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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平 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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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毛泽东真的死了，我却又无法提出控诉。要想揪出杀害我女儿的凶手，绳之以法，依旧困难重重，遥遥无期。
我细细地留心和分析了一下当时的局势，决定还是继续按时为我那残疾女学生授课。她因儿时患脊髓炎而致足残，普通学校不肯收她，只好一直呆在家里，由她当护士的母亲教她读书写字。那是个好学生，每次课毕，总恭恭敬敬向我道谢，以后才拄着拐杖，一步一瘸地慢慢步行回去。
每每见到她与自己的残疾苦苦作斗争时，总让我联想到中国老百姓生活中一句塞翁失马之说。重病给我学生带来了不幸，令她失却上学的机会，但同时也让她逃脱了极左派掀起的各项政治运动所带来的一些灾难。一声令下，那些健康的青年，包括我女儿，为了做个社会主义的好儿女而历尽艰难，刻苦积极地奋斗着。数以万计像我女儿这样的青年人成了牺牲品。这其中，也包括大德那样的红卫兵。而这位残疾女学生因为失学，也就无法为社会主义作贡献，从而被人淡忘了，因而也没有遭到任何不幸。
我的女学生也想和大德一样，当名中学教师，自食其力。
"我不能老靠我母亲，她马上要退休了。假如我当上教师，那么，我的工资就可贴补家用了。"在她要我帮助她准备教师招聘考试时，她如此对我说过。
给她上课已成了我的主要工作，但我仍时时密切关注局势，以等待时机向政府提出要求调查我女儿死亡原因的申诉。
我早就写好了申诉书草稿，这以后我又反复修改了多次。问题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去哪儿送呈这份申诉书。
十月八日早晨，我按时于六点起床，推开阳台门，只见一穹碧空，荡漾着絮絮洁白的浮云，是个令人心旷神怡的美好的早晨。在阳台上，我见到那残疾的女学生站在大门口。当她见到我，便向我挥手示意，要我下去。
为了不惊动朱家，我蹑手蹑足地下楼开了门，我想她大老清早地跑来，一定是有什么要紧的事。待我走到她跟前，她就哑声跟我说："我不愿让朱家知道，所以没敲门。昨天晚上，我那当民兵的哥哥突然被召去开紧急会议，说要打仗了。我想我应该来通知你一下，你就呆在家里，不要出去。"
我四下张望了一下，周围一片静悄悄，不见一个人影。我便问："打仗？跟谁呀？"
"我也不清楚。昨晚有人来把我哥哥叫出去了，他们跟我妈说，民兵要紧急集合。我们没有把这事张扬出去。但我妈和我都觉得一定要告诉你，因为你只有一个人呀。"
我感谢了她这番好意，目送着她一跛一跛的身影走远了，才进屋去。
我的学生带来的这个消息真是太突然了。我简直不能想象，哪个国家将会侵略中国，或者中国会对哪国发动武装进攻。但她明明自臼地告诉我，民兵们正在紧急集合。
我有架沪产的半导体。在天气晴好之时，晚上把耳朵贴紧它，就能收听到英国bbc及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于是，我带着这架半导体走进洗澡间，紧闭门窗，一边不停地让水箱哗哗地冲洗，以掩盖收音机电波噪声。但我什么也听不到。我向阿姨打听下菜场的情况，她只是和往常一样，抱怨买菜的难处。我就将收音机拨到上海台，希望不要漏掉任何新闻公告。随后我就摊开笔记本，开始抄录和背诵着唐诗。我认为这是让我摆脱目前这种心神不定状态的最佳方法。
白天就这样安然无恙地过去了。晚饭后，我听到朱太太在花园里大声通知去居委会开会，要大家即刻就去。我急忙提着个小凳子，随她一起穿过马路去居委会。
居委会里挤了满满一屋人，气氛很是紧张。居委会在晚上开会是反常的。大家都认定肯定发生了什么非常事件了。人人都急于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会场里不见有平时那样窃窃私语开小组会或者闭目养神打瞌睡，就是平时抽香烟的人，也不敢点烟。
等大家到齐后，一位街道党委的中年干部宣读了中央政治局的决议。主要内容是，十月六日驻中南海（清朝的东官，目前是中央首长的住所）的八三四一部队采取革命行动逮捕了江青及其三个追随者，人称其为"四人帮"。文件里说，此革命行动是由中央委员会的代理主席华国锋经国防部长、共产党元老叶剑英同意下执行的。为了保持共产党的统一团结，避免瓦解社会主义制度，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全体一致通过此项决议，立即逮捕"四人帮"。文件还说，毛泽东在世时，已觉察了"四人帮"的问题，并表示必须将此解决。
