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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应该被纪念的人。她的死，那个世代已成绝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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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念晚年接受采访谈《上海生与死》
郑念：《上海生与死》的作者
张敏：记者
（以下简称问答）
《上海生与死》问世十二年后的一个晴朗的夏日，记者走进郑念女士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寓所。郑念精神矍铄、温文尔雅，全然不像八十多岁的老人。
问：我十年多年前读过您的著作，中文版书名是《上海生死劫》，后来又见到有的叫《生与死在上海》，我还见过另一种版本，叫《上海生与死》。您的书给我留下很深印象，永远难忘。能不能请您谈谈您的人生经历？
答：我一九一五年一月生在北京。中学我读天津的南开中学。大学读燕京大学。然我就到英国留学，英国政治经济学院。在英国，我遇到了我先生，他也是中国的留学生，在念研究生，比我大五岁。我们就在英国结婚。当我们完成学业回国的时候，抗日战争开始了，我们不能够回家了，因为我们的家都在北方：他是山东人，他妈妈在济南。所以我们就直接到了重庆。我先生在外交部供职。后来他被派到澳大利亚，我们在澳大利亚呆了七年。一九四八年十月一日，我们回到上海，那时候我们的孩子六岁。
问：就是您的女儿，梅平。
答：对。她生在澳大利亚。到上海的第二年，也就是一九四九年的五月，共产党的军队进入上海。当时，英国的壳牌石油公司留在了大陆，英国的经理也要回国了，伦敦总公司让他物色一个合适的中国人来作经理，我先生就接受了。一直作到一九五七年，直到他患癌症去世。他死后，公司就准备派一个英国人来，但是英国人不会中文，他们就请我去作英国人的助理。一共作了九年。
问：那就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您一直在壳牌公司工作吗？
答：这个公司当时已经关了。我本来是调职，调到香港，英国经理已经离开了。我为什么没有马上申请去香港呢？就是因为我女儿。她当时在文艺小分队，到山东演出，她是不愿意出国的。好几次我到外国去，我都问她愿意不愿意跟我出去看一看。她总说： "我不要。 "因为她是共青团员。她是很相信政府的了，很积极的。她说我不要出国。尽管她已经大了，但毕竟没有结婚，没有固定的男朋友。我想如果我走了，留下她一个二十二、三岁的年轻姑娘，我总是不放心。所以我想要等她回来，和她商量商量。我也想，要么我就不作了。那时我只有五十岁，好像还可以做点事。所以，我就没有申请马上去香港。结果，文化大革命五月就开始了，这样一来，我就不能申请去香港了。
问：那当时梅平是在读书，还是工作了？
答：她已经开始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做演员了。她是上海电影学校毕业的。
问：您能不能谈谈梅平的情况？
答：她是个积极分子。学校还给她开过展览会，她是优秀共青团员。当时毛主席提倡 "小分队 "演出，她就参加了一个小分队。她已经是超龄团员了，电影厂的领导准备培养她入党。每次小分队到各处演出，她都非常积极。他们一面演出，一面还要和工农一块儿劳动。她表现是很好的。我们当时就没有想到，像我们这样的人还会倒霉。因为我没有与政府作过对，我在壳牌公司做事，那个公司是经过周总理批准存在的。那时候，像我们这样在上海外国公司作过雇员的都被关起来了，主要是因为四人帮要整周总理，因为外国公司在上海的存在是经过总理批准的。
问：您能不能讲一讲梅平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
答：好。梅平大概是六四年到电影厂的，是在她电影学校毕业以后。当时在上海、北京、西安都办了电影学校，他们到各处招生。梅萍在中学就经常演戏，所以就被选中去了电影学校。她在电影学校学习了三、四年，毕业后分配工作，到了上海电影制片厂。她也拍过一些电影，但不是主角。文化革命前，毛主席号召文艺工作者和工农结合，她参加了小分队到农村演出，她去了山东。在 "五 ·一六 "通知下达以后，梅平他们都回来了，参加电影厂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一开始，她没事，因为她是一个共青团员，也就是跟大家一样写大字报什么的。后来就抄家了。因我是经理助理，把我算成资产阶级。我就被抄家了，抄的时候梅平不在家，她在学校参加运动。被抄家以后，就不准我离开家了。只能留在房子里，一个佣人陪著我，家里贵重的东西都被抄走了。但郑梅平的那个房间他们没有抄。由于她是自己有工作、又是共青团员。她还住在她自己的房间里，但是不准我们俩说话。红卫兵看着我，我的床都被他们搬走了，我就睡在地板上。我可以看到她回来，但是我们不能说话。
随着运动发展越来越厉害，后来她的房间也被抄了，东西都被拿走，她也不能回家了。梅平被关到牛棚里，我非常惦记她，当时还可以让佣人给她送被子、换洗的衣服等等。到了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七号，他们把我关到监狱里，我就不知道她后来的事情了。等我出了监狱才知道她死了。我在监狱里被关了六年半，在单人牢房里。
问：您出来以后才知道梅平已经不在了？
答：她死了有好几年了。一开始他们告诉我，她是自杀的。当我出了监狱的大门，远远的有一辆出租汽车，站在汽车旁边的不是梅平，而是我的干女儿。我的干女儿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后来分配工作到贵阳。她人矮矮的，而梅平跟我一样高。我一看就知道不是梅平。
在这以前，我在监狱里就感到梅平出事了。是什么原因呢？你知道，我在监狱里六年半，我的衣服都已经烂掉了，棉袄的棉花都到边上去了。后背和前胸只剩下两层布了，睡的棉被棉花胎已经烂掉了。冬天快到时，我想我又会得肺炎，因为我已经得了两次肺炎了。年年冬天就是咳嗽、伤风不断，衣服也不能保暖。多年来又缺乏营养。我就提出来要求政府用我的钱（那时我的钱都被政府掌握着），买些衣服，免得我再生病（到我出狱时，我的体重只有八十几磅了）。
