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善德庙之旅

由于晚上的长谈，我们直到8月9日早上8点才动身。在一个中国商人的帐篷中，旅队为诺林纵队和袁教授的南方纵队都留了3个星期的给养。黄文弼得到了10天的给养。诺林有29匹骆驼，袁教授有17匹，黄有5匹，我自己有67匹，其余的都在拉尔森那里。

旅队在起伏平缓的大草原上快速前进，两条低矮的山脊夹在左右两边。在草原的中间，赫然出现了两条泻水沟，而且沟壁很快就变得陡直。北方的小寺庙和几个蒙古包与我们渐行渐远，不时出现一群正在放牧的牲口。在旅队前进的西方，低矮的丘陵在远方与蓝天融为一体，大路不远处一个老人正在坐着纺线。路的右面一座孤山兀然而立，其状如棺，顶上还有一个相当大的敖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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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野韭菜长得很茂盛，整个地方都散发着这种野菜的味道，雨后尤其如此，骆驼很喜欢吃这些东西，但吃过之后它们的呼吸很臭。在有流水的沟旁，我们停下来搭起我的帐篷，我总是带着它，这样我就不会受旅队的约束，想走就走，想歇就歇。我比旅队走得要快，他们要等一个小时后才能赶上来。

次日早晨醒来时又是瓢泼大雨，我们又要忍受浑身湿透的滋味了。草原现在四处覆盖着直径半米的球状植物堆，这种植物的根部把土和沙子缠绕成一堆，产生了奇特的堆状景观。越往西走，这种植物堆越普遍，在上面开汽车旅行看来是不可能的。

我们所过之处时时可以看到倒下的骆驼的骨架和头骨，它们是旅队横越亚洲的漫长道路上的里程碑。

哈斯伦德和塞拉特前来报告，说哈沙特泉就在附近——他们发现了它，大家驱驼前往。旅队慢慢地跟了上来，根据惯常的安排扎下了营寨。晚上，月华如水，柔美动人。今天的最高温度只有27摄氏度，晚上的最低温度不到13摄氏度，蒙古的夏天确实很温和。

8月11日是个大晴天，早上8点就开始热了，风呼呼地吹拂着被太阳炙烤的后背。我们越过了一带小山丘和高地，看到高处是一个敖包。就在这个敖包旁边，一匹死骆驼无声地躺着，这个惯常的祭品呈现出惯常的死相——头颈猛烈地向后背转了过去。除了骨架以外，没有别的东西留下。它坚硬的四足还完好无损，它肯定踏过了亚洲的沙漠之路。此情此景给人的感觉是那垂死的骆驼来到这个圣处寻求帮助，但就在石堆旁被发怒的山神击倒，从而结束了它的漫游。

向前不多一会儿，道路分开了，右手通往北方的达·库伦或乌尔加，左手通向善德庙。

旅队向西越过一片四面是山的平地，趋向一个壮观的石门，石门周围是一小串越来越高的山脉，该地区所有的沟渠在此连成一体。我们进入这个形似石门的狭窄谷地，里面有一条快要干涸的小溪，溪岸上杂木繁茂。山坡很陡，有些地方垂直地直插谷底。大家几个月来只看到平地，感觉此时眼前的新景观很有魅力，于是我下令在此建立营地。

次日早晨醒来时大雨如注，我们怀疑在峡谷涨满水时能否走出去。然而，溪水只涨了一点点，走不多久，峡谷豁然开朗，前面现出了宽阔的平地。

西北方坐落着一个小寺庙，据说该寺的喇嘛过去曾达到900个，拥有数千匹骆驼。但现在只有约20个僧人，都穷得跟庙中的耗子一样，只会抱怨时运不济和持续的干旱。相比之下，汉人更为勤劳，他们把自己的生命和时间花在劳动上，而不是去徒劳地求神拜佛。

旅行路线再一次转向西北进入一个荒凉的峡谷，里面草木稀疏，分布着大小不一的石头，其孤冷和荒凉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一块石板的天然凹陷处积了一汪雨水，有20匹骆驼在此饮水解渴。看不到它们的主人，但它们却好像跟着我们。

