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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释 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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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一年，我面临着众多疾病的威胁，同时等待着极左分子的下一步行动，在这期间，春夏两季匆匆过去了，金秋季节，又来到人间。一年中最伟大的节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将在十月一日举行庆祝活动。这是个国定假日，庆祝国庆的方式，早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就给固定下来了。在那天，每人能得到额外的配给物供应，免费在公园里观赏戏剧节目，国营商店在这期间，供应一些平时紧俏的消费品。
最主要的节目，即为每个城市组织的游行活动。人们将前一年的经济及文化成果，用图解、数字及报表，在五彩缤纷的游行车上陈列出来，成千上万的工人、农民、学生乃至家庭妇女，都加入游行的队列之中，人人振臂高呼口号，表示对人民政府的赤胆忠心。口号是特别由宣传部门制定的。游行队伍预先都经由各市府领导精心布置并经过演习的。
在北京，游行就在天安门广场上举行，由毛泽东及其他政治局委员，政府领导干部，站在观礼台上检阅。观礼台两侧为贵宾席，专为外国来宾及使节而设的席位。晚上华灯四溢，还要大放焰火。
几百辆张灯结彩的游行车上，陈列着种种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成果展览，成千上万的男女民众，挥舞着手中的红旗，高呼口号，举着毛泽东的标准像，徒步行过天安门城楼，表明毛泽东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及他的胜利。当这位老人在一片雷鸣般的"万岁"声中，目睹着张张无限虔诚崇拜的脸面纷纷向他投以注目时，那一刻一定是他最满足之时。次日十月二日，全国各报刊的头版上，就会出现毛泽东笑容满脸的镜头，以表示他在这个非凡的节日，真是十分欢欣。
每个中国人都明白，对来自韶山的农民毛泽东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日，是一个足以使他满足的伟大的节日。因此一旦人们发现，一九七一年十日一日竟不举行庆祝时，都感到万分惊讶。上午的新闻报道对此没有提及，我当时就好生奇怪，直到下午好容易盼到报纸来了，只见头版头条，载着一幅毛泽东的照片，"十月一日"及"国庆节"几个字都用套红印刷，但没有任何有关国家领导人进行庆祝活动的报道。在我正为此疑惑不解时，一个看守忽地推开小窗洞：
"把你的语录本交给我。"她说。
这个命令来得突然，我想可能在无意中做了有损这本小红书的事，她是趁此来找碴了？我急忙拿起书观察一下，发现它完整无损，就把书交给了她。待她关上窗后，我又听到她又上楼去其他牢房去收这本书了。于是我发现，她是被命在逐室收集语录本。
直到通知上床时，她才把语录本还给我。我仔细检查了一下，想找出她收集语录的理由。忽地我大吃了一惊，发现前面的序言给撕掉了。这本语录，是林彪任国防部长后，首创为部队中低文化的士兵学习毛泽东思想而编辑出版的。
这本书的序言是由林彪亲自写的。他在里面歌颂毛泽东为 "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发展了马列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他鼓动解放军战士学习这本书里的语录，并把它应用到日常生活中去。这样，就能"将毛泽东思想融化到他们血液中去"，成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当毛主席的好战士"式的解放军。
在序言中没有一个字是与毛泽东唱反调的，实际上，它只是一种厚颜无耻的溢美之词，令人们在背诵或朗读时感到肉麻。但文革中，每个人都是被迫要这么讲些溢美之词的。这次序言朐被撕，我想唯一的原因，只能是它的作者有问题了。这是一贯的做法。凡一个干部出了事，他的名字和著作，都将从有关记载中清除灭迹，就像他这个人根本不存在过似的。显然，那个看守是奉命来收集犯人的语录本从而集中处理的。我有一种直感，可能林彪出事了。这可是一件大事情，简直令我拿着那本小红书呆住了。
