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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寻求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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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梦见女儿被残酷地折磨、受刑，在溅满血迹的房间里死去。醒来时我都喘不过气。我躺在黑暗中，心猛烈地跳着，一幕幕可怕的幻景继续出现。我决定亲自到南京路上海体育协会大楼详细地观察一下。在我健康情况许可下，应当立即进行这会使我伤心的行动。这样我能对曼萍死亡的地点有个明确的概念，如果情况许可，我还得进行一些调查。但我不能把这种意图让阿姨知道，我怕她可能会向居民委员会里的大姊汇报。所以我只能利用我每日外出散步的时间乘公共汽车至南京路。所以，我有意识将每日散步的时间延长至每天两小时。
"你这几天外出散步走了这么多路！你的身体真的已健壮多了，你脸色红润。快歇一会！让我给你倒杯茶，"我回到家里，阿姨常会直着嗓门说。
在我每天长时间外出散步已成了常规之后，阿姨不再对我离家过久而唠叨。我认为这已是我施展计划的时候了。
南京路是上海交通的主要干线。从外滩黄浦江通向西郊，横贯全市。在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之前，上海体育协会大楼是国际青年会的总部。它位于南京路中段，面对过去的跑马厅，现在的人民公园。从我家去那里需要乘半小时公共汽车。正像上海的一贯情况那样，公共汽车总是很拥挤的。上了车，我没有力气往里挤，只得立在车门口，由四周挤满了的人群支持着才能站稳。站在我身边的那位女乘客时时把我的胸部挤得那么重，我想她可能已听到我咚咚的心跳了。一路上我非常担心，恐怕此去会发生一些想不到的情况。所以我思想上强烈迫切要去看看，但是情感上却又想回家。最后当公共汽车到了目的地的停车站，我仍犹豫不决。可是车上的人都要下去，我被挤出来的乘客带下了车，发现我自己已站在人行道上了。
我挤在人群中漫步走着，两眼望着马路对面那座大楼。体育协会隔壁是国际饭店和大光明电影院。两者都是三十年代的建筑物，但现在仍是上海市容的主要标志。这两所大楼上挂着的红布横幅在秋风中飘扬。横幅上写着文化大革命的口号，"政治是统帅"，"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等。大楼屋顶上的霓虹灯又照着另一条口号，鼓励人民"将革命进行到底"。当四周的人看到我抬头欣赏着上海城市的繁华街景时，认为我是来自中国其他地区的外地人。没有人会特别注意我。我在人丛中摇摇晃晃地走着，两眼盯着上海体育协会的楼层寻找窗户。马路上的一群群行人猛力将我推来挤去。
人民公园门口，男女老少在排队购买门票。有些人在等着他们的朋友或亲人。我停下来和他们站在一起，隔着马路再望着对面那座大楼。但我只数到第八层楼，没有见到九层楼，八层楼之上就是倾斜的屋顶了。为了不想受人注意，我来回徘徊在公园门口，好像是在等人那样。我仍向上望着那大楼，但就是看不到人们说曼萍跳下来的九层楼。我一边分析着新发现的重要情况，一边漫步经过人民公园，然后又回头走回去。这时才看见上海体育协会大楼旁边的第九层楼及其上面的窗。那扇窗并非面对南京路。它位于大楼与一所很低的两层楼住房的狭弄上面。那扇窗户很狭窄，并竖着铁栅。一个人的身体能否从铁栅的空隙处挤出来，我尚不能轻易断言。
我所发现的情况和听人传说的完全不同，我需要时间来加以思索。我买了一张门票进入人民公园，静静地坐在角落里的椅子上。那里望得见对面大楼顶上的九层楼。我看着那装着铁栅的狭窄窗户，思索着我女儿死亡的真相。我认为除我所了解的以外，还有更多其他的情况。暖和的阳光带来一阵微风，刮得地上的秋叶沙沙地发响。我虽然听到马路上来往车辆的嘈杂声和人们的喧闹声，但在我充满了悲愤的内心却感觉极端的孤独，孤独得像一个被隔离在荒岛里的人一样。
我是否要再走向对面马路去敲体育协会的大门进去调查呢？我反复几次问自己，但不俄作出决定。一个小女孩骑了辆三轮脚踏车从转角的马路上过来，她的妈妈在后面跟着。当她加速前进时，她妈妈就叫着，"慢慢骑！当心！"但那个小女孩踏得更快了。她乌黑的眼睛淘气地向后看着她的妈妈。她们母女在我面前经过，消失在一群灌木丛后面。
当我离开公园走向公共汽车站时，我两眼看见到处都是曼萍，马路上的每个青年妇女和每个小女孩看上去都像是我的女儿。我心中一阵阵的刺痛，使我比在监狱里的任何时候感到更孤独更无助。公共汽车站里挤满了人，一辆车子开过了站也没有停下。我鼓足勇气坚决转向人行道，过了马路。在那体育协会旁边的狭弄口，有个青年妇女坐在一只矮凳上结毛线。
"你住在这里吗?"我问她。
她点了点头继续结她的毛线。有些人从这里的人行道上走过，但没有往我这方向看。我发现这些房子是靠着体育协会大楼的墙壁造的，占了那条狭弄的一半面积。
"你在找人吗？"那青年妇女抬起头问我。
"我是北京来的。"我说谎道，"我听说在一九六七年，一位上海电影制片厂的青年演员从这大楼里跳窗自杀。你曾听到过这件事吗？"我指着她后面的体育协会大楼。
她抬头摇了摇："没有。一九六七年就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第二年，是吗？那时这所大楼在修理，四面都是修房子的脚手架。这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们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前不久搬到这里住的。那些工人把这条狭弄弄得乱七八糟，然后没有完工就走了。"
"那我弄错了。"我说着很快就离开了。她所说的是个活生生的事实，由此我可以肯定我女儿决非自杀的。
我可能在南京路上走错了方向，因为过了一会我发现自己走得比原来的地方离家更远了。一辆公共汽车驶过来，我'就上了车。经过一程颠簸不平的行驶，我又回到了我自己的家。当我打开大门，发现两辆自行车停在花园里，并听到楼下房间里，有人在说话。
阿姨在走廊里看到我就说楼下的房子已分配给姓朱的一家了。她还告诉我有关朱家的一些情况，但我没有去听她，因为我在思索着南京路上的新发现。
我女儿的死亡仍是件神秘的事，但我已有了比过去更明确的证据。她曾受到造反派的审讯，并死于他们之手是无可异议的了。假如她是被谋杀而非自杀，那不管怎样，我要找到凶手，看他是否已判刑。在中国杀人犯是要判死刑的。此后我脑子里不再看到曼萍在六月份初夏早晨的暗淡灯光下躺在人迹尚稀少的南京路上了。在梦幻中或一人独处的时候，总是看到她惨白的面容和失去生气的外貌。我也听到她的哭泣和怒吼。我向上帝宣誓，我一定要为曼萍报仇。
过了几天朱家搬来了。我正在考虑是否要下楼去招呼他们，说些客气话表示对他们的欢迎。可是朱太太先上来看我了，她的年龄和我相仿。染过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用只假玳瑁梳子夹着，嘴角上叼着一支香烟。我给她让座，阿姨送上来一杯茶和一只装香烟灰碟子。
"我女儿艳和你女儿是同学，她们是好朋友。"她很热情地说。
"你女儿是否和你一起住在上海?"