峡谷向上进入平坦的高地，十多只羚羊轻盈地跑开。跨过一个花岗岩山脊以后，一望无际的旷远景色又展现在我的面前。

我们继续前行，发现了一处清冷的泉水，于是决定把帐篷搭起来。

人们总要依靠水和牧草，直到现在旅队还没有缺过这两样东西。

就内容的单调无趣来说，我害怕这种写法有点像色诺芬在《远征记》中的经典描述，不过同时我还没有提到我们一天走多少路程。因此我愿意说我们一般一天走30公里，偶尔走40公里。

8月13日早晨，天气变得寒冷而阴郁。难道秋天已经逼近了吗？噢，那可不是，在野榆树落叶之前还有好多热天等着我们。风来自东方，从那里的大海刮来了南方的湿气。旅队南方的山脉叫卡拉那林乌拉，汉人叫它“狼山”，它们处于黄河大河曲的北面。

远处有一队人马正在走过来，近前一看是5名汉人和10匹骆驼——他们肯定装载着鸦片——这些人与我们擦肩而过。

风又开始吹了，它忧郁地摩挲着万物，发出瑟瑟的声响。阵风发出各种奇怪的鸣响，使人产生错觉，好像有人在叫自己的名字似的，但转头回顾，却什么人也看不到，因为所有的人都被我落在后面很远的地方了。

接着又是一个鸦片贩运站。来自宁夏和王爷府的鸦片贩子在此休息。他们日行百里，早晚各休息一次。为了能走55公里的日行程，他们的骆驼必须得到很好的照顾，在其帐篷前的草垫子下面就盖着玉米堆。这些人都有步枪和毛瑟手枪，不惧土匪的劫掠。

达莱布鲁克是一处泉水，它的意思是“海”，可见它以前应该是很大的。在这个泉水的附近我们又遇到了一个鸦片站，不久又碰到了一个赶着100匹骆驼的友好、开朗的中国男子，他说拉尔森就在前面10里的地方。

我们继续前进，果然很快看见前面有7顶蒙古包。该地叫卡拉—托罗裹伊，意为“黑头”——大队人马现在又走到一起了。

次日凌晨4点以前，拉尔森就跟着他们的大队人马向草原深处进发了。我们的日子则舒服得多，太阳升起以后才动身，循着他们的足迹在不规则的山脉之间穿行，一会儿通过鸦片贩子的帐篷，一会儿通过大群的放牧着的牲畜。为了庆祝星期天和第100个气球上天，白天的劳顿之后旗子插到了我的帐篷前。通常，瑞典国旗挂在我的帐篷前柱上。俱乐部帐篷则未搭建，晚饭是在厨房边的草垫子上吃的。正当大家盘腿坐在盘碟前用餐的时候，小羚羊一下子蹦进来踩到了褐豆中间。

第二天，即8月15日，对我来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自我第一次到亚洲以来，42年已过去了，而现在我仍然在为这块大陆着迷，虽然在今天和那个日子之间横亘着漫长的岁月，但我对当时的情形记忆犹新。那最后的几小时过得多么慢啊！我的父亲为我大声朗读了几段圣歌中的赞美诗，祈祷我一路平安，顺利归来。坚强的母亲没有表露出对分别后的不确定的焦虑。然后我就横穿波罗的海，经过俄罗斯抵达中亚。

如今，42年之后，我还在旅行。这次是在中国的内蒙古，骑着高大的骆驼趋向遥远的亚洲心脏。大草原上分布着干燥的峡谷和光秃秃的山脉，即使在今天这样的时空里还得继续向西前进。

小羚羊是所有人的宠物，也许从来就没有动物受到过如此的眷顾，它每日坐在如同轿椅的箱子中旅行，一只平和的骆驼是它的坐骑。箱子一放到地上它就要跳出来寻找玛斯考尔，后者得随时给它准备好奶瓶。它还在用橡皮嘴似的奶嘴像小孩般吮吸。但今天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它急不可耐地想吃奶，竟然连奶嘴也吞了下去，所有的人都忧心忡忡，但胡莫博士让大家放宽心。隔一个星期小羚羊的小粪便就被检查一次，但橡皮奶嘴没有出现。然而，经过这次不寻常的事情之后，小羚羊反而比以前更可爱了，有时还摇摇尾巴，要求霍德博士把充气时坏掉的气球给它。