"你为什么还不睡?"看守在门外说。
我不愿让她有这种感觉，似乎我对这件事很注意，因此就很快地铺好被褥上床睡觉了，但那晚我没有睡好。
自从看守撕了语录序言后，几天过去了，报上开始出现了批判"睡在身边"的人的文章，但并没有点名，对西方人来说"睡在身边"的人，是指夫妇，但对中国人来说，则是指十分接近的人。在批判刘少奇时也用过这个名词。它暗示，毛泽东并不知道，那与他很接近的人，却是要加害他的敌人。另一篇文章中也提到，毛泽东曾经相信过一个口是必非的人。他口口声声忠于毛泽东，事实上却在谋害他。另外，报上还反复提及党史，抗日战争及与国民党战斗时的各项军事战役。中国老百姓，包括我自己，对林彪的个人历史是十分稔熟的。因为在"九大"以前，他是经常被称道为毛泽东的接班人。虽则那时我尚未详细知晓他与毛泽东之间的斗争内幕，但我已肯定他已被撵下接班人的位置了。我密切地观察着形势，并每天仔细地阅报，发现林彪派的市公安局军管负责人的名字已从报上消失了，为此我很安心。因为第一看守所是上海监狱系统的一部分，受上海市公安局管辖。所以那个名字消失者，即为本看守所的最高领导人。假如我的推断是正确的话，那么迫害我的幕后人，就是林彪在上海的军事代表，如此看来，林彪的下台对我有利。另外，我还是警惕自己要继续注意形势的发展，不要过早地表示乐观。因为我不知道：林彪下台后，他的位置将由江青为首的极左分子来接替，还是由周恩来为首的老一辈来继任？
十月底的一个晚上，那些看守又通知犯人听紧急广播了。一个男人在讲话，内容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主要是明年二月份，美国总统尼克松将访华。他说："这是文化大革命使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升高了。美国过去一直持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现在他们已清醒过来，明白这样做是错误的。
"世界上头号资本主义国家的总统，尼克松不久即将访华，这件事意义何在呢？假如中国是懦弱无能的，他会来吗？当然不会！尼克松来华，是向翻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表示敬意。因为他也必须面对现实，看到中国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和巩固，是无往而不胜的。我们不能忘记美国是世界上最反动的资本主义国家，是我们最大的敌人。美国总统的即将访华，将是中国无产阶级的伟大胜利，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之一。这一事实正说明，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日薄西山，而我们社会主义却是欣欣向荣，充满活力，在国际上起着重要影响。
"开始他要求来访时，我们许多同志都表示不欢迎，因为他代表帝国主义侵略越南，剥削美国国内工人，而且长期坚持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宽宏大量的。他说：'让他来，我们以礼相待，并听听他的意见，假如他承认过去的错误，并老实表示改变态度，那么我们还是欢迎他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要给人悔改的机会。'我们的伟大领袖是如此英明！如此正确！我们要接待尼克松。以后的几个月中，我们要将此新情况教育我们的同志，帮助他们认识接受尼克松的访问并非是我们放弃原则，而是美国政府放弃他们的错误政策。尼克松的访问是我们的伟大胜利！
"在此情况下，我要向许多拘留在第一看守所的犯人提出警告，你们中间有许多人崇拜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世界而小看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你们把希望寄托在资本主义世界，希望有一天资本主义会在中国通行。美国总统即将来华访问对你们大家是个教育，好好想想：假如国民党反动派没有被赶出中国，假如美国军队没有被朝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击败，假如美国军队没有在越南受阻，假如我们没有经过文化大革命而变得如此强大，尼克松会从太平洋彼岸来到北京向毛主席致敬？！"
