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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一种酷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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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弟弟的那段小插曲过后，审问员继续对我查讯了其他亲戚友人的情况，这个过程大约花了七个多月，一直持续到一九六九年年底。以后，我不再被提审了。我等呵等的，一个月又一个月地等着。我对看守说，我要求见审问员。
"你要对他说些什么呢？"那看守问。
"我要问到底什么时候才给我解决问题。"
"他不可能为你解决问题。他只能审问你，收集你的材料。至于结论，政府会给你作的。"
"那末什么时候政府可以作出结论呢？我来这里已呆了好久了，身体又不好。我需要看病治疗。"我说。
"你这样已挺不错了。我们给你药，还给你供应特殊伙食。"
"我身体不好，我的健康状况一天不如一天，最近又出了几次血，牙龈作疼。且磺胺消炎片吃多了，对肾脏有害。你知道，我现在只留有一个肾脏，在我动切除手术时，医生警告我不要服太多磺胺剂。"
看守沉吟了一下，说："这完全是你自身造成的。如果你拒不交代，就得呆在这里。"
"我又没做什么错事，要我交代什么？审问员已审查了我全部生活经历，还有我和我亲戚朋友的关系，现在政府应该对我有了个全面的了解。怎么还会认为我是有罪呢？"由于愤慨和无望，我的嗓音不觉高了起来，但那看守只是把小窗一关，转身就走了。
经过连续几个月的审问，我曾以为上面在对我一的生活及政历全盘审查后，可能会将我释放，现在看来，依旧是困难重重。那看守不是说了，问题要由政府来解决吗？这提醒了我，因为还是有的政府干部的一贯工作方法。但我还弄不明白，不知我的问题得由哪一级权力机关来解决，又为什么竟拖沓了这么长时间。如果我过去不是太乐观的话，就不致会像现在这般失望了。我的心绪，重薪陷入低沉阴郁之中。
从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o年，我所遭受的痛苦是无法想象的，那几个月的生活，实令我不堪回首。在那严寒冰锁，冷风飕飕的日子里，再加上肉体的病痛，我自己都奇怪，究竟是怎样活下来了。一天我要求看守买一块肥皂，她却给我一块发不出泡沫的劣质肥皂。并跟我说，每人每月只能配给一块肥皂。
我因为出血，经常要洗涤内衣裤，所以就要求看守多配给一些，看守发火了，大声嚷嚷着："你什么时候才能改变那套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每月配给你一块肥皂已经蛮优待了，有些地区的居民，每月每户也只配到一块。"
那种用稻草打成浆制成的粗手纸也停止供给了，代用的是用旧报纸、破布及烂绳等打浆制出的更粗更硬的手纸，那种硬得像纸板一样的呈灰黯色的粗劣手纸上，还能清晰地找到这些旧纸、破布、烂绳的原来面目。就是这种手纸的代用品，也得每月定量供应。已批准我购买的鱼肝油和维他命丸，也经常买不到。盖在饭上面的肉，只能说是一小块肉油膘。供应的不足及缺乏，看来连看守本人也受影响了。许多人都消瘦了，包括那个总是精力充沛，昂首阔步的军人看守，看着也沉默和消瘦了一些。这些都清楚地说明，我们的国家又一次遭受到经济的破产，这是每次政治运动后必然的结果。报上刊发着农民自动要求减少他们微薄口粮定量的消息，农村党支部则提出要增交公粮。这是自六十年代初大跃进失败以来，出现的第二次饥荒和供应紧张。在这样的困难时期，报上还报道了许多关于一些先进人物努力增产，并减少自己本身对粮食及商品的消耗和需求的事迹。但上海的《解放日报》上，每天仍旧约有一半版面批判"走资派"的文章，他们同时也被称为"修正主义者"。当时，这些报道的内容都集中论述毛泽东的关于"人民战争的军事学说"，以驳斥资本主义那套强调军事技能和武器作用的谬论。那两位被打倒并在遭批判的军事领导，是前国防部长彭德怀和前公安部长罗瑞卿。他们被作为重点打击对象。每天，报上刊载的有关批判这两人的文章，通过扩音机向我们广播。他们批判这两位军事领导者强调取得战争胜利的主要因素，是先进的武器，而不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因为这两人早在几年前就被撤职，并交给红卫兵及造反派对其加以迫害了，因此这种对他们的继续批判，仅仅是说明当时其他共产党军队领导人，也持有与他们同样的观点而已。
持久不断的折磨和隔绝与人的交往，可怕地侵蚀着我的思维能力。隔离审查，深切地令我觉得自己意志在日益消沉。因为缺乏肥皂及手纸，我无法保证身体的洁净，这也令我暮气沉沉，打不起精神。即使报上时有关于共产党及军事领导之间不同观点分歧乃至尖锐的争辩，也已无法刺激我。我每天坐在木板床上，倚着卷起的铺盖，整天昏昏欲睡，感觉万分疲劳，已病歪歪得不想动弹了。
到初春时分，我又因肺炎被送入监狱医院。那次我恢复得很慢，待回到看守所时，已是五月一日了。天气已转暖。虽然生活条件变得更艰苦，但温暖的气候，多少令人感到好受一些了。我觉得自己，又一次经历了一场生死搏斗，从死神的魔爪中挣扎出来，又活下来了。一天，风和日丽，我被允许外出放风，发现墙边的那棵法国梧桐，已覆着一层嫩绿的新叶了。我感谢上帝赐给我们生命的奇迹。
自共产党"九大"结束后，各省市都建立、恢复了党委，从而加强了共产党在各个领域的一元化领导。这样一来，我就更难从报上了解到监狱墙外所发生的事。在文化革命动乱高潮之时，那些对"走资派"的激烈批判材料中，常常暴露出共产党领导内部的激烈斗争的内幕。造反派的动笔杆子者，当时多为非党员，因此当他们在宣传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时，无意中会泄露一些一般不可以让老百姓知晓的内情。此后，在《解放日报》上，已看不到此类文章了。所有的批判文章都是由共产党宣传部指定的职业写作者来撰稿的。文章内容还是那老一套官话、套话和过时的理论。这些都被利用来作为一种宣传工具，冠冕堂皇地说出了那些极左分子想说的大道理，且又说得漂亮而圆滑，让人抓不到把柄。
我觉得中央又在进行一次新的斗争的念头，最初是从报上公布的中央政治局名单上发现的，陈怕达，最早炮制文化革命的一位激进派领袖之一，他的名字找不到了。随即就是针对他的不点名的批判文章，开始在报上出现了。文章指责他口口声声自称"小小老百姓"，实质上是个"冒牌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重要的国家领导人名字突然从报上消失了，说明他的遭遇已大为不妙了。
这件事的发生令我困惑不解。因为众所周知，陈伯达和毛泽东亲近，曾长期担任他的亲信秘书。在文革中，他虽然没有像其他领导人如江青、林彪等表现得如此白炽化，但老百姓都认定他是毛泽东的亲信。
待我从看守所出来后好久，我向几位朋友和熟人问及陈伯达被打倒之事时，他们告诉我，似是在一九七o年八月底，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讨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宪法。其中一个主要议程，即为刘少奇打倒后，无人继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这个职位是否取消？陈伯达则提名林彪继任国家主席。当时，"九大"召开了不过一年零四个月，而林彪的权势，似已扩张得过快了，毛泽东不希望再加强林彪的权势和地位了。因此他表示，不要再设国家主席了，并建议由人大委员长来代理并执行此职。经过激烈的争论，毛泽东指责陈伯达的建议是一个反革命的举止，是阴谋要使中国复辟到文革前的局势。
