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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我弟弟的交代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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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没完没了的"游斗"过后，已是夏天了。在七月盛暑来临之前，上海会出现一段霏霏不止的阴雨，这就是黄梅季节，因黄梅成熟于六月而得名。囚室里泛起一股潮气，水泥地上湿漉漉的。一次滂滂沛沛的暴雨之后，阴沟的水倒翻出来，沿着墙脚渗浸进室内，在一个墙犄角积起一个黑漉漉的水洼，散发出阵阵霉气和腐臭味，令人无法透气。我收藏好的冬农都发了霉，连同那在湿潮的水泥地上只搁了一夜的鞋子，都长满了绿色的霉斑。
但天气的转暖还是很让我高兴，因为我不必再因寒冷而浑身颤栗不止，即使将所有的衣服，都穿上缩在被窝里都不够御寒。但潮湿的气候却令我关节肿胀生疼。遇上那种阴冷的凄凄雨天，我的关节会僵直得早上都起不了床。与此同时，我牙龈的炎症也更严重了。不仅在刷牙时出血，简直整天都在出血。我每次进食以前，都必须先用手磨擦牙龈，将血挤干净后再漱了口，方可咀嚼。即便如此，发炎的牙龈遇到咸的食物，也会令我疼得周身打颤。因此，我得先用冷水把菜里的盐分漂掉后再吃。每逢疼痛得难以忍熬时，那青年医生就给我开一点消炎片消炎。但他告诉我，监狱医院里没有设牙科。
为了扭转我日趋衰弱的健康状况，我必得向疾病抗争，对生存的强烈渴求，令我对生活别无他欲，但求能够活着。不过无论身心承受怎样的苦难，我的心绪较之以往更趋宁静平和，这是因为，持续不息的提审，令我感到还有澄清问题的希望。几乎每隔几天，我总被召去受审，在那边，工宣队出身的审问员，询问我许多亲友的情况，且每问及一位，就要我详细写出有关他们的书面材料及我们间的关系。我知道他们一定会把我所写的与我亲友所写的核对。例如他们对我说了些什么，我又对他们说了些什么等等。那些审问员及他们的助手，会把这些材料进行核实比较，一旦发现有不符之处，就会对我横加怀疑。所以，我必须写得十分正确，但不能太细致具体，以免与其他人所写的有出入。有几次审问，针锋相对。有些审问员因为对我所写或所讲的内容不满足，便对我极尽恐吓威胁之能事，还胁迫我对某些亲友提供罪证，揭发他们的罪行。这样一来，我就估出，那些亲友，已遇到麻烦了。
总的来讲，在回答或书写有关我亲友的情况时，我总将此作为一个为他们说些开脱有利之话的机会。以他们过去的工作性质及生活方式，一般我都能猜估到，他们在文化革命中面临的是何种麻烦。我则绞尽脑汁地回忆他们过去的所作所为，尽力让造反派能改善对他们的看法。在书面汇报中，我措词也尽量运用左派比较熟悉并容易接受的词句。
我们这一代有文化的中国人，最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我们有强烈的爱国心。我们这些人，自生以来，就对世界各地持有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同时对我们国家较之他国的落后之处，时刻萦绕心头。事实上纵观中国的近代史，其实是百年来中国优秀文化日失优势的一个记录。一九四九年共产党解放中国之时，大家都认定共产党能领导中国向前迈步，因此我们许多人，都愿意留在中国，或从海外返回为祖国建设作出贡献。然而现在回过去看，那样的想法真是幼稚又质朴。因此，在我写书面汇报时，总是坦诚地表白我的亲友，都是爱国及有所作为的。但事实上，我的努力，有如瞎子点灯白费蜡。因为造反派，就是一心一意要挑剔别人的过失，不愿看重人家的德行。再说，极左分子根本混淆了国家和政府两者之间的概念区别。国家，是指"有共同祖籍的人民"，政治，是指"在同一个政体下，一个有组织的政治团体"。假若一个人，在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前，就在中国的文化生活中为科学或艺术作出了重大贡献，但他的努力并不被承认是为中国服务，而是划为替国民党统治者服务，这些人便被指控支持敌人统治中国而属有罪。这种观点是如此狭隘和荒谬，令我常为此而向审问员据理力争。
一系列的审问，都是在梅雨季节进行的。常常在抵达审讯室时，我已浑身都给雨水淋湿了，鞋袜也都浸透了水。我没有雨衣，幸而天还不是太热，可以多穿几件衣服，不致渗湿内衣。这样的审问一直持续到夏天。雨季过去之后，接下来就是闷热和蚊子。有时，那些曾要我书写材料的我那些亲友的单位代表，也来参加对我的审问。如是，我就知道哪些亲友也跟我一样在接受审查。我很为他们担心，我常常特意留心那些陌生人的神情态度。假如他们看上去还是比较通情达理的，我就稍稍放心一点；假如他们显得无知又朗险，我就为我的亲友担心。