他的发言拖得很长，反复在美国总统访华上做文章。我已代他列出了要点。我从看守所被释放之后，我才知道当时在宣布尼克松将访华时，各级领导也同样将这些话向全体群众传达，每个工厂，公社及居民委员都会进行讨论，要求人民"准备"接待尼克松的访问，并利用此机会宣传毛泽东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领导人。
我为中美关系的新转折而感到昂然自得，我认为这将为共产党内部领导权力平衡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至少我想在未来的一个相当长时期中，周恩来的地位将加强，可能党内温和派将占优势。如果形势如此，那么我自己所受的迫害也将结束，但不管怎样，经验告诉我在中国每一件事情的发展是很缓慢的，北京党中央主要政策的转变要传达到我所在的基层至少几个月。我也知道以江青为首的极左分子在上海有坚实的基础，而她的老搭档张春桥又是上海市市委书记。
在看守所里绝望地耽了这么多年，我对这新发展的形势感到非常兴奋。几个星期以来我仔细注意报纸上的报道并耐心等待。那些看守们仍一如既往的工作，像一九六七年一月造反派和红卫兵接管上海市政府后的情况一样。我想她们可能在紧张地进行有关林彪被打倒的政治学习。
冬天又来了，我毛线衣的袖子和针织长毛裤膝盖上的破漏已无法再修补，棉袄和盖被内的棉花都已卸落到底边，余下来的仅是两层破布，我仅剩的一件衬衫，上面补了又补已不能认清到底哪一块布是属于原来的衬衫。很明显，要是还得在看守所再活一年，我已迫切需要添置一些衣服，因为我过去曾几次要求增添衣服而从未得到答复，我决心再去试一试，可能外面形势能变化会给我不同的反应。
"报告! "我在门口叫着。
"你要什么?"一个看守慢吞吞的脚步在我牢房外面停下，那小窗洞也推开了。
我拿着那件毛线衣把破旧地方给她看，并说："天气渐渐冷了，我昀衣服和被褥都破了，再不能保暖，请你看看上面都是洞，我需要添一件棉袄和盖被，还需要一件衬衫。请你看看我的衣服，你知道我需要冬天穿的能御寒的衣服。"
"你在这里已耽了多久？一共几年？"
"这已是第六个冬天了。我是一九六六年九月来的，当时红卫兵给我的衣服和被褥也不是新的。过了这么几年，又没有增添过棉花，它们已经不暖和了。"我说。
现在，我终于从不见天日的，被禁锢了多年的隧道尾端，看到了一线光亮。我有决心活下去，直至有一天，那一线光亮可能会伴着我走到光明普照之处。可能我的话语中泄露了内心的惆怅，这令她恼火了，把窗"啪"一下，关上就走了。
我并没让她的冷漠所吓退，接连几天，我向每一个值班看守要求增添冬衣和被褥。其中一个看守不耐烦地说；"行了行了，你需要冬衣，我们都知道了，你的要求我们已经在考虑了。"
一个星期过去了，又是一个星期过去了，气候渐渐冷了。
我又决定再去催一催。
"报告!"我叫道。
"你要什么! "一个看守站在门外问。
"我可以见见那位审问员吗？"
"什么事？"
"我要求添置一些冬衣。"
"你不是已有冬衣了吗?"
那看守推开小窗。我看到她就是那位年纪较大，在我上手铐时，劝我吃饭的那位看守。自那晚以后，我一直未见到她。
"我的冬衣都破了，请你进来看看。假如我没有暖和的衣服，到了冬天我会生病的。"我说。
她开了门进来，检查了我的衣服和被褥，然后说："我会向上级汇报的。现在，你要不要先借用一下监狱里的衣服？"
我一想到穿监狱里衣服，木禁打了个寒颤，这不仅仅因为它们可能有臭虫，而且我感到，一穿上这样的衣服，会令我失却那最后仅存的尊严和独立。
"不，谢谢。我不想借穿监狱的衣服。我想能准许我用由政府代为保管的个人的钱，来购买一些新的冬衣。"
她似乎在考虑我的要求。我又趁势接着说："我的钱在红卫兵抄家时给拿走了，其中有个教师说过，政府会代为保管这笔钱的，假如这钱不是剥削所得。我又没任何股息股票，乡间也无土地。我把自己情况向教师说明后，他告诉我这笔钱不会没收的。"
"我会向上级汇报的。"她应诺我。
几天后，我又被召去审问室。那位年纪较大的工人审问员已不知去向了，审问室里坐着那个女军人，每次总是她带头来迫害我。她两侧分别坐着两个女看守：其中一个即是我认为比较温和的那个看守。那个女军人令我觉得意外又失望。难道北京的新情况，没给第一看守所带来任何变化？让这个女人来主持审讯，什么希望都会落空，化为乌有的。
我向毛泽东的画像鞠了躬后，又从那撕去序言的语录本里读了一段语录，随后就坐在犯人座上，等待着她来讪笑我，出乎我意料之外，她竟用一种平常的，近乎是和气的语调说："关于你的冬衣，你有什么要求？你还没准备好冬衣吗?"