六年半是很长的时间，没有什么东西吃。我提出了买衣服的要求，那时候，林彪事件已经发生，中国的情况有点向好的方面转了。大概毛主席也病得很厉害了。我虽然不知道林彪事件是怎么回事，但是我有感觉，因为我们每天都看报纸。另外，看守们在监室里收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语录前面有林彪写的前言。等到他们把语录发还给我，我发现林彪写的前言被撕掉了。因此，我就想，不对了，林彪出事了。要不然为什么把他写的东西撕掉呢？但是，究竟出了什么事，我不知道。
天凉了，我冷得不得了。已经开始刮西北风了。到十一月，我就提出要衣服。他们看看我确实需要衣服。结果，有一天，监室的门一开，给我扔进来一个被包。我把被包打开一看，里面有个棉被、一件棉袄。这棉袄是我女儿的，棉被也是她的。这棉袄我仔细一看，就是文化大革命那一年刚新做的。嗯？穿了六年半怎么还跟新的一样？里子上也没什么脏的地方，不像是穿过很久的。我仔细再看，给我扔进来到东西里面，有一块毛巾。这毛巾正是文化革命开始时，我女儿用的洗脸毛巾。她很喜欢这条毛巾。怎么这孩子一条毛巾，可以用六年，还跟新的似的？再看，还有一个搪瓷的漱口杯，里面都是干的茶渍。当然，年轻人用它既喝茶，又漱口是可能的，但是，里面有茶，干在里面了，这不可能，它应该是洗干净后再带进来。
我当时就想，这孩子出事了。在我进监狱不久以后，这孩子出事了。要不然这衣裳，她只有这么一件棉袄，怎么可能是这样？我最难过、最激动的时刻，就是看到这些东西。我就问那个管理人员。我一喊"报告！"他就来了。我跟他说："这些东西都是我女儿的。"
他说："你不是要被子吗？要衣服吗？给你拿来了。"
我说："这些都是我女儿的。你们把她的衣服给我，我女儿她自己穿什么？""她是工作人员，她有钱，就不能买新的吗？"
我说："这是我给她做的棉袄，她还没穿坏，就去买新的了？这不可能。"我说："你得告诉我，我女儿怎么了。""她好好的嘛，你问什么。"
我说："那你叫她给我写一个字条。""不成！不许你们通信。"
问：六年里都不准你们通信吗？
答：当然不可以。我还没有判刑。如果判了刑，我就得去提篮桥，真的监狱。我当时是在看守所。我在看守所一呆就是六年。
我说："你们就让她给我写"毛主席万岁"，拿来给我看。这不算通信嘛。"毛主席万岁"有什么不能写的？让她写给我看，我就知道她没事。"
"不成。我们这没这个规矩。"说完，那人就走了。
到晚上，换班了。我又喊"报告！"一连两三天，我问了好几个管理人员，他们都是这样说。我就越想越不对。我当时就有一种直觉，我觉得我的孩子死了。
还有就是，监狱里有一个规矩，每个月十号，家属可以送东西来，每月一次。但是，从来没有人给我送东西。一直以来，一到十号这一天，我就情绪低落。因为听著别人一个屋子一个屋子，有人送东西，让他们签收据。我却没有一个亲人来。没一个人给我送东西。我妹妹在上海，就是那个共产党员妹妹，我女儿也在上海。怎么都不给我送东西？我想，可能她们是想和我划清界线，宁可不给我送东西。但是，我也想，不见得关在里面的那么多人，家人就不跟他们划清界线，也许有的人也是政府工作人员，甚至于共产党员，他们怎么都可以送东西呢？所以，我一直脑子里有这么个问号。
现在，看到这些东西，我就觉得她是不在了。所以我出来一看，是我的干女儿，我的疑点就对上了。我就觉得我的孩子已经没有了。我想，一家人有血统关系，有时候，你就会有一种直觉：事情不对。她是死掉了。但是，我还希望，我是错了。我在汽车上就问我的干女儿："梅平怎么没有来接我？"她就拉着我的手，说：" 到房间里，我们再谈。"我想，当著出租汽车司机也是不方便。等开到一座房子，是政府派我去住的。我的干女儿就对我说："梅平自杀了。"
那时候，在上海跳楼的、自杀的人多得很。但是，我总觉得事情不对。第二天，上海电影制片厂的代表也来了，告诉我，通知我："梅平自杀了。"这当然是官方的说法。我的书里都写了，我是怎样调查的。真正知道她是怎么死的，是在毛泽东死了以后。我平反了，别人才敢来告诉我。
他们说，我女儿是从九层楼，在南京路，跳下来自杀的。但是，后来我知道这不是事实。是怎么回事呢？当时，过路的人把她的尸体送到医院，值班医生正好是她中学的同班同学，以后读了医学院。他一看是郑梅平，而且浑身是伤，跳楼自杀的人不会有伤。她是被他们打死的。
问：那后来这件事情的真相有没有查清楚？
答：他们只说是"迫害致死"这话怎么解释都行。而且，他们等我离开中国（也没有说出真相）。直到我在香港，看见《大公报》（我特别关心中国的事，在香港我还订《大公报》，我刚来美国的时候，还订过《人民日报》，现在我才不看大陆的报纸了），那时形势转变了，她那个当医生的同学，才说出来。
我在香港，打开《大公报》一看（当时我离开中国才九天），《大公报》就登出来：上海召开公审大会，有一个人叫胡永年的，他是个工人，是王洪文的上海工人造反队的成员，他和手下的人打死了六个年轻人，其中有一个就是郑梅平。报上把郑梅平的名字也登了出来。我当时马上就明白了。我临走以前，一直盯著公安局，要求他们把梅平的案子弄清楚。他们跟我讲：你放心，我们一定要调查清楚。
实际上，在我离开上海之前他们已经逮捕了这些人（不可能八天就把这个案子搞清楚）。为什么他们等我走了以后才公布出来呢？为什么他们那么快地给我护照，让我出国呢？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公审的时候他们不希望我在场，因为《大公报》的报道说，受害的人，都是"迫害致死"，六个青年都是出身不好的。被迫害致死的人的家属除我以外，都在公审现场，凶手胡永年被判死刑，是缓刑，结果大家一致表示拥护这个结论。他们就知道，假如我在那里，我就不会拥护，我会站起来，要求判死刑，立即执行。因为中国的法律，凡是杀人犯都是判了死刑，立即执行的。结果，这个人在一九九五年，就被放出来了。他从八○年到九五年坐了十五年监狱，我那时候还订《新民晚报》，《新民晚报》报道，胡永年被放出来了，他的儿子孙子儿媳妇到监狱门口去接他。胡永年，这个人的名字我至死不会忘记。
问：那么，关于梅平死因细节就没有从其他的途径上得知吗？
答：没有。政府从来就没有说过，就是说她被"迫害致死"。但是，关于我的事情，他们来给我道过歉的。
问：您的书中说，您出国的时候，是一个人提着箱子，带着二十美元，又是坐轮船
……
答：对了，我是八 ○年出国的，那是邓小平刚刚恢复工作。
