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田园牧歌般的营地

9月28日是伟大的一天，我们来到了额济纳河，拉尔森已经到那里5天了。清晨5点哈斯伦德就带着驼队出发了。7点时我也动身了。旅行路线通往西北方向，穿行于长满植被的半圆形山脉之间，左手方向可以看到两个苏佛尔伽，也就是神龛，以及一间房子的废墟，而右手稍前一点则有5个神龛。

终于，在西北方向展现出一幅令人兴奋的图景——额济纳河的杨树林。旅队很快到达那里，在杨树树荫下行进，大半杨树叶子已显出秋天的黄色。在干涸的河床边上，成群的绵羊在吃草——这儿的森林更为茂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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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前行，开阔的水面在树林之间闪着粼粼波光。这就是那条河了，不，它仅仅是一条小支流，很浅，大约有20米宽。不一会儿我们来到主河道岸边，巴图来迎，把大家引向渡口。他骑着骆驼走在前面，我们紧随其后。走在前面的是我们的向导，其次是门托，最后是我自己。面对浩大的水面，骆驼显得有点迟疑，但巴图的坐骑已到过这里两次，一点也不害怕，相反倒似乎喜欢在水中行走。我们的沙漠骆驼很可能一生也没看到过这么多水，它们跟在头驼后面，小心翼翼地用前蹄试探着噼里啪啦地走进去。河水又稠又黄，像豆汤一样，最深处只有1米，最宽处为212米，流速相当快。

拉尔森在西岸迎接我们，他高兴得手舞足蹈，欢天喜地地把我们带向固定营地。路西边的沙山异乎寻常的高，沙山之间是红柳、柏树似的灌木和其他植物。同时，还有两座光秃秃的沙丘横在前面，再向前走是一片杨树林，树叶已开始发黄，但绿色仍是主色调。我们向南通过第一片绿荫匝地的树林，看见一段开阔的平地形成的河岸，在河岸最外沿的水边，一面瑞典国旗在一根高达7米的旗杆上迎风飘扬。

整个地方呈现出一派浓郁的田园风光，这是我们进驻的最迷人的营地，大家期望得到的东西是那样真实，以致对神话岛的记忆渐渐消失在身后的远方。那里只有约200棵杨树和几片随风摇曳的芦苇，这里则有一大片森林，草和芦苇像人一样高，干枯的树干足够烧几年，更为重要的是，这里拥有那片小绿洲十分缺乏的水——一条大河从帐篷旁边流过。

当我审视着这个即将在未来一个月中成为旅队大本营的营地的时候，心中充满了难以言表的欢乐与感激之情。等待我们的是美好的休息和工作时间，而留在身后的是包头以西的千里荒原和沙漠。伟大的发现之旅的第一阶段已经结束了，所有工作人员都走向俱乐部帐篷。俱乐部建在森林边缘，此时完全沐浴在阳光之中，帐篷里边热得几乎难以忍受。只有5个营地凳子经受住了近1000公里的长途考验，几张桌面损坏了，因此只有我们5个人在俱乐部享受着热烈的氛围，其他人无处可坐，只能站在露天杨树荫里的几个箱子旁吃饭。这里凉爽宜人，虽然秋天正在逼近，但夏日的余热仍未退去。对我们而言，这里的9月末似乎比呼图尔图古尔的7月末还热，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这里的高度只有900米。

下午，大部分人都跃入水中，在紧靠大本营汹涌而过的急流中或沐浴或游泳。玛斯考尔从河岸陡坡上爬上一道高约30米的土堤，喊着他的宠物小羚羊跟上去。虽然小羚羊从未见过河流，更没游过泳，但它一刻也未犹豫就跳入水中向它的主人游了过去。

在来额济纳河之前，我就决定要对这条河流的下游及其注入的两个湖泊进行一番彻底调查。因此，在吃饭的时候我委托拉尔森造一艘船，至于如何去造，我并不关心。他平静地回答说那并不难，如果是掏空一棵树做独木舟的话就更容易了，他已清楚地知道船应该是什么样子了，并保证他造的船能把我载入湖中。次日早晨造船工作就开始了。

我们同时还忙于其他几个计划，一系列重要的调查方法尚需讨论。的确，旅队可支配的时间不少，在最好的情况下，诺林的纵队和袁教授的纵队到10月中旬才能赶上我们，和我们一样，他们也可能迟到。在知悉他们的进展情况以前，我们还不能向西前进，只有等到他们到达之后我们才能制订返期的计划，因此各种分工必须让大家都满意。同时，也只有所有的学者都重新聚到一起的时候，才能决定谁在整个冬季留在1号气象站，谁跟大部队继续前进。这样，我们除了等待外别无良策，唯一重要的事情是尽可能充分地利用时间。