"艳是我的大女儿。她在北京解放军文工团工作。因为我丈夫是资产阶级分子，当红卫兵来抄家时，我们便被扫地出门，住在汽车间里。你能想象我们一家七日仅住一个汽车间？我们需要走两百公尺才能取水和上厕所。红卫兵要我扫马路，我的丈夫也不知被殴打批斗过多少次。我们只是个没有声望的小资产阶级，我们的钱并不多。只是我丈夫在解放初期曾开设过一个制造雪花膏的工场。"她说话时显得很紧张，不停地吸着烟。
"你女儿在部队工作，那你们应该得到照顾了。你们有否取得'光荣之家'称号"我问她。有子女参军的家庭被称为"光荣之家"，共产党供给他们特别的配给品和一些特权。
"红卫兵都把这些否定了，但现在又承认了。我们的成分又恢复了，并分配给我们这里的房子。"
"我希望你们搬到这里来住会感觉很愉快。"我很有礼貌地说。
她拉着我的手说，"我老是讲我自己的事。你的遭遇比我们更坏。你被送进看守所，你漂亮的女儿又死了。我得知曼萍死后，就去信告诉我北京的女儿。我们大家是多么伤心！"
我不愿和她谈及曼萍的事，更不应为我的遭遇而向她诉苦，所以我什么也没有说。
她笑着将香烟头在碟里揿灭，接着又点了一支，深深地抽了一口，然后吐出一阵浓烟说："我上来是和你商量有关电费的事。我总喜欢每件事情事前讲个清楚，你说呢？这样以后便不会有什么误会了。我的女婿是电工，他已发现这幢房子只有一只电表。你是否同意我们两家把电费平分，因为你住一层楼，我们也住一层。"
在我回答她之前，可能阿姨已在门外走廊里听到我们的谈话，这时她走进来说："阿哎！朱师母，我们得按照每户住着的人数来平均分担。你们有七个人，我们只有两个人，我们将电费分为九份，你们付七份，我们付两份。"
"不，虽然我们有七个人，但我们所占房间面积并不多。电费应该对分。"朱太太对阿姨感到很恼火。
"你们人多，当然你们灯也多，平均对分不合理。"阿姨和她争论起来。
我出来作调解了。"我们为什么不去了解一下其他邻居是怎样分派的。我要去看看鲁英，她是小组长，她也和好几户人同住。我们去问她好了。"
"那也不妥当。除了你之外，每户人家分配到的居住面积都是一样的。你分配到的面积比人家的大。假如你的两间房子分配绐两户人家，那么这里也要住上六七个人。"朱太太激动地说。
她将香烟揿灭在碟子里就站了起来。"我让我丈夫来跟你谈谈。"她离开房间自言自语地下楼了，也没有等我回答是否愿意见她的丈夫。
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这样为电费而发愁。我搬到这里以来的几个月里，每月电费没有超过几元。
我听到有人从楼梯里上来了，一会儿，门就打开了。朱先生走了进来。他是个面部肌肉已松弛的浮华俗气的男人，可能他过去曾相当肥胖。当时阿姨立即跟了进来，站在我身边预备为我争辩。
"我妻子告诉赞说，你不愿负担你的部分电费？"朱先生开口就说。
因为他不懂礼貌，没有敲门便进了我的房间，因此我没有站起来和他招呼，仍坐在写字台旁边。
"以后你要是来看我，请一定先要敲门。不能不敲门就进来。有自尊心的人必须保持文明的态度。""告诉他。
他胀红了脸感觉到不自在。"你是否要讨论一下有关处理电费的事？"他问。
我严肃地说："不，我不愿再讨论有关电费的事了。下个月我就付一半电费。同时我还要装一只火表，这样以后就不必再有争论了。付多少电费是件小事情，你为何要斤斤计较。"
他自说自话坐了下来，脱口而出说："你不知道为何要斤斤计较？问题是为了钱！红卫兵没收了我的银行存款，我又没有工作。我和妻子每月每人只有十二元（按那时汇率约兰英镑）生活费。我的一个儿子又在待业，另一个儿子每月薪水仅四十元。我们还要照顾我们的孙子。他的父亲在东北。他们那里副食品缺乏，我们还要为他们寄食物邮包。"
我站起来向他表示这次会见已经结束了。我说："我很同情你的情况。既然你有困难，下个月我同意付一半电费。"
朱先生愁眉苦脸地咕哝着："我不是来向你求施舍的。"就离开房间下楼了。
我看着朱先生弯身曲腰的后影离开了房间。对朱家的遭遇我深表同情，使我看到贫困竟会使人的风貌败坏到如此地步。
次日我向房管所申请购买一只电表，但房管所拒绝了我的要求。我每天去问询，但他们总是说我的申请目前尚不予考虑。
有一天，我遇到一个为我搬迁浴室的工人。他说，"你不必去向房管所申请电表了，你最好是通过'后门'去买。"
几天后，当我外出时，朱太大当电工的女婿迎上来和我招呼，好像他在花园里等着我似的。他表示愿意为我弄一只电表，开价是市场官价数倍以上。我们相互经过谈判，结果同意以官价的两倍成交。
"你提供的电表是否是你单位里的存货?"我得把情况弄清楚，因为我肯定他是从他工作单位里偷来的。那时，国营企业里偷窃是很普通的，因为党支部书记对国家财产管理松弛。那些工资微薄的工人就以此来补偿。这种情况的普遍存在已成了个公开的秘密，工人们以此来戏谑，称它是"共产主义"，译成中文即"分享财产"。
"你为何要关心电表是从哪里来的？你要买就买，不买就拉倒。"那青年不客气地说。
我犹豫一下，考虑着是否我真要买这种赃物。
"我可以为你安装好。"他说。
"你要我多少工钱？"我问他。
"我本来不该收你费用，因为你对我们都很客气。但我的工资很少，我需要一些额外的钱花用。六元是否太多了些？"他问我。