问：您能不能回忆一下您离开中国的那一天？
答：离开的那一天，是这样，在这以前，也就是毛泽东死后，他们就已经叫我到政协去工作，不是在里弄里。政协的成员多是女的，她们也要为我送行，但是，码头不准她们上去。她们弄了一辆面包车，我只带了一个箱子、一个手提包。当时下著毛毛雨，那是九月二十七号。我在码头大门前下了车，她们不能进码头。我等了一个小时，然后是过海关，很多人排着队，他们检查行李非常仔细，费了相当的时间。在这之前，我就考虑过，要不要把郑梅平的骨灰、还有我先生的骨灰带在身边。后来，我想不要带，因为他们的骨灰是装在塑料口袋里，我说是骨灰，海关人员也许会认为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反而担误了事情。所以，我就把骨灰交给我干女儿了。
问：到现在也没有带出来吗？
答：后来带出来了。一九八八年我把他们洒在了太平洋里了。那时我去夏威夷演讲，我租了一条船，把他们撒在了太平洋。我想，太平洋连着上海，又到澳大利亚，也能到美国。
离开中国那一天，我就一个人等著上船，当然我感想很多，我知道我不会再回来了。
我书里的结尾部份，我是这么写的，我说："在我这一生，曾经很多次离开上海，就像今天一样，站在轮船的甲板上，但是这一次我的感觉和过去都不一样。我心里非常沉重：第一，我想我的女儿。照自然的规律，是年老的应该先死，年轻的人应该活着，应该是她，而不是我到别的地方去，建设一个新的生活。还有一个原因使我心情很沉重，就是我这次离开我自己的祖国，是永远也不会再回来了。这是我出生的地方，我对祖国有很深厚的感情。的确，我站在甲板上流了泪。泪水和雨水合在了一起。"我的书就是这么结束的。
问：那么，您这么多年，从来就没有想到要回去吗？
答：我跟你讲，在美国，一个老年人，没有家、没有孩子、没有亲人，是很苦很苦的。我现在已经到了这种地步。我还开汽车，但是我的关节炎很厉害，永远是痛。我只有越来越老了，现在我八十多岁，我有心脏病，但是心脏病能用药控制住，没有生命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我很可能活到九十岁，我要有思想准备，经济上我没问题，我的书也赚了钱，我本来也有点钱，我生活又不浪费，我是很节约、生活简单的。我就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在身边，比如我生病了，假如我脑子不灵了，就会有许多人欺负我。
我现在一直都是这么想……我就回国。我宁可死在中国。我有足够的钱，回去还可以做些好事情。我现在已经帮助了很多中国学生。帮他们在这里念书什么的。但是，假如……我绝对不会回去……
问：您一生受了不少苦，丧夫之苦，丧女之痛……您能不能向读者、向我们的听众谈谈您如何对待苦难？
答：一个人主要的就是，不要气馁。你一定要有一个希望，并且有信心、乐观，朝著那个望走。如果，你觉得没有希望了，那你就解除武装了。我在监狱里，虽然那么苦，我还是永远要奋斗的。只要你有一口气，你就应该朝著你的目标奋斗。
（本采访有删节）
被删部分：
问：那麽，您这麽多年，从来就没有想到要回去吗？
答：我跟你讲，~ ~ ~ 就会有许多人欺负我。
我现在一直都是这麽想，天安门上毛主席的像拿下来，这就意味著他们要批判毛主席，我就回国。我宁可死在中国。我有足够的钱，回去还可以做些好事情。我现在已经帮助了很多中国学生。帮他们在这里念书什麽的。 但是，假如我先死，毛主席的像不拿下来，我绝对不会回去。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是一定要批判毛主席的。毛他不止文化大革命，你想，还有反右，他冤枉了多少人？三年自然灾害，死了多少人？毛泽东的政策压根就是不对的。他说阶级斗争是纲，就是说是最重要的。他还有很多错误：对知识分子迫害、不信任，还有讲阶级成分。
问：您觉得现在是什麽原因使毛泽东的像还挂在那里？
答：现在中国的领导人，虽然他们执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可能想把中国搞得更现代化一点，走向法制。当然，现在这一代领导人，已经七十多岁了，他们不可能使中国民主化。但是，下一代人会再走得接近全面民主的道路。我们中国人民等了五千年了，也没有得到民主。再等二十年也无所谓了。只要国家不要乱起来就好。毛泽东是用打仗的手段建设国家，那是不对的。打仗是破坏，建设是要和平发展。搞运动耽误了几十年了。
极权统治下的人们--读《上海生死劫》
2011年09月26日 经济观察报
林建刚
有两本书对海外人士理解"文革"比较有帮助，一本是巫宁坤的回忆录《一滴泪》，另一本则是郑念写的纪实小说《上海生死劫》。这两本书在海外的影响可谓无远弗届，许多人就是从这两本书中认识到了当时极权统治下人们的生活状态。
"文革"时期，海外的许多知识分子，或许是雾里看花的原因，有许多人都对"文革"抱着赞赏的态度，不论是科学家杨振宁还是历史学家何炳棣，都曾有这般迷思。后来有两本书对海外人士理解"文革"比较有帮助，一本是巫宁坤的回忆录《一滴泪》，另一本则是郑念写的纪实小说《上海生死劫》。这两本书在海外的影响可谓无远弗届，许多人就是从这两本书中认识到了当时极权统治下人们的生活状态。
《上海生死劫》的作者郑念，原名姚念媛，1915年生于北平，中学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后升入燕京大学，而后留学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并与同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留学的郑康琪结婚。
随着抗战的爆发，两人回到中国，其夫任职于国民政府外交部，后来被派到澳大利亚，他们在澳大利亚呆了七年，1948年回到上海。1949年，在面临留在大陆还是去台湾这一选择时，他们选择了留下，郑康琪后来任英国壳牌石油公司在上海的经理，直到1957年病逝。之后，郑念任经理助理，协助公司在上海的工作。
后来，"文革"爆发，郑念因其留学英国、丈夫曾是国民党高官及服务于"帝国主义"的公司的经历而遭非难，致其长达六年的牢狱之灾，她的女儿则遭到造反派红卫兵的毒打而意外身亡。随着"文革"的结束及社会的日益开放，郑念得以平反，并于1980年前往美国探亲，最终定居美国。
