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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别了，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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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将申请表送上后没几天，阿姨拿给我一封来自"抄家物资管理局"的信件，是通知我去与他们联系。朱先生夫妇也收到这类通知。他们发还给朱太太几件赝品首饰，朱先生则自己动手在布满尘埃的书堆里寻觅被抄的书籍，密不透风的仓库已封闭了十多年，闷在里面的书籍都已发霉变质了。因此一经碰触，它们就风化成碎片，并散发出一股强烈的霉尘味，结果他只得两手空空地回到抄家物资管理局，虽然同意在保证书上签名，表示愿意不再追究全部抄家物资。朱太太收到了发还她、的赝晶首饰后，也签署了收条。清单上写着："戒指三只，手镯一只……"但并没注明，这是赝品。当她提出质问，要求归回她的价真货实的金刚钻戒指及翡翠时，他们却要她出具证据，以证明在红卫兵抄家时，她是确实拥有这些名贵首饰。
看来，文革中被抄走的首饰没有很好地保管好。在十年动乱中，许多抄家物资已被人拿走了。现在国家下令要发还抄家物资，有关部门也就只能敷衍一下，因此就设立了这个局来专门处理发还工作。当一些不值钱的物品归还原主后，当局就要求接受者签署收据，也就表示发还工作胜利完成了。
我并不指望能拿回什么贵重财物，但总也不能把政府机关的公函置之不理呀。因此我还是在他们预约的日期去了那里。
一位女同志接待了我。她问我要不要去仓库找一下抄走的书籍和唱片。
"我可以肯定，我的书本一定已全部烧光了。至于唱片，那倒可能还会留一些。但我也不想再拿回去了，我写张自愿上缴书算了。"我说。
"我这里还有个你的好消息。"她说着，特别加重了好消息和"你的"几个字。
她从书桌的公文夹里摸索了一下，从中拿出一张批条："你的一些装置在盒里的古玩及瓷器已找到了，上面标着你的名字。这些古董原先全放在仓库里，但上海博物馆对它们很感兴趣，想向你收购其中的十五件。因此那十五件现在已在博物馆里了。你凭这张证明，就可去仓库领回你的古董。"
那证明上写着：那些装在盒里标着我名字的古董，是属我所有的。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三日红卫兵来抄家时，我那些没有装入盒内而陈列在外的古董，它们还在吗？"我问。
"如果那文件上没有提到，那就难说了。"
"我的那些白玉珍品，它们还在吗? "我又问。
"它们与首饰归为一类，我们是在尽力打听它们的下落。"她多少显得有点不耐烦。
我向她打听其他那些东西的下落，惹她不高兴了。可能她认为，既然我已找回了那些古董瓷器，就该心满意足了。
"我只是想查询一下，因为我还有一些置放在盒里的古董，盒上也标有我名字的。"我解释着。
"你可以找回几件。"她答道。
谢谢你为我找回这些资器古董，这是一项十分艰难的工作。"我对她说。
"那是上海博物馆帮忙找的，他们想向你收购一部分古董。"
我的瓷器古董大难不死，实在让我高兴。回家后我立即给小方拨了个电话，请他帮忙把这些古董给取回来。一九六六年红卫兵来抄家时，我为了保存这些瓷器，曾奋起与他们据理力争，总算那番努力没有白花。
几天后，小方开着一辆他单位电力公司的卡车，和我一起来到市内某地一地下仓库。我把那张抄家物资管理局开具的介绍信交给门卫后，我们就准予进入那灰尘蒙蒙的、黑黝黝的洞穴似的仓库内，里面影影绰绰已有不少人了。那负责同志，让我在一张满布灰尘的长桌边等着，桌子上方，直垂着一盏幽幽的电灯。已有不少人聚在那儿了。人们满怀期待地等在那儿，不安地在让人闷得透不过气的房里来回踱着步。
工作人员将一大堆东西往桌上一搁，让我们自己来认领。
这里面有画轴、折扇，用绳子捆扎着的大小不一的盒子。每样物件上，都蒙着一层乌乌的尘垢。这是上海不计其数的冒黑烟的烟囱的功绩。其中一位男士，认领了他自个的一把出自明代著名艺术家手笔的名贵折扇，待当发现它已霉烂变质了，他长长地叹了口气，带着哭腔叫了起来。他身边的一位妇人，可能是他太太，轻声劝他将那把已失却价值的扇子丢掉算了，但他仍旧小心翼翼地将它包好带回去。
我们回到家里，小方帮我把盒子送到楼上我房里就走了。这些盒子散发着一股触鼻的霉气。我将它们打开，取出里面的古董后，就把它们丢在凉台上。有些花瓶、碗及碟子，已有疤瑕和裂缝了；有些是已破碎了，只是用胶水粘着。每件器皿上都有编号，有些还能辨认出些许模糊的字迹。造反派为了表示对有钱人的仇视，竟在一只明代的大青花瓷盆上写着"收藏者是吸血鬼"的字样。看到这些美奂美沧的文物给糟蹋到这般地步，我十分心疼。倘若没人命令把它们藏在仓库的地下室内，那连这些也都会尸骨不留的。
我放了满满一浴缸的温水，撒进一点肥皂粉，再在浴缸底上铺上一条毛巾，然后将这些文物一一放入水里浸泡着。那些业已破碎了的瓷器，在水中渐渐破裂了。我俯身用软布一一为它们拭洗着，待我清洗完毕，已近黄昏了。这些珍品中，完好无损的，还占不到一半。其中包括我那尊提花观音。它上面虽然沾满着龌龊的墨迹，但并没破裂。经洗拭后，它仍和过去一样光彩夺人。我将它端放在写字台上，自己坐着尽情地欣赏着她，好像是在与一位久别的老友重叙旧情。
我核查了一下博物馆要想收购的那十五件文物，其中包括我最心爱的顺德蓝白花瓶及苹果绿（翡翠制）的永清花瓶。它上面绘着一条凸出的蜥蜴，那立体的线条生动得似乎它就会活蹦蹦地从花瓶上跳出来。上海博物馆还要我的鸡油黄的盆子以及雕有荷花的宋朝瓷鼎。