秋天时，一个来自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军管会代表，向我了解他们院长黄佐临的情况。黄和他的妻子妲妮，是我和丈夫在伦敦读书时结识的老朋友。妲妮是个漂亮而富有演戏才华的高超演员。上海解放时，黄已是一位著名导演了。大家都知道他们夫妇俩已被上海地下党邀请留在上海。两人都立即被共产党聘用；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成立后，黄被任命为院长，并参加了共产党。他们工作得很出色。在上海戏剧舞台上演出了许多第一流的剧本，其中包括莎翁的喜剧及其他当代欧美作者写的有关讽刺资本主义制度的作品。由于他们的努力，使中国观众体会到外国构剧作家，也可以用批评的方式来描述他们所处身的社会的阴暗面。中国的评论家及文化部门的党的领导，都认为黄是第一流的导演。显然，他和那些紧跟极左派的所谓"艺术为政治服务"，及"文艺要歌颂工农兵"的人，还是有所不同的。
在我这次受审之前，我已从报上读到好几篇有关批判黄在五十年代导演的一部名为《战上海》的电影的文章。这部电影，是颂扬共产党解放上海时的英勇战迹。不仅艺术手法高超，而且起了很好的宣传作用。该片上映后，一致都认为是一部成效卓越的作品。现在，报上花了几天时间，用了许多篇幅，来批判他的影片，指控黄把守卫上海的国民党士兵，描摹得像英雄一样，从而贬低了解放军的形象。这些批判文章还指出，他在表现上海城市受战火破坏，市民遭难的镜头时，暴露了他自己反对武装斗争，特别反对共产党的解放战争的用心。很显著地，报上突然掀起一阵对他的批判，说明他已被列为打击对象。
为什么像黄佐临这样一个对党作出了如此多贡献的人，也会成为严厉打击的对象呢？和其他人一样，他是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原来，那位赏识他、并介绍他入党的人，是江青三十年代在上海时的死对头。那时，她是个正想往上爬的二流电影明星，而黄佐临他们，则是当时上海左联的领导者。所谓左联，即是左翼作家、文艺家及刘少奇领导下的一些地下党党员联合组成的一个团体。十分显然，大部分左联知识分子都看不起江青，认为她品德堕落，技艺不高。长期来江青对此怀恨在心。文革中，一旦她获取了共产党文化领域的领导权，便把这些人全部投入监狱，指控他们为刘少奇的爪牙。因为中国政治生活之中，职务的委派之权仍取决于上级领导，因此往往任何一个领导倒台时，必然会祸及部下。
"你认识洋行买办黄佐临吗？"当我读完审问员指定的语录之后，刚附在犯人座上就坐，坐在审问员边上的那位上海人艺的军管会代表就问我。
我归纳分析了一下他提出的问题，认为：由于他们无法在黄的个人生活中挑剔到任何错处，因此就在他的家庭出身和经历中大做文章。
买办的职务，为外国公司和中国官方之间的联络员。这种制度起源于十九世纪末期的清代皇室，为了管理对外贸易而建立的。自从实施现代化商业措施之后，到了三十年代，这种制度已自行淘汰了。但像亚细亚这种大公司，并不解雇他们的买办，他们只是在老买办死后，不再产生新的买办而已。中国共产党认为，买办是资产阶级中最最反动的一个阶层。上海解放后，那些被划定为"买办阶级"的成员，都被逮捕或罚以巨款。黄的父亲，曾任天津亚细亚公司买办，在抗战期间死亡。
"我所认识的黄佐临，是位著名的电影和戏剧的导演。"我回答。
"他也是亚细亚的买亦！"那来自人艺的穿军装的代表说，"我们对你了解得很透彻，你是个顽固不化的反动派和帝国主义特务，我们对你这种避重就轻的态度，并不奇怪。"
"黄佐临有严重问题。他是潜入党内的阶级敌人。假如你想包庇他，后果是严重的，只会令你自己更糟糕。假如你头脑还比较清醒，愿意与我们一起合作的话，那也算你对文化革命作的一点贡献吧。即我的那个审问员说。
"我保证我说的都是事实。"我说。
"假如你是讲真话，那你就说，他是亚细亚公司的买办。"那军代表说。
"他的父亲是亚细亚公司的买办。黄佐临的家境，曾是很清苦的。"
"他父亲死后，他继任买办。"那人说。
"买办制度早已取消了。他父亲死后，这个制度已不存在了。"我告诉他。
"那这是什么？"那人把一张证件往桌上一扔，审问员把它传给我看。那是一张以黄佐临具名的一块天津土地的地契。我一看上面的编号就知道它是从亚细亚的档案里拿出来的一份文件。
"那是个老文件。"
"不管新的还是老的，反正它说明黄佐临是亚细亚的买办。他一直对共产党隐瞒着。"
"假如你们要听，我可以把整个过程讲一下。"
"你讲。"我们那个审问员说。
"记不清具体的日期了，反正总是在抗战前吧，国民党发表了一项法令，禁止外籍人士在中国拥有土地。那时，所有的外资公司，都把地产过户给他们的买办。亚细亚公司也不例外。黄的父亲故世后，黄继承了他家里的全部财产。在抗战时期，日本人占领了天津，那时，黄不在天津，亚细亚也撤退了。在珍珠港事件后，亚细亚业务全面瘫痪。那时，不知是哪位黄的代理人，把他的印鉴盖在他父亲的财产凭证上，包括那张属于亚细亚的地契。但这并不等于亚细亚聘请黄做他们的买办。"