《上海生死劫》就是郑念在美国以其1966年到1980年这一特殊时期的经历为题材写成的纪实小说，其内容基本是按照自己的回忆来叙述的，因此也可以看作是一本回忆录。这本书对那个荒谬年代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无处不在的告密现象等都有淋漓尽致的描写。
自由与平等的消逝
说到自由，首先指的是法律下的自由。不论是政府，亦或者是政府统治下的民众，首先要遵循法律。尤其是宪法。而那个时代恰恰是无法无天的时代。
在这本书中，当郑念面临抄家的时候，她首先想到的是宪法。她写道：
虽然我认为这是白费力气，毫无用处，但我仍举起那本《宪法》，心平气和地说："你们没有搜查证就随便闯入私人宅第，这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那青年一把夺去我手中的《宪法》，把它扔在地上，气汹汹地说："这宪法已作废了。"
"只有人民代表大会才有权修改宪法。"我说。
"我们已把它作废了。你打算怎样？"那青年说。
当政策与语录凌驾于宪法之上的时候，自由也就消失了。而自由的消失也会导致平等的灾难。因为没有了自由，平等也就失去了意义。没有了自由，平等就成了选择性平等。
一个人可能因为自己的资产阶级出身(如主人公的女儿曼萍)而失去受教育的权利，而唯有根正苗红的贫苦大众才可以拥有这种权利。书中写道：
女儿曼萍，是个可爱聪敏的女孩子。她在解放后成长的，因此她并不意识到，一个像她这样教养极好且出身于富家的女孩，原本可以享受到更多。相反的，在这个提倡平等的社会恰恰就是她这种家庭出身的，不能享有与他人一视同仁的政治及生活待遇。在她整个童年时代，就常因为家庭出身而遇到种种麻烦。比如她想进一个质量高一点的中学，那她的入学考试成绩，就必须在八十分以上，而工农出身的学生，六十分就可入学了。……以后，她屡遭这种区别对待。每每这时，她总是自感负罪，为自己的出身感到羞耻。
极权统治与告密
自由平等的缺失必然导致人人自危。这样人人都成了受害者与施害者。人与人之间缺少了信任，不敢说真心话。对于天高皇帝远的暴君专制而言，这一人人都是暴君的暴民统治更加令人恐怖，因为你不能有任何精神放松的时刻，要时刻绷紧阶级斗争这个弦。而且，你根本不知道该信任谁，你不能有任何感情的自然流露。
在小说中，郑念写道："在文化大革命中，陈列在橱窗里的商品都搬走了，取而代之的是毛的画像，因此当人们在商业区行走时，似乎有成百双毛的眼睛在盯着他们。"
这一"老大哥在盯着你"的描述不仅让人再次想到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的描述。还是亚里士多德说的好："文学比历史更加真实。"
在这种人人自危的状态下，监视与告密也就层出不穷了，在《上海生死劫》中，不论与郑念同在监狱的狱友，还是她出狱时来跟她学英语的大德，甚至是她的邻居与保姆，都在时刻监视着她，并时不时向有关部门报告，这种隐私自由为零的状态很容易使人崩溃，这也可以解释"文革"中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精神病人。
正是这种不论在狱中还是在家中都遭受严密监视的状态，迫使郑念做出了离开中国的最终决定。她回忆道："看来我人虽然出来了，但还是在受监视，可能只要我人在上海，不管多长久，都不能放松警惕。那晚我独自一人坐在房里，第一次生出一个念头：离开中国为上策。唯有这样，才能彻底摆脱政治上那种阴沉攫人，提心吊胆之感，才能获得真正的解脱。"
应该说郑念在《上海生死劫》所描述的情形，具有相当的普遍性，黄苗子与聂绀弩、冯亦代与章伯钧、英若诚的经历等等，都是历史中真实发生过的一幕。许多知识分子在平反之后都写了控诉那个时代的文章，说出了自己所遭受迫害的事实，但仅仅有控诉是不够的，我们还应该反思在这种制度下每个人的罪恶。
或许郑念是基督徒的缘故，郑念在小说中不仅有控诉，更有反思，这种反思表现了郑念对幽暗人性的深刻认识，她曾写道：
能否说，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潜藏着一种天赋的毁灭狂？我们所披着的文化外衣是十分脆薄，不堪一击的，事实上我们每个人内心都潜伏着一种兽性，假若我还年轻，工人阶级出身，自幼接受并崇拜左的教育，相信这是正确的，那我会不会同他们一样行动？
在这里，郑念反求诸己，表达了每个人既是受害者又是施害者的观点。或许在极权统治下，每个人都是有罪的，正是每个平庸的邪恶导致了集体灾难的降临。
在汉娜·阿伦特看来，或许这种每个人所有的"平庸的恶"才是极权主义起源的人性基础。郑念的这本书也为此做了一个有力的注脚。
后悔与无悔
1949之后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在经历"文革"劫难之后，大多会不由自主的做一些假设。如果1949年不留在大陆，那自己的人生又会怎么样呢？多数知识分子在回答这个问题时，都把自己的行为跟爱国联系在一起，并对自己在1949年的选择表示不后悔。
与这些知识分子不同，郑念是明确表示自己后悔的一个人。在这一点上，郑念有些像陈寅恪，陈寅恪就曾在诗中对自己的选择流露出后悔之意。得知女儿曼萍的死讯，郑念曾自责道："一九四九年把她从香港带到上海而自责。我责问自己，怎么看了那么多有关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的书，却还看不到个人崇拜之国的本质？"
郑念还写到在大学任教的朋友薇妮、亨利夫妇。"文革"后，躺在病榻上的薇妮向其诉怨道："曼萍死了。我的儿子也无前途。一九四九年我们原可以离开的，不是吗？我们留在这里都是傻瓜。"
郑念及其朋友对自己选择所表达的后悔，表现了她的诚实。许多知识分子用爱国的言辞来表示自己的不后悔，难道离开的人就不爱国吗？书中曾写到她其离开祖国时的感受："让我心撕肺裂的另一个原因是，我要与生我育我的祖国永别了。这是个粉碎性的断裂。上帝知道，我是多么渴望着效忠祖国。"在此书的《跋》中也可看出她对中国的种种关注。这一切无不体现郑念的爱国精神。
或许他们对于爱国的概念有所分歧吧，在陈寅恪、郑念看来，爱国的前提应该是国家爱护我们。一个生命都得不到保障的地方怎么能激发起人们对它的热爱呢？对于这样没有人权的地方，最好的选择恰如《诗经》所言："逝将去汝，适彼乐园"。
沈睿《英语"中国主题小说"阅读笔记（三篇）》，世纪中国网站，2006-06-23
