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页 | 上海生死劫-郑念 | 阅读 ‧ 电子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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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毛泽东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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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欣的来访并非是件孤立偶发事件，自他来访后，接着有许多自称为曼萍的朋友也来访问我，但这些人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从未来到过我家。他们不是同时结伙来的而是每次只来一个人。有时他们晚上来，在议论了有关曼萍死亡的种种情况后逗留一小时左右后离去。而那天晚上，我肯定要失眠。

　　"阿姨！你能否不要开门让这许多自称为曼萍的朋友来探望我？他们所谈及的都是有关曼萍是被人谋害而死亡的情况，并要我必须为她复仇。我每天反复听这些话，已感到厌倦了。"

　　"要是我耽在这里，我一定得开门。我知道你对这些客人感到烦扰，和他们谈话之后，身体像是有重病那样，但我又能怎么办呢？我看你还是把我辞了吧，你能够自己安排生活。"她说着，看样子很苦闷。

　　"你能另外找到工作吗？"我问她。

　　"老实说我喜欢在你这里工作，另外我再也找不到像这里那样多的工资和那样好的工作条件。"她说。

　　我不愿将她辞退，但她又表示不能阻止客人进来。只要她在这里，她就不能拒绝开门。我得想个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假如我代你付房租，你能另外找个房间住吗？"我问她，因为住房缺少是上海的一个严重问题。

　　"我有个表姊妹，最近丈夫死了。她可能肯让我住到她家里为她分担部分房租。你是否想让我睡到外面去。"

　　"这个办法很好。"

　　"这样你在下午和晚上可以安静了。假如不开门，也没有人会责怪我了。"她高兴地说。

　　那个周末，阿姨和她的表姊妹联系好，就搬出去住了。我将一张硬板纸用红纸包好，再粘上胶带。然后在中间贴上一张白纸，四面留着红框。在白纸上写上下面一个告示："因为我年龄渐大，健康情况不佳，需要休息。来客没有预约，一律不予接待。如政府代表有公事联系则不在此列，任何时间都接待。"我签了名，用红丝带将那张纸牌通告挂在扶梯底层的大门上，然后将门锁上。

　　第二天，当我开门到花园里去时发现那张秘精心制成的纸牌告示已被撕破，丢在地上。那时朱太太在院子里，我将那块纸牌拣起来，和她对质起来。

　　"是你家里人把这通告撕了吗？"我问她。

　　"喔，不是的！当然不是的。我们从不走那门。你知道我上楼来看你时，总是从后扶梯出入的。"

　　她那失业的儿子也出来帮着他母亲说，"昨天晚上肯定又有人从墙上爬进来，我家有两件衬衫晾在院子里也不见了。"

　　"你知道附近邻居中发现几次偷窃案。你还记得上次学习小组里，党支部书记曾警告我们要提高警惕，是吗？"朱太太附和着说。

我不相信小偷爬墙进来，所以就问他们："你们有没有把遗失的东西报告派出所？"

"没有。"朱太太的儿子向他母亲望了一眼，立即说，"不过我们一定要去报告的。"

"我现在就去派出所报告。"我说着看了看手表已过八点钟了。

"不要麻烦你了，慢慢我会去的。"朱太太的儿子说。

"我现在就去。"我说。

　　我手里拿了那块通告牌的碎片，走向马路顶端的地区派出所。心里想着要是公安局也参与在后面进行捣乱，那问题就更复杂化了。要是事实果真如此，那么我们的户籍警老李一定了解这情况。我在接见时能从他的反应上发现一些问题。

　　我们地区派出所原来是个富有商人的私人住宅，他在解放前去了香港。这是所本地区内最大的房子之一，前面有个引人醒目的花园。我沿着梯阶走迸了那座房子。宽大的客厅，已被隔开。前面一部分，有穿了制服的一男一女坐在柜台后面。房间里还放了桌子和一些椅子，分散在各处。一个年龄较大的男子正拿着户口簿在要求登记他从外省来沪探亲儿子的户口。

　　我在柜台旁等着。直至那位女警察问我："你有什么事'?"

　　"我是太原路一号的居民。我来看负责我们街道的老李同志。"我回答她。

　　"是他约你来看他的吗？"

　　"不，昨晚发生了一些情况，我是来向他汇报的。"

　　"今天上午大家都在学习，等一会再来。"她说。

"我在这里等他"

"他们可能要学习很长时间，有时要学习整个上午。"

　　我决心不让她推诿拖延，就说："假如可以，我等着没关系。"

　　她不再说什么，我就在长凳上坐下。有儿个人来登记出生，死亡，及离沪等。我留神观察着公安部门的日常工作，并不时望着那只墙上的挂钟。那天上午似乎时针走得很慢。但我决心要见到老李。十一时后，那扇通向后房的门开了。走出来一位穿着制服的民警。

　　"告诉老李，太原路有人来看他。"那个女警察对那人说。

　　他走到里面去了，过了一会老李出来了。他的态度轻松，身体健壮，和其他一些警察不同。他没有一般公安人员习惯上的阴沉脸色，也没有在态度上使我感觉到我是个不受欢迎的人物。我比较喜欢老李，也尊重他实事求是的人格。但隐蔽在他和善的外表之中，他也比较精明和机警。几次到我家来，都表现得很有礼貌。我发觉他对任何事物，只要目光偶尔一闪，立即就把情况都了解了。当然，他和刚解放时那位大步闯入我家客厅、在地毯上吐痰的青年民警完全不同。

　　当老李进来时，我站起来对他表示敬意。他请我坐下，另外拿了只椅子柱对面隔着桌子坐下。

　　"我是住在太原路一号的。"我自我介绍。

"我知道你是谁。"老李望了望时钟，不耐烦地说，"你找我有什么事？"

"我来向你汇报，昨晚有个小偷越墙进了我们那幢房子。"

　　"有什么东西遗失吗？"

　　"楼下朱家遗失了两件衬衫，我们家只是把这块通告牌撕碎了。"我将那些纸牌的碎片放在桌子上。老李将那些碎片拼在一起，看上面写着的字。他额上的眉头皱紧了。

　　"这是怎么回事？你为什么要写这些?"看样子他真的有些糊涂。这样我就明白他不了解我那些络绎不绝的客人。公安部门作为一个机构来说，没有参与袭击我的活动。但我没有排除个别干部，多数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新提升的造反派，在幕后指使的可能。

　　整个一九七o年，造反派和新结合进来的老干部，在甲匾每个政府部门中相互共存。相互敌视和不合作的气氛中，没有什么工作可做。原来那一套不恰当的官僚制度，实在已难以使用了。假如在文化革命中新提升的造反派实施一项新的计划措施，那些新结合进来的老干部大多不了解这些情况。同时，造反派肯定不让新结合的老干部恢复他们在文化革命中所失去的全部权力。在许多情况下，新结合的老干部发现自己的职务和地位虽然恢复了，但实际上仅是个傀儡而已。造反派在行使各项权力时只当他们不在场一样。

　　"许多自称是我女儿朋友的人来看望我，老是谈论我女儿的死亡。我对他们感到厌烦。我是个老太婆，又动过大手术，我需要休息。"我告诉他。他点点头表示关心。

　　"为什么小偷要撕碎这纸牌?"老李指着桌上的碎片问我，"这不像是小偷干的。"

　　"朱家告诉我说是小偷干的。"我告诉他。

　　"好的，今天下午我到朱家去和他们谈谈。"我对他表示感谢后就回家了。

　　看样子老李并不了解有关我那一串客人的情况，因而我尚不能调查清楚谁在幕后指使打击我的计划。但我从老李没有反对我悬挂那张纸牌通告的事实中得到了一些鼓励。我决定另制一块同样的，再挂在门口。