也有人跟我说起，中央委员会议上讨论的另一项议程，是有关中美关系。自从美国总统尼克松表示通过第三国作中间人，美国愿与中国改善关系，周总理就说服毛泽东，要是美国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弃台湾政府，那么联合国里其他大部分国家都会承认中国。这样不仅能使中国加入联合国，而且最后能以较少的代价而从速解放台湾。但林彪和陈伯达两人都竭力反对与荑国和解。他们强调美国作为一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首要之国，天生就是社会主义中国的主要敌人。
但就我所听说的，打倒陈伯达，其实是意味着对林彪的警告。由此林彪也得出结论，认为毛泽东对他的重用已到头了。这就导致了后来林彪那次失败了的政变。不管怎么说，以后发生的一系列事实都证明，九届二中全会有其极为重要的作用。它结束了林彪短暂的统治王朝，令林彪的权力在与周恩来总理相比之下，一落千丈。
一九七o年当我还受押在第一看守所时，我就意识到陈伯达的被打倒一事，万万不可忽视。我一直观望着局势的进展，期待着或许哪怕是一丁点的，表示局势有所好转的征兆。那年秋天国庆日，我在报上看到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与毛泽东一起，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的照片。在这样的节日里，毛泽东是经常与一些著名外国人士并肩观礼。但给予一个美国人以这样的一种荣誉，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斯诺是毛泽东和共产党的老朋友。他在三十年代出版的一本著作《西行漫记》，为促使世界以一种同情及较为客观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共产党，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我对此已有经验了，凡属毛泽东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都往往有其不可捉摸的作用和含义。因此，我就特别注意这一则新闻报道：在中国国庆日，他与一个美国人一起；在天安门城楼观礼台上，一起检阅成千上万狂热虔诚的举着他的画像，喊着颂扬他的口号，唱着他的语录歌的游行队伍。
国庆节后不久，报上又报道了北京方面与加拿大政府，根据和平共处的五项基本原则，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五项和平原则为：互相保持各自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剁，和平共处。加拿大保证与台湾国民党政府断绝外交关系，承认北京政府为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
我想毛泽东是利用与加拿大建交这一举，向美国表示，假如美国愿意放弃台湾，他就愿与美国和好。他以与加拿大建交之事，表示他也愿以同样的方式来处理与美国的关系。我内心不禁觉得兴奋，并充满了希望。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倾向西方，那真是太好了。
朔风又起了，但这次冬天的来临，却没能使我的意志消沉。这还是自文革以来第一次，我觉得似乎情况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一阵凛冽寒风呼啸过后，一片落叶给刮进我的牢房，我把那片金灿烛的黄叶捡起来久久地凝视着，心想，这是希望和好运的预兆。
我的心情开始日趋平和，不再那般阴郁了。我在囚室里盼着再度的提审，心想我的苦难已到头了，假如他们再有什么提审，事情一定会向好的方向转变。但是我错了。
一九七一年一月的一个下午，我被召去受审。这次提审来得突然，令我猝不及防。在随着看守穿过院子时，心里紧张得咚咚直跳。我几乎不曾觉察，外面一场大风雪即将来临。刚抵达审问室门口，冷不防一个看守将我猛一推，我打着踉跄跌入室内，里面已候着好几个看守，不等我站稳，他们就簇涌上来对我大肆围攻、谩骂。
"你这个帝国主义走狗！"一个看守说，"你是工人农民的可耻剥削者。"又一个叫嚣着："你这个反革命！"如是轮番辱骂着。
顿时，审讯室里一片叱责和罟骂之声，一张张脸庞都让仇．恨和敌意给扭歪了。其实他们相继对我施行的这一套，我早已习以为常了。他们不仅对着我大声叱斥，还将我像踢皮球那样推来搡去，从这个看守这儿推到那个看守那边，以示对我的嫉恶如仇。我想努力将身子站稳，无奈只觉得头晕窒息，气都透不过来。未及回过神，猛地一年轻看守一把抓住我棉袄的衣领把我往他身边拉去，我清楚看到，他那双眼睛里，闪烁着虐待狂的快感。随后他又咬牙将我用劲一推，以示对我的刻骨之仇。我摇晃着往后打着踉跄，一下撞在墙上，顿时像只米袋那般沉甸甸往下倒；不及触地，他又一把将我衣领抓住往前一拎，接着再向墙上推去，如是重复了几次，轻松又熟诸。同时，其他看守在一边不停歇地高呼口号。这时，我已迷糊不清了，只觉得耳朵嗡嗡作响，头像开裂般疼痛，全身痉挛发抖。这时只觉得胃里翻腾了一阵后，我禁不住就呕吐了。我的呕吐物喷溅在其中一个看守的手和袖口上。他勃然大怒，一把将我推到犯人的座椅上，对着我暴跳如雷。我的心就像要跳出胸膛般地咚咚作响，气都缓不过来。我只好坐在椅子上闭着双眼，希望自己能慢慢平息下来。蓦地，我脸颊上挨了个耳光。一个女看守声嘶力竭地叫着："你交代不交代？"
另一个巴掌又刮在另一边，几个人同时向我吆喝着："交代吗？"
我紧闭双眼瘫坐在凳子上，对他们不予理睬。那是我唯一能保护自己的办法了。
这时，又一个人从我背后一把抓住我头发，狠命将我，的头往上一扯，我被迫仰头一看，只看见他们五双焦躁的眼睛直盯着我。看来，他们真以为，只要对我施加武力，就可轻易令我就范。但我却以为，凡那些惯于施用残暴手段者，他们自己太相信残暴的威力了。但这些看守们实在也笨得可以，他们对我已日夜监视了好几年了，对找竟还是没有很好地了解。不过不管怎么说，他们这不过只是在执行他人的指令而已。
那个军人女看守，过去曾好几次与我过不去，现在对我说："怎么，你准备交代还是再受罚？"
见我缄默不语，她又刮了我一个耳光，把我两臂反扭至我的椅背上，那个刚才将我连续向墙壁撞去的青年男看守，即抓住我手腕扣上了手铐。
"这手铐是惩罚你的不肯配合，一直要戴到你准备交代为止。唯有到那时我们才会把它拿掉。假如你现在交代，我们现在就拿掉。假如你明天交代，就明天拿掉。一年不交代，就让你铐上一年。假如你永世不交代，那你就带着它进坟墓吧。"那军人女看守说。
"想想看，想想你现在的处境! "那男看守吼叫着。
"假如你现在交代，我们即刻就把手铐除掉，你可以回牢房去。"另外一个女看守说。
"怎么？准备交代吗？只要说'同意'两字，我们即刻就把手铐拿掉。"另一个看守说。
"说！说呀1"他们同时对着我叫嚣着。
我对她们几个人看了看，用微弱的声音回答着："我没有过错，我没有什么可以交代的。"
"说得大声点！大声点! "他们嚷嚷着。
