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计阅读本页时间：-
赞扬的权力
一个人究竟会决定顺从独裁主义式赞扬中传达的内容，还是抗拒（或试图改变）伴侣的期待，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婚姻中的权力分布。许多人都从不同的角度研究过婚姻中的权力分布。一些人相信赚钱更多，或是更有钱的人，权力也更大。一些人认为是婚姻之外的社会因素决定了两个人的地位：比如两个人的家庭社会地位、职业身份，或者在他们的文化里，普遍认为某一性别的人是夫妻中的决策人。
所有这些因素都能塑造一对伴侣的关系，如果要给婚姻中的权力下精辟的定义，那便是一个人的情绪影响伴侣情绪的能力。一个衡量它的方法，就是检验谁的赞扬和责备更有效果。
广告：个人专属 VPN，独立 IP，无限流量，多机房切换，还可以屏蔽广告和恶意软件，每月最低仅 5 美元
一句淡淡的赞美是会让对方一整天都笼罩在温暖之中，还是被漠视甚至受到蔑视和嘲笑？（“谁在乎你怎么想呀？”“你就没法忍住不开口，是不是？”）一个人会不会害怕来自伴侣的责备，并经常焦虑地检查伴侣是否产生了负面反应？他们的每一次交流是不是都如履薄冰，一句话或一个动作也能引发排山倒海般的责备？一个人对伴侣的强烈发泄是否无动于衷？
如一切人际关系中的权力分配，两个人在婚姻中的相对权力是通过在日常生活中协商兑现的。我们已经谈到赞扬是如何被用来行使权力的了，而拥有5倍力量的责备则更加难以制衡，也能制造更严重的伤害。
危险的笼统化责备
责备的常见误区（笼统化、相互指责、严格化以及为自利编造情节）在婚姻中都格外有杀伤力。这不仅因为它们会给伴侣带来痛苦，也来自它们在意见发生分歧时产生的影响。
对一些伴侣来说，讨论买哪一台洗衣机、去哪里吃饭、穿什么衣服、什么时间去赴晚宴时产生的分歧几乎不算负面经历。它们不过是两人共同生活时难免遇到的实际问题。然而，对另一些伴侣来说，小矛盾往往会迅速转变为大冲突。这其中的区别并非双方对被讨论问题的关心程度，而是要看他们是否关注谁应该被责备。
当一个独立的问题或争执变成一根钉子，用来悬挂远比这件事更宽泛的埋怨时，我们就认为责备被笼统化了。在这种情况下，一方的错误或疏忽会被看作严重的品格缺陷。关于笼统化责备的摧毁性，人们在最早期一次对婚姻的研究中就有过发现，那时一对伴侣在讨论要看哪个电视节目，突然，那位妻子毫无征兆地展开了全面彻底的进攻。“该死，”她大叫起来，“你从来都只看你想看的节目。你就只知道喝啤酒、看橄榄球。别的一切对你来说都不重要，尤其是我的愿望。”
人们常说愤怒会让人失去理智。不过，我发现，人们在盛怒下反而会有极为敏锐的观察力。几秒钟之内，我们就理解了言语攻击中埋藏的曲折意义，并感受到每个字的含义。在这里，凌厉的开篇（“该死”）表达了长期的不满，它的信息是：很久以来我都觉得自己无法再忍受你了。它的抱怨是笼统化的：他总是为所欲为，他自私，他是个寄生虫，他不为婚姻做任何贡献，他放纵、懒惰、无聊——“只知道喝啤酒、看橄榄球”。在不到30秒钟的讲话中，一方已经把另一方谴责得体无完肤。
笼统化责备有感染性。被攻击的一方往往会用同样的手段还击：“你总是对我冷嘲热讽。你总是抱怨个没完。”有时候，在所爱之人身上施加夸张的责备之后，我们会惊讶于自己的不公平，并回过神来，恢复道德理念。一些伴侣达到这个状态后，会错愕、惊讶地瞪着对方，有时甚至会为一场争吵居然走到这个荒唐的境地而感到滑稽。双方都会找个方式说：“我不是那个意思，你也不是那个意思。”而争吵也会在一瞬间烟消云散。但我们对责备的自动防卫系统也可能会压制理性，反而让我们更相信自己的愤怒就是证据，我们的伴侣理应被责备。在这些剑拔弩张的时刻，当口中冒出恶毒的字眼时，我们会拒绝承认自己是不公平的，我们相信自己不过是因伴侣的总体不公而做出了反应而已。
弗里茨·海德（Fritz Heider）是最早深入研究婚姻中的责备的心理学家，他把这种模式称为“基本归因错误”（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不过它更常见的名字是“行动者与观察者偏差”（actor-observer bias）。在该偏差的操控下，我们会把一个人的恶劣行为归咎于他（她）的自身品格，而认为我们自己的恶劣行为是某种外部因素导致的。比如，鲁斯告诉她丈夫：“你总是责备我。这只会显出你是个凶恶、忘恩负义的人。”可回想自己的冷酷话语时她会想：“我说那些过分的话是因为我又累又饿，一天都过得很不顺心。”她责备伴侣伤害她是因为他的品性有缺陷，而她却只有在被暂时的、外来的影响控制时才会伤害别人。
当我们身为归因错误的接受方时，全身没有任何地方能被保全，不受攻击，不被轻视。我们不是因一个特定的错误、失误，或一时糊涂而被责备。我们是因自己的个性而受责备。那要我们如何补偿？如何修补？当我必须变成另一个人才能让我的伴侣尊敬我时，怎么还有可能改善情况？当我们因自己的个性而不是行为或言辞被批评时，我们会感到排山倒海般的无助感。而随着这令人困惑的无助感而来的还有羞愧：“假如我因自己的个性而被责备，那么，我唯一能逃避责备的做法就是躲藏，或者，更进一步的，让自己消失。”
忙于指责及为自利编造情节
另一种危险地运用责备的方法是忙于指责。一对伴侣遇到了问题，却没有集中去寻找解决方法，通常是因为一方指责另一方（或者，很多情况下，双方会互相指责）。这个现象太过常见，以至于我的研究小组中的每对伴侣都能立刻回想起最近某次争吵时，至少有一方曾经忙于指责。当朱家的汽车引擎冒出几团烟，就此报废了之后，索菲和英才发现他们的美国汽车协会 ① （AAA）会员证过期了。英立刻责备索菲“太糊涂了，不可靠”。当赫施家的水管断裂，引发了大水时，雷切尔责备罗杰放弃了他们本来计划好的装修工作，而选择只修理明显出问题的部分：“你总是想省钱！难怪会发大水。”当门肯家投资亏损时，两个人互相抱怨：朱利安责备瓦莱丽“没好好看仔细”，而瓦莱丽责备朱利安“信任那个愚蠢的投资顾问”。
忙于指责有时不过是一次短暂的发泄。“安排所有这些事实在是很麻烦的，咱们应该建立一个自动付账系统。”在关于美国汽车协会续约的争吵结束之后，英说。而瓦莱丽一边把投资总结报告收起来，一边说：“谢天谢地这不过是钱而已。”他们收回了指责，并很快地将之忘却了。
不过，忙于指责会很容易使问题升级，演变成一场争论谁应该受指责的残酷大战。我们与一个人越亲密，就越容易冒犯对方，或是制造内疚。一方会出于自卫，把最初的责难原封不动地还给起头的人：“你说我糊涂，也不看看你自己！”“你是说我是这件事里的坏人？”“你怎么敢这么说我！也不想想我为你做了那么多事！”在这里，每个人都把自己看作是对方的受害者。
这其中隐藏的模式是这样的：“我明白我责备你是在伤害你，可这都是因为你太可恶了，我不得不这样做。你让我失望，你侮辱我，你不够关心我的感受。我不是个残忍的人，所以如果不是因为你真的做错了事，我也不会伤害你。你的负面性格让我变得像个混蛋（或泼妇）。”在基本归因错误的影响下，我们认为自己令人讨厌的行为是暂时的，而伴侣的问题则是一成不变的。
当冲突达到这个程度时，自利记忆就会跳起来帮助我们，哪怕这会损害两人的感情。我们的恶劣情绪为自利记忆煽风点火，让它们加强我们的信念，认为错处在伴侣身上。我们记起自己体贴、大方、提供帮助的所有时刻，我们也记起伴侣强势、自私或对我们的需求漠不关心的所有时刻。关于伴侣的善良、体贴、提供帮助和大方的记忆被深深埋藏起来，而他们那些让我们跟现在同样气愤的行为，却能一个个鱼跃而出。
读心术
婚姻中一种格外令人迷惑的责备方式是读心术：一方会猜度另一方的思想和动机。它是理解的阴暗面。这并不是让人镇定下来的一句“我了解你的感受”，而是利用了对伴侣的熟悉，使它变成指责的利刃：“我还不了解你吗！”“你脑子里想什么我全知道。”一方认为自己在宣布另一方的真实动机：“你这是想让我当恶人！”“你这是想换取我的同情。”读心者以为自己对另一方了如指掌，当对方抗议并企图校正这一丑陋的视角时，他们也不予理会。被读心的伴侣变成了一页无声且无助的文字，完全无法控制读者在上面看到的东西是否属实。
随着争执升温，双方都会面对被拒绝的恐惧，以及被从感情中排斥的羞愧。羞愧，如我们之前讨论的，会让人鲁莽行事，哪怕那样做能摧毁那些我们依赖的人。社会心理学家琼·坦尼（June Tangney）观察到，一位感到羞愧的伴侣更可能会用酸溜溜的指责还击：“是你让我产生了这样的感受。”“你希望我感觉这么糟，你是个坏蛋。”
当一对伴侣走到这一阶段，他们争吵的原因就已经改变了。现在两个人不再为他们面临的困难寻找解决方案。他们的目的变成了“伤害、侮辱、获胜！”两人各自酝酿着狂风骤雨般的责备，准备施加给对方。双方都会做自我解释：“我是个好人，我不会伤害我身边的人，除非我有充足的理由这样做。要是我（一个公平的好人）在伤害我的伴侣，那一定是因为他（她）应该受到这样的惩罚。”前文曾提到过，大多数朋友、家长和伴侣会为我们提供“叙述赞美法”——也就是通过复杂的经历及有价值的努力来赞扬一个人的生活和品格，而在这里它则会变成“叙述责备法”，即用类似的方法将自己描述成另一方的受害者。
这样的相互责备能摧毁婚姻。当一对伴侣的观点从“你伤害我了”转变为“你是个能伤害人的人”时，第一把火就点燃了。当一个人指责另一个人：“毛病出在你身上，为什么我要对你妥协，或跟你讨价还价？”又一道火苗会亮起。而第三把火点燃，是当一个人要面对令他（她）痛彻心扉的矛盾时：要么接受对你个性的责备，继续跟我生活，并让我继续惩罚你；要么走开，因为你已经完全令我无法接受。因此，这种越闹越大的责备能摧毁婚姻。
因害怕责备而产生的反作用：石墙化
正如相爱的伴侣需要熟悉对方的身体、需要和习惯一样，他们也要学习当两人争吵时哪些路径能让对方回心转意。在一些婚姻中，争吵会在伴侣的交流方式中刻下深深的模式花样。每一次对话都会陷入这些纹理之中，然后沿着一个已挖好的曲线发展。一些伴侣学会了在每次对话发起、不同意见出现、问题被讨论时，都预期自己会被责备。
争论还没开始，他们就已经进入了胶着状态。无论讨论的是孩子的照料与学习成绩问题、房屋贷款、厨房装修或暑假出游计划，他们都会面对那个让人最不愿面对的可能：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自己在伴侣眼中全是错处。当他们面对这些日常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实际摩擦时，他们的对手是那个一成不变的反应：“都是你的错！”对一些人来说，婚姻中的责备的最讨厌之处，就是在受到责备后自己慌乱与恐惧的反应。
汤姆和爱莎参加了我的伴侣研究，他们承认在他们的感情中，存在着“很多干燥的木柴”。“跟爱莎争吵是没用的，”汤姆说，而爱莎反驳：“跟你争吵才没用呢。”
汤姆说当他妻子开始“像狗咬住骨头似的狠抓住他不放时”，他会觉得好像“脑子里有一只当当地响个不停的大钟”。他解释说：“她是个聪明的女人，所以我猜想她是有道理的，可我只能听到巨大的噪音。我明白她是在说我有哪些缺陷，可我不明白自己应该怎么做。我讨厌她生气，可最糟糕的是我会因此变得怒气冲天。那才是最糟糕的……也是我没法应付的。”然而爱莎说汤姆似乎“在我生气时无动于衷”。她继续说：“我从他那儿得不到一丝反应。他就傻愣在那里，好像我根本不存在。这是我第一次听他说，在我生气时他心里很难受。”
婚姻中争吵带来的激烈情感，往往会让伴侣的一方石墙化（stonewall）——在无法描述也无法控制的感情攻击之下，关闭接收器，让自己的身体和思想都变成一堵石墙。石墙化是对洪水状态（flooding）或分散性生理唤醒（diffuse physiological arousal）的反应。我们的心跳加快，肾上腺素分泌激增，血压升高，整个生理机制都在大喊：“你在面对极为恐怖的危险！”在这个状态中，我们无法处理自己的经历。我们听觉减弱，视线收缩，无法思考，因为我们身体里的血液没有涌入大脑，而是跑去保护那些以为受到威胁，并促使肌肉做出“战斗或逃跑”准备的器官。我们要优先考虑的事是处理自己的混乱，而不是理解或同情伴侣。我们不再表示常见的跟随言语（“嗯”“啊”）或动作（点头、摇头和目光交流），我们似乎对另一个人的情感无动于衷，因为我们忙于抵御那些洪水般冲击着我们全身的刺激物。
进入石墙化状态的人里，大约85%为男性。有些人以为女人比男人更难接受批评，比如，她们更容易哭，或是比男人反应得更“情绪化”。不过，总体来说，女人在处理激烈感情及人际关系冲突方面要比男人更有韧性。在婚姻中出现争吵时，男人比女人更快紧张起来。因此，男人更有可能陷入情绪洪水状态。由于每个人应付情绪汹涌冲击的能力不同，那个女人指摘男方的老生常谈——“他变得冷淡，像个石头人，不再和我吵了；他拒绝交流或讨论个人问题；他‘消失’了”……也就产生了。换句话说，他变成了一堵石墙。从男性角度看，这种封闭手段是为了自我保护，避免遭受冲突带来的情绪及生理上的暴风骤雨。
石墙化的目的不是挑衅，而是自我防卫。但对伴侣来说，石墙化表达的是不满，冰冷地疏远，甚至是置身事外地嘲讽。在亲密的人际关系中，不肯倾听，不肯理解也是极大的侮辱，这一行为所表达的意思就变成了“我不愿意再跟你谈”“你对我来说太荒唐、太不重要，我不要再注意你了”“我不关心你的感受”。
这其中的讽刺性悲剧是，当一个女人的伴侣石墙化时，她更可能在经历情绪洪水状态。她眼见到伴侣的情绪封闭，经历了那个男人希望靠封闭来躲避的生理上的冲击——心跳加快、流汗，面对危险时大量分泌肾上腺素。在她看来，拒绝倾听或不肯表示同情的反应，让她感到被遗弃、被孤立。于是两个人互相为自己汹涌的痛苦感觉而责备对方。
外遇给人的感觉和责备差不多：背景资料
能摧毁婚姻的不仅是一对伴侣如何赞扬和责备对方，也可能是因为他们赞扬婚姻之外的人。当性亲密这一原始赞扬的接受者不仅限于伴侣时，婚姻的赞扬脚手架也会分崩离析。
我们对外遇的强烈反应有坚实的进化根据。性行为从来都不仅仅是性行为，无论人们在为自我开脱时会用多么微不足道的词汇形容它，人类性行为的功能都远远不仅限于繁衍。它的一个功能就是在伴侣间制造亲和力，而这一效果相当卓著。在发生性关系时，人们会进入一种无论在神经上还是在肉体上都极为特别的状态。大脑中负责掌管欢愉及奖励的部分会变得格外活跃，分泌的物质不但有“亲密激素”催产素，还有能如毒品一般带给人欣快感的、自体内产生的类鸦片剂；同时，负责理性评估的前额叶皮质部分会停止运转。我们的脉搏、呼吸都会加快，血压也会升高。随着血流量增加，整个髋骨部分似乎都因内部组织肿胀而增大了。我们本来厌恶的肢体进犯现在变得刺激而舒服。我们的这种经历，被耶鲁大学婚姻关系专家麦琪·斯卡夫（Maggie Scarf）称为“仿佛婴儿早期那种被安全感和亲密感环抱的原始的狂喜感觉”。
无论两个人多么随便地走到一起，他们的脑化学反应都会与相爱时的脑化学反应相似。性行为中出现的抚摸、触碰和气味都与心灵相通和相爱时毫无二致。当一个人抱紧另一个人时，双方都能体会到对方的亲密感受；双方都会记录对方的肌肉收缩、出汗程度和心跳速度；双方都能听到对方发出的轻微的、半私密的声音并对此做出回应。我们会把性行为带来的铺天盖地的感官刺激与性伴侣联系起来。当这些联系被烙印在记忆中时，它们能制造类似赞扬带来的感激、信任和欣赏感。它们也会制造对未来行为的期待。这份亲和力让我们觉得充满希望。亲密关系既让人感觉安全又会带来私密感。
在4000多种哺乳动物里，一夫一妻制并不常见，一些科学家得出结论认为人类的一夫一妻制其实是“不自然的”。然而在大多人类社会中，性忠诚度在婚姻关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虽然衡量忠诚度的方式并非与生俱来，其更由文化决定，但是，忠诚性仍然塑造了我们的期待与感情。基本上，我们期待自己是伴侣渴求的唯一性伙伴，或是说，伴侣会认为我们的亲密关系是高于转瞬即逝的性吸引力的。