8月16日，我们站在低矮的丘陵上再次看到了一览无余的草原风光，终于在西南方向看到了渴望已久的善德庙，据说到了那里就走完了归化城到嘎顺淖尔的大约一半路程。

这里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商人的9顶蒙古包，另一部分就是和尚的寺庙，经过蒙古包时只看到一个人和几条狗。根据协议，我们将在这里为后面的诺林和袁教授留下给养。

旅行路线通过一条峡谷通向一个高地，拉尔森的营地就设在上面，新的帐篷“城”在这里逐渐扩大。中午3点，风力增强变成一场真正的风暴。沙粒穿过帐篷布覆盖了里面的一切，床、毯子、箱子、口袋——所有东西上都覆盖着一层黄土，洗涮脏物用过的水看上去就像豌豆汤。周围景色顿失，全是黄色的旋尘，甚至最近处的帐篷也难寻踪影。风速达到每秒24米。气温为23摄氏度。正如霍德所言，风暴也达到了距地面500米的高度。

自包头起我们已走了473.7公里，到额济纳河尚有420公里。我们曾被告知善德庙是一个收费站，每个箱子必须交5块钱，然而到达以后什么收费的事都没听说，一分钱也没掏。相反，人们还善意地建议我们西去时不要太靠北，以免落入讨厌的蒙古共和国的收税者手中，他们的收费站就在120里之外的北方。

旅队为了休息、放牧牲畜和重新打包行李，不得不在善德庙附近逗留两天，在这两天中还要挑出留给后面两个纵队的箱子。这地方还不错，从中国商人那里甚至可以买到蜡烛和火柴等零碎杂物。这里的海拔超过了1700米，晚间的温度降至零上6摄氏度，气候也不错。第一天的部分时间用来清洗行李上的沙尘，所有的东西都要拍打晾晒。拉尔森、玛斯考尔和哈斯伦德解决了给养问题。在9号营地雇来的4名汉人被辞退，代替他们的是新雇来的两个人。拉尔森将于8月19日撤营先我们而去，我听到他在凌晨4点就叫醒了他的人，但却没走成，因为两匹骆驼失踪了，一匹在白天找到了，另一匹则永远没有了踪影。第二天考古学家黄文弼的小队追上了我们，他在13号营地待了4天多时间，发现了70件铜器，绝大部分是箭镞，还有170件铁器，20件骨头和早期汉代的硬币。他还说，自从我们分别后，伯格曼发现了一个绝好的地方，他在那里找到了几百件很可能是旧石器时代的器物，有斧头、雕有图案的石刀等。

和我本人一样，霍德也急于在嘎顺淖尔尽早建立第一个气象站，他要求带着他的手下和仪器与拉尔森一道出发，后者定于8月22日离开，前天晚上我们同意了这一设想。这样我的纵队就失去了霍德、傣特曼、冯·考尔和李，最后黄文弼也要求加入拉尔森的行列，因为最吸引人的工作在召唤着他。晚上所有的人都来到帐篷与我道别，显然，在到达嘎顺淖尔之前，我们再也见不着面了。

在善德庙附近的21号营地我们纵队经历了第二次损失，虽然这次损失只持续了几天时间。听那里的商人说只要走两天就能到达黄河河曲。8月20日和21日晚上我忙着制订新计划时得出结论，重建与黄河大河曲的绘图联系是有价值的。早上我命令拉尔森组织一支轻型小旅队，并向赫姆波尔和齐莫曼详细交代了任务。他们要去最近的比利时传教团那里收集情报，并绘一张路线图。我请求徐教授派两名学生前去当翻译，刘和马被选中。8月21日下午这支轻旅队出发了。然而，他们离开后我的心中便犯起了嘀咕，派这样一支小的队伍进入据说是土匪横行的地区行吗？如果他们出了事回不来怎么办？