我要否接受博物馆的收购，出让这十五件文物，还是拒不答应？在文革前，当我最后决定我的遗嘱定稿时，曾与女儿讨论过我所收藏的这些文物。她建议我写上：全部收藏的古物，都上交献给上海博物馆。但我女儿之死，及文革中出现的摧残破环文物的种种事端，已使我失却了奉献的热忱。然而由于我已决心离开上海了，而这些文物是不能出口的。从这一角度来说，不管我捐献与否，这都是一回事了。我也不愿让那些不识货的官老爷们将它们低价出让，所以我决定，将十五件古物全部捐给博物馆。不过，我也想以此提出一个条件，以了结自己另一个心愿。因为我以前所有的古董的红木座架都已不复存在了，要是我想在离开上海以前再重新欣赏一下我的收藏的话，那就必须用座架把它们陈列起来。因此我想对博物馆提出要求，请他们代我做些座架作为交换条件。因除此以外，我没有其他途径可以办到这事。
过不多久，博物馆通知我去商讨有关事宜。那位接待人员十分彬彬有礼。他们将我的十五件文物都一一陈列出来，每件都给洗拭得洁净剔透，光彩四溢。它们全给置在用白缎作衬垫的新盒子里。首先，他们请我将它们取出来再全面检查一下，随后大家就像公正的行家般对它们进行鉴定，指出它们不同一般的色彩及图案，再反复端详上面的行纹，直到他们认为已充分显示了他们的业务水平及造诣以后，才开始言归正题。一位态度还比较客观的干部对我说："我们博物馆的经费有限，所以在收购时，我们不得不经过仔细的挑选。你的收藏中有许多漂亮的珍品，但目前，我们决定只向你收购这十五件。"
"当然，你们尽可以将你们选中的十五件文物收下，它们陈列在博物馆里供大家参观，要比留在我家里的橱里有意义多了。"我说。
他们都面泛微笑。刚才那位讲话的干部，频频点头表示同意。
"我想提出一个请求，如果行得通的话，我愿将十五件文物全部作为礼物送给博物馆。"
"什么请求?"那人问。
"这对你们博物馆来说，可谓小事一桩，"我说，"我想请博物馆的木工为我制作一些座架，以能把我发还的古董文物可以陈列出来自我欣赏。当然，一切费用由我自己支付。"
他们互相间惊异地交换了个眼色，随即哈哈大笑：
"那好办。我让木工去你家量一下支架的尺寸就定了。你要做几个？是不是你所有发还的古玩文物，都需要架座？"那人问。
"当然不需要这么多。我想有十到十二个就可以了。"我说。
"那没问题。"他当.即应诺了。
"你愿将十五件文物捐赠给博物馆，那是否请你签署一份书面证明？"另一位干部说。
"当然可以。待那位木工来时，我让他带给你就是了。他明天就能来吗？"
"我现在就把他叫来，你们自己讲定吧。"那人说着就出去了。
待他领着那木工进来时，那老师傅一脸不舒畅的样子，因为这要增加他的额外工作量了。
"我手头正忙着呢。"他咕哝着。
"让这位老师傅在工作时间内做这些份外事不太妥当，这会影响他在馆内的正常工作。是否请他在工余时间抽空来做这些活计，我自己另外与他结算工资。"我提议。
"那不行。"那位干部言简意赅地说。显然他不能接受这种建议。由于他已答应为我制这些木架座，所以他就只能用命令的口气让那老木工暂且丢开手头的事为我做活。我们商定，第二天，就让他上门来量古玩的尺寸。
"下星期我们将举行一次珍品展览，将展出一批最近筹集到的珍品。但凡有珍品在我们博物馆展出的朋友们，都将邀请大家来参加预展，会后还有一场宴请，希望你能光临，"说着他送上一份烫金请帖，上面写着我的名字。这说明，他们早已认准，我会将十五件文物捐送出来的。不过也有一位医生，就是拒不出售他所收藏的一个唐代瓷枕。这是博物馆一个干部不无遗憾又有点气恼地告诉我的。
那次的预展，是在博物馆底层大厅举行的。到会的除了有捐献珍品的个人收藏者及他们的夫人外，还有不少市府领导。他们由博物馆干部簇拥着在各个一尘不染的玻璃橱窗之间漫步浏览。每样陈列品上都用卡片标明，并写着捐献者的姓名。我所捐献的十五件文物，只有四件被展览出来，它们中包括那直径为十六英寸，雕着菊花图案的顺德蓝白大瓷盆，还有那立体蜥蜴花纹的永清花瓶。陪同我的干部告诉我，因为空间有限，因此只能从每位收藏者的珍品中选择几件有代表性的文物展出。
最高级的上海市政府领导人之一，副市长张承宗也到会了。他还兼任市府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他被大批博物馆工作人员众星托月地簇拥着，以便随时可以答复他的提问。参观过后，大家便被邀请坐到宽畅的大客厅里。张副市长开始讲话了，首先他表扬了各位收藏者的爱国精神，使博物馆得以增加不少精品。他特别对一对来自美国的，代表他祖父参加这个捐献仪式的夫妇表示欢迎。他们的祖父在文革中逝世了，未能亲眼目睹他的收藏品的展出。他的讲话完毕后，一位代表博物馆的工作人虽，邀请各位收藏家至张承宗座前领奖。那位副市长起身，颁给每人一张嵌在金色镜框里的奖状及一个内装收购金额人民币的大红纸袋。这时，一位博物馆领导俯身对我轻声说："凡捐赠者，要另外举行仪式"。授奖结束后，一辆大旅游车把我们全体送至华山路新开张的一家饭店，设宴招待我们。
那对来自美国的青年夫妇及另外一位与香港商人有业务往来的收藏者，特地安排与张副市长同席。自从吸收外资的新政公布之后，人民政府对这些人的重要性的认识，已增加了千万倍。因为人民政府欲与外国公司建立业务关系，就得通过这些人与海外华侨的关系。他们可以起着沟通中国与香港及其他国家的桥梁怍用。我们其余人，就随便就座了。每一桌上，都有一位博物馆的干部代表招待我们。与我同桌进餐的各位，我都不认识。我们既不作自我介绍，互相也不交谈。上席的丰盛菜肴，也没有人畅然享用。人们只是耐心地静候着宴席的结束。博物馆的工作人员看来情绪很高，只见他们拿着酒杯川流不息地在各席间敬酒致礼。