能用来推测一个人是否会有外遇的最可靠指标，就是看他（她）是否会负面地将自己的伴侣与其他人比较。“我本能找到更好的”“她更能理解我”或“我跟另一个人在一起时感觉更快乐、放松、有趣、美丽”之类的句子都会在婚姻心理治疗师心里亮起红灯。这些话暗示了侮辱性的责备，揭露了说话人缺乏承诺。它们会变成背叛的理由。一个有外遇的人往往会想“我的配偶对我的看法不够积极”“他（她）不明白我的价值”，因此，“他（她）不配得到我的承诺”。
为什么外遇给人的感觉和责备差不多：三条信息
我们信任伴侣不会将我们负面地与他人比较。然而，已婚人士在外遇之后最常找的理由就是“我想找一个让我自我感觉良好的人”“我希望感觉自己仍有吸引力”“我需要一个不视我如透明人的人”或“我情不自禁地欣赏并渴望另一个人”。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外遇输送了第一条责备的信息：“你不能满足我”“你不如别人好”，甚至是“你从根本来说不够格”。
绝对会伴随外遇而来的欺骗，提供了第二条责备的信息。虽然不忠的一方经常会自我辩解，说他们说谎是为了保护伴侣或婚姻，可是，欺骗会摧毁夫妻交谈之中的欣赏与倾听。一方听另一方讲话，不是出于喜欢的感情及心理上的亲密感，而是为了检测或控制对方的思想。不忠的一方通过说谎（或删除重要信息）扭曲了对方对现实的理解，而不是使之变得完整或让对方愉快。
我研究的12对伴侣中，有2对因外遇而走到婚姻尽头。38岁的卡伦注意到她丈夫托尼“总是心不在焉”。她解释说：“他回家特别晚。他说‘工作忙得一塌糊涂’，而我就相信他了。完全彻底地相信他了。当他不做家事，我提醒他时，他会冲我大叫，说我不理解他遭受的压力。等我尝试着跟他谈这件事，以及它对我的意义时，他说是我不理解他，当我告诉他我实在很担心他的时候，他说我是在‘胡思乱想’。于是，那么多个月来，我相信了他编出的故事，我以为被责备的应该是我。我是那个损害了我们感情的人。是我喋喋不休、太蠢、太笨，没法理解他。当我发现了事情真相时……唉，‘愤怒’都没法形容我的感受。我居然被他骗到以为错的是我。”
撒谎很快就会变成一种回避的策略。它变成不忠方企图将责备转到被欺骗方身上的手段。“都是你胡思乱想”发出的信息就是：“是你的这一行为损害了咱们的感情，不是我。”一方的谎言能制造“煤气灯效应”（gaslight effect）。这个名称来自1944年乔治·库克（George Cukor）制作的著名电影《煤气灯下》（Gaslight ）。在故事里，富有的妻子在结婚后总会看到房中的煤气灯忽明忽暗，还伴有奇怪的声音，丈夫使她相信那是她精神病发作的结果，直到侦探调查之后，她才发现一切都是丈夫为侵占财产而假装出来的。煤气灯效应指的就是一方扭曲另一方的现实，企图误导对方承担责备的行为。
我们与一个人的感情越深，就越相信他（她），当我们感到遭背叛时，施加的责备也就越强烈。治疗过遭伴侣背叛的人的心理治疗师都会说，最显著也最棘手的问题都是关于责备与内疚的。卡伦说：“有时候我真想杀了他，可我同时也希望他活下去——这样才有机会听他承认他自己的错误，并为此饱受煎熬。”托尼坚信这其中至少有部分错误在卡伦身上：“她应该受责备的程度不亚于我。是她冰冷的态度赶走了我。”托尼那些带有保护性的说辞让卡伦觉得自己被背叛了，而当托尼意识到自己打碎了卡伦对他的欣赏，所有正面感情似乎都从两人的关系中流失得一干二净。他们的婚姻变成了一场无休无止而且苦涩难堪的争执：到底谁应该受责备。
外遇暗示了责备的第三个原因，是因为它破坏了一对伴侣的隐私。伴侣生活在一个十分私密的世界里。他们的亲密感建立于共同的参照、回应，相近的兴趣，与孩子们、经济状况及房屋事务等有关的家事。两人都期待对方会保护自己不受到来自外部的、更严厉的评判，无论那是来自朋友、邻居，还是其他亲戚的。当道格拉斯得知贝斯与前男友共度了一个周末之后，让他感到难过的是他们谈话中的亲密感——“最糟糕的是她给那个人讲了好多关于我们的事。她向他抱怨我，你知道，跟他解释为什么对我不忠是合理的。让我最痛心的是她假装尊重我，却跟人抖落我的私事。”曾经允许自我暴露及相互独享的亲密感现在被打得七零八落了。
被拒绝能加强责备
无论在婚姻中遇到了什么样的难题，我们都期待伴侣对我们的看法与赞扬的脚手架牢牢维系在一起。这就是说，我们相信伴侣能帮我们把我们的过往、动机、品格交织在一起，反映出一个正面的形象。离婚会打碎那座脚手架。那是排斥伴侣的最极端形式、责备的最极端形式，也是终极决裂。很多伴侣无法互相维持任何正面感情。连他们的亲朋好友都会惊讶于他们对对方的恶毒态度：这两个原本懂事、有头脑的人怎么会变得如此愤怒、小气和凶恶？离婚能在双方的内心评判表里制造龙卷风般的怨恨。
很少有离婚的伴侣能在冷静思考后说：“我俩就是不合”，或“我们逐渐地陌生了”。他们往往会忙于保护自己的尊严而负面地评判另一方：“我们会分手都是他（她）的错”，或“既然我离开了他（她），那么一定是他（她）配不上我”。这个过程有时被称作“失谐消减”（dissonance reduction），即一种消减不和谐的信念（比如“我的行为太坏了”和“我是个好人”）所造成的压力的方式。责备我们的伴侣能让我们避免因婚姻破裂而责备自己：“我要抛弃你，我要伤害你，我要瓦解我们的家庭，因此，你一定是个坏人。我们会分手都是你的错，你什么都不配。”
在“一切都是我前任的错”这一基础上，离婚的两个人便也为争夺每一件物品（从盘子碗筷到度假屋，再到孩子的监护权）而打得你死我活。在离婚协议上的每一个条款都变成了一个指责对方的新机会。每个人都以为伤害对方就能缓解被抛弃的痛苦。
所有伴侣在交涉各自的（往往与对方构成矛盾的）目标和愿望时，既会相互赞扬，也会相互责备。很多人的婚姻会搁浅并不是因为“选错了人”，而是因为责备的势头过强，把赞扬排挤得无影无踪。成功的婚姻不仅仅是要找到那个“对的人”，它需要两个人有积极性，愿意与对方共同努力，找到那个能维护赞扬脚手架的交流模式。
控制赞扬与责备的比例
婚姻成功的一个前提就是，哪怕在夫妻双方觉得一方惹另一方生气或冒犯对方时，它从根本上来说仍是好的，是值得欣赏的。它体现的是承诺，让两个人能轻易地修补创口，提供谅解。当伴侣真的很坏（不体谅人、不负责任、自私），我们感到很失望时，婚姻就有了一个失败的前提。当人们认为深层的品格缺陷是问题的根源时，和解就变得极为困难。道歉只会造成歪曲和破坏，并引发更多的埋怨“对不起，可你实在让我很难做”“对不起，可我需要一个更理解我的人”。双方都埋怨对方的动机邪恶。每一次交流只会引发更多的愤怒与冲突。
婚姻破裂是一场灾难性的经历。失去一段重要的人际关系能改变一个人的大脑回路，让感情及奖励部分失去活力，降低血液中的含氧量。它们在未来都会引发严重问题，包括抑郁症、心血管疾病甚至癌症。简单来说，失去一段亲密关系会极大地损害人的健康。
理解赞扬与责备的角色，能帮助我们维持婚姻吗？答案是肯定的。我们一旦识别了抵御责备的常见方法，就不会顽固、偏执地坚持自己的指责。我们一旦理解了否定他人品格可能带来的可怕影响，考虑到了危险的后果，就更可能会谨慎开口。
不过，接下来的问题是：得知了赞扬和责备的魔法比例是否足以拯救一段婚姻？答案是否定的。人都不善于处理责备，我们都会被自己的优越偏差（即认为自己应得的赞扬比实际更多）所迷惑，因此，让一对伴侣记录自己的赞扬和责备比例是极其困难的。
首先，在没有伴侣反馈的情况下，我们很难确认自己是否真的赞扬了他们（而不是独裁式赞扬或自以为是）。赞扬是相对的，谁也不是自己发布的赞扬或责备数量的最终仲裁者。
其次，衡量评判（来自我们自己和他人的）需要抵抗自利记忆这一常见的偏差。每个人都更可能记得自己做过的正面努力，并会尽量忽略自己施加给伴侣的负面评论。虽然两人在婚姻中的所得总是有多有少，但是，关于谁应该得到多少赞扬的谈话，更可能会转变成争吵。只有陷入不快乐婚姻中的人才会计较一分一毫的得失。
人们如果把注意力集中在谁做了更多、谁给予更多、谁妥协更多，反而能制造更多的不满。认为自己的贡献比伴侣大，暗示的是责备：“你给予的不够。”也会让争吵接踵而至“我做的比你多！”“我为你做了那么多，你为我做这个也是公平的”。两人都可能会抬出一个看不见的法官（而这位法官还总是更偏向自己），并得出结论说对方没尽到本分，因而应该受责备。
最后，我们如何评判对方则取决于我们观察到的东西。我们让自己相信伴侣应该受责备之后，就更不可能留意他们提供的赞扬或其他正面的表示。事实上，研究发现，互持成见的两个人注意到伴侣试图和解的次数，只有独立观察者注意到的一半。
理解婚姻中赞扬与责备的最好方式，就是尊敬它的威力。在婚姻中，赞扬包括对伴侣的感受、目标和价值观的欣赏与兴趣，同时也会避免将伴侣与潜在伴侣做负面比较。当婚姻中的评判态度转向负面时，挽救伤害的途径是重新建造对方的自尊。这是一个艰难的步骤，需要两个人放下自己对责备的防御，为自己制造的伤害承担起责任；还需要两个人解除对方的羞愧与难堪，并为对方所做的和解努力表示赞扬。
也许这时他们需要一张修改过的关系合同。“我们将无条件地爱对方”需要被修改，变成一个更现实的句子：“我知道我们会评判对方，但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不去忽视对方身上的优点，也不去扩大缺点。当我们的生活充斥着负面评判时，我们将尽量与对方商讨，寻找办法以避免在对方身上施加持续的、侮辱性的责备。当我们中的一个人真的做错了事，我们将对彼此提供安慰、同情与支持。我们将确保负面评判只集中于特定的事情，而正面评判集中于深层的品格特点。我们明白有时我们会被很多保护自尊却威胁感情的偏差所左右，那是我们必须正视的事情，因为我们毕竟都是常人。”当然，我们不仅需要在婚姻中应付赞扬和责备之间难以捉摸的平衡点，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的，我们心中的评判表也会影响我们在工作场合的人际关系。
注释
① 美国汽车协会能随时帮助会员修理汽车，并解决汽车在路上时遇到的困难。——译者注
第7章
工会会费：工作场合中的赞扬与责备
在走上工作岗位的那一刻，我们也许能放下与家人及好友之间的亲密关系，却放不下心中那张评判表。在会议中，我们听同事发言，然后回应他们的谈话内容，但我们仍会估量他们的品格及动机。“我能理解她为什么能升职。她讲话十分有效率，而且她似乎真的关心这件事。”我会想，并注意到在我那位高效同事讲话时其他人会点头附和。我能看出其他人的评估与我的相似，我为有如此出色的同事而骄傲。当另一位同事喋喋不休地讲个没完时我会想：“他也太陶醉于自己的声音了。”我会介入谈话，企图推动话题发展。我看到有人在摆弄自己的戒指，然后环视四周。我暗自担心自己的话是不是让她感到枯燥。10分钟后，桌子对面的一个人开口加入谈话。我留意到他在言语间为自己邀功，于是想道：“这又不是什么新闻，我5分钟前刚刚说过同样的话，现在他倒跑来捡便宜。”我与另一位同事交换了一个心照不宣的眼神，我俩因共同的评判而感到团结一致。
（我们对他人及他人对我们的）评判对于我们的工作满意程度有重要影响。在各种机构工作了十几年后，心理学家本·达特纳（Ben Dattner）认为，工资与升职的重要性更在于它们体现了尊重或轻视，而不是所带来的物质利益。至于对工作的不满，其核心大多都涉及“因未被公平地赞扬或被不公平地责备而产生的恼怒”。可惜的是，这类不公平在工作场合并不鲜见。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商学院的韦恩·哈奇瓦特（Wayne Hochwarter）和他的同事调查了1200人，询问他们对直属上司的意见，31%的人回答说他们的老板会夸大自己的成就和业绩，27%的人回答他们的老板会为了得到赞扬而向其他人自夸。
觉得自己在公司里不被重视，是辞职的最常见原因。一次调查显示，37%的人辞职是因为他们的上司没能提供他们认为自己应得的赞誉，而23%的人辞职是因为老板为了掩饰自己的错误而把责备推卸给他人。在一个不懂得适当赞扬员工或经常不适当地责备员工的机构里，那些留下来的人往往会承受很大压力，而且士气低落。由于压力和低落士气是能传染的，因此，理解赞扬与责备在工作场合的运作，对每位员工及每个工作机构都有重要的意义。
关于工作场合评判的个人意见
学术界往往被称作“象牙塔”——引自《圣经》中对纯洁贵族的描述。这个词暗示那些将自己奉献给知识的人不应受个人虚荣心（比如赞扬和责备）的污染。15年来，我是大学学院的学监，管理学生及教学人员，不过，我的科研工作带我走入各种各样的工作场合的核心部位：一所医院、两间学校、一个律师事务所和一家大型制造企业。在归纳了自身发现，并反思相关经历之后，我得出结论，学术界并非游离于常规评判之外的安全岛，它其实很适合用来研究工作场合的赞扬与责备动态。
学术界人士绝没有脱离他们内心的评判表，相反地，他们往往为之格外痴迷。学术工作场合中充满了心理学家奥利弗·詹姆斯（Oliver James）所谓的“办公室政治”。本·达特纳将之称为“责备的游戏”，即人们会将自己安置在接受赞扬、避免责备的位置，而且会过于频繁又不惜一切地阻止其他同事得到赞扬。
让学术界人士引以为傲的是他们的评判既细致入微，又饱含丰富的知识背景（当然这一评价是恰如其分的）。他们会评估他人研究报告的质量，疯狂地注意他人的聪明程度排名，分析他人对自己学术领域的贡献，小心地监视同事们的地位。当其中的差别既变化多端又微乎其微，而且奖赏往往无关痛痒时，这项工作就会变得难上加难。对普通人来说微不足道的差别，在象牙塔的住客们眼里会变得无穷大。它遵循的是塞尔定律（Sayre’s law）：关心度与奖励量成反比。华莱士·斯坦利·塞尔（Wallace Stanley Sayre）是美国政治学家，他曾说过：“学术界的政治是所有政治里最凶残和最尖刻的一种，因为其中的利益少得可怜。”
身为学监，倾听是我的任务之一。我会密切地与大学教师（既有职称较高的，也有职称较低的）保持交流，谈论他们的事业曲线。令我和其他职称较高的学校教职员同样惊讶的是，这些善于独立思考的人们，居然会因为他人对他们的个性、价值以及工作的评判而苦思冥想、郁闷不已。这种郁闷为士气笼罩了一层深深的阴影，以至于我们迫不得已决定重新审核教师们在工作场合的快乐程度。在审核中，我记下了教师们与我交谈的要点以及我们花了多少时间讨论地位及自尊引发的焦虑。教师们来见我时，我会说明自己将做记录，然后学院院长和副院长一起研究员工在哪些工作方面觉得不满意。这项工作持续了一整个学年，而它的结果显示，关系到赞扬与责备的内容在谈话时间中的占比约为55%。
詹玛见我时提出了减少授课时间的希望，但在这个实际的要求背后，掩藏的是赞扬与责备的烦恼。她已经快50岁，她认为过多的授课时间阻碍了她的科研工作，而她为授课付出的贡献又没有得到重视：“我觉得很灰心，我在课堂上做了大量优秀的工作，可在学校进行评估时却一点都反映不出来。当下的风气是你必须得炫耀科研成果才能得到好评。”詹玛不但没有因为授课方面的出色表现而得到应得的赞扬，反而因科研成果不多而受到不适当的责备。
阿拉斯泰尔来找我，希望我能做他评高级职称的推荐人，然而在我们的会谈中，他把大部分时间都用来抱怨自己在系里得不到赞扬：“我参加了那么多高档次的会议，他们都想听我发表意见。我在海外论坛会上公布论文时总是座无虚席。那是真的座无虚席啊，很多人都只能站着听。可在这里，同事们觉得我受欢迎是因为我虚荣。他们刻薄地认为我不过是哗众取宠。哦，你明白那是什么意思。除非那个摇着孔雀尾巴显摆的人是他们自己，否则什么都是粗浅、俗气的。我明白要想在这里混，你就得炫耀自己，把隔壁办公室那家伙比下去，并拼命踩他，可干这事儿已经让我心力交瘁，我要是不能尽快升职，就准备辞职了。”