第二天拉尔森出发了，带走了6个曾有战争经历的德国人。

现在探险队完全分散了。它们的分布情况如下：和我在一起的只有一位瑞典人、一位德国人、一位丹麦人和两个中国人，他们是胡莫、玛斯考尔、哈斯伦德、徐炳昶和隋；正在向前推进的纵队中有拉尔森、6名德国人、沃尔兹、里艾伯润兹以及中国人黄文弼和李；诺林带了两名瑞典人、两名德国人和一名中国人，即伯格曼、索得鲍姆、黑德、冯·玛森巴希和丁；在袁教授的纵队中也只有两个中国人甘和匡。很明显，以这种方式将探险队分成5个纵队比走在一起能获得更大的成绩，这样各队的独立性更大，行动起来也更方便。

当旅队正在这样重组的时候，我病倒在善德庙，不适宜过多活动。痼疾胆结石病一直困扰着我，治疗的方法是服用吗啡。胡莫博士有一种很好的治疗方法，他心里非常着急。他把我转移到玛斯考尔的大帐篷中，叮嘱一定要为我弄一张铺着床单的、真正的床——自从离开包头后我就再也没有享受过这种奢侈了。我的头部两边各设了一个箱子，这样我就有两个“床头柜”，上面有药品、茶、水、书籍、地图以及其他零碎杂物。

拉尔森在8月22日走后，我们营地就变得十分冷清，极少有造访者，寺里的一位高级喇嘛来看望我。和别的喇嘛一样，他有骑士般的尊严，他在我的帐篷中受到款待。谦和有礼的徐教授每日来三次，有时和我在一起待一两个小时。独处时我一般都在读书。

旅队处在东都尔衮区，其首脑是一位暴君似的王爷，他很不喜欢外国人。他没有打扰我们，而我们也只不过派徐教授带去了我们的名片，徐教授在王爷府的王子或王爷那里还带回一封介绍信。旅队在这位王爷的领地上没走几天，然后进入阿拉善，我青年时期曾到过那里。

好在我的健康恢复了，8月26日大家把营地挪到距寺庙更近的地方。喇嘛们不让我们在寺庙上方的山上搭帐篷，而只同意我们在寺庙下方的谷地扎营。门托和我把帐篷移往那里，并且为来自其他纵队的人做好了准备。北方的寺庙群很清晰地呈现在眼前，各种各样的庙宇大约有50个，就像半圆露天剧场似的坐落在山坡上。

喝完茶以后，徐教授、哈斯伦德、塞拉特、门托和我前往寺庙进行回访，但那位高僧正好出门云游布道去了，因而我们被引见给寺庙住持。住持是一个长着圆脑袋的小老头，样子有点猥琐，他盘着腿坐在装修很好的小门里，周围是各色铜质神器。

他没有回答我们的问候，只是惊讶而不知所措地看着我们，我们也盯着老头看了一会儿就退了出来。

我们爬上山顶上的主庙，那里还整齐地排着一列神龛。一位喇嘛走上前去点燃了门口铁香炉中的香，然后就坐在庙厅右首的垫子上。经书摆放在他面前的红色亮漆桌上，他一边以动人的声音高声读经，一边不时敲响大腿上的两片铜钹，同时还要用一根状如鸟颈、顶部有球状物的鼓槌用力敲击一面悬鼓。有时候他也敲放在桌子上的一个东西。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消除我们这些不速之客给神灵带来的不悦。

四根红色亮漆柱子支撑着长方形的庙厅天花板，柱子之间挂着4幅很大的美丽唐卡。前墙上挂着红色框子的绘画，后墙则为书架所占据，书架上放着本教的圣书。还有一些美丽的菩萨像放在玻璃柜子里。屋子的中间有一个神龛，蒙古人称苏佛尔伽，为常见的西藏物品，祭桌上有黄铜器具和香炉，桌子中央挂着一顶织物做成的罩篷。

我们在两边是白墙的走廊上漫步，然后走过点缀着石英的黑色水晶石天然台阶，穿过庭院和开阔地——一切都和西藏的寺庙相同，建筑风格是藏式的，虽然有几个屋顶带有传统的前檐、雕刻和绘画。