在邻近的地区，额济纳河径直流向东北，宽达140米，自营地数起，河中有11道土堤。河流的流速达到每秒1米，就在营地的下游有一个河滩。河道最深处为1米，其他地方深约20厘米，而在距我们散步的地方不远处，有两个地方的水深不见底。自然，在我在大本营的41天里，这些数字都在变化，霍德博士测得的水流量为每秒20立方米。

大本营有16顶帐篷，开口都面向东南。营地长为180米，最宽处为80米，我的帐篷距波光闪耀的河流40米。蒙古人的3顶帐篷处在左翼的最外沿，挨着他们的是气象观测屋、风向与风力测量杆、河流水位测量器和日晷。旅队还在这里修了一座桥，目的是为了能够迅速测量水位、水温和流速。在这个被称为“港口”的小区，无线电接收站的天线也竖了起来。和蒙古人的居住区相比，“港口”比较开阔通风，没有树荫遮挡。

第二排帐篷处在森林边缘，第3排在森林里面。森林与河流之间的半月形地带是开放的。这里有3件事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啪啪作响的瑞典国旗、长列的给养和仪器箱、晚间点营火的地点——这个地点距我们帐篷不远。一到下午，当夜晚的凉意渐浓时，就可以看到那帮无所事事的蒙古人拖着或扛着干树枝堆放到火堆上，拉尔森已把点营火变成了一种业余爱好，他把干枯的树干劈成适当的长度，然后，将其垒成一个长方形的柴堆于晚饭之后点燃起来。

厨房及其所有的箱子、储备、壶和盘子都摆在俱乐部帐篷附近的杨树林中，这里经常可以看到拉尔森的身影，因为他负责从我们的邻居土尔扈特人那里采购绵羊、母牛和公牛。在这里，每天都可以看到一个面容清秀的老年妇女为诺颜蒙古族语：首领。，也就是我，高高兴兴地带来一罐牛奶。

那就是额济纳河——地球上最为美好和光荣的河流之一，它是多么勇敢地与夏日火热的沙漠抗争啊！经过令人窒息的荒凉沙地的长途行军之后，置身其凉意习习的岸边是多么惬意的事情啊！如果人们只能喝到散发着硫黄味的碱水，那么当他经过高过骆驼肚皮、而且甘甜如泉的河流时，他是难以一下子相信自己的眼睛的——我们感到似乎一下子进入了一个人间天堂。

一个有些启发意义的场景拉开了9月的最后一天的序幕——偷骆驼的罪犯要接受判决。在我们帐篷前的瑞典国旗前站着徐教授和我，在我们的身后其他人站成了一个半圆形。盗驼贼被蒙古人带来了，他显露出顺从和悔恨的神情，双手举帽，弯腰如弓。我上前讲话，徐教授做翻译。

“我们雇用你时完全信任你的诚实，期望你能够光荣地履行职责。你辜负了我们的信任，因为你将我们最好的骆驼据为己有，虽然你知道旅队一只多余的骆驼都没有。根据中国法律，你的罪行将使你受监狱之苦。的确，我们完全有权力将你送往马木交给司法当局，但我们仍要以慈悲为怀。你将再度获得自由，并由两个蒙古人将你带到南面60里外的一个森林区，你将在那里被释放，然后去你想去的地方。你将得到头几天的给养。现在就准备上路吧。”

徐教授在翻译时也添加了几句他自己的劝诫：罪犯应放弃偷骆驼的恶习，想想如何给自己的孩子做个好榜样。

罪犯心怀愧疚地磕了个头，感谢我对他的宽赦。然后他被带到南面60里外的森林中释放。然而，当蒙古人转身离开后，他在后面喊道：“看好你们的骆驼，我还会回来的。”那不过是空话，他很清楚如果那样的话，蒙古人就会毫不客气地撂倒他——不需遵守任何冗长的程序。

拉尔森、玛斯考尔、穆伦温格和几个蒙古人花了大量时间安排、检查和估算旅队的储备。尽管在呼图尔图古尔和行进途中各花去了两个月时间，我还未能亲自查看那一长排一长排的给养箱，它们像墙一样摆在营地的边缘，但却逐渐变小。我向拉尔森解释说，如果可能的话，和我一块去哈密的骆驼可以只带半数行李，我们只需带路上够用的给养即可。在有人烟的地方依靠和当地居民一样的食物可以生活得很好——比吃加工过的食品要好。然而，经过仔细检查，发现最必需的储备已开始短缺，面粉、大米和糖尤为不足，这些不足必须在出发前于马木补足。