奇亚拉来见我，希望能提高秘书补助额度，但这其中隐藏的问题是，尊严与工作量的多少同样重要：“我做的绝大部分辛苦工作都是没人看见的，而跟人合用秘书对此并没有什么帮助。我不介意别人叫我做这个、做那个，我很乐意帮忙。可我介意的是，他们找我做是因为他们觉得我低于他们。”
我常听人说，我们应该因了解自己的价值而感到满足。只要我们重视自己，他人的评判还有什么所谓呢？然而，它们的确很重要。我们也许深深地尊重我们内心的评判官，我们也许会格外重视来自我们（在生活或工作中）尊敬的人的评判，可是，我们很少真能对其他人的评判无动于衷。
在研究了人类思想的进化之后，心理学家布鲁斯·胡德意识到我们都有一个对他人意见极度敏感的“被驯服的大脑”。事实上，胡德的结论是：“人类是如此社会化的动物，他人对我们的看法，霸占了我们的全部心神。难怪名誉是使我们骄傲的高峰。人们重视迫使我们与他人保持一致的社会压力，因为大多数人的‘成功’，归根结底是被他人的看法定义的。”
这不等于说我们要被动地采纳别人对我们的看法。詹玛、阿拉斯泰尔和奇亚拉都在试图控制自己对他人意见的敏感度。他们也会与自己内心的那台评估器协商，采用他们最个人化的方法衡量赞扬与责备。抵抗、商讨、定义赞扬与责备的分配方式，是工作场合中一直存在的行为，即便离开办公室已经很久了，它们也仍会在我们脑海中翻转，或被拿来与伴侣或朋友讨论。
工作场合评判的分布
工作场合像一个大舞台，我们既是这出日常评判剧的观众，也是演员。现代化办公把本来不见得会互相理睬的人凑到一起，我们也许觉得同事跟我们不是同类人，也不是我们愿意在社交场合中联络的人。我们经常需要寻找共通点，听从他们的指示，或是在争论时委曲求全。此时一个难题显现了出来：我们需要审视并评估那些我们难以读懂的人。
当我们需要解读或评估那些在我们看来像谜团的人时，当不知道能信任谁时，以及无法与难以相处的人共事会让我们面临失业的危险时，我们也许会向那些看似拥有相似内心评判表的人求助。我们会问：“你看约珥工作得怎么样？”“你跟艾米莉沟通有问题吗？”“加思总这样吗，还是今天他心情不好？”这一行为是如此常见，难怪奥利弗·詹姆斯在他对工作场合的研究中发现：“几乎每一天，同事们都会或直白或隐晦地互相寻问对个性与能力的意见。”
这些非正式的交流或八卦行为能制造同盟。与我们有类似评判的人似乎能与我们心有灵犀。当我们询问一个人对同事的意见却接到无礼或警惕的回应时，我们就会意识到自己错误地分析了这个人对我们的评判。我们会记下：“啊，我能看出他不愿意对我开诚布公。”日后也不会再与这个人讨论八卦。但如果回应我们的是一次长长的交谈，当我们听到“是啊，他总是那样，要是他被分到你们小组里的话，你最好小心点”之后，我们不但得到了一条重要的信息，还因共同的评判而争取到了一位盟友。
工作场合中的个人评判能对工作产生重要影响。一位经理寻求同事领导能力的反馈时，如果听到的是：“她做报告时总是乱七八糟的。”那么原本尚未形成的评判就会被蒙上负面的色彩，而如果听到的是：“刚才的报告真有意思！我喜欢她不总是照本宣科。”就能一扫所有对她报告中不足之处的怀疑。同样地，一位竞争对手为诋毁同事的工作，可能会试图提供错误的信息，让他们曲解同事的报告内容。即使是漫不经心的一句“别相信他的预测，他常常自信满满，可结果总是出错”，也能在其他人心里制造怀疑。在技术高超的行家手里，办公室八卦可以变成敏捷有效、威力庞大的赞扬及责备媒介。
这类评判被套上貌似权威的光环，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之后，就能被当作事实，从而深深地烙进人们脑海里，到那时，它们就变得根深蒂固，再难动摇了。那位被形容为“总是出错”的同事也许会抗议：“我的预测通常都是正确的。没有哪个人的预测能百发百中。”然而假如他根本不知道别人如何评论他，假如他不知道别人事前被提醒要留意他的失误，那么他也没法做好准备，为自己据理力争。
我们也许听不见负面的八卦，但能感觉到它们。有时那能对我们的工作造成正面影响：知道其他同事会八卦我们，能提高我们协作及合作的积极性。然而，更常见的结果是，我们在侃侃而谈时捕捉到同事脸上一闪即逝的微表情，或是看到他们互相交换目光，我们的工作场合在一瞬间就变成了一个危险地带，充满了闲言碎语、无影无踪的谴责。神经学家理查德·戴维森发现：“假如你做不到在那些残酷的竞争对手互相交换无声信息时仍与他们保持正常交流，那么你显然没法心无旁骛地以最佳状态工作。”原本毫无根据的八卦就会变成事实：我们丧失了注意力和自信，工作能力因此受到削弱，反而证明了那些负面评判是正确的。
竞争与赞扬短缺
人才管理培训提倡经理在进行负面批评时使用“三明治法”。首先，你赞扬员工：“你工作努力，团结同事，你上个星期还帮助杰理做报告。”然后你传递负面评判：“你给客户做的报告还不够好。客户明显不满，但你没有仔细听取他们的意见，只忙着重复你的最初想法。”然后，为了减轻这句话的冲击力，你把注意力集中到未来：“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你应该利用团队合作的长处，在为客户做报告之前先给其他人展示一遍。我们会找个能帮你提供客户深层信息的人，好让你准备得更充分。”把注意力集中到未来能让批评保持正面性，因为它打造了一个日后赢得赞扬的方式。
三明治法依照的原理是，赞扬是随处可见而且极为有用的资源，批评不应当是责备，它应该是有建设性和着眼于未来的。然而，当利润下降，客户数量缩减，人们觉得自己的工作、地位和价值都受到威胁时，赞扬就会变成被所有人虎视眈眈的紧俏物资，而批评也摇身一变成了责备。
多年前我曾在一家中型律师事务所和一间工厂做过关于工作与生活平衡的调查，这两间公司都正在进行人员重组。我很快就发现，所有人关注的不是公司能提供什么，而是他们在公司里如何被评判。29岁的格伦告诉我：“公司制定的关于健康、工作与生活平衡的那些政策其实没什么用。关键是，同事们是一有问题就会来找你，还是有你没你都无所谓。你得让所有人看到其他人觉得你特别棒，实际来讲，就是你要显得特别忙。一些人会假装抱怨，‘哦，我真希望我能有空休假啊。可我有那么多活儿要做。’他们会罗列出长长一串要做的事情，可我的收文栏 ① （intray）里的东西却总是寥寥无几。”
24岁的阿吉特说：“你绝对想不到，能在这间公司供职（哪怕只是最底层的职位），是何种难于登天的事。在法学院时我们花过无数小时锻炼自我表现能力。他们告诉我们，‘你一定要在面试时表现优秀，得让他们看出你的内涵，你才能拿到聘书。’现在我在这儿了，我进门槛了，可里头的争斗却是一样的惨不忍睹。每一天都像一场鲜血淋漓的面试。说服事务所合伙人，让他们相信你是优秀的，远比你做的一切实际工作都重要。”
对32岁的凯莉来说，每天最重要的事，就是在这个更可能仔细监视她的环境中躲避责备——因为在目前的情况下，责备对公司有利。“我知道他们想裁员。任何微小的过失也能给他们借口警告你。错过一个截止日期、丢失一位客户、开会时不够出色，都会让经理们觉得可以将你扫地出门。”
凯莉公司的每一级、每一个部门里的每一位员工都受到责备的威胁，因而也更加踊跃地将责备推卸给别人。凯莉的经理亚当抱怨：“我做得都很好，可全被会计给弄砸了，他的重复计算使我的目标变得一文不值。”跟凯莉同组的阿伦则解释：“我们设计了一件精彩的产品，可推销部根本不给力。”被卷入责备漩涡的同事们把精力全用来寻找替罪羊，并说服别人不应该责备他们。不过，凯莉意识到真正有控制权的评判来自经理们。这又一次地证明了权力会通过评判表现出来：哪些人的赞扬和责备有意义，哪些人的无足轻重。
自恋及篡改赞扬
在日常用语中，自恋是指一个人过于自负。然而，在心理学中，自恋者是指一个人的自我意识太脆弱，而狂妄只是假象，他们会难以抑制地依赖别人的欣赏以抬高自尊。这样的行为在工作场合中会造成摧毁性的影响。自恋者喜欢能吸引赞扬的行动（比如高风险投资），但它们能对公司造成巨大损失。自恋者会强烈地排斥批评，欺负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他们的夸耀和虚张声势的自信，往往会让他们在职场上获得不小的成功。据一些心理学家估计，大约4%的CEO是自恋、缺乏共情、渴望操纵他人的人；而另一些科学家认为多达21%的CEO拥有这一可怕的性格组合（一些人会将之称为精神变态），这一比例大约与监狱犯人相当。
自恋者是坏同事的原因有很多。自恋者会不惜伤害他人以夸大自己的重要性。他们不断地夸耀自己，并收集赞扬。他们强求对方的欣赏，得不到时就火冒三丈。批评无论表达得多么恰如其分或正面积极都会让他们产生恶劣反应。更有甚者会损害工作环境，将它转变成充满了赞扬与责备的地方。每一次会面都变成让他们收割赞扬、贬低他人的机会。他们从不考虑自己对其他人造成的后果，因为最重要的是自己是否出类拔萃。
萨拉与一位资深外科医生共事，这个人，据萨拉说：“要是给她一件让她觉得降低身份的工作，她就会抱怨个没完没了。假如开会时她的意见得不到重视，她会批评整个团队，批评决策方法，并以辞职要挟。她会开始罗列她所做的工作中一切功劳没归在她名下的部分。这让我们大家都疲惫不堪，不得不想办法安抚她。这让整个团队都士气低落。”
42岁的米歇尔是一间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她说，在身边同事们都争先恐后地挤在朝金字塔顶尖爬的路上，她见过许许多多的自恋者：“我能看到一些人在他人喋喋不休地自夸之后，也开始摩拳擦掌，准备与之争锋。只要一个人开始自我吹嘘，大门似乎就敞开了，其他人也跃跃欲试，跳出来做同样的事。那会影响每一次交谈的气氛。可我在这种情况下却只会紧紧将自我封闭起来。我觉得那很荒谬。我讨厌这种掠夺赞扬的手段。可那实在让人很难熟视无睹。你明白，假如你不花心血去推销自己的话，就一定会被排挤出局。”
自恋者的自我评估或许是可笑的夸诞，但这种自信心是极容易培养的。在看到自恋风格的神奇效果之后，其他人也许会开始模仿那种嚣张跋扈和咄咄逼人的态度。据估计，在1979年至2006年，由于职场文化普遍奖励那些夸大自己能力的行为，自恋者的比例增加了30%。一些人相信，以下因素最能威胁公司的正常运作并更可能导致失败——自恋者会拒绝自我反思和修正评判，而且对他人的评判心怀敌意，因为他们会束缚回应式的、反思性的、能顺应变通的评判。
度量与目标：赞扬与责备的人造测量手法
许多机构都意识到那些善于得到不属于自己的赞扬、转移责备、明明对公司没什么贡献却仍做出一副没有他公司就无法运转的姿态的人，会给公司带来危害。很多机构也意识到低落的士气来自不公平的赞扬与责备分布。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一些公司采用了更加客观的，能越过自我夸耀这一陷阱的评估方法及衡量工作效率的方法。但他们真的能做到公平地进行赞扬与责备吗？
在后生产主义时代，我们已经失去了清晰的、可衡量的生产力（比如制作了多少台小电器，灌满了多少根管子，或制造了几台汽车）的方式，正如奥利弗·詹姆斯所说，我们只剩下了“很多种缺乏客观度量标准的工作”。假设我在服务业工作，比如技术支持部，我接应的大量电话也许能说明我工作出色，但那也可能是因为我的指示没有解决顾客的问题，他们不得不重复打电话给我。如果我在一份月刊的编辑部工作，要如何将我的意见与他人的意见区分开来？重要的究竟是我想出了好主意，还是我能完美地实现别人的建议？
在一些公司里，赞扬和责备被收藏在缥缈的第四维空间里——虽然存在，却高深莫测。汉娜·塞里格逊（Hannah Seligson）在她的著作《新来的女职员：来自战壕里的忠告》（New Girl On the Job: Advice from the Trenches ）中就描述过作为办公室新成员的困惑。态度友善究竟算件好事，还是会让你显得无足轻重？为什么完成或完不成一件工作远比超额完成或搞砸另一件工作更重要？为什么招聘广告上的工作描述总跟实际工作内容大相径庭？为什么公司公示的组织结构图与实际权力分布完全不同？为什么就算我做得比同事们多，别人仍会觉得我们表现不好？
一个让职员难以回答“人们觉得我做得怎么样？”和“为什么他们觉得我做得好或是差？”的公司是不正常的。为了避免这个问题，很多机构会设定一些赞扬与责备的“度量标准”。这其中的假设是，如果他们能表达可度量（能够被清晰地测量）的评判，那么，他们就能展示这些评判是客观而且公平的。更重要的是，可度量的评判可以让职员相互比较——在这些测量表中得分越高就表示工作成绩越好。
然而，一些品质是很难测量的。比如团队精神要如何度量？还有创造力？还有细微的差别（比如鼓励性、倾听的能力以及协助别人发挥创造力的能力）又要如何测量？当测量被视为最重要的事，其他难以度量的品质就会从评估中消失。即便所有品质都被测量了，测量结果本身也是极为主观的。经理们可以紧紧盯着这些数字不放，但这些分数仍是评判的结果，而评判仍会因经理的个人好恶产生偏差——这可能关乎职员取悦别人的能力或自我表现的技术。
公司可以靠设定目标来纠正有偏差的测量数据，不过，由于工作场合的类型大相径庭，工作目标也需要因地制宜。有时候，这一工作的唯一目的就是制定赞扬与责备的规则。
39岁的格雷格已经在一间咨询公司做了3年了。他说他的工作日结构“跟我5岁女儿乖乖听话时会得到贴纸的模式不无相似之处，只不过更职业化而已。我觉得我真正的工作、我担负的职责，反而从中消失了。这里有大量的赞扬和责备，却没有实际的评论”。
萨拉是英国一间大型医院的外科医生，她觉得工作指标与她的工作内容格格不入。“一个工作指标是手术后并发症的数量。可病人手术后能否免于并发症往往要看病人手术前的身体状况。为了能符合指标，一些医院管理人员会把疑难病例转到其他医院去，只为了让我们达到低并发症的指标。”
为一个机构及其员工设定工作目标，让他们得到赞扬或发现自身不足，能改变整个机构的文化。这不但会增强人们追逐赞扬及避免责备的冲动，也无法提供格雷格在上文提到的实际的评论——因为我们渴望尊重他人的评判依据，并从中得到鼓励。
这里还有另一个问题。服务于一间工作目标与我们自己内心评判表相悖的公司，会让人极其心灰意冷。原本为了通过公平评估提升士气、增强积极性而设定了工作目标，结果却适得其反。于是，公司会添加另一道程序——鉴定，让职员得以表达他们自己的评判，这既包括对他们本人的，也包括对同事和老板的。
鉴定：评判及权力
“鉴定之前我好几天都睡不着觉，”特萨解释说，“那天我太激动了，因为好不容易才有机会让上面的人注意到我，可我也紧张得要命，还有一点气愤：要命，他们根本没法理解我的工作，那他们又怎么能评判我？我准备好了我的业绩清单、我应得的功劳，可惜我没法控制谈话方向。结果并不坏，可那些‘需改进方面’让我气不打一处来。他们是从哪儿搜集来的？我的功绩是怎么消失的？我觉得他们是在跟另一个人说话。我被告知我做的事情和我实际做的工作完全没有关系。”
鉴定（正式并明文记录的评估）满足了我们对评判的痴迷。从理论上来说，它们是为了研究职员的评判系统而生的，然而在实际工作中，它们会提醒职员来自他人的评价。这包括评估工作量（无论测量标准有多么不切实际）、领导力和协作能力［有时被称作“组织公民”（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在一般的鉴定中，职员会有机会阐述对自己的评估：你在哪方面出色？你在哪些地方需要更多帮助？但这个360度原则（即鉴定是一项需要多方面合作的工作，每位参与人的评判都会得到倾听）忽略了权力的平衡。在工作场合中，某些人的评判明显远比另一些人重要。正规鉴定也许会影响被鉴定人的工资及职务升迁，却不会影响鉴定人的。