我看着眼前这样一个令人讨厌的人。他虽然营养不良，衣衫褴褛，但看样子倒很精明。我认为他也和我们一样，只是这种极左制度的受害者。要是在另一种环境里，有机会争取到较优裕的生活，他也可能成为一个有教养的青年。他带着恳求的服光看着我。我说："我同意付六元。"
阿姨对朱家的种种表现表示十分愤怒，她责怪我对待朱家的态度太"软弱"。她预计朱家以后会利用我。她还表示，"你不了解他们这种人。"
朱太太的孙子是个淘气好动的六岁男孩，在等着上小学。他因为过分被溺爱，因此不懂礼貌，每天要几次上楼来溜入我的房间。特别我不在家的时候，他会开我的抽屉，看到好奇的东西便随便乱动。有时，我散步回家，看见他在用刮的笔和纸画图画。又有一次他带了个皮球上来，在我刷清了的墙壁上打球。经常他在我房间里进进出出，使劲高声大叫。当阿姨烧菜时，他就随便把菜捞来吃。阿姨将找回的零钱放在桌上。但等这孩子进来后，这些零钱便不见了。我曾几次向朱太太提及有关这孩子的事，但她总是说，"我叫他不要上楼，但我管不了他。我要承担全部家务，还要烧饭。"
有天早晨，我打开房门，听到有人在扶梯底层打呵欠。往下一望，看见朱太太那个失业的儿子从床上起身。原来在夜里，当我们大家睡觉时，朱家占用了门厅，将它当卧室，把一只床搭在靠近他们那一边。但另有一只小桌和小椅子却靠在我这边。中间留一条小过道通往门口。另外他们还占用了扶梯以下几级。放了几个布袋。我叫阿姨来看看下面发生的情况。她立即要下楼去和朱太太吵架，被我阻止了。
早餐后，我到房管所去了。
"我是太原路一号的居民。"我告诉那个坐在写字台后面的人。
"我知道你是谁，我认识你的。"他说。
"对不起，我请问你一下。你能否告诉我你们房管所共分配给我多少面积房子？"
"楼上的房间都是分配给你的。"他说。
"楼下入口处的门厅怎么样？"
"楼下门厅和花园都是一半，你所付的房租包括一半门厅及半个花园。"
我向他道谢之后就回家了。朱太太在院子里晒衣服，我对她说，"我发现你儿子睡在门厅里。"
"是的，里面没有地方可睡了。"她随便回答着继续晒她的衣服。
"我刚才去房管所办公室证实过了，一半门厅空间是属予我的，另一半属于你的。是否你儿子的东西搬到靠近你那一边，不要把楼梯给堵住了。"
"他留下一个过道给你们进出的。你身体很瘦，要多少空隙给你进出？"她很不高兴。
"问题不在我需要多少空隙进出，而是多少面积是属于你的。请你告诉他将他的东西从我这边搬走。"我严肃地说着就进屋了。
"我们一家共七日人，我女儿又要来探亲了。我们房里没有地方可再放一只床了。"朱太太说。
阿姨立在凉台上听我们谈话。当我进房间时，她轻声对我道："我们应该筑堵墙，没有其他办法可以使他们不来侵占我们这部分房子。"
"但是我们买不到砖头。"我说。
"你能否给我几天假期让我回苏州去一次，看看能否买些旧砖头？"
"当然可以！不管怎样你应该回苏州去看看你的家。"我很高兴听到阿姨要回家几天。虽然她每星期有一天假期；但她从来不大外出。
阿姨回家后的一天早晨，我很早就起身，拿了她的菜篮子到菜场买菜。虽然还是清晨五时，但天仍是灰蒙蒙的。去菜场的那条马路上已挤满了人。大家急急忙忙的一边扣着衣服上的钮子，向菜摊走去。这些熙熙攘攘的人群，来自四面八方。他们的交谈声，在老远就已听到了。
因为阿姨和我已吃完了定量供应的猪肉和鸡蛋，我想买只母鸡煮汤，因为这是不属于配给类的。另外我还想买些蔬菜，还要买每月配给的豆制品。我还得自己去取牛奶。因为鸡比蔬菜更紧张，我先在鸡摊排队。那时已有一长队人排着了。除了站在那里排队的人之外，队伍里还有杂乱的东西如破盒子、旧帽子、小凳子、空罐头等和买客一起排着队。当这个队伍向前移动时，那些站在队伍附近的人便把这些破东西也向前移动，好像它们也代表排着的队伍的一部分。当我听到附近两个妇女的对话后，才知道队伍里放着的破东西也代表买菜的人。只要你有朋友或熟人代你向前移动这些破东西，它们就能代表买菜人。用这种方法，一个人能同时排二、三个长龙队伍。事实上这也和开"后门"一样，是一种相互帮助的办法；我为你在这条长龙里把你放着的东西往前移，你也能协助我在另一条长龙队伍里为我这样做。当某一件东西已移近到摊边时，她的朋友会大声呼叫在另一个队伍里的人立即过来购买。同时这人又会敏捷地放下一件东西在第二个队伍里，再占一个位子。然后立即又冲回第一个队伍里去购买她需要的东西。她们每个人的态度都非常谦虚和睦，因为大家都需要另一个的帮助。在这种情况下，买菜这件事已成为有严密组织的工作，显得非常吃力。
我好像等了约有一个小时才轮到。在一只大箩筐里，我只看到剩下五只鸡。
"你的小菜卡在哪里？"那男人问我。
"鸡也是配给的吗？"我惊奇地问他。
"快些！快些！其他人在等着！把你的小菜卡给他看！"我后面的那个女人不耐烦地在大叫，我被她们挤向前而。
我急忙将小菜卡从钱包里拿出来交给那男人。
"怎么？一户只有两口？你只能买一只两斤重的鸡。我现在留在这里的鸡都是大的，明天早晨早些再来！小鸡很快就卖完的。"那卖鸡的男人早已把注意力转向我后面的女人了。"给我看你的小菜卡！"
我又想去排蔬菜摊的那条长龙队伍。我没有买到鸡并不在乎，但因为我已排了一小时队，又听着周围那些人的尖锐的说话声，使我感到非常疲倦。假如我买了鸡，还得另外排队去让人杀鸡和洗涤。我想即使是最富营养的鸡汤也补不回所消耗的这么多精力。