那个决议很简短。文件读完后，上边通知说因为时间太晚了，下次再讨论了。当时没有人欢呼，也没有人嘲笑，更没人出声。大家都唯唯喏喏地像进来时那样离开了。人们微微垂着头，避免让人家从自个眼神里看到流露出来的真情。大家故意拖拖沓沓，挪挪擦擦地走着，不让自己流露出一丁点兴奋的情绪，出于一种本能的恐惧，我们故意显得十分迟钝麻木。刚才所发布的最新消息实在太突然了，几乎让人不能相信。即若共产党经常习惯突然变更此道，但目前这种事态，却是从没发生过。但为了保身，还是不作出任何反应为最上策。且上海还是极"左派"的天下，市内许多干部都是江青的追随者。即便刚才宣读文件的那位，也可能是绝对忠诚于她的。上海人素来聪明圆滑，不到时机成熟，还是不愿冒险纵声欢呼的。
我和朱太太俩默然不语地回到家里，各人都在肚里纳闷。
当我们推开大门时，只见她那当民兵的儿子正当院站在那儿。
"回来了?"他母亲问。
"是的，我们已结束了。"她儿子回答。
在上楼时，我就开始咧嘴笑了，我走进自己房里把门锁上，虔诚地合掌向上帝感恩。同时我又提醒自己不要过于乐观。显而易见，"四人帮"的被捕，是共产党内部斗争的结果，它未必意味着华国锋会反击各项极左政策。我不相信，他会采取其他的领导方式来统治中国。那晚，我失眠了。我开始筹划着以后的一切：写申诉书为自己平反，并着手调查我女儿的死亡真相。
次日早晨，朱太太告诉我鲁英来过了，通知我们今天要举行全市性的盛大游行，支持中央政治局逮捕"四人帮"的决议。下午两点，我们去居委会办公室集合，领取游行所需的旗帜和标语。
我从未参加过游行。对我来说，举着小旗，振臂呐喊，集体排队操练般行走，实在太让人难以忍受。这有损我的尊严，也违反我的人身自由。当然这几年我之所以没有参加游行，是因为我是阶级敌人。现在既然人家邀我参加，我也实在难以推辞。朱太太对此则不以为然："你当然要去。这次游行每个人都要参加，没有人愿意支持'四人帮'。"
"要连续步行几小时，我走不动。"我做出一副年老体衰的样子。
"鲁英说过，老少，只要在本区游行就可以了，不会超过一小时的。"朱太太说。
假如我拒绝参加打倒"四人帮"的游行，就会让那些大德所说的"仇视"我的极左分子，趁机捞到稻草，把我划为"四人帮"的效忠者，那岂不成了天大的笑话了？那些惯于投机钻空子的极左分子，往往就利用共产党政策的突然变更，来趁机获取新的地位。有许多人就以走在一支新队伍的前列，从而成为向新目标前进的指挥者，自然无可避免地，也会出现一些失败的牺牲者。因此我想，除非参加游行，否则实在别无他法。但我暗暗希望，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居委会的大姐们，隔夜已花了不少时间准备了许多标语小旗，下午两点我们来到居委会时，它们已堆在桌上了。鲁英让我和那些平时坐在一起学习的大姐们，一起排队去取这些标语小旗。我们的队伍最短了，也最安静。队伍里的人员及他们的家眷，都是文革中的打击对象。因此我们的队伍应该比退休工人，他们的家属以及待业青年更觉得欢欣鼓舞。但是恰恰相反，我们中没有一个人脸上有笑容。这是因为我们已屡经打击，处处受压，常被训斥为打入另册的异己分子，在有的共产党员心目中，我们都是些晦气和危险的人物。因此，我们将永远被孤立起来。即使在同一个游行队伍里，我们也必须单独另成一列。尽管从表面看来，他们对我们不闻不问，但实际上，我们必须十分小心翼翼，为了自身安危而多多提防才是。
游行开始了，我们的队列排在最后面。每人手持一面贴在竹棒上的、写着标语口号的小旗，行走在马路上。我那个口号最简单了："打倒江青！"一些青年积极分子手持小红旗，也有高高扛着巨大的红旗，敲锣打鼓地引导着队伍往前走。当他们发出一个信号后，我们一排四人，就喊着口号跟着往前走。工人和青年后生的队伍，离开我们去市中心游行了，我们只是在自己居住的地区兜圈子而已。
或许我们都缺乏革命的动力，我们这支游行队伍冷冷清清，毫无生气。一个多小时后，一个青年就下令解散，大家则回到居委会放下那些标语小旗就溜回家，不再等待任何命令了。
"你知道我们差点发生内战吗?"在我们进入花园关上大门后，朱太太对我说。
"真的？什么时候?"我问。
"所有的民兵都给动员起来了，还配备了武器，他们要进军北京去营救江青，可能上海要暴动的消息已败露了。因为解放军包围了上海，迫使他们投降。我儿子说真正危险呀！"
"他很幸运，不必打仗去了。"
"就是呀。我们已经历了文化革命，要是我们的儿子再为保卫江青而丢命，那真是太惨了。"她说。