"亚细亚付给他工资。"那位人艺的军代表说。
"我不知道。"我回答他。
"你丈夫确实曾以亚细亚总经理的身份，付给他工资的。"
"他没有跟我说过这件事。"我认为，最好否认我知道这件事。这样，他们就知道我是无法协助他们揭发黄佐临而不再来与我纠缠不清了。实际上，我丈夫曾跟我说过，公司要给黄佐临一笔钱，以表示本公司对他父亲生前为公司服务的谢意，尽管那块土地已在一九五o年土改时被政府没收了。亚细亚公司这种宽容大度的表现，与后来所宣传的外资公司残酷剥削中国的形象并不符合。
"说谎。你佣人说，你丈夫所有的事，都是与你商量的。"
"他没有把这事告诉我，可能他认为这事根本不值一提。"我说，"当然，我们并不是把他办公室里的每一件公事，都拿出来讨论一番的。"
"我们不相信。"
"那也只好随你们便了。我不了解任何有关付钱的事。但那不等于你们无法调查清楚，你们可以去办公室的档案里去查询，或向会计部门去了解。"
"早就调查过了。你以为我们会把这样的事忽略吗？我们占有很多证据，证实你丈夫有钱给他。"
"如此说来，我是否知晓此事，关系也不大。"
"我们就要你承认黄佐临是亚细亚的买办，公司支付他工资。你是亚细亚的最高级的中国职员，你能证实你所知晓的一切情况。黄佐临是买办资产阶级分子，买办资产阶级是最反动的。他要被开除出党。你和你丈夫是他的朋友。你们对他很了解，你可以提供重要材料来揭发他。"那位军代表说。
对一个共产党员来说，开除党籍，是对政治生命的要害一击，他不能再成为革命群众之一，他的社会地位，仅次于反革命，永远受人歧视，他的家属包括他孩子的孩子，都要为他受难赎罪。在我看来，黄佐临毕生为共产党在艺术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等待他的，却是如此悲惨的命运，这不公平。这种情形令我愤愤不平。我坚定地说："就我所知，黄佐临是个忠诚的共产党员？从未当过买办。自他父亲死后，亚细亚在天津就从未有过买办。"
"你不肯与我们合作?"审问员说，"你要不要将功赎罪？"
"我得坚持真理。"我说。
他们发怒了。那个军代表脸庞紫胀，悻悻然地狠盯着我。
那审问员说："我们要你写一份买办黄佐临的材料，把你所知晓的有关他的情况全部写下来。假如你想包庇他，后果自己考虑。假如你能提供一些有用的情况，那是你对文化大革命的贡献，可以给你记功。好好地回忆一下，他对你和你的丈夫，到底说过些什么？并记录下你所了解的有关他的经历及他的一些思想观点。他是个阶级敌人，你必须对他进行揭发批判。这对你是一个表示你的立场观点的机会。假如你实事求是地揭发他，就说明你对自己的改造有了认识。"
"你若想将功赎罪的话，就要批判黄佐临。"那个军代表紧接着说。
这简直是对我人格的侮辱！不过，这是他们一贯采取的典型伎俩，怂恿人民用谎言来促使当前的政治运动达到预定的目的。
我把对黄佐临所知道的一切都写下。我谙熟他的生活经历及思想观点，他深信中国共产党能引导中国人民前进和富强。但他们把我所写的材料扔还给我，恶狠狠地训斥了我一通。因为我不肯写黄是天津亚细亚的买办。就这样，我经受了几次暴风雨般的围攻，并被迫把情况反反复复写了几次。但我总是坚持自己的观点，没有满足他们的要求。几星期后，这个问题就给搁在一边了。那个人艺的军代表，也跟他的突然出现一样，忽然销声匿迹了。
后来待我从第一看守所里出来之后，我才知道，造反派无法把黄佐临打成买办资产阶级分子，并以此将其开除出党。他只是被揭发为刘少奇集团的成员之一。文革期间，他们曾在大会中受批斗，并被监督劳动，在寒冬酷热之下，在一个建筑工地挑担和搬砖头。黄佐临的健康大大受损了，他那曾经十分漂亮的妻子也被折磨成个老太婆。
一九七六年毛泽东死后不久，"四人帮"继而被捕，中国的政治形势局势有所改变，黄佐临和他的妻子都给平反了。
在极左路线统治的时代，最丑恶的就是，即若在相对平稳正常的政局下，仍要求老百姓之间互相对立地反映汇报各种情况。而当运动一起，大家就互相揭发批判。这种做法大大地伤害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夫妇之间互相提防，双亲与子女间互相敌对。这样的做法抑止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接触，因此人们都不愿结识朋友，变得沉默寡言，甚至弄虚作假。为了明哲保身，只得把自己的思想封闭在脑袋瓜里，一旦他被迫要讲什么时，说假话，是他维护自身和家庭的唯一的办法。