当我挤在人群中走向蔬菜摊时，听到有一个男人在叫我，"太太！太太！"这是中国上层社会佣人对女主人的称呼。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宣传，再听到这种称呼使我感到非常吃惊。我想这"太太"不知是叫谁。接着，这声音好像跟着我在叫。一会儿我发现我那老花匠站在我身边，他两眼含着泪水，用破碎的声音说，'"你仍活着！看样子你身体很好。但是曼萍……"说到这里他的声音哽咽了。
四周的群众，好奇地看着我们。有几个人停下来听我们谈活。我立即把我的住址给我的花匠，告诉他等一会来看我。
我已没有兴趣再去买菜。家里还有一点面包，一些果酱和泡菜。我想这些已足够我一天吃了。所以我只拿了一瓶牛奶回家等我那老花匠了。
我看到那老人是多高兴！我自从释放后到处在找他！因为我欠他钱。当我进看守所时，给他的赏钱还藏在我的裤袋里。
他同样也很高兴见到我，他来我家时，穿了一身新衣服。当我担待他进房间时，他显得眉飞色舞。
"我真高兴在菜场里遇到你。我要付给你工钱，欠了你这么多年。"我告诉他。
"喔呀！那钱！曼萍早给我了。曼萍来看过我，在你被带去……"他没有让他自己把"监狱"这个字说出来。
曼萍的薪水很少，我也知道红卫兵在她的存款户里只给她留下几百元。可能她将她所有的钱都给了花匠。我对她的所作所为感到骄傲。
"你知道有关她死亡的情况吗?"我问那老人。
"我听说她自杀了。自从她送钱给我那天后，我没有再见到她。"那老人低下了头，"但老赵曾见到她。我有一次在路上遇见老赵，他说他经常见到曼萍。"
"你能代我找到老赵，并叫他来看我吗？"
"当然可以！我也要去找那厨师。他们听到你仍活着，并且身体很好，会非常高兴的。"
"你知道老赵和厨师仍在工作吗？"
"是的，他们两人都分配了工作。我知道厨师进了工厂，老赵在学校里当门房。你知道红卫兵把他的手臂都打断了。后来骨接得不好，现在已成残废了。"我那老花匠说。
我听到有关老赵的消息，感到很吃惊也很伤心。我问老花匠他自己是否仍在工作。
"我失业多年。种花虽不是反革命，但也是件坏事。不过现在情况已变了，我有时能找到临时工。甚至本市的公安局也要我去种些花。恐怕情况又好转了，你说呢？"这老人显然被一些不对变动的政治是非弄糊涂了。
我在考虑是否请他来为我整理一下这里的花园。即使房管所的绿化处也在这里种了树，但它仍显得空洞荒凉。看来花匠也同样在想着这件事，因为他说，"你要我不时来整理一下这里楼下的花园？我看到那些树丫需要修剪。而且这里除了树之外，你没有其他东西。"
"那太好了！你能播下一些花籽吗？能铺块草地?"我渴望着问他。
"我怕弄不到草。我家里用盒子种栽一些种籽。你知道，要是我不种什么花手会痒痒的。那时到处都是红卫兵，我把种籽盒放在床底下。"他嘻嘻地笑着。
当我陪他下楼去看花园时，朱太太也在那里。我将花匠介绍给她，并告诉她我要在花园里种些花。
"你种在你那叫边好了，我们这边不要种什么花。你知道我们伟大领袖乇主席是反对种花的吗？"
朱太太显然不知道目前对花草看法的变化。我不敢去说服她，因为可能情况很容易又会有变化。我只是问她："你想将你那边的树篱修剪一下可以吗？"
"只要我不必花钱给你的花匠就是了。我们没有外汇，又没有海外关系。我们没有钱雇佣花匠。"
当她提及"海外关系"时，她是在尖刻地挖苦豺，翻我被捕入狱的老账。
两天后，阿姨回来了，带来一篮大鱼、大母鸡和一些鸡蛋。这些副食品是在苏州开"后门"买来的。按她的习惯，总是从后门进屋。朱太太看见阿姨带着那个篮子。
"你在苏州黑市买了些什么?"朱太太问阿姨。
"谁说我从黑市买了东西？这是我丈夫和儿子送给我的礼物。不管怎样，这和你不相干。"阿姨讨厌她以购买黑市副食品来非难她。
我听到阿姨的声音就走出房间去迎接她。阿姨走进厨房对我说："那老太婆是个讨厌的人。你怎样去买菜？你能买到蔬菜吗？"'当她把篮子放在桌上后，就去洗澡间。我将鸡蛋从篮子里拿出来，考虑着是否要送一些下去给朱家。在黑市购买东西是不合法的，但只要没有人去报告，一般当局是不管的；因为他们知道没有任何办法可以阻止这种交易。
我听到楼梯上有脚步声，看见鲁英立在扶梯口。我走过去招呼她。
"我很久没有来了。你现在身体已很好，可以参加我们的学习小组了。"她说着就在我房间里坐下。
"谢谢你的关心。我身体一天天地好起来了。
"许多人都建议你要来参加学习。他们看见你外出时走路很快，说你精神很好。
"真的，我现在身体很好。"
"我们现在学习关于林彪罪行的材料。这是很重要的。这样能使我们认清要陷害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罪犯的真面目。最好你下星期就来参加。"她以领导的身份严肃地对我说。
"好的，我下星期一定来参加。"我就答应了。因为我已无法再以身体有病的借口来逃避，还是高兴地去参加较为适宜。
当阿姨从浴室里出来时，鲁英对她说，"听说你出过门了。"
"我回家两天去看我老头子。"阿姨说。
"你有没有在黑市买过东西？"鲁英问。
"当然没有！我们苏州也有居民委员会。我带来的东西都是家里人送的，我们有堂兄妹在农村。他们养鸡，又在河里捉鱼。他们将这些副食品送给我丈夫。"
"你知道在黑市购买东西是犯法的，每个人看到这种活动都要负责向我们汇报。你要记住不能在黑市购买东西。"鲁英对阿姨的态度相当粗鲁。因为她无法证实阿姨的这些副食品是否真的是从黑市买来的，她感到很失面子，因此有些恼火。
阿姨离开房间后，鲁英转过身来对我说："有时我听到这里许多邻居在议论你的衣服。她们说你太讲究衣着了，你的衣服不但价格很贵，而且都是新的。"