尽管我说得很轻，但我想他们其实每人都已听清我说了些什么。只是在外边走廊里，肯定也还有人在监听，他们要那个人也能听到我的回答，所以才要我说得再大声点。我背朝墙坐着，看不到身后的小窗是否还开着，但他们刚才在将我推来揉去之时，我已注意到，他们总不时要往那边瞟几眼。
我挣扎着，放大声音清晰地说："我没有罪，是你们犯了错误了。我没有什么好交代的。"
背后的小窗"砰"一声关上了。过了一会，那几个人才开门把我带出去，可能他们这是让小窗后的人有充裕的时间离开而不致被人撞见。当我起身时，那个军人女看守走到我身后，将手铐收紧了几道轮齿，如是刚好环着我手腕。
这时，风雪更猛烈了，大雪纷纷扬扬，从黑沉沉的空中密层层地飘下，北风呼啸、狂号着。我刚刚跨出审讯大楼时，一阵迎面而来的寒风差点将我刮倒。那看守吩咐着："跟我来。"
他没有把我带回女监，而是引向监狱另一边的一座小楼。他打开房门，拉亮了一盏黯然的电灯，我发规这里此监狱里其他各处更冷僻空寂。地上和墙面，积了厚厚的一层尘垢，在我们穿过甬道时，蜘蛛网从天花板上直吊下来。那看守打开其中一扇小门对我说："进去。
房里一团漆黑，我等着他开灯，但他却一待我进去就即刻把门关上，随后站在门外问我："你打算交代吗?"见我没有睬他，便上了锁转身就走了。
我呆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暗室里，也根本无法知道自己究竟是在哪儿。阵阵令人恶心的霉腐气冲鼻而来。后来我才发觉，这个囚禁我的小房间里根本没有窗，只有在门下，留有一道隙缝，颤颤摇摇地渗进一条细细的光柱。待我双眼习惯了这里的黑暗以后，才隐约看见地上放着一块布满灰尘的木板，房间一角也是一只水泥制的马桶。这间屋子至多只有五平方英尺，我所站之处，是屋里仅有的一方空地。蓦地，一样什么软塌塌的东西掉在我前额，我吓了一跳，恐惧万分。因为我双手被铐在身后，无法把额上的什么拂掉，我只好猛力把头一挥，那东西又落到我脸上，然后又落在我棉袄上。在这里，我想连小飞虫和蚊子也是难以存活的，这可能是天花板里的蜘蛛。
我的心还在剧烈地咚咚跳着，虽然室内恶臭难忍，但我还是尽力作着深呼吸，尽量让自己镇静下来。我在木板上坐下，在黑暗中往四下打量了一下，幸好这里没有类似血迹，大便或呕吐污秽之类。我感到很困倦了，就把头靠着膝盖闭上双眼。关在这个水泥盒似的地方唯一的优点，就是这里没有窗，因此寒气和朔风都刮不进来，要比我原来的那间囚室暖和多了。
这次上铐的手铐与过去所戴的不一样。我用手指尖感觉了一下，只觉得这次的比过去更重更厚，且边缘不是带圆而是带方的。这时，我的手已感觉发烫，手指僵硬。我只好尽量在可能范围内，不住轮番活动着双手。
"你准备交代吗？"
突地一个人在讲话，把我吓了一跳。那看守是否一直站在门外，还是刚刚回转来？我怎么一点也没听到？
我全身已极度衰竭，连开口的力气都没有，所以我也没有睬他，依旧将头伏在双膝上养神。我尽力设法忘掉自己眼前的现实，而回忆着昔日的快乐时光。但这实在太困难了，因为那残酷的现实是那样不可避免地紧紧箍着我，令我根本无法摆脱它哪怕一秒钟。
看守们不时过来重复着同一个问题。我静听着他们的脚步声，有的是蹑手蹑足，有的则是跨着大步，在他们把大门猛一打开时，我能听到外面西北风的怒吼，以及他们抖落身上的雪片的蹬脚声。我想他们是来看看我有无屈服于这种新的囚禁形式之下。有的人问过我后，再挨了一会才走；也有人干脆不待我回答，问过后扭头就走了。
除了那些看守们进进出出之声外，其他时间则可谓万籁无声。那天，整幢楼里大约只有我一人呆着，假如还有其他犯人的话，我想肯定能听到叹息声和呻吟声的。
我也不知自己在那里坐了多久。在这样一间彻彻底底与世隔绝的伸手不见五指的室内，时间对我来说，已是另一番意义，或者说根本就是毫无意义的。我只觉得两腿僵直，头部疼痛不已。在这过程中，看守们一直没断过对我的窥视。我尽力克制着自己不在室内来回走动。直到看守们关上走廊里的电灯离开时，我估计他们下班了，又待了一会，我才慢慢站起身子。在这里实在无法踱步，因为一丁点的空隙都没有。我怕如此黑咕隆咚，会一下撞在那堵污秽不堪的墙上，因此我只是稍稍舒展一下两条腿，活动一下筋络。两条手臂长时间一直以同一姿势给反铐在背后，以致阵阵发烫发胀难受之极，我只好不住将双肩上下交替耸动着来解除一些痛苦。
站一会后，我复又坐下，将头倚在双膝上闭目养神。这样我竟睡着了。或者说，在轻声祈祷着时陈噱陇陇地打了个盹。随后我又站起身，做一下自己发明的那套操。开始时我觉得一点气力都没有，动都不想动一下。但我还是强迫自己必须作这种简单的操练，因为这是保证活下去的最好方法。过去我好像还不曾因禁闭隔离而有恐怖之感。但现在我发现，自己十分紧张，觉得有点透不过气来，总好像四面的墙壁在朝着我压坍下来。为了驱走这些恐怖之感，我干脆站起来，尽力在这巴掌大一块的空间活动着我的身子，并且竭力调整呼吸，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
摆脱恐惧的最好办法是增强自信，哪怕只是四方活动一下身子也会感觉得好受一些。要是我一味坐那儿垂头丧气，胡思乱想，最终只会使自己陷入手足无措的困境之中。自然饥饿也在折磨着我，还有口舌干渴，但我一想到那个布满灰尘、污秽不堪的水泥马桶时，则宁可什么也不下肚，免得还要去动用它。
这一个夜晚，真可谓之为茫茫长夜。我更有那种感觉，似乎自己已被深深地埋葬在一个地下水泥盒里。两只手还是一阵阵地发烫肿胀，手指都捏不成拳了。眼前我唯一的财宝，就是这一双手了，我为此万分焦灼，我怕这些残暴无情又毫无常识的看守，为了在我身上能捞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会在漫不经心中将我整得致残。一些极左分子，往往会为了在政治运动中完成他的任务，就偏左地执行命令，不顾有可能会造成的种种恶果。因为他们已经过长期的政治训练，已经是毫不犹豫地，而且还要雷厉风行地执行极左的指示。怯懦、延误或犹豫，都对他们不利。因此，他们往往总会把事情办得"矫枉过正"一点。因此如果受害者被整得太甚或致病致残，那就是很倒霉了。我几次见过这样的事。手是最最要紧的，要是我的手废了，那么文革结束后，我怎么生活呢？
我逐个触摸着每个手指，觉得还好，它们尚有知觉，就是肿胀得厉害。我不知道这手铐还要给铐多久，也不知道如此不吃不喝可以维持几天生命。记得一篇文章里说过，入可以连续五天到七天不进食。但我的体质现在这般虚弱，可能五天以后对我就已经不行了。不过不管怎么样，廿四小时总算过去了。在那段时光，我倒一点没为自己的生命担忧过，却只是担心自己的两只手。怎么办呢？用什么法子才可以将我的一取手保护下来呢？我想两手肿胀的主要原因，是因为那手铐给紧紧地扎箍在我手腕上，一点空隙都没留，如是血脉不畅就引起了肿胀。那个军人女看守扎紧我的手铐，是故意的。假如她不把手铐拧紧，让它像原先铐上那样，我的手是不致于给弄成这样的。起先那个给翻扣手铐的看守并没给我把铐子扎紧，可能他只是受命给我扣上手铐而已，并没命他要把手铐箍紧。如此看来，如果遇上一个还比较好讲话的看守，或许他会肯给我放松一下手铐的。我决定明天待看守进来时，就给他们看我的手，并要他们把手铐给放松一点。
总算一束光线又从门缝底下射进来，一个看守挪挪擦擦地走过来了，我站起身子。
"你准备交代吗？考虑好了吗？"那是一个男看守的声音。
"我想跟你谈谈。"我说。
"好！所以说，最后你还是愿意交代了。"
"不，不是关于交代的事，是有关我的手。"
"手？你的手怎么啦？"
"它肿得厉害。这手铐太紧了，你是否可给我松一下?"我问。
"你现在觉得不舒服了吗？那好呀，你为什么不交代呢？你只要一交代，手铐即可去掉。"
"你现在能否给我松一松呢?"
