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计阅读本页时间：-
第十三章 曼萍在哪里
广告：个人专属 VPN，独立 IP，无限流量，多机房切换，还可以屏蔽广告和恶意软件，每月最低仅 5 美元
我呆呆地站着，两眼向车道四周搜觅着，除了远处站岗的解放军之外，只看见我的教女席伸着两手向我走来。
"曼萍已死了！这就是为什么她不来接我出去。曼萍死了！曼萍死了！……"我的耳朵嗡嗡发响，两眼嚎陇，觉得面前一片模糊，虽然在我思想深处仍希望听到曼萍为何不来接我的确实解释，但悲伤令我全身瘫软，两腿也无法移动了。席把我搂在怀里，将我扶进候着的出租车里。
"曼萍呢？"我怕听到回答，但我还是发问了。
席没有回答我，只是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我再没勇气将"曼萍死了吗？"这整句话说出来，怕会证实这是事实。
当车子在我熟悉的街道上行驰时，我俩都默不作声。我的出狱没有给我带来任何欣慰，只不过是以新的忧郁来替代旧有的忧郁而已。
车在一扇嵌在水泥墙中的狭窄黑色木门前停下，席付了车钱就上前敲门。一个中年女人开了门，她穿了件蓝上衣，一条宽身裤子，像是个女佣。她帮着席把我的行李搬进去。
屋前有一块空地，这里可能过去是个小花园，现在却已盖满了破砖碎石，除了唯一的一棵榆树，孤零零地矗在一堆碎砖瓦之中外，到处只见一丛丛杂草而已。这座房子看着年代已久，未加修理，显得十分破旧。底层尚没有住户，平台上积满尘埃。一个小小的门厅通向前门，我们就穿过那里上了扶梯。楼梯和门厅，看得出已用湿拖把打扫擦拭过了，但四周墙壁，却仍是灰蔫蔫的。席把我领进楼上一个大房间里，里面有一张床，铺着洁净的白色被单和一条被子。一个五斗橱，一张小书桌，一张方桌，四把椅子及一张安乐椅。这些家具都是那种大批生产、造型统一的大众式，一般是供新婚夫妇使用的。
"这两间房间是分配给你住的。公安局批了证明，让我给你买了几件家具。"说着，席紧紧地抱着我，由衷地说："呵！能回来真太好了。"
她将脸紧紧贴着我好久。我知道，她很难开口与我提及曼萍之事，我得给她一点时间。她不提为什么曼萍没来接我，无疑只是因为曼萍已死了。我感到万分哀伤和沉痛，但我还是要等席，在一个她认为是适当的时刻，再谈及这个问题。
"他们允许我在你户名下提五千元。我不敢把它们全花了，我想你还需要留一点生活费。这就是为什么我没有粉刷房子，而窗帘，也是这般大众化。"席向我解释着，"妈本来要与我一起来接你的，但在等出租车时，给通知去参加一个会，听有关林彪事件的报告了。你知道的，就是那回事。"
"他犯错误了，因为报上不见他的报道了。"
"他死了。在他乘飞机逃往苏联去时，飞机坠毁了。现在周总理是毛主席的第二把手，这就是为什么一切情况都有所好转的原因。也就是因为这，你才能得救。啊！真高兴能见到你，要是……"她说不下去了，开始抽泣起来，泪水从她脸上淌下来，她把头低下去了。
我想她准备把曼萍的情况告诉我了，但那时，那个女佣人捧着两杯热茶进来了，我们的话又被打断了。
席很快就振作起来，煞住了泪水，好像她对那女佣很提防。
"她是阿姨．"席将她介绍给我，"她来这里照顾你，她可以睡在另一间屋里。"
"谢谢你，阿姨。"我接过她手里的茶说。她年约五十左右，长得十分敦厚健壮，皮肤粗糙，一双手肌肉十分发达有力。当她把茶杯端给我时，一直在上下打量着我。
"要不要烧点热水洗个澡。"她问我。
"不，谢谢你。我现在还不想洗。待我想洗时我再告诉你吧。"
在她关上门离开时，我问席："现在还可以请保姆？"
"当然，现在有许多失业的人。假如家里有孩子或者病人，完全可以请个保姆，没人会讲闲话的。我们现在是公安局建议要替你找个保姆。他们说你病得很重，需要开刀。听他们说起来，好像你的身体十分不好，比你的实际情况要差得多。虽然你看着比过去瘦了点。"席看着我消瘦的身子和额上的皱纹说。
"没关系，只是因为饮食的问题。慢慢会好的。你从哪儿找来这个阿姨?"我问席。我怕那阿姨是由公安局派来的。
"是妈妈从她朋友处找来的。但是，"席压低嗓音说，"她与陈妈不一样，你与她说话时要当心。"
我点点头。
"现在中央的情况不同了，我想政府会对你好一些。他们分配给你这两个房间，还有一个独用的浴室。还有昨天，在我挂窗帘时，房管所一个负责绿化的人也来过了，说要给你在花园里种点树。她还问我你喜欢什么树。"
因为我配到了带独用浴室的两个房间，房管所绿化处又要为我在花园里种树，因此席得出政府要优待我的结论。因为政府是我们唯一的主宰命运之神。中国老百姓对政府任何细微的表示都非常敏感，因这能反应出我们在上级领导中的地位。
席的情绪似乎松弛了一点，开始有说有笑了。所以我决定向她提及曼萍了："你现在可以告诉我有关曼萍的情况了吗?"