郑念对文革的个人叙述《上海生与死》出版于1987年。出版后即成为英语世界畅销书。好评如潮，连后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约翰"库切都忍不住在《纽约时报》上写书评，推荐这本书。使作家约翰"库切感到惊异的是本书主人公的勇气，他评价为，"在人的水平上，她的回忆录的最伟大的可贵之处，在于她对自己抵抗心理和身体的压力记录。这种压力可能使大多数人崩溃，而她的抵抗加续到一个重要无比的时刻，在那刻，她手带拷镣，牙龈溃烂，体内不停地大出血，被疑是子宫癌，在这个时刻，她被通知说，由于无产阶级的伟大力量，她被释放了，可以回去重过以往的日子了。她拒绝了自由：她宁愿待在狱里，她说，直到这个政权向她道歉，并在北京和上海的报纸上公开。她拒绝屈服，直到她被强扭着扔到街头上去。" 库切称赞这是一本"信息多，充满了勇气的，吸引人的书。"
郑念的身世在中国的背景下有些不同寻常。她是一个中产阶级职业女性。年青时代，她留学英国，并在那里遇到后来的丈夫。他们一起在一个激进的左翼的社会主义学院里学经济学。学成回国后，丈夫工作，她相夫教子，过着中产阶级平静的日子。她的丈夫曾为民国政府的外交部工作，1949年，选择留在中国大陆，期待能为建设新的中国出力。可惜，他并未得到政府特殊重用，幸运的是他在得到中央政府同意之后，受聘于英国壳牌石油公司驻中国办公室。壳牌公司是当时唯一留在红色中国的外国石油公司。红色中国需要外国的石油，需要郑念丈夫这样既受英国人信任，也没有那么多政治背景的人工作。在这种幸运之中，郑念一家的生活方式成为新中国危石之下仅存的几个完卵之一，继续维持过去的中产阶级生活。更幸运的是，1957年他因病去逝，免去了后来政治运动的灾难。可是，他的妻女将为他选择留在中国付出代价。
郑念在丈夫去逝后以助手的身份接替了丈夫的工作，协助壳牌石油公司工作。原因是壳牌公司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法从中国人中任命主管，派来的英国人主管不会中文，因此，郑念便被派作协助工作。作为一个三十年代末留学的受过教育的女性，郑念显然十分胜任工作。她的工资是由壳派公司发的。在那个时代，她也许是当时中国最富有的职业妇女之一。她可以经常出国，来往于香港，英国和中国之间，她有很多机会把女儿送出去，但是，女儿是新中国中成长的，热爱这个新社会，不想出国。女儿漂亮，被选作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演员。她们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在自己的房子里，保留着中国富裕阶级的生活方式。
1966年8月初，已经不再为壳派石油公司工作的郑念被揪到批斗会场，观看壳牌石油公司原总会计的批斗会。那时，壳牌公司已经停止与中国的贸易。中国在生产了自己的石油后，决定断绝与外国的石油生意。郑念已赋闲在家。一两个星期后，文革的冲击波到了她家。她被抄家，不久又被关进上海第一看管所，等待审判。在名不正言不顺的监狱里，她呆了六年，经受了无数的折磨，精神的，肉体的，但是她相信自己的无辜，发愤要与关押她的人斗争到底。这六年里，她与女儿毫无联系，1972年出狱后才得知女儿早已死了。据说是自杀，虽然郑念不相信她的女儿，那么热爱生活，与自己相依为命的女儿会在不知道母亲生死的状态之前自杀。郑念坚信女儿是被谋杀的。可是，女儿的死是文革初期混乱的结果，没有人愿意认真调查此事。1980年秋，在经过多年的周密计划之后，郑念终于得以离开中国，前往香港。壳牌公司又为她买了头等舱机票，她飞往加拿大，与妹妹会面，后来又移民美国，终于在首都华盛顿定居。
中国的中产阶级在红色中国成立后就不断被批判和改造。除了那些享受共产政府特殊待遇的人，大部分的人经济地位都一落千丈。郑念是极为少有的以自己的能力，因为为外国公司工作而维持自己的生活方式的人之一。这种生活方式，不害人，不害己，没有任何可责备之处。但是，在一个疯狂地反对、害怕外国的红色中国内，任何与外国有联系的人都被看作是要破坏伟大红色国家的里通外国的间谍，更何况是为一个外国公司工作的职业妇女了。仅仅因为此，仅仅因为为外国公司工作过，郑念就被认定有罪，被投入监狱。导致家破人亡。一个国家的对外心态也反应其对内心态。高度不信任外国人，以为外国人都是敌人的这种心态，其实也是对内毫不信任的结果，也是对自己毫不信任的结果。这种时时刻刻担惊受怕地以为外国人要把自己毁灭，内部人想推翻自己的神经质状态，导致的是红色中国一次比一次疯狂的政治运动，结果是一次比一次更惨烈的对普通人生活的破坏，对人性的毁灭。
看透了这一点，1980年9月20日，细雨蒙蒙之中，郑念离开了上海的码头，前往香港，告别了已经生活了65年的故乡。她多少次曾从这里上船，来往与上海和香港之间，此次，却是永别。是的，是她接受丈夫的请求，1949年带着唯一的孩子梅平从香港回到上海的，回来参与红色中国的建设。但是唯一的孩子梅平在23岁的花样年华死于文革。在离开之刻，她百感交集：内疚、伤心、决绝："毕竟，老人先逝，年轻人继续生活是自然的法律啊，而不是反过来。我觉得悲伤。我在永远地离开我出生的国家。决绝如此最后，几乎使人碎裂。只有上帝才知道我是何等努力地忠实于我的祖国，但是我失败了，彻底失败了，却并不是由于我之错"。
这是谁之错？郑念在书中明确地指出，这是一个政治团体的集体责任。书中对红色中国的政治、政府、监狱、街道委员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细节描述，为世界读者提供了一副生动的红色中国多层次生活的画面。只有在分析文革时，特别是她自己莫名其妙地被投入监狱的理由时，郑念实在是为那些制造她个人生活悲剧人找不出更多的理由，因为完全没有任何理由，郑念的分析则有些囿于她写作的时代背景之内。她把这场政治灾难看成是党内的派系斗争，对周恩来有种80年代的感伤怀念。今日读来，这个局限性显而易见。但是，郑念的这个局限，并没有妨碍她对红色中国做极为准确的观察和描述。她对共产制度的描述，至今仍极为有意义。细读此书，郑念的描述，可以把她置于中国最出色的观察家之一。