"其实我也不愿穿新衣服。要是我能把我的旧衣服取回来，那真的使我太高兴了。但很不幸，我不知怎样去找那些来抄家的红卫兵。你是否能帮我找回来？"我对鲁英说。
看得出她很感到准为情，因为她已忘记我的衣服都被红卫兵拿走了。但是她仍未放弃对我的批评。"你以后添制衣服时，就买我们大家穿的那种现成制就的藏青色的布衣服。这样你就和我们大家一样，不会像穿着毛料套装那样显得突出了。"
鲁英走后，阿姨和我都明白朱太太将阿姨的情况向居民委员会汇报过了，可能也是她在背后议论我的衣服。
我恫了阿姨有关购买砖头的情况。
"我老头子会小心地到各处打听。等到有了着落，他会通知我们的。"
下一个星期天，老赵和厨师俩来看我了。我问了他们的工作及家庭情况后，就急着提及有关曼萍的情况。
老赵说，"自从红卫兵将你带走之后，他们给曼萍一个房间。原来是同济大学陈教授的房子。那位教授被红卫兵批斗后，被令和他的家属一起搬到屋顶里的房间去住。余下的房间就分配给其他人，曼萍也在那里分配到一间房子。我大约每隔十天左右去看她一次。她看来情况尚不错，就是牵挂着你。她死后，我问陈太太发生了什么事。陈太太说曼萍是在半夜里被一群造反派拐走的。陈太太认为这些人不是制片厂里的人，她说当她听到曼萍拒绝跟他们同走时，她就走到扶梯口去听。但这些人最后一定要她走。"
"那些和曼萍同住在一楼的人又怎么说?"我伺老赵。
"我也曾问过。没有人敢说什么，他们似乎都很怕。"
我问了那所房子的地址。他将地址写在纸上，但他警告我说："你不能到那里去，不会发现什么的。我感觉到他们似乎都已接受命令不要谈论这件事。"
"最好你自己不要去调查。让公安局知道了，对你不利。"厨师说。
"你们说那个教授是不是在同济大学?"我问及老赵这些是因为薇妮的丈夫亨利也是同济大学的教授，可能他能介绍我给姓陈的认识。
"是的，陈太太亲自对我说的。她为人很好。曼萍告诉我说她待她很好。"
"你知道我的朋友黄教授与黄太太怎么样？"
"他们也遭遇到很多困难，红卫兵将他们关了起来。但是现在他们都好了。只是黄太太病得厉害。"
"他们仍住在原来的公寓里吗？"
"我想是吧！"老赵和厨师还告诉我说亲爱的陈妈已经死了。
"你真不能想象一九六七年和一九六八年上海的情况。厨师说，"造反派和红卫兵都疯了。他们疯狂地到处乱窜，任意抄家捉人，设立秘密法庭，给人上刑，用各种不可想象的方法杀人。每个人走上马路都要注意安全。他们又因为汽车供不应求，竟用医院救护车捉人。自杀的人那么多！有些人竟然到公安局去要求入狱来保护自己的安全。
"在我最后一次见到她之前不久，曼萍告诉我她要和沈凯结婚，但她要等到你释放后再举行婚礼。看来她似乎很有把握你不久就会被释放，因为她知道你没有犯什么错误。你要我去找沈凯吗？"老赵说。
"你知道他的地址？"我问他。
"一九六八年他曾给我他的地址，并对我说，假如有你的消息，立即通知他。"
一九六八年已过去五年了，沈凯仍会关心我吗？因为看来似乎他对曼萍被拐走前那一段极困难时期的生活情况比较了解的，自然我极希望能见到他。
"请你代我去找他，只要把我的地址告诉他就是了。假如他已经结婚了，别在他妻子面前提到曼萍。"我告诉老赵。
然后我请老赵到制片厂领导取个证明，将曼萍的骨灰盒取回来。
过了几天，鲁英又来提醒我于星期二下午到居民委员会学习小组参加会议了，并通知我一定要去。
"带上一只凳子，会场里的凳子不够坐。"她接着说。
星期二下午，我穿上蓝布的上衣和灰色法蓝绒的裤子。我希望我这件蓝布衣服能使鲁英感到体面，因为我接受了她的意见。可是我那件蓝布上衣是由我的老裁缝特别为我定制的，和其他大部分中国妇女所穿的手工粗劣，现成买来的完全不同。我要鲁英明白：我虽然接受了她的意见，但我不希望她向赞提过多的要求。虽然我不能对她有任何不尊重她威信的表现，但我也一定不能使她认为她可以随心所欲地摆布我。这是对待像鲁英这种人的最好办法。
居民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和我们住房附近的另一幢房子里。为了要举行会议，楼下的三间房间打通成一个大房间。会场里三分之二的地方已坐满了穿蓝色衣服的人，里面有许多刚学会走路的小孩子在走来走去，另外还有许多人不断地在进屋来。我发现许多人带着好奇的目光盯着我。这使我相信他们都知道我是第一看守所的释放分子。
我和朱太太一同进入会场，她带着我穿过挤满着人的房间来到靠窗坐着的一群妇女中间。她向我表示要我把凳子放下，和她们坐在一起。没有人来招呼我们。每个人对我们都保持着一副冷淡的面容，好像都怕无意中会显出不适当的面部表情。几个星期之后，我才知道和我坐在一起的一群人都是被批判过的资产阶级分子及知识分子，是文化大革命中清除出来的渣滓，也是无产阶级不予信任的对象。我们虽然和他们同坐在一个房间里，但座位和他们分开。即使房间里挤得密不通风，我们和工人们的凳子之间仍保持几英寸距离。
这种隔离并不是派出所或共产党命令他们这样做的，这是长期来极左派对人民灌输"阶级斗争"宣传的结果。几个星期之后，有一次我到达会议室时，那个发言人已开始讲话了。我急忙忙地把凳子放在门边和无产阶级分子坐在一起。她们好像触了电似的。两个最靠近我坐着的工人立即把他俩的凳子从我身边移开，让我一个人孤单单地离开群众坐在挤满了人的房间里。虽然对此我并不感到可耻，反而觉得有趣，但我仍在发言人停下来呷一口茶时，带着凳子冲到房间的另一端。朱太太和其他一些大姊，她们看来是我的一种无形的同盟军，带着表示同意的目光向我微微点着头，但面部的表情仍保持得冷漠无情。