她以估量的眼光看看我，好像还在踌躇着，猜测我能否承受这一切。然后，她好像决心把一切全盘托出了。"那时，我不在上海。你知道，自一九六六年文化革命一开始，就已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了，八月份我连曼萍的生日聚会都不及参加，正在等待分配呢。那年十二月，我被分配至贵阳。到那里以后，我被派往贵阳附近一个农村公社里接受'再教育'。一九六七年夏天，妈妈告诉我曼萍自杀了。"
一切正如我在第一看守所时收到她衣服时所猜疑的，曼萍真的死了。然而当时，我还是多么希望，在出狱时能见到她仍然活着，现在，我那最后的一丝希望也破灭了，什么都完了。当时索性死在监狱里倒好，现在也不会感到痛苦了，永远也不会知道曼萍已死这个事实了。我竭尽全力，为着生存而付出的种种代价和遭受的种种磨难，瞬间全部失却了意义。我只觉得自已四周一片空空茫茫，似乎一下子全给掏空了，令我都不知身在何方。席双臂环抱着我，我俩一起为曼萍而哀哀哭泣。
"他们怎么折磨她而令她走向绝路的？我想非是逼不得已，一个健全的女青年，是不会想到自杀的。"
"听说在电影厂大会上宣读的自杀者名单中，有她的名字。昨天公安局来人对我说，不要把这情况告诉你。他说明天电影厂革委会会来向你说明的。"席说。
"他们有无宣布她自杀的原因？"
"我参加了那次会议。但一般情况，总是说自杀者对文化革命态度不端正。"
"空话！"我说。
"就是嘛。我真不知道我们是否能了解到事情真相。但我可肯定，不会有人敢提出这个问题来的。"她接着说。
我心里想，我一定要查明白她的死因。这或许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但不查个水落石出，我是不会罢休的。但我必须十分小心谨慎，否则让上面察觉后，会来设法阻止干扰我的。我不能让任何人觉察我的计划，包括席。
"你现在在上海工作吗?"我问席。
"喔，不。我是由市公安局通知我回来的。他们给我单位发了份公函，要求给我一个月的假期。那已是近两个礼拜前的事了。起先，公安局是要妈妈来为你料理这一切，但她在一年前患了心脏病，已不能去商店排队购物，所以公安局让我回来。我不久就要回贵阳去，我需去照看我的孩子。我已结婚了，有一子一女。"说着，席高兴地从手提包里拿出一张她全家的生活照。
"恭喜你。"我说。
照片上有个很漂亮的四五岁左右的女孩子，还有一个健康的男婴，另外就是对着镜头的她与丈夫。
"他叫李栋，从北京戏剧学院毕业后，就分配到贵阳。当时贵阳市文化局内部忙于揭'走资派'，造反派之间又在互相争夺领导权，处于一片混乱之中，根本没人关心分配到那里的大学生。所以他们就把我们都送到公社去劳动，接受'再教育'去了。李栋和我很快就成了朋友，在贵阳郊区公社劳动是很艰苦的。因为那边都是梯田。每天，我们都要挑着肥料和水等重担，在梯田塍间上上下下走好几百步。那些农民对我们很粗暴，他们讨厌我们还要去分吃他们那点本来就为数极少的粮食，但又不敢拒绝接受我们。所以他们挺不欢迎我们。哪怕我们干活再巴结，也总说我们做得不努力。我十分惧怕他们。有时候我想，我会活活累死在这里，永远也回不了家。李栋总是十分照顾我，当那些农民对我有不规的行为时，他会出来保护我。他是个剧作者，因此熟知许多中国古代小说。他常常以他的幽默和有趣的故事来为我解闷。"
"你和李栋一起生活很愉快吗？"
"是的，我们过得很幸福。他很关心我和孩子。你知道吗？他正在秘密地写一个有关文化大革命的剧本，名叫《疯狂》，是个讽刺剧。"
"天呵！一旦那稿子落在造反派手里会出事的。你们是住的公家的房子吧？他冒这样的险，令我很为他担心。"
"李栋说他非写不可，否则他的脑袋瓜要气炸了。另外，我们单位的造反派与他相处得还可以，不致会搜查我们居室。李栋像是造反派的地下参谋。这些人文化很低，从未读过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他们叫李栋代他们起草发言稿，因为李栋能把马列主义书本上及毛圭席著作里的文字引用进去，让造反派很有面子，群众会认为他有文化。有时，在造反派搞派性争斗时，李栋还为他们密谋策划。"席告诉我说。
"为什么要这样昵？"
席笑得前俯后仰："李栋说，因为他自己不能杀造反派，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自己在派性殴斗中互相残杀。"
我惊愕得讲不出话。我向席打听了李栋的家庭情况，这才明白他的压抑是家庭悲剧所致的。他的大哥是个信仰共产党的教师。一九五七年被划为右派，从而导致他嫂嫂的自杀。他的父亲被红卫兵打成地主，把他塞进麻袋里一顿没头没脑的拳打脚踢，使他心脏病复发而亡故。
"我想你们现在已不在农村了?"