正如在亲人、朋友和伴侣之间，权力会引发一个问题：谁的评判更重要？特萨回想说：“我猜想我在鉴定之前花了那么多精力准备，就是因为我早知道没人会听我说话。我的评估怎么能跟管理人员的抗衡？根本不能，也从来都不能。”
鉴定：他的和她的
邓肯28岁，是食品店的采购员。在跟部门经理莱斯利做了两天鉴定工作之后，他断定：“不超过6个星期，我这份工作就保不住了。我的麻烦是我比直属上司聪明，而他特别缺乏安全感。他是那种什么时候都在脸上堆起笑容的人——你能想象那么贵的西装穿在身上还显得满身俗气吗？哈，他就能。你知道，我很聪明，我不会有事的。我只不过需要一家周围人能理解我那些好主意的价值的公司而已。”
30岁的莎伦是一家设计公司的顾问，最近也刚刚做了鉴定。她说她当时能“清楚地看到不祥之兆”，但她承认在事前对这些问题一无所知：“那实在是突如其来的横祸。我一直在想，我怎么之前一点也不知情呢？要不然我早就可以离开了，至少是可以准备离开，好避免这个——他们根本就是把我骂得狗血喷头。可就是现在，在事后细想，我还是连一点点能暗示这些问题的蛛丝马迹都想不出来：没有任何信号，没有一句批评。归根结底，这是因为从长远角度看我不是他们想要的人、他们以为他们想要的人，或他们以为我会成为的人。这类公司总会不断地筛除大量职员。他们的业绩起落很大，而当业绩差时，你知道，这样的事情就会发生。那些有势力的人把责备推到那些没力量自卫的人身上，因为他们根本不能参与重要的讨论。上面的人决定谁得好处，谁被开除。于是，唯一让我没法不觉得自己很蠢的事，就是我没能与那些合伙人一样看清事情的实质——我跟他们合不来，不过这一点我是可以接受的。我把它归咎于经验。毕竟他们付给我工资了——虽然跟我付出的大量时间相比远远不够，不过至少，我的负债没有增加。我现在不过是需要集中精力，好好思考我有哪些长项，哪些地方能适合我。”
邓肯和莎伦两人都花费了大量精力来降低不协调感：他们希望用自己的信念（他们应得到赞扬而不是责备）来抵消他们在工作场合得到的负面评价。经历（任何形式的责备所制造的）痛苦时，我们会努力扭转它，软化它的锋利棱角，消除它的刺痛，好让我们将之吸收并继续前行。这件事往往需要我们把经历在脑海中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播放。我们也许会与伴侣或朋友（更可能肯定我们的观点并赞同我们自利偏差的人）谈论这件事。邓肯把“他们觉得我不够好”这一信息重塑，这样一来，它不再是对他的评判，而变成了鉴定人毫无价值的证据。这是当一个人受到对自尊的冲击时，采用的经典自卫方式（包括对评判者的品格、评判、动机甚至是外貌进行攻击）。
邓肯对莱斯利的谴责也许能给他安慰，但这种自卫方式会限制他从经验中吸取教训的能力。邓肯不记得自己在哪方面业绩差强人意。当我追问他时，他只是说：“他们说我做成的交易不够好，其他采购员能拿到更高的利润幅度，可那都是胡说八道。真的，他根本不懂自己在说什么。”
莎伦也做了降低不协调感的工作，但她的方式截然不同。她没有将鉴定人演变成洪水猛兽。她接受了这种公司的经理们会做这样的事。她不责怪经理挑她的错。她不声称他有什么错处（如邓肯会称他的经理“缺乏安全感”），而是去观察公司雇佣及解雇人的模式，并追问自己（为什么我事前没看出来？）。她注意到其中的正面结果（他们付给她足够的工资，她没有增加负债）。然后她把目标转向前方，寻找新机会。
这两个人的反应，自然是因人而异的。不过邓肯和莎伦显示了男性与女性反应的常见区别。人们常认为鉴定对女人的影响比男人更大，女人更在乎赞扬，也对责备格外敏感。然而，在我采访的职员中，女人在处理负面鉴定时远比男人镇定得多。
一些人争辩说，造成这其中区别的原因是女人有低估自己能力的倾向，而男人则更容易高估自己的能力。两者反应的区别，很可能是由于女人较男人更经常得到中性或负面的鉴定。当莎伦追问直属上司，让他解释为什么她的贡献得到了“极低”的评估时，他解释说他不能把吸收新客户的功劳算在她头上。莎伦十分惊讶，因为有两家大客户之所以来他们公司，就是因为她和一位同事为他们做了解释设计思路的报告。她的经理把这份功劳算给了她的男性同事，并将莎伦的贡献描述为“辅助工作”。但是莎伦看不出此举的合理性，她的结论是：“我实在认为这与事实相去甚远。我也许有一点愤怒，但总的来说这让我觉得自己比他们高尚。”
我发现在分辨暗含贬义的赞扬上，女人比男人更敏感。一个智囊团的首席营运官对费莉希蒂的工作表示赞赏，说她报告中的每个细节都有详尽的数据支持，但其实这些数据是客户明确提出要查看的，她为此火冒三丈：“难道她现在才注意到我能做好这件事，而且是经常做？我从来都会做好数据支持！”凯西的院长告诉她：“你对那个学生的处理方式非常好。那让我意识到‘这才是个名副其实的辅导老师呢！’”这令凯西惊讶得无语：“那就让他惊讶了？那是我处理过的最简单的案子！跟我平时的工作比起来简直是九牛一毛。难道在他眼里这就是我的最大贡献吗？”
据露西·凯拉韦（Lucy Kellaway）观察，工作场合中的赞扬“想要恰到好处，难如登天”。凯拉韦的一位朋友抱怨说，她的上司对她做的一项简单工作发表了赞扬，然后夸她努力。这类赞扬简直是“一个在她脸上爆炸的爱的炸弹，只会让她觉得伤痕累累”。这其中暗藏的让她觉得“灰心丧气”的信息是，她在简单工作上的好成绩不被看作是理所应当的，而她的长处是努力，却不是有动力、有能力或总体来说表现出色。在工作中，与在我们更亲密的人际关系中一样，赞扬都是极为复杂的。当一句赞扬与我们的目标、价值观及我们的自尊相抵触时，它就会跟责备一样伤人。
性别偏见与评判
那位惊讶于费莉希蒂准备之充分的经理，或忽略了莎伦在工作中的贡献的经理，都不见得认为自己带有偏见。他们永远不会说：“我认为一个女人的业绩不如男人。”但他们那不由自主的偏见仍会悄悄地溜出来。
一种捕捉深藏偏见的方法，是采用一系列的内隐联想测验（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简称为IAT）。这个测验测量的内容是，我们会多迅速地把一些正面或负面的品质与某些类型的人联系在一起。这个测试的结果屡试不爽，常常让接受测试的人惊讶地发现他们对一组人的偏好及对另一组人的歧视——比如，偏好男人，歧视女人；偏好白种人，歧视黑种人；偏好黄种人，歧视白种人；偏好漂亮的人，歧视相貌普通的人。
IAT中最常见的用途就是分辨工作场合中的性别歧视。它们测量的是人们会多快地将性别与某些职位及能力联系起来。结果显示，大多数人（其中男女都有）仍会将女性与协助、培育型职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男人则被紧密地与事业、领导、权力联系在一起。哪怕我们带着最真诚的善意试图努力克服这些偏见，它往往也已在我们心里根深蒂固（在潜意识中活跃着）。
女性在工作中遇到更多困难并非因为她们对批评更加敏感，也不是因为老板（无论男女）有意识地评判女人不如男人，更不是因为女性缺乏抱负或勇气。更常见的情况是，女人和男人都更难理解女性业绩中的优势与它造成的影响。这是因为在太多情况下，女人和男人心中暗藏的偏见会扭曲他们对他人能力及潜力的评判。雇主更可能会忽略女性在团队工作中的贡献，认为她的工作是辅助性的，进而轻视她提出的意见。这当然也会影响雇主的赞扬与责备。
为什么人们难以消除带偏见的评判？
偏见之所以会在我们的评判之中根深蒂固，原因之一就是它霸占了一种根本而且通常有效的学习机制。我们的头脑通过图式（schema，一种有效地组织及处理经验的模式）来吸收知识。思想图式记录的是事物或事情的“骨架”，由此让我们预测以后同类事情发生时可能遇到的情况。没有图式，我们在认知普通事物（比如桌椅或铅笔）时，效率就会大大降低。图式也能帮助我们与别人交流，我们能从大脑的存储库中找到对人言谈举止的预测及反应。即便如此，当图式帮助我们驾驭社交世界时，它里面承载的观念集合可能扭曲我们的评判。
心理学家科迪莉亚·法恩将心理图式比喻为一群乱糟糟、暖乎乎地躺成一堆熟睡的小狗仔。当一只小狗醒来时，其他的小狗也会开始不安地挪动。长时间积累起来的观念集合也跟这个情形类似——来自我们自己的经验，来自他人的观点，来自文章、电影、书籍中的文化渲染，都会一起醒来。只要提起某一特定群体（无论那是女人、亚裔人种、同性恋者、基督教徒、犹太人还是回教徒），你以往收集的所有关于这个群体的信息都会被唤醒。即便我们自以为会公正、不带偏见地看待每一个人，可一些带有成见的观念集合（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的）都可能在大脑忙于处理理解及评判他人这一复杂工作时忽然冒出来。
我们往往认为（通常是别人脑子里才有的）偏见是一成不变且不可动摇的。然而，极为微小的提示也能在一个本来比较公正的头脑中激发暂时性的偏见。比如，当看到美丽模特的相片时，我们更可能会留意女人的外貌；当看到把女人描绘为脑袋空空的傻瓜的广告时，我们会降低对女人智商的期望值。同样地，在见到女性领导人的相片之后，我们更容易将女人与领袖品质联系起来。捕捉这类偏见并暴露它，是一件格外困难的事情，因为偏见会不断发生变化。然而无论以什么形态出现，它都会以正面或负面的方式影响我们的评判。
工作中暗藏的偏见及评判
49岁的米歇尔申请成为一间工程咨询公司的合作伙伴。她亲身经历了偏见及有偏差的评判是如何兴风作浪的——刚刚还是寂静平和的人，转瞬就会变成咆哮大物。她解释说：“大多数合作伙伴和客户都对我表示欢迎和支持。有时候女工程师这一‘稀有动物’的身份，会对我有利：我在做本职工作时总会惹人注目，而结果是我会表现得更出色，因为我能完成那些工作——这件事本身就已经足够让他们大跌眼镜了。可其他的事就实在让人很厌倦。一些老派的男人觉得他们必须保持绅士精神。我第一次去面试时，一位老古董微笑着帮我拉椅子，并告诉我我是他们一周里面试过的对象中最漂亮的一个。类似这样的话——哪怕是女同事简单地夸奖一句我的鞋子，也会让周围的气氛忽然变得毒辣难忍。”
很多女性都觉得工作场所中暗藏的偏见令她们筋疲力尽。当有人因工作外的原因赞扬同事或申请者（如米歇尔因容貌在入职面试时被赞扬）时，会唤起在场所有人带偏见的观念。不过，在文化的影响下，我们变得更了解自身偏见，我们的大脑也会更努力地拒绝接受已有的模式。当有人责问我们时，我们也许会更愿意理智地自省。米歇尔反思说：“还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是当你作为一个女人而受到轻视或鄙夷时，你知道别人也会警惕起来。你能捕捉到在那一瞬间，那个发表愚蠢言论的人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我只想说，那实在很让人舒畅，因为被嘲笑的不是我，而变成了那个说话的人。这是近20年来发生的一个巨大变化。”
可惜，这一巨大变化仍不足以消除一切偏见。我们大多数人仍会因一些人所属的群体而觉得他们更应该得到赞扬。最近的一次调查表明，甚至连学者、科学家们在评判申请表时，都暴露出了根深蒂固的性别偏见。
在全世界任何一间杰出大学的理科学院里，聘任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都希望挑选最优秀的人来担任某项工作。最优秀的人是指那些发表的文章能为学校增光、已显露出未来发展前途、能积极融入现有学者团队的人。聘任委员会的成员有男有女，而且他们本身都是科学家。他们善于思考，致力于排除偏见并恰当地给予赞扬。这类委员会中的教职人员都同意男女间的数学及理科能力只有很小的（或根本不存在）差异。虽然如此，一位名叫“约翰”的申请人仍比名叫“詹妮弗”的申请人更可能得到职位。
在一次研究中，127位来自知名大学的教职员工（而且都来自研究型理科学院）评估了几位理科专业的申请人：申请人的工作能力如何？他们的科研历史有什么价值？他们的潜力如何？几位申请人的起始工资大约在什么位置？当他们认为申请人是男性时，申请人的评估分数高于那些履历相同、不过被换上了女性名字的申请人。男性申请人的起始工资也高于完全相同的“女性”申请人。被研究的男女学者，只因自身对申请人的性别的看法，就对内容相同的申请表做出了不同的评判。
这些差异并非源自他们有意识地歧视女人的能力或刻意想排斥女性。在这里，一向协助我们评判的有效处理信息的手段，反而让它更容易被无意的、隐藏的，而且是极不公平的偏见所影响。
成见与监视之眼
当其他人对我们的个性及我们将要做的事提出毫无根据的假设时，他们就是在利用成见攻击我们。当我们有力地反驳了他人的成见时，我们也许会被当作个别案例来看待。女首相会被评判为“尖声咋呼”，而同样的行为放在男首相身上就会被评判为“自信坚强”。在偏见的有色眼镜之下，普通的女人是孤弱无力的，但普通的男人是刚强有力的。
成见也会攻击我们的自我评判。成见能鼓励监视之眼——那个来自我们内心，告诉我们什么是社交及文化的主流，提醒我们他人对我们有何种期望值的声音。而更常见的情况是，这些评判阻挡了我们更具个性化、更复杂及更微妙的自我评判。这些带偏见的评判的最可怕之处，就是它们可能被我们周围环境中极细微的小事激发。
依照传统成见，女人天生数学不好。很多女性都信心十足地推翻了这一成见，然而它仍在她们身上造成了可测量的效果。在一次令人担忧的研究中，女性被要求在数字测验一开始就写明性别，这个行为本身就足以激发成见，影响她们的测试水平：她们的成绩与在测验开始时不必标明“男”或“女”的情况下相比要差得多。当参加测试的人中女性比例较低时，她们的成绩也会更差，因为作为少数者，她们被提醒“女人学不好数学”。当她们看了女性被描述得像脑袋空空的傻瓜的广告之后，或是当她们刚刚试穿泳装，而不是毛衣之后，她们的成绩也不如那些在更中立的条件下做测验的女性。从泳装到毛衣的转变不会影响男人的数学测验，因为强调他们的性别不会激发他们对数学能力的负面观念。
来自我们自身的评判与来自他人的评判之间，有极高的渗透性。我们也许感觉自己能抵抗负面成见，却仍会吸收它们。于是，一位聪明的少女会认定自己不适合读理科，而一位女职员会认定自己做得不够好，不配升职。就连那些曾不断打破成见的人也会突然陷入它的魔沼。也许玛格丽特·撒切尔 ② （Margaret Thatcher）也陷入过同样的危机：她曾接受发声训练，试图修改她“尖声咋呼”的声音，而当她坚称自己“走到这一步不是因为我是个爱瞎咋呼的女性，我从不喜欢瞎咋呼的女性”时，她也变成了一位会妄加论断的盲从者。当她使用“女人”的方式演讲时，很可能被认为缺乏能力、信心不足；而当她坚定地、充满信心地演讲时，她又可能被诽谤说不像女人。被植入成见之中的根深蒂固的偏见，能扭曲人们心中的评判表。无论被划入成见模式里的人如何行动，都会被牢牢锁在负面评判之中。
有可能避免评判中的偏见吗？
我们对他人的最初反应来自原始的生存法则，它告诉我们应该接近还是退避——接近这个人是安全的吗，还是我应该退避？进行这种评估，是为了在面临迫在眉睫的危险时提高生存机会，因此需要迅速完成。于是，在遇到一位从未谋面的陌生人时，我们能在7秒钟之内就从对方的相貌、声音和姿势分析出我们是否喜欢这个人、是否信任他（她）、是否觉得这个人有能力，以及他（她）凶恶还是善良。