"你为什么不向别人学学，快点交代呢？是你自己要戴上手铐，还嫌手铐什么呢？"
"请你看看我的手，它肿得厉害。"
"我没权这样做。如果你决心交代了，我就开门把你带出去，我所能做的就是这些。"那看守说。
"你不可以向你上级汇报一下，我的手已肿得很厉害了吗？"
"不行。如果你决定交代，我就把你带出去。"
看来再与他争下去也无济于事，我复又坐在那木板上。
"你准备交代吗?"他又问了我一次，我没有回答。他又等了一会，然后就走了。
在他看来，我的双手发肿并不是什么非常之事，当然他知道，这是因为铐手铐的原因。看来，过去已经有人挨过这种刑罚了。后来，他可能向上级汇报了，我在担心自己两只手，而他们却认为我动摇了，更故意迟迟拖延着不给我松手铐，以借此威逼我交代。反正我已肯定，要求看守松手铐是毫无希望的，我只有祈祷上帝来保佑我双手。
"过来！"一个女看守的声音。
我一站起身，就已经是贴着门口了，心里疑惑着她怎么突然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我是来做你工作的，"她用一种正常的语调说，好像是在与她自己的同事说话，而不是习惯上用以训斥犯人的那种粗暴声色。"你又不傻，为什么不放聪明点快点交代呢？为什么这样自讨苦吃呢？"
我沉默不语。
"你在为你两只手担心，这是可以理解的。手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十分要紧的，尤其对知识分子来说，因为写字必须是用手写的。你一定要保护好你的手，不能让它们受伤。其实那又不难，只要你答应交代就是了。"
我还是沉默不语。
"他们已经说过了，永远不会松掉你的手铐直至你答应交代为止。他们讲了是算数的，而且肯定也会这么做的。要知道，无产阶级专政可不是说着玩的。"
我依旧不出一声。
她等了好一会，然后说；"好吧，把我的话好好想想。我这是好心劝你，我也同情你，把我所说的再考虑考虑，"
听着她的脚步声渐渐远去了，我重又坐下。
我生自己的气，直骂自己真是太蠢了。怎么会一时异想天开，想到他们会给我松手铐呢？现在我已暴露了自己的缺口，让他们高兴了，以为我会因为担心两只手而有可能屈从他们。我对自己说："忘掉这两只手。假如我残废了，就让它残废吧。世上有许多名人都是双手残疾，或者根本就没有手。"记得-九五一年与丈夫在荷兰时，曾买过一幅油画，它出自一位在两次大战时失却双手的退伍军人所绘。据说，他是用足趾握着画刷作画的。我一直珍藏着这幅画，认为这是人类的毅力和智力的象征。遗憾的是，它已毁于红卫兵抄家。但这位我从未见过面的艺术家，此刻却给予我勇气和力氇，帮助我克服了有可能失却双手的恐惧。
那个女看守帮着一帮人来了，一个个七嘴八舌地耍着两片嘴皮子，给我讲解服从无产阶级专政和彻底交代的种种对我有利之处。现在他们知道了手铐令我十分不好受，并且我在担心两只手有可能会给毁了，所以这次他们不急着离开，而是呆在门外，耐心地等着我回答。而我长时间滴水未进，粒米没入，且又没好好睡眠，因此浑身无力，近乎虚脱昏厥了。只觉得肠子阵阵痉挛抽筋，疼痛得都要直不起身了。但我还是坐在木板上，将头靠在膝盖上，等着他们离开。
那一天的时光似乎给粘住似的，特别冗长，我耐心等着他们的"下一道菜"。终于，门打开了，一个女看守的声音："出来。"
院子里那股彻骨又清新的气息，顿时让我精神一振，犹如一道生气勃然的波涛迎面打来，我竟可以支配着那颤抖不已的双脚向前迈步了。看守又将我带到昨天挨过打的那间审讯室里。
那个女军人看守和给我上手铐的那看守，大大咧咧地坐在高台后面审问员的位子上。进去后我向毛泽东像鞠了躬，那女看守让我自己选背毛泽东语录。
"毛主席教导我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我说。这一段是我头脑里首先闪现出来的语录，用在眼前，倒也十分恰当。
"那段语录不是给你这种人用的，那是毛主席对革命英雄说的。"那个女看守恼火地说。
但看来他们也不打算再追究了，也没让我再背其他语录。如果他们再要我背语录的话，我已准备好了，就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一段。
"你现在在想什么?"那男看守问。
"不想什么。"我回答。
"别装腔了。你在担心你那双手，你想松开手铐。"他说。
我什么也没开口。
"首先你得想想，你怎么会铐上手铐的？这完全是你自己造成的。我们并没有给这里每个犯人都上铐，是吗？当你觉得上了铐不太舒服时，你就要想想为什么才铐上手铐的？只要你交代，手铐即刻就可以去掉。这完全由你自己掌握。"那男看守说。
"你到底打算交代吗？"那女看守问。
见我不作声，她火了，大声叫道："你自己在找死，我想你是活得不耐烦了。我还从不曾见过你这般顽固不化的犯人。"
"理智一点吧。你难道不想保护自己?真是实在太蠢了。你这是在鸡蛋碰石头，不会有好下场的。"那个男的又说。
要是早在一二年前，我可能还会反唇相稽以求一快，但现在，我实在太疲乏了，而且病病歪歪的，再也提不起精神与他们斗了。
他们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还越过我肩头往我身后的小窗眼里询问地一望，随后就站了起来。
"把她带走，带走！就让她带着花岗岩头脑见上帝去。"那男看守声嘶力竭地叫着。
一个共产党监狱的看守竟会提及上帝，真让人感到有点摸不着头脑。其实，这句话来自毛泽东著作。毛泽东认为，共产党的目的是改造敌人而不是要消灭他们。但他随后又补充道："假如有人要带着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那也由他们去。"自从这籍文章发表后，"带着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常被用来形容抗拒改造，不肯接受共产党观点的人。
一个看守打开了门，我虽然感到头重脚轻，却还是竭力放稳脚步跟着他走出去。外面寒风飚飕，像刀割一样刺过我的棉衣，砭入骨髓，我不禁打了个寒噤。看守将我押回女牢。在走过女看守们休息的那间小屋时，我看了一眼里面的钟，方知道我在那水泥盒里，已禁锢了有将近廿四个小时了。
看守打开我囚室的门对我说："继续在这里受罚。"
前一天在罚被召去受审时，开水刚送到，我刚刚来得及往我那只绿色的瓷杯里灌好水，就给匆匆唤走了。现在，那杯水还在这里。我俯下身子，用牙齿咬住杯盖上的球形捏手，把盖子揭开置在一边，再用牙齿咬着杯沿慢慢地蹲下身子，吮吸着把水灌入嘴里，就这样秘喝了很多水。随看我叉走到那水泥马桶边，背朝着它，低俯着身子用反铐着的手把马桶盖揭开，竭力勉强地打开了西装裤上的拉链，这样，我就可坐在垫着我自己用两块毛巾做成的有座垫的马桶上小便。但待我再勉强挣扎着把手侧向一边去拉上拉链时，手铐上尖利的牙齿割开了我腕上的皮肉，令我感到一阵钻心的痛。