当我被指使要揭发他人时，其他人也在被迫揭发批判我们。常常我能从审问员提及的一些问题中，估测出我的亲友到底提供给他们一些什么。这样很容易看出，某人还是十分镇静，阵脚不乱，而某人已变得恐慌和失措了。一九六九年年底，我在北京的弟弟作出的交代，给我带来许多麻烦。由此也说明，一个知识渊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迫于强大的压力，也会神经崩溃，以致无法作出正确的判断。
在一片锣鼓声中，毛泽东又发表了一项最新指示，在报上套红刊出，另外还附有"两报一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及《解放军报>）的社论。毛泽东发表的指示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它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继续，也是共产党对国民党阶级斗争的继续。"
自从这个指示发表以后，便开始了根除国民党残渣余孽的运动。每天报上，都刊载有揪出暗藏的国民党军官，及对台湾国民党表示同情的人的报道。在短短的时间里就深挖出众多的敌人，看来，好像中国到处是些私下怀念国民党的人。多年来，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那些宣传，似乎收效甚微。因此，人心诚惶诚恐，惶惶然不可终日，使极左分子得以趁机再加紧政治迫害，将阶级斗争形势逐步升级，在民众中制造恐怖紧张的气氛。人们可以证明自己是清白无辜的唯一办法，就是对极左集团表现夸张的崇拜，把口号喊得更震耳，以自我牺牲的精神不计报酬地努力工作。而对待阶级敌人，则要嫉恶如仇。报上呼吁，要求无产阶级们提高警惕，密切注意邻里及同单位同事们的反常活动及不顺眼的表现，并加强对那些留在监狱外的阶级敌人的管制。
接下来的一次提审，是我意料之中的。那些妄图迫害我的家伙，为着表示自己是紧跟最新指示，是不甘心白白放我躲过这次阶级斗争的车轮大战的，因为起码我丈夫是个国民党政府的官员。
我一走进审问室，那审问员就立即要我读念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并向着他的画像鞠躬。读完后，又令我再重复一遍。随后那审问员就开口道："找们要揭发国民党的残余分子，你就是其中之一。"这时房里还有其他两个人，忽然其中比较年轻的一个吼道："交代！"
"交代什么？"我问。
"别强作镇定，装聋作哑了，交代你和国民党的关系。"
"我和国民党没有关系。"
"你是国民党的忠实走狗。"
"我很怀疑国民党是否会与你的这个看法一致。"我说着，一边打量着其他两人。从他们的衣着及发式，我想他们是北方人。中国人大家都讲普通话，而那两个青年人的口音中，还带着一些北京土话。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两个人要从北京赶来参加对我的审问。在我刚刚受审时，我已把自己家庭成员一一作了汇报，其中也包括我在北京的弟弟和弟妇，以及历年来我们之间的交往关系。
"你是国民党的忠实拥护者，你不必再诡辩了。"
"你得有证据。"我说。
"当然我们有证据。否则，我们也不会打老远来对你审讯了。"那两人中一个年龄较长一点的说，看来，他的地位较高一点。他那讲话的语气，挺像那种文化水平低下的工人，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缀；那年轻的，看上去像个学生。
"你有无在国民党旗前拍过照片？"审问员问。
"可能的吧，我记不清了。"我回答。我以为他是在问我二次大战期间，解放以前的事。那阵我丈夫任驻澳大利亚堪培拉中国使馆的外交官。
"你怎么会不记得？你不能借口记忆力不好而妄图蒙混过关。"那个北京后生说。
"时间太长了。"我说，"假如有照片的话，红卫兵到我家来时会看到的。他们把我的照片全拿走了。"
"你一定把那张照片烧了，那边没找到。"那大年龄的说。
"我为什么要把它烧掉呢？大家都了解我们在澳大利亚时，我丈夫是位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官。"
"你在胡扯些什么？谁问你那个时候的事？"那审问员不耐烦地说。
"你们不是指我们在澳大利亚那个时期？"我问他。
"胡说！我们是问你在解放之后。解放后你有无在国民党旗前拍过照片？老实点，彻底交代！"那北京青年身子往前一探，对着我说。
我真感到莫名其妙，怎么可能在解放后，在中国，还可以有人在国民党旗前照相呢？我问道："解放后怎么可能在中国还会有国民党旗？它在哪？"
"别管它在哪，就交代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是否要对国民党大表忠诚？"那审问员问。
"解放后，我从来没有在国民党旗前拍过照片。"我断然说道，认为就此可结束掉这场无稽之谈了。
"别关门太早，你会后悔的，你会失去从宽处理的机会。"