会议室里点缀着许多我已听得很熟悉的文化大革命口号，它使我回忆起对自己的斗争会。但其中也有些内容比较带有和平气息的大字报。它们歌颂我们国家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所取得的经济上的成就，提到生产力得到解放及产量的增加。当然，事实上文化大革命所带来的正是相反的结果。这种来自官方的谎言，一般是由上级领导授意布置下来的。它不能取得任何收获，只是使人产生一种印象就是说大话。事实上这些大字报仅是表示居民委员会对文化大革命及毛泽东政策的拥护。
我们前面，贴着占房间里最显著地位昀大字报，是批判林彪的。他也是我们开展批判的主要对象。大幅的纸上画着林彪的漫画，列举了他对毛泽东及共产党所犯下的罪行。
会议开始时，大家站起来唱"东方红"。这是一首颂扬毛泽东是东方升起的太阳的歌曲。文化大革命以来，这首歌已代替了中国的国歌。一位男干部，没有向我们宣称他的姓名和职务，开始列举林彪的罪行。他从长征时期开始，先讲他任军队司令时的种种经历，最后以林彪企图杀害毛泽东而结束。他将文化大革命中吹捧林彪的宣传全部颠倒过来。过去告诉我们林彪所作所为的每一件事都是正确的而现在都己变成错误的了，所有林彪的美德都成了罪行，本来未曾提及的罪行都揭了出来。然而，群众似乎没有一个人在听报告。许多家庭妇女在打毛线或缝补旧衣物。有些男人在抽烟或是打瞌睡。这种学习班只是个形式而已，大家都来开会是因为上级通知他们来的，不能违抗命令。这些领导没有严肃认真地努力教育好人民，所以效果等于零。参加政治学习的结果，没有人会成为共产党的先进人物，也不会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那位干部讲话结束后，有几个群众站了起来发言表示拥护领导的观点。在这种会议的场合下，这位讲话的干部代表共产党，不管他的级别怎样低或职位那么小。每件事情都是事先安排好的。那些事后发言的居民只是从他们的袋里摸出一张纸稿来读一遍而已。发言内容也是事先经过居民委员会审查过的。
会议结束后，大家站起来呼口号，表示我们集体反对林彪。虽然我听到他被定罪而感到高兴，但我没有加入呼喊口号。其实我们这个角落里发出来的声音很小。可能我们中间其他入也和我一样，觉得我们并不是人民的一部分。我们只是旁观者而已。当我们蜂拥着在寒冷的十一月岁夜的暗淡灯光下走回家时，肯定比来参加会议时走得快得多。
在我家前门外的微弱的街灯下，我看见一个长得高高的男青年站在哪里。当我惭渐地走近他时，认出他是薇妮的儿子。他已由一个结实的十多岁的孩子成长为一个瘦瘦的文质彬彬的青年。但是从他的答貌，我仍能认出来。我请他到我房间里，问他父母的情况。
"我们接到你的信很高兴，知道你在看守所里活了下来。我妈妈很想见见你，她病得很厉害。她的全身皮肤变了形，是不治之症。我爸爸身体也不好，有心脏病和高血压。"这小青年低声说着，显得忧心忡忡而难受。
"将你妈妈的病说得再清楚些。她没有请皮肤科专家治疗过？"我问他。
"这病叫硬化症。皮肤变硬、僵化，内脏器官也受到影响，所以不能吸收营养。"他说，"她曾进过几次医院，但医生却没有办法治疗，只能给她血管输液。"
"明天我去看她。''我惜诉他。
"你要有思想准备，我妈妈变得很多，她和你过去看见她时完全不同了。"
"你和你的两个兄弟怎样？你们现在都在工作吗? "我问他。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在大学学习。后来我分配到四川。因为那里老是闹饥荒，我得了肺病，才准许我回家。我的两个弟弟被送往农村插队落户。但在林彪打倒之后，他们已被批准回家。一个弟弟现在商店当营业员，最小的一个还在待业。"
那天晚上雨下得很大，潮湿的寒气使我受伤的关节疼痛而僵硬。我竟难以从床上起身。早餐后，我带着沉重的心情去探望我的老友薇妮。
翻穿了雨衣和橡皮套鞋，手里拿了一柄大雨伞。由于上海排水设施的不当，马路上到处是积水。我淋着雨来到薇妮昀公寓大楼。因为思想全集中在薇妮身上，当我经过我自己的老宅时，也没有去看它一眼。直至我到目的地，收起了雨伞才发觉自己在什么地方。
即使到现在，十年之后，当时我所看到薇妮的僵化形态还活生生地留在我的记忆里。她美丽的脸庞已被无情、可怕的神秘疾病给毁了。我看到她时，已接近死亡。没有她儿子的帮助，她已无法移动她脆弱的身体。我得弯下身体，她才能看见我，而我也才能听到她颤抖的声音。
她的眼神告诉我，她能见到我感到非常高兴。但当她轻声向我诉怨时，这种愉快就立即烟消云散了。她说，"曼萍死了。我的儿子也无前途。一九四九年我们原可离开的，不是吗？我们留在这里都是傻瓜。"说完她即闭上眼睛。她挣扎着说了这几句话，已使她透不过气来。
我握着她的手，但它已成了一把枯骨，冷得像冰。"我们大家都没先见之明的。别那么想了，亲爱的好友！"我弯着身子在她耳边说。
她叹了口气，我将她的手放入了她的被里。我站在那里竭力忍住要淌出来的眼泪，我怕这样会使她更伤心。在我望着她在被窝里缩做一团的躯体时，她的儿子向我示意离开。我弯下身子吻了她的前额。她睁开眼睛，微微地移动着嘴唇，慢慢地含糊说出了她对我最后的忠告："想办法出国去！你还能做到。"