"它们都已破旧了。"我说着，为了证实我的话，我拉开自己的蓝布上衣，把里面有破洞和挂着絮絮棉花球的棉袄揭给她们看，还举手将磨破的袖口给她们看。
"行了行了，把上衣穿好。"她说。
"我的财产由国家保管着，我要求准许我支取部分我自己的钱，去购买一些必需的衣服。"我说着，特别强调"我自己的钱"。
"国家哪个部门保管着你的钱？"她问："你有收据吗？"
"红卫兵抄家时把我的钱带走了，他们没有开给我收据。"
"当你提到红卫兵进行革命运动时，不能用'抄家'这个字眼。他们是按照伟大领袖的教导在社会主义中国'破四旧'，并改造剥削阶级。"她说。
"我不是剥削阶级分子，根据马克恩的理论，只有那些靠工厂的股票红利或向农民出租土地所得为生的才是'剥削阶级分子'。我的钱来自我自己合法的工资所得及从家庭继承的财产，这些是由宪法保障的。"找热诚地说。假如一年前我这样说，她会暴跳如雷，而现在只是不同意我的说法而已。
"到你家来执行革命行动的红卫兵的老师，有无告诉你国家的哪一个部门经管着你的钱？"
"没有。他们只说这钱将等毛主席来决定。"
"就是嘛。红卫兵拿去的一切私人财产，在毛主席未作出决定以前，都冻结着不准动用。"她说。
"我在中国银行还有一个外汇存款户名。"我说。
"外汇存款也冻结了。"
"也好。借我一架英文打字机，我可以写一封信去香港我存款的银行，请他们给我汇点钱回来行吗？"
"那是不行的，你不能与任何外国人联系。"她说，"我们怎么知道你在信上写了些什么？"
"这信在发出以前，自然会给你过目的。"
"你可能会用密码，这样不行。我们只能把你的请求向上级汇报，是否到了天气确实寒冷时，考虑给你一点暖和的冬衣。现在你回去继续努力学习毛主席的著作。"
我回囚室去了。整个过程中，那女军人用普通的口吻说话，而且可以说还充满了同情。这种迅速的变化令人不解，我想，她倒真是个"紧跟党的政策"的典型党员。这种类型的党员从不分析任何政策，而只是一味紧跟政策，立即执行。他们是没有脑袋瓜的机器人，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在各级党组织里，只要有位书记在位一日，那么这些人就会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为他效劳。而一旦这位书记出毛病犯事了，那么，这些人也就第一个起来批判揭发他的。因为他们就是借着党的政策有所变化的空隙来谋取名利地位，其后果则导致对中国社会的基本评价起了根本的变化。
一个星期后，一个男看守把一大包东西放在我囚室的地上，经我签收以后，他就锁上门走了。我把那个大包裹往床上一放，解开来一看，令我大吃一惊：我发现里面是棉袄、羊毛里子的大衣、两件毛线衣及一条羊毛裤。这些是一九六六年红卫兵抄家后，准许我女儿留下的。还有她冬天的被褥。另外有几条毛巾和一只她喝茶的杯子，给包在衣服里。其中一条玫瑰色的炮台牌（英国货）洗脸巾，还是我打香港买回来的。在我被带往第一看守所时，她正在使用它。看来，它们保持了一九六六年时的面目。我察看了下那件深藏青呢料红褐色丝绸嵌镶边的棉袄，在一九六六年它很新的，而现在仍旧是崭新的。我用颤抖的手拎起那只白色搪瓷茶缸，发现里面尚留有淡黄色的斑迹。它没有洗涤过，里面的茶是风干的。
在我翻弄这些衣物时，心越跳越快，这一切是一种恶运的预兆，令我不能不设想一下，在我被捕之后，我女儿会遇到了什么可怕的遭际。或许她已经不在人世了。所以这些衣服似乎根本没有穿过，那块毛巾看上去也仍很新，说明它也没动用过。可能她猝然死了，毫无准备，因此喝了茶都来不及洗杯子，我站不住了，卜通一下坐到床上。
第一看守所是准许犯人家属于每月五日送些衣服及生活必需品，如肥皂、毛巾等来的。这一天总是我最感寂寞孤独的一天。因为我听到看守们，把东西逐个分给其他犯人时，唯独没叫到过我。开始我不明白，为什么女儿从不给我送东西来。
后来我想，她是个共青团员，可能出于某种压力，不得不与我断绝关系。我没有就每月送衣物这个借口，与女儿发生任何联系，这令我十分心安，因为如是，她不必在监狱门口花上几小时排着长队来替我送衣物。现在我方才恍然大悟，为什么从不见她来送衣物，因为她已经死了。