　　我回到家里，阿姨已经来了。我告诉她去了派出所，并把纸牌的碎纸片给她看。她说， "这肯定是朱家的人撕碎的。没有小偷从墙上进来，都是些谎话而已。"

　　"朱家的人为什么要这样做?"我问她。

　　"谁知道？"她说。但我想她是知道的。

　　那天下午我过得很清静。第二块纸牌通告，没有被人打扰，也没有人敲锁着的大门。

　　第二天阿姨走后，我的决定要经受考验了。席的母亲来到我家门口。我以为她看了通告会回去的，但她没有走，反而敲门叫我。我虽然难以不理睬我的好朋友，但我必须这样做。接着她又日叫我，然后她就走了。

　　那天之后，我的外甥女带了她的小儿来了。她是我已故妹妹的女儿。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她还是个十几岁的女孩子。因为她的家庭出身问题，曾遭受到很多不幸，结果使她变得神经过敏而胆怯，她害怕得罪造反派。因为我进过看守所，她迟迟不敢来看望我，农历新年我叫阿姨去请她来我家的。所以我听到她在门外叫我，感到很奇怪。然而我仍没有去理她。过了一会，她也走了。

　　我怀疑席的母亲和我的外甥女两人，都是受人指使来试探我那张通告的。但我不能完全肯定。为此我决定去看望我的好友。

　　在我向席的母亲解释清楚为何我不能开门的理由后，就问她："你有没有读过我的通告？"

　　"是的，我看过了。但是……"她凝视着我，吞吞吐吐地没有说下去，好像她心里有话不能说出口来。

　　她不能自己说她是有人指使她来看我的。可能是因她感到有些羞愧，也可能是她怕我脱口而出随便告诉别人。她低着头看样子非常准为情。

过了一会，她说，"你对那些客人，各忍一下不是更好？晚上睡不着，你可长期服安眠药。为什么要和人争论？你不害怕他们吗？"

"不，怎么这样说，我可不怕。我要向他们反击。否则我会被气死或折磨死的。"我告诉她。那时我即使这么说，我仍感觉怒气在从胸口喷出来。由于我女儿的死亡，使我比在看守时对造反派的仇恨更深一万倍。向他们进行反击，至少能使我得到一些安慰。

　　席的母亲对我说："我们是这么多年的老朋友了，我很爱慕你。假如我说过一些话或做过一些事，是我平时不会说的或做，我希望你能理解我。生活在我们目前的环境里，我们不能永远显露自己的面目。"

　　"喔，是的。别担心！我完全明白。"我说完就告别了。

　　她陪我走到马路上："你同意我对人说因为我身体健康情况而不来看你吗？你知道我有严重的心脏病。"

　　"当然。我会因为见不到你而挂念你的。但这是最好的办法，我不愿使你为难。"我说。

　　"你能理解我，那太好了。我希望这种时间不会太长。你己要保重。"看样子她似乎放心了。

　　每天下午，我继续坚决对没有事先预约好的来访客人拒绝开大门。大德从未向我提出有关门口纸牌的事。要是他在下午来我家，他总是事先小心地和我联系好。这样，两星期之后，就再也不见这些客人来访了。

　　但是这些人要打击、陷害我的行动仍未停止，不过从我家里转到马路上就是了。有一夭，我从外面散步回家，忽然一大群小学生围着我大叫："特务！帝国主义的特务！帝国主义的走狗！"

　　我自顾自地走着，没有去理他们。但有两个大胆的学生拦住我的去路，继续对我大叫。我不能随便将这些孩子推开。所以就停下来，轻声对他们说："跟我来，让我们好好谈淡。"

　　他们都逃走了。我到居民委员会去诉苦，但他们说除非我能说出孩子们的名字，否则他们便没有办法进行调查。

　　这种反常的情况天天发生，好像那些孩子在那里准备对我进行侮辱。我把每天外出散步时间更动，有迟有早，但结果仍然一样。这些孩子总是等在那里，而远处也总是立着那个推自行车的人。每当这些孩子开始高声大叫时，那人便骑上自行车离开了。

　　虽然这些孩子使人讨厌，也会引起马路上的行人向我盯着看，但我仍没有放弃每天外出散步的习惯。我只是不理睬这些孩子，好像没有见到或听到他们一样向前走着。

　　两星期后，阿姨又发现有人用粉笔在大门上写着："一个狂妄自大的帝国主义特务住在这里。"她很恼火，要想用一块湿抹布揩掉。

　　"阿姨，让它留着。"我对她说。

　　"这太欺人了，"她说，"我们门口的过路人看了会怎么想呢？"

　　"他们爱怎么想就让他们怎么想好了。不管怎样，他们现在已习惯于看到这种讯息了。文化大革命初期，不是有许多这样的大字报贴在人家大门口吗？"

　　我按照我经常外出的时间上街，也看到那个推自行车的人立在对面马路的人行道上。他离开我不太远，我能看清他是个三十来岁留着一头乱蓬蓬黑发的青年。我也看到他自行车上有一个发亮的黄色鞍座套子。当他看见我出来，便骑上车离开了。我没有对那门上用粉笔写上的讯息看上一眼，就关上门出去散步了。

　　过了几天，一场大雨把门上用粉笔写着的字洗刷掉了。不久那些孩子也对他们的把戏感到厌倦。最使我感觉有趣的是虽然大德每天来时必然看到大门口用粉笔写着的字，但他却从未向我谈起此事。

　　我安静地度过了几天。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七日，是我从看守所释放回家的两周年。那天在初春温和的阳光下，我坐在凉台上打毛线，读唐诗。到了下午，我想起在牢房里度过的日子。回忆起每个看守及审问员，就再次使我感到在看守所里所遭受的寒冷、饥饿、以及痛苦的刑罚。我看着那将终身留在我手腕上的伤痕，使我感到好像我虽然已不是被禁闭在监狱的牢房里，但是我面对着被迫害的斗争尚未结束。我的对手仍徘徊在四周，我得继续加强警惕。

　　我心绪不佳，不愿外出，因而也打消了下午外出散步的习惯。以后两天，连续细雨。当天气转晴，太阳高升时，我急着想外出活动。

　　"你想出去散步吗？今天天气很好。"阿姨离开时这样问我。

　　"喔，当然我今天要出去的。"我告诉她。

　　"我想你把那旧的拖地木柄^{^{^[4]}}带去，到合作社去做个新的。"

"需要将那旧木柄带出去吗？"

"是啊，外面缺少木柄。你不把旧的带去，他们不肯给你新的。"

　　下午三时是我外出散步的固定时间。我带了那根旧的拖地的木柄，出发到一家合作社去。那里有几个附近的家庭妇女在打零工，赚些额外的收入。开始我未发觉是否有人跟踪。但当我走下人行道准备过马路时，突然感觉有东西在我背后重重地将我打倒在地。我背部着地，平躺在马路上。这时对面有一辆公共汽车开过来，接着当刹车尖声响时，有一个人把我拉向一边。那辆公共汽车慢慢地从我的拖地柄上滚过，将它压碎了。那位售票员从窗口对我大嚷："你为什么走路时不向前看看？你要自杀？"然后那辆公共汽车便加快速度开走了。