另一个年纪大一点的北京人说。
"我弄不明白你们所说的，我并不拥护国民党，假如我真如你们所说的，那我现在怎么会不在台湾呢？"我问他。
审问员低声与那两人交谈了几句，然后对我说："你现在还是回到牢里去好好回忆一下。你在这里呆的时间也够长了，你应该明白政府的政策，你应该明了，拒不承认已被证明的事实，只是妄费心机。"
我被带回囚室，继续寻思着这件颇感意外的事。那两人神态十分严肃，他们一定是已掌握了一些足以指控我的证据。是否有人在蓄谋陷害我？我已被定罪为帝国主义特务，为什么突然又转向国民党呢？
三天后，我又被提去审问，又强迫要作交代；我还是像上次那样如此这般地作了回答。后来，我又被带回囚室，要我再反复就这件事考虑回忆。此后每隔二三天，我总要被带往审问室，如是继续了三星期。审问室的空气也很是紧张，但我无法猜到他们葫芦里究竟卖些什么药。在这个阶段，为了对我施加压力，那些看守拒绝供给我迫切需要治疗牙龈炎的消炎片，因此我的炎症很快就更严重了，不仅是牙龈、甚至连口腔两侧的凹陷处都发炎了，我无法进食了。我请求看守给我吃稀饭，如是可不必经咀嚼而仍能使身体得到一些维持生机的营养。我的牙龈的剧烈疼痛令我无暇他顾，即使身子坐在审问室里，也令我无法集中思想以应付审讯。我切身体会到为何有些犯人到了这种地涉就会屈服投降，那只是因为肉体的疼痛动摇了他们的意志。我时时告诫自己，不管经受怎样的苦痛，也要保持意识的清醒。
我要求吃稀饭，倒给他们机会以减少我的伙食定量。吃饭时，他们只给我半碗灰糊糊的水，里面飘浮着几颗米粒，这样的伙食吃了几天，我就昏厥了。那个比较好心的看守叫来了医生，他给我注射了一剂葡萄糖静脉针剂，又和那看守一起把我送去监狱医院就诊。不知那位看守私下对医生说了些什么，那医生给了她一张书面证明。当我被带回看守所时，他们恢复供给我定量的消炎片，吃饭时也给我一碗稠稀饭，外加一个馒头。
待我又一次被带去审问室时，那审问员要我读三遍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待我念读完毕坐下，他就问我："你完全理解伟大领袖毛主席所说的吗？"
"我想是的。"我回答。
"解释一下。"
"我想毛主席要大家都知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是一场政治革命，不仅仅只局限于文化领域。"我回答道。
"对啦。那两个'继续'又是什么？"
"文化革命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继续，这不仅是个新的斗争，而且还是正在进行着的斗争的继续。"我解释着。
"有关国民党那段，又是怎么说的？"
"文化大革命也是一九二七年以来，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阶级斗争的继续。"
"对啦，既然你对此很了解，那你就得认清你自身问题的严重性了。国民党是我们的敌人，被我们的军队打败后，他们在美国的庇护下，逃亡至台湾。在我们解放台湾，把伟大领袖的红旗插到台湾之前，我们对国民党的斗争还要继续。要完成这一项革命，必须先彻底捣毁国民党。伟大领袖决心要解放台湾，我们的林副主席有信心夺取最后胜利，但以刘少奇为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对他们。他们说，台湾的问题要等下一代来解决。那是投降派的态度。我们伟大领袖认为，有关台湾的去从，是我们当代的职责。我们有决心在现阶段解决，因为我们打败过国民党的军队。我们有林副主席那样富有经验的军事家领导我们，我们必定会取得最后胜利的。我们与刘少奇这伙走资派的阶级斗争，与对国民党的阶级斗争，有着密切关系。现在，我们已彻底打倒了刘少奇一伙，已再次把领导权夺回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手里。我们还要与国民党斗到底。这就是为什么必须对我们的队伍加以清理，以防止他们为敌人组织第五纵队。国民党的残渣必须集中隔离，严加看守，不让他们危害人民。"那审问员说。
"你丈夫是国民党高级官员。"那位年纪大一点的北京人紧接着说。
"不属高级，只是中级而已。但不管怎么说，在国民党撤到台湾时，他就选择留在这里。"我提示他们。
"就是呵！许多国民党官员都这么做，有许多是国民党有意安排他们潜伏下来进行破坏捣乱的。他们个个都要经过详细审查的。"
"我丈夫就任上海亚细亚的总经理，是经过上海市政府批准的，那时候，我想共产党已对他的政历作过全面审查了。"我跟他们说。
"那并不说明什么，那个审批者可能就是个'走资派'。我们造反派出于今天的需要，有今天的要求。"