收藏者们似都不愿与心爱的收藏品分手，因为在他们之间，已建立起深切的感情。在整个宴会中，我总是惦着那些已经上交出去的文物。虽说我一点不为此举后悔，但内心总感到隐隐的凄然。我想其他人或许也与我有同感。虽然他们都取得一笔收购的款子，但事实上，他们并不是因为缺少这笔钱，再讲付给他们的代价，也仅占市场真正价值的一小部分而已。
发现张承宗准备离席了，大家也都放下筷子。待张承宗与他的随从走出去后，大家就纷纷起身向桌上的主人握手道别，朝电梯口走去。其他桌上也是如此。待我们一直走到马路上，混杂在熙熙攘攘的人丛之中，远远离开了官气十足的现场后，方面露关容互相道别。
一周之后，两位博物馆的干部，又用专车将我按往招待外宾的上海大厦，在政府接待外宾的顶层宴会厅里，举行了授奖仪式。宽畅的大厅里；一位服务员将我领到一张置着石笔砚的桌子边，我在织锦缎缎面的来宾册上签了名。在我俯身签名时，一位摄影师为我摄了几个镜头，那些市府干部也一一依次随后签了名。然后服务员为我们打开门，将我们引入接见室。里面，博物馆的其他领导，包括馆长，接见了我。我的邻居顾恺时（译音）医师和他的太太，也参加了这次接见。顾医师是著名的外科医师，他的太太是第六人民医院的妇产科医师。他们将一件祖传的青铜器，捐赠给上海博物馆。
过了一会，张承宗副市长来了，他在专为他留着的长沙发上就座，服务员送来了清茶。我们相互谈着天气，小小地寒瞳了一番。待礼仪上的开场白过去后，博物馆的一个小干部，送上一帧配着镜框的奖状，置在市长跟前的咖啡桌上。随后张副市长作了一番简短的讲话，表扬了我们捐献古玩的爱国热情，然后起身手捧奖状授给我们。我也起立双手接过奖状，向他行一个鞠躬礼。随后他又送给我一幅国画，这是博物馆为了感谢我的捐赠热情而送我的礼物，我接过后又是一个鞠躬。
他们将那幅国画从绢制的锦盒里取出来抖开，这是明代画家唐寅的名画"芍药女"的漂亮的临摹品。它的真迹属上海博物馆最宝贵的财富，这幅画约有两码长，廿八英寸阔，复制得非常精细，临摹得几可乱真。现在它还悬挂在我华盛顿的住宅里，凡来作客的朋友，都对它十分欣赏。
授奖结束后，张承宗又与我们随便聊了几句，感谢我们为博物馆增添了珍品。此时，那位摄影师又为我们留了影，这批照片及签名簿事后部送给我作为纪念品。
服务员进来告知午宴准备好了，我们尾随着副市长进入隔壁的餐厅，围桌入席。这次午宴，是我在社会主义中国第一次见识到的最精美、最豪华的宴席。席上供应三种不同的酒，还有水果和餐后甜点。副市长及其他各位领导干部，都是温尔文雅，席间空气轻松愉快。在进餐时，副市长告诉我，他在文革中也被监禁了。当我为此表示惊讶及不平时，他说："你是否对我这个老革命也会被造反派抓进监狱而觉得不可思议？要知道，政治是很复杂的。"
由于副市长带了头，其他几位也纷纷说他们都曾被监禁过。结果我们发现：在席的十人中，只有三位未曾入过狱。
"现在大家总算都平反了。"其中一位干部说。
在副市长带领下，我们大家举杯祝贺，感谢党的英明领导，我们都平反了。
看来，市政府尽力要使我的思想情绪再乐观一点。他们原本可以在上次博物馆授奖时，就可授给我那帧奖状，不必再另外举行-次授奖仪式及丰盛的宴会，以招待外宾的规格来接待我。我想，这是因为我正在申请出国。他们希望我能保持对毛逝世后的中国一个较佳的回忆，离开中国。那位副市长所以提及他本人也曾被监禁过，也是为着让我能正确对待文革中的不幸遭际。他似乎要我了解，由于我曾受过无辜被监禁的痛苦，才得到与革命前辈及政府领导人进行交往的机会。
第二天，上海《解放日报》的一角，报道了我向博物馆捐赠文物的消息，表扬了我的爱国行动，文中也说明我没有要求索取金钱补偿。因为《解放日报》的报道，是经过政府审查的，因此我体会到市政府仍在努力转变我的情绪。
自我上了报后，名气也传开来了，那些至爱亲朋，居委会的支部书记都来向我祝贺，争相观看我的奖状，还要我把奖状悬挂起来。那些原先躲瘟神一样躲着我的人，隔了条马路也会穿过来与我招呼。鲁英几年前还对我的衣着批评过，现在却赞扬起我的仪态了，还打听我的衣服是哪儿买来的。看来，我己完完全全从过去那被侮辱被践踏的生活中走出来了。但就我本人来说，我还是我，一点细微的变化都没有，只是政策变了。
祝贺的热浪过去后，市妇联代表何同志来邀请我参加她仃女知识分子的学习班，我欣然接受了邀请。因为这样，我可从居委会无聊的学习小组中脱身出来。我希望在妇联能遇到一些意气相投的妇女。
中国宪法规定，男女平等，享受同等的权利。但实际上，男女相差还很大。虽然城市里，男女同样就业，享有同等工资和福利待遇，但出于传统习惯，妇女往往仍旧担任一些诸如纺织工、店员、护士及教师这类工作。中国的传统，妇女的地位，仍取决于她丈夫的地位。有的妇联主席和副主席，是老革命的妻子和遗孀。真正负责妇联具体事务的同志，都是党员干部。中国妇联与其他中国的机关一样，属政府机构一个组成部分，以监督、组织全国妇女的各种活动。
"我们有两个学习小组。"何同志说，"一个小组是原工商业者及著名实业家的家属。另一组是知识妇女，包括一些著名科学家的妻子。经过慎重考虑，我们决定将你编在后一个小组，想你在这个小组里，一定会找到更多的共同语言。"
"希望替我带个信给妇联领导，我对她们的热忱邀请深表感谢。这是很光荣的。"我非常有礼貌地表示谢意。
"下周三下午二时，我们两个小组联合起来举行个成立大会，会址就设在北京西路市政协礼堂。我们每周也借那里学习。政协也邀请我们参加他们各项活动。那里有一个内部商店及餐厅，可为我们会员提供方便。"她接着说。
"周三下午，我准时参加。"我答允着。
她告辞了，我将她送到大门口。刚刚关上大门，朱太太从房里踅到花园里来。
"她是妇联的何同志吗？"
"是。你怎么知道?"