"报告！"我一头冲到门口，希望能从看守那里了解到一点真情。
"什么事？"那看守推开小窗看着我。
"你刚才才给我的那包东西是我女儿的。"我说。
"是呀。"看守答道。
"我女儿怎么了？"
"她没什么。"
我俯下身子透过小窗死死地盯着对方的脸部表情，那看守显得很平静正常。
"这些衣物和一九六六年时一样完好崭新，这几年里她好像根本没有动用过。"
"我怎么知道？或许她又买了新衣服。她有工作的嘛，是吗？她自己有工资，能买新衣服，这难道不可能吗？"
"你的意思是，我女儿还活着，并且很健康，是吗？"我满怀希望地问，并期待着我的问询能得到证实。
"我叉没见到她。那话是你自己说的。"
"但你是知道的。"
"她为什么要发生意外呢？"那看守说着关上窗就走开了。
我是否有点神经质了？是否监狱生活令我过度猜忌或多疑敏感了？我再把一切前前后后地思量了一番。在我接触她的每一样衣物时，我越发肯定地相信她确实已经死了，不在人世了。但我仍希望这仅是我的臆断。因为我是一贯相信事实，对那些不可理解或不能解释的感觉总是持怀疑态度的。另外我不能接受这一可悲的事实还有一个原因，因为，这样会令我在监狱里为了生存而苦苦奋斗，完完全全失却其意义了。死神只能降临至老年人身上，而不应把她这么年轻健康的人带走。但不管我眼前看到了什么，我仍坚持相信，她一切都很好。
但我也无法解释，眼前摊在我面前的这一堆东西所意味着的种种不祥之迹。这一大堆衣物本身看起来，像是自我入狱后不久，时间就忽然停滞不前了。那件深藏青棉袄还那么新。但待我仔细察看它的丝质滚条时，我发现在胳肢窝里有点折痕，一边口袋里还有一条手帕。这说明她曾穿过这件棉袄，但最多只穿过一个冬天。我迅速地转着念头，假定了又推翻，想象着种种可能。听那看守说，好像她还健康地活着，但又没有什么具体的说明。我忽地有了一个新的念头，复又走到小窗口。
"报告！"我叫着。
没人答理我。我又叫了几声，还是没有人来。但我听见看守们在走廊那端他们的休息室里谈天。待那值班看守来关照睡觉时，我想试着与她交谈，但她没挨近我的牢门，只是远远地站着命令大家睡觉了。
我整夜翻来覆去睡不着，只感到越来越不安和担心。次日第一件事，就是再呼叫看守。
"报告！"
没人答理。我决定等白天的看守来换班时再说。等到她来了，我又叫："报告！"
她很快过来了："什么事？"
"昨天那看守给我送来的衣物是我女儿的，这令我十分不安。我很不理解，为什么看上去，好像我女儿根本没动用过它们。红卫兵只留给我们每人一件棉袄。为什么在过去几个冬天里，她好像从未穿过这件棉袄？为了证实我女儿还健康地活着，我请求让她亲笔写几个字给我看。"
"犯人是不准和家属通信的。"她说。
"那她就只写'毛主席万岁'或抄录一段语录，或者就写个她自己的名字。"我恳求着。
"不行。我已跟你说过了，犯人是不准与家属通信的。"她毫不通融地说。
"但我已呆了好长时间了。"我说。
"那也是一样。"
在以后的几天中，我反复向每个看守提出这个要求。我越来越肯定，女儿真的不在人世了。因为那些看守不是支支吾吾地推诿，就是默不作声。有个别人在拒绝我的请求时，看来还脸露愧色，她们把目光躲开或者盯着地上，反正不敢正视我的目光。
我心绪纷乱，凄恻痛苦。既害怕，又是极其希望了解到真情。一会儿我确信她已死了，一会儿又相信这是自己长期囚禁的一种过度敏感和悲观。
连续几星期，过度的忧虑加上吃得少，又几乎是通宵失眠，我又病倒了，我发着高烧．昏迷不醒。这样又被送往监狱医院。虽然我的身体很容易恢复健康，但我已缺乏再活下去的欲望了。但我还是活下来了，并在圣诞节前回到第一看守所。
在监囚的几年中，我经常祈祷，令我感到上帝就在我身边，在那一片寂寥黯然之中，我曾感受过不少超现实的妙不可言的见证，而这些在我以往舒适优闲的日常生活中，都是未曾感受体验过的。我对真与善的信仰重新燃烧起来，这令我生出新的勇气再抗争下去。在我人生最黑暗的时刻，我的信心与希望，支持着我，带着我安然度过缺乏生活必需品的困难、疾病的侵蚀和肉体的折磨。与此同时，苦难增强了我的信心与希望，让我切切实实感到，上帝永远存在，只是我要主动去贴近主。白天因为有看守监视，我不能公开祈祷。我唯一的祈祷方法就是把头俯在毛泽东著作上，从痛苦不堪的心灵深处发出呼声，向上帝倾诉。