"早在长征前，遥在中国红军建立苏维埃初期，我们的军队尚未向国民党交战之前，伟大领袖已制定了一套对付阶级敌人的有效之法。那时就跟现在文化革命一样，我们把主要敌人关在监狱里，其他敌人则由革命群众来进行监督。现在我们就是这样做了。"那个北京青年，显然还是个学生，极力想表现卖弄在"毛选"中学到的一些理论。他这里引用的是一九三六年毛泽东所论述的有关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五次反围剿之前，所采用的一些策略。
"你要清楚你自己在共产党与国民党交锋中的立场。由于你的家庭出身及你丈夫和他们的关系，你永远只可能是站在国民党这一边的。"那个年纪大一点的北京人说。
"我想你完全错了。我并未被牵入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争斗之中。我很遗憾共产党和国民党要互相这样争斗，在这个过程中，牺牲了许多无辜的中国人，令国家财富也遭到了损害。作为一个中国人，希望两个政党能和平统一，为国家美好的前途作出贡献。"我表示。
"只有在彻底摧毁国民党势力以后才有团结的可能。"那学生说。
"假如你不拥护国民党，就像你说的，也没有卷入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斗争，那你为什么要在国民党旗前照相呢?"审问员问。
"我一点也不明白你们所说的。我竭力猜测两位所指的究竟是什么，但我实在想不出。你们为什么不索性挑明了讲呢？其中一定是有误会的。"我十分诚恳地说。
"回忆一下一九六二年。一九六二年发生了什么？"审问员问。
"我不知一九六二年发生了什么，只是我母亲是在一九六二年逝世的。"
"那就对啦！"两个北京人同时表态，"你还是老实交代，把一切讲讲清楚。"
"你们要了解我母亲逝世时的情况吗？"我疑惑地问。
"是。把全过程都讲出来，包括每一个细节。"那审问员说。
我真被搞得晕头转向了，不明白他们究竟要逼我说什么。既然他们想知道，我就向他们详述了母亲逝世时的情况。
"是我母亲的邻居打电话通知我去南京。待我抵达南京，发现母亲已因中暑而昏迷了。那时正是七月酷暑之际，气温持续在摄氏三十五度左右。我们叫了一辆救护车，将她送往医院，开始病情有所好转，但后来却转成肺炎，结果因心脏衰竭而亡故。"
"你的弟弟们也去了南京吗？"
"是的，和他们的妻子一起来的。"
"你母亲死后，你们又千了些什么？"
"我是长女，我主持办理她的丧事。"
"你搞了一次迷信活动，这又一次证明你是个彻头彻尾的反动派。"那青年说。
有些共产党干部惯于把任何宗教仪式都说成是迷信。
"我母亲是个虔诚的佛教徒，所以我用佛教仪式为她举行葬礼。"我说。
"你还做了违法乱纪的事。自从大跃进后，佛教庙宇都取缔了，和尚也都遣散了，你却为着你母亲的丧事，而特地招来了几个和尚。"审问员说。
"我是委托南京佛教研究院的负责人，替我请来了几个和尚。
"他们是只准许为来自东南亚各国外宾举行宗教仪式的，不包括本国人。"
"但我见到的那位答应帮我忙，是经我再三恳求他才答应的。"我说。我记得很清楚，那南京佛教研究院的负责人，是经我反复要求才应诺的。我奉献了一大笔香火钱，才请到了那几位和尚。但我不知道，这是违反官方规定的。最后，他答应代我清六个和尚为我母亲的葬礼诵经。
"你在你母亲的丧事里搞封建迷信，是有罪的。你弟弟和弟媳们同样有罪，因为他们没有阻止你。你还把你美国妹妹们的名字，都刻在墓碑上，说明你自己和住在海外的叛国投敌分子根本没有划清界线，这种种事实毫无疑问地证实了你是个反动派。"那青年说。
"我在美国的妹妹也是我母亲的女儿，按中国习俗，子女的名字都要刻在墓碑上。
"这些以后再说。现在告诉我，在你母亲的丧事之后，你又干了些什么？离开墓地后，你又去了哪儿了?"那审问员问我，现在他们三人都显得很是紧张，那两个北京人幸灾乐祸地盯着我。
"我们回到她的住房整理遗物。"
"你们回她住房前，又去了哪里？"
"没有去哪里，我们就直接回我母亲家里。"
"在你母亲下葬后，你们有无去中山纪念堂?"那个年纪大一点的北京人说。
"没有。我们大家都很悲伤，且也很累了。"
"交代！"那青年突然敲着桌子。
"你们要我交代什么？我母亲的葬礼不带任何政治色彩。"
"你母亲的葬礼是不带任何政治色彩。但你和你弟弟，却一起去了中山纪念堂，在国民党政府的国旗前拍了照，这是个十分重要的政治问题。你这是誓死向国民党表忠心。一九六二年，正是国民党计划反攻大陆之际。"那青年说。
这种推理岂但荒唐，简直令人发噱。但我也明白，情况确实很不利。与这些根本一无所知的愚昧人辩论，是需要大量精力的。我的健康状态那样恶劣，又缺乏营养，已没有与他们争论的精力了。在整个受审过程中，我的口腔一直在剧烈作痛。我已是身衰力竭，几乎要昏厥过去了。但我还是挣扎着试图把问题讲讲清楚。虽然我一点都想不通，为什么要对我产生这般荒唐的怀疑。
"你们要讲道理。首先，你们是否肯定，中山纪念堂前挂有国民党的旗帜？假如国民党离开南京后，那边已没有国民党旗了，那么，我们怎么还有可能在它面前摄影呢？其次，就假定那边确实有一面国民党旗，也假定你们的说法，即我是为了在国民党回来时向他们表忠也成立的话，那么，国民党是否仅仅就因为我的这么一张照片，就相信了我对他们的忠诚？国民党的军官也不是蠢货，他们难道不会怀疑我？因为他们知道，我和我丈夫在一九四九年，是选择了留下来而不随他们去台湾的。"我说。