"我也被邀去参加学习，但我只是被邀至区一级的学习组。你那组是市一级的。"
"我也弄不清。"我跟她说。
"假如你是在北京西路市政协开会，那就是市级了。"她说。
"反正，就是学习小组，管它属哪一级的。"我说。
"嗨，区别大着呢。如属市一级的，你就可享受许多对区一级不开放的特权。你可享受内部商店及餐厅，你就可以买到外边买不到的东西，比如高级香烟。"她告诉我。
我想回屋去，但她又叨叨地接着说："你被吸收参加市一级的学习，是因为你所捐赠的幼儿园，规模为全市第二名。"
"你消息倒蛮灵通。"我冷冷地说。
"许多人都在传，说你这样表现积极，是为了想买一张出国护照。"她说着，看看我有何反应。
"你的意思是，那些人相信政府的出国护照是可以贩卖的？你可见过那些贩卖护照的人?"我表示对她所听说的话有所怀疑。其实，我对她所说的很感兴趣。有些中国人既敏感又爱讥诮他人。他们喜欢把自己表现得宽容高超，而骨子里却是唯利是图的。
朱太太慌了，忙改口道："没人说人民政府卖护照呀。"
"这样说来，就没有人能买到护照了，是吗？"不待她回答，我就进屋了。
我想朱太太在嫉妒我，因为在她眼里，我已位居于她之上了。
政协是统战部的一个组织，是争取全国团结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推选出来的政协代表，在政治活动中并无实权。理论上，他们可以进行"协商"，上海的政协会址设在原来属于著名的张家花园①[5]一部分的一幢华屋里。这所房子非同一般，有其特殊的历史意义。一九一一年孙逸仙创立国民政府之前，曾在此召集各方志士仁人举行秘密会议。现今园中的池塘和亭台楼阁都已不见踪影，另外又增建了不少楼房。这所房子底层就成了会议厅，楼上全部是会议室。进入走廊就是"内部"商店，花园另一角就是餐厅。两者都是不计利润，由政府经办，为照顾代表而设立的。
政府对妇联学习小组的成员，其实并不重视。我们所以能得到一些优惠，是因为市政府要适应当时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统一战线的形势及当前的"开放"政策的需要。我们小组的成员，几乎都有海外关系。政府优待我们，是为了争取我们海外亲友的支援，并想在西方民主世界，树立人民政府宽宏大量的形象。出于这种照顾，我得以享受些微的优惠，即便如此，我的亲戚和朋友，依然对我非常嫉妒。他们直率提出要我在内部商店为他们购买东西，或从餐厅带回特殊的食品等等。不久，我发现我们小组成员都面临这种烦恼。直到我离开上海后，才卸下这副重担，这令我真是舒了口气。
阿姨对我参加妇联学习十分自豪，她觉得我总算熬到了头，不仅回到了人民的队伍，还被政府选拔至特殊小组去参加学习。学习班举行成立会议那天，她提早为我准备好早餐，并围着我转了老半天的圈子，看我是否穿上她指定的衣服。
"我看你还是穿那件浅灰色的，你穿上很合适呢。"她建议道。
"不穿戴青的？"我从衣橱里拿出另一套衣服。
"不，浅灰的好，穿了更年轻。我看你最好再染一下头发，这样你就显得更年轻了。"
我把那套藏青的衣服放回橱里，换上浅灰的。她满意地笑了："明天，把见到的给我说说。"就喜孜孜地回厨房了。
约有七十位从中年到七十岁左右妇女参加了学习班成立大会。那是一间宽畅整洁的会议室，阳光透过高敞的窗户注入室内，洒满了满满一屋。每人都斟有一杯滚烫的绿茶。妇联一位副主席，首先对我们的到来表示欢迎，并向我们讲述了四个现代化的计划。这是已故周总理在党的"十大"上提出，经过毛主席批准的。随后她又歌颂了一番英明领袖华国锋打倒"四人帮"，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计划开了路。她与其他党员干部所讲的一样，重复了一番空洞的大道理，所用语气措词几乎与中央首长及共产党决议中的一模一样。
大家对副主席的发言报以掌声表示同感。此后，一位五十出头的妇女，穿着一身漂亮的黑色套装，起身发言。她主要汇报了一下最近随丈夫，一位原工商业者，去美国旅游探亲的经过。首先，她为她暗哑韵嗓音表示歉意。她解释说自她回国后，到处有人请她讲话，以致她的嗓音都喑哑了。为什么到处都要请她去讲话呢？听了她讲话的内容后就可以明白了。她把美国的生活形容得一文不值；酗酒、吸毒、抢劫、杀人，昂贵的医疗等等。还告诉大家：她的丈夫在美国虽然找到了高薪工作，但仍决心回国，继续在他那已合营上交给国家的工厂里任总工程师。又说她丈夫最大的心愿就是为四个现代化服务。她发言完毕后，大家报之以热烈的掌声。
这样的发言显然是一种鼓动，而并非对美国的诽谤。政府可能为美国领事馆门前那长龙般的等侯签证的队伍感到羞愧。她的发言，可以对那些想移民出国之众，降点温度。事实上，报纸也报道过赴美企图定居的青年，无论寻职及适应当地社会都颇感困难，他们因此颇觉失望地回国了。让他们感动的是，原单位依旧热情接纳他们，支部书记还向他们表示热烈的欢迎。此类报道的结尾部分，常常是以这些青年誓言要努力工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献身之语作结束的。
我在这个小组参加活动，前后约有一年多时间。我们学习各类文件及首长讲话，与政协委员一起听有关文化工作及国际形势的报告，我还约束控制自己去内部商店及餐厅购物进餐，以致不滥用国家照顾的优惠来谋私利。
我们组里共有三十二位组员，平均年龄不超过六十岁。小组长是七十高龄的副市长夫人。何同志是指导学习的两位党员同志之一，她们分别担任记录和引导启发学习的工作。副市长夫人是位经验丰富的组长。我们这些小组成员，也十分知趣乖巧，大家都懂得怎样鉴貌辨色，因此每次学习都是十分自觉，从没有使何同志她们难堪过。
我在里弄的小组里是从不发言的，但在这个学习小组，每次都要讲上几句了。一般是由一位约五十左右的最年轻的学员，先读一遍要讨论的文件，随后大家就进行讨论。发言很热烈。如果每次都不发言，会被认为是政治觉悟不高的表现。但第一个发言的人，可能容易说错话；而最后发言的，便可以重复别人讲过的并已验证为正确无误的观点了。
每次读完文件后，就是几分钟的冷场，大家都怔怔地盯着自己跟前的笔记本，好像在思索文件的内容。随后，小组长，副市长夫人，便作了一番解释，启发大家如何开展讨论。再经过一段冷场后，总会有一位比较胆大的，先呷口茶，接着就开始抬头发言了，这以后，其他组员才相继开始发言。我往往在讨论进行到一半时才发表一些泛泛之谈。但有时却还是不行，想要装聋作哑混过去。这时，何同志或另一位干部，总要转向我："你的看法呢？"这样，我就只能想一点话出来说说了。小组会发言，也是一种艺术。自然是不能彻底暴露思想的，但要想把同一观点，以不同的语句来重复多次，那可也不容易。因此我们往往宁可发言让人腻厌，也不愿敞露什么标新立异的不同观点。
