声讨声，眼前老恍惚晃动着一张张敌视的嘴脸，因着戴手铐及肉体的凌辱而致全身疼痛不已。我觉得自己已经不像个人，只是个没有生命的东西，有时，我似觉得自己的灵魂已脱离了我的躯壳，以一种超然客观的目光，注视着眼前所发生的一切。虽然过后，我又会清醒地回到眼前的现实中来，但我从不因此而感到慌乱和害怕。
以我个人的体会，"游斗"虽说是十分痛苦，但较之其他，还属比较"温和"的。一九七六年毛泽东死后，群众都开始自由谈及自己在文化革命中遭遇。我曾听得一位枯瘪的老人，幽默又不以为然地谈及自己在文化革命中的遭遇，他告诉我，他曾被斗达一百次以上，常常在头颈上被套上一条粗铁链，这是用来对付那些拒不低头的受害者的。唯当他提及他的一些朋友和同事，就是在斗争大会上当场一命呜呼时，他才脸露蹙容。当我与他谈到"喷气式"时，他则摆出一副毫不足道的神情说："这是每个挨斗者都尝过的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