当我提及女儿时，仿佛生活又回到一九四二年，她在澳大利亚堪培拉出生之时，直到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七日我斗争会后被捕，母女被迫分离之间这段美好的日子里。我反复回忆着，她在成长中每个时期给予我的欢乐，令我深切感谢上帝，恩赐我这么一个女儿而令我幸福万分。日以继夜，我接连祷告着，这样令我可以更多地回忆她活着时的种种生活细节，而可以更少地思及她的死亡这个悲剧了。如此一天一天地，我终于平静了下来，这是我唯一能采取的方法。我想，正因为我现在无法肯定，出狱后能否再见到我的女儿好好地活着，因此我还有许多事要做，我的抗争还未结束。我必须要去调查我女儿的遭际，尽我之力，为她的不幸申冤报仇，追究责任。失去曼萍的生活，对我来说是悲惨不幸的，但我并不因此停止抗争。
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松抵达北京。报上满是有关他来访的报道，并登载着他抵达时在欢迎宴会上的照片，及拜会毛泽东的大幅照片。我看着毛泽东与美国总统握手时笑容可掬的表情，心想这真是他最为得意的时刻。在这一瞬间，他十几年来的种种屈辱（即政治上的被拒承认），顿时均烟消云散了。肯定他自己也意识到，与美国总统的谈判不仅对他个人及共产党来说，有其深远的不可估量的意义，而且就对他的死对头台湾国民党的影响，也非同小可。
从报上所有的新闻图片和报道中看来，周恩来的表现最为杰出。新闻报道说，周总理陪伴尼克松总统来上海，然后总统再由上海返回美国。并说美国总统将在沪稍事逗留，这就暗示对中美公报的草案，最后尚存有一些分歧。但不管怎么说，最后还是签署了。公布的公报译文中，表明美国承认台湾为中国领土的一个部分，这种应诺令美国不可能再承认台湾是另一个中国，这是过去长久来共产党政府最顾忌的。另外公报上还指出，中国否认将放弃以后用武力来统一中国的途径。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决定性的胜利。尼克松的来访令中国得到不可估量的收获，而中国所付出的代价，不过只是一场尽心周到的款待。看来，中国与美国和解这一政策，不仅仅是合法了，而且前景还无量呢。而周恩来总理的个人地位，由于他卓越优秀的外交手腕及其成功，也大大提高了。
现在这一阶段，似乎阶级斗争稍有松弛，不再喋喋不休地强调了，空气略有缓和。连报上文章的语气，也不那么火药味十足了。即便看守们，也像点人样了。三月我又被提去审问，那个我刚进来时提审我的审问员，又回来了。他一切从头开始，好像其中相隔的那几年根本不存在过。他要我再写一篇自传，然后又问及了我的家庭及社会关系，以及个人的生活经历，等等。反正把一九六九年工宣队审问员所问及的情况又再重复问了一次。我觉得很不耐烦，就告诉他有关这些问题我早就解答过了。他只是说："你得再回答一次。"我想这倒不一定是在施诡计而诱我说些与过去所供的不同之语，从而就可詈责我说谎不老实。这不过是因为第一看守所的审问员和工宣队审问员，是有两个不同的主管而已。这一系列的审问又花了几个月，我也记不清到底被提去审问过几次，也不知读了多少段语录。但在这期间，却一直没有出现大声叫嚣或争辩这种情况。可我带着病，又乏力，真让这种无完无了的提审惹得厌烦透了。
一九七二年秋天的一天，看守向我出示了一封信，那肯定是从我们办公室里拿来的。他问这信是否我写的。我看到上面有我的名字，就答道："是的。"
"这证明你有不法活动，或许也有可能只是政治上的错误。"他说。
我吃了一惊。"让我再看看这封信行吗？"我要求着。
他递给我那封信。我发现它写于一九五七年我丈夫刚病逝以后。那时我必得去亚细亚管理一些事。因为中国银行一定要在他们银行留有印签的公司负责人的盖章才能支付现金。我对当时情况记得十分清楚：那天清早我就接到亚细亚公司总经理的电话，他告诉我，已派了一位新的总经理来继任我已故丈夫的职位。但目前他来不了，要到次年三月份才能成行上任。他说："伦敦方面要知道，你是否愿意代理一下?"我回笞他可以的，但我首先要请示上海市府工商联。然后他要我列举一些新任总经理及其夫人来沪时应带的生活用品，特别指出是否需要带面粉，因为他们知道中国是吃米饭的。