善德庙如画般坐落于群山之中，其脚下是一条狭长的谷地，有个人正把谷地中的水用口袋布做的瓢汲起倒入一个木桶中。几匹马、一头驴和一匹俊美的骆驼正在一个水槽边喝水，骆驼的主人是一个穿着外衣的库库诺尔蒙古人。在红彤彤的斜阳余晖中，上述的一切都变成了一幅美丽的图画，然而，钢蓝色的天空预示着北方的风暴。

许多喇嘛来到旅队的营地，惊奇地流连于帐篷之间。他们穿着脏兮兮的、臀部为红色的宽松袍子，将古铜色的双臂露在外面。这些人坐在那里张着嘴，对看到的一切吃惊不已。旅队的狗警惕地盯着骑者、漫游者和寺庙的狗。晚间我们不得不把小羚羊锁起来，因为它不知天高地厚，竟带着一股英雄主义气概要凛然加入一场狗的混战之中。

最后，小旅队终于从黄河回来了。大家在我的帐篷中一直坐到半夜，两个德国人向我讲述了自己以及汉人和蒙古人是如何度过这几天的。我们观察着地图上的黄河河曲——这份地图很大，是他们从传教士罗茨那儿弄到的。这里距他们的三道桥驻地的直线距离是57公里，因为路上有弯曲，他们实际走得更长，回来时他们选择了一条更西的路线。接下来的几天他们搞出了一张样图。我对他们的工作大加赞赏，指出那是对旅队的地理学和制图学工作的宝贵贡献。

他们出去的详细情况如下：他们的小队人马在8月21日骑着骆驼向东南方进发，目标指向卡拉—那林山系。该山从北方隐然可见，犹如一个有谷地穿过的开阔高原。但在南方，它的众山峰几乎没有高出地平线，在多山的乡野道路缓缓向下通往谷地入口，那里有一个蒙古哨兵对他们进行了详细盘问。地面沙子很多，沙丘高约20米。几间老房子已经人去房空，居民显然是被沙子赶跑的。

狭窄的谷地中满布着寸草不生的黑色石头，行进十分艰难，当暮色完全被黑夜吞噬时他们才在杜苏鲁安泉边建立了营地，该泉的溪水在10米之外就消失在沙子之中了。泉的附近还有一顶蒙古包和一顶帐篷。

第二天他们在东南方通过了一个山口，山口之上有一个敖包——达马托伊敖包——上面有木刻藏文，北坡很陡，但南坡却很缓——要是南北调换一下就好了。谷地两侧危岩耸立，植物稀稀疏疏，不时还可看见一株孤树顽强地在石缝中生长，使人感到了一丝浪漫和美丽。

谷地向东拐去，一路上蜿蜒曲折，狭窄难行，两侧高壁直立，右边和南边的高度达到250米，一直通往黄河平原。在谷地两边的高处，陈旧的防御工事随处可见。溪流占据了狭窄的谷地底部的大部分，他们只能涉水而行。谷地的出口面向东南，在其末尾的南边竖着一堵高1.2米，宽30米的堡垒墙壁，在谷地入口处可以清楚地看到远处的黄河谷地。

两名德国人向东越过山脚下的乱石堆和小沙丘，最后到达第一个居民点。那里没有沙丘，地上植物比较茂密。通过当时已断水的第一道河谷，他们在一个叫赛因诺尔的地方扎营休息。这里有3处居民点，而且附近还有几处。除了玉米外，这里还种植小麦、小米、大麻、西瓜、豆类、甘蓝及其他蔬菜。为了种地，居民不但要向蒙古人，而且还要向绥远的当局交税。那里有羚羊、兔子、野鸡和鹧鸪，还有狐狸和狼。秃鹫、天鹅、野鸭和鹅也很常见，骆驼、驴、绵羊和山羊则都是家养动物。那里1月份的温度为零下25摄氏度，冬天下雨不多，3月份多沙尘暴，一般都来自西面。黄河在12月至3月为封冻期，4月至11月为通航期。由于这个缘故，羊皮筏派上了用场。一只羊皮筏一般由100张膨胀起来的羊皮组成。在运河中最容易抓到黄河鱼，乌龟也不少见。