以后我对何同志熟悉一点后，发现她倒不像其他党员领导那样，对我们这种人持什么偏见，因此我就要求她帮助我，将谋害曼萍的凶手绳之以法。她十分同情我，并把我介绍给统战部书记处的一位女干部。一天晚上，何同志将那位马同志带到我家里来。
我将女儿被害的情况向她详细叙述了一番，马同志同意将此案全面向上级汇报讨论。几天后，她又与何同志一起来我家：
"领导让我来跟你说一声，你女儿的案件，不久将重新审理。上海有许多这种不明不白的死亡案，很多家属都要求政府重新复查。比如说我们的前任妇联主席，也说是自杀身亡的，现在她的家属也提出疑点和证据，证明她是被谋杀的。好多年前的案子，是很雉查个水落石出的。即便你能证明这是非自杀身亡，也必须得有人能指出真正的凶手。谁会有这个勇气来举手指责另一个可能仍和他在同一单位工作的人，就是杀人凶手呢？即便有人出来揭发了，我们又凭什么可以相信他昵？"
"这问题确是很棘手的。"我承认，"但是只要政府有决心，我想抓出真正的凶手也不是不可能的。"
"你要稿信党，相信政府。不久的将来，对文化革命，会有真正公正的评价的。这一来，我们这些清查遗留工作，就容易开展了。"马同志对我说。从她的话语中，我听出当时对文化革命还未全盘否定。那些犯罪的造反派还逍遥法外，因为他们正是借助文化大革命无法无天。马同志虽然没有明说，但老百姓也明白，许多造反派都入了党，当了官。要想与这些党内领导交锋，较之与普通老百姓打交道困难多了。
她们告辞了，我将她们一直送到大门口。我对她们的诚意十分感谢，我答应她们，我会耐心等待的。
冷不防这时发现朱太太，原来她一直伫立在黑黝黝的院子里。待我关上大门后，她便走过来招呼我："你们在谈论你女儿的事吧？"她问我。
"是的。"我说。
因为我常在政协的内部商店为朱太太购买高级香烟，因此我们之间的关系已有所改善了。
"我儿子告诉我，谋害你女儿的那人已给抓起来了。他好像还牵涉到其他一些人命案呢。"
"你儿子怎么知道的？"
"好像是他们民兵队里的人告诉他的。"
朱太太的消息让我十分震惊。为了证实一下，我请她儿子上我这儿来一下。
晚上他来了。但他似不大愿意提这件事，而且绝口否认他曾与母亲谈及过此事。"我妈弄错了，她极本把情况搞糊涂了。"他说。
我也不太相信朱太太的话，只权且当它是长舌妇的无稽之谈。我想要是那凶手已进了监狱的话，公安局一定会通知我的，而马同志也一定会了解的。但事实说明，朱太太儿子的消息却是正确的。在我离开上海一个礼拜之后，市政府对那个凶犯，在文化广场召开了公审大会。其他五个被害者家属都出席了公审大会。香港大公报及其他左翼报刊都报道了这次公审的实况，凶手被判处死刑，缓刑两年。
此时我人已在香港。在一天早晨打开报纸，掠入我眼目的，就是这条新闻。我女儿的名字，也列在被害者的名单之中。此时我方才明白，为什么市公安局有意要让我在对该凶犯公审前批准我离境。他们不希望我参加这次大会。文化广场有着上千个座位，他们邀请各方面代表出席这次公审大会。受害者的家属可以坐在前排，还可上台对判决和处刑发表意见。中国还没有废除死刑。根据中国法律，凡判死刑的杀人犯，必须在宣判后立即执行。公安局有关领导很清楚，要是我在现场的话，一定不会同意死缓的。因为缓期执行意味着两年后即可获得自由①[6]。
一九七九年，对邓小平和中国共产党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一年。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运用了马克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理论，为他的改革打通了道路，改革了中国经济体制。邓小平去美国访问时，受到美国人民的热烈欢迎，推他为当前世界上有卓越才干的领导人之一。他对入中国边境的越南军队，进行了"自卫反击"战争，从而激励了共产党员及广大群众热血沸腾的爱国热情。这样一来，使极大部分的军队领导相信，目前也需要在毛泽东有关人民战争理论的基础上，进行军队现代化的改革。
邓小平实施的经济体制改革之一，是对外资公司实行开放政策。英国石油公司，是第一个在上海开业的石油公司。后来我在《解放日报》上也读到其他石油公司，包括亚细亚跨国石油公司也被邀参加海上石油勘察。这时我有一种预感，即取得出国护照的希望更大了。我对此信心很足，同时不再教授英语了。不过，到我真的告别上海，这其中还有九个月的时光。
一九八o年二月，又逢阴历新年。我计划这回要好好热闹一番，因为这可能是我在上海的最后一个春节了。我邀请了我的学生，帮过我忙的年轻人及他们的孩子，与我一起吃了顿西式菜--上海人称之为"大餐"。我和阿姨一起做了三十客汉堡猪排及番茄奶油汤，我再在一家国营西点店定了三只大蛋糕作饭后甜点。那天我这里挤了一屋的客人，床也让我给拆了，大家团团席地而坐。饭后，又涌到花园里去大放鞭炮。我的客人们，特别是孩子们，十分尽兴地在那儿热闹了两个小时。噼噼啪啪的爆竹声响彻四方，五光十色，绚丽多姿的火光和焰火，映得夜空一片辉煌灿烂。惹得包括朱家的在内的邻人们都启开窗户或倚在阳台上观望。但是或许有人对此有意见了。因为两天后，我在路上遇见老李，他问我：以那晚你们怎么了？那样吵吵闹闹的。"
"放焰火欢度春节呀。"我告诉他。
"有必要放这么多焰火吗？"
"哦，我们那是庆祝双喜临门。除了欢度春节外，还庆贺我们在越南打了胜仗。"
这时，我身边逐有一位青年朋友。待老李走了，她就问我；"你有没有听到人们对越南战争的议论？"
"没有。他们都说了些什么？"
'"她们说邓小平命令打越南，是为美国过去在越南的失败而报复。早在他访美时，就与卡特总统作好秘密交易了。"她轻声对我说。
"这像是'四人帮'残余分子散布谣言，别信他们，也别传播。"我跟她说。事实上打那时起直到现在，邓小平依旧在承受党内反对者散布的各种谣言及压力。
我的年轻朋友说："你说得对，上海确实还遗留不少'四人帮'的爪牙。但人心所向，都归邓小平。你看过《甲午战争》这部电影吗？"
"没有。它讲些什么？"
"当影片里那位海军司令邓世昌出现在银幕上时，大家都拍手欢呼。这是在微妙地表示对邓小平的拥护。"她说。