"不在了。自从毛主席邀请了美国乒乓球队参观北京以后，就把我们调至贵阳市。忽然，那些造反派对我们十分友好，因为我出生于澳大利亚。他们以为澳大利亚与美国是一回事。"席纵声大笑，"每人都要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造反派密切注意着中央的步骤。美国乒乓球队访问北京，表示中国愿与美国友好。有人说，中央政治局只要吸一口气，整个中国大地就会刮起一阵暴风雨。"
"你现在的职业是什么？"
"为贵阳歌舞团伴奏。"
席的母亲来了。我这位老友衰老得几乎让我认不出了。满是皱纹的脸上，显出一副颓唐和看破红尘的神情。她热烈地拥抱了我大声说："你看起来比我想象的要好多了。呵！能看到你真让我太高兴了。"
我又回忆起二十六年前在澳大利亚的悉尼，那时，我俩都是年轻的妈妈，身后跟着两个穿着打折太阳裙的小女孩，她们并肩走着，手里拿着玩具小桶和小铲，然后在金色的沙滩边开始筑起一座座黄沙碉堡。我们再也想不到，我们自己所置身之处，也像这黄沙筑起的碉堡一样，这么快就会坍倒。席的父亲那时在中国驻悉尼领事馆工作。我们是满怀一颗赤子之心回到中国的。
自然，席的母亲也在想起曼萍。她说："你要坚强些。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我们无法挽回。现在主要是你的身体。你的身体不好，过度的悲伤对你不利。你要放宽心。"
随后她告诉我他们在文革中的情况。他们所受到的一系列侮辱和迫害，与那些曾为国民党政府工作过及海外回来的一些人大同小异。她说她已被批准以教师的身份退休了，但丈夫还在银行里工作，因为他们未曾被划为资产阶级分子，所以还住着原来的房子，红卫兵只是焚毁了他们的书，没收了他们的"财宝"。
我感谢她为我准备好住所。她说："自从周总理主持工作后，情况要好多了，许多人从看守所里放出来了。"
"很多人被关进看守所吗？"我问她。
"是呵！几乎所有外资公司的高级职员都被关押了起来。我知道的有香港汇丰银行的华籍经理，还有我的邻居的亲戚、渣打银行的总经理，他们俩都关押在第一看守所。其中一人已于去年年底释放，另一个据说也快出来了。他们中有一个的太太，在红卫兵抄家时就去世了。那个可怜的女人，给吓坏了，从他们六层公寓的窗口往下跳。"
我默默地回昧．着她讲的一切，她说："最要紧的是，你得先去医院。现在大部分看门诊的医生都是没经过训练的冒牌医生，你需要找个有经验的医生。公安局说你患了子宫癌。"
"我不信我是生了癌，"我说，"我出血已出了很久，有好几年了，假若真是癌的话，我现在应当感到疼痛了。"
"那太好了，我也希望不会是癌症。但你还是急需找一位有经验的医生给检查一下。"
"行吗？我不知那位老医生现在怎样了，他是第二医学院附属广慈医院的郭王奏医师。"
"恐怕郭医师病得很厉害，他在文革中吃了不少苦。想想办法，再给你找个医生。可能要走一下'后门'。"
"后门?"我问。
"这是现今办事的一种新途径，'后门'是指通过朋友或熟人，请一位好医生，或买到些费们急需又不易买到的物品。"她解释给我听，"当然通过'后门'办事，要付较高的代价，因为我们要以礼物来代替金钱，送给那些为我们办事的人。但大多数情况下，这是目前办好事情的唯一办法。"
"那违法吗？"我问。我记得共产党向来十分痛恨这种行为，而人们也不敢做这种事。文革前，除非那些享有特权者，一般是没人私下干这种事的。
"所有的法律和规章现今都被视为'走资派'的一套，也没人再管什么合法还是不合法。我想只要一个人被捕了，他就是违法了，没有被捕，就是合法的。人们之所以把这行为叫作'后门'，就是为了避人耳目，所以大家都是这样做了。"
阿姨开饭了。我去浴室洗手。六年半来，我还是第一次照镜子。待我看到镜中的自己时，真是大吃一惊，我看到自己苍白的脸庞上，双颊深凹，头上披着一绺绺枯干的灰白头发。只有一双眼睛却显得特别明亮，这是因为我随时需要提防外界。现在这副面容，已与过去的我大不相同了。毕竟六年半，不是个短时期，我总是会苍老一点的。我又对镜中的自己看了看，希望不久我的脸色会重新红润丰满起来，我的眼睛，能以宁静，而不是惊弓之鸟的神情，来看待世界。
席和她的妈妈已坐在桌边了，阿姨已准备好一桌好菜：有鸡汤，肉片炒菜心，米饭很软糯，我已有好久没有见到这些菜了。但我一点食欲也没有了，因为我牙龈疼得无法咀嚼，我只喝了鸡汤，吞了几口饭。
"我想先去看看牙医生，再作妇科检查。"我说。
"我介绍你去看我表姊。她是第六人民医院的牙科医生。"席建议道。
"你先与她联系一下，做些准备工作。"席的母亲提醒她。
"明天早晨我先去看她，回来再给你回音。"席对我说。
待席与她母亲离开后，我帮着阿姨收起碗盏，走下狭窄的后扶梯，放入厨房去。然后我又去阿姨的小房里看了看。那里只有一张小床，上面堆着她的衣物，其他没什么家具了。窗上也没装窗帘。看来，席既没钞票，也没家具来布置这两个房间。我从自己房里搬了一把椅子放在阿姨床边。