在过去的30年间，产生了一个全新的科研领域，专门研究这些高速评判。这些研究的基本法则就是：这种能力在人类进化或个人历史中的某个时期曾帮助过我们，但现在它往往会将我们引入歧途，让我们难以公正地给予赞扬与责备。比如，当我参加新工作的面试时，我的能力、魅力、与这份工作的适合度都会在我进门之后的几秒钟内被估量完毕。在面试中我无论说什么或做什么都不会对这一快速建立起来的评判造成很大影响。这其中的观念集合似乎能被周围环境激发，而且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它甚至会与我们语言中的比喻有关：当我们端着热咖啡时，更可能将陌生人评判为“温暖”的；我们如果拿的是冷饮，似乎更可能评判一个人是“冷酷”的。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人的潜意识被描述成一只熔炉，盛满了被我们的意识驱赶出来的欲望与感情。这些被隐藏的力量引导我们做出怪异的强迫行为：或是祸从口出，或是制造鲜明而恐怖的梦境。不过，过去的30年来，我们更经常把人类的潜意识描述成一个能塑造评判的、反应迅速的引擎。大脑会利用它强大的记忆及观念集合来帮助我们应付复杂的社交环境，只可惜，让我们得以生存的天才机制也正是让评判被偏见影响的罪魁祸首。
工作中的赞扬与责备究竟有多大威力？
繁忙的一天结束时，我们很多人都会通过与朋友聊天、与伴侣共进晚餐、看电视、浏览杂志、商店或网页来释放工作评判带来的压力。我们渴望能从每日不断的监控及对评判（包括别人的和我们自己的）修正的折磨之中得到暂时的解脱。记录、反思、修改这些评判是让人心力交瘁的工作。在我们进入舒适的私人社交空间中时，心中的评判表会安静下来，仿佛一只即将入睡的小猫。在这种状态下，我们连想都不愿想那些在白天收到的细微评判，我们更愿意放任自流。毕竟，它们并非真实的自我，不是吗？
渴望被周围的人积极对待并被他人正面评判，与我们对性的渴望同样强烈。我们是否在工作中得到了应得的赞扬，能影响我们的健康状况与寿命。事实上，我们在工作中对来自他人的评判的敏感程度，在80年代的一次对等级制机构员工的心脏病因的研究中被清晰地提炼了出来。当时，人们以为位于机构顶端的人工作压力大，健康会格外受到影响。然而，研究结果却恰恰相反。
迈克尔·马默特（Michael Marmot）爵士是伦敦大学流行病学和公共卫生系的教授，他主导的研究项目是调查英国公务员的心脏病及他们的总体健康与寿命状况。马默特发现，承受压力且健康因此受损的并非权力金字塔尖上的人。那些高级领导的确需要担当更大的责任，做事时也更要分秒必争，然而，似乎有什么东西保护了他们免于患上压力导致的疾病。反而是那些被夹在中间或是压在最底层的人风险更大。
马默特发现，中低层公务员会有更大压力，因为他们的权力更少。威胁他们健康的不是权力太重，而是权力缺乏。权力越少就表示地位越低、荣誉越少，所以贡献被承认的机会也越少。我们曾以为那些高高在上的人会因责任过多而受更大威胁，但其实他们才是赞扬与责备这一权力架构的受益者。接受更多赞扬（即与其他人相比得到更多的尊敬与崇拜）能保护一个人不受疾病侵害。
这次研究的结果让马默特震惊万分，他决定再到更多的机构和社团去检验他的发现。他研究了来自美国、澳大利亚、俄罗斯、日本和印度南部的数据。一次又一次地，他发现了当生存的最低需要被满足之后，人们在社交等级中的位置最能决定他们的健康状况。我们的地位越高，就越不容易受病魔侵袭；反之，我们的地位越低，得病的风险就越高，寿命也越短。
人们发现，得奖，尤其是诸如诺贝尔奖那类受大众瞩目的奖项，能给人增加大约4年寿命。而反过来说，马默特的结论是低微的地位有“毒性”。它让一个人的社交环境充满恼怒、失望、轻蔑，而且还可能会制造“尖角效应”
③
（horn effect），也就是说你低微的地位掩盖了你所有的优秀品质，别人会用负面眼镜看你，认为你一无是处。这些毒性会危害人的健康。
其他威胁健康的元素，比如吸烟、饮酒、久坐或超重的概率也会因低微地位的毒性环境而提升。吸烟和暴饮暴食都能提供慰藉，并在人得不到尊严或地位时提供安慰。当我们因地位低微而情绪低落时，也不太会有积极性或精神去锻炼身体。我们每天经历的赞扬和责备能或好或坏地影响我们的行为。如马默特发现的：“一个地位低微的人选择吸烟的可能性远高于地位高高在上的人。”
马默特最早的研究是针对男性的，因为他们的地位与工作之间关联更紧密。其后的研究发现，女性也同样会受地位影响，只不过她们对地位的理解略有不同。女人更可能会留意她们的总体社会地位，而不会在意她们在工作及公众世界中的位置。
我认为对大多数人来说，无论男人女人，地位基本上都不会来自某件大事，也不会像奖章一样给予一次之后就受益终身。地位，或尊严，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有琐碎的赞扬与责备日积月累的结果：我们走进公司时如何被问候，人们如何与我们谈话，开会时我们的意见是否被重视；当我们检查自己的社交环境时能否找到被尊重的迹象；我们努力之后的工作成果是否被承认及被肯定；当我们制定工作目标时，是否有表示支持的人际网（而且他们都极为期待我们的成功）；还有，我们的评判对他人是否重要。
人们往往以为地位来自财富或名誉，但它其实不过是指赞扬的相对数量，以及在他人评判我们时是否朝好处想我们。人们更容易承认地位高的人的努力及成果。他们更有机会参与社团活动并因此更受人器重。他们即使做得不够出色（甚至搞砸了时），也仍会得益于“晕轮效应”，也就是说，无论他们做得如何，我们仍会下意识地修改对他们的评判，这是因为，即便我们不愿承认，但当我们敬佩一个人的某一种品质时，也会觉得他（她）的其他品质值得敬佩。被别人善意解读，让好品质赶走缺点带来的阴影，是每个人都需要的重要福利。
地位，或相对尊严，只有当财富代表赞扬时才会与财富有关。作家及哲学家阿兰·德波顿（Alain de Botton）的结论是，地位不过是充满赞扬的爱的代替品。它让我们知道自己是群体中的重要成员，依赖我们的人会因我们的出现而感到欣喜。而地位低微会让人感到被忽视、排斥、孤独无助、一无是处，这才是我们感到悲伤和受侮辱的真正原因。
适当的赞扬与责备对你及机构都有益处
哈佛大学心理学家乔治·范伦特在过去的50年里研究了人们应对困难及茁壮成长的长远策略。他相信，虽然对我们来说得到赞扬是至关重要的，但接受适当的责备也是同样重要的。没有容忍责备的能力，我们的内心评判表就无法正常运转。“没有什么，”他分析说，“比跟企图推卸责任的人据理力争更困难。”
然而接受责备的行为在公司中已经日渐鲜见。管理学家罗莎贝斯·莫斯·坎特（Rosabeth Moss Kanter）认为这会给公司带来损失，因为职员们会互相责备，而不去考虑如何改变公司机制。当人们因销售额下降而责备宣传人员，或因收支赤字而责备会计人员时，整个公司都不能后退一步，拓宽视角来分析问题的真正源头。面对批评及种种失败的证据，合伙人、业主、各层职员往往会调动全部才智来否认或消解业绩衰退的证据及改革的必要性。
即便是在那些最优秀的人才和那些被认为最可能尊重实际证据的人身上，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学者埃德加·沙因（Edgar Schein）说过，让人接受改变的情况只有一种，那就是“生存焦虑”大于“学习焦虑”的时候。我们（无论是作为个体还是机构一员）得以生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应付责备的威胁，但我们不应忽略的是，人们也会抗拒从中学习和吸取教训的机会，哪怕这样做对他们最有益处。
应付工作中的赞扬及责备并生存下来
对于在工作场合生存来说，做好本职工作其实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为了生存，每个人都需要理清来自他人的评判，寻找方法左右它们，或避免被它们打击得灰心丧气。高管教练（那些训练管理人员，让他们更有效地管理团队的人）常用的一种训练就是集中学习接纳具有不同个性类型的职员，以及他们解决问题、处理信息、划分事务轻重缓急的不同方式。格雷格重视负面结果，而阿吉特重视正面结果，于是格雷格说阿吉特胡思乱想、拒绝接受现实，而阿吉特却认为是格雷格不愿承认公司的成果。米歇尔把精力集中在10年来的统计数字结果，加文却愿意凭靠直觉，两个人都认为对方盲目糊涂或异想天开。因此，教练们给领导者的忠告就是将这些区别带来的利益最大化，考虑能力组合与互补视角。这是为了让我们的反应有包容性，赞扬那些我们也许原本打算责备的品质。但这只是我们需要处理的众多工作之一，因为我们对同事的评判远远不仅限于对他们实际工作的意见。
与每个家庭一样，工作场合也情况各异，虽然如此，凡是与他人共事过的人仍能从中辨认出一些广泛的主题，比如偏袒、替罪羊、哗众取宠、排挤他人、接纳或排斥成员。我们在工作中经历的评判来自各种各样被隐藏的偏见：哪些人恰巧觉得我们好看或有魅力？哪些人恰巧觉得我们的容貌与他们讨厌的一位表亲相似？谁只因记得学前班时一位和气的老师也有相似的笑容，便认为我们的笑容可信或可靠？谁觉得我们说话声刺耳，谁会一听到我们的声音就高兴得瞳孔放大？谁欣赏我们对电视节目、书籍或政治的见解，谁又对我们的评判不屑一顾？这些特点都与我们做本职工作的能力毫无关系，但它们都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我们因工作而得到的赞扬或责备。
能否与其他人合作愉快，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理解及应对别人的能力。我们的成功也来自我们监控自己日常评判的能力，即明白什么时候应该听从，什么时候应该怀疑。总的来说，我们更善于发现别人评判中的缺陷和弱点，而不是自己的。我们需要保持谦卑的态度及自我约束，只有这样，才能扪心自问：我们是否公正地对待他人，哪些偏见或盲点扭曲了我们的视线，我们是否变得与被我们谴责的人一样刚愎自用。理解了人类评判大脑的运作机制，我们也就能让它更好地运作——这既包括在工作场合里的，也包括我们将在下一章讲到的，在社交媒体那格外复杂的环境之中的。
注释
① 一种扁平、敞口的容器。人们将送来的信件和其他文件暂时性地放到收文栏中，直到有时间处理它们。——编者注
② 1979—1990年的英国首相，是英国第一位女首相，也是20世纪英国连任时间最长的首相，被称为“铁娘子”。——译者注
③ 这里的尖角是魔鬼头顶的角，指一个人在做坏一件事之后，别人就总会先入为主地以负面态度看待他。它的反义词是形容天使的“晕轮效应”（halo effect）。——译者注
第8章
社交媒体：评判力面临的新挑战
微量信息和专家评判员
许多职业都需要利用极少的信息评估他人。警察、海关关员和律师都需要经常与说谎的人打交道，而他们在职场的业绩取决于他们评估人品的能力。即便如此，他们评判的可靠性仍是有很大差距的。
卡罗琳是一位家庭律师，她需要估量别人提供的信息（关于财产、子女需求、婚姻关系的）是否属实。她必须警惕自我赞扬和推卸责备之中的矛盾之处，比如，有人会声称“我不是那种会打妻子的人”，然后紧接着说，“我只打了她一次”或“我没有对妻子隐瞒财务状况”，接下来却说“不过我有个私人款项，但那是专门为特殊支出准备的”。她注意到，那些颠覆性的信息往往是不经意地溜出来的——“我最近一直控制得极好，过去一年里我只吸过一次可卡因”。她知道激烈的情绪并不会抹掉证据：当邻居发现大哭的婴儿是被独自留在家里的之后，家长与邻居展开了自以为是的争辩：“我不是那种会丢下孩子不管的人！”
在工作了30年之后，卡罗琳以自己的敏锐评判为傲。不过，她承认自己偶尔也会错误地相信别人的谎话，或是怀疑说真话的人。这些错误让她努力增强自己的观察能力。首先她会仔细聆听人的话音：稳定性、音质以及发声部位——它是来自胸腔深处，随着说话人的个人感情而震动，还是来自嘴前方（人在信口胡诌时更常用的部位）？她也会考虑人的姿势：它表现出愿意与人接触，还是充满自卫、紧张、敌意或过度控制？然后她会留意眼神动作。卡罗琳不赞成常见的说法，即平稳而直接的凝视表示人在说真话。她相信一个直视她双眼的人也可能在刻意假装真诚。相反地，她会捕捉眼神的变化，当一个人思索问题，在心里考虑真实的答复时，她期待他们的目光会转向下面，或侧边。据她解释，这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她将自己的评判视为一种可能性，而不是确凿无疑的，她时刻准备着用更多的证据来修改之前的评判。
我们大多数人在一开始，都会凭借手中数量极少的信息做出评判。我们细心进化的潜意识评判表会迅速地处理大量的信息：容貌、声音、肢体动作。其中有一些是可靠的，另一些则不是。不过，我们都明白偏见与自卫（比如威胁僵化，或害怕自己将受到责备）能阻碍可靠的评判，因此我们基本上同意，最初印象需要被小心地处理，我们应准备好在得到更多信息时再做出评估。整体来说，人类都有非凡的能力，能在新证据出现之后改正和扭转之前做出的评判。
然而，我们的环境中出现了一股新力量，它能扭曲我们心中的评判表。它提高了我们评判的速度，与此同时却降低了可靠性。微量信息是它疯狂成长的乐土。它让复杂及正确的信息变得格外难以处理，并消减我们收集新证据的可能性。这个新力量，就是社交媒体。
社交媒体、错误评判及新青春期
脸书（Facebook）带给人归属感，并让人有机会吸引他人注意。它作为一间大学的社交网站从2004年起步，到现在已经对所有13岁以上的人士开放了。每个月，该网站都活跃着16.5亿用户。用户会在上面公布个人信息，比如订婚，找到新工作、新伴侣，等等。它让我们在密切关注朋友们的新动向的同时，免于花大量时间打电话或写信。通过社交媒体，用户甚至能给朋友们展示自己在假期、聚会、出游时做的事情，因为他们可以在上面发布相片和视频。
人类天生是难以抑制的交流者，大家都渴望告诉别人我们在做的事。我们寻求他们的注意与赞同。脸书对这一需求十分了解，它允许用户对帖子“点赞”并发表留言。与任何时候一样，当我们征求评判时，就一定有可能得到负面关注。虽然脸书上没有“反对”的按钮，但用户仍能通过发表情和留言来表达不满。而对一些用户来说，无法得到高数量的“赞”与被排斥一样令人失望。
交际网站——脸书，照片分享（Instagram）、色拉布（Snapchat）、推特（Twitter）是当今人气最旺的几个例子，不过每个月都有许多新网站如雨后春笋般成立。这已经变成很多人生活的重要部分了，但受它们影响最大的是青少年。这些网站提供了青少年社交知识的养料。通过这些网站，青少年会感到自己是知情者或发表的意见很到位，进而感到安慰；通过这些网站，青少年与他们的朋友沟通，并享受被包容的温暖；通过这些网站，他们也可能冒犯其他用户心中的评判表，从而让自己感到无所遁形。
改变着的评判表
大约30年前，我曾做过一次对青春期少女及她们母亲的研究。现在，那些少女中有很多自己也做了青春期女孩的母亲，而我有幸联系到了我最早研究的36位少女中的14位，让我得以研究她们对青春期的看法有何转变。
能重新回去采访那些当年在来自父母和朋友的巨大影响下艰难地磨炼出自身评判力的年轻女孩们，是令人激动的。我与现已人到中年的她们一起重读了我们在80年代末，当她们还是少女时记下的所有采访记录。当我们回忆她们过去的经历，以及最近她们与青春期女儿的相处经历时，这14位女性都强调了社交媒体在社会及心理上引发的翻天覆地的转变。这些母亲相信，社交媒体带来了一股新危险——一种侵入式的、歪曲事实的评判。
艾米现在43岁，她女儿14岁，比艾米本人参加我的早期研究时小1岁。在15岁时，艾米曾罗列了长长一串她认为自己身体难看的地方：她觉得鼻子“太厚”，皮肤“有斑”而且“过于苍白”，每当站起来或走进一间房间时，她都会感到格外害羞：“我挺着这么一个又厚又重的身体，而……别人看我的话，我会浑身出汗……被人注视着时，我感觉自己像被一团可怕的云雾紧紧包围，怎么都打不破。”当我念到这里时艾米吃惊地倒吸一口凉气，她说：“这让我回想起来了，天啊！我那时候脸皮也太薄了。那是正常的吗？我猜想那也是玛莎的感受吧，一定是的。可对我来说——嗯，我那时候只要关上自己房间的门，就没人看得到我了。我能逃避开。玛莎却不能，因为在她看来，社交媒体是无处不在的。即便她不登录社交媒体，她关心的人也都会登录，而他们总是在评判她——她的留言、她的相片、她的新闻。她最近一段时间过得很困难。听到你念出我自己的话，唉，还真是让我茅塞顿开，我为我那可怜的女儿心碎。”