我坐在床沿上，冰窖似的囚室越来越冷，但这个我已日渐适应了的囚室，不像廿四小时前所置身的那个水泥盒子那般肮脏和闷气。下午送饭时，那送饭女人像往常那样，把那铝饭盒从小窗洞里推进来。尽管我已十分饿了，但也不得不把它退回去，因为我两只手给紧紧箍在背后，实在不知道该怎样进食。
没有人问我还愿意不愿意交代，但我知道他们一直在注意着我，因为、我经常听到有看守在窥孔里张望。
是睡觉的时候了。看守逐门逐室地命令犯人们该上床了，轮到我囚室时，她也是漠然地，以与平时一样的声调关照着："去睡觉。"
我背对着床，用手拉开卷着的被褥毛毯，尽力把它们铺好。虽然我花了不少时间来进行这道工序，但对一个长时间粒米未入的人来说，没有精神意志，是完成不了这项工作的。终于，我做完了，然后我躺在床上，起先，我侧着身子睡，把全身重量集中在一边肩膀和手臂上，但这种姿势非常不舒服，手臂酸疼难熬。我只好又把腹部抵着床面俯卧着，又发现这种姿势在硬板床上简直无法忍受，因为这样一来，全身的重量都集中在胸口，气都透不过来，因此只得再变更姿势。但任何姿势．都无法让我盖上被褥，牢房里又是这般冰冷彻骨，在我双手反扣在背后，就这样一刻不宁地，被迫像个杂技演员般做出种种不可思议的动作，我的身子一直冷得直打哆嗦。最后，我已认定躺着是无法入睡的，只得设法坐着睡。我屈起双脚横坐在床上，将背脊靠在贴着手纸的墙壁上，然后闭上双目，希望哪怕能打个盹也好。
那一晚真是冷，窗玻璃上冰花满布，窗槛上堆积着厚厚的冰碴，连同室内那盏微小的灯光，似电冷得缩了形，透过那仿佛已凝住了的寒气，有气无力地闪着惨淡幽寂的冷光。我每呼一口气，即刻在空气中凝成一团雾气。我激烈地打着哆嗦，两腿两脚已冻出了冻疮。为了给自己增加一点睡意，我只好不时下地在囚室里踱步兜圈子，以加速我四周的血液循环。那沉重的镣铐曳着我双手沉沉地往下坠，我只好用手指尖扼着它减轻一点重压，一边在囚室里慢慢踱步。手铐似越来越紧地箍扎着我，我双手就像火烫似地感到阵阵灼烧。这样走了一圈，又觉得非常疲惫，只好又坐下休息。但坐着又太冷，再重新起来踱步。可能只在刚才倚墙坐着时，我或许睡着了一会，其他整整一晚，我都无法合眼。这是一个怎样茫茫无尽的悲惨难熬的长夜呀！
然而不管怎样，世上一切事物，无论好事还是坏事，总有一个尽头。我总算看到东方发白，曙光悄悄滑入室内，看守们开始在逐个囚室外吆喝着："起来！起来了！"
不久，那送水的青年女劳改犯，将水壶嘴从小窗洞里塞进来，来送日用水了。待她没见我送上脸盆时，就从小窗洞不解地往里张望了一下，我将身子转过一点，让她看到了我的手铐，她慌忙把窗一关就离开了。
即使如此，无法洗涤封我来说也没什么。我也能够从背后用手把杯子搁到小窗洞上，接过饮用水，然后用牙齿咬着杯沿慢慢俯着身子使水能注入嘴里。但我早已空空然了的肠胃却已经在痉挛作疼了，光喝白开水已经不能解决问题，双手又灼烧得这般厉害，这一切真令我坐立不安，都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到了第三天，肚疼却奇迹般地过去了，但身子却是非常虚弱，视力也开始变得模糊不清了，听觉也衰退了。
那天夜里，我还是坐在床上，背靠着墙壁，两手互相交叉着顶住镣铐，以尽力减轻一点它们的分量。虽然冻得直发抖，但我再没有一点力气下床行走，以增加一点暖意了。
待大家都睡下后，只听见那小窗洞给轻轻打开了，然后有人在窗口哑声说："过来。
我以为又要来逼我交代了。但她的声音是那样低，好像是要悄悄地跟我说什么而不愿让他人听到。
我强提起精神挣扎着走到小窗口，看到那个年龄较大的女看守，正俯着身子看着我蹒跚地走过去。
我刚来这里时，就觉得这个看守是最有人情味的。我还注意到，她迈步的样子，像是缠过脚的。缠脚的陋习，直到卅年代，还在中国的穷乡僻壤流传极广，凡缠过脚的女人即使再放开来，也不会恢复天然的形状而导致终身残疾。这个看守不是本地人，听口音像是北方人。我想她一定是随着共产党军队南下时，解放出来韵农村妇女，然后加入了革命队伍，从而成为共产党员。她比较实事求是，不喜欢像其他看守那般对犯人恶声恶气的。每当寒潮来袭时，逢她值夜班，我总是听到她把储藏室里的被褥拿出来，借给被子太薄的犯人御寒。上次我因缺乏营养而昏厥时，就是她带我去医院，要求医生给我签发供给额外米饭的证明。因力那阵，就是那些激进分子要减轻我的配给定量以对我施加压力。所以我想，她不会属于极左分子那一派灼。
"你为什么不吃饭?"她问。
我想："她怎么会问这么一个问题？难道她不知道我已铐上手铐了？"
"要知道，不给你去掉手铐的原因很简单，是因为你这样不能吃东西。如果你饿死了，正好就可给定上反革命之罪。这是犯人死于问题尚未解决以前的一般处理方式。"她接下去说。
"我不知道不用手，怎么可以进食。"我说。
"这不是没办法的事。你用心想想，就会有办法的。你不是有个勺子吗？"
看来她很同情我，也很关心我。我想请求她替我松一下手铐，因为如是紧箍着双手，实在太难受了，也令我忧心忡忡，以至这件事一直占据着我整个思想，再无暇顾及其他种种了。
"我的手肿胀得滚烫，令我全身都痛苦不堪。是否请你帮我把手铐松一松。"我恳求着。
"我没有钥匙，它由专门领导保管的。明天试着多少吃点东西，吃点东西后，就会感觉好受一点的。"她说。
一阵寒风从走廊那端穿进，说明有人开门进来了，她急忙把小窗轻轻关上就走了。
回到床上细细一想，觉得那看守是对的。我必须试着吃点东西下去。死本身并不可怕，真正令我感到恐惧的，是担心我的思维方式会混乱不清了，这样就有可能会令我在神志恍惚中往一些文字上签名。但如何才能不用手进食呢?那看守说要我好好想想，有办法的。她还提醒我有一个勺子。我向那"桌"上瞄了一眼，目光先落在那把塑料匙子上，随后又落到那一叠析得整整齐齐的，我已洗涤干净的毛巾上。我开始有了主意，决心等饭菜送来后试验一下。
那看守说过开启手铐的钥匙不在她那儿，而是由某个领导保管的，看来要想放松手铐是不可能的。我必得想法先减轻手铐的压力，因为它不仅仅将我双手沉甸甸地往下曳，还似乎把我的肩关节都给拉出臼了。我背对着床，好不容易把被褥卷起来，然后再把铺盖卷挪到墙边，我就背倚着墙壁坐在被窝前，将双手搁在柔软的被褥上，这样手铐的分量减轻了些，顿时全身松弛了一些。
因为有了新办法可以对付眼前的困境，我有一种绝处逢生的喜悦，尽管饥饿、严寒和疼痛还在折磨着我，但那茫茫长夜好像不再那般冗长和无尽无止了。