不久，我听说上海市府的极左领导都给撤了职，有人说他们已被抓起来了。也有人说他们已给隔离在某地作交代，作为将来审讯"四人帮"的征据。这些传言过后不久，上海市革委会及共产党党委的新领导人名单公布了。这些人在文革中的经历遭遇大致与华国锋相同，在文革开始时受过冲击，受到过红卫兵的揭发和批判，但不久就归队，"回到毛主席的革命队伍中来"。这一现象表明他们已认罪，并已揭发批判了刘少奇和邓小平。以后他们便被任命为高级干部，与左派领袖江青共事合作了。任命这些人做领导？意味着华国锋掌权的短短四年中，共产党并不会彻底改变政策。而基层组织中，极左分子的领导权仍未转移。
七七年八月召开共产党十一大。当时全国掀起一场批判"四人帮"的高潮，这次党代会使华国锋的权力达到了顶峰。他不仅被推选为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主席，而且也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的主席、全军总司令。在公共场合，他的肖像和毛泽东的并排悬挂在一起。报刊上称他为"英明领袖华主席"，以区别于毛泽东的"伟大领袖"。由于党内和政府中残留的一些极左分子，以为华国锋有可能作为盾牌维护他们，因而竭力促成建立新的个人崇拜。
那次的党代会重复强调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之说，同时华国锋也立誓要执行"毛泽东主席的各项政策"，"按毛主席指示办事"。
同时，党代会也任命了汪东兴--执行逮捕"四人帮"的八三四一部队的司令，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这是作为对他打倒江青所出的力的一种报酬。据说"四人帮"中有三个人，是在被邀去参加政治局紧急会议时在会议厅被捕的。江青则拒绝参加会议，汪东兴只得亲自去她寓所给她扣上手铐。
由于汪东兴忠于毛主席，热爱毛主席，因此长期来一直任毛泽东的卫队长，领导一万名八三四一部队的士兵，为毛泽东及其他政治局委员在中南海的居住处做保卫工作。
华国锋不属有能量的统治者，他的领导能力甚差。即便现在，一般群众及基层党员几乎都还不知道，他一直没有得到来自基层，乃至由他安插在各重要岗位上的干部的得力支持。缺乏这种实力基础，他是无法统治中国的。
一九七七年，中国政府的政权，实际已分裂成两大阵营：军队的司令及造反起家的。这些造反起家的，一心要贯彻"毛泽东思想"，以对抗北京的各项指示。另外由于经济衰退了，全国显得十分不景气，老百姓们目睹了党内长达十年的斗争，对共产党几乎已失却信心了。
对"四人帮"实行逮捕，有如揭开了一锅沸水，群情沸腾，迅速蔓延至全国各地。受过迫害的人们纷纷要求平反，许多个人和团体成群结队控诉上访。大批群众在市政府门口通宵达旦地集会等待领导的接见。支农的青年要求回城。众多办公大楼墙上贴满了控诉书和要求平反的大字报。
在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华国锋作出了两项决定，他同意叶剑英及其他党内元老提出的建议，为邓小平平反，任命他为国务院副总理。并同意对文革期间的一切冤案，实行全面复查。
我几次走访了上海人民法院、检察院及公安局，并投寄了许多申诉书。那些接待人员耐心地听取了我的陈述，并要我作了详尽的书面报告，但都如石沉大海，法院和检察院始终没有答复。纵使四处奔走，也还是一无所成。
一九七八年三月，我所住地区派出所的老李，带了一位公安局干都来到我家。
我招呼他们坐定后，那穿着～身褪色的解放装的中年男子，将身子往前一倾，皱着眉直盯着我说："我们是公安局的。你向公安局和检察疏投寄了许多申诉信，是吗？"
"是的，我投寄过几份控诉信。"我说。
"不是几份，"他把头一摇，"而是大批的。"他的眉结皱得兜紧了，然后他又说："你为什么如此频繁地投寄？你信任人民政府吗？怎么一点耐心也没有？"
那位干部有点厌烦地与我说着话，老李则只将两眼盯着地板。阿姨送上的茶，两人一口都不沾。
"我被非法拘捕已有十一年了，我女儿被谋害致死也有十年了。我想我的耐心已蛮不错了。不瞒你说，我虽然信赖党和政府，但文革中一些遭遇，使我对个别自称政府的化身的干部，已完完全全失却信心了。"我毫不含糊地说。
"今天我就是要告诉你，以后别再写申诉书了。你的案子慢慢会复查的。因为党的政策，是要对文革中的全部冤案进行复查。"
"我得等多久？"我问他。
"你知道我们上海有多少案子要进行复查吗？全市有一万名无辜而死的。他们的死亡，直接或间接，都与"四人帮"及其追随者有关。至于无辜被关押的，更要多好几倍。许多人至今还关押着。我们首先要审查的，就是这批案子，让无罪的人们得以释放。随后再处理像你这种已经出狱且还活着的人，其后再调查像你女儿这种已不在世了的案子。许多人正在为清查全部案子而辛劳地工作着。你要耐心等待，总会轮到你们的。"