全部给养都被解开放在草垫子上，装豆子的箱子像小山似的放在一张垫子上，鲱鱼箱放在另外一张垫子上，沙丁鱼箱、玉米牛肉、豆类、可可、茶、巧克力、牛奶、奶酥、柑橘酱、糖果放在其余的垫子上，而所有那些不能吃、而专为享乐或工作用的东西，如雪茄烟、香烟、烟草、硬脂蜡烛、石油筒、火柴及其他东西则被放在一旁。

只要这些货物堆放在露天，晚上就要在营地设立岗哨。与此同时，为了使所有货物保持新鲜，便于登记和编号，木匠们把箱子做得小了一些，最后，带有旧铁把手的新箱子被放在牲畜的背上，准备再次跨越沙海。

大家手把手地把给养储备分成了不同的部分，额济纳河的1号气象观测站至少在一年里所需要的东西被单独放在一旁，主力队伍在去往哈密的旅行中所要消耗的东西被放在另一边，第三部分货物用作在固定营地休整时使用，估算为一个月时间，第四部分货物的箱子中则装着收藏品。

与此同时，造船的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9月30日，人们邀我去“船坞”，我们英武的“蒙古公爵”拉尔森就站在这里，他威风凛凛地扛着一把斧头，自豪地向我展示着那艘用新伐的白杨树干斧凿而成的独木舟，独木舟粗糙沉重，穆伦温格跨进去以后解开了拴在木桩上的缆绳，然而，他还没驶出两米远，船就翻了，他不得不游回岸边。冯·考尔设法再试一次，结果还是掉进了水里，站在岸上观看的蒙古人和汉人都大笑起来，门托甚至笑得连腰都直不起来了。

“您真的认为我应该划着这个‘贝壳’渡过苏泊淖尔的波浪吗？”我小心翼翼地问着拉尔森，“我一点也不想自杀。”

“耐心，再耐心，我亲爱的博士。”他回答，“我们正在准备建造第二艘‘贝壳’，然后用一块甲板把它们连接起来。”

顺河而下30公里处居住着土尔扈特人的头领和王子，我们必须赢得他们的友谊和信任，原因不仅仅是因为气象站和让他们同意我们在此放牧越冬的骆驼。因此，在最初的几天里，我们就派了一名信差，带着我和徐教授的名帖，告知我们很快就要登门造访。作为回报，对方也送来了自己的名帖，并欢迎我们去他的府上做客。

下午快结束时我一般都要视察一番骆驼，晚饭后拉尔森则点燃硕大的柴堆。于是，我们在森林边缘围成一个半圆形，铺开垫子，大家或躺或坐地在上面休息。这时蒙古人的乐队——由一支笛子、一把弦乐器和一名歌唱者组成——便开始演奏他们那动人的亚细亚旋律，这也使我们觉得自己的生活充满了伟大的意义。天气越凉，人们就越喜欢篝火，烈焰飞腾的柴堆周围成了大家聚会的场所，除了进行观测和接收瑙恩时间信号的人以外，所有的人都聚集到这里来了。从现在起，在这里的篝火旁，我与徐教授和移动“城”的其他成员举行会议，同时，第二天要执行的命令也从这里发出。

胡莫博士和哈斯伦德为他们那支准备前往嘎顺淖尔和苏泊淖尔的小旅队置办装备，他们将成为第一批到达那个渴望已久的湖泊的人，旅队考虑在那里建立第一座气象站。他们着急的原因是，胡莫博士要赶在第一场夜霜落降前去那里收集植物和昆虫标本。他们要带4匹骆驼，还有租自土尔扈特人的两匹马，带驼人是塞拉特。拉尔森极不情愿将骆驼用在短途旅行上，他不会将前往哈密的上等骆驼交给胡莫他们，他们只得到了留在这里过冬的骆驼，它们大部分出自安德鲁斯的驼队。这些虽都是好骆驼，但却都已稍显羸弱，急需休息和放牧。

下午时辰一到，小旅队就整装待发，塞拉特带着4匹驮着行李的骆驼出发了。而旅队年轻的医生和丹麦朋友则忙着与大家告别，生活的快乐使他们红光满面，青春洋溢，这使人打心底里高兴。他们飞身上马，骑着土尔扈特小马轻快地消失在森林之中，身后卷起一路烟尘。他们的鞍子上绑着武器、望远镜、摄影器材、皮包和雨衣，所有这些东西在一起叮当作响，俨然一幅出征的景象。