"他们会信任你的，因为你是个国民党特务。"那年轻人申明。
"假若真的我是国民党特务，就没有必要向他们证实我对他们的忠心了。你们自已都矛盾百出了。"
那两个北京人同声大吼道："你必须老实交代，你和你弟弟曾在南京中山纪念堂国民党的旗子前留过影。"
"那请你们去问问我弟弟们及弟妇们，他们会告诉你有没有这回事的。我们从未去过南京中山纪念堂。"
"我们已去问过你那在北京外贸学院的弟弟了。开始他也一口否认，但经过造反派帮助，他认清该走的路。现在他已作了全面交代了，他说是你发起去中山纪念堂的。他还说，用的还是你的相机，你在上海冲印了照片寄给他的。你还敢抵赖?"那青年人大声叫嚣着。
我只觉得当头一棒。当然，一切都是胡编乱造。我不知道那些极左分子，到底如何折腾我那可怜的弟弟，而使他发出如此违心之言。不过，我想象得出他已受到的非人的待遇。
为了应付这一异常棘手之事；我只得求助于毛泽东语录。我高高举着它，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饭要一口一口地吃；路要一步一步地走。希望你们按照他的指示办事，请你们亲自去南京中山纪念堂看看。中山纪念堂是由南京市政府一个部门管理的，也有许多外宾到那里参观。国民党离开南京已这么多年了，那里绝对不可能会有国民党的旗子。你们自己亲眼去看看。假如你们看见了它，再回过来惩罚我也来得及。我又逃不了。"
那两个北京人只是干瞪着我，而那个审问员一挺身站起来，说："你现在可以回囚室去，把你的问题再考虑一下。"
我想可能最后他也承认我所说的是合乎逻辑推理的。解决这个疑问的唯一办法，就是叫那两个人亲眼去中山纪念堂看看。我希塑他们会这样傲。如果他们在中山纪念堂没有发现国民党的旗子，他们会回北京去汇报的。可能事实确是如此，因为一连好几个星期，他们都没再回来找我。
整个文化革命中，造反派花了不少公家的钱四处外出"调查"阶级敌人的罪行，他们就利用这个机会游山玩水，寻亲探友，不少人故意拖延着出差期限，以便游遍各处的风景区。因为上海，是中国人最向往的购物城市，所以造反派都希望到上海来转转。那两个北京人来上海时，肯定路过南京的，我想他们是不会愿意先去南京核实一下中山堂前究竟有无国民党旗子，因为假如他们事先就发现那边根本就没有那国民党旗子，便只能动身返回北京，而失却了来上海的机会了。因此每次他们至多对我审讯两个小时，如是，其余时间他们就可自由活动了。因为他们的旅差费及住宿费，都由他们单位的革委会来支付，听任他们可以在上海优哉游哉地享用。而这些外出旅游的机会，往往分配给比较积极的造反派，以鼓励他们对极左领导的忠心耿耿。
我一人呆在牢房里，反复地回忆着这个意外的小插曲。开始我是有点生气的，怎么我的亲弟弟也会屈从于他们的压力之下？但我一想到自五十年代初来，他所遭到的种种厄运及文化革命中受到的残酷迫害，罚也就心平气和了，代之而起的是对他的不幸的同情和怜悯。我只好想象这是由于那些造反派头脑发热了，为了要深挖出大量国民党的追随者而编造这么一段，并强迫我弟弟承认交代。他们在事先已搅乱和摧残了我弟弟的分析能力。因为一般地讲，我弟弟为人既非愚笨也不属于奸诈之辈。
我弟弟[3]是在五十年代初期，受共产党邀请回国参加祖国建设的留学英美的青年经济学家之一。当时他们都在做研究工作。回来后，他以经济学专家的身份在外贸部工作。他的工作是分析编写世界各地的经济概况，享有较高的地位和优厚的待遇。然而不久就发现，虽然他的工作很受外贸部技术部门的专家及他们在海外的分支机构重视，但不能令当局满意。所以他所在单位的共产党书记开始对他从生活和工作上加以控制。因为他所写的报告不能配合当时的宣传路线，即预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来临。这些年来的境遇，令我弟弟一直郁郁不欢。在学术上，他置身于他所了解的事实真相和当局为了配合政策实施要他讲的违心之言的夹缝之中，左右为难。他变得沉默寡言了，难得脸露笑容。看来，他工作上再努力尽心，也是徒然。除非他与讲大话之辈同流合污。他的党委书记总是对他施加压力，他们之间关系日益恶化。一次那个书记就当面训斥他："我再不能允许这些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大唱颂词的报告，从我们这个机构发送出去。你如果再这样写，就是反共。"