　　接连发生了几件出乎意料的事情，我真感到眼花缭乱，心猛跳得厉害，膝部也在颤抖。

　　"一辆自行车将你撞倒在地，那人没有停车。"营救我的人说。

　　"你救了我的命，我将怎样谢你?"我的声音发抖，听起来好像另一个人在说话。

　　"不，不，是那辆公共汽车及时刹车了。你最好到医院里去检查一下，是否有骨折?"那位好心的人说。

　　"我想我没有什么问题，就是感觉有些发抖。请你和我一同回去，我要送你一些礼物表示感谢。可能你愿陪我到附近派出所去汇报这件事故。"我说。

　　"你没有把那骑自行车的人抓住，派出所不会负责的。我还得去参加一个会议。"

"你有没有看清那撞我的人？"

"真的没有，不过我看见他自行车座位上有闪烁发光的东西。"

"是不是黄色有光的座套？"

"他坐在座位上，但好像有光在我眼前一闪。"

"他是不是长了一头乱莲蓬的黑头发？"

"是的。你认识他？"那人问我。"他是你的仇敌？"

"不，我不认识他。但过去我曾见到过他。"

"好，我要去开会了。你自己要当心，他是有意撞你的。马路上很空，他不应该撞你。而且他离开时，把车踏得很快。"

　　我再次向他表示感谢后，他在人群中消失了。

　　我回到家里，吃了两片阿斯匹灵就睡觉了。那时还只刚过四时。我睡了约有一小时就醒来，觉得全身僵得像块木板，而且又痛得难受，几乎不能行动。好不容易从床上下来，到浴室里。我想洗个热水澡会好一些，但是阿姨不在，我无法准备热水。

　　那一夜好像过得很慢，我全身又感觉很不舒服。后来阿姨侍候我在床上进早餐。她听了我谈发生的事故很感担心。她可能在私下猜测我是被人有意撞倒的，对她来说也负有部分责任。因为她曾向人提过我去什么地方的。整个上午，她似乎在淌眼泪。

　　当她为我准备热水洗澡时，我在床上读唐诗。忽然我想起胡先生和我约好今天下午来看我。虽然我很想躺在床上，但我还是起来整理了房间，因为我没法通知胡先生今天不要来。自从红卫兵采取革命行动后，在中国没有人被准许装私人电话。要打电话须到公共电话旁。那里的负责人把我们打的电话号码记下来，并能听到电话中的全部谈话内容。那负责人经常守在那里，以便把电话机锁上。

　　胡先生于下午四时来到。我将阿姨在厨房里准备好的茶和饼干拿出来请他吃。然后我告诉他我被一辆自行车撞倒，差一点给一辆驶来昀公共汽车从身上压过。我预测他会大吃一惊而对我表示同情或仅是对我表示担心。但是他却认真地对我看着说："让我来保护你！假如你同意我来照顾你，我将会多么高兴！"他似乎控制不了感情，说话的声音有点激动。

这意思是否在求婚？我还不能肯定。同时因为我一直把思想集中在考虑我四周所发生的一些事情。他对我感到有些意外，好像我的沉默不言使他感觉不好意思。很快他接着说："你认为只有年轻人才能结婚？可能我对你直率求婚使你大吃一惊，是吗？"

"咳，不，不是这意思。我认为老年人结婚是完全应该的。我想有许多女人能和你结婚会感到自豪和幸福的。我对你深表感谢。你向我求婚也使我感到很得意。但我已向我已故丈夫起过誓，我将终身保持陈太太的身份。"

　　他默然微笑着握住我韵手勉强地说："我不认识其他任何女人。我曾等着……但你别介意。我对你这种忠于你丈夫的决心表示尊敬。我对他非常尊敬也很爱慕，他是个好人。"他轻轻地将我的手捏了一下，就放开了。

　　这使人难堪的时刻过去了。我坦率地回绝了胡先生，但没有使他失面子。这可不是中国人习惯上的做法。

　　自从那天下午以后，胡先生仍一次次地来看我。他总是显得很高兴，对我也很关心。但他每次来访之间相隔时间渐渐地加长了，直至恢复到他的老习惯，每逢中国农历新年来望我一次。一九七八年他专程来告诉我他已平反，恢复原来工厂里副厂长和总工程师的职务。他在繁忙地处理文化大革命中遗留下来的种种问题，并试行全面恢复生产。

　　"我每天工作十六小时。我真想自己能再年轻些，可以多做些工作。要学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可惜我自己己不中用了。"他说着。看样子他很高兴，似乎忽然年轻了十年。

　　一九八0年，我取得护照要离开中国时，我写信去向他告别。他立即来看我，并对我说他始终认为我是希望离开中国的。但我认为胡先生从未了解为何像我这么大年龄会选择到国外去开始前途不明的新生活，而不愿安静地在祖国的现成家庭里定居下来。

　　在六十岁的年纪能得到一位富有男人的求婚，即使不是太兴奋也是愉快的。虽然我的四肢酸痛，但第二天早晨当大德来上课时，我精神仍很好。

　　我刚吃完早餐，把前门打开，就听到他从楼梯上跳上来。我看了看钟，发现他早到了二十分钟。

　　"你今天来得早。"他出现在门口时，我就对他说。

　　"我有件使人兴奋的消息告诉你。"他大笑着进了房间，"我可能不久就要去北京了。"

　　"真的?你找到工作了吗?"我问他。

　　"还没有，但我可能有个很好的机遇。"他隔桌在我对面坐下。

　　"要不要吃块吐司和茶？"我问他。因为我知道大德总是经常感到饥饿的。

　　"最好吃些吐司。"他去厨房拿了四大片吐司出来，立即狼吞虎咽地吃完。我不知他是否吃过早餐，但我没有问他。

　　大德从提包里拿出一本书来问我："你想我们今天能学习这本书吗？"

　　我看那本书是埃米菜·皮斯脱的《礼仪》。

"你为何要读这本书？这本书的内容对中国人没有用。"

"是没有用的。除非那中国人成为国外机构的外交人员。"他说。

"我明白了。"我说，"那就是为何你要去北京？你是否要到外事学院去培训当外交家？假如是这样，那祝贺你！"

　　阿姨来后，立即刭我房里，"你今天感到好些吗？"她很关心地问，"你是否仍全身酸痛？"

　　"谢谢你，阿姨！我好多了。"

　　她将桌子揩干净就出去了。大德问我，"你病了吗?''

　　"我被自行车撞倒，差一点给-辆公共汽车轧死。我以为你早知道了。"我说。

　　大德的脸发红了，气呼呼地说："我怎么会知道？你以为你所遇到的一些不幸事件中，都由我在幕后指使?"

　　"不，我并不认为你在幕后指使。这样你的功劳太大了。"我告诉他。大德一怔。自从我认识他以来，第一次看到他感觉难为情。"我认为你并不知道，只是常听人说而已。我想在我所发生的许多不愉快的事故后面指使的人很信任你。"

　　"你不懂。你认为所有的人都是义务密探?他们并非都是的。世界上并没有绝对的好人和坏人。总之，好人常常会被迫做坏事，而坏人也能做些好事。你永远也不会知道我为你所做的事情。那也没有问题。我只能说我并不是块石头。你对我很优待。我常常想除了我母亲之外，没有其他任何人比你待我更仁慈。你想我会准许别人用自行车将你撞倒被公共汽车轧大德很痛心地说。

　　"天啊！你太傻了！假如人家真的不告诉你，那可太糟了。除非你已不再受人信任，那是不可能的。"我讥讽他说。

大德问我："你能肯定这不仅仅是个事故？"

"马路上没有车辆，他不可能撞着我。不过那辆公共汽车恰巧开过，倒可能是巧合。"

　　"我看整个情况都是件事故而已，"大德争辩说。

　　"不，这个人我过去曾看见过。那位把我拉起来的人说那个人长了一头乱蓬蓬的黑头发，车子座位上有东西闪烁发光。"从大德流露出来的神态，我想他知道那人是谁。过了一会他吞吞吐吐地对我说："要是我给你一点警告，你会生气吗？"