他说的倒也有理。对政府在复查案例中所面临的种种困难，我确是了解不够。
"今天你们来访问我太好了，请代我向你们领导致谢。你们的来访，增强了我的信心。你们与我在过去十年中所接触的干部，的确完全不一样。"
"我当然与他们不一样，我自己也是最近才得以平反的。"说着他的嘴巴牵动了一下，这许是一抹苦笑吧。
"假如你自己也受过迫害，那你应该体会得到我的感受。"
"我当然了解。但当你想到你自己的损失和苦难时，也要替其他那些受过磨难和损失的人想想。那些一生为革命赴汤滔火，出生入死的党的老干部，如刘少奇、彭德怀，贺龙……以及这场浩劫中的牺牲者。再想想像我这种干部，在抗战时期就投身革命了，辛辛苦苦地为党工作，毫不计较个人得失，只因为没有按照"四人帮"的指示办事，就被揭发批斗为反对共产党，将我投进监狱。你可知道，刘少奇的夫人，也是新近才给释放出来。你必须撇开你自己个人的恩怨来看整个形势，正确对待你自己的问题。"他跟我说。
我打量着这位坐在我跟前的干部，忖度着目前他对共产党的真实态度究竟又如何呢？他那褪色的解放装棉袄的袖口都已磨破了，黑布鞋也穿得十分陈旧了。他的面色苍白消瘦，他的生活，肯定过得很是艰苦。这从他外形就可估摸到了。像他这种毕生为革命勤奋工作的中下级干都，是共产党的基层力量。假如他们都对共产党的信心发生动摇了，那么无产阶级的政权便无法巩固了。不论北京当局制定的政策如何及时正确，但它的成败，则完全要靠这些干部来贯彻执行的。
"谢谢你们的来访，我不冉投寄申诉信了。我耐心等着你们来与我联系。"我对他说。
那位干部显得很有点得意，因为他已完成任务了。他俩告辞了，我把他们送到大门口，目送着那个公安局干部踩着一辆锈迹斑斑的破自行车离去。
自从那两位干部来访后，我内心感觉很放心。这说明他们已收到了我的申诉信，不久会给我平反的。同时我心里也明白，他们之所以肯为我平反，只是因为党的政策有所改变而已。事实上从报刊中发布的有关全面复查文革案件的种种报道中，从未出现过"公正"这个字眼。即若揭发"四人帮"种种罪行，也并不提及他们是犯法，仅指责他们滥用党的政策来满足他们个人野心而已。
一九七八年夏天，我女儿被害已十一年了，上影厂的三位代表来造访我。
"我们受新成立的厂党委委托，前来为你女儿，我们的同事郑曼萍的亡故，表示深切哀悼。"其中一中年男子自我介绍，他是人事科的负责人。
我女儿在电影厂的一位教师，一个退休了的女演员，噙着两眶热泪，握着我的手说："我们都很难过，对你深表同情。"这位一度名扬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毕业生，一对眼睛就像摄影师的镜头似的直盯着我。虽然我们过去并不相识，但我知道她是上影厂副厂长夫人。
第三位是个青年，他自我介绍道："我是在电影学校里与曼萍同班同学。我代表她过去的同学向你表示慰问。"
我招呼他们坐下，阿姨送上清茶。那位人事科长对我说："这位黄坤（译音）同志现在负责复查工作。我们制片厂，在文革中共有二十九个人死亡，其他还有许多人，包括第一流的演员被打成反革命而入狱。我们尚需做大量工作来处理这些案子。"
"我女儿是怎么死的？你们知道谁该对她的死负直接责任?"我问他们。
那位黄坤说，"我们希望与公安局合作，共同来办理这些冤案。因为这里还涉及到一些制片厂以外的人。"
"调查这个案子，大约需要多少时间? "我问她。
"我们正在抓紧办理。党的政策很清楚，我们必须认真清查每件案子，哪里有错误，哪里就必须纠正。"黄坤说。
"今天我们是代表制片厂向你表示哀悼和慰问，"那位副厂长夫人对我说："假如你经济上有什么困难，可以向制片厂申请补助。"
他们在我出狱这么多年以后才想动给我补助，真是太迟了。但我知道，她也是受命于上级的。我只是礼貌地回答："非常谢谢，我没有任何困难。"随后我旁敲侧击地提醒他们："我想不久，你们会找到谋杀翁女儿的凶手，绳之以法的。"
"主要的罪犯就是'四人帮'，我们必须把矛头指向他们。"那人事科长打着官腔说。有的官员每每感觉羞愧时，就会用这样的口气讲话。
"那是当然的。不过，那个直接动手杀害人的凶手，是必须法办的。"我说。
"根据我们的记录，你女儿是自杀的。除非另外有记录，否则，我们是不能作出她的死亡还有其他原因的假定。"显然，那人事科长不愿听我说我女儿是被谋杀的。
可能黄坤发觉我有点恼怒了，因此她接着说："我不久会再来与你联系的，你看什么时间比较方便？"
"随便哪个下午都可以。"我说。
他们起身告辞了。那位副厂长夫人，再次向我表达她对我女儿的死亡感到十分难过。也弄不清这是她的真情实感，还是她本身就是个出色的演员，她竟然让我与她一起哭了起来。