我底楼下让阿姨给我烧点洗澡水。我已发现浴缸里积满一摊摊的黄垢，但没有擦洗的器物。而且，这个季节的夜晚依然有几分寒意，我又无法增高浴室里的气温。
在上海洗盆浴也是十分累人的，因为需要大量的热水。阿姨先要煮开几壶水灌满热水瓶，然后再用大锅煮上大锅水。在我等着洗澡水时，发现席为我在书桌的抽屉里放好一些信纸信封。我写了一张便条给曼萍的朋友和老同学孔-一制片厂的演员。我想他是唯一详细了解曼萍死亡情况的人。我要他立即来看我。阿姨端着沉甸甸的一大锅水，从后扶梯上摇摇晃晃地上来，我立刻把从看守所里带回来的那只搪瓷脸盆拿过去，让她把锅子放在脸盆里，以免烫水溅着她的手，然后我俩扛着脸盆走进浴室。
再没有看守来催我了，所以我可以洗得十分彻底。我将一大锅水和六热水瓶水都用完了。待我从浴室出来后，我就站在阳台上，望着微弱的街灯下的马路，观看一下自己四处的环境。
分配给我的房子，是一条弄堂里的许多幢房子之一，一排住宅的最末一套。这里全部房子的设计都是一样的，但都需要加以粉刷。我前边也是一排一式一样的房子，与我前门的小花园相隔六英尺宽的水泥道。在阳台一端，我望得见隔壁邻居家的花园，里面撑起几根竹竿，上面晾着衣服。这里一度属上海中产阶级的住宅，但自一九四九年以来，城市人口增加了一倍以上，可住宅又造得不多。因为上面的政策一度为发展内地，而不是发展沿海地区的。所以现在一般一幢房子都合住着好几户人家，大家共用厨房、浴室和走廊。我出世以来，从未住过这样的房子，因此我盼着有一天，可以收回我自己的住宅。
虽然马路上行人稀少，静寂无声，但我想夜并不太深，但因我体力精力都支持不住了，就关上房门躺在很干净的床上。今天一天，显得特别冗长，但我不能入睡，好像一个什么沉重的东西压着胸口。当席和她母亲在时，我还极力抑制着自己。现在，已没有看守在监视我，阿姨也早就入睡了，几年来，这是我真正自由的时刻，我埋在心底的悲痛，到这时，才全部化成眼泪涌了出来。
第二天早上，电影厂来了两个人，他们自称是上影厂革委会的，来向我宣布我女儿于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六日自杀身亡。
"听公安局说你因身体原因而释放，我们也了解你即刻要进医院治疗，所以我们决定正式通知你有关女儿的死亡情况，这样，她的问题便告一段落了。"其中一人说。
整个过程只他一个人在讲话，另一人只坐在那儿听着。
当我听他说我是因为身体健康的原因而释放时，觉得很奇怪。但我又不能与他就这个问题来追究辩白。所以我只能说："我要知道女儿死亡的具体情况。"
"她在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六日清晨，从体育协会九楼窗口跳到南京路上死的。"
"她怎么会到上海体育协会大楼去?"
"她被造反派带去那里审讯的。"
"为什么要审讯她？"我问。
"那不是主要的问题。"他说着把话题扯开了。
"那当然是重要的，这与她的死亡直接有关。"我正色说。
"这与她死亡无关。她是自杀的，她对她的死亡自己负责。"那男人态度生硬地说，"但我们是在你女儿死后，在一九六八年作为工宣队进驻上影厂的。"
"在你们进厂前后，厂方有否对她的死因进行过调查?"虽然我十分憎恨那人这副官腔，但还是冷静又不失礼地发问了。
"怎么可能呢？"他不耐烦地答道，"自杀的人那么多，我们眼前还有许多迫切要解决的问题。不管怎么说，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自杀是一种对抗再教育和改造，对抗社会主义的行为。事实上这些自杀的家伙都是反革命，只不过他们已死了，就不这么称他们了。"
"你们肯定我女儿是自杀的?"我问。
"在我们进驻电影厂时，就看见她的名字列在自杀者名单里。你女儿的骨灰现存在火葬场，如果你要保存她骨灰，就到厂里来开证明。"
"法律不是规定过尸体火化前必须经过法医验定的?"谈到我女儿，我内心犹如刀割。但我必须控制自己，以把问题真相弄清，"我要看看法医的验尸报告。"
"要知道你女儿自杀时，正处在一个极端混乱时期，法律和秩序都完全破坏了。"那人有点恼火了，"当时自杀的人很多，可能每天有好几百人。"
"你的意思，在火化前没经过验尸？"
"不知道。其实我们对她的死亡不很了解，只知道她是自杀的。"
"我正式向厂方提出，要对我女儿之死因进行调查。"我对他俩说。
他们默不作声地看了我一眼，随即起身欲走。另一人从提包里拿出一只信封和凡本硬面笔记本放在桌上，我认出那几本本子是曼萍的。
那讲话的人说："信封里有笔款子是广里付给死者家属的。这些笔记本是你女儿部分日记，我们奉厂革委会之命还给你。"
我站着看着他们离去，走到门口，他又回过头对我看看，说："据了解，你女儿在厂里与同事及工人都相处得很好。我们很遗憾，因为她不幸的家庭的出身，而不能令她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