　　"你说吧！"我将背靠在椅子上，做出洗耳恭听的神情。

　　"你是否明白有些有权力地位的人敌视你的耐力和勇气？他们觉得你藐视他们。这些人希望人们重视、害怕和尊敬他们。然而他们却感觉你在嘲笑他们。你为何不停止对他们进行藐视，随时悠然自得地表现出满不在乎的样子？"

　　"我怎样表示'满不在乎'?"我问大德。

　　"如果有什么情况发生，不要有任何反应，不要生气。看看你贴在楼下门口的那张通告，在中国没有人会干出那样的事。一个人的家如在英国，可能是所城堡，但在中国是不可能的。你为了不让人随便来看你，就不让阿姨在下午留在家里，这样自然会有人怀疑你有什么企图。你可知道阿姨搬出去住了，房管所可以收回那间空着的房间，分配给别人？"

　　"那里没有浴室，搬进来的人不能经过我的房间去浴室，他们能吗? "我问大德。

　　"你对上海人的居住条件实在一点也不了解。"大德说，"上海有许多家庭的房间里没有浴室。你应该明白房管所没有分配另一户人家到你那房间，是对你的特别照顾。"

　　"你可真把我弄糊涂了。我为什么一方面要受人攻击和迫害，而另方面又要得到特别照顾?"我问他。

　　"我只是忠告你别把问题看得太简单。现在政府的每个部门都由许多有权力的人在执行任务，他们不会长期同意你这样做。特别在目前，各种情况非常复杂。你得记住，有些人是同情你的。他们知道你是个受害者。他们对你女儿的死亡，深表遗憾。希望你能谦恭退让些，政治斗争正处在非常激烈的阶段，为何要寻求更多的痛苦?"

　　"好的！聪明的大德！我一定听你的话，要谦恭退让。但这样做生活会太无聊的，会吗？"

　　"不，生活不会感觉无聊。有许多新的事情会发生。"大德说。

　　"例如大德要到外交学院去培训成外交家。"我转变了话题说。

　　"我不是到外交学院去培训。江青同志说外交部要改组，忠于我们敬爱的毛主席教导的男男女女都要分派到那里去工作。她说'要掺沙子'。外交部长期在陈毅和周总理控制之下，它已成了充满资产阶级思想的王国。无产阶级必须打进去。"

　　"你去北京后就要出国吗?"我问他。听大德所说，我想江青要接管外交部。

　　"那我可不知道。江青同志要将造反派分配到国外每个领事馆，这肯定会产生许多阻力，将会有斗争。但有人支持，她会成功的。上海送上去的名单中有我的名字，我希望我能被批准。我的英文水平比名单中其他人都高得多。"

　　"我希望你能被批准，大德。这将使你有个突变，将会比你现在混杂在造反派之中好得多。我看他们只是一群流氓。"

　　大德的脸又红了，但他没有为他的同志和我争论。

　　整个上午我们学习了《礼仪》的基本原则。当大德离去时，他在兴奋地等待着他的光辉前程。他为造反派服务了这么多年，他深信自己会得到奖励。

　　整个一九七五年，报纸上揭发批判运动热浪滚滚。当一项题目批完以后，另一项又起来风哮雨嚎。当人民对圣贤孔子的怒气在减少时，另一种揭发批判的新题目又出来刺激他们了。极左派就这样树立了他们所谓"革命动向"，使他们的热锅永远保持沸腾。

　　有一天，仅有四个版面的上海《解放日报》，用整整的一版刊载一篇文件，批判一位著名意大利制片商安东尼奥尼所拍的有关中国生活的电影。我们的学习小组里，朗读了这篇文章，把安东尼奥尼的罪行批判得体无完肤。我们过去从未听到安东尼奥尼的名字，更不知道他曾来过中国上海，并拍过这部电影。而且那部电影从未在中国的影院里上映过，因而没有一个中国人看过这部电影。我仔细阅读了那篇从《人民日报》转载的冗长文章。后来才渐渐地明白批判安东尼奥尼的目的是针对批准他来中国拍电影的人。那篇文章断言安东尼典尼所拍的每个镜头都是揭露中国的贫困、落后及其他种种丑恶面貌。这些反应出那些准许他来拍戏的人的反动思想。这部电影也曾被几个国外中国领事馆放映招待来宾。中国的政治由人杂谈和窃窃私语。不久糖就明白攻击安东尼奥尼的真正目标是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副总理。他们两人批准他来中国拍片，当然他们也要对海外领事馆负责。

　　像这种反击安东尼奥尼的情况很多，多得无法记录。所有这些揭发不是影射周总理，便是第一副总理邓小平。他当时正在尽力恢复工厂及农村公社的生产。

　　有一天，除大德之外，仅留着的一个学生告诉我，上海共产党的头头张春桥，中央政治局委员、江青的老伙伴曾说："我们宁可要社会主义的低产量，不要资本主义的高产量。"农村的左派执行了他们的政策。宣称："我们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为了不愿落后，其他左派也宣称："我们要社会主义的误点火车，不要资本主义的准时火车。"在这种气氛之下，工人不敢勤奋工作，农民不愿下地干活。火车、公共汽车、甚至驴子都故意减速，使他们都误点到目的地。原已呈紧张状态的国民经济又一次受到挫折。由他们控制的宣传机器以及在文化革命中发展起来的密布全国的左派组织网，促使"左派"领导破坏邓小平要努力恢复国民经济的计划，把它踩在脚下。各种报刊的大标题及扩音机每天尖叫着，"反击对文化大革命的右倾翻案风！""左派"的所谓"文化大革命的定案"，意思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被定为"走资派"，这"文化大革命的定案"不能因为一九七三年邓小平的平反复职而废除。因此政治气氛更趋紧张。任何惹起"左派"不满的行动都被认为是"企图对文化大革命翻案"。他们并利用这口号来停止再为老干部平反。中国人再一次要低着头，轻轻地用脚尖步行，以免涉足于危险之地，也不敢表现任何不全面彻底服从的行为。

　　四个现代化计划，包括工业、农业、科技及军事现代化，首先由周恩来总理提出，后来由人民代表大会采纳。邓小平没有注意到四周"左派"的宣传战术，继续努力促使中国人民生活正常化，并实施"四个现代化"计划。大学院校恢复入学考试制度。但是为了对"意识形态论"让步，参加入学考试的学生必须先经过一个时期在工厂或公社的体力劳动。那些"左派"针对邓小平要恢复入学考试的决定，在毛远新当省长的辽宁省，树立一个名叫张铁生的"青年英雄"。根据报刊的报道，张铁生参加入学考试时，考卷上没有解答一个问题。但在考卷背面写了一篇文章，攻击"过去走资派"使中国后退到文化大革命前的落后状态。他总结说，"我们必须反击对文化大革命的右倾翻案风！"

　　张铁生成为"英雄"，那些"左派"的头领要鼓励中国青年向他学习。他被送到全国各地进行巡回演说，"警告"人民"反击对文化大革命的右倾翻案风"的重要性。因为辽宁省省委书记毛远新是江青的亲信，中国人民才明白张铁生的事迹全是由"左派"头领编造出来的。那个青年张铁生仅是按照他们的指示办事。

　　这样又一次使读书或研究任何科目，和文化大革命初期一样，成为禁忌。除大德之外，我仅有的另一个学生是个胆小的女孩。她非常害怕读英语。我叫她留在家里复习，只要常常当作客人来看望我，让我为她批阅作文。我也告诉大德不要在固定的时间来上课。