这以后黄坤来造访过我多次，慢慢地我悟过来了，她是在促使我接受制片厂原有的结论。我对这个结论十分不满意，因为它没有阐明我女儿之死的真相。虽然他们已不再坚持"自杀"之说，但只是说成"迫害致死"。我可以肯定，某些部门某些人，还在包庇谋害曼萍的凶手。我曾通过黄坤为澄清这一疑点而向厂方办过交涉，但没有效果。他们只是说，政治是个很复杂的问题，现在尚未到可以把每个问题都彻底弄请的成熟时期。
在我仍与厂方办交涉时，公安局又于一九七九年十月派了三个人来找我，其中包括上次与老李同来，要我停止写申诉信的干部。
他手指一位五十来岁的矮个子对我说："这位是韩局长。"转身又指着位女青年说："这是小李。
"我们是代表政府为你在文革期间所遭的非法囚禁和逮捕，及由此所受的一系列苦难表示道歉。我们也为你女儿的被迫害致死而表示沉痛哀悼。"韩局长打着官腔说。
我给他们让了座。小李即掏出笔记本，把我们的谈话一一都记录下来。因为任何官方的出访，都必须作记录。
"欢迎你们的来访，没有必要向我道歉。我对政府毫无怨恨。显而易见，一切都是'四人帮'及其爪牙篡党夺国的罪过，致使许多无辜百姓，包括我在内，被扔进监狱里。我现在最关心的是那些对我女儿的死亡负有直接责任之辈，仍逍遥法外。"我说。
"你要相信政府和公安局。"那位公安局干部说。
"我们今天的目的，主要是讨论你个人的平反问题。"韩局长说，"我们查阅过你在第一看守所的审讯记录。你敢于为已故的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辩护，这即便是有的共产党老干部也不敢的。现在，你会感到很高兴了，因为不久中央将作出决定，要全面恢复刘少奇的名誉。"
"很高兴我们国家终于又回到毛主席的路线上了。"我用外交辞令回答着。
那位公安干部从他挎包里拿出一张纸摊在桌上，说："这是你平反结论的草稿，我们在公布前，先要征得你的同意。"
那上面书写着我的姓名、年龄。然后说明我予一九六六年九月甘七日的被捕拘留是非法的。复查委员会经过调查，证实我无任何罪行。因此按照政府的政策，必须对我进行平反。我告诉他们，我对该文的措词是满意的。
这个结论将公布于众，并送往居委会，还必须在会上公开宣读。"韩局长说。
"不久负责落实存款的委员会会通知你，你的存款连同利息，将会全部发还给你。"那位公安局干部又说。
"我只要收回本金好了。国家经济困难，我想我就放弃利息了。"我跟他们说。
"你一定得收下，这是国家的政策。,l韩局长说着，笑着就把话题扯开了，"我在牢里关了三年，你知道，那里的伙食待遇，不及你在第一看守所的。你那已是特殊待遇了。
"我早就说过了，我对这一切并不总是耿耿于怀。在第一看守所的六年半时间里，我有充分的时间可以读书和思考。我学到了许多东西。但公安局没有全力以赴地追究杀死我女儿的凶手，这令我十分失望。"
我坦率地向韩局长直述己见，但他回避与我一起讨论我女儿的案子。他只是接着自己的话题往下说："你知道吗？你在看守所可以得到特别的待遇，特别的伙食及医疗……假如你在监外，说不准命也保不住呢。"
莫名其妙！我想韩局长大约还要我为被关进监狱而感恩戴德呢。所有的官僚们都希望听好话，哪怕是违心之言。假如我耍一下外交手腕，可以顺着他的心思敷衍几句。但我受到的文革创伤实在太深了，女儿的死亡，已深深地伤了我的心，我不能这样做。我只能对此保持缄默不语。
他似乎还在等着弱讲几句好话。我们尴尬地冷场了一阵，他们就告辞了。
我把他们送到门口，再次向他们道了谢，希望他们能早日公布我的平反，并将对我女儿之死负有直接责任的歹徒，给以应有的惩罚。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离我帔捕已有十一年零二个月，我才正式得以平反。我被宣布属于非法逮捕。这个平反结论是在居委会的会上正式宣读的，然后，又将我的存款也发还了。不久，上影厂为廿九位被迫害致死的职工举行了一系列的追悼会。我的女儿也是其中之一，其他各位，多为三十年代与江青相识的老一辈艺术家。那时候，江青是混迹于上海滩的一个女明星。受害者之中，既有未让江青任女主角而遭了殃的电影导演，也有比江青才艺高超的女演员及与她有过恋爱关系的男演员。
曼萍的追悼会，在龙华火葬场举行。参加者中有她的朋友和同事，还有市文化局及电影局的代表，约总共两百来人。这两个单位都以组织及局长本人的名义送了花圈。孔及其他同学布置会场。虽然鲜花是最近才开始在郊区种植，但他们设法弄到许多鲜花，足够摆满大半个会场。正中是曼萍的遗像。会场其余空间摆满纸制的冬青和花圈。
仪式是简单而肃穆的。曼萍的老师、制片厂的副厂长夫人致的悼词。她回顾了曼萍短短廿四年生涯，列举了她在工作上的成绩以及所得到的表扬。这位副厂长夫人的发言声泪俱下，让大家都淌下了眼泪。整个追悼会上，哭声不绝，有时甚至连哀乐声都给淹没了。悼词完了后，由单位领导带头，向曼萍遗像鞠躬行礼，并一一与我握手，表示对曼萍之死感到遗憾。