当我与玛莎交谈时，她解释了她母亲为什么说她过得很困难。她的朋友都是照片分享网站的忠实用户，而照片分享在很多方面都凝聚了脸书最让人不安的功能。用户贴出的照片都显示出他们快乐、有趣，以及让玛莎觉得“特别特别漂亮，特别酷，而且是每个女孩应有的样子”。她也发布了自己的照片，是她自己拍摄，而且是在小心准备并参考朋友意见之后精挑细选出来的。“我瞪着它看过那么久，感觉它都开始变样了。于是我想，就去做吧。一瞬间，我接到好朋友发来的善意消息，让我觉得满意又快乐。可然后那些狠毒的留言就突然之间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玛莎的声音颤抖了。她看了手机一眼，然后哆嗦一下，把手机递给我。“你自己看吧。”她说。
我查看了那些留言，我觉得它们表达出的更多是不屑，而并非刻意恶毒——“这小妞多大？我看不出她是10岁还是35岁”“她脑袋上是面墙还是刘海啊？”最糟的一条是，“连她的影子都丑得要命”。这些留言与某些青少年经历的网络欺凌相比已经温和得多了，但阅读关于自己的负面评论从来都不是易事。事实上，针对个人的评论越负面，我们就越难以摆脱——哪怕我们根本没有理由重视那些评判。如玛莎所说，那些都来自“你不认识、却自以为可以随意诋毁你的人。而有时候他们是你认识的人，甚至觉得残忍是件好玩的事”。
我第一次采访尤恩和戴安娜的母亲琳达时，她只有13岁。少女时期的琳达描述了她对那种人见人爱、美丽出众的女孩子毫不掩饰的羡慕。琳达大声读了她在多年前对我说过的话，然后又给尤恩和戴安娜读了一遍。“我梦想我自己能变得美丽，”她曾说过，“那将会是一个坚实的地基……一件让我感觉可靠的东西……有了它我就能去任何地方，做任何事，并总会觉得安全。”13岁的琳达想象的安全感，其实就是被赞同及包容。要保护自己不受负面评价、轻视及排斥的侵袭，都得靠她获取完美容貌的能力。可惜在曝光范围更广的网络中，没人能找到躲避负面评判的安全港。在13到17岁的青少年中，89%都曾受过嘲笑、诋毁或威胁自己的消息的影响。在这些青少年中，54%的人感到愤怒、屈辱、灰心丧气。
对琳达13岁的儿子尤恩来说，脸书已经变得“几乎像梦魇”一样了。他母亲问他：“你不理会它不就得了？放一边去就好了。”他解释说：“不理它们的话只会更糟糕，我宁可阅读那些笑我是‘胆小鬼’‘孬种’或其他嘲弄象棋俱乐部成员的词，或是其他什么让人们讨厌我的原因。”他15岁的姐姐戴安娜则坚持认为她经历的远比弟弟更痛苦：“每当我贴一张相片，得到‘真美’‘哇哦！’和‘还有更多吗？’之类的评论时我都会乐翻天。可当你贴出一张自己觉得很漂亮的照片，结果不但没得到赞，反而被嘲笑讽刺时，那简直好像被人打耳光一样。”
戴安娜继续盯着手机，翻阅其中的一个网站。“你在脸书和照片分享上净看到那些完美无缺的人，”她说，“你看那些名人——你知道的，那些有大把关注者的人，他们做点什么事都惊天动地的。他们的一切都满意极了。我有些朋友眼看就快在脸书上成名了。我不过是想试探一下，你知道，看看能否成功，看看人们是不是也觉得我很好。”尤恩补充说：“而你想洗干净那些坏东西。或是待在上面回复所有坏话。”戴安娜表示同意。不理会那些网站不是办法，毕竟，“如果你不活跃在社交媒体上，你就活得像个透明人一样”。
在我准备离开他们家时，琳达递给我她的手机，她的照片分享上有一张她领教师奖的照片。我对她表示祝贺，她又看了手机一眼，欢悦从脸上消失了。“我刚刚开始用照片分享，”她解释说，“事实上，这是我发的第一个帖。”琳达再次停顿了一下，显然在回想刚才与她子女的对话。“我理解他们面对的难题。我开始翻看照片分享，所有那些快乐的照片，每个人似乎都是那么漂亮、有趣，而且生气勃勃。甚至连我认识的人，比如我表兄弟姐妹还有他们的孩子，都是那么让人羡慕。我想，看看这些人都在做这么多事情。我是不是做得不够？那让我变得特别……不安。说实话，其实还要更糟糕，我感觉自己很渺小。”
琳达的话让我感到震惊。她事业有成，每天受到难以计数的赞扬，然而她却因其他社交媒体用户精心打造、专门用来吸引赞扬的个人页面而感到卑微。看起来，即便是成人，也会在别人展示看似完美的生活时感到气馁。
扭曲的比较也会扭曲我们心中的评判表
虽然琳达的话让我吃惊，然而的确有大量证据显示她的反应并非个案。我们的内心评判官对心理学家所谓的“社会比较”（social comparison）极为敏感。在20世纪50年代，心理学家利昂·费斯汀格（Leo Festinger）意识到社会比较是自我评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会问自己：我们跟周围的人比起来怎么样？看到别人，我会对自己有何种期望？
在我的大学同学会上，我见到了许多光彩照人、功成名就的老同学。一些人在政府的核心部门工作，一些人在法庭里独占鳌头，一些人的内心成功也焕发到了外表上，哪怕他们并没有直白地声明其中的原因。虽然我也对这些举足轻重的人感到兴奋，虽然我也为他们光芒耀眼的快乐与成就感到高兴，可是，我仍会与琳达一样，对这些闪闪发亮的奖杯、称号和名牌感到不舒服。这类同学会中充斥了大量的社会比较问题：当我将自己与他人比较时，我的自尊心怎样了？那次同学会结束时，大家分道扬镳，重返自己的平淡生活，重拾我们在社交场合进行自我表现时常会掩饰的起起落落。在这里，让我们真正感兴趣的事物让我们着迷，社会比较的压力会逐渐减轻，我们的自我意识也随之稳定了。可是，对于那些每天都在社交媒体上度过大段时间的人来说，强烈的社交比较会变成他们日常生活的固定组成部分。
在我们每次查看脸书、照片分享或色拉布时（这是青少年最常用的三个网站），我们总会面对那些看似完美的面孔和完美的生活。好事的用户会每天检查这些网站好几遍，揭露这些人的完美状态其实并非事实真相，只不过是一些用户刻意显露的部分。如果面对面地检验，那些画面就不可能存在。当我们与他人交流时，当我们交换观点，一起做事时（无论是做饭，决定看哪部电影，还是商讨团队报告如何编辑），我们从他们身上了解到的东西，远远超过了我们能从社交媒体的帖子上所看到的一切。即便是一次非正式的接触，也能给我们探测的机会。我们会想：他们的主意好吗？他们听我们说话吗？他们有趣吗？他们热情吗？他们的视角是独特或清新的吗？的确，我们的评判偶尔会有出错的时候，可是，如果我们收到的信息被修剪、美化、虚伪地扭曲过，那么，我们的评判就不仅仅是错误的，甚至根本就是一文不值的。
在人与人的交流中，我们会在别人对我们做出反应时捕捉他们的面部表情：扩大的瞳孔显示出兴趣；猛吸一口气表现的是不满或同情；还有因我们的出现而浮现的，代表了轻松或不安的、温和或害羞的笑容。我们感应到更多他人的主观世界，我们开始在一段鲜活的人际关系中评估那个人，而不是通过被一个小心包装的、抽象的、经不起仔细琢磨的，被社会学家雪莉·特克尔（Sherry Turkle）称为“星星点点”的自我表述。社交媒体用户以他们希望被看到的形象表现自己。那就好像他们的生活被粉饰过，擦掉了粗糙的棱角，抹平了一切缺陷，完全不会露出一丝自我怀疑的痕迹。
当我们通过扭曲的、被美化的镜片观看别人时，相比之下，就会觉得自己复杂的内心世界有不足之处。这一崭新的评判文化被小说家玛丽安·凯耶斯（Marian Keyes）精辟地描写为“无时无刻不在将我自己的内部与其他所有人的外部相比较，并总觉得自己不够好”。我们即便能分辨并精确概括这其中的问题——“比较我自己的内部与其他所有人的外部”会造成失真，也难以逃脱它的魔爪。毕竟，整体来说，作为社交媒体最大受害者的青少年（虽然受影响的人绝对不仅仅是青少年）也能够精确概括其中的问题。在知名杂志编辑南希·乔·瑟尔思（Nancy Jo Sales）对青春期少女的采访中，一位名叫卡里的女孩思索着说：“在不知实情的情况下，对社交媒体上的人，你会就许多细节进行猜测，而那些错误的信息会让你冒出很多疯狂的想法。”另一位接受了瑟尔思采访的少女达拉则说：“你会拿自己跟他们比。我觉得，那让我变得更爱评头论足。”青少年提到他们必须“早上醒来，戴上面具，假装成另一个人”，可惜他们虽然认识到社交媒体会制造肤浅的评判，却无法抗拒它的威力。
评判别人（无论正面或负面）是人类的基本活动，然而社交媒体却让它降低档次，并变成一种强迫症。正面的反馈能让人沉浸在关注与赞扬之中，在短时间内带来大量多巴胺（dopamine），并引发强烈的快乐。可惜，这种快乐十分短暂。很多用户以为他们需要更多的关注者、更多的赞，以及更多的阅览次数。然而，由于这些结果主要基于有限的、做作的自我表现，我们感到不满足其实并非因为赞扬不够多，而是因为它们的质量不够好。
赞扬、责备及社交媒体评判的不足之处
关于网络使用与自我不满之间联系的研究成果，最早发表在1998年——远在社交媒体流行之前。社会心理学家罗伯特·克劳特（Robert Kraut）和他的研究小组跟随73个家庭中的169人，观察了他们上网活动的第一年。他们的论文名为《互联网之矛盾：降低社交接触及心理健康的社交工具？》（Internet Paradox: A Social Technology that Reduces Social Involvement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它显示出，在研究期间这些上网用户的抑郁感及孤独感都升高了。而在那个年代，互联网其实更像电话而不是电视，它的主要功能就是提供人际交流。尽管如此，互联网的使用非但没有增加社交活动，反而取代了它。人们变得更为与世隔绝，而且，也不肯靠与别人面对面接触来排解孤独，相反地，他们把更多的时间花费在了虚拟接触上。之后的研究也证实，过度使用脸书能造成不快乐和不稳定的自我感知。不过，在社交媒体带来的问题中，与世隔离只是一部分，更严重的是被扭曲了的评判。
我们追求的评判（清晰而集中的赞同与赞扬）在社交媒体中极为罕见。赞扬只有在活跃的、有反应的人际关系中才有意义。在面对面的交流中，我们能充分地感受到评判后面有一位真实的人（哪怕是通过电话交谈，我们也能从呼吸和声音中听出对方的微妙反应）。当我们的相片或帖子得到很多赞时，我们能感到一股突如其来的欢悦，但那不过是因为我们期待着这一人与人之间的赞扬。期待时，中脑的神经细胞会释放多巴胺——一种负责提供欢悦的神经递质（neurotransmitter）。可惜，我们期待的满足感并没有随之而来。我们如果持续地把注意力集中在社交媒体上，便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期待欢悦，却得不到令人满足的欢悦，再通过同样无效的方法继续寻求奖励。
一般来说，当一个人因我做的某事而发出赞扬时，我会为取得这个结果感到高兴。我也为拥有这一充满赞赏的人际关系而感到高兴和慰藉。我会因为在别人的生活中造成正面影响而感到快乐。可是，如果我不过是贴了一张精心造型的相片，那其他用户的热衷对我来说究竟有什么真正意义呢？被欣赏的人是谁？为什么？赞扬拥有极大威力，但它也是极为敏感的：我们重视什么，我们认为自己应得到什么，谁的评判是我们重视的？
看到别人不断地检查他们的社交媒体网站时，我们往往会下结论说他们是上了瘾了。一个更精确的解释是，他们正在被愿望（希望找到能带来满足感的反馈）驱使着。社交媒体唯一能提供的，不过是一份虚假的保证。通信时越少露脸（比如发短信和即时信息），不满足感也就越深。无论我们能以此收集到多少个赞，社交媒体都不会（哪怕只是一丁点地）满足我们对赞扬的渴求。
负性偏向
社交媒体上的负面留言与正面留言有相同的特点，它们模糊、分散，带着一些让我们无论如何都想不通的、回答不了的问题。比如：他们的回应为什么如此负面？人们为什么对我如此不满？是什么让他们这样愤怒？尤恩总忙着看他的手机，想搞明白为什么他的帖子总会吸引负面评论。他解释说：“我想理解他们为什么觉得我不好。”在社交媒体上经历失败之后，人们似乎理应就此躲得远远的，然而事情远非如此。相反地，别人对我们的评论更会令我们上钩，这跟当别人议论我们的负面新闻，或诋毁我们时的反应如出一辙。由于我们太关心评判，所以当面对负面评判时，想要不起争执、不纠正他人、不采取报复地转身离开，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
恶意留言能吸引我们的注意力，是因为“负性偏向”（negativity bias）。对这一偏见的认识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存在了。它是由苏联心理学家布尔玛·蔡格尼克（Bluma Zeigarnik）的一个发现引起的。蔡格尼克年轻时曾在柏林求学，她的教授提到，饭店的侍者似乎总会更记得那些未付的账单，而不是已付的账单。她决定仔细研究这个关于记忆的怪现象。她研究了梦的内容，以及那些令人觉得不安、分神的烦恼思绪。她发现，人们更可能梦到或感到烦恼的对象往往是未完成的经历。蔡格尼克的同事玛丽亚·奥夫相基娜（Maria Ovsiankina）将之更进一步发展，承认“未完成的事情”能制造持续性的、侵略性的思想。在这些未完成的经历中，一个十分常见的主题就与我们的负面评判有关。
我们需要很长时间来消化责备——主要是因为它能制造焦虑。当我们无法理解自己犯了什么错误或暴露了什么缺点时，便会在脑海中不断地播放那句坏话，企图将之消除。可惜更经常发生的事情是，我们的烦恼反而会反复“磨尖”这些负面思想，让它变成“鞋里的小石子”——持续地让人烦躁，持续地带来疼痛，无法让人忽视。
穿越整部进化史，人们会发现对恶劣环境敏感的生物更可能生存下来。进化心理学家认为，忽略正面结果也许会令人感到遗憾，与好机会失之交臂；但这些损失远远不及忽略危险造成的后果严重。假如我的一位祖先放弃了与一群聪明而有趣的早期人类交往的机会，那的确是件可惜的事。然而，假如早期人类忽视了他人品质中的凶恶与危险，那么，他们就没机会把这样的基因遗传给我们了。于是，从进化角度来说，负性偏向是适者生存的体现，遗憾的是它在社交媒体中起了极为恶劣的作用：把好处带给坏人，却让受害者全无招架之力。
恶人效应
“你就快点自杀吧！”一位来自ask.fm ① 的用户对16岁的杰西卡·莱尼（Jessica Laney）这样说。另一个用户骂她是“小娼妇”，还有人叫她“他妈的荡妇”。随着这些负面留言逐步升级，杰西卡的全部世界似乎都被它们填满了。她认为与其承受铺天盖地的责备，不如结束自己的生命。
这起所谓的“网络欺凌”事件带来的悲剧结局，已经受到了广泛关注。它也是家长、教师和立法者极为关注的问题。然而，制造这些伤害的犯罪者却让人无法理解——他们在一开始行动时就打算惹是生非吗，还是只不过想找个地方发泄？他们贴出来的评判与他们的实际信仰有什么关系？他们是不是有精神病？他们是不是太刻薄了？他们都是谁？
那些在社交媒体上攻击他人的人往往在其他环境中表现出同情心、自我控制力，甚至是宽宏大量等品质。他们的人际行为是敏感而热情的，让人完全看不出来他们是社交媒体上的恶霸。他们在社交媒体上拥有截然不同的品格并非因他们平日掩藏了真正黑暗的内心，而是因为他们内心的评判表已经不把网络言谈看作人际行为。相反地，他们的反应模式更像是在与电子游戏里的虚拟人物交流。
此外，社交媒体世界的最佳养料就是快速、强烈却肤浅的评判（尤其是负面的）。正如在社交生活中礼貌而有条理的言语往往不如无礼的话使人印象深刻，无礼的留言在社交媒体中也更能吸引关注者。当用户们竞相争夺大众的注意时，勃然大怒便成了一种娱乐节目。这种竞争（同时，使用愤怒和负面视角看问题是能传染的）能巩固侮辱的态度并使之升级。尤其在社交媒体中，人们在表达不满之后不会立即得到反馈，于是，恶劣行为（还有随之而来的多巴胺高潮）变得更加春风得意，无遮无拦。越是对人身进行攻击，越是用词卑劣，网站的其他用户奋起加入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这种连环传染性被称为“恶人效应”。
