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解剖课

在医学院的时候，我经手的大体老师[6]名叫哈洛。其实是我们隔壁那组同学先给他们的大体取名为慕德，我和我的实验室伙伴们才把我们的这具大体叫作哈洛[7]。那是大一新生必经的大体解剖学课程，斯坦福大学会给每个学生小组分配一具大体，这得感谢那些慷慨的人为科学捐赠了自己的遗体。

教授在我们踏入实验室前给了我们两个指令。第一，要对遗体表示尊重，就好像那是我们祖母的遗体一样。（有个同学吃惊地回应道：“普通人会划开他们祖母的遗体吗？”）第二，解剖是一个令人紧张的过程，在此期间要留意自己可能出现的任何情绪上的反应。

关于大体的个人信息，包括姓名、年龄、病史、死因，我们全都一无所知。隐去姓名是出于保护隐私的考虑，其他信息则留待我们在解剖中抽丝剥茧，重点是要从线索中找到原因：这个人为什么会死？他抽不抽烟？是不是肉食爱好者？是不是有糖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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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学期的时间里，我发现哈洛做过髋关节置换手术（线索是：髋关节的侧面还留有钢钉），他有二尖瓣关闭不全（线索是：左侧心脏增大），他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可能由于长期住院卧床造成了便秘（线索是：他的结肠里还积聚着宿便）。他有一双淡蓝色的眼睛，整齐但泛黄的牙齿，一圈白发，他手指的肌肉很发达，像是建筑工人、钢琴家，或是外科医生的手指。后来我得知他九十二岁时死于肺炎，这让我们所有人都很惊讶，包括我们的教授，因为教授曾判断说，“从器官来看他像是六十多岁的人。”

那边厢，慕德的肺里却布满了肿瘤，精心涂抹的粉色甲油遮盖了她常年抽烟在指甲上留下的尼古丁污渍。她和哈洛的情况刚好相反：她的身体过早衰老了，使得她的器官看上去属于年纪更大的人。有一天，慕德小分队（这是我们对慕德所属的实验室小组的昵称）取出了她的心脏。组里的一个同学小心翼翼地举起那颗心脏，捧在手里好让其他人细细研究，但那颗心脏从她的手套上滑了出来，摔在地上，“砰”的一声裂开了。我们都惊讶地倒抽了一口气——一颗破碎的心。我不由想到，即使你竭尽全力避免让别人伤心，但心总是那么容易受伤。

我们被教导应当关注自己的情绪，但当我们割下大体的头皮，像切哈密瓜一样锯开他们的头骨时，把情绪封闭起来似乎是更省事的选择。（在那个课程单元的第二天早上，教授跟我们打招呼时说：“今天又是挥舞锯子和钻头的一天。”一周之后，我们对耳朵进行了“温柔的切割”，意思就是只用凿子和锤子，不动用锯子。）

每一堂人体解剖学的实验课开始时，我们会拉开装有大体的袋子，然后全班都会静默一分钟来向这些允许我们切割他们身体的人致敬。我们从脖子以下开始解剖，为了表示尊重我们会把他们的头遮盖起来。当我们的解剖进行到脸部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把眼睑盖住，同样是出于尊重，但同时也是弱化他们的“人”性——显得不那么像个真人。

解剖向我们展示了生命的脆弱，而我们则是尽最大的努力让自己远离这个现实。我们用各个班之间流传的口诀来放松心情，就好比为了记住大脑中的各种神经——嗅觉神经（olfactory）、视神经（optic）、动眼神经（oculomotor）、滑车神经（trochlear）、三叉神经（trigeminal）、外展神经（abducens）、面部神经（facial）、前庭耳蜗神经（vestibulocochlear）、舌咽神经（glossopharyngeal）、迷走神经（vagus）、副神经（accessory）及舌下神经（hypoglossal）……我们用其首字母编了一个荤段子：“哦（Oh），哦（Oh），哦（Oh），来（To）触碰（Touch）和（And）感受（Feel）弗吉尼亚（Virginia’s）丰饶的（Greasy）桃花源（Vagina），啊（AH）——”在解剖头部到颈部的时候，全班会齐声喊出这段口诀。随后，我们就埋头于书本中，准备明天的实验课内容。

我们的刻苦学习得到了回报。每个课程单元我们都完成得很出色，但我不确定我们之中有没有人曾关注过自己的情绪。

当考试临近，我们进行了第一次巡房。巡房就是在满屋子的皮肤、骨骼和内脏之间巡视一番，就像是在检查一次空难留下的残骸。不同的是，你需要检视的不是遇难者，而是分散的身体部件。你不需要确认这个人是不是约翰·史密斯，但要试图分清楚台子上摆放的肢体碎片是手还是脚，然后判断说，“我觉得这是桡侧腕长伸肌。”不过即便如此，这也不能算是我们经历过的最血淋淋的场面。

那天，我们解剖了哈洛的阴茎——冰冷的，像皮革似的，毫无生气——慕德那桌的同学因为拿到的是女性大体，所以加入了我们的解剖观察。凯特是我的实验室搭档，她在进行解剖时总是一丝不苟，她的教授形容她的专注“就像刀锋一样锐利”。但此时，她被围观她操作的慕德小分队发出的叫声分散了注意力。她每切深一点，喊叫声就变得更大。

“喔唷！”

“呃！”

“我觉得我要吐了！”