本书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这种细节生动的描述和从一个自由知识分子角度对这个国家种种机制的分析。这本厚厚的书充满了生动准确的细节，把生活的生态展现给读者。同时，作为一个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她也时时刻刻都在对这个异己的国家进行观察，分析。从文革的开始到她离开，虽然她被时代裹挟，冲击，击碎，但是她从来没有丧失过独立思考的能力。这种独立思考，是她的教育和思想背景和生活经验的结果。本质上，她是一个自由知识分子；三四十年代，她一定是一个左倾知识分子。在书中谈到她年青时学习的费边主义思想。费边主义的社会主义经济组织结构对这个以经济学为专业的人不可能没提供理想主义的蓝图。现实当然使她失望，使她对专制政权的本质有了新的认识。书开始的时候，她是这样介绍她对这个制度的认识，"自从共产时代开始，我极为认真地研读了马克思的著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文件。在我看来，社会主义在中国似乎是一个试验品，固定的发展过程还没有决定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政府政策变个不停，好像钟摆从左到右摇摆不停。""昨天对的，今天就错了，基层党领导人的言论只有效一段时间。" 对人民和政府之间的关系，郑念写到，"由于政府是中国人民命运的唯一的仲裁者，他们对政府代理人的每一个微小的举动都极为敏感，把这些举动解释成自己在权威眼里地位的标志。"对文化革命，她这样总结的到，"我认为文化革命(cultural revolution)可以更确切地命名为文化取消(cultural annihilation)。" 书中这些简短的似乎名言一样一针见血的句子比比皆是，反映出作者对这个制度的深思虑熟的所做出的结论。
本书对文革的记录尤如史实，读起来好像在读一部文化革命史。郑念在记录史实的时候，既详细地记录了这些政治事件，也仔细地记录了这些事件怎样影响到她个人，并力图分析这种个人和政治事件之间的关系。这使这本书有种个人编年史的性质。这本书也以编年的方式写下来的，从文革开始，到抄家，到软禁，到被捕入狱，上海的一月革命和军管，党内斗争和她在监狱中的经历，直到释放回家，尼克松访华和她最终获得离开许可，发展的顺序与时间顺序同步，对那些对文革所知不多的人来说，这本书可以是一本文革史，特别是上海文革史，虽然是通过个人经历来展现的。由于本书具有比较广阔的视野，对文革中的种种政治风波、事件都有记载和分析，这本书也反应了一个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对红色中国的个人思考。个人性与历史性的结合，使本书独树一帜，其独特的角度弥足珍贵。
郑念个人的勇气浮现在书的字里行间之中。这种个人的勇气是以个人的抵抗的方式表达的。在本书初始，郑念试图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这种努力本身，就是对强制性的一律化生活方式的抵抗。抄家的时候，红卫兵要砸那些她多年收集的瓷器，她以机智保护了大多数的收藏品，抵抗对中国文化品的彻底毁坏。在监狱里，她抵抗当局对她的种种精神迫害和身体折磨，她以极大的勇气，坚持不发疯，不毁掉自己，保持自己的头脑，保持自己的身体，甚至以背诵毛选来保持头脑的清晰。出狱的时候，她骨瘦如柴，体重不足80磅。在狱中她正值更年期，后来身体常常出血，当局以为她得了癌症，最后才放她出狱。一个人和一个强大无比的制度较量，需要的勇气也许不言自明。这种个人信念和道德坚持的勇气，对高压政治的抵抗，使她从没有背叛自己的良心。而她的弟弟，却在高压下，背叛了她。临出国前，她把自己多年收集珍藏但被抄家抄走了的瓷器捐献给了上海博物馆。对她来说，一生收集的物品都不值得再存有。
郑念是一个聪明的、机智的、智慧的女性。书中的很多篇幅是她和监狱内的当局斗智的较量，在几乎不可能的情况下，在力量根本悬殊的狱中，她的机智聪明使她成为两者之间的精神胜利者。她的不妥协和对时局的分析，居然赢得了一些看守的尊敬。她这个六年没出过监狱门的人，仅凭文革时期的报纸，就敏感地分析出局势的变化，并依此作为自己抗争的论据。她对毛的著作，比审讯她的人还熟悉，她时时刻刻用毛的话来质询她的审讯者。使那些希图从她身上找到证据的人不得不放弃。她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是那些迫使她就范的人无可奈何。郑念是一个真正的智者。这种智慧，体现在作品中，是行文中的洒脱。中国文化不乏智慧，可是中国文学中慧性闪光的作品不多。
而该书的英文纯熟优美，文字清新、洗练，更增加了阅读的吸引力。这不是一般人可以写的英文，是一个对英文文字有特殊造诣的人才能达到的洗练，生动和诗意。把这本书放在优秀的英语作品中，郑念的语言毫不逊色。
《上海生与死》从一个人的角度描绘文革给她个人和这个国家带来的灾难。这种回忆录，我们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虽然本书也有其局限性，除了我上文提到的之外，书中那个名叫达德的年青人的故事，郑念把他写成一个跟探，似乎证据不那么充足。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在一个兄弟姐妹，夫妻父母都可能互相出卖的文化里，郑念的警惕性也到了神经质的地步。可是我们能责备她么？
有人曾说郑念是为讨好西方人而写这样控诉文革灾难的书的。这种论点完全站不住脚。在这些人看来，即使你受了苦，也不要控诉。持这种论点的人自己对中国遭受的苦难是瞎子聋子哑巴，也不想让别人看和说话，更不想让一个可以对世界说话的人说话。表面上是家丑不可外扬，实际上是还是无缘无故恐惧外部世界，仇恨外部世界，自我也毫无信任的老套。而且"讨好"两字，其实是反应了说这些话的人本身的潜意识的下等人"讨好"心态。郑念以个人的勇气，让世界知道文革的真象，这种书，越多越好。一个对自己历史有健忘症人，根本不了解自己谁是谁。一个对历史有健忘症的民族，也无法理解自己和想像自己的未来。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二十世纪中国悲剧的集大成。我们对那段历史，不仅仅要弄清史料和很多事件的来龙去脉，还要对这场"革命"进行多角度的考察和分析。为了将来这种悲剧不再重演，我们需要更多的郑念。
nien cheng : 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 penguin books, 1986.