一九五七年反右开始了，那党委书记认为是除去我那不听话的弟弟的机会。他们收集了许多有关他曾在英国做过研究工作时的材料，对他开了持续有几个钟头的斗争会，将他关在办公室里隔离了有好几个月，不准他回家。并由一个积极分子组成的战斗队对他进行日夜盘问，不让他睡觉，这就是所谓"疲劳轰炸"。他们最后终究没法把似打成右派，主要是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能提供他曾经批评过共产党。但这次阴森可怖的经历令他患上了胃溃疡，同时抹去了他脸上仅存的那么一丝难得的微笑。他的头发开始花白了，眼睛也老花了。其实那时，他仅三十七岁。
他明白自己在本单位已呆不下去了，便要求调换工作。那个党委书记正在为没能把他打成右派而恼火。他表示，因为我弟弟太傲慢了，因此需要和农民共同生活一个时期来提高他的社会主义觉悟，于是他被送往北京郊区一个农村去养鸡。那里生活很落后，他每月只准回家一次，但他也觉得不错，因为这样可以远离那些官僚主义的领导了。他就很认真地养起鸡来，而且做得很好。因此他养的鸡比人家的肥，而且蛋也下得特别多。而每次他休假回农村时，总带回一大堆参考书及几箱进行试验的设备，来改进他的饲养工作。许多农民都涌到他住所来取经，向他请教。这样一来，农村的领导又生气了，他们要求外贸部把我弟弟调走。
正巧这时，中国经历了大跃进失败后的困难时期。一般地说，在困难时期，共产党对知识分子是给予一些照顾的。外贸部问我弟弟，他希望做何种工作，我弟弟要求当个英语教师。后来他就被分配到外贸学院英语系当教授。他在新的单位勤勤恳恳，做得很好。文化革命开始时，他已成了公认的英语教学的权威，并负责青年教师的培训。而且也著书立说，反正工作做得很好。
后来我从监狱里出来后，想与弟弟联系，他却不愿和我通信。他讲像我这样一个过去与西方世界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人，仍然是个"危险人物"。直到一九七六年毛泽东故世，接着"四人帮"被捕，我弟弟才将我邀去北京。我发现他已彻底衰老了。文化大革命中，他因为是一名教授，历尽了残酷的折磨。他和他妻子在五七干校劳动了几年，那里的生活非常艰苦。我实在不忍心再提及他为什么要说我们在南京中山纪念堂国民党旗前留过影。我不忍心让他觉察到我在责怪他屈从了极左派分子，因为他所承受的痛苦已太深，受迫害的时间也太长了。
北京外贸学院在文革期间被迫关闭几年后，又重新恢复了。他和其他几位教授又忙忙碌碌地把外语系重新恢复组织起来。似乎在停止了多年工作之后，能再做些有意义的事，已经令他很感满意了。他那小小的一套公寓里总是宾客满堂，大家一起商洽工作。我不愿令他再回忆起文革。然而就在我离开北京的前几分钟，他自己突然提起这件事。
他说："一九六二年你是寄过一张照片给我的吗？"
"我寄给你一张母亲的放大照片，那是在上海万象照相馆冲印的。"我跟他说，"一九六二年我就只寄过给你这么一张照片。"
"只有一张母亲的照片？我记得还有一张了。那些造反派坚持说是在中山纪念堂国民党旗前照的，他们讲得那么肯定，煞有其事的。我对照片之事是一点印象都没有，但他们反反复复地这么说，我似乎也就稀里糊涂地印上了这么个印象，最后就觉得或许真有其事。"
"没有！"我怒不可遏地说，"根本没有这回事。我们根本没去过中山纪念堂。造反派都是骗子。他们存心要揪斗我们，因此就拚命把我们打成效忠于国民党的人。如是，就可以惩办我们了。"
他将手搭着我肩，显出一派随遇而安的神情，低头对我说："别激动，也别发火。对他们发火又有什么用呢？横竖是他们说了算了。如果他们说有这件事，就顺着说算啦。反抗顶什么用？我从自身经验中已悟出了这条。我想你在监狱中，也肯定已学会了。"
"不，我什么也没学会，我也不想学这一套。
"你慢慢会接受的，我们同样也应该这样处世。我见过许多人都是这样的。我也是这样。你慢慢也会这样的。"
"我不愿我自己变成这样。"
"听你这么说，我感到很遗憾，十分遗憾。我怕你会再度遭难受苦。"
后来我弟妇进来了，告诉去机场的出租车已等在外面了。在我和弟弟道别时，我只感到全身颤抖不止。不知是因为对我们置身的可怕环境感到愤怒，还是为了我们除明哲保身，忍气吞声之外，再没其他路可走而伤心。我在车里转身向我弟弟挥手告别时，他已经进屋了。我想他对我也有些失望，因为我没有像那些精明的中国人那般，学会了"逆来顺受"这套本事。
一九八四年三月，我到美国亚利桑那州去与我弟弟见面。他是以交换学者身份由北京外贸学院派遣至美国国际关系研究院讲学的。这时，他已是个患有肺气肿病的老人了，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大十岁。当他向我介绍着自己的近况时，双目闪过一丝几曾消失的诙谐和幽默。他说他总算恢复了经济系教授的职称，到美国来讲授中国的新经济政策。我问，要是共产党的政策又向左拐，就像在过去三十年中由左向右，又由右向左，如是左右替换，那该怎么办呢？他只是深深地叹了口气，过了一会，说："我身体有病，政策每变一次，得好几年。我们都希望再一次变更来临时，我己眼不见为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