能轻易地浏览其他用户的评判，会让人觉得刺激有趣，这与权力一样能腐败人心。人们施加咒骂与虐待，却不曾将目标看作真正的活人，没有意识到他们和亲朋好友会被深深伤害，他们的生活会被掀个底朝天。毕竟，在当今世界，每个用户都被压缩成了“用户简介”里的只言片语，照片不过只承载了一个人的星星点点，而漠不关心总是比同情更常见。我们看不到对方清晰明显的痛苦表情，没有哽咽的声音，没有含泪的眼睛或下垂的嘴角。在不经意的残忍态度发生时，没有人表示不满，没有人用眼神的紧张和嘴角的抽搐表达“这是不公平的”“这样的做法不会有好结果”。于是，当人们通过转帖、关注和点赞来表达对此类侮辱行为的恶意赞扬时，他们奖励的是恶人效应，而不是正直的评判。负面评判能像瘟疫一样扩散。
虽然很多人会说社交媒体能让人增长见识、开阔视野，然而更可能的情况是，我们只会受与自己想法相近的帖子吸引。这其中的部分原因来自我们评判人们是否值得信任的习惯：我们会倾向于认为来自朋友的评判远比来自陌生人的评判更可靠。当受我们喜欢和爱戴的人做出一些与我们相悖的评判时，我们更可能愿意去了解他们的视角，哪怕只是为了挑战他们——“你为什么这么想？”“你怎么能相信那个政客呢？”但在社交媒体中，我们只见到用户简介和帖子，因此我们没必要了解那些与我们持不同意见的人。
事实上，社交媒体用户更可能会对那些与他们评判不一致的人取消关注。我们不再关注持不同意见者，并只看那些肯定自己意见的帖子，这就可能让我们产生一个错误的印象，觉得我们读到的东西肯定了我们的评判。更糟糕的是，一些网站会通过分析用户已经浏览过的网页来计算如何吸引他们的注意，从而更提高他们看到具有相似价值观的文章的概率。这就造成了回声室效应（echo effect）：一个人发表意见，其他人的反应都是完全同意，正如在一个封闭的空间中，我们只能听见自己说话的回声。回声室效应降低了我们主动自省及反思评判的冲动。研究发现，它能让我们的视角僵化，甚至会强烈抗拒不同的视角。这样一来，我们不但会使偏见加深，而且对恶人效应造成的伤害无动于衷。
不经意的评判
2012年，林赛·斯通（Lindsey Stone）的朋友在脸书上贴了一张照片。照片里，林赛正弯着腰大喊大叫，同时用手比画了一个粗鲁的手势。假如这张照片没有背景的话，它不过是照下了一个平日谨慎周到的女人偶做蠢事的样子。然而，在这张照片里，在林赛弯着的腰旁边，是美国阿灵顿国家公墓（Arlington National Cemetery）的无名战士之墓，一边还有“请保持肃静和尊重”的牌子。
在林赛摆姿势照相那一刻，她和她的朋友觉得她们不过是想开一个愚蠢、简单的玩笑，就比如站在“禁烟”的牌子前面照自己吸烟的照片。炫耀幽默感的诱惑，正面反馈的吸引力，再加上缺乏参照感，都是社交媒体的常见病，也往往被称作“网络去抑制效应”（online disinhibition effect）。
通过数字设备交流时，我们无法感受到人类观众特有的复杂性。在准备接受关注者的掌声时，我们的思想似乎退化到了童年时代那种“看看我！”的模样。也许我们是因自己有影响力而激动不已：“大家对我的评判做出反应了！”也许我们是在脑海里想象着吸引关注者的精彩画面——虽然我们会误以为他们是“欣赏者”。所有这些激励我们的东西，再加上没有真人在旁边提供微妙的线索，提醒我们自身的行为可能有其他的理解方式，会将我们包围在一个自以为是的气泡之中，与理智反思远远地分隔开来。
林赛·斯通的帖子没能得到赞扬。似乎没人觉得她挑衅那个牌子的做法有多么精彩。不过，最初她得到的责备都比较温和。一位身为退伍军人的脸书朋友留言说：“这有点不礼貌……太没品位了。”在之后的几星期里，这张照片仍被看作是那些社交媒体上常见的愚蠢、没品位的滥帖之一。可是，突然之间，评判的风向变了。也许是由于林赛的相片与她的职业形象过于不符——她的工作是照顾弱势成人，“解雇林赛·斯通”的留言一下子收集了12 000个赞。负面评价不断升级，宣称她“憎恨军人”，而且“让美国蒙羞”。正是那些公开宣扬谴责的帖子得到大量关注与欣赏者，于是林赛的生活被恶人效应彻底掀了个底朝天。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都来自平日评判力正常、可惜偶尔失误的人。贾斯汀·萨科（Justine Sacco）在非洲度假时，发了涉及“怪里怪气的德国男人”和非洲艾滋病的推文。当时，贾斯汀是一间媒体与网络公司的传媒高级总监。在工作中，她善于敏捷地分析字词中的联想含义，避免引起反感，并保护她本人及雇主的尊严。然而，数字设备提供的貌似隐秘的状态制造出了一种封闭的幼稚心态，在它的影响下，（在当时，对她自己来说）她的评论似乎是可爱、活泼，甚至是俏皮的。然而，不到几小时，她就被上万条愤怒的回复攻击了。“大家就等着看这娼妇被解雇吧！”一位照片分享用户得意扬扬地宣布。贾斯汀在公关行业的职业生涯就此结束了。
这些在社交媒体中评判失误的著名案例并非个别情况，它们都是社交媒体摧毁评判力的症状。在这种冲动、不加反思的过程中，人的评判力极可能制造数量惊人的疏忽。它无法考虑环境及视角。军人的死亡、他们为国捐躯的悲壮以及家属的悲痛都被忽视了。发一条信息是如此简单而快速，却唤醒了本来能避免的成见：比如不经意地将非洲和艾滋病或将白人和特权保护联系在一起。好像盲眼的蝙蝠凭借微弱的反馈效应寻找道路，我们从他人那里取得的反馈也能提炼、修正我们内心的评判表。当我们手上只有数字设备和未经他人质疑过的想法时，当我们有宣布评判的权力却没有自省的机会，当帖子越过分就越能让我们得到关注时，我们心中那张评判表就会变得过度活跃，并失调走样。
社交媒体会抽走评判中的共情
社交媒体的总体效应，最早曾被宣传为能增进与他人的联系，但结果却出现了被雪莉·特克尔称作“共情危机”的现象。共情能力是让人类得以拥有令人叹为观止的心智直观能力、理解力、团结力和构建宽容社区的奠基石。然而在最近对大学生的研究中，科学家们发现，平均来讲几乎75%的大学生的共情度都比30年前的大学生低。这一数值在近10年间（恰好是社交媒体的发展期）跌得最厉害。正如我们在婴儿期和童年早期观察到的，共情是人类的本能，但当心智直观被限制时，它也会被抑制。社交媒体会使人性的层次变少——其他人变成了用户、关注者或虚拟朋友，因此我们反而把对真人的共情抛到了一边。
另一种对评判力的攻击来自社交媒体中被过于简化的评判，及由此引发的极端化评判。在采访那些发表极端、无礼观点的人时，这一效果会格外显著。杰米·巴特利特（Jamie Bartlett）是社交媒体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Analysis of Social Media）的总监，他注意到搅和行为（即制造大量带评判性的回应）往往遵循着特定的模式。这一可怕步骤的导火索是一条极具负面性的信息被公布，随之被攻击。为了回应攻击，负面评判被重复并放大。这场游戏的规则于是被这样设定了：每一位加入者必须决定自己是正方还是反方。每一轮评判都会加深极端程度。评判变得根深蒂固，并被无限简化。妥协、调节、自我反思都变得越来越不重要。
作为其中的典型案例，巴特利特讲述了保罗的故事。保罗是一个脸书小组的管理员，“他开始在其他脸书网页上攻击穆斯林教徒，而他们反击他，双方都开始将对方构想得更极端化和激进化。于是，保罗居住在了一个只有黑白两种颜色的世界里——非友即敌、非善即恶，而他是当中的主角一号。”它造成了极为僵化的心态，人被分成“他们”和“我们”，那些属于“他们”的人即使遭受痛苦也不会得到同情。
基于“他们”和“我们”的扭曲评判，偏袒我们所在群体而歧视另一群体，并非社交媒体独有的事物。可是，不理解这一心态会如此迅速地造成影响，就无法真正明白社交媒体对我们自身评判系统的损害。神经科学的迅速成长为这一工作提供了关键基础。
大脑的每个部位有高度特定的脑活动。当我们想到一级情绪（protoemotion），比如痛苦和恐惧时，会激发大脑的某些部位，而想到二级情绪（secondary emotion）时，包括信仰、需求、背景，则会激发另一些。疼痛矩阵（pain matrix）会记录一级情绪，比如愤怒、恐惧、快乐和悲伤，而心智化矩阵（mentalizing matrix）则记录更为复杂的二级情绪，比如骄傲、思念、好奇、怀疑和紧张。当我们考虑并评判他人时，这两个大脑网络都会被激活。
第一个网络使用与记录自身痛苦相同的一套神经设备来记录他人的痛苦与快乐。当我们看到别人烧伤了手，被汽车撞倒或被捅了一刀时，确实能对他们的痛苦“感同身受”：共情神经疼痛矩阵的活动，与我们记录自身痛苦时的神经活动并无二致。我们观察到的疼痛的严重程度也会影响神经活动：当我们看到人被灼烧时会有强烈的反应；而当我们看到人被踩到脚趾时产生的反应则要和缓得多。自身痛苦与他人痛苦之间的神经联系，为共情铺垫了基础。当共情被激发时，我们会连忙跑过去救援、捐款、无偿地做出奉献。
共情能触发一种被乔纳森·海特称为“蜂巢开关”（the hive switch）的东西，开启群体的合作精神。当蜂巢开关处于开启状态时，其他人会变得“像我们”，他们的困难让我们感到道义上的紧迫感，我们为了共同的目标工作，仿佛同一个蜂巢里的蜜蜂。但这个能制造群体内部（“我们”）协作精神的蜂巢开关也能制造与其他群体（“他们”）的竞争与冲突，并关闭了我们对他们的共情。当我们将别人看作属于我们的蜂巢或群体之外的个体时，我们就会关闭共情，漠视他们遭受的痛苦，甚至幸灾乐祸。
共情有两个层面——痛苦与洞察。当我们感受共情时，我们不但能体会他人的痛苦，也能理解他们的思想、愿望和感受。我们理解他们做选择和决定时的背景缘由。这正是第二套神经系统，心智化矩阵的杰作。当我们推测别人的心意，思考如何解释他人的行为，预测他们未来的行动时，心智化矩阵就会被激活。不过，有时因为恐惧、偏见、冲突或强烈的生理原因，心智化矩阵会脱离痛苦矩阵而运转。有时这是因为“他们”缺乏真人的特征——正如社交媒体的“用户”或“关注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想象其他人的痛苦和羞愧，但感觉无关痛痒，甚至可能幸灾乐祸。因此，社交媒体的使用诱发了人们的评判力危机。
计算机、平板电脑或手机屏幕都不能代替一个人脸上的复杂信号或声音中的重音变化和寻找适当词句时的迟疑。这些设备也无法代替交谈中的动态：大家一起想主意，欢迎和期待不同的声音，分享不同视角也被视为正常。这些设备会巩固而不是挑战成见，在捏造的“他们”与“我们”之间强行划线分隔，因为它们删掉了丰富的背景细节，而那才是让我们真实人际生活中深刻而细腻的内心评判表得以运转的燃料。
注释
① 一个让用户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的社交网站。——译者注
第9章
贯穿一生的评判
确凿的证据指出，总体来说，在过去的1 000年间，人类的内心评判表中共情、细节、深度等方面都有所加强。普林斯顿大学的哲学家彼得·辛格（Peter Singer）点明了人类评判表从史前文化到有史以来的进展：在一段时间中，含共情的评判只限于对待我们的近亲，后来，共情就包含了更广泛的社区群体，然后扩展到国家，之后，是整个物种。这一现象被辛格称为“共情圈的扩大化”，它得益于语言的产生、思想的交流以及与不同群体的接触。
这一进展中不乏起落，并非一帆风顺，其中的下落和暴跌与我们股市指数的历史数据曲线极为相似，但是，也正如股市指数，它的长期趋势无疑仍是上升的。认知科学家斯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收集了有力的证据，说明在过去的几千年间，暴力行为（包括凶杀、军事冲突、种族灭绝、拷打和虐待儿童）的数量一直在不断下降。当然，恐惧和党派偏见仍会严重影响我们的评判力，不过就总体来说，随着时间流逝，我们的行为、宽容度、理性思维的方式都因“人性中的善良天使” ① （共情、自控、道德与理智）而提高了。这些“人性中的善良天使”的能源，正是那些被我们内心评判表驱动，并为之服务的活动。我们都是社会性动物，因而迫切地希望引发他人的评判，并由此测验自己的评判。由于天生喜欢冒险，我们得以见到许多各式各样的人，以及他们多种多样的评判。但我们有理智思考的能力，所以或许最终能够修改和提炼这些评判。
不过，本书集中考虑的不是人类评判力的广义历史，而是我们内心评判表中深厚的个人历史。孩子渴望取悦他们爱的人，这奠定了他们这辈子与他人评判打交道的方式的基础。它们虽始于婴儿时期，却并非婴儿秉性，而是作为社会性动物的我们，格外注重他人赞扬及责备的反映。我们持续不断地监视他人对我们的回应。每天我们都会反复思考：我刚说的话是否冒犯了他（她）？我是否让父亲失望了？我做了什么事惹得伴侣火冒三丈？我的朋友为什么认为我背叛了他（她）？我的同事会不会觉得我很无能？他（她）的不满是暂时的吗，或者他（她）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我在他们眼中丧失了尊严吗，还是恰恰相反？我在这份人际关系中的地位仍然舒适安全吗？
无论我们与我们爱的人有多么亲密，来自他们的赞扬或责备对我们来说仍是举足轻重的。我们不但关心他们与我们之间的亲和力强度，也关心他们是否会提供安慰与温暖，我们的关系是充满了赞同还是不满。
平衡他人评价与自我尊严，是我们此生最重要、最艰巨的任务。对于一个孩童来说，离开充满家长赞扬的温暖圈子，或对家长的责备无动于衷，都是绝对难以想象的。他们恐怕宁可选择被放逐到荒郊野岭，面对恐怖的大自然。
青春期之所以充满狂风骤雨，是因为青少年忙于将自己的评判与家长的区分开来。与此同时，正如他们在婴儿时期就做过的一样，他们还努力想让父母欣赏他们刚刚萌生出的自我意识。在那些常见的青少年与父母的争吵中，青少年针对的其实不仅仅是面前的父母，还有他们头脑中的父母，那包含了童年积累的赞扬与责备，还有持续不断的来自父母的评判。青少年会转向他们的朋友，让他们帮忙把自己的评判一点一滴地从父母的评判中分离出来。然而，在这个过程中，青少年的评判也会与同伴的评判交织在一起。这也标志了我们终生的工作，即将那些能鼓励及支持我们自身评判的影响力，与那些企图压抑、限制或扭曲它们的影响力区分开来。
建立自己的评判系统并为之辩护，与渴望直立行走和开口说话一样，是人类发育的根本特征。为了它，我们鼓起勇气挑战自己，将自己推到舒适地带之外，我们会做批评性的自我评估，观察他人，探测他们的评判。
每天从早到晚，我们的思想都会积极地监测我们的评判表：“我是否公正？”“她对我的反对是否有合理原因？”“我的朋友/伴侣/家长会如何看待这件事？”感到他人责备引发的刺痛时，我们会跳起来自卫，然而我们心中的怀疑会持续更久，并激发反思：“这是不是我的错？”“我是不是太粗心大意，或思虑不周？”通过交谈、阅读、辩论以及个人反思，我们证明自己会督促自己做出更好的评判。
日复一日，大多数人都会持之以恒地测试他们的评判力：他们与伴侣交谈，与朋友八卦，读读书本，听听新闻广播，或是在做睡前准备时回想一天中的人际交流状况。磨炼与检验我们的评判对我们心理的重要性不亚于为自我保护制造的偏见。
人类对测验及提炼评判的基本追求是随处可见的。从公开辩论的受欢迎程度就可见一斑。能挑战我们评判的精妙论点会让人兴奋不已。当我们练习为自己的评判辩护，或享受因改正它们而得到的满足感时，就像锻炼身体时一样振奋。在政治、国家政策、道德、宗教中，辩论会刺激我们识别并表达自己的评判，探索赞扬与责备的错综复杂关系，并分辨每一条应属于谁，以及为什么。有时，我们也甘愿做辩论的观赏者，安全地避开攻击与防御的血雨腥风。