阿姨跟着他们下楼，以便锁门。
我站那儿凝视着曼萍的日记本，但没勇气去接触它。我会从这里得到安慰的，但现在不行，我的心在流血，我都不敢去碰一下这几本日记本。我咀嚼着那厂里来人说的话，他讲得并不多，但我已可以推测到一些有关曼萍的情况了。我一定要小心谨慎地进行调查，我相信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真相大白的。我将给孔的信交阿姨寄去。
我跟着阿姨下楼去给她锁门，我想我得要一道弹簧锁装在大门上，再在房门上也装一道，看来要做的事很多。四边的墙要粉刷，花园里的碎石要搬走，还要再添置些家具。我还考虑着，是否会再让我搬回原来的房子。但政府可能会认为一个人无需住这么大的房子。我想如果我必得长期住这里的话，我就要把走廊末端还有一个浴室搬到楼下，然后在原浴室处改装成厨房供我独用。这样一旦楼下有人搬进来了，也不会上楼来用浴室。如是，阿姨也不必天天把饭菜和水，沿着狭狭的后扶梯上上下下了。为了能保证我个人独处而不受他人干扰，我还要在后扶梯上装一道门，再筑一堵墙，把前面的走廊隔开。但这样做我需要材料，还要一大笔钱。怎么办？
待我走到楼上的扶梯口，拐弯要走进房间时，从没有挂窗帘的走廊上的窗口发现，我们后面一排住宅的邻人，正从窗棂上向我张望。晚上要是开着电灯的话，我一出房门，就会像鱼缸里的金鱼，一目了然。还有一扇窗正对着房门，如果房门开着，那我房内一切活动都会尽入人眼。我决定立即要给这些窗户安上窗帘，这又得花钱。
有人在敲前门，我想阿姨没这么快回来的。我从阳台上往下一张望，只见一个衣着像老师傅模样的男人在下面高声叫着："我是房管所绿化处的，我来与你联系在花园种树的事。"
我下楼去开了门。
"你是新搬来的?"他问。
"是。"
他在花园里兜了一凋，用脚踢着那些碎砖破瓦，说："先得把这些垃圾弄走，否则怎么种树呢？"
"这是你们的事。我不管，我搬来时，这里已是这样了。"我告诉他，"再说，我也没力气把这些弄出去。"
"那天有个女青年呢？是你女儿吗？"
"不，她不住在这里。我女儿已经死了。"
呵！我说了"我女儿已经死了"吗？只要我还活着，我就得经常这样说明着。每次当我这样向人们解释时，我的心会像撕碎似地疼痛的，我会清清楚楚看见，我那漂亮的女儿，正躺在南京路上一摊血泊之中。
我竭力想控制自己，但泪水却止不住倾注而下，我背过脸用手帕抹着眼泪，为自己在一个毫不相识的陌生人前流泪而羞愧。
不过，那人装作没看见，他低着头轻声对我说："我会向单位汇报一下，是否先找个年轻人来把这些碎石搬走。"说完他就走了。
下午，席告诉我已与第六医院任牙医的表姊联系好了，次日上午就去检查牙齿。
"那是'开后门'，我们不必清晨即去医院排队，我已把你的名字年龄都写给她了，她可先代你填好病历卡挂好号，把你的病历卡放在其他人前面，然后我们到了那里就立即可就诊了。"席说。
"那不违法吗？不会给你表姊添麻烦吗?"我很有点担心。
"不会的，现在大家都这样。每个医生都有自己的'后门'病人，连党员和上级领导也带着他的亲友来走'后门'。"
在我关在第一看守所期间，中国似乎已变了，不是向着文化革命认为的引导国家向前走的方向变化。第二天席与我一起去她表姊处。果然，一切如席所说的，虽然候诊处已座无虚席，但我们就直接进了诊室。里面也有其他的"后门"病人。奇怪的是，并没人对此提出异议，其他人只是坐那儿看着我们，好像默认，我们可以先他们而进去。虽然他们已等了多时，而我们刚刚到。
我问席为什么等着的众多病人能如此心平气和地接受这种不平待遇？席说："他们自己也有其他'后门'，尽管在这里没有，但在别处，他们有他们的优先权。"
"那没有'后门'的人怎么办？"
"就找吧！只要你有亲友，总会找到'后门'的。"她跟我说。
这是我首次接触"后门"的概念。但过了些时候，我自己也成了个"开后门"的专家。我给亲友们义务教授英语而换取了各种"后门"之途。随着中美关系的和解，科技材料开始进口了，因此需要大量的英语，从而要求大批英语师资。有抱负的青年，都向往能任政府机构出国代表团的翻译，也有因准备移民而学英语的，要求跟我学英语的信件如雪片一样源源不绝。
当中央下文可以解冻外汇存款，以争取即将枯渴的侨汇时，我有机会取回一笔数目较大的款项。这原是我汇到中国来准备去友谊商店购买一些仅凭外币供应的紧俏商品。通常我甩以购买冬天烧暖气的煤，还有修房子的木材。因为当局只批准我动用汇款的百分之二十购买上列商品，所以这么些年来，余款倒也积了不少，一旦这笔钱还给我了，我的经济就没有问题了，还可以此来酬谢为我开"后门"的人。
这些都是以后的事了。当时席把我带往她的牙科表姊处，当着这么多先我而来，却不能及时就诊的病人进入诊疗室，我总有点觉得不大习惯，不大光彩。
席的表姊检查了我的牙齿，说我牙齿的状况很不好，牙龈炎受感染太久而给耽误了，因此一般处理没有效。她说："虽然你的牙齿一只也没有坏，但全部要拔掉。"