我听了后，感到好生奇怪。过几天，我就去附近的一家电影院里观看这部影片。果然，正如她所说的，当那位海军司令在银幕上出现时，观众们都大声欢呼着。那位海军司令的部下，都称他为"邓大人"。
那年春节前夕，我收到一张来自市革委会的烫金请帖，邀请我去上海展览馆参加春节联欢会。每张请帖准许两人进场，所以我让那位年轻朋友陪我去。那天天气很好，为着节假日期间的公共汽车特别拥挤，我们宁可冒着零下的气温徒步而去。
我们来到了展览馆，一辆辆轿车，打我们身边嗖嗖而过，屁股后扬起的阵阵尘埃，落了我们一头一脸。大厦外的停车场里，停满了由专人驾驶的轿车。但多数来宾与我们一样，是步行进入会场的。看来，似是上海的头面人物，都应邀而来了。我猜想我的名额，可能是由妇联报上去的。因为在人丛中我看见小组里有好几个人都来了。
在入口处我们出示了请帖，就走进大厅。里面开足了暖气，室温很高，反而让人觉得不舒服。因为我们家里都没有取暖设备，所以对此很不习惯。燠热的空气，令我额上都淌起汗来了。我们赶快把棉袄、毛衣及短大衣脱下，让它们高高地堆在存衣处一大垛众人脱下的衣服上。那个年轻朋友急于要去看展览馆里的内部商店，这家商店为上海市民所熟悉却又无权享受。
她告诉我，她曾向自己的朋友和邻居炫耀过，她将随我来参加这个联欢活动，所以他们都要她趁此机会，替他们购买一些期望已久而在普通商店根本不供应的物品。
我跟她说我们是来参加联欢活动的，那至少总得各处露露腔敷衍一下，再去内部商店。她很顺从地答应了，颇不耐烦地跟着我勉强在大厅四处兜了一下。人们有的在做游戏，舞台上正在上演文艺节目，自助餐厅供应各式点心。因为到处都是熙熙攘攘的人群，我们就溜出去了，直奔那富有诱惑力的商店。
令我那小伙伴沮丧不已的，不但因为里面挤得水泄不通，而且工作人员己在限制入场人数了。我们得在外边排队等候。
待轮到我们被准入内时，货物已有一半售罄了。但我们仍购了价值数千的商品，从开司米大衣到不锈钢有柄锅。我们每人都提着鼓鼓的四提包物件，因此当我们回到入口的存衣处时，已是摇摇晃晃，狼狈不堪。在馆外，根本就叫不到出租车，也没有三轮车。于是，我那小伙伴只好打电话回家，让她两个弟弟骑着自行车来"援助"。我们伫立在外边凛冽朔风之中等着她弟弟，另外也有不少夹着大包小包的，与我们一样索索候在刺骨的寒意之中。唯独那些享有专人驾驶座车的人，却是仪态潇洒，轻松自如，没有大包小包之累。因为，他们自有他们那个级别的内部供应来源。
春节后两天，我们马路两边的弄堂里，开始筑起临时房屋。它们只是用木杆、竹竿及破砖碎瓦，靠着花园围墙而支起的临时小棚屋。弄堂里的树木，都因地制宜地被圈围起来充当屋柱。不久，树上韵叶子都脱落了，树干也枯萎了。这种小棚屋都一一分配给各个家有数日的住户。里面没有自来水，也没有厕所。起初，居委会要求我们不要将大门关闭，以便可以让他们使用我们花园里的水龙头。但后来，接二连三有住户报告丢失东西，因此才专门在每条弄堂里的尽头安上个水龙头供他们使用。每天清晨有一个清洁管理站的女工，到他们这里来倒马桶，那散发出来的恶臭，实在令人难以忍受。
朱太太告诉我，在弄堂里搭建临时房屋之事，是由一位在文革中爬上去的区政府干部决定的。她之所以选中我们这条弄堂来安置这些拆迁户，是因为我们这里的住户们--从前的阶级敌人及资本家们，过得太清净太舒服了。因此在我们之中掺进大批无产阶级，对我们大有"好处"。我听了后很为此吃惊，问朱太太为何大家都不吭声，朱太太说："准敢得罪这些新上来的官？苦头还没吃怕？"
紧捩着我们大门两侧，都各有一间小棚屋，开始时，尚勉勉强强还留有个走道让我们进出，但渐渐地，连这巴掌大的一块空地，都被他们堆起了杂物，上面还盖上破塑料布及已发臭的草席以遮灰防雨。此时，那过道已被蚕食至只剩两英尺之宽。
男孩子们在我们门前随地小便，晾衣绳径自横穿我们大门拉出去。从早到晚，这里噪声不绝，还夹杂着收音机播出的不同曲目。我们那"太清净太整洁"的弄堂，当然已不再清静也不整洁了。花园里都没法去，也没这胃口去凉台上伫立一下。但朱家与我都对此心照不宣，敢怒而不敢言。我们都十分清楚，"阶级斗争"这根弦，仍然还潜在，那些受极左哲学思想影响根深蒂固的官员，不可能即刻有所改变的。这已成为他们一种第二本能了，他们根本不可能懂得以其他思想方法来代替那已习惯成自然的思维。所以说，要不是共产党上层领导勇于全面、彻底地摈弃那"左"的一套陈词滥调，那些顽固不化的极左分子根本不可能从他们的官位上给撤下来，以便让新鲜的血液增补进去。这些对此心怀叵测的干部，也就必然一有机会，便要重弹极左老调，以对抗他们认为是背叛了社会主义及毛泽东思想的邓小平的新政策。目前，邓小平的权力较之一九八o年，已大大巩固了，但那些顽固的极左分子，仍是他面临的魂棘手的难题。从另一方面说，只要这个症结不解除，那么一旦邓小平离职后，中国的情况，仍会有突变的可能。
我与朱家虽说已获平反，但我们在社会上地位尚属不稳，因此我们愿与这些新邻居和平共处，甚或尽可能给予他们各种帮助照顾厩，以提供他们方便。比如，我们让他们把食物置放在我们冰箱里，还借给他们扫帚拖把之类。那位女造反起家的干部，没将那小棚屋安在我们花园里，已是谢天谢地了。假如她要这么做，我们也是没有办法的。
可能弄堂里其他那些不属过去的阶级敌人或资本家之类的，便没我们这般驯服了。因为鲁英跟我和朱太太为此打了招呼，而居委会也告诉大家，说那幢住宅大楼正在营造之中，是专供这些拆迁户居住的，待大楼竣工，他们就将搬回去了，这条弄堂就会恢复原状的。
自一九七八年以来，我接待了好几位来自国外的亲友，其中包括我的妹妹海伦及她丈夫。当我在文革中大难不死的消息传到欧洲及北美后，许多朋友都给我写信问好。一九八o年七月，我收到老朋友约翰·埃特斯爵士(sir.john addis)的来信，他告诉我，他将访问中国，并在八月份抵达上海。他问我，届时能否与他见面。约翰·埃特斯是个汉学家，他很欣赏中国文化，对此颇有研究。我与丈夫早在四十年代就结识他了。五十年代他在北京任英国驻华代理大使时，常来我家作客。后来他任驻菲律宾的英国大使时，我们也是常有交往的。一九六五年他到中国来休假时，也来上海看望我。也是位有名的瓷器收藏家，他的许多收藏品，都赠给大英博物馆珍藏。我很愿意听他对我所收集的珍品的评鉴。