离开她的公寓，我再也忍不住眼泪了。在黑蒙蒙的过道里，我为薇妮、她的儿子、曼萍、我自己以及千千万万受极左分子无情迫害的无辜男男女女而痛泣。"喔！上帝！为什么要摧毁我们的生命？"我问。
当我听到有人带着沉重的脚步从楼梯上来时，急急地擦了擦眼睛。一位老人喘着气立在我面前。他是薇妮的丈夫亨利。他已是满头白发，一脸皱纹，一副绝望的神态。我叫着他的名字招呼他。开始他认不出我。当他认出我时，他也没有笑，只是点了点头说："很可怕是吗？但你活了下来。太好了！"我问及他关于薇妮的病，他说的和他儿子已经告诉我的一样。我问到他自己的情况时，他摇着头叹气。最后他告诉我说因为他有心脏病，现在已准许他做翻译工作。以前他从事体力劳动。我问他是否认识同济大学的陈教授，曼萍生命的最后几个月就住在他家里。
"我和他很熟悉，但现在不要去见他和他的妻子。"他劝告我，"等到情况稳定些再说。到那时，他们说话可能会自由些。"
"情况会好转吗?"我问他。
"是的，现在已经好多了。你经过可怕的考验能活下来，身体一定很好，你能等待。"
十二月初，阿姨的丈夫带来了好消息说是已为我弄到一批砖头，两位农民兄弟同意将砖头用木船从苏州河运到上海，在某一座桥堍的码头上靠岸，因为那里准许木船停泊。现在的问题是当船抵上海时，我是否有车子将砖头运到家中。我差阿姨去通知孔，因为我已和他讨论过这个计划。晚上他来我家时告诉我他可以介绍一位电力公司的青年，他是驾驶卡车送修理工到各地修理街灯的。
我打发阿姨的丈夫回去，先付给他一笔购买砖头的定金。在运砖头来上海之前，要他等待我的通知。他测量了我家门厅的高度和阔度，预算好需要多少块砖头，保证能弄到我所需要的大批砖头。还建议说必须在地板上横一条铁杆支持着砖墙的重量，以免地板往下沉。
虽然我急于想把墙砌起来，但我认为首先要使朱家保证不出来反对我的计划，这是很重要的。为了要使这个计划合法，我也要先得到房管所的批准。最好是先送一份申请书给房管所，由我和朱太太共同签名。为此何姨和我联合起来对朱家施了个阴谋诡计。我将每天外出散步的时间从下午改到清晨。另方面阿姨每天去买菜不再从后门进出而是经门厅由前门出去。每次当我们经过朱太太儿子睡觉的床铺时，故意把门稍为半开着，这样一股冷空气便针对他的床喷射进来。有时他起身将门关上，但半小时之后发现门又开了。每当他向我们抱怨时，我们就向他道歉。但每天早晨我们继续将门稍开着。两星期后，我认为他们对此已有了较深的印象，就请朱太太上楼来喝杯茶。
"你认为筑堵墙将门厅分为两部分，好吗？这样你儿子可以有个小房间，早晨我和阿姨外出时，他不致睡在通风处了。我问她。
"那样很好，只是费用很大的。"朱太太说。
"我负担全部费用：砖头、水泥及劳动力。"
"你真肯这样做吗？这使我很不好意思。但你的钱是比我们多。"
"假如你同意，我愿这样办。"
"当然同意，这是个好主意。"
"我先向房管所写份申请书。"我告诉她，"我们两人签名，明天早晨我会送去的。"
她在我已经写好的审请书上签了名。为了防止我扪的请求落入官僚主义的基层而遗失，我将为我搬移浴室的几位青年工人找来。我想他们能为我们打通房管所领导和我们之间的关系。
我问他们是否仍愿意在工余时间为我砌墙以挣些额外收入。当他们表示十分乐意时，我告诉他们我已买到了砖头，还向房管所送了申请书，我要求他们在我将申请书送去之前，先向他们的领导说明情况。我给他们一条高级香烟，让他们自己决定送给他们的领导还是留给他们自己。他们说："没有问题。我们会向房管所造反派中和我们同派的人去说明，他不会拒绝我们的。"
当他们联系好之后，我就将申请书送交房管所办事处。那里的人员毫不犹豫地将公章盖上。拿了这份证件，我到特设的铺子里买到水泥及铁杆。然后孔的朋友小方将它们用电力公司的卡车送到我家里。
小方先将电力公司的修理工送到目的地之后来到我家。我正在大门外面等他，我们就立即行动起来。我们有充足的时间将这些东西搬到家里。然后他再去接那些修理工。当我问及他有关卡车的费用及所耗的汽油如何计算，他笑着对我说，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所有的规章制度都废除了。然后他还说："你别忘记，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什么东西都是属于人民的。你和我都是人民的一分子。"虽然他口里这么说，但仍将我送他的那条香烟接受下来。他可用它来分送给那些修理工。他解释说："我想我现在需要到他们的工作地点等着他们。"
我又让阿姨回苏州家里准备运送砖头，我要求她来信告诉我运砖头的船何日起程。整个行程需要两天。我可和小方事先联系好，坐了他的卡车到指定的桥边去等船。
当那船到达上海那天，因为无法估计到达的正确时间，所以小方就大清早带我坐了他的卡车去等。我带了些三明治当午饭。我向小方问及那几个修理工时，他说他已和另一位卡车司机联系好，请他代送他们上工。这样他今天可以休息一天。当然我还要像酬谢那儿个修理工一样去酬谢代他送工人的同事。
但同样不必给钱，就以礼物代替。因为这样做是合法的。我认为我用这种手法来使用属于电力公司的卡车是不合法的，但我没有向小方谈及此事。我只是设想这件事情的整个过程，只是位于合法与不合法之间的小小间隙中而已。而这个狭小的间隙却日益在扩大。当我为此而感到担心时，小方说，"别放在心上。毛主席说'政治必须领导经济'。只要我们思想纯正，经济并不重要。"