　　有一天晚上，我在花园里割除积霜前的玫瑰花枯茎，看见朱太太在工作的儿子立在大门口送一个男客人。他回来时，问我是否能和他谈谈，我便请他上楼。

　　"你看到我送的那位客人吗？他是王洪文副主席的亲密好友。一九六七年王洪文组织上海工人造反司令部打倒上海市委及市委书记时，他是王洪文的亲信和得力助手。以后他们就成了亲密的朋友。每次王洪文来上海时，他总是被请去喝酒进餐。"当他对我说这些话时，小心地注意着我的反应。

　　显然他还要接下去谈另一些情况，所以我就继续细听，不加任何评论。

　　"他应王副主席的邀请过几天要去北京了，他目前所处的地位能帮助你。只要他在副主席旁边说几句话；你的问题可以全解决。"他说。

　　"你想我有什么问题？"我问他。

　　"一个问题是你尚未彻底平反，另外你的女儿是在神秘的情况下死亡的。我想可能你希望对你女儿的死亡能得到报复。只要王副主席一句话，你的问题能全部解决。"

　　"你意思说你的朋友能得到王洪文副主席的帮助，为我'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我问他。

　　"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是不准许的。这不用说，王副主席个人不会对这种事情感觉兴趣。只能说是'澄清问题'或者类似的说法。当然，你得花些钱，但不会超过你能负担的数目。你的钱存在人民银行，他们知道你能付多少代价。而且你还能另花一万元弄张去香港的出口签证。"那青年说。

　　我听了他这番话，真使我大吃一惊。著名的"一月革命"造反英雄，曾打倒上海市政府及市委书记，现在又是中国共产党的副主席王洪文，竟耽迷于大额的贪污，我也体会到要是我蹈入他们的圈套，我所处的境遇将该多么危险！所以我满脸笑容地尽量用友好的口气对例说："你通过你朋友的关系来帮助我，真是太好心了。我非常感谢你。但在目前我还不想到香港去。至于我的平反问题和我女儿的死亡，我在等待着人民政府到时候会代我进行合理的处理。我随便去惊动像王副主席这样重要人物，去办理这种琐碎的事情，是太放肆了。"

　　"你知道中国的情况已经变了? "他有些不耐烦，也很兴奋。他提高了嗓子说，"要是你不在事先和一位干部私下联系好，政府不会给你解决任何问题。"

　　我看丁看开着的房门，向他做了个眼色，请他低声些。然后我说："我对人民政府很信任。那是不会错的，会吗?"

　　"要是你老老实实，那你就是个傻瓜！"

　　他像一阵狂风似的离开了我的房间，走下楼去了，并大声关上了我扶梯口的那前门。显然他感到很失望，也有些生气，因为我的回绝使他不能再在此种交易中满足他的要求。我认为他对我提出的建议，实质上是个直捷痛快的贪污案。但我也不能排除他们在设下圈套要我陷入"企图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然后定我反革命的罪名。

几天后，大德来我家时，我对他说："我已有好久没带你去餐厅了。"

"我们现在就去餐厅。不过最近所有菜单上的好菜都被取消了，它们只供应给外宾。"他告诉我。

　　"可惜我今天家中只有青菜和面条，否则我就留你在家午饭。"我知道大德最讨厌青菜和面条，因为他在孩提时候家境贫困时，每天吃这些东西。

　　"你要我帮你准备午餐吗？"他问我。

　　"菜场里什么东西也买不到。"我说。

　　"我可以通过我的朋友买到，你想吃什么tt"

　　"就买些你爱吃的好了。"我对他说，并给他三张十元钞票，比一个工人两星期的工资还要多。

　　第二天傍晚五时，大德带了鱼、虾和一只鸡。另外还有一瓶绍兴酒和两瓶啤酒。我叫阿姨留下来帮他烧菜。他们两人做了一顿十分出色的晚餐，有好几样美昧的菜肴。大德在晚餐时喝了绍兴酒，饭后又躺在我唯一的安乐椅上开始喝啤酒。

他懒洋洋地说："你说我是个好厨师吗？"

"你是个杰出的厨师。我祝贺你！现在你吃饱了，我能问你几个问题吗？"我说。

　　"你知道，你请我吃晚饭，我得付出代价表示感谢。我愿意回答你任何问题。"大德慢吞吞地说。

　　"别需要学习当前的形势。你不应该说的可以不必告诉我，但我很希望听听你对当前形势的分析。"我告诉他。

　　"我不是曾对你说过当前政治斗争形势已趋向决定性的时期。它关系到共产党及政府未来的路线问题，关系到我们能否保卫文化大革命成果再向前进，还是回到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政策。"

　　"什么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政策?"

　　"就是邓小平在执行的。"

　　"我想那些宣传所攻击的对象是周总理。"

　　"邓小平是按照周总理的意志执行的。周总理得了重病，你是知道的。现在争论的问题是谁来继承周总理的职位。是邓小平，还是张春桥？总理他自己和陈云、叶剑英等老同志希望邓小平继任总理。现在的运动是动员全国人民，要他们铭记如果邓小平当了总理，他要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右倾翻案。"大德告诉我。

　　"副主席王洪文怎么样呢？是否他要继承毛主席?"我问大德。

　　"喔，不！他只是先为江青同志占个座位而已。毛主席还活着的时候，她不可能被选为副主席。但是主席死后，她将成为他的继承人。江青同志自己想当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主席，张春桥为国务院总理。"

　　我想，上帝保佑！千万勿让这些成为事实！但对大德来说，我不能表示这种观点。相反的，我将朱太太儿子提供的建议告诉了他。

　　"你同意这样做吗？"大德站起来问我。

　　"没有，向干部行贿是犯法的。,,我告诉他。

　　"假如你已同意的话，你会失去你所有的存款，也不会得到去香港的签证。有许多人已中了他们的诡计。"大德说着，又喝了一口啤酒。

　　"那些受骗者又怎样？他们去告发吗？"

"这是'哑巴吃黄连'，他们不能讲出去，因为他们已经犯了贿赂罪。"大德狂笑着把杯子里的啤酒喝完，接着又将第二瓶啤酒打开。

"发生这种事情真可耻。"我说。

"不要当清教徒！只要金钱可以购买人们需要的东西，他们永远会要钱。当然高级领导不会得到惩罚，'刑不上大夫'，就是对大官不加刑罚。这是中国历代的传统，你是知道的！"

"能改变它吗？"

"谁来改变？这些高级干部会改吗？这是妄想！"

静悄悄地，大德喝完了第二瓶啤酒。他站起来向我说了晚安，就笨拙地向门口走去。

忽而他又突然停止，偶然地随便对我说："你是否知道周总理患癌症已在北京医院逝世了？"

"这是真的吗?"