一九七二年我还在因监时，在报上读到，他被派往北京任首席大使的消息。一九七三年我出狱后，当时的形势，无法使我与他取得联系。然后在一九七四年，还是从报上得知，他离开北京告老退休了。这次收到他的来信，我当然十分希望能与他见面；但我又不愿此事令政府对我生疑，以至影响了我的出国。因此，在答复约翰以前，我就去向户籍警老李请示了。
我在派出所找到老李，他从里面办公室出来，隔着桌予在我对面坐下。我说："我收到一封原驻北京的英国大使一封信，他是我的老朋友。他将要来上海访问。现在他写信来问我，能否与我见面。"说着，我便把他的信拿出来逐字逐句地译成中文读给他听。
老李听完后，一言不发。我便问他："你看我应该见他吗？"
"那你自己决定，这是你的私事。"老李说。
"你的意思是，我应该见他？"我又问他。
"假如你不见他，他不是会觉得很奇怪吗?"老李说。
"你认为，我应该与他见面？"我说，试探着他究竟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并没这么说。要不要见他，这纯属你个人的私事。"他颇显不耐烦地说。
"我想听听领导的意见。约翰·埃特斯是一位大使，不是那种教师之类普通人，他是个政治人物。"我告诉老李。
"我不能对你的私事发表意见。"老李说。
"好吧，既然这样，我还是写信告诉他我不能与他见面。"我说。
"我又没说你不准见他。"
"那么我应该见他？"
"这完全是你自己的事。"老李说。
我蓦地悟过来了，我这是给老李出了个难题了。我已领会，他是同意我与约翰见面，但又不愿负公然表态的责任。因此我就说.："好吧，那我就写信告诉他，我要与他见面。" 。
老李笑着说道："那完全由你个人决定。"
"你看我可以请他来吃饭吗?',我问他。
"你那阿姨做的莱，适宜招待一位大使吗？另外，你们门口外那些小棚屋怎么办呢?他在文革前来过你们家，这样一来，他对你现在的居住条件又会有什么想法呢？"他在不觉中提醒我的几句，倒显得很实在。
"好吧，那我带他去饭店吃饭。谢谢你对我的提醒。"我从条凳上起身打算告辞了。
老李也起身说："我又没说什么，"他说。"这完全是你个人的私事。"
"反正，我感谢你听我汇报了这件事。至于约翰来沪的具体日期，我会及时向你汇报的。"我说毕，就回家给约翰写回信了。
七月底一个炎炎的暑日，我收到一份来自公安局的印刷信，通知我去面晤。待我赶到那里，接待室除了我外，还有一个小伙子。他显得很是焦虑不安，一味在几张长凳间踱步，并不时撞在那些凳角上。看见我进来，他就问我："你来这儿是领取护照吗？"
我点点头坐下。他在我跟前站定，紧张地问："你想你会被批准呢，还是被退回？"
"我想很快就会知晓了。"我说。
"如果被退回了，还可以再申请吗?"他问我。
"还是坐下来安静地等着吧，我不知还可不可以再申请，待轮到你时，可以去问问他们。"我跟他说。
他兀然坐下，双目却紧盯着那紧闭着的房门。门开启了，他猛一下跳了起来。但叫的却是我。显然，他比约定时间来得早了一点。
我随手关上门在写字桌前坐下，将那封印刷信摊在桌上。
那位工作人员对我说："你是申请去美国的护照吗？"
"是的。"
"你去旅游的目的呢？"他问。
"我去探望我妹妹，为了亲人团圆。"我说。
"你还想游览其他国家吗？"
"是的。一路过去，我想看看加拿大及欧洲的朋友。"我答道。
"你在国外有许多朋友吧?"
"到处都有朋友。"
他拉开抽屉，取出那份我盼望已久的护照说；"你的申请批准了，给你护照。政府希望你们能早日与亲人团圆。你可以去美国看望你妹妹，也可四处转转看看你的朋友。见到他们时，动员他们来中国看看，跟他们介绍一下这里的新变化及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情况。让台湾台胞也回来看看嘛，他们完全可以来去自由。"
"我在台湾没有熟人。"我说。
"那你就动员在香港的朋友们回来联营合资嘛，动员大家回来看看。"他说。
我一边频频点头，一边瞥了一眼护照上的照片，以核实一下有没有差错。
"你一到美国，就向当地中国领事馆报到注册。"那人对我说。
"我妹妹住在加州，那边没有中国使馆。"糟说。
"那地方没有中国领事馆办事处?"他似有点不相信。
"我妹妹住在郊区。"我说着就走了。
在门口，我与那急撞而入的小伙子，撞了个满怀。
下一步，就要去美国领事馆签证了。为了避免大清早候在门口排队，我就给上海渣打银行经理，一位爱尔兰血统的英国人打了个电话。那个时期，要造访外国居民是需要勇气的。一般来说，不是在外资公司工作的中国人，是不敢轻易这样做的。
我是经过好几天的深思熟虑，才冒险来到圆明园路渣打银行办事处。在四十年代初，我与丈夫，曾和英国及香港的渣打银行分行有过来往。目前这位继任的经理，对我们应当还是有印象的。文革以前，他们来过我家。因此我到那边，那位年轻的英国经理又惊又喜地接待了我，并告诉我，香港和英国的银行工作人员，曾听说我已在文化革命中身亡了。并说，我的死讯，已被美国新闻记者斯旦莱·卡诺(staneey karnovr)写入他的著作《毛泽东和中国》(mao and china)一文之中。我在燕京大学的老同学韩素音，在她的自传里记载着此事。
我请他立即转告香港分行，我仍活着，而且健康无恙。然后，我请他在美领馆托个熟人，为我特约个时间办一下签证。他说，美领事馆的几个职员，都与他同住一幢专供外国侨民居 住的公寓里。他会把我的情况转告他们的。
两天后，我去美领事馆取得了签证。
11月初，约翰·埃特斯爵士抵达上海了。我告诉他，我确定在秋天离开中国。我俩坐在宾馆宽敞休息室内两张安乐椅上谈着话。在房间一端的写字台后面，坐着一位服务员，他可以对我们的举止看得很清楚。虽然这中间还有一段距离，他是听不清我们的谈话内容的。但我没提及自己的囚禁和女儿的死，我只是跟他谈了一下有关我的平反及曼萍的追悼会之事。我也告诉他，我的文物瓷器已被归还了，并已将其中十五件捐献给上海博物馆。他问是否可上我家看看留存下来的珍品。因为他在一个中午将有一次官方的宴请，我请他在同一天去东风饭店晚餐。东风饭店是过去的上海夜总会，典型英国式的格局，曾享有"东方最长的酒吧"之称。我说："我看看，可否在餐后安排一下请你来我家。"
"我想看看，你最近几年是怎样过的。"约翰说。
当我告诉老李，约翰先生已抵达上海，并已与他会晤过后，老李就问我："你有无把你自己及女儿的遭遇告诉他？"
"他对文化革命已十分了解。他自己就驻在北京，当然对我们这里所发生的一切，是不会觉得奇怪了。"我跟他说。
"但是，你是他的好朋友。"老李说。
"我知道他在中国有许多朋友，包括党员。我想他对中国实在很了解。"
"他对中国友好吗?"