"我们是否要欢呼'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才能表示思想纯正?"我开着玩笑问他。
小方摇摇头正色对我说："不需要这样做，我的支部书记听'不到。"然后他对我望了望说："你真的在第一看守所关了六年多？"
"是的，这是真的。
"你知道为何你要被关起来？"
"他们陷害我是帝国主义的特务。"
"不，你被关起来是因为你不了解中国。我看你还是快些学习一下。你有这么多合法与不合法的旧思想，还有许多不必要的顾虑。"
"哎！老实告诉你，我总觉得为了我个人的需要来使用这辆卡车，使我感到很不安心。我真的认为这是不合法的。"
"在中国我们是公有制，是吗？什么是公有制?公有制就是什么东西都是人民的，是吗？谁是人民？我们都是人民，是吗？"小方有些不耐烦地说。
我也不知道他是认真的，还是在说笑话。
下午我们看见阿姨立在一只由两个农民驾驶的小木帆船的船头上，它慢慢地向着桥边的破烂码头驶来。我向阿姨招手，她也摇着手。小方将卡车退近岸边。当小船拉近码头时，我看到上面的砖头都破碎了。就我能看到的，其中没有一块是完整的。有些在运输中已粉碎得像废土。我真担心它们是否还能用。但当阿姨的丈夫从船上跳下来时，他轻声对我说，"为了避免受人注意，完整的砖头都藏在下面。
那两个农民，小方、阿姨、她的丈夫和我，大家忙碌地把砖头搬到卡车上。结束后，我付给那两位农民工钱，他们就立即驾着原船回去了。
那桥边的码头上挤满了在那里上下木船的人群。大部分人都带着比他们能负担的更多的篮子、包裹及箱子，有许多人用扁担挑着各种不同的货物。我可肯定其中多数是运往黑市出售的。他们都专心关注着他们自己既不合法也不非法的经营买卖，根本没有人会注意我们的活动。但当我们开车离开那里时，我还是松了口气，放下心了。不管是否许可，我良心上总觉得犯了法，希望以后永远也不要再到那码头去。
我们回家后，将砖头卸下卡车，堆在花园的一角。朱家全家出来看着我们，但没有一人来帮着搬砖头。虽然我感到非常疲乏，但我仍认为必须请小方、阿姨夫妇到饭店里吃顿饭。小方兴致很高，喝了几瓶上海啤酒和绍兴酒，反复几次祝贺我们胜利完成任务。我向他表示要是没有他大力支持协助，我们根本无法达到目的，并对他表示热诚的感谢。这时他就举杯自己祝贺说："工人阶级万岁！"他并用了马克思主义的一句口号："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然后放声大笑。小方显然是个毫无顾忌的玩世不恭者。
那晚我疲倦极了，睡得很好。第二天早晨，我下楼到花园里去看砖头，发现少了好多块。朱家告诉我说是昨晚听到声音，可能有人跳进花园来偷砖头。但阿姨告诉我说是朱家偷了我们的砖头放在房间里。那堵墙砌好不久，朱家使用那些砖头在院子末端砌了一座阶梯。
我到房管所去找那几个青年工人，他们开始在晚上下班后到我们家来砌墙。每晚从五时三十分开始到十一点，中间停工半小时吃晚饭。这样他们花了三个夜晚便完成了。阿姨有预见，她从苏州买来了许多副食品。这样她能为他们做出许多好菜。夜晚阿姨睡后，我为他们准备咖啡、蛋糕以及香烟，和他们一起坐在楼梯上闲谈，表示殷勤的招待。虽然这些青年说话有点词不达意，但是在本质上也就像小方那样的人生哲学，和对待工作及国家财产那样漫不经心的态度。他们所用的工具都是属于房管所的。当我要向他们支付租用工具的费用时，他们笑我是"不了解中国的外国人"。
那堵墙筑成之后，保证了我个人的自由活动，也完成了我改善生活的任务。我将圣诞节的整个上午花在感恩祈祷和沉思中。我既无法了解我女儿的死因，也不能满足于他们的说法。但在我失去我女儿之后，我每活一天仅是向上帝走近一步而已。
许多人，其中多数和我素不相识，都来帮助我恢复健康，重新建立家庭。虽然我也送给他们礼物报答他们对我的关怀，但我知道我所给他们的远远不能和我在他们那里所得到的相比。他们为我所费的时间和服务是很可贵的。尤其是那位妇科医生和口腔科医生。她们对我并无任何企图。而且当她们开"后门"帮助我时，也要承担责任。这样可能会使她们自己遇到严重的后果。虽然目前领导对此还是眼开眼闭，但"后门"毕竟是不合法的。政府的政策会突然变化而领导又喜欢翻老帐。
就我上面所分析的来说，他们帮助我是因为他们可怜我这个受过不公正对待又失去了独生女儿的苦命人。我命运的悲剧激发了他们的眼泪。多年来极左派的宣传机器批判了人性论是感情上的废料，提倡完全以阶级仇恨为基础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我个人的经验却认为，即使他们生活在迫使他们说谎和伪装的环境里，极大部分中国人民还是善良，善感和热情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虽然虚张声势，给人民群众过多诺言，但事实上根本没有改善人民的生活情况，也没有使他们的前途得到新的发展。中国人民仍然贫困、物资短缺以及没有个人选择。文化大革命仅仅引起了一系列新的情况，使一些青年工人以厚颜无耻和讥诮嘲讽的态度，适应这种新环境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