天亮了，当看守在催犯人起床时，我站起身子，想伸展一下两腿，同时想用指尖扼住那沉重的镣铐，这时，我十分惊恐地发现，手上沾着些发粘发湿的东西，待我回过头去一看，发现我搁手的被窝处，沾着斑斑的脓血。看来，那手铐已磨破了皮肤，深深嵌进肉里了。我吓了一跳，真怕就此会使两手报废了。但我也明白，对这件不幸之事的发生，我是无能为力，无法避免的。
当送饭女人把一盒饭从小窗洞里送进来时，我走过去，将背对着她，她把饭盒塞在我手里。我又把它带到"桌"上，然后背过身子取了块干净毛巾铺在"桌,上，随后拿起那把塑料勺子把盒里的饭掏松。上海的米是粘性的，饭很容易给粘在盛器的四壁，得用力用勺子把它们挖下来，然后把米饭与青菜一起倒在毛巾上。每一个小小的动作，都令手铐陷入皮开肉绽的疮口，浑身就像撕心裂肺般地疼，疼得眼汨都淌下来了，我真想停一会让自己缓一口气，但我还是坚持使劲把米饭从饭盒里往外挖，待挖了相当一部分后，我就回过身子，像动物一样，把头俯在毛巾上吃着饭。
就这样我啃了几口饭。当那女人来收空饭盒时，她也不催我，只是站在窗洞外看着我费劲地把饭从饭盒里挖出来。因为双手疼痛难忍，我又怕伤口感染，因此我的动作十分迟缓，每挖一下，都要深深迸着气。但那个女人毫无怨言，只是静静地等着，而往常，她总是要匆忙地催犯人快些把空饭盒送回的。在我强忍着痛楚的眼泪时，心里还在怀疑着，进食真的能起什么作用吗？但我的手还是继续动作着，因为，我一定要活下去。但待我已差不多挖了一半后，已无法再坚持下去了，我只好背着身子，用受伤的手将饭盒从小窗洞里推出去。
待下午那顿饭送来时，我发现那个女人，已为我把饭扒松了，我只需往毛巾上一倒就可以了。
我居然还能进食，这似乎激怒了那些极左分子。因为许多看守都到小窗洞口来威胁我。但他们却从不提及"手铐"这个字眼。可能他们不愿其他囚犯知道这件事。她们还是不停息地逼我交代。虽然能吃饭后，自感好过一点，但行走仍感困难。也说不清为什么，总觉得那手铐也影响了我的下肢，与双手一样，我觉得两足也在发烫作疼。我的鞋一下子显得又紧又窄，令我很不舒服，幸好是布鞋，我只好把它像拖鞋般拖着穿。因为双脚已难以支持我那瘦削的身子，因此我走路都是摇摇晃晃的。被窝上的脓血越来越多，因为手腕上的疮口，被镣铐磨擦得越来越严重了。也不知是天气骤然回暖了还是我在发烧，反正我已不觉得泠了，只是双手稍微一动作，或蹒跚着在房里行定时，全身就是一阵剧烈的疼痛。
一天，当我在小窗洞取饮用水时，那双扣着手铐的双手抑制不住颤抖得厉害，差不多一半水都给泼在我棉袄和裤子上。
"你的手不行了，上边不了解。你为什么不放声大哭？如果你不哭，他们是不会知道你的手已弄成这个地步了。"那个送饭的女人在关窗前，匆匆对我低声说道。
虽然一般来说，中国人总是习惯不在众人前流露感情，假有时在丧礼上，为了表示哀悼，或者出于对无法左右的死亡的抗议，却总会放声嚎哭。我每每看到有人放声大哭，总觉得十分不安，就像看到有人被剥去衣衫而裸露着身子似的。我们自幼就接受了要抑制自己感情的教育。记得为了不轻易掉泪，我作了长年努力来锻炼自己的意志。这样渐渐地，我已把哭泣视作为软弱无能韵表现了。我怎么可能就因为我的手要致残了，就放声大哭以引起他人注意呢？我坚决反对这么做。第一，是因为我不知道该如何放开嗓门而可以发出那种嚎哭之声，这实在太幼稚，且不文明。其次，我不愿做任何表示求饶的事。"上面的人"既然命令要给我扣上手铐，我就承受吧。他们以为让我承受苦难，最终会令我屈服，作出不合事实的假交代来使自己解脱，那么对他们最好的报复，就是丝毫不流露出痛苦之状。所以我不同意那个送饭女人的劝告。
这样又过了几天，那副手铐已开始影响到我的思维了，可能它们已影响到我的神经功能了。我常会神志恍惚，有时竟会忘记自己究竟身处何方。我己记不起，我是哪天开始上铐的。生活，似乎只是一条布满钻心的疼痛和苦难的漫长之路，我只有尽力迈着沉重的步履，沿着它艰难地跋涉攀越。
在我的意识尚清醒之时，我就试着用简单的数学运算来锻炼自己的思维，一再重复着："二-加二等于四，四加四等于八，八加八等于十六，十六加十六等于三十二……"但仅仅一会儿，我的思维又乱了。看守们依旧踱到我上锁的牢门边，但他们的话语，在我仅是一串毫无意义的声响，激不起我任何反应。
又过了几天，我已衰弱得无法挣扎到窗台边去领饭和水了。我想告诉她们我不要了，但这几个字究竟有无吐出口，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可能那个厨房女人在劝我吃和喝，但我却听不到她的声音，只觉得她像老在窗台边等候着什么。大部分时光，我都觉得自己轻盈欲飞，好像在一个十分缥缈的远方，对四周一切毫无觉察。就这样昏昏沉沉，时而清醒时而糊涂地拖了一阵，终于完全失却了神智。
待我睁开眼睛，发现自己躺在污秽不堪的水泥地上。
'"起来起来1"一个男人在我身边大声喝叫着，"别装死，就这样你也混不过去。"
我的双手还反扭在背后，但已经没有手铐了。
"起来，快起来1"一个女人的声音在附和着他。
我定了定神，打起精神张眼一看，发现那个女军人看守和给我扣手铐的青年，都站那儿俯首看着我。囚室的门洞开着，女军人看守的手里，拎着那副从我手腕上脱下来的沉甸甸的钢质手铐，上面已凝积着一层脓血。可能因为看着恶心，那个女军人看守只用两根手指抓着手铐的链条。
"别以为你的问题已解决了，我们自有办法让你头脑清醒过来的，你们这些胆敢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家伙，我们不会轻易放你们过关的。"那男的说。
他们离开时，那女军入对着躺在水泥地上的我，狠狠地踢了一脚，然后把门关上走了。
我依然躺在地上，动弹无力。虽然手铑已去掉了，但周身疼痛灼热。我艰难地将左手臂慢慢移到前面，我的目光刚刚触到自己的手，立即又闭上了，因为我的手实在太可怕了。又过了一会，我坐起身子开始细细打量着自己双手，我发现它们肿得厉害，一直肿到肘弯那儿，沿着手腕一圈，手铐已深深割出一道口子，脓血还在不住往外渗，手指甲都已发紫了，就像快要脱落似的。我摸了下手背，觉得皮肤木木地，已毫无感觉了。我想弯曲一下手指，但一个都动不了，因为它们一个个都粗得像胡萝卜一样。我只有暗暗祈求上帝帮助我早日恢复双手，让我还可以使用它们。
又过了一会，我想站起身子，但我得咬牙迸住不呼痛，因为我的脚已痛得无法支持住自己的身子了，幸亏床离得很近，我竭力靠着它让自己站立起来。我发现羊毛袜已被脓血粘在脚板上，待我用肿胀麻木的手指把袜子揭开后，发现我的脚也肿得吓人，每个脚趾下都长着个大水泡。我的袜子没法脱下，因为有些水泡已破了，千了的脓水把袜子粘在我脚上。我不能走路，就是因为还有几个水泡没有破。显然，我十分需要消过毒的如缝衣针一类器具来把水泡戳破，让里面的脓水流出来。为了预防手腕的伤口感染，我还需要一些绷带和消炎药。我的脚一触地，即刻就想坐下，因为两脚痛得像火烧一样．实在难以忍受。但我坚持着不让自己坐下，宁可痛得浑身颤抖我也站着，我想应该在囚室里活动活动，这对我浮肿的双腿有利。我先慢慢向前迈开一条腿，这祥移了两英寸左右，再把全身重心慢慢移往另条腿上，随后再把另一条腿也往前拖二英寸，如是终于把自已的身子拖到门口，我倚在墙上唤看守。