因当时我的秘书是个英国妇女，我以为她是最了解什么是最必需的，因此我就请她代开一张所需物品的名目，然后写封一信给他，由我签了名。出于对自己同胞的热心，她开了长长一列的单子，其中包括纽扣和清洁剂。但从政治角度来看，这封信对我无妨。
"我在此信中看不出有什么政治问题。"我说。
"没有政治问题？你泄露了上海粮食供应的情况。"
"是吗？让我再看看。"直到现在我才知道，他是被授意要找个借口，以证明我的入狱是事出有因，免得在释放我时还要注明我是无罪释放。我知道有些共产党员是不喜欢承认错误的。
他又把那信递给我："再读一下有关粮食分配的那段。"
我读着；"上海市政府每月配给市民粮食定量二十斤，可自由选购白米或面粉，因此是绰绰有余了。"我问审问员："错在哪？"
"那是泄露了有关粮食分配的情报。"他说。
"粮食分配给上海各个市民，其中也包括住在上海的欧洲人，这并不是秘密，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怎能说是泄密呢？"
"你这信是寄往外国的。"他说。
"你的意思是，住在上海的欧洲人将来回国后，不会告诉他自己国家的人有关这一情况。还有，那些回国探亲的华侨呢？难道他们不会知道，自己的家属每月分到多少粮食？难道一离开上海，他们就会把这事忘记了？"
"那是他们的事。但这封信是你的责任。你承认这封信是你写的吗？"
"事实上这封信不是我写的，但我承担全部责任，因为我在上面签了字。而且是我任公司负责人时发此信的。但我与你们有分歧的是，说明每人每月定量为二十斤白米或面粉之事，不能算泄嚣情报。"
"泄露粮食分配的情报是违法的。但基于你对管理条例尚不了解，因此仅作为一般政治错误。"他说。
"没这道理。这事我没做错，不管是政治上或其他方面。假如你们有管理条文的话，请你们摊出来让我看。"我火了。但他只是不睬我，擅自停止了审讯。
待冬天来临时，犯人们恢复了一天三餐饭，中午我能吃到鱼和肉，但我的健康仍每况愈下，以致营养的增加对此也无济于事。我又是一次大出血。待血止后，那女军人穿上便服，陪我去第一医学院附属中山医院进行检查。可能事先已预约好，因此我们直接到妇产科，不经排队就进入门诊室。
令我吃惊不已的是，那位医生，是个刚过二十的女孩子，手臂上套着个红袖章。在简短马虎的检查中显得十分笨拙粗心，然后她告诉看守说我子官里生了癌。我不信，因为她一看就不属医术高超的医生，就像我过去领教过的看守所里那青年医生一样。但显然，那些看守和其他人都相信她。我的待遇改善了，有些看守甚或用一种怜悯的目光来看我。直至我出去后，才了解到在我去中山医院检查之后，负责我案子的干部，就急着为我找住房。最后，他们决定分配我一套附有浴室的，带有两个房间的房子。因为发现我没有孩子，在病危时认为我需要一个住夜的护理，所以给了我两个房间。
一九七三年三月廿七日午饭后，当我在室内踱步时，一个看守打开小窗说："把东西整理好。"
"所有的东西?"我问她。
"是的，所有的东西，别忘了什么。"不久，牢门开了，两个青年女劳改犯走进来，她们把我的东西都带走了，一个看守在走廊上对我说："出来！"
我四下打量了一下这间囚室，这曾是我整整度过六年半的"家"。在我的脸盆和毛巾拿走后，这里看来又有点异样了。我的目光落在贴在床边墙上的手纸。我思忖着要不要把这些手纸撕掉，这样能使我不在这里留下有关我自己本人的一切痕迹。但最后我还是决定让它留着，留给下一个将占用她的不幸的女人。当我站在囚室里最后一次向四下恋恋不舍地环顾着时，我只觉得那冰冷的金属手铐，又扣在手腕上，我清晰地又重复感觉到，在我以坚强的意志不屈抗争时，落在我肉体和精神上的种种痛苦与磨难，'及无所不在的上帝，在极左路线横行霸道之时，所赐给我的宝贵是难以用言语表达的。
"跟我出来！还呆在里面做什么?难道你还没呆够？"看守在外边催叫着。
我跟着她走到前面院子的一个房里。一九六六年我进这儿，就是在那间房里登记的。里边没有人，我就在椅子上坐下。
那个医生跟着着走进房间，站在写字台边，很随便地半倚着书桌说："我要告诉你一下应服的药品，这样离开这里后，你就可以跟医生说了。"他告诉了我几种药名。
"很感谢你。"我说，