她又看看我瘦弱的身子，接着说："你体质不太好，不能每天拔牙，只好每隔一天拔一个，另外我给你开个证明，你可以订一瓶牛奶，假如能买到，每天还要吃几只鸡蛋。待你健康好转一点，我们就可以缩短拔牙的间隔了。"
从医院出来后，席陪我去店里买了一台我十分需要的钟。
店堂外边，一个男人坐在一只矮凳子上，前面是一架磅秤，花上三分钱，就可知道体重。我称了一下，连衣服在内，总共只有八十五磅，比我原先要减轻三十三磅。以后，我总定期去那老人处称体重，直至我离开上海。
待我体质渐渐康复以后，牙医就每天给我拔一只或两只牙齿，直至一只不留。她说要待牙龈的肌肉老化后才可装假牙。
我很沮丧，因为这样话也说不清楚，没了牙齿，就只能吃流质。而且当我在镜子上看到自己那副没牙的形容时，总感到好不自在，因此我给自己套上只大口罩，即便在家里也是如此。
一天席跟我说，我现在的身体，已可以独自一人上街自由走动了，因此她要回贵阳去了。她的家人在等着她。我十分感谢她为我做的一切，对她的离开我颇感依依惜别。
一个周日早上，孔来了。我们坐在阳台上和熙的日光下，他也讲不出更多有关曼萍的遭际，但他也怀疑上级所作的那个"自杀"的结论。
"我与曼萍相识很久了，我们十几岁时就相识了。她的性格不像会自杀的。另外，她在体委做了些什么？谁把她带去的？肯定不会是我们厂里的造反派带去的，他们完全可以在制片厂里审讯她。
"会不会因为她曾任过女子划船队队长，所以被带往体委了?"
"不，我想不会。上海体委已解散了，那所大楼被上海民兵司令部的附属机构所接管。听说里面有个秘密审讯处，进去的人凶多吉少。"孔说。
他站起身去阿姨房门口张望了一下，怕她在偷听。
待他回到位子上，我忧虑地问："那边有上刑吗?"
他久久没有出声。我又重复了一次，他才说："唉，带去的人，死在里面的不仅曼萍一人。"
于是我脑海中浮现的曼萍，不仅仅只是躺在一摊血泊之中，而且她那苗条的身子还是遍体鳞伤，给折磨得体无完肤。那么惨！我浑身打了个寒颤。
"所有她的朋友都为她的死而伤心。"孔说，"有一天，我总要把它弄个水落石出的。但目前，一点办法也没有，政治形势还是很不稳定。"
"总理不是出来主持工作了？"我问。
"林彪死后，总理权是大了些，但江青和她那伙人还莅，他们不把大权夺到手，是不会罢休的。当林彪自我爆炸后，他们不得不暂时隐蔽一些，因为在文革初期，江青与林彪是关系相当密切的。且总理又病重了。北京来我厂参观的人说，总理得了癌症。"
"哦，那太可怕了！"我说。
"原总书记邓小平也已平反了，这几天就要见报了，他将出任总理的助手，可能总理要他继任自己的职位。但江青一伙，却要从他们自己的人中挑一个来接替周总理。"
"那毛圭席呢？他不出来作个决定？"
"他会的。但他能否做出正确的决定？他现在也病得很重。听说，江青已把他架空了，不让任何其他国家领导人接近他。现在正是个多变的时期。我虽说是个演员，但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治学习班或去公社劳动，根本没有演出机会。我只觉得，自己的一生，已彻彻底底给浪费了。"
"我对文化革命还是一点不了解。几天前，席给我看过一些红卫兵的传单，我对它们很感兴趣，你有没有这方面的材料？"我问他。
"我家里有一些，也许你会感兴趣的。因为它没有经过审查，其中许多是有关党内争夺领导权的内幕。当然，红卫兵出版这种传单，目的仅为着揭露'走资派'而已，但无意中却揭露了整个领导机构，有的口头传说远比传单上的严重，只是你没有机会听到。但这些传单的主要内容，不过是偏激的革命内容而已。我可把最有趣味的一些给你整理出来。"
孔向我告辞了，我陪他走到扶梯口，一块石灰从天花板上脱落下来。"为何席不把这房子粉刷一下？"他问。
"钱不够。他们只发还我五千块办理这一切。"
"你可向上级多要点钱。现在形势稍为缓和一点，这是个好机会，或许再过几个月又要变了。"
"那经管我存款的领导会否借机来训斥我或辱骂我?"我说，"我宁可向弟弟借钱，也不愿去与经管我钱的造反派打交道。"
"好，下周六我带两个朋友来给你粉刷墙壁。"孔提议。
"不行。我不能让你那样做。"
"我们和曼萍是朋友，我们有责任帮助你。"
"那我该怎么谢你呢？还有其他人，我根本不认识他们。"
"可能有一天，他们会求你帮助某事。至于我，多年来承蒙你的盛情款待，现在，应当为你办些事以表谢意。"
于是只花了十五块饯买了涂料，孔和其他两个电影厂青年，使用从厂里借来的工具和梯子，把两个房间、凉台及走道，都粉刷一新。他们告诉我，每个单位的人员都可借用公家的工具做私活，只要物归原主就是了。这已成为习惯了。孔还带给我一大堆红卫兵传单。
席的母亲代我找到一位妇科吴医生，她答应为我检查。她告诉我，吴医生是解放前从协和医科大学毕业的，她有长时间的临床经验。现在在接替郭缕医师位置，任上海第二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妇科主任。