"报告！"我的声音很微弱，但门上的小窗立即打开了。那看守原来一直就在门外，从窥孔里暗暗监视着我。
"什么事？"
"我想请一下医生。"
"什么病？"
"我的手腕和双脚都受伤了。我需要些药水和纱布。"我解释着。
"医生不给受过罚的犯人治病。"看守声明。
"那你能给我一些消炎药或红药水吗？"我知道在看守的小房间里备有这些药物的。
"不，不可以。"
"这样伤口要感染的。"
"那是你的事。
"我可以要一卷纱布包扎一下伤口吗?"我将两只肿胀的手举到窗口给她看，但她却偏过头不愿看。
"给我一些纱布好吗?"我又问。
"不给。"
我火了。"你就没有按照毛主席的要有革命人道主义的教导办事。"我说。
"革命人道主义不是对你而言的。"她说。
"对，它不是对我而言，因为我不是共产党的真正敌人，我又没做过任何反政府的事。即使对日本侵略者，我们也执行革命人道主义，毛主席著作中都提到过，在战争时期，共产党还给日本受伤俘虏药物、绷带呢。"我讥嘲地说。
"看你这腔调，还那样嘴硬，死不悔改。你没有从吃铐予中接受教训。大约你铐手铐还未铐过瘾吧?你再这样嘴硬，我还要清你吃铐子。"她对我威胁了一番后，就回自己办公室去再也不见出来了。我知道她个人是无权决定再给我扣上手铐的，她不过是摆摆威势，吓唬吓唬我而已。而她。也明白我知晓这一切。
看来，除了靠我自己来处理疮口外，别无他法了。我唯有祈祷上帝，赐我智慧和抵抗力，避免伤口恶化发炎。我慢腾腾地拖着双脚挨到"桌"边，喝了点水，接着，就听到那送饭女人推着那辆装了两大桶开水的车，隆隆地响着走来。我候在小窗洞边，待轮到我时，她很大方地往我杯子里灌满了热开水。我把热开水倒到面盆里，开始用一块干净毛巾给自己洗涤伤口，将脓血冲掉，再用这已满是脓血的水洗了脚。皮肤触到热水，十分舒服。虽然我也很想喝点热开水，但我认为清洗伤口，比喝水更重要。
我坐在床边晾着双脚，一边想着怎么弄到些旧布来包扎一一下伤日。在监狱里呆了这么几年，仅有的几件衣服都已穿破了，而这些破衣服又给我撕了再去补别的衣服了。正巧我目光落到绳子上晾着的枕头套，那还是我被提去受审时的早上洗的，看，样子，它早就干了。那是我唯一的枕头套。我想我可用它来做包扎布，至于没有枕头套也不要紧，可以把枕头放在被单下睡觉。翻伸手想把绳子上的枕套取下来，但令我十分沮丧的是，我的双手还不能举过自己肩头，触不到那枕套。可能因为双手给反铐在背后的日子太久了，关节处已经麻痹了。我想应该不对锻炼双臂令它早日恢复功能，但这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当前，无论如何要设法把伤口包扎好。
那青年女劳改犯送冷水来了。我把面盆举在窗洞前，她慢谩把水倒进去，待她看见我颤抖着的双手已支持不住面盆的分量时，她就停下来了。里面总共还不到半盆水。我又往杯里倒了些饮用水，剩下的水就洗了脸。后来我又想梳梳头，但我的右臂根本无法拿着木梳触到头顶，我只好用左手托着右手臂的肘子，然后把头低下，一会儿将头转向这边，一会儿又将头转向那边，这样勉强把头发梳理了一下。我很想洗个澡，替换一下内衣裤，但又怕在这间寒气十足的室内洗澡会感冒，再说我已经太累了，而且没有洗澡水。
那送饭女人又出现在小窗洞前，她将下午的饭递给我。饭盒里装了满满一盒米饭和煮青菜，当我把饭倒入自己的茶缸时，发现饭盒底里藏着两只白煮蛋。
我自然不能对她的好心表示出任何谢意，那女人也不像往常那样再来开窗取回空饭盒。她只是在窗口像是很恼火地叫着："你总归吃得那样慢！吃完了把饭盒交给值夜班的看守，我没那么多时间老在这儿等你。"
我坐在床沿上，狼吞虎咽地扒着饭，觉得体内的元气，又开始恢复了一点了。吃罢饭，洗好杯子，我就起身用双臂进行操练。我迫切要令手臂可以触到那晾在绳子上的枕套，如是，我就可以用它来作包扎。我上下甩摇着手臂，每次都想把手举得更高一些，令关节肌肉再灵活一点。两脚虽然还是疼得厉害，但我还是咬牙坚持着，直到已再无力气了。稍事休息之后，我又重新锻炼。
值夜班的看守来了，从小窗洞口递给我当天的报纸，然后又收回了我的饭盒。我看了看报纸的日期，这才知道，我只上了十一天的手铐，但这十一天的时光，在我竟觉得好像远远不止十一天，它是那般的漫长！这时，看守在催睡觉了。
十一天来，这是第一夜，我可以用正常姿势入睡，但我还是无泫成眠。可能那紧箍的手铐已影响到我的神经功能了。我只觉得全身有一种灼烧感，疼痛难忍，无论哪一种睡眠姿势都令我疼痛不适，连被褥和毯子的分量我都承受不了。因为我全身发烫发热，因此一点也不觉得冷，就索性把毯子揭掉。我想找个适当的位置搁双臂双手，不至让上面的脓血弄脏被子，但事实上这无法办到。
把这种特制的手铐紧紧扣在犯人手腕上的刑罚，在监狱中一度被广泛施用，有时还另外在犯人脚踝上再加一条链条。另外，还有将犯人扣上手铐后，再把手铐用链条缚在铁窗的栏杆上，令犯人无法离开窗口吃、喝，甚至上厕所。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令人的思维迟钝，摧残他的意志。在我自己被囚禁以前，那些身受其害的人及其家属，是不敢谈及这种事的。但现在我亲身有体会了，这令我成了他们的同伴，这样大家才彼此毫无顾忌以实情相告。自从人民政府宣布取消一切体罚之后，那些"极左分子"只是把这种刑法称为"惩罚"或"说服教育"的一种形式而已。
我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努力锻炼，才将双手恢复到可举过头顶，又整整花上一年左右时间，才能将双手往上举直。经过治疗后，一些次要的伤口倒没有留下痕迹，但手腕上那道让手铐嵌得皮开肉绽、已伤及骨胳的疮口，至今还留下疤痕：这是我对极左分子和造反派的宿怨和仇恨永远留存的标志。待我的双手及手指最后可以运行自如时，手背的知觉仍未恢复，这种状况持续了有将近两年。我的神经功能受到很大的损伤，当我用针尖刺手背时，直到血都刺出来了，我还是丝毫没有知觉。直至今日，已过去十三年了，在寒冷潮湿的天气，我两只手仍会不时作痛。冬天里，哪怕在暖和的房间里，我还需要戴着手套上床。假如我用手洗涤过多，或打字或提过重的东西太久时，右手会突然变得一点力气都没有，握不住任何东西。我的右手受创伤较左手还要厉害，主要因为我的西式裤子拉链，都开在身体左侧。上厕所时，我要用力将手弯到左边，去拉上西裤的拉链。这样一来，手铐便更深地嵌进右腕了。说来可笑，一般市面上出售的女式西裤的拉链，总是开在右边的。但因为我的裤子都是特制的，因此，拉链是装在左边的。哪怕全国解放了，我也不改变，这已成为我的习惯了。要让那审问员了解到这一细节，那可又要成为我不愿改变旧生活方式的一个罪证了。