我们对拓宽视野的追求也体现在我们对讲故事的迷恋上。小说家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称人类是“文学的动物”，我们愿意细细品味那些包含重要问题的故事：谁应该被信任、赞扬，谁应该受谴责，我们应该如何对待那些我们不赞成的人，我们要如何应付来自他人的责备以及我们受伤的自尊。故事会提供想象出来的经历，让我们的内心评判表有机会得以练习。
优秀小说既能通过讲故事的方式评判微小的弱点和严重的道德错误，也能带领我们进入自利偏差造成的喜剧和狭隘保守酿成的悲剧之中。许多小说之所以能流芳百世，正因为它们将显著的评判设计或人际关系背后的驱动力。简·奥斯汀（Jane Austen）的《傲慢与偏见》（Pride and Prejudice ）描述了好几个强烈而鲜明的人物，他们错误地相信自己的聪明才智能保护自己免于判断失误，而且只与那些有相似偏见的人一起八卦，忽视了能挑战自己观点的证据。在最终面对自己的傲慢与偏见时，他们为自身评判中的弱点而感到自惭形秽，甚至是羞愧难当。但这些沉痛的教训是任何具有皆大欢喜式结局的亲密感情故事的必要元素。作为读者，我们能学习人类评判表中的弱点，而不必亲自感受羞愧。这些故事也能提醒我们，有时人们确实会忽略自身评判表深处传来的低沉忠告。
剧院之所以有经久不衰的吸引力，是因为我们渴望观察人们的困境、选择和危机，而且，戏剧里的时间是经过浓缩的，在几小时之内我们就能看到好坏评判造成的后果。如我们所知，戏剧正起源于责备与赞扬这个谜题，以古希腊悲剧诗人索福克勒斯（Sophocles）撰写的家族世仇故事为开端。中世纪流行的宣传宗教的神秘剧提供了一个样板，教导人如何从罪孽（即责备）走向接受（即赞扬）。观众的视角既特别又享有特权，这使我们得以欣赏一场虚拟的经历，并拓宽视野。
赞扬、责备、羞愧的力量和我们与他人互相评判所造成的改变人生的影响，是人们天天观赏的电影及电视剧的固定主题。那里面充满了难堪、耻辱、责备（既有公平的也有妄加之罪）、偏见、冲突与自我发现。虽然有时情节和人物都被草草地公式化，而且包含着对简单化评判的推崇，但人们仍对那些能引起广泛共鸣的故事百看不厌。故事能让我们突破自身经历的局限性：它们或是向我们展示充满异域风情的全新可能性，或是通过精致而细微的观察，提供给我们一个凭一己之力难以获得的更高级视角。故事无论是基于人物传记和历史的，还是纯属虚构的，都能提供新的参照物，让我们评估自己的情绪，因为所有能真正让人满足的故事都包含着大量令人惊讶与令人满足的微妙情节。
然后，详细评判过的细节、背景、人物和叙述就变成了我们反应记录库的一部分。无论是针对他人还是针对我们的成见，都会随着高质量信息的不断加入而被一点一滴地分解消化。在震撼人心及充满智慧的故事中，一开始时应被责备的人物也许会转变成一个值得赞扬的人物（或反之）。我们探索那些我们本觉得与自己格格不入的人的内心世界，发现他们其实与我们没什么不同。这些拓宽思想及花费时间的活动之所以具有普遍的吸引力，就是因为它们能提供极为有益的帮助。
伴随着我们评价他人并接受他人对我们的评价，一个深刻的问题也会出现，即我们如何评价自己。我们对良好自我感觉的需求对日常行为及长远目标来说都是一种强大的驱动力。尊严的潜在贸易就像能推动天气变化的墨西哥湾暖流一样引导我们，但那只能部分满足我们的愿望——渴望在他人眼中获得尊严。没有正面的自我评估，我们就不可能自我感觉良好。我们往往会寻求更高层面的评判官，忍受被“称量后发现亏欠” ② 的恐惧，同时也心怀侥幸地希望理应让我们受责备的事情会被洗刷掉，让我们重返被称赞的状态。我们生活中的每个转折点，都提供了一个让我们重新检验评判的机会。为人父母之后，我们会回头去看童年和青少年时对自己父母做过的评判。有时我们会想，我居然责备过父母过于保护我？现在我能理解他们的感受了，因为我明白我对自己孩子的感情。犯了错误之后，我们也许会想，我当初为什么对他人那么苛刻，那么迫不及待地羞辱他们呢？我难道没意识到一个好人也有犯错误的时候吗？当我们遭遇不幸时，我们也许会意识到自己曾经责备过那些像我们一样需要帮助的人，我们会思考当初为什么如此肯定他们应受责备。
中年时期也会迎来很多新机会，以更宽的眼界回顾一个人做过的评判。有时，被称为“中年危机”的事情，其实就是强烈的新挑战，挑战那个代表他人态度却遮挡我们内心评判的监视之眼。改变习惯，开始新冒险，做出看似不符合个性的行为，都来自对逃离他人评判的渴望。我们会考虑：我追求这份事业，继续做这份工作，或接受这位伴侣，是不是只因为我希望得到赞扬，只因我想避免来自他人的不满？我在衡量自身评判与他人评判的力量时能否公平？
我们的评判包括道德评判，但它们远远不止于此。一些哲学家把这些更广泛的评判定性为个人选择，因为它们属于个人意见，而不总是遵循普遍规则。然而当我们给予赞扬或责备时，会激起强烈的信仰与深烙于心的情感。它们巩固、指引我们。我们的内心评判表（那个让我们难以自控地评判他人，以及为自己的评判辩护并将之传播的事物）是塑造我们人际生活状态的庞大评判机器的组成部分。
我们的评判历史悠久，一直能追溯到最早期的爱、需求与恐惧。随着它们逐渐变得属于我们自己，我们的评判也能提供一些线索，洞察到对我们来说什么算是好的生活，何谓成功，及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它们是我们个性的关键。
事实上，评判与个性的关系，甚至比记忆与个性的关系更为紧密。一个被广泛认可的说法是，脑受伤后一个人的性格会发生改变：比如，患痴呆症的人有时被认为已经不再是原来那个人了。然而，我们判断一个人是否仍是“之前那个人”时，更多依据的是评判塑造的人际交流中的反应与选择，而不是他们是否保存了记忆。这恐怕才是最能定义一个人是否算一位成功的家长、朋友、伴侣、同事或好公民的特征，然而，这一元素（我们的内心评判表）的重要性往往被认为是我们应该压抑并掩藏的东西。
如果我们压抑了它会怎么样？如果我们不赞扬或责备、批评或勾结，或因相似的评判观而结成同盟，会怎么样？如果我们生活在一种无评判的状态中，人类的生活会不会变得更好？
将人从永不停歇的评判表中释放出来，是一件十分诱人的事情。与大脑和身体担负的所有工作一样，稍事休息总是有益处的。锻炼和放松身体，观赏电影，与朋友聚会，品尝美食以及艺术创作都能提供一些空间，让我们的评判感到置身其中很安全，不会遭到挑衅，也不会造成麻烦。一些常见的躲避方式（比如酗酒，通宵看剧，玩游戏）带来的益处就要少一点。此外还有一些更复杂、更正式的技巧，比如冥想与正念（mindfulness）。
正念始自佛教打坐的古老功课，从20世纪70年代起，它被开发成一套脱离宗教的技巧，使我们能剥离评判，记录自身思想和感受。很多人在修习正念之后，都认为自己从令人牵肠挂肚、筋疲力尽的日常评判之中得到了少许休息。他们会减少反应与自卫，更好地调理与自身感受有关的、正面或负面的强烈情感。因此，他们会觉得更放松、更平和。自我怀疑、自我追问、愤怒地谴责和自以为是带来的疲倦都得到了平息。很多人的专注力有所提升。在某些情况下，它甚至减轻了慢性疼痛。
脑成像研究以实验证明，冥想能改变脑活动。冥想似乎能在一段时间内减少大脑恐惧及疼痛中枢的活动。即便如此，正念仍带有不小的危险，而后者往往会被人忽视。
由于正念鼓励人不做评判，开明地接受我们的一切想法，即我们的正面反应也会随着负面反应一起被抹杀。在清除所有评判的同时，我们也失去了欢乐、快活和鼓舞。
正念令我们压抑对思想、信仰和记忆的重要评估，而心理学家发现，缺少了这一步，我们就更容易接受来自他人的建议，甚至愿意接受虚假的记忆。我们内心评判表的一个功能就是记录正面或负面的意见。但我们的评判表也会评估我们的最初反应。我们合上了评判表之后，也封闭了更高层次的评估及识别力。
冥想修习（包括正念）提供了让思想休息和更新的空间，但如果把它们当作生活方式，就会让人显著地失去个人热情。更有甚者，由于来自我们和他人的情感与它们引发的评判是我们个性中如此重要的部分，以至于一些修习冥想的人会觉得他们的自我意识变得支离破碎，反而在生活中感到更焦虑和迷惑。
我相信，评判是我们充满动态及激情的人际关系的关键。因此，我希望强调的是，要去理解和反思它们，而不是压抑——哪怕它们经常带来麻烦。
我们观察到自己把多少精力、时间和感情用在了评判上，并意识到总体来说，大多数人都希望自己的评判公正而合理，之后便会明白自己的评判是多么容易被偏见和简化所影响。我们既要信任自己极为个人化的评判的深度，又要避免错误判断的陷阱，那么，该如何做好这一需要持之以恒的工作呢？
首先，我们必须对探索及挑战我们的评判感兴趣。兴趣的基础往往是自我接受：当我们接受自己是评判的动物、自己内心的评判表是社交生活的关键时，留意并承认自身评判时的焦躁不安就能减少许多。常见的句子，比如“我不是评判你”就会显得太虚伪，以及太令人迷惑。取而代之的问题是：“我的评判是什么？”“它是否公正？”
这一步骤也能带领我们进入下一步，即分析我们的评判。它能施加压力，促使我们核查事实：我对别人或自己做出的评判是否真正符合我对他们的了解？我有没有制造假设，或使用陈旧、不适当的反应模式？为我们的评判命名（或仅仅看到它们在我们的人际关系中扮演的角色），也能帮助我们分清良莠。
从心理学最早被当作“谈心疗法”开始，我们已经发现，为我们的思想和情绪命名，能显著地减轻我们对它们的反应。今天这一现象被称作“情绪标签化”（affect labeling），指我们思想中的情绪成分被命名之后，就能弱化杏仁核（大脑中焦虑、恐惧和自卫发生的地方）的活动，并加强前额叶皮质（控制反思和冲动的部位）的反应。当我们学会分辨常见的自卫及偏见带来的情绪力量（既包括那些用来保护我们自尊的部分，也包括那些缩减他人自尊的部分）时，我们也得到了评估它们的工具。
最后，我们可以通过一系列反思来集中考虑评判为我们自身生活带来的影响：
我的评判会帮助我还是诋毁我？这是说，我欣赏那些能满足我的需求、追求、价值观及兴趣的人吗？还是我会接近并依附于那些带领我进入歧途和死胡同的人，让我付出大量的感情能量却得不到一丝满足、快乐或意义？
我的评判是有弹性和回应式的吗？我会从人们身上吸收新信息吗？随着我重新评估自己对他人的看法，我的情绪是否会发生急剧的起落？我能否对一个人的某些方面进行负面回应，而不摧毁自己投入过感情的东西，比如与对方的亲密感及在他（她）心中的地位？我们能否在感情稳定性和感情强度之间找到灵活的平衡点，让我既可以保持忠诚，又不会自欺欺人？当我的评判是负面的时，它们是否仍能被大幅修改？
我的评判只是简单地反映了我的自身利益吗？我能否将一个错误的严重程度，与它对我个人造成的影响分辨开来？比方说，我能否意识到别人犯的错误其实是一件无关痛痒的小事，只不过对我造成了巨大麻烦或冒犯？
我愿意与他人讨论他们的评判吗？如果这样做，我愿意改变自己的观点吗？当我面对能佐证一个我反对的观点的证据，或当证据来自一个我不喜欢的人时，我能意识到内心的反抗力吗？我能否挑战这股反抗力，约束它的影响，而采信面前的证据？我能否理解，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也可能是合情合理的？
当自己通过一个人的外貌、宗教信仰、种族、性别或政治倾向而制造毫无根据的假设时，我能否提醒并更正自己？没有什么比一个人毫不犹豫地宣布自己没有任何偏见，能更清楚地显示他（她）最容易受偏见影响了。我们的很多反应中都包含潜意识里的观念集合。其中一些能引导我们追寻深层的价值观，我们也可以把它们当作自己的罗盘，指引我们走向正途。然而，其他的潜意识中的观念集合，则会造成对他人和我们自己的不公。承认和测试它们，必须成为我们每日必行的功课。并且，这项工作应该让人感受到正能量——因为我们内心评判表的弱点不应该让我们怀疑自己的反应。
我能否信任那些充满感情的评判？这是一个无法用一句话回答的大问题，这是一个需要我们在使用内心评判表时每天都铭记在心的问题。它要求我们从包围我们环境的感情中，分辨出哪些能带给我们启发。
从一出生，我们就准备好察看并评判我们遇见的每一件事；从一出生，我们就经历了他人对我们本人及对我们共处的世界的评判。我们驾驭每天收到的赞扬与责备的方式（即如何持续不断地将它们分配给他人），会塑造我们的个性、行为及人际关系。这些评判来自我们极为个人化的兴趣与追求。我们每个人有一份极为基本却贯穿一生的工作，那就是倾听我们自己的评判表，并从中学习，同时也挑战、修改它。持续不断地测试和提炼我们的评判，也许会让人疲倦，而且自觉谦卑，但这项工作也是收益丰厚、振奋人心的。何况，它也是让我们与我们爱的人、我们需要的人、共享这个世界的人友好共处的最佳方式。
注释
① 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 ，斯蒂芬·平克的著作。——译者注
② 这句话来自《但以理书》：“提客勒，就是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译者注
致 谢
本书涉及的大部分资料都是本人过去几十年间的科研成果。剑桥大学卡莱尔学堂（Clare Hall）的课题组对我在青少年与家长关系及中年模式转变的研究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支持。剑桥大学纽纳姆学院（Newnham College）对青少年与家长、兄弟姐妹的关系，以及家庭体制的总体研究提供了科研支持。利华休姆信托基金会（Leverhulme Trust）通过两项极为慷慨的奖项及利华休姆荣誉奖学金（Leverhulme Emeritus Fellowship）支持了我的研究。这些款项让我得以造访科研数据及分析工具丰富的戈特曼研究所（Gottman Institute）。这类研究的成功，与参与人可贵的合作精神分不开，对此我永远感激不尽。他们的忠诚、耐心和始终如一的关注，对我来说是一种无与伦比的奖励，那也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不要辜负了他们的付出。
许多同事以各种形式做出了贡献：朱瑟琳·乔塞尔森不但参加了研究，还为对于友谊苦乐的探索引导了方向；罗尔·吉利根的影响来自很多方面——从她著作的启发力，到她电光火石般敏捷地与我的工作衔接，引导心理学的发展，将之转变成一个我们都认同的形象；詹姆斯·吉利根对羞愧和巩固赞扬的日常需求的研究，为本书提供了关键的奠基石；简尼特·瑞波斯坦（Janet Reibstein）为我对伴侣关系的总体理解提供了重要的贡献，她的科研报告为我理解婚姻破碎带来的影响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在我借鉴哲学概念时，瑞·兰顿（Rae Langton）为我参谋；哲学家罗宾·张（Robin Zhang）向我介绍了一些材料，这些材料阐明了哲学界对超越严格道德范畴的判断有着日益增长的兴趣；感谢美国诺顿出版社（W. W. Norton & Company, Inc.）来自伦敦和纽约的两个团队，正是他们的积极和对这个试探性的主意的鼓励，使它最终得以变成一本书。最后，如果没有美国诺顿出版社的编辑吉尔·比罗斯基（Jill Bialosky）的热忱与指引，本书就不可能拥有现在的生机与内涵。从构思到完成，她充分提供了想法和表述方面的指导。
Table of Conten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