追悼会结束了，孔坐着小汽车陪我回家。我们还未及离开，另一个单位，已在卡车上御花圈了，他们是下一场借这礼堂举行追悼会的。孔告诉我，所有火葬场的礼堂，已预订到一九八o年了。为了每天能接纳更多的人举行追悼会，每次借用礼堂的时间限制为两小时。为了让更多的冤案得以乎反，在第二年有些单位将几个人的追悼会合在一起举行。
孔把曼萍的照片送到房里就告辞了。阿姨给我送来一杯茶。我想一个人单独呆一会，就打发她回去了。
那晚，我辗转不能成眠。在夜的空寂之中，我静静地躺着，回忆着那已逝去了的岁月。我的女儿，在我眼皮下渐渐长大了，由澳大利亚堪培拉一个胖呼呼的圆脸婴儿，成为一位风姿绰约的上海姑娘。我终究未能为她彻底平反，我为自己无法冲破种种阻力而失望！我为在一九四九年把她从香港带到上海而自责。我责问自己，怎么看了那么多有关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的书，却还看不到个人崇拜之国的本质？
第二天，有关电影厂的追悼会见报。曼萍的名字，也在这些已亡故的艺术家之中。另外，我本人得以平反的消息也传开了。从第二年元月直到春节期间，许多人来探望我。在以往那阴郁的日子里，要与我保持距离或回避我们母女俩的亲友，现在表示出我是他们最亲热最接近的人了。他们喋蝶术休地表示为我担忧，为曼萍的早逝丽流泪，有些人想搬过来与我同住，以便可以照顾我。也有人提出，要把他们的孩子过继给我。但没有一个人企图向我解释，为什么在我最需要他们之时，没有人给我一丁点的同情和帮助。不过他们对此毫无羞愧之意。一是因为当时他们自己也陷入困境之中，二是因为这些人和其他成千上万中国人一样，生活在极左派的阴影里。他们想，我对此是能够理解的。
银行归还我的钱钞，即便不算抄走的现金，我也花用不完。在居委会支部书记处，我得悉文革中被红卫兵破坏的托儿所幼儿园，将计划重建。我向支部书记捐献了六万元人民币（按一九七八年的汇率，约合四万美金）。我还将现金作为礼物，送给我和丈夫的亲戚，还有曾经帮过我忙的青年、我的老佣人，及亚细亚老职员的遗属。她们的丈夫们，已在文革中去世了。政府为了吸收落实政策时发出的货币，在市场上投放了许多家用电器，如日本进口的电视机、电冰箱等，还组织旅游社开展风景区的游览。投放的商品价格昂贵，如日立牌二十英寸彩电，定价在两千元人民币以上。但上海市民对消费品的需求，已如饥似渴，因此大家都急着要抢购。
一九七九年新春，中美正式建交了。这种外交关系的发展，解除了人们从前学英语时所持的-种本能的恐惧。当我每天清早，去公园参加太极拳训练班时，可以看到在长椅上、走廊里、亭楼间，到处都是在大声朗读英语单词的青年。"美国之音"广播的英语课，也极受人欢迎。青年们都敢于购置高灵敏度的收音机以便收听外语广播。事实上，除了英语课，他们也收听英语新闻广播，这是毫无疑义的。因为政府并不采取措施以阻止这种倾向，即便不学习英语的人，也可以公开收听"美国之音"。过去在中国，一贯禁止收听短波，那些秘密收听的人，也绝不敢把听得的内容四下扩散传播。
现在大家不但自己听，还要公开议论。学校里英语被作为第一外语，就是只有七、八岁的稚童，也在学习英语。如今，每每碰到当年称我为"特务及帝国主义走狗"的小学生们，我也以"gool morning"和"good af ternoon"与他们招呼。
新年过后，上海外语学院英语系党支部书记，来登门邀请我任他们的英语教师。
"我是专程来聘任你参加我们的英语教学工作的。现在我们迫切需要培养外语人才，尤其是英语方面。我们英语系正在筹划扩充人员，拟招聘一批新教师。"他多少带点矜持地笑着说了一通，为当前掀起的英语热而感到欣然。
我已听说过，过去亚细亚公司有一位医生，也被上海外语学院聘去当英语教师。但我却不愿受聘，因为这会影响我出国的。无职业，是我可以取得出国护照的有利条件。因为如是，当局就不可能再以"工作需要"而来留难我的申请了。但我必须委婉地推辞掉，不致惹得他们不高兴。
"你们的登门拜访让我感到非常荣幸。"我说："你是系的书记，担子很重，却仍在百忙中抽时间来聘任我，我真觉得十分光荣。但我想我恐怕心有余而力不足。我过去曾有过一段十分不愉快的经历，而且我还动过一次大手术。"
"这些我都了解。"他说，"我已和公安周联系过了。"
"既然你已经与公安局联系过了，那你也一定知道，我是最近才获平反。我需要时间处理一些个人的私事。"我对他说。
"你愿意为人民服务吗？"
"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的著名口号。这是从一九四四年毛泽东追悼共产党员张恩德之死的一篇文章里摘录出来的名言。每当共产党对人们提出任务而不被对方所接受时，就会用 "你愿为人民服务吗？"来质问对方。
自然我不能对他说我不愿为人民服务，因此只得想个两全其美的法子来权且应付一下。
"你能同意让我在家里收教学生吗?"