我的一些朋友们在听说了我的遭遇后，也有人责怪我："既然你已上了手铐，为何还要把裤子拉链拉上，这不是多了一道麻烦了？"确实，在那样的情况下，我完全可以不将拉链拉上。但我是不愿意这样的，我觉得这样太落魄太失体面了，这对我抗争精神不利。回忆那个时光，我竟还能从这种非人的迫害中活下来，主要靠的是连造反派也摧毁不了的我的抗争精神。
总的来说，我的双脚还是恢复得比较快的。虽然在除了手铐后，还肿痛了好几个礼拜，但幸好没有留下终身残疾。待盼到星期天，我就借了一枚缝衣针，把水泡戳破，放出里面的脓水。这以后，我就可以慢慢在四处一跛一瘸地行走而不觉疼痛，直到水泡渐渐痊愈。
就在我除掉手铐的那天早晨，看守通知犯人们操练了。我站在门口等着她，我想请假。
"我可以请假吗?我的两脚都肿着，连鞋子都穿不进。当她打开小窗洞时，我对她说。
她从窗洞往我两只脚扫了一眼，看见我只能把布鞋拖著穿。
"这样就可以出去了。"她答道。
"我怕从这里到操场这段路我走不了。我的脚很痛，这次我能请个假吗? "我再次要求请假。
"不行，你今天非得去。每个人都要去。"
她将囚门打开站那儿等着我。我每走一步，都像在刀尖上行走，疼得直打哆嗦，一步一步走得很慢。
"请允许我今天不去了，行吗?"走了约有一码之远，我又请求着。
"不行，一定要去。"她说。
什么意思？为什么非要我去？难道今天有什么特殊情况吗？在我一步一步艰难地移着步子时，心里不住地转着念头。
她耐心地跟着我，走出女牢。因为我的囚室在甬道的顶端，因此我总是楼下犯人中最后一个出去的。
忽然那个女军人走到院子里："你为什么走得这样慢？快点，我们不能老等你一个人。"她对我大声叫着。
我继续慢步往前走，实在走不快。那女军人不耐烦地把我猛一推，我被推倒在路上，另一个看守将我拉了起来。
"别装死。快走，快！你不能走得快一点吗？快一点。"她，对我咆哮着，一边向操场奔过去。
"我实在走不快了，要是跌倒，只有更慢了。"我对另一个看守说。
"没关系，尽量快点吧。"她可要讲理多了。
终于走到了操场。通常我是一直被命在墙边一棵树下活动订的，但那天我却被令在一个正对着高耸看台的岗亭下活动。那里，有时是看守站的地方，他们站在里面往下监视着犯人。但这时，那岗亭好像已关闭了，全体看守们都迎风站在看台上。待操场的大门关上之后，我就倚着那大门以支撑着自己身体，减轻已疼得像火燎一样的双脚的压力。我想我就呆在这里，直到操练结束吧。
"起步走！",那女军人站在正对着我的看台上大声叫着口令。
我再也走不了了。我看也不看她一眼，依旧呆在看台下面，倚着那扇沉重的大铁门。
"你在于什么？开步走。"她又大声叫着。
"我走不了，我的脚痛得厉害。你不是已看见了我的手臂和手成什么样子了？我的脚也是这样，它们肿得厉害，都受伤了。"我也气冲冲地抢白着她。我已准备好，让她下台来打我。因为犯人是不允许当着其一他犯人面随便交谈的，我的嗓门大得足以让全操场的人都能清楚听见。不过这次，她却没有跳下来惩罚我。只听她用比较不那么生硬的口气说："就站在操场当中。"
我瘸着脚走到操场中央，脸朝她站着。
"转过去，朝那边站！"
为什么要我转个向？似乎她要把我显示给别人看，而又不愿让我看见台上的她。这令我忽然想到，大约有一些称为"上级"的人，这时正站在台上吧。但我只看到台上那些脸熟的看守。那"上级"可能在岗亭里呢，岗亭上设着玻璃窗，假如"上级"在里面的话，会看清我那受伤的双臂和两手的。可能"上级"是要来亲自审核一下，铐上手铐后在我身上留下的"功迹"。我对那女军人的那番话原是我的一通发泄，但看来她倒颇乐意我讲出这番话。可能她希望借此来向"上级"表功，以示她是如何出色地完成了上面布置的任务。但那"土级"为什么不与看守一起站在看台上呢？他为什么要躺在岗亭里？我稍稍把身子侧过一点，以便能从眼角处看得到岗亭的进口。一会儿，三个穿了卡其军大衣的人出来了，后面跟着那个女军人，随后他们就走过台阶不见了。我总共待了十分钟也不到，又被命返回囚室。在回去的路上，倒再没人催我快走了。
还是那个女看守押我回牢的。当她打开囚室牢门时，我将手腕上的疮口给她看，它们上面，已经又是一层脓血了。
"看，我需要一些纱布包扎一下伤口，以免它们会发炎感染。请你能否帮我把晒衣绳上的枕套拿下来，我想把它扯成绷带。"我要求着。
她二话不说，就走进囚室拉下枕套递给我。
在一九六六年初我被关进看守所时，那枕套还是崭新的，现在已稀薄得像一张纸一样，且也已经发脆了。我毫不费力地把它撕成长条形，做成了两副绷带。
整个监狱里很安静。我回来以后，既没听到看守的吆喝声，也不听见楼上犯人外出活动的声响，好像她们已停止了室外活动。这是过去没有的。我想可能这次的所谓室外活动，根本就是为了要让那三个解放军看看我的情况而特意安排的。它并不是一次正规的室外活动。
热开水又送来了，我冲洗了伤口，把带子包扎好，血水和脓液，很快就从布条里渗出来。自然不可能立即再换一条绷带。在这个既冷又阴湿的囚室里，湿衣物楚很难晾干的。我得想个办法让洗涤过的湿绷带干得快。我想出个办法，每次送热开水时，我可利用那灌满热水的杯子权当熨斗之用，把布带包在杯子外面，如是，我每天至少可以更换两次绸带。我还可以在临睡前，先把绷带洗净，再把它们卷在干毛巾里拧干，然后再把它们晾开，这样到了次日早晨，就有可能已干了。甩这个办法，我可以在二十四小时中更换三次绷带。
热开水又来了，我就把绷带一道一道绕在杯芋外面，看着蒸气冉冉从湿布上冒出来，湿绷带色泽眼看着一点点淡了起来。
这以后的几个月里，我全力以赴地关注着自己的伤口，对报上的新闻也只是草率地看一下大标题而已。但我还是感觉到有关军事方面的批判文章显然减少了，还有些文章提到中国在联合国争取合法的席位等等。好像林彪的名字也不大提及了，相对地，周总理的威望，似又比过去突出了。
由于体质虚弱，因此我的伤口不易痊愈。即便是表皮的伤口，也要好几个星期才结上痂。同时，我的旧病牙龈炎和充血还在继续。令我哭笑不得的是，那位年轻医生对这两种疾病都为我治疗，唯独拒绝治疗手腕上的伤口。
为了加强对找的刺激，几个看守常趁着值班时察看我的伤口。她们中多数人对此不加任何评论，唯有几个极左看守冷言冷语说我为"罪有应得"。
我再不盼望受审了。因为在我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都似已经过梳子梳理一样清晰可辨了。我预料他们还会施出新的方式来折磨我，但我也不想去测想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