越来越多的同学聚过来围观，一群男同学开始手舞足蹈地围成个圈，并拿着塑封过的课本护住自己的裆部。

“真爱演。”凯特嘀咕了一句。她对这种神经质的表现完全无心理会——她是要成为外科医生的人。凯特重新集中精神，她用一根探针来确定精索的位置，然后再次拿起手术刀，沿着阴茎的整个根部垂直切开，切口两边整齐地被分开了，就像切热狗一样。

“好了，够了，我得离开这儿！”有一个男生宣告说，随后他和几个朋友逃离了现场。

在课程的最后一天，我们举行了一个仪式，向那些贡献了自己的身体来让我们学习的人致敬。我们朗读了感谢词，为他们演奏音乐、送上祝福，即使他们的身体已经被肢解，但我们期望他们的灵魂仍旧是完好无损的，能接收到来自我们的感激之情。我们多次提到他们是多么脆弱，赤条条地暴露着，任由我们切开，并取出组织样本放在显微镜下一毫米一毫米地端详。其实真正脆弱的是我们这些大活人，我们却不愿意承认，而这恰恰更体现了我们的脆弱。我们只是一群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应付这一切的大一新生；一群近距离观察死亡的年轻人；一群对于有时不经意间垂泪的自己不知该如何是好的学生。

我们被告知要关注自己的情绪，但并不确定自己的情绪是什么，也不知道该拿它怎么办。有些人参加了医学院的冥想课程；有些人靠做运动来使自己振作；还有些人则选择埋头学习。慕德小分队中有一个成员染上了吸烟的习惯，他总是偷偷溜出去抽支烟偷个闲，并拒绝相信抽烟会让他像慕德一样身体里长满肿瘤。我选择为一个读写项目做志愿者，为幼儿园的小朋友朗读故事——幼儿园的小朋友们是多么健康，多么有活力！他们的身体是如此完整无缺！除此之外，我就埋头写作。我写下自己的经历和体验，也对别人的经历和体验产生了兴趣，后来便开始为杂志和报纸撰写相关的文章。

有一次我写了一篇关于医患关系课的文章，那门课教我们如何与今后的病人相处。在期末考试的时候，每个学生都要演示如何向病人询问病史，而且整个过程都会被拍摄下来。事后教授告诉全班同学，只有我一个人问了病人的感觉如何，而“这应该是你们要问的第一个问题”。

斯坦福注重人性化地对待每一个病人，而不是只把他们当作一个个病例；但与此同时，教授告诉我们，由于医学实践的方式正在改变，这正变得越来越艰难。医生和病人的长期私人来往和重要的诊疗接触已几乎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新出现的、被称为“管控型医疗”的机制，规定看诊时间为十五分钟，设定流水线般的治疗流程，以及限制医生为病人做治疗的范围。在我结束了大体解剖课之后，我认真地思考了一下自己要选择哪个专科——有没有哪个专业可以延续以前家庭医生的模式呢？还是我愿意连大多数病人的名字都不知道，更不用去了解他们的生活呢？

我见习了许多不同专科医生的工作，排除了一些与病人互动最少的科室，包括急诊科——非常惊心动魄，但你和病人几乎只有一面之缘；放射科——你面对的只是医学影像，而不是活生生的人；麻醉科——你的病人都睡着了；手术外科——同上。我喜欢内科和儿科，但带我见习的那些医生提醒我说，这些科室正变得越来越缺乏对个体的关怀——为了维持业务的正常运转，他们每天都要看三十个病人。甚至有医生说，如果能从头来过，他们或许会选择别的科室。

“如果你能靠写作为生，为什么还要成为医生呢？”曾有一个教授在读过我为某本杂志撰写的文章之后这样问我。

当我在NBC时，我的工作是写故事，但我却向往生活中真实的故事。现在我得到了真实的生活，我却又开始思考，在现代医学的行医日常中，就没有一点空间能留给人们讲述自己的故事吗？我发现，将自己沉浸在别人的故事里令我感到满足，而越投入记者的工作，我就越发现这个工作的本质就是投入别人的故事里。

有一天，我和一个教授说起我的困境。她建议我两样都做——既从事写作，同时也行医。她说，如果我能靠写作多赚些钱，那我就可以选择少看一些病人，并用以前家庭医生的方式行医。但是，她同时补充道，这样的话我还是要花大量时间来应付保险公司的各种文件和手续，这也会减少我能在病人身上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听了她的话，我反思，事情真的到了这个地步了吗？我真的要靠写作来维持行医生活吗？不应该是反过来的吗？

但我还是考虑了她的提议。不过那时我已经三十三岁了，医学院还有两年多才能念完，之后至少还要驻院实习三年才能成为进修医生——同时，我也知道我想要成家。我越是近距离地观察到“管控型医疗”的效果，就越无法想象自己冒险付出时间成本，完成长年的医学培训，然后一边从事写作，再一边摸索我想要的那种行医方式是否可行。而且我也不知道能不能两者兼顾——至少不确定自己两边都能做得好——同时还得留出时间兼顾个人生活。到学期末时，我觉得我必须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是从文，还是从医。

我选择了从文，在接下去的几年时间里，我出版了书籍，为杂志和报纸写了不下几百篇文章。我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天职所在。

至于事业之外的部分——成家的事，我相信一定也会水到渠成的。至少在离开医学院的时候，我对此非常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