汉族商人已在运河通过的山脚下站稳了脚跟，通过这些水道运来了面粉、玉米、煤以及其他用来交换蒙古皮毛的货物。

我们的侦察队伍还跨越了一条自西南流向东北的较大运河。该河宽超过15米，深超过1.6米，流速为每秒1.5米，径直通向山脚。那里在二百年前便是黄河故道，至今还有堡垒和城墙的废墟，后来，黄河河道越来越往南移。汉人殖民者在开发土地方面有坚韧不拔的毅力，他们很快就向黄河移动的方向发展，现在这里的蒙汉人口比例已是1:100。

8月23日的路线通向东方，他们不得不绕过几道河流，这些河流仅有一米宽、半米深，两边的河堤高约30厘米。居民点也越来越多，他们还经过了一些飘着青天白日旗的国民党军营。

在大路的右边分布着一带7米高的沙丘，沙丘的东端是摩灵庙。该庙已历时两百年，喇嘛数量达到130人。除此之外，他们还不得不坐着用绳子拖拉的渡船渡过了一条15米宽的运河。将骆驼运过河花了一个半小时——最困难的事情莫过于将骆驼弄上渡船。

运河的另一边坐落着有400名居民的三道桥村和几座军营，里面的士兵以前都是土匪。他们的司令叫王英，我们在包头时对他就有所耳闻，现在据说他住在五原。

运河自西南流向东北，长180里，这条运河是一个杨姓家族的人世代努力的结果。该工程始于一百年前，直到1917年才告竣工。杨姓家族居于运河以南30里的杨奎村。三道桥村的东头是一个比利时传教团的驻地，它周围墙高3米，门边有望楼、射击孔和壕沟——俨然就是一座堡垒。在这个已有4年历史的布道站，我们的人受到了希莱尔·罗茨神父的热情款待。他3天前才从宁夏归来，他去那里的原因是三道桥村周围的治安状况不好。正如他所言，三道桥村受到了土匪和士兵的双重勒索。

从他门口8米高的望楼上可以看到四面八方很远的地方，尤其是可以看到北面的狼山等山脉。在三道桥村东北小镇山坝塘有7000名居民、一个守备队和一个比利时布道站。在中国的这一地区，共有18所比利时布道站。

三道桥村距现在的黄河河床90里。

罗茨神父告诉我的人说，这年5月23日，甘肃的凉州、古浪镇及其他地方发生了地震，死了大约50000人。

当地的指挥官彬彬有礼地拜访了陌生人，并在8月24日他们返回时在渡口送别。第一天回程走的恰好是他们出去时走的最后一段路，接着他们向偏西方向行进。在沿着山麓旅行时他们发现黄河故道已模糊难辨。绕过一个突出的山峰之后，旅队就上了山，在一条狭窄的溪谷中向西北方向前进。

这条溪谷叫布东猫头，里面到处都是沙丘。次日他们转向北面，在一个地方被一个高达40米的沙丘挡住去路，他们花了40多分钟才带着骆驼走了过去。最后一段归程又与外出时的路线重合，他们没有在谷地中发现居民，但却遇见了一些小商队，全部加起来有140匹骆驼，行李都是绵羊毛。

经过到黄河河曲的旅行，骆驼需要休养几天。因此我在善德庙多待了两天。

赫姆波尔和齐莫曼的帐篷就像一个画室——充当桌子的包装箱子放满了地图、日记本、绘图圆规、磁罗盘和尺子。大家不分白天黑夜地工作着，我希望在离开这里前看到他们的报告。

报告真的及时完成了，结论是三道桥村在21号营地以东56度，距21号营地57.9公里。使我吃惊的是黄河故道离我们如此之近，而且正好贴着山脚延伸开去。那河现在距卡拉那林—乌拉则相当远，河道的移动是沿从北到南的方向进行的。人们不仅纳闷，灌渠的水怎么竟从西南流向了东北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