《上海生死劫》程乃珊、潘佐君译，中国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10月
《上海生与死》，台湾：新陸出版，民國76年。
（见沈睿《英语"中国主题小说"阅读笔记（三篇）》，世纪中国网站，2006-06-23 ，http://www.cc.org.cn/newcc/browwenzhang.php?articleid=7227）
2009-12-04 王小心
我是在11月份某一期上的time看到郑念的死讯的。在此之前，我从未看过这本书，也不知道这个人。封面上那个优雅美丽的老太太打动了我，对她的介绍让我更加好奇。去学校图书馆借来，厚厚的一本，讲的是她自己，一个旧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女性在1966-1980年间在上海的遭遇。我这才知道，这本书20年之前在美国出版，震动了当时的英文世界，成为西方人第一次了解中国文革掀起的竹帘。
郑念原籍湖北，1915年生于中国北京，先后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北平燕京大学。留学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获硕士学位。1957年到1966年在英国壳牌石油公司任职。1966年到1973年被关押在上海看守所。她的丈夫郑康琪是郑观应的后代，曾任国民政府外交部派驻澳大利亚官员。后任英国壳牌石油公司（shell international petroleum company）上海办事处的总经理，直到1957年死于癌症。她文革期间遭到迫害，导致家破人亡。独生女儿郑梅平遭红卫兵活活打死。她被抄家，不久又被关进上海第一看管所，等待审判。在名不正言不顺的监狱里，她呆了六年，经受了无数的折磨，精神的，肉体的，但是她相信自己的无辜，发愤要与关押她的人斗争到底。这六年里，她与女儿毫无联系，1972年出狱后才得知女儿早已死了。1980年她从上海经由香港到了西方，定居华盛顿，从此再也没有回过自己的祖国。time对此的评述是，because she knew the home land she loved so deeply had disappeared long ago。
奇怪的是，看完这本书之后，我反复思索，发现我从未看过哪怕一本，对文革描述如此生动的书。我看过中文出版的报告文学，看过小说，看过历史资料，但没有看过第一人称的，对那期间的回忆和社会风情的白描。我才知道在当时的红色中国是可以有外企的；知道当时还有那样的中产式的生活--她有自己的房子，仆人，有各种各样的古董和首饰；说英文，可以经常出国；更加才知道文革时每日的细致生活，如何开批斗会，红卫兵如何吵架，监狱和看守所的所谓审讯，街道居委会，邻居，开始兴起的"走后门"和一去不回的对知识分子的尊敬和人性中起码的诚信良心。
郑念的文笔是我们这代人不可企及的：对于这场暴风骤雨式的灾难，即使在最愤怒和不可理喻的情景下，她也避免了最冲动和浮躁的描述，她的文字和故事是那样娓娓道来，充满了老式知识分子的克制与真诚。她是一个会讲故事的人，许多地方看得我泪流满面。当她讲到六年监狱之后，她终于回到外面的世界，一个人去买菜的时候，在熙熙攘攘的市场中，有人叫她"太太"。她回头一看，原来是自己文革前的厨师--她在预知红卫兵来抄家之前，就已经散尽了大部分的家产给自己的佣人--两人泪眼相看，都不知道此生竟然还能见面，这种感情虽然是所谓"主仆"之间的情谊，但比今天的大部分朋友都要深厚吧。
虽然如此，但我觉得在她的笔下，描写的生活似乎不在中国，而是一个与我拉开距离的世界里。也许因为在英文中，许多对话都被翻译得过于书面，也许因为她所受的教育和修养已经不是我们能够企及，但我觉得最大的可能是她的生活，即使在当时，也与我们拉得太远。一个女人和她的女儿，在60年代的上海能有单独的房子，三四个仆人，这在我看来本来就是差距过大，过于阳春白雪的阶级。郑念自己在书中也写道，当她出狱后请几个朋友--也是我们所说的工人阶级或老百姓的朋友，帮她建了一面墙，她要付给他们钱的时候，被朋友们大笑着拒绝了，说她是"a foreigner who did not understand china"。在我看来，她的出身，她的财富确实让她与中国社会拉开了距离，她应该属于中国"最后的贵族"那一阶层，而不是阶级被打碎之后的中国社会。
这使她的书中有些观点，确实被局限和束缚。但是，书中流露的那些普世的价值--诚信，良心，善良，人道，平等，是没有时代局限的。作为一个没有任何罪却在监狱中呆了六年的公民，一个女儿被人打死的母亲，她的流畅，动人描述和她美丽、优雅、有教养的存在本身就是对这个时期以及这个时期的始作俑者的最好指控。
顺便说一下，我觉得她年轻的照片有点像章子怡。她的女儿也是个美人，但那种气质却已经千差万别了。
这本书在1988年左右在中国出版过，叫《上海生死劫》，是程乃珊翻译的。当然，这样的书也只能在那时出版，在今天再也不可能找到。
2009-11-16 10:07 南方都市报
李子暘 □出版社编辑，北京
2009年11月2日，郑念女士病逝于美国华盛顿家中，享年94岁。郑念在1980年代著有英文自传体小说life and deathin shanghai(《生死在上海》)。这本描写她"文革"经历的著作出版以后，成为长时间的欧美畅销书，郑念也因此成为闻名欧美的著名文化人士。1988年，该书曾以内部出版的形式在大陆翻译出版。
1966年夏天的上海
以下的情景在许多时间和空间里司空见惯：
一个富裕人家里，夏天炎热的晚上，女主人坐在自家静静的书房里看报。台灯的光照下，柔软的沙发，织锦缎的垫子，墙边装着中文英文书籍的书架。佣人前来通报有客来访，然后，会客厅里，主人和客人聊着天，佣人端来用精致瓷器盛的茶和英国式薄三明治……
但在1966年夏天的上海，也会有这种生活吗？
是的，虽然在那时，在那个城市里，能有这样生活的人非常少，但这毕竟是真实存在的。在我的印象里，1966年的中国，即使是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也似乎断不应该能够存在这种生活景象的。我以为，在那个疯狂的年头以前好几年，这样的人及其生活方式就已经从中国大陆消失了。看来我还是不了解历史。
这是这本书给我的第一个惊讶。
这是一本自传体小说，接下来，故事逐渐展开。
以下是主人公郑念的个人背景：一个知识女性，出生在北京，燕京大学毕业，然后赴英国留学---到英国政治经济学院。在那里，1935年，她遇到了自己未来的丈夫，也是一名中国留学生。他们结了婚。她丈夫成为国民政府的外交官，被派往澳大利亚使馆。在澳大利亚，他们的女儿诞生了。后来，她丈夫回到了中国大陆，在上海继续担任外交官。1948年10月1日，她和女儿也来到了上海。