"吴医生，是我一个朋友的女儿的友人，逢周四在门诊部就诊，以解答一些青年医生不能诊断的疑难杂症。她约你下周四去就诊。为了避免与门诊部的青年医生打交道，我朋友的女儿特地请了假陪你去。"
"这不好。我不愿让她请上一天假陪着我，我自己一个人去好了。"
"她还想认识你。我告诉她，你是英国留学的，她十分希望在你身体康复后能教她英文。"
我觉得自己也在一步一步被卷入这个"后门"的罗网了。但我又有什么其他办法呢?假如我要循规蹈矩的话，非但得大清早去排队，而且还遇不上吴医生那样的高级医师。
周四我去看吴医生了，她认为我不是癌症，只是内分泌极度紊乱，"可能是长期的压抑与反常的生活所致"。她用如此有礼的语言来隐喻我的被长期囚禁。她建议我索性切除子宫以代替长期的治疗。因为后者可能要经过比较长一段治疗过程，恐怕医院工作会受政治牵连，说不定何时又会有变故。看来，她与孔一样，也时刻准备着在政治上会继续有反复斗争，而认为目前的平稳，不过只是暴风雨之间的间歇罢了。
一周后我顺利地动了次手术。躺在挤着二十五个病人的病房里，住了三个礼拜医院。有些人患癌症，各床位之间的间隔只一英尺宽，她们瘦骨伶仃的身子及痛苦的呻吟声，令人压抑凄侧，与我在看守所的感觉一样。真的，当我刚从麻醉醒来后，一度以为我回到了监狱医院。
在住院期间我接到了银行通知，说我的外汇存款已解冻了，经济上的宽裕，令我行动做事方便不少。我补送了一份结婚礼物给席，并邀她丈夫和孩子一起来上海度春节。
出院以后，又去装了假牙。刚开始把它们安进嘴里，可真不习惯，实在忍受不住，就下意识立即把假牙取出来，这简直像嘴里塞进两只大盆子似的，令我透不过气。牙医告诉我，晚上可以脱下来放松一下。但我还是决定二十四小时都把假牙戴着，这样可以加快我的适应过程以缩短受罪的时间。在晚上因感觉不适而不能入眠时，我就吞服安眠药。
现在，我已有足够的金钱来改善居住环境了。我在后扶梯安了一扇门，把楼上浴室里的器皿搬到下面的餐具储藏室去，再在原先的浴室之处装了水斗和煤气灶。这是由房管所派了三个工人来做的，我付给他们费用。由于孔与他朋友帮忙，我才买到那水斗。做后门的木料及铺浴室的瓷砖，都是通过"后门"弄来的。
那几个工人因房管所有固定工资，因此不能再接受额外工作的报酬。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工作劲头会鼓不起来，仅仅是敷衍了事，不顾质量，并拖延施工，但我不能再付钱给他们，这是违法的。为了鼓励他们把活计做得又快又好，我只好提高他们的"待遇"，所谓"待遇"，包括高级香烟，丰盛的菜肴加上啤酒、黄酒。孔、阿姨及其他朋友，帮我在各处排队开"后门"买些紧俏商品。待这项工程结束后，我再送给三个青年人每人一份礼物，并告诉他们我打算在门厅里筑上一堵墙，把它一隔为二，但买不到砖头。因为他们也都没有买砖头的"后门"，但他们愿意在我弄到砖头后，在下班后帮我砌墙。
一个下午，我在房里为阿姨缝制窗帘，三个居委干部大姐来看我。
"我是这个地区的居委会干部，叫鲁英，负责这里的里弄小组。"其中一个妇女自我介绍着，随后她又指了下一个肥胖的妇女，说："这是我们的支部书记。"
第三个妇女接嘴道："我是协助她工作的。"
我起身对她们表示了欢迎，阿姨送上茶。
每个地区的居委会，属公安局派出所的一个分支机构，在它们领导下工作。居委会的工作人员直接与居民接触，并向派出所汇报。这个组织负责每周一次的居民政治学习，并经办一些居民生活上的具体事例，如发放配给票证、分配生育名额、调解邻里之间纠纷等。有时，居委会也协助公安机关破获案例及逮捕罪犯，因为她们对管辖范围内的居民生活细事，了如指掌。
居委会大部分干部是退休工人，他们支取国家退休金，对里弄工作仅尽义务，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因着退休金太低，才取些少额津贴。这些妇女（也有少教男性）享有管理居民的大权，她们的对每一个居民的评价及汇报，都被认为是非常可信的，并要载入公安局的档案内。
待大家入坐后，那个支部书记粗俗地笑着说："我们来拜访你，是因为我们听得你是新搬进来的，另外，请你每周二、五下午来参加我们的政治学习。"
"谢谢你们来看我。应该是我先来向你们报到的，只因为我忙着要看病，还要作些安顿下来的琐事。"我有礼地说。
"你得的什么病？是不是--"那支部书记踌躇着没把话说完。
"问题不大，手术很顺利。"我说。
"是不是癌症呀？"那一位讲话就缺乏技巧了。
"不是，没那么严重。"我接着说。她们大约是从看守所或派出所那儿得到的消息。
她们互相交换了下目光，好像觉得很奇怪，但很快又摆出一副若无其事的表情。
"你能每周来参加两个下午的学习吗？"鲁英问。
"我很愿意。但可否再过两个月，让我再休养一段时间？医生规定我每天下午要休息直至完全康复。"