"是啊，是真的。他死了就要退出斗争。许多案子……例如那个有关上海的政府机关和外资公司勾结阴谋叛变，你明自我是什么意思？是否已有人告诉你了？还有其他，当然，还有其他许多案子……不管怎样，"他挥了挥手，"都会搁起来！"

"为什么搁起来而不澄清？"我迫切地问他。

　　大德看样子酒已醒了。他振作起来，坦率地说："一旦上级提出了控诉，永远也得不到澄清，只有搁置起来。你休想要求上级承认控诉错了，或者犯了错误，是吗?"他没有等我回答就从门里逍遥地出去，下楼了。

　　我站在那里盯着他逐渐消失的背影发楞。可能我应该感到安心，因为我所卷入的所谓上海政府机关和外资公司勾结阴谋叛乱的案子将要搁置起来。这意味着对我的陷害将结束，我可以开始我的正常生活。但我内心上所感受到的却仅是一片空虚。我所想的是几年来白白浪费的光阴和女儿不明不白地被谋害。同时听了大德的一席话，也加强了我离开中国的决心。我知道要是一个案子不澄清而仅被搁置起来，将来等到一定的政治气候，它将仍要重复进行审查。仅仅因为上级"左派"干部作了错误的控告而拒绝承认错误，而使我这样一个清白的人将在阴暗中度过我的余生。

　　一九七五年在各种不同的谣言传说中度过。有人告诉我说，毛泽东和周总理都将死亡。江青及她的同伙希望周总理先死，所以他们控制了周总理的医药治疗，以加速他的死亡。又有人说江青和毛远新已将垂死的毛泽东和其他政治局委员彻底隔离，不准他们去看望毛泽东，各种信息都需经过他们进行联系。还说有些政治局的命令是否毛泽东本人的决定也未可知。

　　一九七六年一月份，自建国开始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的周恩来逝世了。他是个极有魅力的人，是中国共产党杰出的领导人。在中国人民看来，因为他的高尚道德品质和才干，大家都将他象征为古代历史及传说中所记载的那些永垂不朽的宰相，虽然周总理从不公开反对毛泽东在各项政治运动中的失误，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恶劣后果。他只是努力对这些后果予以缓和并加以正确处理。但是久经苦难的中国人民仍尊他为英明领袖。他们见到周恩来在运动之后能出来收拾这种烂摊子是深表欢迎的。因为他表现得合情合理而不是拒绝对妥协让步，精明能干而不是浮夸，所以和他接触过的人都感觉他不全像是个坚持相信马列主义的共产党领导人。但事实上如对他的生活，各项政策观点、言论以及他出版的著作等进行严密的审查，可以断言周恩来自从他在青年时代参加中国共产党以来，对于他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从未有过动摇。他和"左派"所不同的只是他相信那些在海外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以及外国投资，可以利用来完成他们的最终目的。

　　在中国，新闻的传布，通过人们口传比经过报刊要迅速得多。因为要在报刊上发表一项简单的新闻也要经过几个部门的批准。由于一位匆促地被邀请去北京为周恩来治病的心脏病专家突然回沪，许多本市的高级干部突然在一个不寻常的时间内集会，一次重要的活动取消，还有一个首长的电话中的的对话被下级偷听，早就传说是向全市人民公布周恩来总理逝世了。所以下午当上海《解放日报》将噩耗登载出来时，人民争着要看，不是要知道这消息，而是要看中央是怎样在报纸上公布这消息。因为从公布的方式可以反映出北京对这件大事的态度。

　　阿姨上气不接下气地从楼梯里奔到我的房间里，手里仍拎着一篮蔬菜，大叫着："周总理死了。"她给我一块黑布继续说："我拿到了这块黑布做我们带孝的袖套。市场上布店里的黑布全部已卖完了，谣言说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不再供应黑布给做袖套。因为他们不要人民给周总理带孝致哀，当那些人听到这消息时，都放弃手头的工作，拥到布店里去了。"

　　由于住在我们本地区的共产党员要求，我们的居民委员会为周总理举行了追悼会。房间里布置着居民自己做的花圈。花圈上的花是用手帕做的，因为商店里的绉纸已全部售完而上海革命委员会又拒绝增加供应。鲁英的儿子为我们小组用稻草做了个花圈的架子。朱太太和我供应我们花园里冬青树的绿叶。

　　追悼会举行得很隆重。一位久病在床的妇女坐在轮椅上由人抬来参加了追悼会，还有几位老人也由他们的孙儿女扶着来参加。这些人都是自觉来参加的，我想他们的情感也是真实的。许多人都放声哭泣，以颤抖的声音作的悼辞内容也很诚恳。这是个简单而感动人的仪式。我参加这个会议使我感觉到每个人所表现的情感都是他或她本人的原形，而不是按他人的要求雨扮演的一个角色。

　　晚上，曼萍的朋友孔来看我，告诉我电影制片厂是怎样得悉周总理逝世的消息。他说有个靠拢"左派"的人，今天早晨从北京回沪。他说得悉周总理逝世的消息后，江青曾大叫： "我过去是笼中鸟，我现在能出来讲话了。"

　　"我想她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一直在讲话。现在江青这样表示，那她还想讲些什么呢?"我问他。

　　"上帝知道她还要说什么，除非她公开表示她要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野心。"孔说，"全国各地都在散布计划暗杀邓小平，开展内战的谣言。"

　　"我说是否应从速公布周总理的接班人?"我问他。

　　"为何迟迟未发表的原因就是因为斗争在继续。上海正在计划派一名代表去北京政治局要求提名张春桥为总理。我听说张春桥的亲信已准备好口号和旗帜，准备在名单公布时欢呼庆祝。看样子他们在准备迎接胜利，"

　　"邓小平会怎么样？他现在是第一副总理。"我说。

　　"当然那些老领导都是拥护他的。"他说。

　　"在这种斗争中军队是否主要因素？"

　　"是的。叶剑英是军委主席。但我听说有些军区是倾向江青和她的一伙。"

　　在此后的几天中，除了报道中央委员会为周恩来举行追悼会之外，由"左派"控制的《解放日报》减少了有关悼念周恩来逝世消息的报道。直至北京周总理出殡的记录片在上海放映之后，上海人民才看到首都北京医院外面居民排着长龙等待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去瞻仰总理遗容。还有一百万人在北方刺骨的寒风中等在柩车经过的马路上送他去火化。有些近镜头里摄入许多老老少少男男女女，有些人还抱着不会走路的孩子，都在哭泣着立在路边耐心等待着告别。相互轻声说话，但其内容没有公布出来。

　　北京人民不顾严寒的天气在冷风中等待周恩来的出殡行列经过；他们还向"左派"提出抗议，认为他们对周恩来的丧礼处理不够隆重。那个纪录片结束时，有架飞机在空中飞翔，上海人民知道周恩来的骨灰将散布在全国的山脉和河流里。他不愿自己的骨灰保存在共产党高级干部储藏骨灰的八宝山革命公墓。因为外面谣传说是"左派"计划要反对周恩来，对他进行侮辱，不让他和江青的同伙康生和谢富治享受同等的待遇。

　　周恩来死后，江青的活动更有所增加，她不时在公共场所出现。当批判"走资派"的"右倾翻案风"继续时，受"左派"控制的报刊上出现了许多歌颂中国历史上女统治者的文章。重点是指汉朝的吕后（公元前241-前180年）及唐朝的武则天（公元624-705年）。她们两人都在她们的丈夫死后继任王位，她们两人在位时期，政绩卓著，这证实了女政治家的优秀才干。中国人民对江青这种散布自己将继任毛泽东的接班人的舆论表示惊愕。人们以传布她的男女关系混乱和任性脾气，对她口碑极差。有一次我们居委会的小组里，有位公安局的干部来做报告，说是我们不能传布有关领导人的谣言。如果听到有人传说就要去报告。虽然他没有指明哪一个领导人，但是每个人都知道江青已得悉这些有关她的谣言，因而要禁止他们再向外传布。

　　农历三月的清明节，一般是在阳历四月初。在这个季节里中国人民习惯要去他们祖先的坟上扫墓以表示对亲人的怀念。自一九四九年共产党解放中国后，清明节定为烈士节。学校里的学生都组织起来向革命烈士扫墓、献花圈。一九七六年离清明节前两天，北京人们来到天安门革命英雄纪念碑前为周恩来献花圈及读悼辞。孩子们做了朵朵白纸花挂在纪念碑左右的冬青树上，写上悼辞，向敬爱的周爷爷致敬。