"你意思是，个别给他们辅导？"
"是的。"
"我怕我们学校无这种先例。你不来学校授课，我们怎么给你支付薪水呢？"
"我可以不计报酬，义务教学。正如你所说的，为人民服务嘛。"
他沉吟了一下，说："我把你的意见带回去与学校讨论一下，决定后再与你联系。"
他告辞了。
从此再也没有声息了。我给他出了个难题，令他手足无措，却也顾全了他的体面。这样不是我回绝了他，而是他回绝了我。这是对付某些"老子说了算"的人的唯一妙策。
新恢复的美国领事馆，位于淮海路，离开我每天练太极拳的小花园很近。每天清晨我往返公园路过此地时，总看到领事馆外，站着长长的队列，人们极有耐心地等待着出国签证。我的学生们，也常会带来一些有关他们的亲友领取护照的各种情况。这时，青年人已不再议论关心江青有多少情夫，文革中到底死难多少人，而是议论某个领导人在交换留学生计划中，把自己的子女送到美国去了。现在中国欢迎海外来人的访问。来自各国的华侨，潮水一般涌回大陆省亲访友。他们带回许多消费品来馈赠亲友，并帮助文革中失学的亲属子女出国深造，特别去美国。这一着，已成为举国老少迫切的愿望，生活中的头等大事。
一九七九年，中国的政治形势一片大好。虽然华国锋仍任党和政府的首席领导，但邓小平的地位已日渐巩固。许多"四人帮"的爪牙已从各级领导机关里清除出去了，空气日渐轻松，广大老百姓对前途表示乐观。人们企待着，能重现五十年代中期开展反右以前的那种局势。
我计划在政策可能再度收缩以前，将出国护照拿到手。问题是我将以什么理由申请，这理由一定要恰当并且要保证能得到批准。因为如果一旦遭到拒绝，这一决定将记载在我的档案内，那会影响以后的申请了。
一天晚上，在我收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时，得知中国在向美国申请要求获得最惠国资格。这以前，我曾在报刊上读到过一条新闻，说美国国会曾通过一项法令，阐明最惠国称号，不能授给那些阻止家庭骨肉团聚的国家。那时指的是苏联。因为俄国境内有一大批犹太人，在等待去以色列。我料到，中国共产党也会得悉这个讯息的。因此当我关掉收音机时，不禁暗道一声：感谢上帝，赐给我机会，及时得悉这个重要新闻。看来，这个讯息估计不会在中国报刊上出现的。
我在美国有两个妹妹，上海解放时，她们都在美国求学，以后就在美国结婚定居了。一九三五年我去美国时，小妹妹还是个小女孩。我们已有四十多年未曾见面了。海伦，我的另一个妹妹，曾在两年前，伴随着她丈夫回上海，进行一次短期旅行。此后，我俩就经常通信了。我立即给我妹妹去了封信，要她给我发一封邀请书，请我去和她们一起"家人团聚"。海伦似乎对这一切十分了解，很快就给我回了一封措词恰当，并具有她俩亲笔签字的邀请书。
三月初，当太平洋的暖流姗姗来临时，湿润的春风也唤醒了路侧一度被冻僵了的大枫树。我满怀希望来到徐汇区公安局的护照及国际旅游证件签发处。待我到了那儿，我才发现，自己已迟了一个钟头。
虽然办公室要到八点正才开始接待，而当时只有六点四十五分，但大门外已排起一条长龙了。到了七点三十分，铁门拉开了，我发现自己在这漫长的队列里的位置，正居三分之一之处。我们随着这条长龙缓慢地往前移动着，鱼贯进入接待室。
我紧挨着一个女孩子的肩后进了门。其他的仍旧留在队列里，在院子里静候着。宽敞的接待室里已人满为患。有的紧挨着挤坐在长凳上，有的就在走廊里排成队列，个个都表现得文雅礼貌。八时正，办公室的门开启了，人们一个个秩序井然地逐个依次入内。凡拿到一张空白登记表的，出来时都笑逐颜开。而那些空着手出来的，神情就显得有点沮丧了。排在我前面的那个姑娘，已占到了一个座位，我就挨着她坐下。
"你想出去吗？"她轻声问我。
我点点头。
"去哪国？"她问。
"美国。"我哑着声说。
她双目一亮，眉开眼笑地说："我也去那里，去会我那从来不曾见过面的父亲。一九四九年他离开上海时，我还未出生昵。"
"是他邀请你去的吗？"
"是的。他在那里开了个餐厅。他说过如果我愿意，他可让我在那里就业。"
"你在上海有工作吗？"