那位支部书记走到阳台上，大声说着："呵，多宽敞的阳台！"又去看了洗澡间："你独用一个浴室。"她竟然还把我的碗橱打开，往里面窥视一下，又叫了一声："多大的碗橱。"随后又坐下对我说："你一个人住两大间房间。你知道，政府已对你特别照顾了。"说着她严肃地看着我，似等着我作个表示同意的回答。
"一般情况下，单身一个人，是不会分配这么大面积的住房。"她那位协助书记说。
她们不能强迫我去参加学习，因为这必须是自愿的。因此听说我还要请几个月假，她们不高兴了。当某人不同意他们要求时，就使那人产生一种忘恩负义的疚意，这是有的党员干部的工作方法。
"我感谢政府的照顾，希望你们代我转言。"我说。
听了我这番话她们很高兴，都点头表示同意。
"但我希望有朝一日能搬回自己房里住。你们知道政府有关的私房政策吗？"我想提醒她们，我的房子被国家占用着，因此我理应比他人多分配到一些房子。
书记脸上的笑容消失了，比较生硬地说："这我倒不清楚了。"
鲁英说："你身体会很快复原的，参加学习可以提高你的觉悟，我们大家都需要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资产阶级分子比其他人更需要。我就住在这里近处，离你家只隔三幢房子，我会常常过来看看你过得怎样。"
"那太好了。"我有礼貌地说。
"我只有一个房间，与女儿、儿子同住。我们一幢房里，住三户人家。"鲁英侃侃而说，表示政府对我是十分照顾的。我也从她说话的语气和表情中觉得，她不太同意我分配到这么大面积的住房。因为她是我们小组长，我必须与她搞好关系，我希望她不是太难应付的。
在中国，根据各人不同待遇，人们也就分成各个不同层次。在文革之前，我与一般群众不相干，凡与居委会大姐打交道之事，一切都由老赵代劳了。而市统战部对像我这等人，是以礼相待的。政府对我及其他一些与我类似的人士的特殊待遇，可帮助政府在海外人士心目中树立一个宽宏大量的印象，因为我常有外国人来访。但文革后一切都变了，我现在已成为普通百姓之一员。因此自从第一看守所出来直至离开上海，在这一时期的生活，给我一个机会令我能更深地了解一般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及他们的艰辛。
她们起身准备离开了，但那位支部书记最后又说了几句："你一定要读毛主席的书，它会帮助你端正态度。"
我什么也没说。有什么可说的呢？要我对她说，我禁闭在第一看守所觉得十分愉快吗？她会相信吗？她像在等着我回答。但看到我缄默不语，那位副书记对鲁英看了看，鲁英说： "对了，我给你带来毛线、缝衣线和棉花的票证，粮油票我已给阿姨了。"
我向她们道谢后，按礼仪应把她们送至大门口，但她们坚持让我留在房里，而叫阿姨下去给她们锁门。我想或许她们要单独与阿姨讲几句，因此也就不坚持送她们了。
我把茶杯收拾好后，又接着缝窗帘。
阿姨回来后问："你已把茶杯收拾了？"
"是的，但我没有洗。我想把窗帘赶出来，这样你晚上就可以用了。"
阿姨两手一摊，叫道："哎呀，你一点不像他们说的。"
我不知道她的"他们"指的是谁，但我想"他们"不是指公安局的，就必定是居委会的，不过我想，我还是保持沉默为好，所以只是一笑置之。
"你心地真好。第一天从那怕人的地方出来，就帮我提热水，那时你自己也病歪歪的。看见我房里没有椅子，你又把自己的椅子给我。你花那么多钱把厨房搬上楼，这样我就可以不用再楼上楼下跑个不停了。你一发还钱，就加了我工资，现在给我做窗帘，你真是个好人。"
"谢谢你，阿姨。我想这也算不了什么。"
"哎呀，我可不能再让你做了。你是个体面人。不过，你对文化革命是怎么看的？"
我清楚这最后一个问题，是居委会要她问的，而她们也是受命于派出所。
"这个么，以我个人来说，文革是很不幸的一件事：我被关进监狱，女儿又死了。但对国家全局来看，那当然比个人重要，文化革命是好的，也是必要的。"我说着大道理。这番话也是居委会的大姐们愿意听的。
阿姨拍着手扯着喉咙说："对呀对呀，你真的进步了。你为什么不把这些话讲给居委会的支部书记听？你有这样的进步，她们会对你有好印象的。"
"她们有没有打听我对文革的看法？"我问。
"那书记讲过你的态度是正确的，你记得吗？没关系，明天我去菜场见到她时，会把你这番话告诉她的。她每天早上要去取牛奶的。阿姨说着就回厨房去准备晚饭了。
她是个头脑简单的人，无意中把要向支部书记汇报我情况之事泄露给我，看来我人虽然出来了，但还是在受监视，可能只要我人在上海，不管多长久，都不能放松警惕。
那晚我独自一人坐在房里，第一次生出一个念头：离开中国为上策。唯有这样，才能彻底摆脱政治上那种阴沉攫人，提心吊胆之感，才能获得真正的解脱。女儿也已经死了，我对上海别无他恋了。虽然在那时看来，要想离开中国的念头是太不现实且也决无可能，但我认为必须牢固树立这种念头，伺机争取机会。
看来，是上帝令我抬起双目，使我能看见地平线上遥远的青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