　　周恩来没有子女，这在中国来说是最大的不幸。按说一般中国人民都认为他需要个年轻的妻子为他传宗接代，但周总理拒绝了这种说法。他说："所有中国的孩子都是我的孩子。"因此中国人民对周恩来更为爱慕，认为他是个道德超众的人，名声更扬。因为有的领导在进城之后，遗弃了他们的年老妻子，和城市里的青年女子结婚。

　　广场里花圈堆积如山，它们来自北京城及附近的工厂及人民公社。由农民及工人拿着成群结队地来进行哀悼，并举行仪式，安放花圈。男男女女都超誓要忠于已故总理。不久，纪念碑的阶梯及附近四周都被占用。那些送花圈的人留着不走，有些人更远道而来观望这个场面。这些男男女女，有的朗诵，用自己制成的扩音器把所写有关周恩来的诗和誓言向群众广播。其他人则听着把这些诗词内容抄下来，站在花圈上。许多儿童把一朵朵的小白花挂满在冬青树上，估计在清明那天，有几十万人来到天安门广场革命英雄纪念碑前，参加各种形式的悼念，并起誓衷心为周总理及其信念奋斗终身。那些青年人也表示要衷心继承周恩来遗志，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建设新中国。那时送来的花圈越来越多，已布满了广场四周的座架。诗词内容已不仅是歌颂已故总理了，其中许多都是将"左派"领导和已故总理对比，并为中国的最后命运将被"左派"所控制而表示担心。

　　当这种惊人的活动传之其他城市时，驶往北京的火车都载满了奉献的花圈和诗歌来到北京。火车车厢外面，用粉笔写满了攻击"左派"的标语及反对他们的大字报。火车上的列车员也不去将它抹掉，它们都完整地保留着驶入北京车站。这是反对"左派"领导的活生生的抗议。

　　向周恩来总理表示悼念的行动，很快发展为愤怒反对"左派"的群众示威活动。那些诗词内容也逐渐明朗化，大胆讽刺江青及其同伙。对北京的青年来说，每个人都必须往天安门广场一行。他们不但将诗词内容抄下来，而且还要听写那诗词作者的朗颂。并大声嘲笑"左派"，发言攻击他们。

　　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从未发生过这种活动。因为过去各项活动都是由政府组织，内容总是表示拥护政府政策。有几次，中国人民虽在外国领事馆外面示威，但也由积极分子作骨干进行指挥。在文化大革命中，除了极短时期曾出现一些无政府主义状态，但红卫兵也由极左分子领导管辖。因此当时那些"左派"头领看到天安门广场的情况非常屹惊，要想采取行动。在四月五日那个悲惨的夜晚，北京市市长，江青的同伙，命令北京民兵将天安门广场包围，由江青及其同伙控制的公安警察及民兵带着棍棒和手枪，将人民群众从纪念碑赶走。当群众散开时，民兵便开枪射击，死亡数十人，受伤者近千人。凡手里持有诗稿的人，都被捉往公安局，定罪为反革命。天安门广场被封锁。事后北京市的清洁工花了两天才将血迹用水龙头浇水洗清，将所有留下的东西清除，包括清除尸体。

　　很久以后，我才听说当时毛泽东已重病在床。对天安门广场的情况，只是由毛泽东和政治局的联络员江青和毛远新向他传达。他们强调天安门广场事件是由邓小平幕后指使。他企图贬低毛泽东，并对文化大革命进行翻案。他们表示这次事件是"走资派"反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于是，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要求通过一项决议，将邓小平副总理撤职，任命政治局新委员华国锋为代总理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结果毛泽东就指定华国锋为其继承人。当时毛泽东虽已是个年老重病的垂死老人，但他仍很机敏。他知道要是让张春桥当总理，中国将出现内战，共产党必然无可挽回地导致分裂。

　　华国锋是抗日战争时期在老家山西省参加游击战争入党的，中国人民对他并不太熟悉。他的政治经历并不太卓越，文化大革命前不久才被任命为毛泽东原籍湖南省省委书记。文化大革命开始，被定为"走资派"。但发现他对毛泽东的热忱拥护，并在毛泽东的亲族聚居地区建设了一项水利工程，因此他很快就平反复职。华国锋是个中间人物，似乎"左派"头领和老干部两者对他都比较满意。

　　第二天，上海广播电台及新闻报刊立即公布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居民也通过居民委员会的小组进行传达。天安门事件已公开被宣称是企图进行捣乱的反革命行动。此后政府报刊便再不提及此项消息，但全国各地都在口传许多有关天安门事件的可怕秘密大屠杀消息。那天从天安门广场大屠杀中逃出来的人把他们记忆中的诗词都写下来，不久这种手抄本便在人民群众中广泛秘密传阅，任命华国锋为人民政府及共产党两者的最高领导人，使各种出版报刊暂时停止争鸣。但是内部权力和地位的斗争仍在继续。市面上盛传的谣言是"四人帮"企图谋害邓小平。当他的行踪消失时，有人告诉我说他在军队的保护下住在广东。

　　"很奇怪在邓小平撤职之后，似乎对他的活动很关心。"有一天大德和我在闲聊华国锋时我说。

　　"人们仍希望他能和过去一样再出来。"我的学生告诉我说。

"可能吗？"

"谁知道？"大德说。

　　自从天安门事件以来，大德似乎显得更驯和了。虽然他仍经常带来一些对时局的评论和情况，但他从未提及四月五日天安门所发生的事件，而且他对华国锋被任命为国家最高领袖也显得有些不同看法。当他告诉我一些有关华国锋的个人出身时，他也不提及有关他就任国家主席的事。他原来的冷笑和漠不关心的神态也消失了，代之而出现的虽非忧虑也是若有所思的表情。

我们早已把那本论述"礼仪"的书全面学习完毕，而又恢复学习短篇小说。当我打开书本时，大德忽然高兴地对我说，"你愿意见见我的女朋友吗？"

"你已经有了女朋友？为何从未告诉我?"我惊奇地大叫起来。

　　"我认为要等我们订婚后才告诉你。"

"你现在订婚了吗？"

"可以这样说。但她的父亲仍反对我们的婚事，我想可能他认为我太穷了。"大德垂头丧气地说。

　　"他很有地位吗？是否高级干部？"

　　"不，他过去是资本家。"大德说。他把两眼直盯着我，好像准备听我说一些使人不愉快的话。事实上我只是感到非常惊奇，已使我无话可说了。

　　"你知道，我不去北京了。他们在上海选了两个人，他们两人都和北京高级领导人有关系。他们根本不懂外文。我想我现在最好的出路是当个中学英语教师，结婚之后在上海定居。我母亲也认为这是最好的办法。"因为他不能被重用，使他也产生了动摇。我想他已在考虑追随"左派"是否真的有前途。

　　"你能留在上海，那太好了。你一定很爱那位女友，竟愿克服困难，和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人联姻。"我说。

　　"这也并没有什么困难。中央政治局已作出决定，将十年前红卫兵冻结在银行里的私人存款及利息全部发还给他们。她的父亲可以发还数目相当大的一笔款子。他告诉他的子女如果取到那笔款子后，不等到他死，立即分给他们。当然我娶她不是为了钱，但她的父亲就是这样想。"

　　几天以后，大德带了他的女友来看我。她二十八岁，比大德大两岁，并不怎么活泼和漂亮，但很文静，富有自信力。显然她很爱大德。他敏捷的智慧和浑身是劲的品质似乎使她感觉很兴奋。我祝贺了他们，并问他们何时请我参加婚宴，她红着脸说："那还不能肯定。目前我父亲仍不同意我和大德结婚，并不是因为他没有钱，而是因为他是造反派。"