"没有，我在待业。文革中我们遭了许多难，因为我母亲没有与我父亲离婚。红卫兵们说我妈妈是美国派遣特务，她在五七干校里丧了命。最近才给她平了反。"她红着眼睛说。
"希望你去美国后过得快乐。"我说。
"我还有些害怕，不知道我那继母会不会喜欢我。你说政府会批准我去吗？"她无把握地问着我，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
"噢，会的。我看你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你去过美国吗？"
"去过，那可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你看，假如我要去那儿定居，首先得作些什么准备？"
"你得找个老师辅导一下英语。"
"我现在正在用功学英语。"她颔首说。
在我们轻声聊天时，已渐渐挪近门口了。再稍稍过一会，那女孩子先进去了。不多功夫她就脸带笑容地出来了。她俯身就着我耳边说："我拿到了。"说着，就把手中的申请表扬了一下。
"下一个。"房里叫着，我就进去了。
办公桌后面，坐着一位体态臃肿肥胖的中年妇人。桌子对面置着一张空椅子。桌上除一本空白的拍纸簿、一支铅笔外，别无他有。整个房间空旷得很，无其他陈设。看上去，她的表情恹恹的。也难怪，整整的一个上午，她轮番接见了一大群以各种借口要想离开中国的来访者，这可能是件很败人胃口的差使。
"你呢？"她时我大声嚷嚷着。
我在她对面坐下，说："我想申请去美国探望我的两个妹妹。有个妹妹，我们已有整整四十四年没有见过面了。"
"你为什么要去探望她们?"
"家庭团聚嘛。我们已有多年没有见面了，希望能骨肉团聚。"
"她们不可以来上海看你吗？许多人都从美国回来探望的。"她说。
"我有个妹妹曾经和她丈夫来上海探过亲，但还有个妹妹实在太忙了，她抽不出时间来看我。"
"你在哪个单位?"她问。
"我没有单位。"我说，"我现在不工作。"
"从前你在哪个单位？"
"文革以前，我在一家外资公司工作。"
"你叫什么？在哪一家外资公司？"
我将详情一一禀告了，她把这一切全记录在那本拍纸簿里。
"文革中，我曾被非法逮捕过，但现在已平反了。"我说。
她紧蹙着双眉上下打量了我一番，我知道她有点感到棘手了。当然她这是怕自己犯错误。我怕她不肯接受我的申请，忙忙开口说："公安局的上级领导我都认得，韩局长及其他领导都来过我家。你可否先让我填好申请书，然后再由他们按政策范围来决定？"
她考虑了一下，说："好吧，给你申请表格。待填好后，连同所有指定的必要证件一起交上来。"
"我有两个妹妹的邀请信。"我告诉她。
"另外，还要带上你的平反书和户口簿。"她边说边继续打量着我。自我把韩局长搬出来后，她的态度显然要和气多丁。
我想，她一定在恩忖着，我是怎么会认识公安局的这些领导的。同时她或许也在思忖，她刚才的态度是否太生硬粗鲁一点了。她的目光仍在我脸上滞留着，一边随手打开抽屉，拿出一份申请表给我。
我对她道谢后就走了。在外边接待室里候着的人都很关心我有否领到表格。后来，一位与我颇有同感的学生，告诉我这些人之所以如此关心我有无领到表格，是因为公安局每天发出的申请表是有限额的。从办公室里出来的人领到的表格越多，那么留给还在外边候着的人的额子就越少了。
待我回到家里，却即刻大吃一惊，原来那个胖女人出了差错了，她发给我的是赴港的旅游申请书。我得再去跑一趟，向她换回来。我匆匆再赶去那里，向还候在那儿的人说明情由后，他们倒也通情达理，提前放我进去了。
我跟那胖女人说她弄错了，她就给我换了份表格，也没跟我道歉。
次日，我将仔细填好的表格及其他一些必要文件一并交到公安局。我估计起码要一年之后才可能给我答复。在一九七七年，凡申请出国的护照一般都要这些时候。但我知道，文革前申请去港的许可证，往往要等上几年，然而不管怎么说，我的运气还是颇不错的。因为那个胖女人好歹接受了我的申请。她在公安局的职务虽然不算高，但她的权力却是骇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