"好。你即将释放了，高兴吗?"那医生问我。
"那是一段好长好长的时光！把一个无辜的人关禁六年半，真是个好长的时光。"我说。
他像被火烫了一下似地哆嗦了一下，然后又做出似什么都投听见的样子接着说："在你离开以前，我要向你提出一些警告。这对你自己有好处。你在这里的这些年来，表现得一直不怎么样。事实上，这些年来，在我们看守所里没有一个犯人像你那样顽固和好斗。离开这里以后，你必须控制自己，不要惹怒了群众。现在的上海，与文革前已大不相同了。你对无产阶级要表示尊敬，否则要吃苦头的。你有病，你总不再想又回来吧？"
我什么也没说，他呆了一回就走了。显然他是奉命来与我谈话的。但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事实上，我也没留神听他所讲的。我满脑子都是女儿怎么了？还活着吗？
两个看守彻底检查了我的那包衣服。他们结束后，我被带到一个审问室。在那里已不必再向毛泽东画像鞠躬和读语录了。审问员只是指了指那张犯人座，我坐了下来。
一个我从未见过的人坐在审问员边上。那人说："你今天可以出去了，我们认为可以放你出去。现在，把政府对你的案子所作的结论读给你听一下。听了以后如果有意见的话，可以提出来。"说着他从一个公文夹中取出两张文件，然后对我说："站起来，听着。
我站了起来。
他宣读了我名字后，然后就是有关我的个人情况，如年龄、出生地，又接下去读："上述人于一九六六年九月廿七日被带往第一看守所，其原因为：一，于一九五七年十月去信英国泄露了上海粮食分配情况。二，为叛徒刘少奇翻案，反对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情节严重，需要判刑。但基于她政治上落后、愚昧无知，因此我们决定还是给予她机会来认识错误。在第一看守所经过六年半教育后，我们觉得她在思想上还是有一定的进步，也有悔改的表现。因此决定对她从宽处理，不再追究，准予释放。"读完后，他抬头看看我。
我气得脸色发青，气都喘不过来，我蔑视他们！这些恬不知耻之徒。不过我心里也明白，真正的罪犯并不是这个人，而只是邪恶的极左分子！我对自己说，不论将付出什么代价，我都要与他们抗争到底，我狠狠地盯了那人一眼，就坐了下来。
"你还有什么要说吗？要向政府感恩。现在你自由了，应该觉得高兴。"那人说。
我竭力控制着内心的愤怒，以致全身抑制不住地直哆嗦。我说；"我不能接受你们的结论。我不走了，直到你们给我一个满意的结论。一个正确的结论必定首先申明我是无罪的，也无政治错误，要对我的错捕表示道歉平反。另外，还要在上海北京主要报刊上登报声明表示道歉。因为在京沪两市，我都有亲友。至于你刚才读的那个结论，是一场骗局。远在刘少奇被打倒以前，我就被抓到第一看守所了。你们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就预知，我要为刘少奇辩护呢？至于那泄露上海粮食分配的情报，只是你们勉强找到的借口，以顾全一下你们的门面。事实上，你们自己也很清楚，我从未泄露过任何机密。"
他们互相交换了下目光，然后那审问员说："第一看守所又不是养老院，你不能终生留在这里。"
"我没必要终生留在这里，我只留到待我的案子有个适当的结论为止。假如你们明天给我，那我明天就走。"
"我们知道你的意见了。正如我刚才已说过了，我们准许你提意见，我己记录下来了。我们会把你的意见送给上级领导的。你现在就走吧。"另一个人说。
"不行，如果我现在走了，你们就会把它全部忘记掉的，这个错误的结论，会进入我个人档案之中。我要留在这里。"我说。
那审问员站起身，说："我还从未见到一个犯人，拒绝离开看守所。你大约疯了。不管怎么说，反正政府要你离开，你就得离开。你的家属今天一早就在等你了，你还要拖多久才离开？"
他的意思，是否我的女儿在外边等我？呵！我多想见到她！忽地两个女看守走进来，两人各抓着我一边肩膀，就把我拖曳出看守所的二道门。
远远的，在一辆蓝色出租车边，站着一个年轻女子，她比曼萍要矮一点。我的心陡地一沉。她是我的教女，姓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