1949年以后，他们一家选择继续留在上海。她丈夫不再是外交官，转而出任壳牌公司上海办事处总经理，1957年患病去世。壳牌公司派来了新的总经理，英国人。应壳牌公司邀请，她成为新任总经理的助手。一直工作到1966年壳牌公司离开中国大陆。
这家人的祖父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著名人物。因此，他们有着丰厚的家产，在国内外的银行都有存款。也因此，他们才能在1966年的时候还保有那种生活方式---独立的三层住宅，男女佣人和厨师、园丁。仅在大陆的银行，她的存款就数以万计。
当然，随后发生的事情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不意外的。先是家庭遭到红卫兵的洗劫和摧毁，然后是女主人公被捕入狱，狱外的女儿处境更糟。已经是上海电影制片厂著名演员的她，在与母亲失去联系的情况下，被人活活打死。事实上，这本书就是她劫后余生的母亲含泪写来献给她的。
讲述个人和家庭的苦难，在中国已经很难引起人们兴趣了。但是，人们绝不能因此而蔑视他人的苦难，或者压制他人讲述苦难的空间。这无异于另一种邪恶。而且，郑念的故事和她的讲述具有极大的魅力，深深吸引了我。
这本书是用英文写成的，在西方世界引起了广泛反响，是一本畅销书。我正是在一本法国人写的上海史中得知这本书的。我读的是中文译本。翻译的味道很浓，英文所特有的那种冷静、严谨，或者说英国味，透过译文，清晰可辨。
"难道你不知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吗？"
最早打破郑念平静生活的是两个上门通知她参加批判别人的群众会议的人。郑念表示不感兴趣。其中一个人愤怒地责问道："难道你不知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吗？"
郑念的回答是1966年以后任何一个中国人都说不出来的："'文化大革命'与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为商行服务，又不是文化组织。"
1966年9月27日，经历了一个批斗会后，郑念被捕入狱。实际上，说入狱是不准确的，在未来的六年里，她一直被关押在看守所，甚至没有机会来到真正的监狱。因为坚持不认罪，她一直被拘留在看守所，在单人牢房里被拘留了六年。
书中有大量郑念和其他人，如红卫兵、狱卒、审讯人员的对话。我相信，那些人当时的原话，必定用词简陋、语义含混、语焉不详。他们只有那种水平。他们不可能说出书里的那些语言。那些语言太书面化、太清楚简洁，丝毫也不拖泥带水。作者这样写，虽然失去了某种程度的真实，但这种笔法带来的阅读享受却是非常迷人的。对"文革"那种低贱荒谬的历史，我此前从没见过以如此高贵纯精的笔法进行的叙述。这种叙述本身就是对那种荒谬历史的最大蔑视---甚至在用词方式上，作者也绝不和他们同流。
在作者对自身经历的叙述中，不时穿插有她对中国当时政治形势的分析和评论。这些分析和评论，在两个方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其一，古典人文教育确实是世界上最可宝贵的东西。接受过这种教育的人，即使没有专门研究过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也自然会有对人的权利、尊严的体验和珍视，有对自由和正义的向往，有对邪恶势力的天然厌恶和警惕。他们中的杰出者，如郑念，还会因此而具有对抗邪恶的无尽勇气和坚定决心。
其二，本书的中文译本内部出版于1988年。虽然是内部出版，译者和出版者对原书内容的大胆保留也是令人惊讶的。
郑念在六年的拘留生涯中始终拒绝认罪。指控她的罪名是里通外国、为英国人充当间谍。因为拒绝认罪，郑念曾经被背铐很多天，以至于双手落下了终身的伤害。但她选择坚持，用各种办法坚持。在知识和道德上，她都压倒了审讯人员，以至于，居然能得到某些局部的胜利。在交代材料的底部，落款照例是"犯罪分子"，郑念每次都不厌其烦地在"犯罪分子"前面加上"没有犯过任何罪的"这几个字。在多次重写交代材料以后，再给她的纸上终于不再有"犯罪分子："这个落款了。
当然，这种略带喜剧色彩的事情绝不是六年拘留生活的主要内容。更多的是折磨、殴打、审讯、肮脏、饥饿、病痛、孤独、对亲人的苦苦思念和看不到希望。可是，在当局终于要释放郑念的时候，她却拒绝离开。
林彪事件后，郑念被带出来，有人向她宣布，将要对她宽大处理，释放出狱。郑念感到义愤填膺。她需要的不是宽恕，而是道歉。她拒绝了所谓的释放决议。她要求宣布她根本就是无罪，并且要求赔礼道歉，还要在上海、北京的报纸上公开道歉。
这种要求只能让专政人员感到好笑。他们当然永远也不会理解这种坚持背后的信念和价值观。
走出看守所
郑念还是走出了看守所，因为她以为可以见到久别的女儿，可实际上，女儿在她失去自由不久就已经悲惨地死去了。
以后的几年依然是"文革"的岁月。郑念和另一家人一起被安置在一座房子里。生活条件还算好于同时期的上海普通人。但从此以后，郑念似乎就要在和街道积极分子和片警的周旋中度过余生了。她信任的一个人居然是个告密者。"我什么时候才能过上正常的生活啊！"
她去看望自己的一位老朋友，当年，他们两个年轻的母亲曾经一起在澳大利亚的海滩上漫步。现在，这位老朋友已经卧床不起，濒临死亡了。在告别的时候，老朋友给郑念留下的最后遗言是："想办法出国吧，你还可以做到。"
出国的机会终于在"文革"结束后出现了。"文革"结束以后，郑念成为统战对象，有机会出席各种妇女界的活动，并同时得到一些特权，比如在内部商店购物。郑念开始准备出国。
出国的过程还是比较顺利的。郑念以看望在美国的妹妹的名义申请出国。一段时间以后，得到了批准，倒没有太多的周折。然后，为了得到美国签证，郑念找到渣打银行在上海的经理。他们是老相识。她可是银行的重要客户。见到郑念，这位经理有些吃惊，他以为郑念早已死去了。
很快，郑念拿到了美国签证。从上海登船赴香港时，郑念在船上透过蒙蒙细雨，望着壳牌石油公司的大楼和她原来办公室的窗口，她知道，这一去，就将永远离开祖国。
在香港，壳牌公司为过去的老员工安排好了飞往美国的头等舱机票。到了美国以后，她终于开始了自由自在、随心所欲的生活。"在我新的生存空间，找不到像上海居民委员会卢英或户籍警老李这样的人物。在自由和轻松的氛围中，我感到精神焕发。"
全书的结尾是郑念对中国"文革"后的政治经济形势的综合分析。这些分析，虽然写于八十年代，但现在读起来仍然很有启发性，是现在许多人所不及的。
本书的版权页表明，此书印刷了5万册。看来，八十年代的不少人读过这本书。我是后来者，21世纪才第一次读到这本书。据说谢晋当年曾经打算把这部书改编成电影。如果果然做到的话，应该比《芙蓉镇》的冲击力更强。当然，拍摄的难度也更大。
八十年代，读这本书的不少人感叹唏嘘。我想，这些人可能联想到了自己在疯狂岁月的遭遇，感同身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