"噢，非常友好。否则，他怎么会被邀请来华呢？"
老李显然松了口气。在他看来，中国政府将约翰先生作为朋友接待，这是很不一般的。"
"我今晚请他在东风饭店赴宴，同时还请了渣打银行经理，还有两个中国朋友。可以吗?"我问他。
"当然，当然。为了尊重他，是必须再请几位陪客，他是位大使。"老李说。
"他想在晚餐后，到我家里来看看瓷器。我该怎么答复他？"
可怜的老李着实吓了一跳。"哦……"他紧皱双眉，抚着自己下巴似在寻思什么。我知道他想到那些小棚屋了。
"要知道，约翰先生在北京南京都呆过，那些比我们门外的小棚屋更糟糕的地方，他都见识过了。"我提醒他。
"对，你说得很对。反正，你不能拒绝朋友到你家的要求。晚餐后，就带他来吧。你们大约什么时候可以回来？"老李问我。
"大约九点左右吧，可能还要晚一点。"我说。
那晚，当我与约翰及渣打银行经理，坐了出租汽车来到我家时，我发现整条弄堂都杳无人影。小棚屋外，也不见晒有衣物之类，连收音机声都消寂了，堆在在我家门口的杂物，也都搬走了。弄堂里洗刷得千千净净。约翰在凉台上伫立一会，往花园四处张望一下，直夸我的住处很安静。他说："你过得比我想象得要好多了。"我没跟他说，可能老李已命令棚屋里的居民，要静静地呆在家里。
我将约翰的来访如此这般写出来，主要是因为，我觉得老李表现得很有意思。我是在他管辖地段之下，他本不需要费这番心思的。因为本应当是我按他指示办事的。几乎大多数干部都是只会指手划脚的。当然，老李是个颇通人情的户籍警，因为他本质上是很善良的。
在我一一取得过境国的各国领事馆签证之后，我要求上海旅行社为我在杭州附近的莫干山租一幢房子，我想在山上作为期两周的隐居。不论我在这里的遭遇如何，但当我面对告别上海这个事实时，我还是觉得十分伤感。中国人，都持有浓厚的乡恋，不论我们走得多远，离开多久，但最后总希望能倒在自己的故土上，所谓："树高千丈，叶落归根"吧。不过，我已铁了心永不回来了。我宁可客死他乡，死在任何愿意接纳我的国家。现在，我马上要离开了，我觉得内心十分惨然。在我掀开生命史中崭薪一页之前，我要通过祈祷和自省，来调整内心各种矛盾凌乱的思绪。
由莫干山回上海后，妇联的学习小组特地为我召开了欢送会。我们的组长在小组中宣布了我将赴美探亲的消息，随后我也作了个简短的发言，对妇联能给予我在这里参加学习的机会表示感谢。我赞扬了她们的才智、她们的爱国心及高度的社会主义觉悟。还表示她们为我树立了一个榜样，令我受益非浅。其他几位学员也相继发了言，她们要我转告海外亲友有关中国的新变化，并动员他们回来观光。何同志告诉大家，我已定好了新开航的沪港航线的船票，并邀了几位小组成员届时与她一起为我送行。
一九八0年九月二十日，我告别了上海。因为没有政府颁发的特别通行证，一般送客是不准进入码头，因此只有何同志和五位小组成员，以妇联的代表身份来送行。她们开着一辆新近由日本进口的小面包车，将我一直送到码头上。这里对旅客出境所持的行李及外币，控制得很严格。因此我只携带一只手提箱和一只拎包。手袋里只有从中国银行外汇部兑换来的约值二十美金的港币，我在银行的存款和其他物品只能留下了。待我们抵达码头，天开始飘起蒙蒙细雨了。这时，即使何同志持有官方的证明，但那几位学员仍未能被准进入候船室。，我只得在一片凄迷的雨幕中，与她们一一告别。她们祝我旅途愉快，早日与妹妹团聚。谁也没提及我的回来。想来她们也估计到，我是不会再回上海了。因为这里留给我太悲惨的回忆。
好久，海关的办公室才开门。旅客都涌了进去。我的皮箱皮包经过海关人员的仔细检查。他们也察看了我的手提包，查核了港币的金额。完了后，我随着人流上了一辆小型巴士，把我们送上停泊在相当距离之外的轮船边。
雨越下越大，夹着闪电，瓢泼而下。我既无雨衣，也没带伞，只得顶着大雨，手持行李，踩着给雨水冲得滑溜溜的舷梯，趔趄地上了船。这是中国政府买来的英制轮船，经改装后行驶于沪港之间。我住的是特等舱，里面设有淋浴室。我换下淋湿了的衣服，冲了个淋浴，再回到甲板上向上海作最后的一瞥。
起锚了，为了转向，船缓缓往上游开去。大雨迷茫中，隐隐望得见远远耸立着的亚细亚大楼乃至我办公室的窗口。往事已成为梦幻中的浮云。船速加快了，直向吴淞口驶去。待它到达吴淞口时，已雨过天晴了。
回顾以往，我曾有好几次乘船出国的记忆。每次都像现在这样，伫立在甲板上远远眺望着，任凭海风不住舞乱着我的头发，怔怔地望着故地的海岸，渐渐在眼帘中消失。但哪一次，都没现在这般令我断肠。一九四九年四月，为了答应丈夫的要求，是我亲手把曼萍从香港带回上海。她的惨死，我相信是命中注定，摆脱不了的。命运注定我们要在那惨无人道的岁月里，与国家共患难。这是在劫难逃。为此，我总为自己还活着而感到负疚。我希望此刻应是曼萍站在甲板上冉冉离去，开始她生命中新的航程。毕竟应当让老人先离开人世，年轻人应该活下来，这才是自然法则。让我心撕肺裂的另一个原因是，我要与生我育我的祖国永别了。这是个粉碎性的断裂。上帝知道，我是多么渴望着效忠祖国。但我彻彻底底地失败了，不过，这不是我的过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