　　大德很快地接着说："我就要当教师了。外语学院正在举办考试，招收中学英语教师培训班。我母亲已为我报了名。"

　　七月份，中国北方的工矿区唐山发生七级地震，事先没有发出地震预报。因为国家地震局也卷入权力斗争的新漩涡之中。所有工作已全部停顿。结果整个唐山市百分之八十被毁，死伤居民一百万以上。受震地区包括北京及天津两地。虽然那两地伤亡并不严重，但房屋倒坍，数千人无家可归。当唐山地震消息散布到全国之后，也带来了许多有关政府处理这种突击情况笨拙的谣传。同时，根据群众认真对禽兽及昆虫的生活习惯的观察，在中国其他许多地区探测到新出现的严重地震预报。同时，大城市疯狂地建造了临时地震棚。在可以利用的每一寸空间都建造了各种类型的临时房屋。每个人都生活在歇斯底里的心理状态之下，无可奈何地等待着不幸事故的再次来临。

　　上海居民委员会进行了地震演习。每个人晚上必须开着大门睡觉。也时有虚报发生，使我和朱家全家穿了睡衣立在花园里。

　　但从未发生地震。正当全国的注意力集中在地震问题时，毛泽东于九月份逝世。

　　当时大德也已经通过了中学教师的考试，并分配到一所离开我家不远的学校里教一群十二岁左右孩子的英文。在经历了红卫兵及造反派的紧张生活乏后，大德对他的新生活感到厌烦和枯燥。虽然我们经常固定的授课已停止，但他仍来串门子闲谈。他认为我很愿意听他的消息。他也知道我没有和任何有政治关系的人有往来，所以他所说的一切不会传给和他在政治上有关的任何党员。毛泽东逝世不久，他就来看我。

　　那天下午，在天安门广场为毛泽东举行追悼会。有五十万工农兵代表参加会议。华国锋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的身份主持了追悼会，在讲台上读悼词。他旁边立着穿军装的王洪文及全身披着引人注目的黑色丧服的江青。我们的居民委员会组织居民在有电视机的人家观看追悼会仪式，我被指派到楼下朱家观看。

　　在北京的仪式节目结束后，我们就看上海由马天水主持的上海毛泽东逝世追悼会。马天水是张春桥的代理人，上海造反司令部总部的领导。文化大革命前，他是上海市副市长。一月革命后，红卫兵打倒了上海市委及市政府之后，参加了造反派。几年来马天水成为"左派"头领的亲信。当张春桥留在北京时，他负责上海市府的各项日常工作。上海毛泽东逝世追悼会在人民广场举行，时间紧跟在北京追悼会之后。

　　朱太太的电视机很小，但她将声音放得很大。这样至少在房间里的人都能听到发言。在正常的情况下，根据共产党的传统，马天水的发言内容即使不是字字句句重复，也应和华国锋的内容相仿。但我听到马天水的发言有两个重点和华国锋的完全不同。第一他说："我们必须按照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政策办事"，而华国锋却未提及"既定方针政策"。第二，华国锋运用了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曾提到的重要语录。它是"要马克思主义不要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但马天水没有提到。

　　追悼会结束后，我向朱太太道谢后便上楼了。不久大德来了，他在学校里看电视。

"为何马天水的发言和华国锋的不完全相同?"我同他，"马天水的所谓既定方针是什么意思？"

"既定方针当然是要江青同志当毛主席的接班人。"大德说。

　　"你意思说毛主席在临死前已决定了?"我问他。

　　他耸耸肩。

　　"既然毛主席要他的妻子继承他，那为何要给华国锋条子，说是'你办事，我放心'？"我又问他。

　　"是否有人真的看到那张条子？"

　　"这是报上登载的。"我提醒大德。

　　"你能肯定地说是毛主席亲自写的吗？你能肯定没有其他字条了吗?"大德问我。

　　"当然它肯定不是伪造的。"我说，想起那不易解释的字条，肯定是由靠得住的人执笔的。

　　"毛主席在临终时已不能说话，他潦草地写了许多字条。"大德说。

　　"天呀！所以没有真正解决问题。"我尖叫着。

　　"感谢我未来的岳父的意见，我已不是个造反派了，我已完全脱离他们。"大德说。

　　"我曾听说你是民兵队的队长，你仍和那个组织有联系吗？"我问他。

　　大德对我提出的问题很感吃惊，一时他曾想抵赖，但立即改变主意，不好意思地笑说："我想是朱家的人告诉你的。作为一个教师，我是知识分子。我的条件己和民兵不符。"

　　"当你是个待业青年时，你怎么符合民兵的条件？"

　　"我不是个真正的待业青年。"

　　"你曾告诉我你是的。"

　　"那是说谎，人家要我欺骗你。"

"你是否在政府组织机关里任职？"

"差不多是那样。我只是个联络员，你也可称它为临时联络员。有一次你不是告诉我不重要的人做不重要的工作，常称为小土豆吗？那我仅是个小小的土豆。"

"当你和处理所谓政府机关和外资公司企阴谋叛变的案子小组在一起时，是否是个很小的土豆？"

　　他点点头。

"你真的相信他们要搞阴谋叛变吗？"

"我开始是这样想的。"大德似有所求地看着我说，"你明白吗？我是被我所相信的人告诉我的。他们表示掌握了对你和外资公司的证据。但经过一个时期，在我对你有比较深入了解后，我方才明白整个事件仅是个阴谋。你成了共产党内部权力斗争的牺牲者，就像其他许多包括我在内的一些人一样。我失去了升大学的机会，并浪费了我多年宝贵的青春。我成了有权控制我的那些人的工具。"

"现在你已经脱离他们了，我这个案子也已经搁置起来，你已是个教师了。"

"完全正确。"

"你脱离他们的组织时是否仍给你保持荣誉？你和一个资产阶级子女结婚，他们是否会有看法？"

大德笑着说："你对这些人实在太不了解。他们听到我要离开，真是太高兴了。因为他们不必再为我找工作。我的利用价值已没有了，他们正想把我抛弃。但其中有许多人的确很嫉妒我，因为我要和一个能得到一笔数目较大的财产产的女人结婚。你想人们为何总是希望参与政治斗争？当然是希望获得较好的工作。好的工作意味着美好的生活和较高的收入。在中国，除了参加政治斗争之外，没有其他求上进的途径。"

　　"你能否告诉我女儿是怎样死的？又是谁害死了她？他们这样做目的是否为了金钱？"我自己极力控制着在说话时的悲伤情绪。

　　他吞吞吐吐地犹豫了一会儿说："你不是听说她是自杀的吗？"

　　"我不相信。你以为我应该相信7"

　　"我听说人家不是故意将她害死的。只是他们做得过火了，仅是个事故。"大德说。过了几分钟，他又继续说："我很为你伤心。你相信我，我真的为你这样的遭遇而感到伤心。"

　　"你意思说那些拐走她的人并非受命去杀害她而只是误杀？你是否是这意思？"

　　大德点点头。

　　"人家为何要拐走她?"

　　开始大德有些不愿意告诉我。但经过较长时间的犹豫后，他说："这是种常规。有些人认为要强迫她来揭发你的罪行。因为你在看守所表现得顽固不化，拒绝交代。"

　　"谋害她的凶手现在怎样了？"

　　"他们仍在附近。"

　　"他们在政府里任高级职务吗？"

"我不能再告诉你了，我已经说得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