次日，拉尔森将“船”准备妥当，那“船”由两只独木舟组成，两条粗粗的横木将它们固定在一起。两根横木之上是甲板，这些木板是做驮箱时省出来的，因为驮箱做得比以前要小。我登上“船”并邀请徐教授共同参加首航，乘员还有赤着脚、手握撑竿的冯·考尔和高姆博。他们撑船离岸，很快就进入中游，不久大家就搁浅在一段隐蔽的沙地上，船员们跳下船将其推入水中，现在只有左岸的河水较深，离营地不远处深深的河道又流向了右岸。

突然船又再次搁浅，这次是在河床的中心，一些蒙古人一直在岸上跟着我们，这时他们趟过水来想上船，门托走向我坐着的船首，在岸边他就陷入了深不见底的水中，跟其他蒙古人一样，他也不会游泳，于是他们紧紧附着在一个独木舟的舟体上，本来就因负载而已经沉重不堪的独木舟被拖进水中灌了许多水，好在最后一刻他们跳上了陆地。经过这次水中之旅以后，他们的脚比以前稍干净了一些。

那之后，冯·考尔和我只用一只舵单独试航，不久航行越来越顺利，但结果却是这只船被弃置不用了。对这条浅浅的河水而言，这条船显得太沉重了，而且在开阔的湖面上也很危险，因为一旦遇上风暴，水浪很快就会将独木舟灌满，因此，必须找一条更为特别的船。要是有一条我在西藏使用过的英式可折叠船就好了。经过激烈地讨论，造船专家冯·考尔很快给我看了新船的设计图纸。新船由木条制成，上覆帐篷帆布或旅队俱乐部帐篷的天篷布。但当进行试验时，才知道这两种材料都不防水，于是想到用羊皮取而代之，与此同时，拉尔森也将渡船拖到了“船坞”附近的陆地上，目的是让它彻底干透——它对加固营地也许还真的有用，现在则要将它放置一段时间。

10月4日，考古学家黄文弼要出发到嘎顺淖尔以及该湖的南部地区进行一次考察。根据西汉的历史记载，固原老城据说就在那里。这次考察估计要持续25天，他带了5匹骆驼、必需的一些给养和随从。

与此同时，我派蒙古人萨兰·高里尔去波罗桑旗寻找马特，他带着16匹需要休整的骆驼留在后面的36号营地，高里尔要去给他带路。马特保住了骆驼和行李，还找到了一匹失踪的骆驼，只有两匹骆驼死于途中。

10月5日，赫姆波尔和齐莫曼出发沿着河流向东北方向作一次短途旅行，我们听说在河的左岸有泥房子，起初为汉族商人所建，现为土尔扈特人的王子所有，这种房子也许适合作1号气象站的物资仓库。如果是这样，1号气象站就要移到那里。我曾经向徐教授建议应该把收藏品留在1号气象站的营地中，等着后面的骆驼将其运到归化城去——这样就可避免前往哈密的骆驼作出牺牲。徐教授完全同意我的建议，收藏品留在后面由1号气象站的负责人照管。然而，那座泥房子并不合用，因此，为了给1号气象站寻找一处更好的地点，有必要向湖泊远处进行一次新的短途旅行。

晚上我去看望住在大帐篷中的中国学生——4个人都在工作。他们勤奋好学，愉快而友好，学生李和刘相当出色，学生马却有一件憾事，因为他被挑选出来留在1号气象站。留下来的欧洲人心情也和他一样，所有人都想与其他人一起旅行到终点，没人愿意失去宝贵的探险机会。假如满足他们的愿望，那么我们就只能建一个气象站，那就是考察的终点和田河气象站，但学生马是一个通情达理的年轻人，他说服自己接受了这一安排。

由于有了这么多的经验，霍德博士也在后悔没有在包头也建一座气象站，而这本来也是我们的意愿，只是后来放弃了。不管是从科学的角度看还是从实际的角度看，在包头建一座气象站都实属必要，因此，我们决定征得徐教授的同意后重新执行旧计划，委托学生隋在包头建立一座气象站，于是他将从这里返回北京与我们的委员会和中央气象站取得联系，并于3月1日前往包头进行气象观测。当我告知他这一决定时，他非常平静地接受了，陪他上路的是洗衣工和一名厨子——这两个人现在已完全可以不用了。另外，两名游手好闲的蒙古人被我们解雇后也随他一同走了。

不知不觉间秋意渐浓，森林呈现出越来越重的黄色，草木开始凋零，10月7日的前一晚降了第一场霜，在地面1.6米的高度温度已降到零下1摄氏度。与此同时，就在前一天，我们还经历了一次20.9摄氏度的天气，10月7日早晨7点，河水的温度为7.6摄氏度。洗脸盆的水中也漂着一层薄冰，人们感觉到夜间的丝丝寒意好像还留在地面和空中，于是大家都感到围在火舌飞舞的炭火盆旁是一件很惬意的事情了。